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英雄主义原文:施雨华：儒者风骨——梁漱溟家族 (2)

施雨华：儒者风骨——梁漱溟家族 (2)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1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1931年到1937年，“前后同人同学不下四千余人”（包括菏泽），梁漱溟亲自做思想教育。他说乡建工作者只有以出家当和尚的心情去做事才能做得好，做得起劲。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

　　研究院的学生被分派到各村担任教员。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并劝说有声望的人出来为本村办事，吸引农民去学校聚谈。

　　“学校”，指的是乡农学校，后来发展为村学、乡学。

　　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1934年，国民政府准许各省划出一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团体在这些特定的县拥有较大权限。菏泽成了山东第二个实验县。稍后济宁成立下辖十几个县的专区，研究院院长梁仲华去济宁担任专员，梁漱溟由研究部主任接任研究院院长。早在一年前，他就撤销了邹平县的8个区、158个乡和镇，把全县划分为14个和习惯上的经济区域相适应的乡和366个自然村，由乡学和村学取代行政机构。保留下来的县政府，原有5个局缩小为科并合署办公，把行政干预减到最低限度。

　　“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是邹平乡建运动与当时一些试图扶助农村、救济农村的活动大相径庭的地方。梁漱溟相信受教育的农民可以自救，可以激发出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梁漱溟说，“谁不知道注意于经济呢？”“不过，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其他的乡村工作团体“比较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农民自觉有组织发生力量而解决自身的问题，不免枝枝节节地帮农民，给他一点好处”。他想发挥人的生命力、主动性。

　　梁漱溟把促进合作组织、引入科学技术和金融流通列为“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三者相互促进循环推动。他自称是合作主义者：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合作组织提倡大家共用合作产业，使公产大于私产。他所设想的公产使用方式有一点像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由合作社而不是政府承担学校、医院、娱乐开支，乃至学生们的免费午餐。

　　农民爱各干各的，连贷款给他们也被赋予了教育和推动合作化的任务：你一个人借钱不行，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就借给你。

　　邹平在193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各种合作社只有棉花运销合作社比较成功，但也不合梁漱溟提倡合作事业的初衷。社员急于得利，将80%的利润用于分红，没给公共事业留下多少资金。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是因为种棉有利，农民将粮地用于种棉，致使粮食不够吃。研究院因而规定只有种足粮地后才能种棉，贫农地少，失去种棉可能；只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有条件种棉。而土地问题显然不是教育能解决的。

　　乡建工作者自己没有政权而依附政府，梁漱溟将希望寄托在乡村建设能够转变大形势，推动政府采纳这个方法，最终完成民族自救。一旦乡建运动成为大势所趋，各地军阀也不会与之为敌。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1935年，一些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

　　很多熟识梁漱溟的人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愿意搞政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夏，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因“七七事变”终止。中途折返的梁漱溟被请去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之后政府迁到汉口，国防参议会改为国民参政会，他担任驻会委员（常委）。政府要参议员去各地考察，他选择了陕西和河南，但“目的地实是延安”，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变，是真是假，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了”，“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

　　1938年1月，他在延安停留了20天，见了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和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除了设宴欢迎和送行是礼节性的，其余6次，每次至少两个钟头，其中有两次通宵。毛住的地方不火自暖，“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毛白天睡觉，下午五六点起床，然后开始办公、会客，到天亮时再睡下。据说这习惯是在军中养成的：日间听完敌情报告，夜里筹划对策，早上作出指示后，部队前去作战，他回去睡觉。

　　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很好：“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听他谈话时毛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当时他对抗战前景很悲观，毛“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两人都认为中国问题有两面：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梁问：两者应当分别解决还是一并解决？毛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但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梁却认为应在抗战同时推进社会改造。中国必须团结才能抗战，在建国的目标和实现的路线上达成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必生后患。毛说：单为抗日而团结的确有一时手段之嫌。但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倘若各方面意见不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梁说：对这类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努力求得最后结果。毛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两党正在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的国是国策很相近。梁问：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党派问题是否将实现根本转变？毛答：是的，那样全国将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党。

　　按一般规律，革命党为完成革命必须掌握政权实施其方针，今后共产党是否一定要取得政权？之前，梁漱溟问过张闻天，张回答得很吃力。现在他又拿这个问题来问毛泽东，毛游刃有余，反问他：“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梁漱溟揣测其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

　　两人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也认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两人的对话到此为止。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

　　他曾嘱咐山东乡建同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取领导地位”，“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敌，概无其他计较”，“对于他人领导的抗敌势力，绝对不予分化拉拢”。

　　他还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给《大公报》，建议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政府成为无党派的执行机构。文章被国民党中宣部扣下。显然党派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华北、华东战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他看到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无不取之于当地百姓，乞食于老百姓时不问内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后方想办法。他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谈话，找蒋本人谈话。他对中共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特别说到一点：军队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中共答复：这和中共的理论有出入，但道理上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国民党这么办，我们就照办。张群则相当坦率：军队是蒋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么行？

　　梁漱溟也知道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他不相信只有军队才是实力。在他看来，两大党以外的人有防止内战影响抗战的任务。国共以外小党派的朋友们原本就有联合之意。于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今农工民主党）、职教会、救国会、乡建派，加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张澜、光明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是在“皖南事变”后劝说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次劝驾不幸失败。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任民盟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兼机关报社长，赴香港办报。费很大劲办起来的报纸，出版不到3个月就因日军进攻香港而停刊。

　　从香港返回内地，他去了老家桂林。

　　有两件事可以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一是共产党派人带了周恩来的密信来，请他去靠近他们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他开创出一个局面。一是蒋介石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自任会长，连发电报邀请他。两个邀请他都“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了，理由是“我不能靠近哪一边。靠近哪一边……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共产党失望，蒋介石失望，民盟同志也失望：他不和大家一起向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

