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侏罗纪公园2超清:国民性思考之四：谈谈国人继承的劣质遗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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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思考之四：谈谈国人继承的劣质遗产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5月29日 10:00:35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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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耕文明时代，家庭和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经济核算单位，也是消费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被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家庭关系占五分之三。古代中国人道德的核心是忠孝。忠是对皇上而言，孝则针对家庭。一个人的最高志向，常常是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家庭和家族之内，互相关爱，互相照顾，同进同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不能离开家庭和家族这个团体，否则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一个人被家族除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仅死后不能入祖坟，更意味着他从此不再享受家族的保护和照顾。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在受到外族、外人欺负的时候，这个损失的严重性尤其突出。家庭关系之外，是朋友关系。这个概念非常宽泛，实际上是家庭与家庭间的关系，有许多具有姻亲关系，没有姻亲关系的则结成干亲关系，或结拜弟兄之类。这是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延伸，映射出部落联盟的影子。于是社会形成了一个个圈子，或曰利益共同体。这一个个圈子全都具有排他性，相互之间是竞争的关系，冷战热战不断。所以，中国人对非亲非故的外人，态度一般是冷漠的。如果发生争执，发生不愉快，最后戏剧性地发现双方原来是同一个圈子里的，就会哈哈大笑，说：“大水冲了龙皇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于是拱手作揖，一笑泯恩仇。这样的社会结构必定是松散的，没有外来入侵，没有到大家的利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可能产生凝聚力，所以总被人称为一盘散沙。
有学者说，中国人没有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他将中国和外国比，说古希腊人很重视社会责任，有种种教育的方式，包括一些仪式，如成年礼就是一种把社会责任加在他头上的仪式。为什么希腊会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东西出现，我猜想，可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有关。那里土地贫瘠，又是山地，人们分成了一堆一堆，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一统。为了安全，人们结成了一个个城邦，城邦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那里的居民都必须对共同体的利益负责（如同我们对家庭和家族负责），于是就形成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后来城邦消失了，国家扩大了，但精神的稳定性导致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保留了下来。古代欧洲的野蛮民族的利益共同体是部落，他们对内实行普世之爱，对外实行残酷的抢掠。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对群体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征服了罗马之后，与希腊古文化结合，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类型的利益共同体，与中国在相对比较封闭的、大一统的农业文明中产生的家庭利益共同体是很不同的。他们也重视家庭，也重视社会，把社会看作家庭的延伸，在对家庭负责的同时，也对社会负有一份责任。
中国人除了对家庭负责外，还要向皇帝负责，对国家负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但国家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皇帝被描绘成全民族共同的家长，人民叫做“子民”，清朝叫奴才，他任用的官员被说成是百姓的父母官，但是，这种教育并没有改变皇家与全国千千万万家庭之间的竞争关系，它们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依靠皇帝的家庭家族富贵，以提高自己家庭的地位，但他们内心的竞争意识并未完全死去。他们总说“某家的天下”，一有条件就谋划着取而代之，也乐意看到它被其他民族所取代。清朝大军占领南京南明小朝廷之后，“豫王往南门报恩寺拈香，男女观者如堵，甚有挤死者”。无名氏所撰《江南闻见录》如此记载。他们是如此热切地争相一睹征服者的风采，根本不同情明朝被推翻。国家是朱家的，我为什么要爱它？也有人忠君，那是不忠要杀头，忠了可以富贵，要不就是愚忠。更多的官员关心的是在新朝的位置。“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数处。”“文武官员及乡保、方长等，送币帛、牲醴、米面、熟食、茶叶、糖果、烟酒等物于营，陆绎塞道，举国若狂。”这种情况使人伤感地想起柏林墙被推倒时的情形。有网友说得好，当人民没有被当成国家的主人的时候，不能指望他们能真心爱国。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思考。人民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社会观念，只有家庭观念和家族观念，社会就很不健康，很脆弱了。这偏偏是当今的中国人从祖宗那里继承的一份不怎么好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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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中国人没有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他将中国和外国比，说古希腊人很重视社会责任，有种种教育的方式，包括一些仪式，如成年礼就是一种把社会责任加在他头上的仪式。为什么希腊会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东西出现，我猜想，可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有关。那里土地贫瘠，又是山地，人们分成了一堆一堆，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一统。为了安全，人们结成了一个个城邦，城邦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那里的居民都必须对共同体的利益负责（如同我们对家庭和家族负责），于是就形成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后来城邦消失了，国家扩大了，但精神的稳定性导致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保留了下来。古代欧洲的野蛮民族的利益共同体是部落，他们对内实行普世之爱，对外实行残酷的抢掠。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对群体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征服了罗马之后，与希腊古文化结合，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类型的利益共同体，与中国在相对比较封闭的、大一统的农业文明中产生的家庭利益共同体是很不同的。他们也重视家庭，也重视社会，把社会看作家庭的延伸，在对家庭负责的同时，也对社会负有一份责任。
中国人除了对家庭负责外，还要向皇帝负责，对国家负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但国家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皇帝被描绘成全民族共同的家长，人民叫做“子民”，清朝叫奴才，他任用的官员被说成是百姓的父母官，但是，这种教育并没有改变皇家与全国千千万万家庭之间的竞争关系，它们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依靠皇帝的家庭家族富贵，以提高自己家庭的地位，但他们内心的竞争意识并未完全死去。他们总说“某家的天下”，一有条件就谋划着取而代之，也乐意看到它被其他民族所取代。清朝大军占领南京南明小朝廷之后，“豫王往南门报恩寺拈香，男女观者如堵，甚有挤死者”。无名氏所撰《江南闻见录》如此记载。他们是如此热切地争相一睹征服者的风采，根本不同情明朝被推翻。国家是朱家的，我为什么要爱它？也有人忠君，那是不忠要杀头，忠了可以富贵，要不就是愚忠。更多的官员关心的是在新朝的位置。“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数处。”“文武官员及乡保、方长等，送币帛、牲醴、米面、熟食、茶叶、糖果、烟酒等物于营，陆绎塞道，举国若狂。”这种情况使人伤感地想起柏林墙被推倒时的情形。有网友说得好，当人民没有被当成国家的主人的时候，不能指望他们能真心爱国。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思考。人民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社会观念，只有家庭观念和家族观念，社会就很不健康，很脆弱了。这偏偏是当今的中国人从祖宗那里继承的一份不怎么好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