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姑娘密码锁屏:垃圾焚烧十字路口

　　“从去年到今年，有几个词语一直受到社会强烈关注：垃圾焚烧、二恶英、致癌生活垃圾焚烧究竟是公益工程，还是公害工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政协会议上如此发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垃圾焚烧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3月10日，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全国人大组织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凡是符合排放标准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的态度是支持的，二恶英的问题有办法加以解决。

　　但公众的担心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消除。在广东，反对番禺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部分公众，将公开信寄送全国人大和相关国家部委，呼吁制止垃圾焚烧的大规模扩张。在北京，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乐家林等人，也给全国人大和其他政府部门递交近2万字的公民建议书，建议采取厌氧发酵生化处理技术等措施。

　　在公众的一片反对声中，垃圾焚烧将何去何从？

僵局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的作品《垃圾围城》，以震撼的画面展示出北京城郊垃圾场的现实境况。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很多城市由于传统的垃圾填埋场将在数年内饱和，开辟新填埋场地的经济代价过于巨大，市政部门将目光投向垃圾焚烧。

　　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环境公众事件，也因此在中国各地发生。

　　2009年10月21日，江苏省吴江市，在当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点火试运行之际，发生大规模群众聚集抗议。吴江市第二天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紧急叫停项目。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尽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手续完备，建设过程顺利，但是否投入运行，将充分征求所在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其措辞颇显无奈。

　　随后，广东番禺会江垃圾焚烧项目周边数个小区居民也举行大规模聚集抗议，并形成与广州市政部门僵持的局面。12月20日，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被迫宣布停止。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也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2009年9月4日，百余名附近居民在北京市环境卫生博览会展馆前打出横幅，引来警方到场，数名居民随后还被警方传讯。

　　北京市另一个位于六里屯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更早前也遭到居民的激烈反对，不得不开始考虑另行选址。

二恶英恐惧

　　垃圾焚烧可以有效地减少垃圾，兼具发电供热的额外收益，工程操作上也较为简单。所有这些，都使垃圾焚烧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睐。但城市居民们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关注，却大多集中在一个听上去有些可怕的名词——二恶英。

　　二恶英毒性巨大，难以降解、易在生物体内累积，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毒性最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虽然二恶英仅仅是垃圾焚烧产生的数百种污染物之一，却给居民们带来了最大的恐惧。

　　但在一些专家看来，如果垃圾焚烧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二恶英的污染是可控的。

　　“我们检测了达标排放的垃圾焚烧炉周边的大气样本，并没有测出二恶英含量的明显增加。”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郑明辉研究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项目的专家，郑明辉及其同事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炉二恶英类物质的系统检测。他解释说，只要技术标准中的高温条件和烟气停留时间能够实现，加上烟气处理系统的作用，二恶英的去除率是可以保证的。

　　根据中国目前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是每立方米大气中不超过1个纳克的毒性当量，是欧盟和日本标准的整整10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加了公众的疑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卫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文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实际上，根据环保部2008年9月发布的技术文件，对新建的垃圾焚烧装置，其环评要求里二恶英排放一项已经按照欧盟标准执行了。”他还透露，今年之内国家将推行新的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也会与欧盟、日本看齐，即调整至每立方米大气中不超过0.1个纳克的毒性当量，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限值也会有相应调整。

　　对垃圾焚烧厂附近地区的居民来说，二恶英是否在焚烧炉周边积聚，尤其令他们感到不安。环保部的技术文件规定，生活垃圾焚烧炉设立300米的防护距离。但很多公众认为，这个防护距离太短。郑明辉则解释说，300米的防护距离其实是针对垃圾气味和诸多焚烧排放物的一种整体考虑，“只要是达标排放的垃圾焚烧厂，出了厂区围墙的东西肯定不能对周围环境造成威胁。”

垃圾分类难题

　　在日本东京，有的垃圾焚烧厂甚至在市中心地区运行。这样的例子，常常被引为证明垃圾焚烧安全无害的论据。很多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对此并无异议。但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在于监管是否让人信服。

　　“如果完全像日本那样烧，我觉得没问题。”一位参与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行动、英文名叫Sally的女性居民说。她随即话锋一转，“看看中国自己的例子。我去过高安屯的垃圾焚烧厂，离得很远就有窒息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不是个技术的问题。”

　　在北京，居民时常看到分类垃圾桶内的垃圾被环卫工人混装上同一辆垃圾车运走。深圳街头遍布的分类垃圾桶也基本失效，许多指示图示和文字都已斑驳不清。

　　郑明辉表示，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含水率高、热值低，容易造成焚烧过程中温度不足，燃烧不完全，生成的二恶英等有毒污染物的量大大高于分类垃圾，“垃圾焚烧设施的环评，应当包含对其所处理的垃圾原料的技术分析，比如垃圾的组成成分、含水率、燃烧性能等，在这个基础上对焚烧工艺的评价才有依据，否则怎么能取信嘛！”

　　参与向全国人大起草“万言建议书”的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乐家林说，垃圾焚烧这个技术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使用的人身上，以及中国垃圾分类的条件。

　　陈跃华还表示，其公司在重庆的垃圾焚烧厂没有条件进行前期的垃圾分类，设计上就没有进行考虑，厂房的场地不够。而正在建设的位于四川自贡的垃圾焚烧电厂，则设计了前期的分类流程，分选出不可燃的金属等材料之后，再进行焚烧。

　　实际上，如果仅在垃圾焚烧厂进行垃圾分类，大概为时已晚。乐家林说，厨余垃圾比重很大，约占垃圾总组分的五六成，是导致混合垃圾后期处理难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厨余垃圾出户前就应采用家庭厨余垃圾处理机进行脱水、干燥和压缩预处理，然后由社会回收力量或市政统一收集。

