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期同房后该如何补救:项小凯：历史的兴衰

项小凯：历史的兴衰

　　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在研究了世界26个文明之后，自认为发现了文明兴衰的规律，那就是，文明的兴盛，源自群体中的少数分子的创造力，而文明的衰亡，则伴随着这些少数分子创造力的停滞；这种创造，是对外界挑战的一种回应。在适度的挑战下，文明由创造而生，因不创造而亡，这其实是一种有关文明的进化论。

　　人类的历史是由少数精英所创造，这种叙述看起来多少有些武断。不是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初始的创新只可能来自少数人的实践，因为这正是创新的本质。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当下还未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小到一个车轮，也可以大到一套社会制度；在创新之前，没有人会真正了解它的内容；而对于创新者来说，一开始不但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与承认，反而注定会受到各种打击与威胁，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有某种秩序的挑战。

　　为什么要创新？汤因比解释为，创新是为了迎接来自外界的挑战，如马其顿为了迎战波斯，之后罗马又为了迎战马其顿。当然，外界的挑战因素或许不可缺少，但是，创新的冲动同样来自于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审美，正如罗曼罗兰借克利斯朵夫之口所说，创造，是人类最大的乐趣。

　　常常会有所谓的智者说，不用再去试了，要是能行早就有人做过了。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最愚蠢的智者之言：如果这是真理，那任何创新都不会产生，甚至也不会产生人类历史。创新，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仅仅有外界挑战，还不能促成创新成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莫过于19世纪后半，满清与日本同时受到西方殖民力量的挑战。其中，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终成东洋一霸；而满清则洋务不成，变法无功，满目疮痍，最终王朝覆灭。个中原因，恐怕可以归结为满清政治精英已经腐化太深，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无法完成创新的使命，也就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承明制，复孔孟，十代皇帝大部分也算得上励精图治；但是，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满清的政治精英，并没有以国家民族立场，担当起中华文明的命运，而是仅仅着眼于维护满清皇权；维护少数政治精英的利益；当然，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大清即中国，中国即大清，保大清也就是保中国。

　　然而，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只有以当代视角来解读历史，才会每每有新的发现。今天再看满清的覆灭，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大清是大清，中国是中国；政权是政权，国家是国家；二者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满清的政治精英走向衰落，无法应对外界文明的挑战；而中国社会救亡图存，不愿随之衰落，所以满清政治精英的命运，就是最终被中国社会所抛弃，革命最终替代了改良。

　　中国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最长的两宋也只有300多年；所有的朝代都在重复汤因比的叙事：少数社会精英领导大众，创立了国家政权，成为政治精英登上历史舞台；而随着政权的延续，政治精英逐渐腐化，社会矛盾逐渐积压，终于不堪内外的压力而走向崩溃；正如黄炎培的周期律所描述的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必然会走向腐败？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政治延续方式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和所有物种一样，人类也毫无例外，背负着基因传递的物种使命，很自然，政治精英也选择沿着血缘或者亲缘传递权力；这样，无论政治精英们初登上历史舞台多么富有创造力，在权力延续的游戏中，政治精英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亲缘集团，从而把社会力量排斥在体制之外。

　　缺少了社会力量的补给，封闭化的权力体系必然会走向腐败衰落。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科举，为权力体制从社会知识精英中选拔人才，算得上一大制度创新；但是由于权力缺乏限制，所有的朝代末年，几乎无一例外的让科举形同虚设，门阀、世袭、裙带，亲缘政治的潜规则代替了社会权力流动显规则，政治精英与社会力量亦趋于割裂。

　　权力与社会的长期冲突张力，是所有亲缘政治体系的本质矛盾。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水平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边际生产力下降，资源趋于紧张，又激化了这种矛盾。起义，动乱，几乎是所有朝代奔溃前夕的征兆，无论中外。

　　看看欧洲的历史，基本上也逃不过这种兴衰的周期律，国家的兴盛，衰落，坍塌，重建，多次重复。只不过，与中国大一统的皇权社会周而复始不同，欧洲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碎裂为多个国家，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又比中国多了几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欧洲产生了一件最终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东西：科学。

　　科学的影响，只能是被低估；正是由于科学的兴起，引发了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革命，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第一次发现，大部分人都有了机会受到足够的教育，密切的社会经济活动，又让人们普遍产生了参与政治的冲动；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欧洲传统的政治精英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逐渐向社会敞开了政治权力的大门。现代民主，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现代民主，或许是偶然产生的，但是它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人类对内在平等的要求；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只有在一定经济权利、文化知识平等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实现；而这种政治权利的平等，反过来又能保障基本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保障个体的自由。

　　民主是一种制度创新，民主是一种制度审美。民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亲缘传递；绝大多数公民，不但获得了充分监督权力的手段，还获得了进入权力体制的机会；并且，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还有人试图通过血缘亲缘传递权力，这种行为不但在道德上被唾弃，而且也会依照法律而被处罚，因为这直接违反了政治权利机会均等的民主原则。

　　作为现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英国光荣革命结束于1689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在分别经过了300多年和200多年之后，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仍然要接受各种严峻挑战，然而英美两国社会仍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是民主，打破了亲缘政治的周期律，使得政治精英与社会力量不再割裂，并接让权力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不再腐化。

　　从族群结成社会，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从低级组织发展到高级组织的一个标志；而从非民主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则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另一个标志；因为，民主打破了亲缘政治按照物种基因传递权力的方式，而让政治权力按照社会基因传递，避免了社会的物种退化，让文明保持青春与活力。

　　腐化的，就是要衰亡的。所有的非民主国家，都无法逃脱政治精英走向腐化，政权趋于崩溃的宿命；这是亲缘政治的宿命。但是，这并非是唯一的宿命，社会还可以选择，必要的时候，如果政治精英已经腐化的无可救药，那就毫不怜惜的抛弃它们，就像曾经的中国社会抛弃满清那样，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完全同意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革命能不能被告别？这需要我们认清革命的本质；如果社会力量无法找到合适的出路，而只能以革命的形式，来实现制度创新的话，那么，这个革命，不但不应该被告别，反而应该被社会所拥抱。革命就是创新，创新就是革命。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没有公民的时代，历史只能由少数精英来引领，随着精英的兴盛而兴盛，随着精英的衰亡而衰亡；而公民社会的诞生，又产生出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让社会基因来代替物种基因，让社会力量来推动历史，让社会力量来迎接历史的挑战。

　　历史从来都不是坦途，断言告别革命也许为时尚早。让公民社会站起来，让民主制度站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革命；让公民社会承担起历史的命运，摆脱政治精英腐化衰亡的历史宿命阴影，让中国走向民主，让中华文明迎接世界的挑战，这或许正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或者数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