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中生 ed2k:李良荣：论中国报纸的两种写作风格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纸明显地分为三个系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报纸，包括一大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报纸，像《晋绥日报》《东北日报》《大众日报》等等，公开声明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称为革命报纸（下同）。

　　抗战时期在上海租界、香港以及国统区开始创办的一批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民主的报纸，像香港的《生活日报》、《华商报》，上海的《文汇报》、《联合晚报》，南京的《新民报》以及重庆的《民主报》，等等。它们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或由共产党暗中领导，先后遭到日伪，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但多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我们称为进步报纸（下同）。

　　以汪伪《中华日报》，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抗日胜利后改为《和平日报》）为代表的反动报纸。

　　这三种报纸，由于报纸性质、办报性质、办报方针、读者对象以及办报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在评论、新闻的写作风格上各不相同。

　　本文着重论述革命报纸、进步报纸的写作特点，对反动报纸的写作略作说明。

　　革命报纸上的评论、新闻写作风格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共产党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它和以往的报纸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一、公开宣布革命报纸为党的机关报，担负着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的任务，代表一级党委、政权机关对该地区人民的思想、工作、生产乃至生活进行指导。不象近代史上有些报纸虽则是党的机关报却打着民间的招牌。

　　第二、除重庆《新华日报》外，各报都以农村、部队中一切有文化的人为基本读者，而以往的报纸无不在城市里发行。

　　第三、报纸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创办，处在战争岁月里，报纸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大任务。

　　这一切，使得革命报纸逐渐形成了评论、新闻写作的基本特征：观点倾向鲜明、格调严肃庄重、语言通俗易懂。

　　甲、评论写作

　　革命报纸的评论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高屋建瓴，精辟入微，尖锐泼辣，处处显示出了掌握自己历史命运、把握着历史主动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貌，写作风格有鲜明的独具特色。

　　其表现首先为，体现在评论中的理论是彻底的，观点始终如一，目标坚定不移，消除了过去资产阶级报纸上评论――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观点往往自相矛盾，立场摇摆不定的顽症。

　　其次，报纸的评论能够敏锐地抓住时局的中心问题，人民迫切要求解答的确关键问题，工作中标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加以透彻分析，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评论有强大的战斗力。1941年，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獗一时、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解放日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1941年5月8日）的社论。社论通过对世界形势三大特点的分析，在德日法西斯军队节节胜利的表面现象中，揭示了中国人民必胜、敌人必败的前途，鼓舞了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1946年中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声称六个月内解决共产党，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分析蒋介石集团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向人民宣告蒋军必败、人民必胜。

　　再次，评论善于驾驭事实，分析事实，材料和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烈的党性和高度的客观统一在一起，因强烈的觉性和高度民主的客观统一在一起，有很强的说服力。1943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恶浪，污蔑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游而不击”、“新式军阀”。《解放日报》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3年8月25日），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装备、供应、外援和抗击日伪军的数量、投敌数目作一系列对比，证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已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这有力驳斥了对共产党的诽谤，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结论。革命报纸善于从事物的联系中分析事实，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社论），从国际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国民党内政外交的改变以及他们的如意算盘。《总动员与总崩溃》（1947年7月6日新华社评论），从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来分析蒋介石进行“戡乱总动员”的实质，生动地展示蒋介石已像输得双眼发红的赌棍一样，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总动员正是总崩溃的开始。这样分析，站得高，看得远。

　　评论还善于从群众实际的认识水平、接受水平出发，从当时群众的共识出发。革命报纸的评论（这里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但在具体写作时，除了对党的工作所作指导外，立论的依据一是来自事实，二是来自孔孟之说，孙中山、罗斯福（当时美国总统）的言论，并加以正确的发挥。因为这些人当时可以被大家共同接受，他们的言论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很少直接引用马列经典著作中原话，因为当时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人们不易一下子接受。《新华日报》社论《我们的一点意见》（1943年10月8日）是论述言论自由的。文章一开始就引述罗斯福的话：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以此为依据，论述言论自由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抨击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论《质中共》，蛮横地要求共产党不要讲人民的武力，还手大讲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新华日报》立即发表《与大众报论国是》的社论（1945年11月21日），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劝大公报与孙中山先生一辩。”因为孙中山主张“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共产党不过实践孙中山的主张。驳得《大公报》哑口无言。社论引孙中山的话才一百来字，却比千言万语的论证有力得多。

