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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董全瑞（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石家庄，050061）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包括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理论及其转化形态的利息和地租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对未来社会分配的预测等，这些理论构成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在梳理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当代价值的五个方面，以便为尽快扭转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内容梳理  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目前任何一种分配理论都不能够涵盖和代替得了的，也不是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所能简化和通约的。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包括工资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转化形态的利息和地租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对未来社会分配的预测等，这些理论构成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在梳理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当代价值，以便为尽快扭转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提供理论参照。

一、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在扬弃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在批判斯密教条和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上来拓展收入分配理论的。在马克思看来，收入的决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样的自然状态分布的，而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所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就分为生产决定分配和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两个层面。

（一）生产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

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它在整个经济关系体系中起着决定作用。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又是由生产在人类全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①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是这种分配的结果。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就分配的对象来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构成了分配的客观对象，它决定了分配的内容。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②

（二）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产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生产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一原理。“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①工资以雇用劳动为前提，总是要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工人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的说来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②“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分配。”③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还表明，分配关系要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要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样，都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④

二、雇用劳动关系下的工资决定过程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

（一）劳动力价值的内涵

对工资决定过程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出发点，而马克思的工资决定理论依赖于对劳动力价值概念的理解。“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⑤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所谓必不可少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

和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也就需要新的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劳动力的价值还包括教育或训练的费用。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这种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马克思把劳动力的价值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价值来解决工资问题是古典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密认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①  这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然而，生活费一词具有多重含义，社会最低必需不可避免地随社会的不同而变化。生活费是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是一种最低必需，必须保证个人和家庭足以恢复自身，因此相应地随习俗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进步经济中，“最低必需”具有长期提高的趋势。李嘉图认为，劳动有其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在增减不变的情况下让劳动者继续生存并维持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有如下特征：一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价格。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一直有上涨的倾向。三是劳动的市场价格（供求均衡决定的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境况就相当困难；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才处于幸福状态。②

（二）工资和剩余价值具有内在的对抗性质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W=C+V+M，其中C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由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故称不变资本；V是工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也叫可变资本；M是归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总收入是总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后的剩余部分，即总收入=V+M，此公式表明V和M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对资本家来说，工资是其预付的可变资本。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它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可见，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

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分配服从资本的利益，以积累为核心和结果。“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③ 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份额上会产生严重的矛盾。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分析了工资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在那里，马克思特别关心“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① 这种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三）资本有机构成及其互动关系会对工资产生双重影响

资本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马克思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②  然后，马克思作了两种不同的假设来考察积累对工资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工资有利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构成不变的假设表明，资本家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这表明，资本积累并不排除通过对工资产生的向上压力而让劳动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这一事实。资本的剥削和统治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工人在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以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使工人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这种工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用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用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③

第二种情况，假设资本构成变化的情况下，积累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减少。一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④ 之后，我们来看工资决定问题。资本构成的变化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的相对减少。反映在资本技术构成上的变化，就是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的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构成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的杠杆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为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增殖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①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常见的有以下三种形式：

流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在现代工业中，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规模上再被吸引。总的来说，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

潜在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占领农业之后，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非农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到。

停滞的形式。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就业极不规则，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

三、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运动的后果

（一）贫困和财富积累的两极

由资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在分配上的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②

（二）剥夺剥夺者和重建个人所有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②对个人所有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有人认为是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从马克思的逻辑中只能把个人所有制解释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思想的。

四、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当代价值

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们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给予了极大的人文关怀。斯密以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赞同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劳动工资，这一传统得到了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面对强资本弱劳工的收入分配关系，重温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承认劳资矛盾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劳资矛盾突出，关系不和谐现象比比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剩余的资本家占有和由它引起的经济过程的扭曲一直是获得利润者除外的所有人的净损失，因此只有使私人利润社会化才能使人民获得净收益。比其他经济学家的超常之处在于，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看作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①的条件。

现在看来，无论什么样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劳资矛盾总是存在的，并且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这些不公平现象在我国目前的企业中都有所表现。劳资矛盾是工资与剩余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反应，这一矛盾是社会公平的焦点，如果不是主动地去解决就是被动地解决，而被动解决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解决这一矛盾做出了巨大努力。如建立工会组织、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劳动时间立法等。因此，试图掩盖或者模糊这一矛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去寻找解决方法的策略。对于国家来说，建立人人受益的投资环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投资环境是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决定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扩大规模的各种机会和鼓励措施等一系列因素。与这一定义相比，我国各级政府都对投资环境做了片面的理解和行动，即仅仅把投资环境理解为吸收外国资本投资的环境，并不包括劳动投资环境的改善，有些地方为了吸收外资不惜以劳动者投资环境的恶化为条件。因此，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对企业有利也要对工人有利，而且应有利于整个社会，能够改善社会整体性的产出。这意味着部分成本和风险要适当地由企业来承担。我国目前不平等的状况和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表明，改善劳动投资环境比改善资本投资环境更紧迫。劳动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使充分就业，劳动者实现体面的劳动，并保障安全就业，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有可持续投资，等等。

