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字的网络男歌手: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上）

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

(美国)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

(美国)詹姆斯·菲泽

译者:匡宏 邓晓芒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自1966年初版以来，历经八次修订，成为英语世界最畅销的哲学史入门教材。它紧跟当代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最新发展，是一部既植根传统又向当代开放的哲学史，堪称当代西方哲学史的主流和典范之作。作者以长短适当的篇幅，把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清晰的展示。它兼采国内外书写哲学史的写法之长，善于抓住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实质进行阐述，态度客观、材料翔实且清晰明了，文笔平正而不失生动，能让读者对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洁清晰、轻松易懂的哲学读本。

第一部分

中文版序

这是一部最近出版的较新的西方哲学史。本书全名为《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的哲学史》。我国读者过去所习见的西方哲学史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讲起，下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书作者为当代学人，内容则下迄20世纪末叶。本书的规格仍然是以历来各个哲学家为主，而于各个流派的传承、传播及其影响则涉及不多，所以严格说来仍是一部哲学家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哲学本身的历史。这本书也是一般哲学史的通例，不是为异。

凡是写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作者，大抵不外有两类。一类为作者本人即哲学家或思想家，有其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或思想体系，就其自己的哲学或思想在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见解；而其缺点则是，不能客观全面地阐明历史的真相。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久负盛名的哲学史著作即是一例。文氏为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近代哲学史》一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前康德哲学》，第二卷为《康德哲学》，第三卷为《后康德哲学》。似乎全部哲学的历史即是环绕着康德这个中心在运转，读后使人颇有点“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无有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的味道。

另一类作者则是史学家，他们考究源流、辨析史实，其重点在于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源流、传播、演变及影响。简单说来，也就是按历史顺序排列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传记，而对于其义理的探究与批判却缺乏深入的洞见、探讨以及启发。但其优点则在于能使读者感到一种大致的整体印象。

本书是沿着后一种路数来展开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仍不失为一部精炼而又明白易晓的哲学史教本，尤其是书中最后部分（即有关20世纪的西方哲学）是过去一般的哲学史教本甚少涉及的，对读者颇为便利。至于东欧、俄罗斯以及拜占庭、埃及、阿拉伯的哲学则均未提及，更不用说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哲学了。这样，一部哲学史便缺少了各个不同文化的思想作为参照系。不过这一点乃是西方著作的通例或通病，无需苛求于作者。

读一部哲学史还只是入门，再进一步则还需读各家哲学的原著。

何兆武

2008年11月

第八版译者序

美国学者斯通普夫和菲泽两位教授所著《西方哲学史》自2003年第七版出版后，最近经过修订的第八版面世了，仅此便足以说明这本书在国外英语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作者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思想的“日新”精神。我曾在2005年出版的该书第七版中译本序中预言：“可以预料，只要作者健在，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的哲学史问世。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目前，这一预言已被证实。《西方哲学史》第八版，正是作者们随着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作了诸多改动和增删而成的。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一个最明显的改动是，这一版增加了一章，即在“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之后，加了一个“启蒙哲学”（包括“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卢梭”、“锐德”）作为第12章，所以全书就由19章扩展到了20章。相对于以往的版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对卢梭的补入更是意义非凡。现代人往往把卢梭看作西方哲学甚至一般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例如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的最后一个标题就是“从卢梭到现代”。至少，自康德以来的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离开了卢梭就不怎么好讲了。

此次第八版的翻译，主要得力于我的博士生匡宏君的全身心投入。当然，整个翻译仍是建立在第七版已有的译文基础上的，但由于第八版作者随处都有修改和增删，所以匡宏君等于是从头至尾将本书校改并在许多地方补译了一遍。无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工作。译者既需顾及原译文，再次推敲每一个句子和用词，又要根据改变了的英文原文加以修改和补充，还要注意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和原来的译文保持基本一致，这比自己独立地重译一本书要麻烦得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第七版原有的译文经过匡宏的再次斟酌和润色，不但比原来更加准确了，而且行文更加流畅华美，更具可读性了。匡宏是学外语出身的，并且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教师工作，仅仅因为自己对哲学的痴迷爱好，而转向了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自从五年前他考上我的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时起，我就发现他对哲学问题的确具有超出一般人的领悟能力，不学哲学似乎有些可惜。而在这项开始于大半年前的翻译工作上，他再次充分表现了他的这种良好素质。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匡宏还承担了为全书做一个详细的术语索引的繁重任务。这也是本书翻译相对于第七版翻译的一个重要的改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后凡翻译哲学的专业学术著作，应该把做术语索引当作一项必要的学术规范来完成。然而我自己深深知道，这件工作有多么烦人。它不只是一个简单地将所有术语搜集起来按次序编排于书后的事，而且也是对自己的翻译的一项严格的检验。为了避免或至少尽可能减少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的情况，译者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反复推敲每一个术语的最佳译法，每一改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对全书其他地方的同一词汇进行再斟酌，由此还往往影响到对已经译好的句子推倒重译。更有难度的是，一部西方哲学史的翻译还不比对某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翻译，其中的同一个词汇在历史上各个哲学家那里的用法经常有很大的出入，甚至不可能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定译”。但正因为如此，一个较全面的术语索引就更显得必要了，读者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和查到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中那些重要的术语的来龙去脉，极为有利于从思想发展线索的角度理清西方哲学的源和流。所以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我认为做术语索引（以词汇为单位）比起做主题索引（以命题为单位）来更具重要性。

这次校改和补译，我和匡宏都添加了一些译者注，其中有些是纠正作者的个别明显错误的，这决不表明我们比作者更高明。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不可能再产生如同古代亚里士多德和近代黑格尔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任何人都只能在他所熟悉的一个或几个领域里独领风骚。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和作者讨论问题，而只是翻译。之所以还是要就随处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加以纠正，是为了让读者（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大学生）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不要盲从，不要浅尝辄止。其实就连本书的作者也在不断修正他们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这一版就比第七版有一定的改进。当然从总体上看，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和谢林哲学的忽视，对作为现代哲学一大流派的哲学解释学的遗忘，我们希望作者将来有机会再作增补。另外，全书的引文全部都没有注明出处，这也是我们对本书不甚满意的地方，这使得本书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权威姿态。我不知道西方人怎么看待这样的风格，但就连独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并因此而颇遭非议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都老老实实地一一注明引文来源，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亦是如此；倒是英美哲学家如罗素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均有中译本），要么没有引文注释，甚至没有引文（如梯利），要么引文很少，主要是作者在那里侃侃而谈（如罗素）。罗素是宁可大段引证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而不引康德和黑格尔的，即使要引，也只告诉你出自哪本书，至于页码，你用不着知道。难怪他这本书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猜想，英美的这些通史著作虽然号称是大学教材，其实主要是给业余爱好者和高中生作为闲书来看的。果真如此，那也不妨聊备一格。但我们所译的这本书却是有不少的引文，放在引号中并且用了小号字，却不注明任何出处，实在不应该，至少有损于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希望读者不要读了本书以后，就以为当今的学术都可以这样做了。至于本书的优点和长处，我在第七版的中译者序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匡宏的译稿完成后，我又对他所改动和加译的部分作了大致的审查，少数地方作了再次的改动和调整，然后再让他作了最后的校订。我想经过这样反复的打磨，这本书的译文质量应该有比较大的提高。当然，有经验的译者都知道，这样大部头著作的翻译，要想完全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期望有识者在阅读过程中随时向我们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

邓晓芒

2008年11月，于珞珈山

第七版译者序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EnochStumpf）的这本《西方哲学史》，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大学本科教材，目前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已印行到第七版。中译本根据第七版，并参照当代哲学的发展，比前面几版有所增补。按照这种写法，可以预料，只要作者健在，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的哲学史问世。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对照国内学者所写的一些哲学史，我们总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史家总是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某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某个政治阶段。如写中国哲学史通常是到1949年为止，西方哲学史则限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似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在话下了，至少也要划出一个“现（当）代哲学”的范围来作特殊处理。这种断裂的历史眼光（或不如说非历史眼光）是如何形成的，这里不想讨论，但从人类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来看，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最近一些年来国内学术界摆脱旧的一套思想框架的限制，不再用一些人为的构架对哲学思想的活生生的历史作生硬的裁割，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西方哲学断代史。但也许由于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分工”的效应尚未消除，由某个学者独立撰写的从古代一直贯通至今的完整的、具有当下性的西方哲学史却一直未能出现，这是令人遗憾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要把这种眼光真正的付诸实现，却是如此地艰难。它要求作者对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当代的体验，既不能事无巨细地纠缠于个别问题，也不能大而化之地跳过一些必须交代的阶段。我们面前的这本哲学史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它以长短适当的篇幅，将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清晰的展示，很适合作为大学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入门教材。

本书的另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表述上异常清楚明白。作者善于抓住每个哲学家的总体特点进行描述，而略去了那些可能导致读者钻入牛角尖里去的复杂论证。在材料的安排上，作者非常注意哲学家思想内部的逻辑关联和从一个主题向另一个主题的逐渐推移，并力图做到揭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下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间的联系和进展。这种做法隐约有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遗风，在现代哲学史家们的作品里已经很难看到了。就我所见到的现代西方学者所写的西方哲学史著作来看，要么是就事论事地摆材料和观点，很严谨，但也很枯燥（如梯利）；要么是随心所欲地评点古人，意趣横生，作者的情绪好恶和观点跃然纸上，但却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如罗素）。这正像王国维所概括的，“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也如黑格尔所总结的，仅仅属于“原始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本书作者则兼采两种写法之长，试图通过对哲学史资料的编排把其对哲学史、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见解表达出来，这就有点要揭示哲学史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的意思了。哲学家并不是一些仅仅怀有自己个人的突发奇想的天才人物，而是当他投身于时代哲学思潮的洪流之中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哲学天才对人类整个思维的行程在某一阶段的进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总是受到某种影响，然后回应、反驳、诘难、背叛、修正或推进某种观点，最终自成一家。如果能把这种思想的路数简明扼要地描述出来，的确是能够吸引青年人那热衷于思辨的头脑的。黑格尔说过，哲学史就是哲学；恩格斯则认为，要学习哲学，迄今为止除了学习哲学史外别无他法。但如果青年人手中的哲学史课本在写法上根本就没有哲学味，他们如何顺利地学习哲学呢？那无疑是在诱导他们把哲学史看作一大堆知识的堆积，而哲学思考则除了人云亦云以外，就是天马行空。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值得推荐的范例，我们只要看看他对古希腊最初几个哲学家思想发展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描述是那么自然、亲切，就像我们所认识的几个身边朋友在共同把一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同时又极其简明。

不过，也正如黑格尔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比前两种方法层次要高，但也有它值得警惕的陷阱。黑格尔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来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他自信这就是人类哲学思维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在遇到与他的逻辑不一致的地方，他就粗暴地扭曲历史事实。斯通普夫当然没有黑格尔那样的自信，但仍然显出他在处理历史资料上的某种先入之见。例如他对在近代哲学中发生了巨大影响力并一直波及当代的德国观念论，除了给康德以一定的地位外，整个采取了一种相当忽视的态度，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干脆就被砍掉了。在现代哲学中，他对现象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介绍也有简单化的倾向，而诠释学则只字不提，就当从未出现过。至于对边沁、密尔和孔德的功利主义，则似乎花费了太多的篇幅，且大都偏重其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没有多少哲学味。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哲学史家面面俱到，况且一个像本书作者这样的学者总会带上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哲学观点总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尽管在我看来本书有如上这些不足之处，但我仍然很欣赏作者的写法，它有助于青年大学生体会到什么是哲学思维，并由此对哲学产生真正的兴趣。至于书中所缺的那些部分，青年读者们也很容易从别的地方去补足。重要的是，作者对所涉及的那些哲学家的思想作了客观、清晰而生动的介绍，除了对马克思的一处误解外（译者已在注释中作了澄清），基本上是准确的。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丁三东（第1、2、3、4、12、13章）、张传有（第5、6、7、8、9章）、邓晓芒（第10、11、14章）、张离海（第15章）、郝长墀（第16章及参考书目）、张建华（第17章）和何卫平（第18、19章及关键词汇表），全书由邓晓芒校订和统稿。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作为最后的统稿人，书中所出现的翻译错误全部由我负责。

最后，感谢中华书局译著部的江绪林编辑，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邓晓芒

2003年12月于珞珈山

前　言

哲学之历史，浑如一部史诗演义。有先祖历尽艰辛，开宗立统，泽被后世，令人仰止；有后人标新立异，构怨于同宗，甚或触怒政教当局。家族间世代苦苦相争，然鹿死谁手，时常难见分晓。世易时移，此一部家史亦渐令人生后胜于前之感：不合时宜之道淡出视野，创新求异之说取而代之——然每每不过昙花一现而已。是故有大哲尝云，哲学史乃“思想历险之征程”。按本书之立意，即在刻画此一活剧之大纲要目也。

新版改动最彰明者，乃在添入新写之论“启蒙哲学”一章。其余部分之添加，计有：论“理性与信仰”入奥古斯丁章，“运动的证明”入阿奎那章，“美德认识论”入最近哲学章。至于此外之细小改动，则遍布全书——盖为增进表述之精确与文字之可读计也。

