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815 星光大道:孔子墓蒙难记

作者：刘亚伟

这篇报道是《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刘炎迅根据在曲阜当地的采访和对我的采访以及我和王良合著的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写成的，文章写成后，刘炎迅曾发给我让我审阅，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稿子作了一些删节。这里是完整版。——刘亚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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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墓蒙难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刘炎迅 发自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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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穴被挖开，末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原本潜伏着的尸臭涌了出来，与陈年的福尔马林药水味和发霉的土腥味混杂在一起，“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味道，说不清楚”，成分复杂的气体迅速填满墓穴方圆百米的半空，让围观者无力逃遁。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套，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臭味重的如同挂了铅块，砸在人们的鼻子和胃上。刘亚伟此时还只是13岁的孩子，44年后，他对我回忆往事时，依旧清晰的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 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命的抓住自己的胃，不断的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展开掘墓行动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对在一起的。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是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一）风雨欲来

1980年代初，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这是个具有历史味道的名称，这个单位再后来的日子被叫做宣传部）的成员，看到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记得，谭厚兰等人挖坟时，自己就站在一旁看，没什么想法，此时来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是很有必要的。

他开始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从1990年开始，他们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寻找了很多当时参与者和旁观者。

当时条件简陋，最初的几个月都是手写，后来有了一台小录音机，但只有两盘带子，就反复来用，白天录了，晚上笔记整理，洗了第二天再用。

很幸运，这两盘带子很坚强，一直让他们使用到采访结束，也没有脱磁。

采访写作的困难，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想。他们只是想诚实的记录这段历史，但当事人显然都不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

只好多次探访，最多的一个，前后探访7次，那人是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当年之事，闭口不谈，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费了好半天口舌，奇迹发生，他终于开口。采访文革风云人物关锋时，他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说点吧。

于是就一点点说。

至今依旧如此。后来在梁晓声的帮助下，此书以《孔府大劫难》的名字得以在海外出版，影响非常大。

刘亚伟在等，他说改革开发30年过去了，建国60年也过去了，我的书啥时候能出版呢？他在为此书大陆版准备的后记中写道：“错误和苦难并不是垃圾，相反，它是一笔遗产，一种有可能转化为巨大的财富或人性智慧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实现这种转化有一个前提——正视错误，承担苦难。”

在曲阜，很多孔家子孙接受我的采访时，都能清楚的讲述祖辈传下来的那段不堪的历史，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红卫兵的负责人，也因此成为文革期间风云人物。“不过，风光只是一时，这些人都不得好死。”这并非气话，刘亚伟和合作者王良历时一年多的访问验证了一个事实，谭厚兰40岁便突生疾病，不治而亡，另一些讨孔骨干，也大多早逝，各有原因。谭厚兰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这个湖南女子戴着眼镜，能说会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里，她不想默默无闻。

1966年8月23日，曲阜县政府便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一个惊悚的细节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甚至不休不眠，从泰山脚下一路砸到山顶，砸坏了很多石碑和摩崖石刻。

是夜，曲阜县开始准备起来，决心要保护三孔，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等大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而县文管会负责后勤，蒸馒头，烧咸汤，抬出来让学生和农民吃。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发表演讲，他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

此时的李秀并没有预想到，即将到来的红卫兵小将们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他依然保守的告诉大家，“红卫兵来了，尽量不要与他们发生冲突，要展开革命大辩论”，“用句老话，叫做礼送出境”。

24年后，李秀面对来访的刘亚伟和王良时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孔老二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但“三孔”是国家的财产，“我们不是保护孔老二，而是保护国家文物。”

“破四旧”是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曲阜本地的红卫兵也蠢蠢欲动，许多人家不等红卫兵去破，自己主动一把火烧了家里的书籍文玩。