（二）劳动力价值对我国目前劳动工资的确定具有实践意义

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确立，竞争的态势迫使各种经济体加大和加快资本积累，其中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② 这是造成劳动工资水平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包容性增长，一个具体而切实的步骤就是给劳动者以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上体面而尊严的生活。当劳动力有了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时，就能够更多地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

目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为劳动者包括部分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收入大大低于其生存工资的水平。改革以来，国家把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是劳动者收入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外资外贸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企业效率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比较优势原理演化为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并使之上升为国家的长期对外开放战略，靠着这种战略，发展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的大国。这种“衬衫换飞机”式的战略在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使工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工人的工资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费用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工资、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这对于一个长期坚持按劳分配或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国家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这却是事实。目前，主张继续坚持给劳动者低工资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怕这种优势丧失、怕外国产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回到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我们就会找到既能提高劳动工资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

现行的工资理论和政策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之上的，并不包括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这是我国目前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马歇尔纠正了经济学家把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看成是同质要素的错误。他认为，这两类要素不能适用同样的原则。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资料的买卖不同的。工资有等于劳动边际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决定的，也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支配需求和供给的一系列因素来决定的。① 所以，要改善劳动工资理论。把历史和道德因素纳入劳动工资范围之内，也包括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以及教育或训练的费用。

（三）要关注收入分化对工人阶级命运产生的不利影响

 收入分化对工人阶级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经济、道德等方面。这是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在我国由于资本的积累能够迅速扩张GDP，因而得到各级政府的庇护，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与马克思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惊人相似之处。这对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命运产生了不利影响，出现了贫困和身份的代际传递。“富二代”本身无可厚非，但“穷二代”乃至“穷三代”被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时，社会流动性的缺乏导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倒是可担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流动性具有以下特点：1980年代的市场改革以来，直到19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到了19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总的流动率虽然比以前高，但是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比率降低，机会减少，这使社会结构出现了定型化倾向。阶层结构的定型化倾向给下层向上流动带来了更多的阻力，广大人民群众获取财富机会的减少，现有的财富就会表现为一种垄断，出身与等级制度的结合只能是那些高居金字塔顶端少数人获益。

（四）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计，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至今还未敲响，并不是马克思的逻辑不正确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是他们把马克思的结论当作警钟在分配上做出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调整。国家强制实施了包括高额累进所得税、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等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和弱势群体的法案和政策，使收入分配差距限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比我国大，有些国家还比我国小。美国劳动份额从1870年的50%上升到2009年的71.6%；同期，资产和业主份额由50%下降到28.4%。其他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也都在50%以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劳动报酬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按劳分配并没有占主体地位。这对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对此掉以轻心或者口惠而实不至，轻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引起社会动乱。一个社会如果不认真解决目前的分配问题，就必须准备解决更为复杂的分配问题。所以，从国家的和谐稳定计要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五）要培育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提高低收入者的经济价值

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相应地占有重要地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摆脱奴隶般分工的重要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培育个人发达的生产力。而培育生产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教育，特别是对低端劳动力的教育。教育事实上既具有收入效应，又具有价格效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人们的收入会增加，并且当他们的收入上升时，作为价格效应影响的结果，他们的时间价值也会上升。但这一良性互动并不是自然实现的，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做支撑。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远远不是使机会均等，却很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出身不同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受教育的权利就出现了分野。出身在有权或有钱家庭的孩子可以上公办或贵族幼儿园，那些出身不利家庭的孩子只能上高价或上不起幼儿园。这种差距从幼儿园开始一直传递到小学、中学、大学，使得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的一致性越来越强。

教育的这种现状对教育公平的底线提出了严峻挑战。教育体系的设计都应当设计得有助于填平阶级之间的鸿沟。在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相关措施方面经济学家的意见常常不一致，而对于教育这一措施经济学家的见解倒是完全一致的。萨缪尔森把教育与社会公平联系起来指出教育的重要作用：“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里是破坏古老的特权秩序的社会主义”。①要减少家庭经济力量对接受教育的影响。教育经费要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在同一城市和县域范围内，教育资源向薄弱学校倾斜。政府要承担起对3—5岁幼儿教育免费的责任，使家庭出身不利的孩子都能进入幼儿园。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斯密，199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马歇尔，2005：《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壁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董全瑞，河北省委党校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2001年以来，在《求是》（2篇）、《经济学家》（4篇）、《财经科学》（3篇）、《当代财经》（2篇）、《江苏社会科学》（3篇）、《江汉论坛》（3篇）、《中州学刊》（3篇）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4篇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一些内容和观点被博士、硕士论文引用。

著有《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论》、《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等书。

通讯地址及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邮编：050061

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征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99页。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8——999页。

② 同上书，第99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④《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9页。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2页。

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2页。

②同上书，第672页。

③《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3—681页。

④ 同上书，第682页。

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8—701页。

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7—708页。

②同上书，第831——83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页。

①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壁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4页。

①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