詹姆斯·菲泽

第二部分

1.苏格拉底的前辈

人类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千百万年。当然，我们不能知道最早的人们的所有经历和思想。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设想，那时的人们就像现在一样被一种想要解释世界的欲望所驱使。或许我们最早的先人们思考过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在动物中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在包围着他们的大地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世界。他们或许也曾经想知道，对于道德行为或社会秩序，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适用于他们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部落。对于这些问题不论他们想过什么，他们的观点都没能经受住岁月的消磨。我们要想得知先辈们的确切思想，只能通过一个较为晚出的发明——文字书写。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考察最早的文字著作时，我们发现各个地区都有它们特殊的传统——例如东亚的传统、印度次大陆的传统、中东的传统以及非洲的传统。这本书就是对这样一个传统的阐述：这个传统在欧洲发展，后来又传播到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这一传统通常被称作“西方的”，这个名称标明了它起源于欧亚大陆的西部。

西方哲学故事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群岛及其殖民地。一些原创性的哲学家被一些特殊的困惑驱使，最值得注意的是“事物实际上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解释事物中的变化过程？”他们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不久就被称作“哲学”——爱智。这些思考的前提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事物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现象往往不同于实在。生、死、成、毁——也就是事物的形成和消逝——都是无情的事实。这些事实引发了一些归根到底的问题：事物与人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在不同的时间里变得不同的？他们又是如何消逝而被其他的事物和人取代的？最早的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中有很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关注这些特殊问题。他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这些问题，这种眼光完全不同于那个时代伟大的诗人们更加神秘的视角。

希腊哲学诞生在与雅典隔爱琴海相望的港口城市米利都，它坐落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地区的西海岸。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就被称作米利都学派或伊奥尼亚学派。大约公元前585年，当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开始他们系统的哲学工作时，米利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贸易和各地思想的汇聚之地。城市的富有使人们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没有它，艺术和哲学的生活是不能得到发展的。此外，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宏大气魄和追根究底精神也为哲学的理智活动创造了非常适宜的氛围。早先伊奥尼亚就诞生过创作了《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塞》（Odyssey）的荷马（约公元前700年）。在这些永恒的史诗经典中，荷马描绘了奥林匹斯山的场景，在那里众神们过着和地上的人们相似的生活。这种对世界的诗意观点也描绘了众神介入人类事务的方式。特别地，荷马的神会由于人们缺乏节制，尤其是他们的骄傲和不服从——希腊人称之为傲慢（hubris）——而惩罚他们。这并不是说荷马的神非常的道德。相反，他们只不过是比我们更强大，要求我们服从。

虽然荷马很大程度上用人的形象去描绘众神，他还是偶尔暗示自然界中有一个严格的秩序。特别地，他提到存在着一种叫“命运”的力量，甚至众神也得服从它，所有的人和事物也必须服从它。然而荷马的诗意想象彻底地受到人的局限，在他的世界里到处都居住着人型的存在者。而且他的自然概念也是反复无常的意志在起作用，而不是自然规律占统治地位。与荷马同一时期进行写作（约公元前700年）的赫西俄德改变了神和命运的概念。他去除了神身上所有的反复无常，赋予他们道德的连贯性。虽然赫西俄德保留了众神控制自然的思想，但是他强调宇宙的道德规律非人格化的运作，以此来冲淡事物本性中的人格化因素。在赫西俄德看来，道德秩序依然是宙斯命令的产物。但是不同于荷马的是，这些命令既不是反复无常的，也不是为了取悦众神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对于赫西俄德来说，宇宙是一个道德的秩序，由此，我们只要再前进一小步就可以说，有着一种非人格化的力量控制着宇宙的结构，规定着它变化的过程，这一切与众神没有任何关系。

迈出这一小步的是三个伟大的米利都哲学家：泰勒斯（约公元前585年）、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年-公元前546年）和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6世纪）。赫西俄德依然根据传统的神话来思考。而米利都派的哲学则发轫于一个独立思考的行动。他们问，“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事物中的变化过程？”这就真正告别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而走上了一条更加科学的思想道路。事实上，在历史的这个阶段，科学和哲学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到了后来各种学科才从哲学领域分离出去。医学是最先分离出去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米利都学派既是最早的科学家，也是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希腊哲学从最初开始就是一种理智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察或相信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哲学就意味着抱着纯粹而自由地探索的态度去思考那些基本的问题。

2.什么东西是持存的？

泰勒斯

对于米利都的泰勒斯我们知道的并不多，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还不如说是一些逸闻。泰勒斯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所有现在能够获得的，都是后来那些记录他一生值得记录的事件的作者的一些零星报道。他是希腊国王克洛索斯和执政官梭伦的同代人，他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624年到公元前546年之间。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他解决了一个军队后勤上的问题，使吕底安国王的军队渡过了哈里斯河。他的办法是挖一条人工渠分流一部分河水，这样一来大河就成了两条较浅的河，很容易在上面架桥。在埃及旅行时，泰勒斯想出了一个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方法。在一天中当他的身高和影长相等时，他只要测量金字塔影子的长度就知道了它的高度。或许就是这些在埃及的旅行使他了解到一些知识，从而预言了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蚀。他在米利都时，出于实用的考虑，制作了一个仪器，用来测量海上船只之间的距离。他促使水手们利用小熊星座做导航来确定北方，这对远洋航行很有帮助。

传统或许是不可避免地把一些可疑的传说加在泰勒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身上。例如，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就写到过：“据说是泰勒斯抬头观察星空而掉进一口井里时，一位聪明伶俐的色雷斯丫鬟拿他说过的俏皮话说，他这样渴望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不能看到脚下的东西。”柏拉图加上了一句，“这个嘲笑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记载了另一则逸闻：

有这样一个关于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有关赚钱的计划，被安在泰勒斯头上，是因为他素以智慧而闻名。……人们非议他的贫困，认为这说明哲学是无用的。但据这个故事说，他利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观测到（来年的夏天）橄榄会有个大丰收。于是他就用手头的一小笔钱租下了米利都和开俄斯所有的榨油机。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所以租价很低。到了收获时节，突然间需要许多榨油机，他就把这些榨油机租出去，并且恣意抬高租金；由此他赚了一大笔钱，他成功地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发财，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

但是，泰勒斯之所以著名并不是由于他广博的智慧和实践的精明，而是因为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由此，也赢得了西方文明“第一个哲学家”的称号。

泰勒斯全新的问题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或者，哪种“物质”构成了万事万物？泰勒斯提出这些问题，试图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例如土壤、云和海洋。有时这些事物中的一些转变成另一些事物，不过它们在某些方面依然类似。泰勒斯对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的如下思想，即不论事物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根本的相似。多通过一而相互关联。他假定某种单一的元素，某种“物质”包含了自身活动和变化的原则，它是所有物理实在的基础。对泰勒斯来说，这个一，这种物质，就是水。

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说明泰勒斯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但亚里士多德写道，他得出这个结论或许是通过观察简单的事实；“或许是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而热本身是从湿气里产生，靠湿气维持的”，所以泰勒斯“得到这个看法可能就是以此为依据的，还有所有事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其他一些现象，例如蒸发或者凝固，也表明水有各种状态。泰勒斯对事物构成的分析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问题为一种新的研究创造了条件，这种研究就其本性而言是允许争论的，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它可能得到证实，也可能被驳倒。诚然，泰勒斯也说过：“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神。”但是这个思想对于他来说显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意义。因此当他试图解释存在于事物中的力，例如磁石中的磁力时，他把探讨这个问题的立足点由神话转为了科学。从他的起点出发，其他哲学家们将相继提出他们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案，但面对的总是他提出的问题。

3.什么东西是持存的？

阿那克西曼德

阿那克西曼德是比泰勒斯年轻一些的同代人，也是泰勒斯的学生。他同意老师的看法，认为存在着某种单一的基本物质，事物就是由它构成的。但是，阿那克西曼德不同于泰勒斯，他说，这种基本的物质既不是水，也不是其他任何特殊的元素。水和其他所有特定的东西只是某种更基本的东西的特殊变体或衍生物。他认为，很有可能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水或潮湿的东西的各种变形，而水只是很多元素中的一个特殊的东西，所有这些特殊的东西都需要一个更加基本的物质作为它们的来源。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所有这些物质都来自最原始的本质，它就是一个不定的或无限制的实在。从而，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特殊的、确定的事物，例如一块岩石、一个水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这些事物的来源，他称之为不确定的无限制者（theindeterminateboundless）。实际的事物是特殊的，它们的来源则是不确定的；事物是有限定的，原初物质则是无限定或无限制的。

阿那克西曼德除了对原初物质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外，还努力为他的新思想作出某种解释，这推进了哲学的发展。原初物质如何成为我们在世界中看到的这许多不同的东西，泰勒斯对此并没有详细地进行解释。阿那克西曼德则探讨了这一问题。虽然他的解释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它代表了知识上的一种进展。特别是，它涉及那些可以从中形成假说的已知事实，而不是用神话式的不容置辩的说法来解释自然现象。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不确定的无限制者是万物最原始的、不可毁坏的物质本质，不过他相信它永远处于运动之中。作为这一运动的结果，各种特殊的元素从原初本质“分离”出来而诞生了。因此，“天空是由永恒的运动产生的。”首先，冷和热分离出来，再由这两者产生了潮湿；然后，从这些东西里产生了土和气。

谈到人类生命的起源，阿那克西曼德说，所有的生命都来自海洋，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生命的东西离开海洋来到陆地。他猜测人类是由另外一种不同的生物进化而来的。他论证说，这个看法的根据在于，事实上，其他生物很快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只有人类才需要延长被喂养的时间。因此，如果我们人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早就不会存在了。针对阿那克西曼德对人类起源的解释，普卢塔克评论说，叙利亚人

实际上把鱼尊为与我们在种类和养育方式上都相近的物种。在这点上，他们的哲思较之阿那克西曼德还要来得恰当些。因为他宣称，不是鱼和人来自同一个祖先，而是人最初就是在鱼腹中形成的。他们——像鲨鱼一样——在鱼腹中长大到足以自理之后，就离开母体，前往陆地。

让我们再回到宏观的宇宙图景，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同时并存着许多世界和宇宙体系。它们全都会消灭，在它们的创生和毁灭之间有一种不断的交替。他相信这个循环的过程是有严格的必然性的。自然中相互对立的力冲突着，导致了一种“不正义”——诗意地说，它要求它们最后的毁灭。阿那克西曼德的作品中流传下来的惟一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它也是有点诗意的：“万物由之所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由于必然性复归于它；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

4.什么东西是持存的？

阿那克西米尼

米利都学派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哲学家是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585年-公元前528年），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年轻同伴。他考虑了阿那克西曼德对自然事物的构成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并不满意。无限制者作为所有事物的来源这一思想是含糊而令人费解的。他可以理解为什么阿那克西曼德要提出这一思想来取代泰勒斯的水是万物本原的观点。无限制者的这个解释至少有助于为极其多样的有限的和特殊的事物提供一个“无限定”的背景。然而，不确定的无限制对于阿那克西米尼来说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因此他采取了泰勒斯的方式，选择集中在一种确定的物质上。同时，他也试图吸收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取得的进展。

阿那克西米尼试图沟通他的两个前辈的不同观点，他提出气是万物由之而产生的原初物质。就像泰勒斯提出的水的思想，气也是一种确定的物质，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把它看作是所有事物的基础。例如，虽然气是不可见的，但是我们只有在可以呼吸时才能存活，“就像我们的灵魂——它是气——把我们凝聚为一体，气息和气也包围了整个世界。”就像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限制者处于持续的运动中这种看法一样，气弥漫于所有的地方——虽然不像无限制者，它是一种特殊的、可以被实实在在把握到而加以识别的物质实体。此外，气的运动也是一个比阿那克西曼德的“分离”更加特殊的过程。为了解释气是如何作为万物本原的，阿那克西米尼指出，事物之成为它们所是的那个样子，取决于组成这些东西的气在多大程度上凝聚和扩张。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新思想：质上的差异，原因在于量上的差异。气的膨胀和收缩代表了量上的变化，发生在一种单一的物质中的这些变化解释了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不同事物的多样性。气的膨胀导致热，热到极点就产生火，而气的收缩或凝聚则导致冷，气（转）通过逐步的变化转变成为固体，如同阿那克西米尼所说，“气凝聚起来就形成风……如果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就会产生水，再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土，最浓密的时候就会成为石头。”

虽然这些米利都哲学家们让科学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风格初步成形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以现代科学家们所采用的方式来形成他们的假说，也没有设计任何实验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具有独断的性质——其态度是进行肯定性的断言，而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假说的那种尝试性特点。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关于人类知识的本性和限度的批判性问题还未被提出。米利都哲学家们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到有关精神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他们将所有的实在还原为一种原初物质，就肯定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只是到了后来哲学家们才认识到它是一个问题。不论他们关于水、无限制者和气是事物的原始本质的思想是否有效，应该再次强调一下，米利都学派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事物的最终本性的问题，并且第一次迟疑不决地但却是直接地探究了自然实际上是由什么构成的。