　　最后，评论的文风是很值得称道的。严密的论证和新鲜活泼的文风达到和谐的统一。评论常常巧妙地借用古今中外人们熟悉的典故。《国民党真愿为秦桧耶？》（1943年8月29日《解放日报》社论）用宋朝公开投敌的刘豫和充当内歼的秦桧的故事，提醒人民主意国民党反动派充当内歼。《新筹安会》（1947年4月22日新华社社论），把1947年4月的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比作袁世凯1915年拼凑筹安会，预示蒋介石统治的寿命不长了。大量形象的比喻，增加了评论的艺术魅力。《破车不能再开》（1947年6月5日新华社社论），把国民党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比喻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把会议通过的和平建议喻为“烂鼻子美人”；把大公报社论《政府要坚定信心》（1947年6月25日），所表达的惊慌失措的调子喻为“家臣失态”（1947年7月5日新华社时评《家臣失态》）；把美国国务卿魏德迈1947年8月的声明称为“美蒋双方在上海大世界陆奇奇张喜喜的双簧戏”（1947年8月30日新华社评论《美蒋双簧》）；把常败将军陈诚喻为京剧《打渔杀家》中好吹牛皮的教师爷（1948年2月14日新华社评论《教师爷滚蛋》）。评论根据内容不同，笔调多样，嬉笑怒骂，波澜起伏。有义正辞严的痛斥，有逻辑严密的论证，有侃侃而谈的分析，有无情的嘲笑，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乙、消息的写作

　　除《新华日报》外，革命报纸上的消息内容主要是军事、农业生产和党政工作。作为机关报，新闻强调了指导性。这就形成了革命报纸上消息写作的一些特点。

　　1.鲜明的倾向性。赞成或反对，喜欢或厌恶，从标题到具体叙述，态度鲜明，一目了然。记者在写作新闻时，必然公开地站到一定的立场上，这是当时强调的一条党性原则。

　　2.追求消息的思想性。新闻要起指导作用，“指导”不能光用事实，主要用思想观点。这样，新闻就不是仅仅客观地叙述事实，而必须把观察事实中所用的观点体现出来。思想性成为新闻的灵魂。由于追求思想性的需要，消息不但要写“是什么”，而且强调要写“为什么”；不但要平实地叙述事实，而且强调了用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观点。

　　3.综合性消息特别多。当时在国统区报纸上，消息的写法是采用“一事一报”的形式，一条消息仅一、两句话。一个新闻事件，如果由几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发一条消息；一个事件如果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一条消息。编辑仅仅把它们归归类，不作综合，一条一条地排列出来。而且，同一事件，一家报纸可以收到各个通讯社（国内、国外）、报社的消息稿，编辑仅仅把它们归结在一起，加一个标题，不作综合，一条一条地排列出来。这样，在一个标题下，每一条消息有几条、十几条乃至几十条独立成篇的消息组成。读者必须在读完全部消息后自己加以综合才能明白全部内容。文化水平高的读者尚可胜任，文化水平低的读者就很吃力。而当时革命报纸的主要读者在农村、部队，文化水平普通很低。大量运用综合性消息，正是为了适应革命报纸的读者需要。革命报纸大量地报道工作经验、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等非突发性事件，时间跨度大，得用综合性消息适应了革命报纸所面临的新情况，是对中国消息结构的重大改革，是新闻写作的一大进步。这种结构方法，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消息还在沿用。

　　4.夹叙夹议的消息比较多，不少消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所写的新闻《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全部被我包围击溃》（1948年10月27日）、《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前一条消息在叙述完蒋军五个军被歼经过后，发表一段评论，揭示了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的事业的灭亡。”后一条消息有一半篇幅分析南阳解放对整个解放战争的意义，揭示了我军必胜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报纸上的消息一般都比较长，都在五百字以上，一千字左右的常见。主要是因为综合性消息常常要概括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情况；过去报上的消息一般只写“是什么”，很少写“为什么”，而革命报纸既要写“是什么”，还要着笔写“为什么”，再加上作者的评论，势必使消息长起来。

　　丙、通讯的写作

　　突出人物，是革命报纸通讯的一个特点，是通讯写作的重大进步。过去的报纸以及当时国统区的报纸上的通讯大多数是记述事件，专门的人物通讯很少，记述事件时也多是见事不见人。