　　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梁漱溟避居两广之间的偏僻镇子八步。一年后他就在这里获知了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的消息，并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分5个小组：宪法起草、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出席军事组的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和张东荪，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此外是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各二人。梁漱溟的“现役军人脱离党籍”提案本来不可能通过，但竟然通过了。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梁漱溟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中共方面周恩来缺席，陆定一没有坚持反对。第二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昨天通过的通通不算。“结果我的话被推翻了。”

　　会议一闭幕梁漱溟就宣布：他将继续做文化研究，脱离政治。但他非但没能脱离，反被推为民盟秘书长（总书记）。4月18日，他从外地回到重庆。同一天，国共调停人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又来重庆，解放军送他的礼物是打下长春。马歇尔请民盟也帮忙斡旋。梁漱溟就这样陷入更加现实的政治——“抢救和平”。

　　9月29日，周恩来致信马歇尔，请他转告蒋介石：进攻张家口双方即全面破裂。10月6日，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力争7个小时，才得到停止进攻10天的承诺。10日，梁漱溟去上海见周恩来。次日坐夜车回南京，下车翻开报纸，发现国军已拿下张家口。“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找他想办法，商定调停人改由民盟担当。遇事要对国方说话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由民盟去说。

　　事实证明民盟不堪此任，和谈最终破裂。

　　梁先生迟到了

　　1949年，当初一同组织民盟的人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到了北京。梁漱溟是个迟到者，1950年1月才到北京，其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3月回到北京后，毛约他见面，问他对国事有何看法。他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笑着摆手，“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啊！”并请他参加政府工作。他不确信国家能就此统一稳定，想保持“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更好吗？”毛面露不悦，片刻又谈笑自若，劝他去各地看看解放后的变化。梁漱溟深感这次谈话不如十多年前舒畅。

　　他去了华东、华中和东北参观，在各地都是“第一把手”出面接待。第一站自然是山东，同行的有长子梁培宽和学生李渊庭。次子梁培恕1949年起在济南工作，去邹平与他们会合。梁漱溟的发妻黄靖贤1935年逝于邹平并埋在那里。当年，在悼念妻子的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

　　梁培宽、梁培恕幼年逃过两次难，两次都是为了躲避日军，两次父亲都不在场。第一次是1932年，梁培宽7岁，梁培恕4岁，母亲带着他们先去张家口再转赴大同，住在一位亲戚家。推算下来，这时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刚刚开始。第二次是1937年，母亲已去世，堂姐梁培昭带着他们和自己的5个孩子从邹平逃到青岛。梁漱溟在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

　　1938年华北、华东沿海被日军占领，梁漱溟托一位远房兄弟把两个孩子从青岛经上海、香港、广州带到汉口，与他重聚。在汉口只住了半个来月，他又带着孩子上路了。最后，梁培宽和梁培恕被安顿在了四川南充的表姑家中。梁培宽一向不提要求，当父亲离开南充去重庆时，只是流泪。问起来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怕要落在自己身上了。这年他13岁，弟弟10岁，表姑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之后他充当了弟弟的实际监护人。

　　和父亲聚少离多的状态直到建国后才结束。但兄弟俩没有怨言，有记忆以来父亲就常常不在家，他们习惯了这种状况，也认同父亲去做更重要的事。

　　梁漱溟父子是1950年5月5日晚9时到的邹平。次日早饭后去看一别十三载的县城。历经战乱，县城内完整住房所剩无几，遍地残砖碎瓦。原乡建研究院房舍已夷为平地，原卫生院尚完好，今为教育科办公处，昨夜即借宿于此。

　　县委的人陪他们在城内外走了一圈，一路重复着一句话：“这里当初是……”梁培宽和梁培恕不时交换印象互相唤起回忆，梁漱溟神情沉静内敛。

　　几乎是空城，然而终究有人住。“在一处地方大约有十来个人等着。他们并不靠近，约束着自己，只以笑容表情意。”从东关出去，上一个坡，有人踉踉跄跄追上来，喊着：“梁院长！梁院长！我是老范，管传达的老范。外国人来参观都是我领他们进去。”梁漱溟噙着眼泪，笑着向他伸出手去，老范没这习惯，僵在那里，太激动，竟不再说话。

　　中午县委设宴，大家稍稍追忆过去，一位老者说，那是邹平的好时光。梁漱溟只以“我们做得很不够”作答。

　　下午他带两个儿子去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坟头。一位附近的居民脚尖轻轻点地，说，“就在这里。”没有用香烛。默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大家缓步走开。

　　在邹平只停留十几个小时，向县委的人致谢告辞，决然离去。

　　第二年他去四川考察土改，向主政西南区的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参与土改法的制定，除了学习，也想看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

　　毛泽东看出他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越发劝他多出去走动。梁漱溟却辞谢了，提出想去一家国营工厂当副厂长。毛面露惊异之色，但没有表态。一年后，他又提出想去苏联留学，毛坦言这不可行，“他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劝他还是在国内参观调查。几年后，他才醒悟毛再三劝他出去参观，是想用这种方式转变他的思想。

　　通过考察，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对中国作了三大贡献：实现全国统一稳定、为中国人引进了团体生活、激励了人心。“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但……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所说用过心，是指对中国社会和所形成的文化用过一番心思。

　　梁漱溟的研究者艾恺至今和梁家保持联系。从左至右为梁钦宁、艾恺、梁钦元（付帅）

　　“1953年事件”

　　对梁漱溟来说，“1953年事件”是个意外。周恩来几次劝他，他才在1953年9月11日的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发了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20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讲完回座，注意到“周似未能接受”，并让秘书拿来材料，证明工人日常开支多。

　　次日，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泽东即席讲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