第三部分

1.智者派与苏格拉底

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自然；而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则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到了对人类的研究。他们不去问“事物的终极原则是什么”等一些关于宇宙的大问题，而是提出一些与道德行为有着更直接关系的问题。哲学由主要关注科学问题转而关注基本的伦理问题，这一转向能在下述事实中得到部分解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能达成任何一种统一的宇宙概念。他们对自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彼此似乎无法调和。例如，赫拉克利特说自然由多种实体构成，所有事物都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巴门尼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论证实在是单一的、静止的实体，是“一”，运动和变化只是由事物的现象投射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幻觉。如果这些相互矛盾的宇宙论在破解自然之谜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产生的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理智的疲倦，那么哲学也许就会在这里止步不前了。确实，关于事物终极原则的争论导致了一种怀疑主义的倾向：人类理性是否有能力发现自然的真理？但是这种怀疑主义为哲学转向一个新方向提供了推动力，因为怀疑主义自身成了被加以认真考虑的主题。

哲学家们现在不再就各种自然理论争论不休，他们现在想解决有关人类知识的问题，问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普遍的真理？各个种族和社群的文化差异使这个问题越发显得突出。结果，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善的问题深深地纠缠在了一起。如果人们没有能力认识到任何普遍的真理，那么还能够存在一个普遍的善的概念吗？这场新争论的主要参与方是智者派和苏格拉底。

2.苏格拉底

许多雅典人误把苏格拉底看作智者，事实上苏格拉底是智者派最尖锐的批判者之一。苏格拉底之所以被人们混同于智者，部分地是因为他对任何主题的不带感情的分析——智者们也运用了这一技术。然而在苏格拉底与智者派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智者派挖空心思钻牛角尖，以表明对于一个问题的任何一面都可以作出同样好的论证。他们是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有任何确定的或可靠的知识。此外，他们还得出结论说，既然所有知识都是相对的，那么道德标准也是相对的。相反，苏格拉底坚持不懈地进行论辩却是怀着不同的动机。他坚定地追求真理，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为确定的知识寻找基础。他也试图发现善的生活的基础。苏格拉底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时，发明了一种达到真理的方法：他将知和行联系起来，所以认识善就是行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美德”。所以，与智者派不同，苏格拉底致力于进行讨论，不是为了破坏真理，也不是要为律师和政客们提供实用技巧，而是为了获得对真理和善的实质性概念。

3.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生平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70年出生在雅典。历史上很少有某时某地像此时的雅典这样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天才人物。这个时候，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已经完成了他的几部戏剧杰作。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这两位剧作家此时还是小孩子，他们以后将要创作的伟大悲剧苏格拉底很有可能是到剧场看过的。这时伯里克利还是个年轻小伙，他将会开创一个政治民主、艺术繁荣的伟大时代。苏格拉底有可能看过帕特农神庙和菲狄亚斯①的雕塑，它们就是完成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这个时候，波斯已经被打败，雅典已经成为海上霸主，基本上控制了爱琴海。雅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和辉煌。虽然苏格拉底成长于一个黄金时代，但在垂暮之年，他目睹了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狱中结束。公元前399年，也就是苏格拉底71岁时，他遵从法庭对他的判决喝下了毒药。

苏格拉底没有写下文字作品。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由他的三个著名的年轻的同代人记载下来的，他们是阿里斯托芬、色诺芬以及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柏拉图。从这些资料里看，苏格拉底天资过人，不仅思维严谨超乎群伦，为人也热情友善，秉性幽默。他体格健壮，颇能吃苦耐劳。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里把苏格拉底描绘得像一只自负的水鸟，取笑他转眼珠的习惯，俏皮地提到他的“学徒们”及“思想的作坊”。而色诺芬所描绘的则是一位忠诚的战士，他充满激情地探讨着道德的要求，对那些想在他这里得到指点的年轻人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柏拉图肯定了对苏格拉底的这个总的写照，并进一步把苏格拉底描绘为一个有着深沉的使命感和绝对的道德纯洁性的人。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讲述了一位美少年阿尔西比亚德斯是如何希望赢得苏格拉底的爱情的，他想方设法要和苏格拉底单独相处。但是，阿尔西比亚德斯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只愿意用他通常的方式和我交谈，和我呆了一整个白天后，他就会离开我，自顾自走了。”苏格拉底在从军征战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忍饥挨饿。其他人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用“毡子加羊毛”裹在鞋子外面，以抵御冬日的严寒。而苏格拉底，阿尔西比亚德斯说，“就穿着他平常穿的一件外套在那样的天气里出门，他光着脚在冰面上行走比我们穿着鞋走还要轻快。”

苏格拉底的注意力能长时间地高度集中。在一次战役中，他曾经站着沉思了一天一夜，“直到黎明来临，太阳升起；在向着太阳做了一次祷告之后，他才走开”。他经常从一个神秘的“声音”那里获得信息或警告，他称这个声音为自己的灵异（daimon）。虽然这种“超自然的”征兆从小就侵扰着他的思想，但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苏格拉底具有“宗教梦幻式”的气质，尤其是具有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品质的敏感，正是这些道德品质赋予生活以价值。他对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的自然科学必定是非常熟悉的，虽然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他说过，“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雅典人、我与对自然的思索没有任何关系。”对他而言，这样的思索已经让位于那些更紧迫的问题，即人的本性、真理和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确认了苏格拉底的使命是做一个道德哲学家，这就是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凯勒丰的虔信宗教的青年到德尔斐附近的阿波罗神庙去问，这世上是否还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女祭司回答说没有。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他之所以是最聪明的，是因为他意识到并且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开始了他对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智慧的探求。

4.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

由于苏格拉底自己没有留下文字作品，究竟哪些哲学思想可以确认是他的，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关于他的思想，我们所拥有的最全面丰富的资料来源是柏拉图的《对话集》，他是这些对话中的主角。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里柏拉图所描绘的是苏格拉底确实教导过的东西，还是在假托苏格拉底的形象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有些人认为柏拉图《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就是历史上的那个苏格拉底。这将意味着这些对话中包含的创造性的哲学工作全都要归功于苏格拉底。要是这样看的话，柏拉图就不过是发明了一种文学体裁，使苏格拉底的思想能够保存下来并得到详尽阐述、准确表达和文字上的润色。可是，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贡献作出了区分。亚里士多德将“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归功于苏格拉底，而将理念论——普遍的原型独立于特殊事物而存在，特殊事物只是它们的具体化——的提出归功于柏拉图。其实，争论就在于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在学园里已经和柏拉图对之进行过详尽的讨论，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的区分是准确的。同时，柏拉图的一些早期对话似乎体现了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比如《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因此，对此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两种观点各采纳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柏拉图早期的很多对话都是对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的描述，而柏拉图后期的对话则主要代表了他自己的哲学发展，包括系统地提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理念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应当把苏格拉底看作是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来进行理智的探究。

要想成功地克服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苏格拉底就必须为知识的大厦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苏格拉底在人之中，而不是在外部世界的种种事实中，发现了这个稳固的基础。苏格拉底说，内在生活是一种独特活动即认知活动发生的场所，这一活动导致实践活动，也就是行为。为了描述这一活动，苏格拉底提出了灵魂或心灵（psyche）的概念。对他而言，灵魂不是任何特殊的官能，也不是任何一种特别的实体。相反，它是理智和性格的能力；它是一个人有意识的人格。苏格拉底进一步表述了他的灵魂概念的意义，灵魂是在“我们之中的，我们由于它而被断定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好的还是坏的”。通过这样的描述，苏格拉底是把灵魂等同于理智和性格的正常能力，而不是什么幽灵般的实体。灵魂是人格的结构。虽然苏格拉底很难确切地描述灵魂究竟是什么，但他还是确信灵魂的活动乃是去认识和影响甚至指引和支配一个人的日常行为。虽然对苏格拉底而言灵魂不是一个事物（thing），他还是可以说，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就是去照料我们的灵魂，“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当我们理解了事实与幻想的区别从而将我们的思想建基于对人类生活的真实状况的知识上时，我们就最好地照料了我们的灵魂。由于获得了这样的知识，那些在思想中照料好了自己灵魂的人也将根据他们对真实的道德价值的知识而采取相应的行动。简而言之，苏格拉底主要关注的是善的生活，而不是纯粹的沉思。

对苏格拉底而言，这种灵魂概念的要点涉及到我们对一些词语的意义的清醒意识。认识到一些事物与另一些事物相矛盾——比如，正义不能意味着伤害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灵魂仅仅通过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就可以发现它。因而当我们在行动中违抗这种知识的时侯——例如当我们伤害一个人而同时又十分清楚这一行为违背了我们关于正义的知识的时候——就会破坏我们自己作为人的本性。苏格拉底确信人可以获得可靠的知识，而且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成为道德的正当基础。因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澄清一个人是如何得到可靠的知识的。

5.苏格拉底的知识理论：思想的助产…

苏格拉底确信，得到可靠知识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受到规训的对话，这种对话所起的作用就像一名思想的助产士。他称这个方法为辩证法（dialectic），它看来非常简单，实则不然。不管面对什么问题，这方法总是先讨论它的最显而易见的方面。在对话的过程中，交谈的各方将不得不澄清他们的观点，最终的结论将是一个意义清晰的陈述。虽然这套方法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当苏格拉底将之运用到别人身上时，不管是谁，不久都会感受到它那极其严密的力量，也会因苏格拉底的讽刺而感到难堪。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就展示了这种方法，苏格拉底假装对某个主题一无所知，然后设法从其他人的言谈中抽引出他们关于这一主题所能有的最完满的知识。他认为通过对不全面或不确切的思想进行一步步的修正，就可以诱导任何人得出真理。他常常揭示出潜藏在对方观点之下的矛盾——这种技术被称作“问答法”（elenchus）——从而迫使那人放弃自己误入歧途的观点。如果有些东西是人类的心灵所认识不了的，苏格拉底也要把这点论证出来。因此，他相信，没有经过仔细审视的观念是不值得拥有的，正如没有经过仔细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样。有些对话的结尾没有结论，因为苏格拉底关心的不是提出一套教条式的思想强加给他的听众，而是引导他们去经历一个有条不紊的思想过程。

我们在柏拉图写的对话《欧绪弗洛篇》中发现了苏格拉底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话发生在阿卡翁国王的宫邸前，苏格拉底等在那里想看看是谁指控他不虔敬，这可是一项死罪。年轻的欧绪弗洛赶到那里向他解释说，他想指控自己的父亲不虔敬。苏格拉底带着强烈的讽刺口吻说，有幸碰见欧绪弗洛真是让他不胜欣慰，因为欧绪弗洛指控他父亲的罪名和苏格拉底面临的指控是一样的。苏格拉底语带讥诮地对欧绪弗洛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像你现在这样行事；只有拥有极高智慧的人才能。”①一个人只有确切地知道不虔敬是什么意思，才能指控别人犯有这么严重的一宗罪。而指控自己的父亲犯有这项罪行将只能确证指控者知道他在谈论什么。苏格拉底表示对不虔敬的含义一无所知，他要欧绪弗洛解释它的意思，因为欧绪弗洛就是以这个罪名指控他的父亲的。

欧绪弗洛作出了回答，他将虔敬定义为“起诉犯罪的人”，而不虔敬就是不起诉他。苏格拉底对此回答说，“我没有要你从无数虔敬的行为中举出一两样来；我是要你告诉我虔敬的概念是什么，正是它使得一切虔敬的行为成为虔敬的。”由于他的第一个定义并不令人满意，欧绪弗洛再次尝试说，“凡是令诸神喜悦的就是虔敬的”。但是苏格拉底指出，诸神也相互争吵，这表明诸神之间对于什么是更好的和什么是更糟的意见不一。因而，同一个行动可能令一些神感到喜悦却并不令另一些神喜悦。所以欧绪弗洛的第二个定义也不充分。欧绪弗洛试图修正，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虔敬就是诸神全都喜爱的，而不虔敬就是诸神全都痛恨的”。但是苏格拉底问，“诸神是因为一个行动是虔敬的而喜爱它，还是因为诸神喜欢这个行动它才是虔敬的？”简而言之，虔敬的本质是什么？欧绪弗洛再次尝试说，虔敬乃是“正义的一部分，它与对诸神给予其应得的侍奉有关”。苏格拉底再次问，诸神应得的侍奉是怎样的，以迫使欧绪弗洛作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定义。这个时候，欧绪弗洛已经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犹疑不定之中，苏格拉底告诉他，“你不能起诉你年迈的父亲……除非你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虔敬和不虔敬。”当苏格拉底迫使他再一次作出一个更清晰的定义时，欧绪弗洛回答说，“下次吧……苏格拉底。我现在很忙，我得走了。”

这篇对话对于有关虔敬的话题没有得出结论。但它是苏格拉底辩证方法的一个生动例子，是他关于哲学生活的概念的一个写照。特别是它表现出了苏格拉底对定义的独特关注，定义乃是清晰思想的工具。