　　在潘碧灵看来，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城市政府必须切实投入，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

　　“垃圾不经过分类就进行直接地、大规模地焚烧，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番禺社区部分居民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说。

公众参与缺失

　　一些政府部门遮遮掩掩的态度，加剧了Sally的忧虑。

　　她回忆说，第一次知道阿苏卫要建垃圾焚烧厂，是一个邻居在社区所属的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看到大厅里贴着的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一共就贴了三个地方，媒体上的环评公示发布在《昌平周刊》。这份周刊我都买不到，而环评给我们的反馈期只有10天。”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指出，垃圾处理的矛盾里面存在利益链的问题。从垃圾场的投资兴建到技术和设备的采购，好几方都可以从中赚钱，而利益链使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与公众的沟通，“番禺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垃圾焚烧工程的项目经营上，普遍采取BOT特许经营模式，即首先由企业建设和经营，经营期满交还政府。而一些居民担心，这种模式中存在企业的利益，他们无法放心。

　　潘碧灵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说，当前垃圾焚烧行业“不规范”的现状令人触目惊心：选址缺乏论证、过程不公开透明；垃圾焚烧准入门槛不透明、招标决策不公开，存在恶性竞争和低价中标现象，而中标后往往不能兑现中标前的环保承诺；不成熟的技术设备还在不断进入市场；操作中不遵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偷工减料，排放物严重不达标等。

转变

　　在公众一次又一次的抗议之后，一些政府部门开始转变态度。

　　今年2月底，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邀请网民代表“驴屎蛋儿”与数名官员、专家一起考察日本的垃圾焚烧厂。“驴屎蛋儿”真名黄小山，是一位律师，也是周边居民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行动的牵头人之一。

　　尽管人们还无法知道，北京市将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垃圾焚烧项目周边居民的意见，但政府部门能够主动与居民沟通，邀请居民代表考察，已经是一种进步。

　　王灿发认为，就垃圾焚烧争议而言，如果地方政府害怕与公众沟通，会助长公众的不信任感，公众也无法得知正确的垃圾处理知识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甚至导致“该建立的垃圾厂也建立不起来”。

　　实际上，如果做到公开透明，或许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05年开始与当地政府和附近居民合作建立共建小组，向所有居民开放厂区，居民只需向共建小组提出要求即可进入厂区参观。2009年12月，在全国舆论对垃圾焚烧的一片争议声中，该公司的宝安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环评获得通过。该公司发展部部长白雄昂认为，这表明居民完全能够信任垃圾焚烧厂的安全环保。

　　潘碧灵认为，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垃圾焚烧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埋单，或者由财政全额保障，或者予以补贴，惟有保证企业合理利润才有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

　　此外，他强调，垃圾焚烧的相关环节必须公开透明，选址时建立和完善听证制度，招标过程也要公示，接受社会阳光监督，同时强制要求垃圾焚烧厂向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开放，以及接受整个社会的监控。在监管措施上，对焚烧流程要全面加强监管，并培育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监督和检测机构。

  资料图：广州番禺居民抗议建立垃圾焚烧厂

　　“十一五”后三年和“十二五”的五年加在一起的8年，将是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黄金时期。12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垃圾发电展望论坛上，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说，到“十二五”末，中国垃圾焚烧厂将超过300座，日处理能力达到30万吨，占垃圾处理总量的30%。

　　目前，中国每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3.6亿吨，其中城市生活垃圾1.5亿-1.6亿吨，在处理方式上，以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为主，其中填埋仍然是主要的方式，占比在45%-50%之间，焚烧占比12%左右，堆肥不到10%，仍然有30%的生活垃圾未能处理。

　　张益说，虽然填埋现在是主要的处理方式，但是处理比较初级，而且有占地多，臭气不易控制，稳定周期长，存在污染风险等问题。与之相比，焚烧的方式占地小，稳定化速度快，减量效果好，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当然也是无奈的选择。

　　他透露，目前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厂，总数超过160座，“十二五”期间规划的垃圾焚烧厂超过200座，到“十二五”末总数将超过300座。

　　不过，由于近年来因为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出现，也让各地地方政府在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上从以往的高调宣传改为低调推进。

　　张益透露，目前上海正在同时建设11座垃圾焚烧厂，最小的日处理能力800吨，最大的3000吨，加在一起1.6万吨。与在上海引起广泛争议的御桥垃圾焚烧厂相比，后者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这就意味着仍将增加16个御桥垃圾焚烧厂。

　　根据张益的总结，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10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其中北京3次，江苏3次，广东3次，上海一次。“都是经济最发达，居民环保意识最强的地区，也是房地产升幅最高的地区”。

　　他认为，产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垃圾焚烧厂标准偏低，管理力度不够，造成烟气超标、臭气扰民的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价格、房产价格持续推高，加重了居民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还有一个原因，是二噁英的污染引起居民的恐慌，不过他认为这是人为放大造成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政府过去定位不当，在招投标过程中的不规范，造成垃圾焚烧企业的运行管理上不够规范，也是引起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张益说，住建部曾经请他们总结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以上几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住建部提出来的。

　　他说，对于新建和已建的垃圾焚烧厂，应该严格监控、严控污染，并且他建议对于周边的居民给予补偿，例如采取一些惠民措施，在周边的生活设施上尽量完善，对于居民在供热、供电上给予优惠，在经济上给予补偿，在就业上给予照顾，对周边的产业在政策上给予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