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斗恶龙9剧情攻略:后现代主义再审视

教师角色
方法策略
信息技术
教学模式
评价研究
理论综论
导读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新变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和理论，这种思潮和理论虽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但却具有反叛和批判现代主义的鲜明倾向，实质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其以前的全部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大质疑和大改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后现代”的大讨论，使“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为上世纪末西方思想文化界最大的热门话题。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展开了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和现代是什么关系、后现代主义如何定义等等问题，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同时，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对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理论，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再审视、再评价。
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否定性批判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明信说：“不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直到上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让·弗·利奥塔认为，在西方传统和现代思想文化中，话语活动都是在某个“宏大叙事”的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事”而构建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而后现代主义就是对一切“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表示怀疑。其矛头所向，都是要否定、反叛作为现代性传统的西方思想文化及其话语和理论体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奉为圭臬的传统哲学、传统美学批评和传统文学艺术。
后现代主义对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人文传统的否定性批判，虽然所涉及的主要是观念层面、文化层面的问题，但却反映出西方思想文化界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种种新变化所产生的困惑，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最新认识。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和观念上进行自我证明，使自己的全部活动“合理化”的过程。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丛生，使人们对原先的种种“合理性”不得不产生质疑。这就出现了利奥塔所说的“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叙事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不同观点、不同角度质疑和否定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文传统及其概念和理论体系，其矛头所向，直指资本主义主流文化或专制性权威，这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但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西方人文思想传统时，采用的是破坏性的否定思维方式，即根本上否定传统人文思想概念和理论体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导向了取消主义。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流派具有过于强烈的否定和破坏色彩，重视解构，而轻视建构，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在轰动效应之后，又不免令人感到大为失望。
后现代文化在与西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决裂中，形成了新的倾向、新的特点。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艺术和俗艺术界限的基本消失，文化、艺术走向大众化、商品化，构成了后现代文化艺术的一大景观。弗·詹明信说：“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今天，后现代主义把两者之间的界限彻底取消了。”让·鲍德里亚也指出，在古典和现代文化中，雅文化和俗文化属于不同的阵营，各自有自身的逻辑和运作规则，两者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后现代条件下，两者的对立被同一所取代，界线的丧失使得文化趋于庸俗。现代主义文化所追求的那种艺术的自律和独立，在后现代文化中被有力地消解了。
对文本意义确定性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桑在列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时，认为二者在主要倾向上，一为确定性，一为不确定性。在文本和阐释理论上，后现代主义一反传统批评理论关于文本意义可确定的看法，提出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和阐释的无限“延宕”的主张，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突破性和代表性的一种理论。
德里达指出，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存在、本质、真实的信念，乃是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这种信念极想找到能够赋予其他一切符号以意义的符号，也极想找到固定的、可以表明一切符号的意义。但是，任何符号本身都不能充分存在，所以，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一种幻想。
德里达是从语言、符号本身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罗兰·巴尔特则从读者对文本的参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巴尔特看来，读者的阅读对于创造性文本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读者处于历史发展中，所以文本的结构和意义也就处于历史性的变化和开放之中，解构应成为一切文本的属性。
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突破了将作品文本看作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传统观点，强调了文本的无限开放性以及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但是，后结构主义文本观割裂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如果后结构主义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语言将丧失它作为表达思想和进行交际的基本功能，人类历史和文化传承和交流也都将成为不可能，这显然是违背常理和常识的。另外，后结构主义文本观把读者在阅读中的自由创造夸大到无限程度，结果使阅读和批评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对话语和语言问题的新认识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上的话语解构和建构活动，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这个概括，准确地道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认知范式和方法论上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和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紧密相关的。
所谓“语言的转向”，是指当代哲学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这种转变被看作哲学中的一场伟大革命。它的过程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至上世纪初，而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结构语言学对哲学的影响，而形成一个转折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把语言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且把语言学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福科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于语言。可以把人文科学看作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福科这种看法，道出了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科学领域所带来的认识范式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
在“语言的转向”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对语言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大的关注。他们将语言看成与世隔绝的独立的符号世界，使语言表征与其所指相分裂，能指与其意义相脱节，认为语言的意义都是相对的、相互消解的，都是能指符号的置换运作，可以无休止地被阐释下去。这样一来，语言表述和话语建构也就成了一种“语言游戏”，与实际存在及其意义并无多少联系，也可能并不相符。这个被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表征危机”的问题，对人文科学发展和学术建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当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