定义的重要性苏格拉底求知方法的再清楚不过的体现是在他寻求定义的过程中。也正是通过对定义的强调，他对智者派进行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反驳：名词术语都有确定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相对主义。对他来说，一个定义是一个清晰而确定的概念。苏格拉底深刻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特殊的事件或事物在某些方面变化或消逝着，它们里面却有某种东西是同一的，从不变化，从不消逝。这就是它们的定义、它们的本性。当苏格拉底追问“那使得一切虔敬的行为成为虔敬的虔敬概念”时，他想要欧绪弗洛给出的就是这个永恒的意义。苏格拉底以一种相似的方法寻求正义的概念，由于它，一个行为才成为正义的；寻求美的概念，由于它，特殊的事物才可以被称作美的；寻求善的概念，由于它，我们才认为一个人的行动是善的。例如，没有什么特殊的事物是完全地美的；它之所以美只是因为它分有了更大的美的概念。此外，当一个美的事物消逝了，美的概念却依然存在。苏格拉底所看重的是我们对一般观念而不仅仅是特殊事物的思考能力。

6.苏格拉底的知识理论：思想的助产…

他认为无论我们思考什么东西，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在思考着两种不同的对象。一朵美的花首先是这一朵特殊的花，同时它又是美的一般或普遍意义的一个例子或分有者。对苏格拉底而言，定义包含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心灵能够区分思想的这两种对象，即特殊（这一个特殊的花朵）和一般或普遍（美的概念，这朵花由于分有了它才是美的）。如果苏格拉底问，“什么是一朵美的花？”或者“什么是一个虔诚的行动？”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你向他指出这朵花或这个行动。因为虽然美以某种方式与一个特定的事物相关联，但这个事物既不等于也没有穷尽美的概念。此外，虽然各种美的事物互不相同，但不论它们是花还是人，它们都被称作美的，这是因为它们不管彼此有何差别，都一样分有使它们被称为美的那种要素。只有通过严格的定义过程，我们才能最终把握一个特殊的事物（这一朵美的花）和一个普遍的观念（美或美的）之间的区别。定义的过程，正如苏格拉底所展示的，是一个达到清晰确定的概念的过程。

运用这种定义的方法，苏格拉底表明了真知识不仅仅是简单地考察事实，知识相关于我们在事实中发现那些永恒要素的能力，这些要素在这些事实消逝之后也依然存在。玫瑰花凋谢了，美依然存在。对心灵来说，一个不完美的三角形暗示了那个三角形（的概念）①，不完美的圆则被看作近似于那个完美的圆（的概念），完美的圆的定义产生了清晰确定的圆的概念。事实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观念，因为没有两朵花是相同的。同样也没有两个人或两种文化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知识仅仅限于罗列未经解释的事实，我们的结论将是所有的事物都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遍的相似之处。智者派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搜集其他文化的一些事实，然后论证说，有关正义和善的所有观念都是相对的。但是苏格拉底不愿接受这个结论。在他看来，人们之间事实上的差异——例如他们的身高、体力和智力的差异——并没有抹杀他们都是人这个同样确定的事实。他通过定义的过程，透过具体的人显而易见的实际差异，发现了是什么东西使每个人尽管有这些差异，却仍然是一个人。他的清晰的人的概念为他对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牢靠的基础。与此相似，虽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存在着实际的法律和道德规则上的差异，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正义和善的概念依然可以像人的概念一样被严格地定义。面对我们周围变异的事实，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样性的事实一定会导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反地，他相信，只要我们运用分析和定义的方法，这些事实就能够产生出清晰而确定的概念。

于是苏格拉底相信，在事实世界的后面，在事物之中，存在着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秩序。这使得他在哲学中引入了一种考察宇宙万物的方法，即对事物的一种目的论的概念——它认为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功能或目标，都朝向善。例如，说一个人有一个可定义的本质，也就是说有某种行为是适合于他或她的本质的。如果人是理性的存在者，那么理性地行动就是适合于他的本质的行为。这差不多也就等于说人们应该理性地行动。通过发现每个事物的本性，苏格拉底相信他也可以在事物中发现可理解的秩序。从这个观点看，事物不仅有它自己特殊的本质和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在所有事物的整体安排中还有某种另外的目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种事物，这不是由于偶然的混合，而是每个事物都各尽其职，所有的事物共同构成了有序的宇宙。很明显，苏格拉底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的知识，一个层次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inspection），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对事实的解释（interpretation）。换言之，一个是基于特殊的事物，一个是基于一般的或普遍的概念。

在话语中总是使用诸如美、直线、三角形、人等普遍概念，这个事实表明它们的使用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实在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普遍的概念是否是指某种像特殊的世界那样存在着的实在？如果约翰这个词是指存在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一个人，那么人这个概念是否也指存在于某处的实在？苏格拉底是否处理了这个普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得看我们认为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是理念论的创立者。柏拉图确确实实教导说，这些概念化的理念是最实在的存在者，它们独立于我们看到的特殊事物而存在，特殊事物只是分有了这些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拒斥主张理念单独存在的理论，他论证说，某种意义上普遍的形式只存在于我们经验到的实际事物之中。他也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把这些理念和事物“分离开来”。即使苏格拉底不是见于柏拉图对话中的理念论的创立者，隐藏于可见世界背后的可理解秩序观念，却依然是由他创建的。

7.苏格拉底的道德思想

对苏格拉底而言，知识和德性是同一个东西。如果德性与“使灵魂尽可能地善”有关，那么我们首先就有必要知道什么使灵魂善。因此善和知识密切相关。但是苏格拉底对于道德所说的不只于此。他实际上将善与知识等同起来，他说，认识善就是行善，知识就是德性。通过将知识和德性等同起来，苏格拉底也就认为恶行或恶乃是缺乏知识。正如知识就是德性，恶行也就是无知。这个推理的结论使苏格拉底确信没有人会作恶无度或者明知故犯地行恶。他说，做错事总是不自觉的，是无知的结果。

把德性与知识、恶行与无知分别划上等号，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关于人的最基本的经验。常识告诉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我们知道一个行为错了，我们还是会拼命去做，因此我们是故意而自愿地做错事的。苏格拉底承认我们会做坏事。但是他不认为人们是明知故犯。苏格拉底说，当人们做坏事时，他们总是以为这些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

当苏格拉底把德性和知识等同起来时，他头脑中考虑的德性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他而言，德性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功能。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一个人的功能就是理性地行事。同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为其灵魂追求幸福或好的生活。这一内在的好的生活，“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只有通过某种合适的行为方式才能达到。因为我们有着对幸福的渴求，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行动有所选择，希望它们能带来幸福。哪种行动或者什么行为可以带来幸福？苏格拉底认识到，有些行动表面上带来了幸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常常选择那些本身很成问题的行动，却以为它们可以带来幸福。小偷或许知道偷窃本身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依然行窃，希望以此获得幸福。与之类似，我们追求权力、肉体愉悦和财富，以为它们是成功和幸福的标志，却混淆了幸福的真正基础。

不管怎么说，把恶行和无知等同其实并不是那么违背常识的，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是对一个行动产生幸福的能力的无知，而不是对行动自身的无知。这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无知，即不知道怎么办才可以“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因此过错就是对某些行为不确切的估计造成的后果。这种不确切的预期以为某些事物或愉悦能带来幸福。因而，过错之所以是无知的产物，就是因为人们在做错事的时候指望它会产生其产生不了的结果。无知即在于看不到某些行为并不能产生幸福。要有对人类本性的真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才是幸福所必需的。还要有对事物和行为类型的真知识，才能知道它们是否能实现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能够区分：什么东西表面看上去能带来幸福，什么东西确实能带来幸福。

所以，说恶行是无知，是不自愿的，就是说没有人会故意选择损害、破坏或者毁灭自己的人性。甚至当我们选择痛苦时，我们也是希望这种痛苦能够带来德性，实现我们人的本性——这个本性追求着它自己的好的生活。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则依赖于它们是否与真的人性相和谐，而这是一个真知的问题。此外，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人性的基本结构是恒常的，所以他相信有德性的行为也是恒常的。这就是他得以克服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础。苏格拉底为道德哲学所设定的方向，是道德哲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一直遵循的。他的思想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的修正，但它依然是理智和道德方面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性传统。

8.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

苏格拉底确信我们最该关心的就是照料我们的灵魂，所以他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审视他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雅典人的生活和思想上。当雅典在伯里克利统治下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主社会时，苏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为一只“牛虻”的使命而没有招致严重的反对。他不留情面地在人们无序的行为之下追寻稳定恒常的道德秩序。这一追寻要么令人愤怒，要么令人愉快，这也为他带来从事于悖论的智者这个名声。更糟糕的是，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太没有拘束，对于那些雅典人认为不容置疑的敏感问题也进行追问。然而，在雅典经济和军事上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是可以随其所好去进行追问而不受惩罚。但是，随着雅典的社会大势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于受到追究了。他在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是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其中之一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叛国行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确去了斯巴达并在对雅典的作战中为斯巴达人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这就难免让许多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行为负责。此外，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与五百人会议分歧严重，他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有8位军事指挥官被指控在亚吉努撒群岛附近的一次海战中玩忽职守。雅典军队虽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损失了25艘战舰和4000名士兵。8位卷入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的将领被要求受审判。但是，五百人会议不是一个一个地确定每一位将军的罪责，而是被命令一次性投票表决这8个人全体是否有罪。起先会议抵制这一动议，认为它违反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是当检举人威胁说除了将军们还要起诉会议成员时，就只有苏格拉底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其他会议成员都屈服了。将军们后来被认定有罪，其中已经被监禁起来的6人被立即执行了死刑。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06年。在公元前404年，随着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再一次发现他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斯巴达胜利者的压力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团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这个30人团很快蜕变成一个横暴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专断地迫害以前拥护伯里克利民主秩序的人，为自己聚敛财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寡头集团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头集团里有一些人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这是他又一次因株连而获罪，如同在先前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案件中他因为是叛徒的老师而被判入狱一样。到这个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愤怒已经发展到对他的不信任。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受审，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对于城邦所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惯例；（2）更有甚者，腐蚀青年。指控者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听到对他的指控后本来可以选择自愿流放。但是他依然留在雅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的陪审团由大约500人组成。柏拉图的《申辩篇》记载了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辩护，这是对他理智能力的光辉证明。它有力地揭露了原告们的动机和他们指控根据的不充分。他强调自己对雅典的毕生忠诚，他提到了他的军旅生涯和在审判将领们的事件中对法律程序的维护。他的辩护是强有力论证的典范，完全建立在引用事实和要求讲理的基础上。当他被判有罪时，他还有机会提议给自己定什么刑。苏格拉底不但坚信自己无罪，而且坚信他这样的生活和教导对雅典是有价值的，他提议雅典人应该让他得到应得的奖赏。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马、赛车夺冠的人”作了比较，他说，“这样的人只是让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是令你们真正地快乐。”因此他说，他的奖赏应该是“由城邦出钱在名人院里奉养他”，这个礼遇是只有声名显赫的雅典人、将军、奥林匹克冠军和其他杰出人士才能荣享的。陪审团在他的傲慢面前颜面扫地，最后判处他死刑。

最后，他的朋友们试图提供机会让他越狱逃跑，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从。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来打动他们一样，现在他也没有为他的学生克里托的恳求所动，克里托曾说，他不想自己也得想想他的孩子们。他如何能够收回他曾经教导别人的东西，抛弃自己对真理永远忠贞不渝的信念？苏格拉底相信，逃跑就是违抗并损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将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那些误入歧途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是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他服从法庭对他的判决，以此证明他对法制的尊重。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药力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①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替我还上'……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结局，我认为他是他的时代所有人中最优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9.柏拉图的生平

柏拉图于公元前428/427年生于雅典，这是伯里克利去世的第二年，这一年苏格拉底大概42岁。雅典文化欣欣向荣，柏拉图的家庭也是雅典的名门望族，他幼时接受的教育包括雅典文化在艺术、政治和哲学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他父亲把自己家族的世系追溯到雅典古代的君王们，并继续往上追溯到波塞冬神。他的母亲珀里克提俄涅是查米底斯的姐姐、克里提亚斯的表妹，这两个人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随着雅典的衰落而出现的短暂的寡头统治时期的领导者。在柏拉图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了皮里兰佩，此人曾是伯里克利的一个好朋友。尤其是在他母亲这一边的先辈中曾有一位是立法者梭伦的一个朋友，而她家族的另一个远亲则是公元前644年的执政官。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柏拉图学到了很多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东西，并在早年就培养了一种为公共政治服务的责任感。但柏拉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亲身见闻影响了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他看到这种民主制产生不了伟大的领导者，他也看到了它如何对待雅典城邦最伟大的公民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受审时柏拉图在场，并且愿意为苏格拉底的罚金作担保。雅典的衰败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些很可能导致了他对民主制的绝望，转而开始构想新的政治统治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权威和知识适当地结合在一起。柏拉图总结说，如同在一艘船上，领航员的权力是建基于他的航海知识上的，国家这艘船也应该由某个具备充分知识的人来领航。他在《理想国》中详细论述了这一主题。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大概40岁的时候，他在雅典建立了学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欧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大学，柏拉图掌管学园前后凡20年。学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原创性的研究追求科学知识。虽然柏拉图尤其关注于对未来统治者的教育，不过他确信他们的教育必须包括严格的理智活动——这里他是指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声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学园对科学的强调和柏拉图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①形成鲜明对照，后者采用了更加实用的方法来训练青年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科学在伊索克拉底那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认为纯粹的研究没有丝毫的实际价值或人文意义。但是柏拉图将数学纳入课程安排的核心，他认为，为那些将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做的最好的准备是对真理或科学知识超功利的追求。一群出色的学者加盟学园造成了超出以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知识的重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著名数学家欧多克索率领他的学派从西西索斯赶来与柏拉图在雅典的学园合并。