　　革命报纸不但在以记事为主的通讯中出现人物，而且有着重写人的人物通讯，主要是报道先进人物。这直接服从宣传的需要——树立榜样，推广先进。最早出现的人物通讯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和《人们在谈论赵占魁》（同上，1943年9月7日）。见报后，整个边区开展学习活动，对大生产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经验很快推广到根据地其他报纸上，先进人物通讯在整个通讯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从写作形式上看，革命报纸上的通讯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形成故事式的通讯写作。它集中叙述一个新闻事件，有头有尾有情节有人物活动，在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边县人物的崇高品质。这种通讯写法同样和解放区报纸所处的环境有关。因为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村的有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作品大多数有完整的情节即使是诗歌也如此。故事式通讯还便于突出地写人物。因为故事总和人物连在一起，没有人物就没有情节，构不成故事。因此，这种故事式通讯既适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又便于在群众中流传，达到宣传的目的。《冀中宋庄之战》（1943年4月9日《解放日报》），记述冀中反扫荡中的一次艰苦战斗，从开始写到结束，一场战斗接一场战斗，高潮迭起。在情节展开中，着重写一位副连长和一位班长在战斗中的表现，从他俩的形象中，反映指战员的英勇机智。即使比较短小的通讯，像《桌上的表》（《晋锊日报》1948年4月19日），《西瓜兄弟》（新华社中原1947年10月15日）都是七、八百字，截取战斗中的两个小插曲，也都是有头有尾有情节有人物。在人物通讯中，也竭力在先进人物的事迹中选取带故事情节的来表现人物。像周而复写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选取白求恩十几则小故事组成，反映出白求恩各方面的优秀品质。

　　这种故事式通讯大量地用来反映革命战争。因为战斗容易产生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进步报纸上的评论、新闻写作风格

　　进步报纸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有的还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但它们是以报人办的报纸公开面世的，不是机关报，又兼读者对象不同，所处的历史条件也不同。在国统区内，蒋介石政权严厉地控制言论自由，千方百计地想控制进步报纸。在这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中，进步报纸施展巧妙的斗争艺术，形成自己独特的评论、新闻的写作风格：观点含蓄隐晦，形式活泼多样，文字轻巧。

　　甲、评论的写作

　　进步报纸既然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那就不可能像公开的政党报以政治背景引人注视。像国民党御用的《中央日报》其社论尽管蛮不讲理，但它反映了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动向，因此人们尽管讨厌它，但也不能不去读它，还得用心琢磨一下“它又想玩什么花招”。进步报纸不能以此吸引人，全靠报纸评论自身的力量——评论的论题能否抓住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它的逻辑能否说服人。由于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压制，而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又不便直抒己见。在这样情况下，进步报纸的评论走了一条“以小见大，以分析见长”的共同道路。

　　评论抓住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题目具体而微。1947年上半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物价狂涨。新华社发表了两篇评论《蒋管区今年第一个经济风暴》（1947年1月24日）和《蒋介石的经济危机深刻化》（1947年5月7日），从总体上来分析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反人民的内战，经济危机必然加速蒋介石政权的覆灭，任何办法都无法挽救。上海的《文汇报》就经济危机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却从一个一个的人人都关心的具体问题谈起。物价上涨，使私立学校难以维持，要涨学费；而学生的家庭已前欠后空，再涨学费，难以应付，双方僵持不下，社会上议论纷纷。作者抓住这个矛盾写了《从学费问题谈起》的社论（2月4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既不在学校无理，也不在家长的蛮横，而在于内战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制止反人民的内战。《黄金狂潮》（2月12日）从黄金价格狂涨、市场竞相抢购黄金谈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已崩溃，决非头痛医头办法能治好，只有结束内战才是根本之法。《物价与工资》（5月8日），从来价每担超过25万元谈起，说明内战正吞噬千百万人的生命。一个个具体问题都直接涉及人民切身利益，而矛头都指向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与新华社的评论特殊同归。这很形象说明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在两条战线上向国民党发动攻击。在评论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进步报纸一般也不从整体上着眼，往往选择一个角度，抓住一点来剖析。1946年11月美蒋签订的商务协定。《新华社记者评顾维钧关于美蒋商约的演说》一文（1946年11月6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协定出卖中国的主权，赤裸裸地暴露出国民党政府卖国贼、洋奴才的真面目。而《华商报》评中美商约的社论《狼与羊的“互惠平等”》，抓住条约中多处写明的颇为迷惑人的“平等”两字做文章，分析字面上的平等怎样掩盖实际上的不平等，指出互惠平等不过是门面上颇为好看的卖身契约。题目具体，但抓住要害，得出和新华社评论同样的结论。

