中国人所称的圣人是谁:[原]周恩来一生四次痛哭！（下）

周恩来一生四次痛哭！（下）
第三次痛哭：1946年10月28日，判终破裂，内战爆发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四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第四次痛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与陈云一同反冒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恩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作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写检查的稿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玷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沁出，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息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走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紧蹙，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的同志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着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簌簌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传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发现癌症、战友看望、谈现在未来，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