苏格拉底被处死使柏拉图对政治的幻想从内心深处破灭了，使他个人从积极的公共活动中退出来。不过柏拉图继续教导说，严格的知识必须被用来对统治者进行正确的训练。他由于这一观点而声名远播，他受邀至少去了叙拉古三次以教导年轻的僭主狄奥尼索斯二世。他的努力没能获得成功，因为他对这个学生的教育开始得太晚了，而此人性格也太软弱。柏拉图此后继续从事著述，直到公元前348/347年于80岁去世时，他依然在学园里积极工作。

柏拉图在学园授课时是不用任何笔记的。因为他的讲授从来没有讲稿，它们也从来没有出版，虽然他的学生们记的笔记被人们传阅着。例如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67年在他18岁进入学园时，他就对柏拉图的讲授作了笔记。不过柏拉图创作了20多部哲学对话，最长的一部有200多页。学者们对这些对话创作的先后年代争论不休，但是现在一般都把它们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早期作品，由于它们对伦理问题的关注而通常被称为苏格拉底对话。这其中包括《申辩篇》、《克里托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欧绪弗洛篇》、《欧绪德谟篇》、《克拉底鲁篇》、《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第二组包括《美诺篇》、《会饮篇》、《斐多篇》、《理想国》以及《斐德若篇》，在这些作品中，理念论和形而上学理论得到了详细的说明。柏拉图在其晚年创作了一些方法上更成熟的对话，它们时常展示出一种不断加深的宗教信念；这些对话包括《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和《法律篇》。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柏拉图思想的图解式的布局。不同的对话处理着不同的问题，而他的许多处理方式由于时间前后不同而是有变化的。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对话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我们就来加以介绍。

10.理念论（1）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最有意义的哲学贡献。简言之，理念乃是那些不变的、永恒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我们所看见的实际的可见事物仅仅是这些原型的拙劣的摹本。存在着三角形的理念，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三角形都只是这个理念的摹本。关于理念至少可以提出五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难以精确地给出答案，但在柏拉图各篇对话中所找到的种种回答使我们仍然能够掌握他关于理念的总的理论。

理念是什么？说我们所见事物仅仅是理念的摹本底下的永恒原型的时候，我们已经暗示了柏拉图对此问题的回答。一个美的人是美的一个摹本。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美的，因为我们知道美的理念并且认识到这个人或多或少地分有了这个理念。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我们通常首先在一个特殊的事物或人身上领会到美。但是在这个有限的形态中发现了美之后，我们很快就“觉察到一种形态的美和另一种形态的美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从一个特殊形体的美转向了美“在每种形态中都是同一的”这一认识。所有类型的美都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一发现使我们不再局限于美的事物，而是由美的有形之物转向美的概念。柏拉图说，当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美的一般本质时，“他对那个特定事物的狂热的爱将会减轻，他将把它……视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将成为一个所有形态的美的爱好者；在下一个阶段，他将认为心灵的美比外表形态的美更荣耀。”然后，“把美的汪洋大海尽收眼底，凝神观照，在对智慧无限的爱中，他将创造出许多美好崇高的思想；直达精力弥漫的顶点，最终在他面前展示出一个单一科学的前景，它是一切美的科学。”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美的事物都指向一个美本身，每个事物都是由之而得到它们的美的。但是这个“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美”有其客观实在性。“美”是一个理念。事物成为美的，而美本身却是永存的。所以美的存在独立于那些不断变成美的或不美的事物。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事物的本质。当他问什么是正义或美时，他并不是想要公正的或美的具体事例。意见与知识的差别正在于：处于意见层次的人们可以认出一个正义的行为，但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它是正义的。他们不知道正义的本质，而特殊的行为之所以是正义的正是因为分有了这个本质。知识并非仅仅包含转瞬即逝的事实和现象——即并不只是“变成如此这般”的领域。知识追寻真正“实有”的东西；它所关心的是存在。实有的东西、拥有存在的东西，是事物的本质。这些本质是诸如美、善那样永恒的理念，它们使我们断定事物为美的或善的成为可能。

除了美、善，还有许多其他理念。柏拉图在某处提到了床的理念，我们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床只是它的摹本。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多少本质就有多少理念呢？虽然柏拉图并没有肯定存在着狗、水，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理念，但他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必定没有”淤泥或污物的理念。很明显，如果在事物的所有种类后面都有理念，那么就有一个双重的世界。我们若企图详细说明有多少理念、有些什么理念，困难还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怎么说，柏拉图用理念所表示的意思是足够清晰的，他将它们认作事物的本质原型，有着永恒的存在，被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感官所把握。

理念存在于何处？如果理念真是实在的，那么它们似乎总得在某个地方。但是非物质性的理念如何能占有一个位置？我们几乎不能说它们处于空间中。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最明确的提法就是：理念与具体的事物是“分离的”，它们“脱离”我们所看见的事物而存在。“分离”或“脱离”肯定只能意味着,理念有其独立的存在；即使特殊的事物灭亡了，它们也依然持存着。理念没有空间维度，关于它们的位置的问题乃是我们语言的结果，我们的语言说理念是某种东西，这暗示着它必定在空间中有一个位置。关于它们的位置，我们能说的或许仅仅是下面这个事实：理念有着独立的存在。而柏拉图以另外三种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第一，柏拉图认为，在我们的心灵与身体结合之前，我们的灵魂在一个精神领域里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个状态下，我们的灵魂熟悉了理念。第二，柏拉图认为，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神用理念来塑造特殊的事物；这意味着理念先于其在事物中的具体化而存在。第三，这些理念似乎最初是存在于“神的心灵”中或理性的最高原则中的。在对柏拉图的线喻的论述中，我们指出了柏拉图对心灵历程的追溯如何从最低层次的影像达到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善的理念包含有最完满的实在。

正如在洞穴寓言中，太阳同时是光和生命的源泉一样，柏拉图说，善的理念也是“所有美的、公正的事物的万能创造者，是这个世界的光明之母、光明之主，是另一个世界中真理和理性的源泉。”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神的心灵中，这是个问题，但理念是理性原则在宇宙中普遍运作的一种机能，这似乎就是柏拉图的意思。

11.理念论（2）

理念与事物的关系是什么？一个理念可以以三种方式与一个事物相关联（事实上，可以说它们只是言说同一个事物的三种方式）。首先，理念乃是一个事物之本质的原因。其次，一个事物可以说分有了一个理念。最后，一个事物可以说模仿了一个理念，是这个理念的摹本。以上每种情形中，柏拉图都暗示了虽然理念与事物是相分离的——人的理念不同于苏格拉底——然而，每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事物的存在还是要在某种意义上归于一个理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分有了它所从属的这个类的完美的原型，是对原型的一个模仿或摹本。后来，亚里士多德会说，形式与质料是不可分的，我们只能在实实在在的事物中发现真实的善或美。但是，柏拉图只允许用分有和模仿来解释事物与它们的理念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正是通过理念，秩序才被带进了混沌之中，这表明形式和质料确实是互相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的批评是难以对付的，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脱离了实际事物的理念前后一致地解释通。然而，柏拉图会问他：如果我们的心灵除了不完善的事物就再也不可能达到其他任何东西，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事物是不完善的呢？

诸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柏拉图说：“只有把各种理念编结在一起，我们才能进行言谈。”思想和言谈大都是在高于特殊事物的层面上进行的。我们是针对本质或普遍的共相进行言说的，特殊事物是对它们的例证；于是，我们谈论王后、狗和木匠。这些都是对事物的规定，这些规定本身是共相或理念。当然，我们也会提到我们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例如黑的、美丽的和人，但我们的语言揭示出，我们其实是把理念和理念连接在一起的。有动物的理念，在其中还有次一级的动物类别，如人和马。因而理念作为种和属就相互关联。就这样，诸理念即使在保持它们各自的统一性时，也倾向于互相结合。动物的理念似乎也在马的理念中出现，于是一个理念就分有了另一个。因此，存在着不同理念所构成的一个等级结构，它代表了实在的结构，而可见世界只是对它的一个反映。在这个理念的等级中我们达到的层次“越低”，离可见事物越近，我们的知识普遍性也就“更少”，比如当我们说“红苹果”时，就是这样。反过来说，我们达到的层次越高，或者说理念越抽象，例如当我们说一般的“苹果”时，我们的知识就越有广度。科学的论说是最抽象的，这正是因为它已经最大程度地独立于特殊情形、特殊事物。对柏拉图而言，它具有知识的最高形式。一个植物学家从这朵玫瑰花进展到玫瑰花，再进展到花，他就达到了柏拉图这里所思考的对特殊事物的抽象或独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就认为所有理念都可以相互关联。他只是想说，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需要运用某些理念，而知识就在于对适当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我们如何认识理念？关于我们的心灵如何发现理念，柏拉图至少提到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回忆。我们的灵魂在与我们的身体结合之前，就熟悉了诸理念。现在，人们在对他们的灵魂在自己的前世存在中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进行回忆，而可见事物提醒他们记起他们先前知道的本质，教育实际上乃是一个回忆的过程。第二，人们通过辩证法的活动达到对于诸理念的知识，辩证法是将事物的本质抽象出来，发现知识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力量。第三是欲求、爱（爱欲）的能力，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它引导人们一步步地从美的事物达到美的思想，再达到美的本质自身。

虽然理念论解决了关于人类知识的许多问题，它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回答。柏拉图的语言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存在着两个互相区别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设想的。诸理念与相应于它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么清晰。即使这样，他的论说仍是极富启发性的，这尤其是因为，他试图说明我们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说一个东西较好或较坏，这暗示了某种标准，很明显，这标准本身并不存在于正在被评价的事物中。理念论也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因为很明显科学家“不去管”实际可见的特殊的东西，而是和本质的东西或普遍的东西即“规律”打交道。科学家系统地阐述“规律”，这些规律提供给我们的情况是关于所有事物而不仅仅是暂时的、特殊的事物。虽然整个的理念论都建基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观点——最终的实在是非物质的——但是对于一个更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可能如何进行日常对话，所作的解释是很深入的。看起来，人们相互之间的任何言谈都印证了我们对于特殊事物的独立性。柏拉图会说，对话是将我们引向诸理念的线索，因为对话所涉及的不止是看见东西。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特殊的事物，但是当我们的思想给对话注入了活力，而当它“看到”（see）普遍的理念时，它就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归根到底，柏拉图的理论中有着一种持久的魅力，虽然它最终并没有得出定论。

12.道德哲学

从柏拉图的理念论自然就会推进到他的伦理学说。如果我们有可能被自然物理世界的各种现象所欺骗，那么，我们同样有可能被道德领域内的各种现象所欺骗。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知识，它帮助我们区分影子、映像和可见世界中实在的事物。我们也正需要这样一种知识来区分真正好的生活的影子和映像。柏拉图相信，如果我们的知识仅限于可见事物，那么就不可能有物理科学。与此类似，如果我们仅仅限于我们所拥有的对特定文化的经验，那么就不存在关于一个普遍的善的理念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为人所熟知的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就是知识与道德之间这种联系的例证。智者派相信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因而他们否认人们能够发现任何不变的、普遍的道德标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关于道德的结论。第一，他们认为道德规则是由每个社群刻意制造出来的，只针对特定地方的居民，也只对他们有效力。第二，智者派相信，道德规则是非自然的，而人们遵守这些规则仅仅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的行为是私下里发生的，那么即使是我们中的那些“好人”也不会遵从道德规则。第三，他们认为，正义的本质是权力，或者说“有力即有理”。第四，在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一基本问题时，智者派认为那是愉悦的生活。针对智者派这些令人感到难以反驳的教导，柏拉图提出了苏格拉底式的思想——“知识即美德”。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道德观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1）灵魂概念和（2）作为其机能的德性概念。

