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华花千骨直不起腰:改变中国的36天：陈云爆炸性言论捅破窗户纸--人到无求品自高李逊达Blog

改变中国的36天：

陈云爆炸性言论捅破窗户纸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紧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于是在11月12日陈云提出了六大问题，他的爆炸性言论一下把窗户纸桶破了，“两个凡是”第一次受到了冲击，从此毛泽东神话的防线终于被冲破，党内对他的错误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

据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陈云又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转发中国新闻周刊和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