　　以小见大，把具体事情上升到原则问题，这当中就有一个分析过程，说得不好，就可能牵强附会，甚至强词夺理，不但不能说服人，反而令人厌恶。有些进步报纸的社论在这一点上确有独到的功夫。上海《文汇报》社论《反对扼杀文化的外汇政策》（1947年2月5日），评论蒋介石政府的外汇政策。政府声称为节约外汇，严格控制外汇的使用。评论从报纸这一具体问题谈起。当时印报的新闻纸要从国外进口。官办的报纸可以申请外汇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纸张，扩大报纸销路；民间报纸就申请不到这种好处，不得不花高价买黑市纸，报费随之涨价；报费一涨，销路大跌。因此，政府尽管口头上高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外汇政策无异于釜底抽薪，使民间报纸破产。评论由此得出结果，政府的外汇政策是用来迫害民间舆论、抑制思想学术自由的工具。这就把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意义重大的政治问题来认识，令人折服。

　　进步报纸的评论还善于从各自特定的读者出发，抓住各自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从各自读者的思想水平、阅读习惯出发来写评论，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报风，没有给人百报一面、千篇一调之感。例如，《民主报》是民主同盟机关报，评论一般都针对政治问题而发，语气激昂；《文汇报》的读者多为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评论侧重于文化教育上问题，长于分析，见解精辟，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上海《联合晚报》的主要读者是下层市民，它的评论往往从社会新闻上着眼，借题发挥。像社论《示众》（1946年9月15日），评论当局把小偷提起来游街示众这件事。作者认为小偷虽可恨，但不少人被生活所逼，尚可同情；可恶的是窃国大盗，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改变“盗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现象。《赌》（1946年9月13日），评论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话，他说跑马场不算大赌，开下去无妨。作者以此议论，跑马场是有钱人天地，与小民无关。而许多搞政治的人在进行政治赌博，与民生死攸关，这才值得注意。这种评论适合下层市民的心理。

　　乙、消息写作

　　由于当时进步报纸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特别善于用事实说话。记者编辑借用春秋笔法，在表面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中，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观点。

　　例一、《文汇报》1947年2月21日消息

　　防止妓女思想不良　编乐观歌教她们唱

　　本报天津廿日电：石家庄来人谈，石门市党部近为防止妓女思想不良，将全市妓女编队训练，并编制大批歌曲，如探五更，四季相思等，党部人员对外称：编几个歌教她们唱唱，免得研究唯物史观云云。

　　这条消息的结尾，画龙点睛，嘲弄了国民党当局草木皆兵的恐惧心理。

　　例二、《文汇报》1947年4月8日消息

　　胜利以来神经病多 卫生院义务解答

　　本报南京七日专电：胜利以来，患精神病及轻微心理病者日多。中央卫生院以该项病症影响社会秩序及个人之工作能力，与生活幸福甚巨，特由法院心理卫生室义务解答有关此项病症之咨询，……。

　　精神病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新闻意味深长地点明“胜利以来”。抗日胜利了，理当心情愉快，病情减轻，为什么“精神病”反而增加了？这里有弦外之音，读者自己会去找答案。

　　例三、《新民晚报》1947年2月24日消息

　　鲁中共军攻陷博山

　　本报南京今日专电：官方今日宣称：鲁中博山国军已转移新阵地，但此举决不至影响政府恢复交通之决心。

　　“转移新阵地”，是积极主动的行动，是国民党官方为掩盖其败绩常用的遁词。《新民晚报》在这里用“共军攻陷博山”作标题，一下子道出事实真相。

　　《文汇报》在1947年5月5日刊登中央社太原三日电，称“阳泉镇二日被共军侵陷”，然而该报却用“晋东共军攻占阳泉”作标题。该报1947年2月21日“本报南京专电”，报道胡宗南部十八日晨“已侵占关中专署所在地十余村镇”。“侵陷”“攻占”“侵占”，词义相近，词性相反。《文汇报》用得十分巧妙，一字之差，把内战中国共双方的正义性、非正义性一下子点明了，显示了自己的立场。

　　进步报纸还巧妙地运用编排艺术。

　　例四、《文汇报》1947年5月8日消息

　　“袁世凯”要查禁　“蒋主席”必须读

　　本报福州通讯：内政部函闽省府：《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内容诋毁政府及元首。查禁。