13.灵魂概念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述灵魂有三个部分，他称之为理性、精神①和欲望。他这种把灵魂一分为三的概念，是建立在一切人都有过内心困惑和冲突的共同经验上的。当他分析这一冲突的本质时，他发现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着三种不同的活动。第一，存在着一种对目的或价值的意识，而这是理性的活动。第二，存在着激发行动的驱动力——精神——它本来是中立的，但对理性的指示作出响应。最后，存在着对物质的东西的欲望。他将这些活动归于灵魂，是因为他认为：灵魂是生命和运动的原则。物体自身则是无生命的，因而，当它活动或运动时，它一定是被生命的原则即灵魂所推动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理性为行为指出一个目的，但最后却被感官欲望所压倒，而精神的力量就被这些感官欲求随便拉向什么方向。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举例说明了人们面临的折中情况，其中他描绘了一个驾驶着两匹马拉的车的驭手。柏拉图说，一匹马是好的，“不需要动鞭子，而只需言语和告诫来引导”，另一匹马是坏的，是个“桀骜不驯的同伴……马鞭和马刺都很难让它就范”。虽然驭手对于将去往哪里看得很清楚，并且好马是循着正确路线在跑，但是坏马“乱跳乱跑，给它的同伴和驭手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柏拉图以这一图景为例生动地展示了对秩序的破坏：两匹马跑向相反的方向，而驭手站在那里无计可施，他的命令也无人理睬。由于驭手是掌握缰绳的人，所以他有责任、权力和能力引导和控制马。同样地，灵魂的理性部分有权支配精神和欲望的部分。诚然，驭手没有这两匹马就哪儿也去不了，因此这三者是关联在一起的，它们要达到它们的目标必须共同努力。灵魂的理性部分与其他两个部分有着和上面同样的关系，因为欲望和精神的力量对于生命本身是必不可少的。理性作用于精神和欲望，而这两者也推动和影响着理性。但是理性与精神和欲望的关系被理性之所是决定：理性是一种追求目的并对目的进行权衡的能力。当然，情欲也从事于对目的的追求，因为它们不断地追求愉悦。愉悦是一个合理的生活目标。然而，情欲仅仅趋向于能带来愉悦的事物。这样的话，情欲就并不能将那些能带来更高的或持续更长时间的愉悦的东西和那些只是貌似能提供这些愉悦的东西区分开来。

追求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这乃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功能，要做到这一点，它就要根据事物真实的本性来估量其价值。激情或者欲望或许会将我们引向一个幻相的世界，诱骗我们相信某种愉悦将带给我们幸福。这样，识破幻相的世界并发现真实的世界，从而将激情引导到那些能够产生真正愉悦和真正幸福的爱的对象上去，就成了理性独有的任务。当我们将现象混同于实在时，我们会遇到不幸，并且会经历人类灵魂的全局混乱。这种混淆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激情压倒我们的理性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柏拉图要争辩说——正如苏格拉底此前说过的——道德上的恶乃是无知的后果。只有驭手能够控制住马匹时，驭手与马匹之间才能有秩序。类似地，只有我们的理性部分能控制住我们精神和欲望的部分时，人类灵魂才能安宁有序。

在对人类的道德经验的分析中，柏拉图始终在对我们德性能力的乐观看法与怀疑我们能否将我们德性潜能付诸实现的否定性意见之间摇摆着。这种双重态度是以柏拉图关于道德上的恶的理论为根据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苏格拉底的观点，恶或恶行是由无知导致的——就是说，是由错误的知识导致的。当我们的理性受情欲的影响，而以为那似乎会带来幸福的东西真的会带来幸福（而事实上它并不能做到）的时候，错误的知识就出现了。我的欲望于是压倒了我的理性，这时我的灵魂的统一就受到了有害的影响。尽管这时存在着一个统一，但我的灵魂的这个新的统一是颠倒的！因为现在是我的理性服从于我的欲望，理性已经失去了它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原因使这一错乱的统一能够发生？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错误的知识变为可能的？简言之，道德上的恶的原因是什么呢？

14.恶的原因：无知或遗忘

在灵魂的本性中，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恶的原因。柏拉图说，灵魂在进入身体之前有一个前世的存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灵魂有两大部分，理性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这个非理性的部分又由两个小部分组成，即精神和欲望。两个大的部分分别有着不同的来源。灵魂的理性部分是由造物主德穆革（Demiurge）创造的；与之相对的是，非理性部分是由天神们创造的，这些天神也创造了身体。这样，甚至在进入身体之前，灵魂的成分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来源。在灵魂前世的存在中，理性部分对诸理念和真理有着清晰的认识。然而同时，精神和欲望出于其本性已经有堕落的倾向了。如果我们问为什么灵魂下降到一个身体里，柏拉图会说，这纯粹是由于非理性部分——灵魂中不完善的那一部分——有不服管束并要将灵魂拉向尘世的倾向。柏拉图说：“当其羽翼丰满之时，她（灵魂）向上高飞……而那不完善的灵魂，失去了她的翅膀，在飞行中最后坠落到坚硬的地面——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家，接受了一个尘世的构形……灵魂与身体的这一结合被称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死的被造物。”这样，灵魂“坠落”了，它就这样进入了身体。但是关键在于甚至在灵魂进入身体之前，它的非理性部分中就有着难以控制的恶的本性。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恶的原因甚至在灵魂的先前状态中就已出现了。灵魂还在“天上”时就已经在对诸理念或真理的观照与对这观照的“遗忘”之间摇摆，于是它的堕落就开始了。从这个观点看，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毋宁说，它是灵魂的某种特性，这种特性使灵魂有“可能”发生遗忘。只有那些确实忘记了真理的灵魂才堕落，才被地上的事物吸引而下坠。因此，灵魂就其本性而言是完善的，但它的本性的一个方面则是陷入错乱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灵魂也同其他的被造物一样，也包含了不完善的原则。然而，一旦进入身体，灵魂所处的困境就比以前大得多了。

柏拉图相信，是身体刺激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去颠覆理性的统治地位。因此，灵魂进入身体是灵魂错乱或者说灵魂各部分之和谐受到破坏的更进一步的原因。一方面，当灵魂离开理念的王国而进入身体时，它就从一的王国进入到了多的王国。现在灵魂在杂多事物光怪陆离的大海上漂浮，并且受这些事物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蒙蔽而犯下各种错误。此外，身体也让饮食男女之类的欲望膨胀起来，刺激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一味追求享乐。这反过来又成了贪欲。灵魂在身体中体验着欲望、愉悦、痛苦，还有恐惧与愤怒。当然，这里也还存在着一种对极其多样的各种对象的爱：从对能满足某种口味的一点粗茶淡饭的喜好，到对纯粹的、永恒的真理或美的爱。这些都暗示：身体对灵魂来说乃是一个惰性的累赘，而灵魂中的精神和欲望尤其容易受到身体作用的影响。这样，我们的身体就破坏了灵魂的和谐。因为我们的身体使灵魂暴露于各种刺激之下，使我们的理性偏离了真知识，或者说阻碍了我们的理性回忆起我们曾经知道的真理。

在人世间，只要一个社会有着错误的价值观，并使个体将这些错误价值观认同为他们自己的，那么错误就将一直被沿袭下去。每个社会必然像一位导师一样对其成员产生影响，因此，社会的价值观也将成为个体的价值观。此外，社会很容易承袭前一代人的过恶。柏拉图强调了这一思想，并且他提出，除了对恶的社会性传承之外，人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转世而重新出现，并将它们早先的错误和价值判断带到一个新的身体里。归根结底，身体才是导致无知、鲁莽、贪欲的原因。因为身体把灵魂暴露在洪水般的感官刺激之下，破坏了理性、精神和欲望有条不紊的运作。

回顾柏拉图对人类道德状况的解释，我们已经了解到，他的出发点是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灵魂概念。在此状态中，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和谐，此时理性通过它对真理的知识而控制着精神和欲望。但是由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有着不完善的可能性，因此当它由于欲望而被较低级的领域所吸引，还拉上了精神和理性一起堕落时，就把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了。在进入身体时，灵魂各部分之间最初的和谐受到了进一步破坏，先前的知识被遗忘，而身体的惰性又阻碍了这一知识的恢复。

15.政治哲学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政治理论与道德哲学有紧密的联系。在《理想国》中，他说国家的不同等级就像一个人灵魂的不同部分。同样，国家的不同类型以及它们独有的德和恶与人的不同类型以及他们的德和恶是相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根据各等级或各部分是否很好地履行了其功能，彼此间是否有着适当的关系来分析国家或个人是否健全。事实上，柏拉图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巨人。正义是有德之人的全面德性，因此它也是好的社会的标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论证说，要理解什么是正义的人，最好的办法是分析国家的本质。他说：“我们应该从探讨在一个国家中正义意味着什么开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个人之中寻找它的具体而微的对应物。”

16.政治哲学：巨人般的国家

对柏拉图来说，国家是从个人的本性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个人在逻辑上先于国家。柏拉图说，国家是一个自然的机构——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本性的结构。国家的起源反映了人们的经济需要，柏拉图说，国家的出现是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自足的；我们都有多种多样的需要。我们的多种需要就要求多种技能来满足，没有哪个个人能具备生产粮食、住所、衣物及创造各种艺术所需的所有技能。因而劳动分工是必需的，因为“当每个人不再为其他事物所累，只是适时地去做适合他的本性的惟一一件事的时候，人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完成得更好”。我们的需要并不局限于物质需求，因为我们的目标并非仅仅是存活，而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生活。然而，健全的国家很快就会受到一大堆欲望的影响，并且“由于一大批无关乎基本生活需要的职业而膨胀起来”。于是有了“猎人和渔夫……雕塑家、画家、音乐家；诗人以及由此而伴生的职业吟诵者、演员、舞者、舞台监督；各种日用品包括妇女装饰品的制造者。我们会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员……侍奉女士的丫环、理发师、厨师、糖果商。”

得寸进尺的欲望很快就会耗尽社会的资源，柏拉图认为，不久，“我们将不得不割占我们邻邦的领地……他们也会图谋我们的领地。”照这样下去，邻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战争。战争“源于欲望，欲望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最能产生恶的源泉。”由于战争的不可避免，就必须“有一支完整的军队去抵御任何入侵者，保卫本邦的财产和公民”。这样就出现了国家的保卫者，他们首先是代表那些能击退入侵者并维护内部秩序的精壮之士。现在，人群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等级，那些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农夫、工匠、商人——和那些保卫这个社会的人。从后边这个等级中，又挑选出经过最好训练的保卫者，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代表第三个等级即精英阶层。

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就一清二楚了：国家的三个等级是灵魂的三个部分的延伸。劳动者或工匠作为一个社会等级，代表了灵魂的最低部分，即欲望。保卫者则是灵魂的精神要素的体现。而最高等级，统治者，则代表了理性的成分。到此为止，这个分析看起来似乎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无须花费多少想象力就能看到这样一些联系：（1）个人的欲望与满足这些欲望的劳动者阶层之间的联系，（2）人群之中的精神要素和这种能动力量在军事机构中的大量体现之间的联系，以及（3）理性要素和统治者独有的领导职能之间的联系。但是柏拉图意识到，要想说服人们接受国家的这种等级体系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他们一旦有选择余地时也许就不会选择的那个等级之中时。

只有通过广泛的训练，才能把所有人都安排到他们各自的等级中，只有那些能接受训练服从安排的人才能上升到更高层次。虽然理论上人们都有达到最高层次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将止步于他们的自然禀赋所能达到的那个层次。为了使他们所有人都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利用一个“方便的虚构……一个纯属大胆想象的捏造”。他写道：“我应该努力首先使统治者和军人相信，然后使整个社会都相信，我们给予他们的抚养和教育对他们来说，只是如同梦境一般的貌似真实的经历而已。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处于大地深处，被塑造、被赋形……直到最后他们被塑造完成后，大地才把他们从子宫中生出，送到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高尚的谎言”也会说，那塑造了所有人的神，在那些将会当统治者的人的成分中混入了金，而在“将成为战士的人的成分中加入了银，在农民、工匠的成分中加入了铁和铜”。这意味着一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另一些人天生就是工匠，而这也将为一个有着完善的等级分化的社会奠定基础。但是欧洲后来的社会却认为出生于这样一个等级社会的孩子将一直处于他们所出身的等级，而柏拉图承认孩子们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父母具有相同的质。因此他说，在上天给统治者颁下的命令之中，“没有哪一道命令执行起来像关于孩子们灵魂的合金这一道这样，需要如此小心仔细的观察，如果统治者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铁或铜的合金，他们必须毫不怜惜地将他送到与他的本性相符合的地方去，将他扔到农民和工匠之中。”同样，如果金质的或银质的孩子出身于工匠家庭，“他们①将根据他的价值提升他”。最为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在谁做统治者以及为何要服从统治者这两点上，人们的意见应该取得一致。

17.政治哲学：哲学王

柏拉图相信，能力应该是当权者的资格证明。国家的统治者应该具有履行其职能的特别能力。导致国家混乱与导致个人失调的都是同样的情形，即较低级的要素试图篡夺较高级的要素的地位。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国家中，欲望和肆意妄为都将导致内部的失控状态。在这两个层面上，理性要素都必须处于支配地位。谁应该成为一艘船的船长——应该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人还是一个懂得航海技术的人？谁该统治国家——是一个受过战争训练的人还是受过商业训练的人？柏拉图说，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受到全面教育从而理解了可见世界与理智世界——意见领域与知识领域，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别的人。简言之，哲学王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引导他一步一步通过线段之喻中层层上升的知识等级而达到了对善的知识的把握，达到了对所有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提纲挈领的洞察。

要达到这一点，哲学王要通过许多教育阶段。到18岁为止，他将受到文学、音乐和初等数学的训练。他接触的文学要受到审查，因为柏拉图指责一些诗人进行公然的欺骗并对诸神的行为加以不虔敬的描述。音乐也要加以规定，那些诱人堕落的音乐将被各种更有教益的音乐取代。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将受到广泛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在20岁时将从中选拔一些人学习数学的高级课程。在30岁时，将开始为期5年的辩证法和道德哲学的训练。接下来的15年将通过公共服务来积累实践经验。最后，在50岁时，最有能力的人将达到最高层次的知识即对善的洞察，这样他就能胜任治国之责了。

18.政治哲学：国家中的德性

柏拉图认为，在一个国家之中能否达到正义要看哲学的要素能否在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他写道：“我不能不称赞道，正确的哲学提供了一个高瞻远瞩的位置，由此我们能够在一切情形中辨别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正义的。”他也相信，“要么那些真心实意并且正确无误地遵从哲学的人获得了政治权力，要么在城邦中有权力的阶层为神的干预所引导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舍此二途，人类就不能摆脱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正义是一个全面的德性。它意味着所有的部分都实现了它们各自特殊的功能，达到了它们各自的德性。国家中的正义只有在三个等级都实现了他们各自的功能时才能达到。

既然匠人们体现了欲望的要素，他们也将反映节制的德性。节制并不仅仅限于匠人们，而是适合所有阶层的，因为做到节制就表明较低级者情愿被较高级者统治。然而节制尤其适合匠人，因为匠人是最低阶级、必须服从于其他两个较高阶级的。

那些保卫国家的武士则表现了勇敢的德性。为了保证这些武士能一直履行其职能，要对他们加以特别的训练和供给。匠人们各自结婚并各自拥有财产，武士们则不同，他们的财产和妻子都是共有的。柏拉图认为，要让武士们获得真正的勇气，这些安排就是必要的，因为勇敢就是知道该害怕什么、不该害怕什么。对武士来说惟一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应该是道德的恶。他绝不能害怕贫困或匮乏，而由于这一原因他的生活方式应该与财产无关。虽然妻子是共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对女性的歧视。相反，柏拉图相信，男性和女性在某些事情上是平等的，例如，“如果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都有当医生的才能，那他们就有相同的本性。”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只要他们拥有适当的才能，他们就该被指派同样的工作。由于这一原因，柏拉图相信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保卫国家的武士。

为了维持保卫者阶层成员的统一，长期的个体家庭将被禁止，而整个等级将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家庭。柏拉图在这里的考虑是，武士们不仅必须免受发财的诱惑，而且必须免受置家庭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诱惑。此外，他认为在繁育赛狗、赛马上费尽心力，同时在生育国家的保卫者和统治者上却完全放任自流，听天由命，实属不智。因此，性关系也要严格控制，限制在特许的婚配节日期间进行。这些节日有固定日期，伴侣们以为他们是通过抽签配对，而事实上抽签是被统治者操纵的，以保证最大可能地做到优生优育。柏拉图的确说过，“在战争和执行其他任务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除了得到其他奖赏和特权外，还应被给予更多机会和一个妻子同房，”但这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样就有了很好的由头让这样的父亲可以生出尽量多的孩子。”武士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为了这个目的而由指定的官员负责管理，他们将在位于城市的某个特殊区域中的保育学校里得到抚养。柏拉图认为，有了这些条件，保卫者将最有可能履行好他们保卫国家的真正职能，而不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从而达到他们恰如其分的勇敢的德性。

因此，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就是一样的。它是人们各安其所、各司其职的结果。正义是节制、勇敢、智慧这三种德性的和谐。既然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每个人也都有必要拥有所有这些德性，例如，即使是匠人也必须有智慧的德性，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能监督自己的欲望，而且也为了让他们懂得安于现状并遵纪守法。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知道什么是该害怕的、什么是不该害怕的，保卫者也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这样他们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勇敢。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尽力获得有关善的知识，因为国家的健全发达有赖于统治者的知识和品质。

第四部分

1.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生于色雷斯东北海滨的小城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医生。很有可能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和一般科学的兴趣在他幼年时代就得到了培养。在他17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前往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他作为一位学生和学派的一个成员，在那里一直待了20年。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有“博览群书”之称并被誉为“学园的头脑”。虽然为了形成他自己对于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最终与柏拉图哲学分道扬镳了，但是柏拉图的思想和人格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在学园的时候写了大量的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他的同代人称这些对话是流淌着他们滔滔雄辩的“金色河流”。在他的《优台谟》（Eudemus）中，亚里士多德甚至再次肯定了柏拉图思想中极其核心的理念论，虽然他后来严厉批评了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什么时候摆脱柏拉图思想的。我们必须记住，当亚里士多德在学园时，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事实上，学界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柏拉图晚年时跟随他学习的，而这个时候柏拉图的兴趣已经转向了数学、分类法和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医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专家们来到了学园。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广泛接触了大量的经验事实，由于他有着自己的全盘考虑，他发现这些事实对于从事研究以及形成科学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很有可能是学园的学术氛围——它们体现在柏拉图暮年所关心的几个主要课题上，也体现在具体领域里收集到的有用材料——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和他的科学气质相契合的一个哲学方向。

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新方向最终导致他背离了柏拉图的一些理论，虽然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差异程度有多大还需要进行细心的解读阐释。但是即使他们都还在学园时，某些气质上的差异必定已经显现出来。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数学不像柏拉图那么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经验材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亚里士多德对具体自然过程的关注愈加坚定了，以至于他认为他那些抽象的科学概念的栖身之所就在这活生生的自然界之内。与此相反，柏拉图将思想世界从流变的事物世界中分离出来，将真正的实在归于理念，他认为这些理念脱离了自然事物而有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指向动态的生成（becoming）领域，而柏拉图的思想则更多地关注于静态的无时间性的存在（being）领域。不论在这两位伟大思想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个人关系上从来没有和柏拉图决裂，直到柏拉图去世他一直都留在学园。另外，尽管亚里士多德后来的主要论文有其独到的阐述和独特的风格，我们在其中还是处处可以发现柏拉图思想确凿无疑的影响。但是随着柏拉图的故去，亚里士多德具有鲜明的“柏拉图主义色彩”的那一时期也就结束了。这以后，学园的领导权落入了柏拉图的侄子斯彪西波之手，他对数学的过分强调不合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亚里士多德退出学园并离开了雅典。

在公元前348-347年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学园，接受了赫尔米亚的邀请，来到特洛伊附近的亚索斯城。赫尔米亚以前是学园的学生，现在是亚索斯的统治者。他有点像个哲学王，在自己的宫廷里聚集了一小批思想家。此后的3年亚里士多德就在这里写作、教学并开展研究。就是在赫尔米亚的宫廷里，他与这个统治者的侄女也是养女皮提亚结婚并育有一女。他们回到雅典后，皮提亚去世，接着亚里士多德和一个叫赫尔普利斯的女子同居。虽然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们结下的是一桩情深意笃、白头到老的美满姻缘，并且生有一子，名为尼各马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亚索斯待了3年之后，亚里士多德移居到了毗邻的列斯堡岛上，在米底勒尼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从事教学并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对许多种海洋生物的研究。在这里，他也因力主希腊统一而闻名，他极力主张，这样一个联合体将比各自为政的诸城邦更能成功地抵御波斯势力的入侵。在公元前343-342年间，马其顿的腓力国王邀请亚里士多德给他时年13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做私人教师。作为一个未来的统治者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东西包括政治学，很有可能他就是在马其顿产生了搜集并比较各种政体的念头，后来他实施了这一计划，收集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体情况的摘要。腓力去世后亚历山大登基，亚里士多德作为家庭教师的任务告一段落，他在自己的家乡斯塔吉拉小住后又回到了雅典。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334年间回到雅典，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从此开始了。在马其顿执政官安提珀特的庇护之下，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自己的学园。这个学园被称作“吕克昂”，它得名于苏格拉底过去经常到那里思考问题的一片园林，这片园林也是供奉吕克欧的阿波罗神的圣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在林荫道上一边漫步一边讨论哲学，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学园被称作“逍遥学派”——意思是“漫步”。除了这些漫步时的探讨之外，还有讲座，有些比较专业的内容是针对少数听众的，有些较通俗的内容则是针对大众的。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第一个大图书馆，他收集了成百上千的手稿、地图和标本，并在自己的演讲中将它们用作例证。此外，他的学园制定了许多正式的活动程序，按这些程序，学园是由其成员轮流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为这些程序作出了一些规定，例如，他规定一月一次的聚餐讨论如何进行。在这些活动场合，一个成员被指定为某个哲学观点辩护，反驳其他成员批评性的反对意见。亚里士多德作为吕克昂的领导在这里教学和演讲，共计十二三年之久。但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形成了自己对科学分类的主要思想，建立了全新的逻辑科学，也写下了他对哲学和科学的每个主要领域的卓越见解，这一切都展示了他超乎群伦的渊博学识。

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去世的时候，兴起了一股反对马其顿的浪潮，由于和马其顿关系密切，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了。照苏格拉底的老例，亚里士多德又被指控为“不虔敬”，但是他离开了吕克昂，逃到了卡尔西斯，据传他说这是“为了不让雅典人再次对哲学犯罪”。公元前322年他在那里死于一种长期的消化道疾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遗嘱中表现出了他的人情味，慷慨周济自己的亲戚，不让出售自己的奴隶，并嘱咐要释放一些奴隶。就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影响了此后好些世纪的哲学。我们将从他的哲学所涉及的广阔领域里选出他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的一些部分来加以考察。

2.形而上学

在他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发了一种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科学。“形而上学”这个术语①的起源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它部分地表明了这部作品相对于他的其他作品的地位，就是说它是超越于（beyond）或者说后于（after）他的物理学著作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始终都在探讨一种他认为应该被最恰当不过地称作智慧的知识。这一著作以如下陈述为出发点：“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这一内在欲望不仅仅是为了做事情或造东西而去求知。除了这些实用的动机之外，在我们身上还有着一种纯粹是为了认知而去认知某些事情的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感觉中体验到的快乐”就说明了这一点；“撇开感觉的实际用处不说，感觉自身就是为人们所喜爱的”，因为我们的观看“能使我们认识事物，能揭示出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

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知识。有些人只知道他们通过其感官所经验到的东西，例如当他们认识到火是热的时候的情形。但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并不把通过感官所认识到的东西称作智慧。相反，智慧类似于科学家们所拥有的知识。它们由对某些事物的观察开始，然后重复这些感性经验，最终通过思考经验对象的原因而超越感性经验。有多少种可定义的研究领域就有多少种科学，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其中的许多种，包括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除了这些特殊的科学，还存在着另外一门科学——第一哲学，我们现在称之为形而上学，它超越了其他所有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考虑关于真正实在的知识。

3.形而上学：界定形而上学的问题

各门科学力求发现特定种类的事物的第一原则和原因，诸如物体、人体、国家、诗，等等。不同于具体的科学追问“如此这般的某事物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是这样？”，形而上学与这些科学不同，它追问一个更加一般的问题——每一门科学最终必定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任何一个东西，这是什么意思？”简言之，“是”是什么意思？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使得形而上学对他而言成为“研究存在者（existent）之为存在者的一门科学”。因此，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他所理解的，就是对存在（Being）及其“诸原则”和“诸原因”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的逻辑学观点和他对生物学的兴趣的结果。从他的逻辑观点看，“是”的意思就是可以被精确地规定，因而可以成为谈论的对象的某个东西。从他对生物学的兴趣这方面看，他倾向于将“是”理解为被包含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某个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总是意味着是某个东西。因此，所有的存在都是个别的，都有着特定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著作中处理的所有范畴（或谓词）——诸如质、关系、姿态、处所等——预设了某种这些谓词能够运用于其上的主词。所有范畴运用于其上的这个主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体（ousia）。“是”因此就是一种特定的实体。“是”也意味着是一个作为动态过程的产物的实体。这样，形而上学思考的就是存在（即存在着的实体）和它的原因（即实体由之而形成的过程）。

作为事物的首要本质的实体

亚里士多德相信，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方式为弄清实体究竟意味着什么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亚里士多德再一次考虑到了范畴或谓词，并说，当我们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时，我们对它的了解，要比我们知道它的颜色、大小或姿态更多。我们将一个东西同它所有的性质区分开来，我们只专注于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什么，专注于它本然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区分了事物的本然性质和偶然性质。例如说一个人有一头红发就是描述了某种偶然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并不必然或本然地有一头红发——甚或任何一种颜色的头发。但是就我作为人来说，我是会死的却是本然的。与此类似，我们也认为所有人都是人，不论他们的身材、肤色和年龄如何。在每一个彼此有具体差异的个人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得他或她成为一个人，尽管是一些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他或她成为这个特殊的个人。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会倾向于同意这些特殊的性质（范畴、谓词）也存在着，也有某种“是”。但这些性质的是并不是形而上学探讨的核心对象。