　　本报成都通讯：川省府务会议中，决定购买《伟大的蒋主席》一书，分配给川省各机关公务员。

　　从字面上看，查不出作著有什么观点，有什么倾向，但两则消息排在一起，一映衬，读者一读就明白。

　　绵里藏针，内中有刺，这是当时进步报纸消息的特征。当然，这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丙、通讯写作

　　和革命报纸上的通讯不同，进步报纸的通讯绝大多数是一种旅游考察通讯（有些同志称为见闻通讯），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者在漫游考察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综合在一起，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来写。读者在阅读这些通讯时，仿佛和作者一起漫游，一起思考，给人以亲切、真实、具体之感。皱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都采用这种方法。赵超构发表在1945年中期《新民报》上的《延安一日》，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也同样采用这种写法。这样写法比较活泼，便于作者发表议论，抒发感情，也适合知识分子的阅读习惯。

　　反动报纸上的评论、新闻在写作上的“特色”

　　如果一定要指出《中央日报》《扫荡报》上的评论、新闻的写作“特色”，那么我们可以用“以谎话和闪烁的语言欺人自欺”来概括，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掩饰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败绩、劣迹，不能不欺人自欺，我们且看两条消息。

　　例一，关于淮海战役报道，刊《中央日报》1949年1月13日。

　　邱李兵团突围

　　中央社南京十二日电，军息：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邱李两兵团，于永城以东青龙集等地与匪军（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军的诬称——引者注）血战兼旬，毙伤匪七万余，刻正分路突围，一部已达预定地区。邱李两兵团在杜副司令指挥下，于宿永地区与匪相持已达卅五日,歼匪十七万人。匪于六日起不顾人道，向我施放毒气猛犯。国军以医疗设备关系，颇有死伤。刻以任务达成，已主动脱离青龙集战场，转进有利地区，续予匪打击。

　　这条消息在1月12日发出，事实上1月10日，邱李兵团以被全歼，杜聿明也被俘。这则消息牛皮吹的毛病百出，标题称“突围”，四面被围，无路可走，只好突围，是处于劣势的被迫行动，而消息却称邱李兵团“任务达成，主动脱离”，标题与内容岂非打架？永城以东青龙集，包括在宿永地区内，那么消息中说“血战兼旬”和“与匪相持卅五日”什么关系？“毙伤匪七万余”与“歼匪十七万”什么关系？把“国军”失利说成“医疗设备关系”，更令人发笑。“施放毒气”既为所不取，以当时而言，连常规武器也主要取自缴获。

　　例二，关于平津战役的一则报道，刊《中央日报》1949年1月15日

　　津市激战续进行

　　中央社天津十四日电：今日为天津保卫战之第廿八日，亦即主办战第九日。林匪一、二、三、七、八、九、十、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围攻天津，虽跌遭惨败，仍尚未放弃其围攻企图。我军士气旺盛，阵地坚强，联络迅速。匪每次猛攻，徒有死伤累累，自食恶果而已。十三日午三时炮声再起，打破片时沉寂，林匪一、二、三纵队复以波浪战法，施放烟幕，向大小西营门、北辛庄等猛犯。我守军林伟俦部猛烈迎击，我铁鸟亦飞临助战，地空步炮密切配合。炮兵则猛击其后波，步兵则高度发挥机炮火力，痛击其前波，加上我上空之莫大威胁，匪每次猛冲，均不得逞。迄八时半，匪弃尸数千具，狼狈溃退。我卤获武器及军需品甚多。

　　这条新闻几全是汇集的谎话。天津之战，我军1月14日下午发起进攻，15日下午天津全城解放，何来“狼狈迎击”等等编谎。看了这条消息，除了那么几个用烂了的形象词，谁知道战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闪烁躲藏，欺人自欺。

　　其评论同样散发一股陈腐气，像泼妇一样对共产党谩骂；对老百姓是欺骗加恐吓，对蒋介石是恶心的献媚，连蒋介石的名字也象过去封建王朝的邱报写到皇帝一样，前面空一个格。

　　这种评论、新闻“特色”正反映出国民党政权趋于没落，走向灭亡衰败时分的下作相。

　　小结

　　三种报纸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国民党控制下的发动报纸从内容到形成都已腐朽了。堕落了，我们理应抛弃它，并且肃清其恶劣影响。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曾经为着同一目标在不同的战场上做战略上的配合共同战斗过。它们各自在具体的条件下，适应各自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它们各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不必去比较它的高低、优劣。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两支队伍实行了胜利会师，两种写作风格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逐渐地溶合在一起。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发扬两种写作风格的长处，创造出更好更完美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