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是对实体——即一个事物本然性质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实体就是“不陈述一个主体，而其他一切东西都陈述它的东西”。实体是我们所知道的作为某个东西基础的东西，有了实体，我们才能言说与它有关的其他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对某事物加以定义——比如我们要谈论一张大桌子或一个健康的人，在我们能够谈论关于它的任何东西之前，我们都得先把握它的本质（essence）。这里我们是根据它们的“本质”来理解桌子和人——是什么使它们成为一张桌子或一个人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将它们理解为大的或健康的。千真万确，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具体的确定的事物——实际存在的个别的桌子或人。同时，一个桌子或一个人的本质或实体拥有自己在特征上区别于其范畴或性质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实体在事实上能够脱离它的性质而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相信，我们能够知道一个东西的本质，比如“桌子性”，它区别于其圆的、小的和褐色的这些特殊性质。于是他说，必定存在着桌子的一个普遍本质，无论我们在哪里看到一张桌子都能在其中发现这一本质，这一本质或实体必定独立于它的特殊性质，因为尽管每张实际存在的桌子性质各异，桌子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个东西不仅仅是它的特定性质的总和。在所有这些性质“之下”（substance）存在着某种东西。这样，一方面任何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许多性质的结合，而另一方面，有一个这些性质归于其上的基底（substratum）。有了这些区分，亚里士多德于是就像柏拉图那样，开始考虑这些本质或普遍的东西是如何与特殊事物发生关系的。简言之，使得一个实体成为实体的是什么东西——是作为基底的质料，还是形式？

4.形而上学：质料和形式

虽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质料和形式，但是他说在自然界中我们永远也不能发现无形式的质料或无质料的形式。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是某种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每个事物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因此实体总是质料与形式的合成物。让我们回忆一下柏拉图的论述，他说，像人本身、桌子本身这样的理念都有一种独立的存在，特殊的事物，比如我们眼前的桌子是通过分有这些理念而获得它们的本质的。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对普遍理念的解释，他尤其批评这样一个论点：理念脱离了个别的事物还有其独立的存在。当然，亚里士多德认同普遍共相的存在，同意诸如人本身、桌子本身这样一些共相不仅仅是主观的思想。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承认，没有关于共相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知识，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对涉及一个特定种类的所有成员的事情加以谈论了。

科学知识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确定了对象的类（比如人类的某种疾病），所以只要一个个体被归入这个类，我们就能够设想其他的事实也与之相关。这样，这些种类就不仅仅是头脑的想象，而是在事实上也有其客观的实在性。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些类的实在性是只能在个体事物本身中发现的。他问，认为普遍的理念有独立存在，这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因为每个事物——不仅是个别事物，还包括它们的关系——都得在理念的世界里又被复制一遍。此外，亚里士多德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它们对于认识其他事物毫无帮助。”因为这些理念据说是不动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些总是在运动的事物。由于它们是非物质的，所以也不能解释我们对之有着感性印象的对象。还有，非物质的理念如何能够与一个特定的事物发生关系呢？像柏拉图那样，说事物分有理念，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说它们是原型，而其他事物分有了它们，这只是在说些空话，打些诗意的比方而已。”

当我们使用质料和形式这些语词描述任何具体事物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在考虑事物由以构成的东西与这东西所构成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这又使得我们倾向于认为，质料——事物由之构成的东西——一开始就存在于一种没有形式的状态中，直到它被制作成为一个东西才具备了形式。但是亚里士多德再次强调，我们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原初质料”即无形式的质料这样的东西。设想一个将要用大理石雕刻维纳斯雕像的雕刻家，他或她永远也不能找到+没有某种形式的大理石。它将总是这一块大理石或那一块大理石，一块方形的或不规则形状的大理石。而他或她将总是在形式和质料已经结合在一起的一块大理石上工作。至于说雕刻家将赋予它一个不同的形式，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东西是如何成为另一个东西的？简言之，变化的本质是什么？

5.变化的过程：四因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事物是不断变化着的，变化是我们经验的基本事实之一。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变化这个词有很多意思，包括运动、生长、死亡、进化、衰落。这些变化中有一些是自然的，而另外一些则是人工技术的结果。事物总是呈现新的形式；新的生命诞生了，新的雕像造好了。因为变化总是涉及到事物获得新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就变化的过程问几个问题。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即（1）它是什么？（2）它是拿什么做成的？（3）它是被什么造成的？（4）它是为什么目的而做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四种回答，代表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原因，虽然如今人们使用原因这个词主要是指先于一个结果的事件，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是指一种解释。因此他的四个原因就代表了对于一切事物进行总体解释的具有广泛效力的原型或结构。以一个艺术品为例，它的四个原因可能是：（1）它是一座雕像，（2）由大理石做成，（3）由一个雕刻家制作，（4）是为了装饰。除了人工技术制作出的事物之外，还有自然产生的事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虽然自然在“动机”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意图”，但在有其内在的活动方式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确在任何地方总是有其“目的”。由于这一原因，种子发芽，根部向下生长（不是向上！），而长出植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植物朝向其“目的”即它们的各种不同的功能和存在方式运动。在自然中，变化也将涉及同样的四个要素。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因此就是：（1）形式因，它规定了一个事物是什么，（2）质料因，一个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3）动力因，一个事物是被什么造成的，（4）目的因，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构成的。

亚里士多德以一个生物学家的眼光考察生命。对他来说，自然就是生命。所有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处于生成和消亡的过程之中。在他看来，繁殖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说明所有的生物都有内在的力量能产生变化，繁衍后代。亚里士多德总结他的诸因说，“所有生成的事物都是受某种力量支配而从某种事物生成为某物的。”亚里士多德从这个生物学的观点出发，详细阐述了形式和质料从不分离存在的思想。在自然中，新一代的生命首先需要一个具有某种具体形式的个体，后代也会具有这个形式（父本）。然后还得有能够作为这个形式载体的质料（这个质料是由母本提供的）。最终，一个有着同样的具体形式的新个体由此而形成。亚里士多德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变化并不是将无形式的质料和无质料的形式结合到一起。恰恰相反，变化总是发生在形式和质料已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中，这事物正在成为新的或不同的东西。

6.变化的过程：不被推动的推动者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自然界中所有变化的最终原因。然而，这一概念与第一推动者并不完全相同，好像运动可以被回溯到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刻似的。他也没有将不动的推动者理解为后来神学意义上的造物主。亚里士多德从他对潜能与现实的区分得出结论，解释变化或运动如何可能发生的惟一途径，就是假定某种现实的东西逻辑地先于任何潜在的东西。变化的事实暗示了某种现实性的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潜能的混杂而是纯粹地现实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个推动者不是一个正在发挥其威力的强大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动力因。那样的活动将意味着潜能，就像我们说上帝“曾经想要”创造世界一样。这就会意味着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他曾经潜在的能够或想要创造世界。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被推动的推动者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它是对运动这一事实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自然界充满了努力实现它们的特定目的的事物。每一事物都想要完善地实现自身的可能性和目的，也就是要成为一棵完善的树、一个完美的好人，等等。所有这些努力的总和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宏大进程。这样，所有的实在都处在一个变化过程中，从其潜能和可能性出发向这些潜能的最终完善运动。为了解释这个包罗万象的总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把不被推动的推动者当作运动的“理由”或“原则”。因此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代表了运动的现实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潜在性——和永恒的原则。因为对运动的这一解释暗示了一个永恒的活动，所以决不可能有过一个不断变化的事物世界本身还不存在的“时刻”。出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也不承认时间中有什么“创世”。

为了谈论一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亚里士多德不得不使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在解释一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如何能够“导致”运动时，他将之比作一个被爱着的人，此人仅仅作为爱的对象，发出吸引力而不是靠强力“推动”着爱他的人。亚里士多德还有一种更巧妙的解释方式，把不被推动的推动者看作形式而把世界看成实体。根据他的四因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目的因，就像成人的形式就在孩子之中那样，它指引着变化的方向朝向一个最终的目的——一个确定的、恰当的目的。作为目的因，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也就成了世界的动力因。它以其吸引力激励事物努力追求它们的自然目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作为运动的科学原则和世界的内在形式而发挥作用的，但它的弦外之音的确带有某种宗教意味。许多世纪之后——尤其是在13世纪的阿奎那手里——这一思想被改造为对基督教上帝的哲学描述。

7.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就像在《伦理学》（Ethics）中一样强调目的这一要素。就像人一样，国家自然地就被赋予了某种独特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将这两种思想结合了起来，说，“很明显，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则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人类本性和国家密切相关，所以“一个不能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或者一个由于自足而无需他人的人，要么是头野兽，要么是个神”。不仅人的本性使我们倾向于生活在一个国家，而且国家就像任何别的社群一样，“是出于一种要达到某种善的考虑而建立”、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家庭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延续生命。国家的出现起初是为了延续家庭和村社的生命，家庭和村社从长远来看是不能光靠自身存在下去的。但是国家的功能还在于确保人民的最高利益，即我们的道德的和理智的生活。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描绘出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看作使人民能够达到他们作为人的终极目标的机构，他还是意识到关于国家的任何理论都必须注意几个实际的问题。例如，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样的政体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哪怕一个最好的国家通常是达不到的。还有，我们必须确定“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组建一个国家”，如何维护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家们虽然有着出色的思想，但他们却通常并不务实。”由于这些原因，他很难接受柏拉图那些非常极端的思想。他嘲笑柏拉图废除保卫者阶层的家庭并把他们的后代交由公共抚养的主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采取这种主张，“那么所谓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理由照顾儿子，儿子也没有任何理由照顾父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财产的公有同样也会破坏人们的一些基本享受，还会产生低下的效率和无尽的纷争。

8.政治学：国家类型

亚里士多德承认，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可以把自己组织成三种形态的政体。它们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是每种政体的统治者的数目。一种政体的统治者数目可以是一个、少数几个或许多个。但是其中每一种政体又都分别可以有一种常态或一种变态。当一种政体运作正常时，它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统治。当政府的统治者只谋求自己私人的利益时，这个政体是反常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政体常态分别是君主政体（一人统治）、贵族政体（少数人统治）和共和政体（许多人统治）。与它们相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一人统治）、寡头政体（少数人统治）和民主政体（许多人统治）。亚里士多德自己最推崇的是贵族政体，这主要是因为就算我们再努力，杰出的人总还是少数。在一个贵族政体中，统治者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优秀的程度、他们的成就和拥有的财富使他们有责任心、能干，领导有方。

差异与不平等

由于亚里士多德严重依赖对事物的那种逸闻轶事式的观察，所以他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他关于奴隶的观点。他观察到奴隶都是强壮魁梧的，于是就下结论道，奴隶制是自然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说，“很明显，有些人天生自由，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那些天生为奴的人来说，奴隶制既是有益的又是合理的。”当然，亚里士多德非常注意区分那些天生就是奴隶的人和那些由于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他接受前一种人为奴而反对后一种人为奴。亚里士多德反对通过征服而沦落为奴隶的理由相当充分：征服了别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本性上就高他们一等。此外，强力的使用究竟有无正当理由也很难说，这样一来，成为奴隶很有可能是一个非正义的行动的结果。同时，谈到“对奴隶的正当对待”时，他提议，“鉴于他们提供的服务，应该可以随时给他们以自由，这是很有好处的。”事实上，在他的遗嘱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要释放他的一些奴隶。

亚里士多德也相信公民权是不平等的。他认为获得公民权的基本资格在于一个人所具有的参与统治和服从统治的能力。一个公民有权力也有义务参与正义的管理。既然公民们必须出席会议、参与法庭审理，那么他们就必须既要有充足的时间又要有适当的性情和品格。由于这一原因，亚里士多德不相信劳动者可以成为公民，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心智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况且参政的过程对他们并无益处。

好的政体和革命

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每个人道德和理智的完善。他说，“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而决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类似地，“国家是家庭和村社在一种完满自足的生活中的联合，这是一种幸福高尚的生活。”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政治组织的存在是为了高尚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为了交朋结党。”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带来了好的生活，这要取决于它的统治者如何行事。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政体的变态和常态，好的统治者力求为所有人谋利益，而变态政体中的统治者则为他们自己谋私利。

不论政府采取哪种形式，它都建立在某种正义观念和相称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正义的概念可能引起纷争，并最后导致革命。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体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假设，那些在某个方面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们在自由上是平等的，他们就宣称他们是绝对平等的。”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是基于如下思想，“那些在某个方面不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因此，“由于他们在财产上不平等，他们就以为他们是绝对不平等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要民主政府或寡头政府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责任政府的执政原则“并不符合它们先前设想的理念，（他们）就会激起革命……这时革命就如同山洪一般爆发了。”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要求平等，人们要求与那些所拥有的资源比自己多的人平等。”他没有忽略其他一些原因，诸如蛮横、贪婪，以及恐惧和蔑视。亚里士多德说，针对这些革命的原因，每种形式的政府都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步骤。例如，君主必须避免独断专行，贵族政府应该避免由少数富人为了富裕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统治，一个共和政府应该让那些更能干的成员有更多时间来参与统治。亚里士多德大声疾呼，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比守法的精神更值得加以精心维护的了”。归根结底，人们在一个国家中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达到幸福，达到他们认为的好的生活时，他们才不会批评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