8月24日晚上，曲阜城高度戒备状态中，城西曲阜师范学院内，该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正在校造反派干部孙檏风家里开会，他们感到有些惭愧和自责，“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我们身处四旧的老巢三孔所在地，到现在还迟迟没有行动，这是我们的耻辱”，“明天就去造反，要打破这个沉闷局面。”

次日上午，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和师范附中的部分红卫兵组织组织起来，一路高呼“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等口号。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学生红卫兵们拦住，彼此进行辩论。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此时，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干县长的。”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二）林谭合谋

孔子、孔鲤、孔汲祖孙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竖起的墓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而在那些厚厚的黄叶之间，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孙，比如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

在这里，才真正感到，这是孔家的地盘，孔令怡的墓在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少至，当年被破坏的严重，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他的儿子，49年后去台湾，至今未归，直至去年离世，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刘亚伟写书，很难，在曲阜的采访，也同样很困难，难度就在于，知情者大多离世，偶有建在的，不是耳聋眼花，就是闭口不谈装糊涂。

一个疑问是，谭厚兰为什么要来挖孔家墓？通过近一年的调查走访，刘亚伟和王良查阅资料，终于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早在1966年4月，“文革”尚未正式开始。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读书的谭厚兰，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

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文革初期仅次于“王、关、戚”的风云人物，受其影响，两个月后，回到学校的谭厚兰，决心拿出革命激情，率先贴出大字报，造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反，结果，被打成反动学生。一个月后，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闻名北京的英雄。

10月下旬，谭厚兰率领她的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在北京造了大庆展览的反。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准备乘胜追击，组织长征串连队，到东北大庆油田去煽风点火。

刘亚伟说，红卫兵当时的造反情势，有点像 “跑马圈地”，地盘占得越多，动静闹得越大，自已的组织也就愈加响当当硬梆梆。

对谭厚兰将目标定在大庆上的这一想法，林杰却予以反对。

刘亚伟查阅到谭厚兰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林杰这样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当时陈伯达咋中科院万人大会上有一个讲话，其中说： “……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的。后来他也不干了，听说抽起鸦片了，……破除封建迷信这个担子，中国的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我们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

林杰把这段讲话拿给谭厚兰看，然后提醒她，“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现在还来搞他，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你们去山东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三）判决文物

为了阻止谭厚兰等人红卫兵破坏三孔，当地政府保孔派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他们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体罩起来，外面贴上毛主席像，还有标语，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涌动的反孔风潮中显得微弱不堪。孔庙里，几乎所有的碑刻都是断裂的，不完整的，这些历代文化精品，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宣誓革命热情的练手的靶子。在一处4米高的石碑上，看到隐约残留的字——“革命无罪”。还有一块上写着“小丑鸡之墓”。而在一处，能看到另一个残痕——“留”字，当年讨孔派们组织了一个文物鉴定组，给石碑判刑，哪个该被砸毁，哪个该留，这个“留”字，就反应了这段史实。

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馆，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有人在网上说，看完孔庙里的断碑，很悲伤，不愿再来。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项春生告诉我，文革后，当地开始组织修复这些断碑，下属的古建队负责三孔古迹的修复，幸运的是，文革中一些人的努力下，早年留下的碑文拓版被完整的保护下来，这些便成了后来修复断裂上被红卫兵磨损的碑文的依旧。

在林杰的指导下，谭厚兰们制定了讨孔的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当时的先遣队队长名叫张道英（建议匿名处理），刘亚伟和王良来探访他时，他显得很豁达坦率，他说，“当时有一种心态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多少内幕，但是并不因此躲的远远的，而是巴不得走进去听听情况。”

他回忆起谭厚兰时，感慨不已，“文物破坏这一浩劫，哪怕你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小女孩，这个案也是不能翻的。对我来说，这是值得反思的。”

根据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团写给中央文革小组讨孔第一阶段的战况汇报以及刘亚伟对诸多当事人的访谈，到曲阜的第二天，谭厚兰等人就在孔府文物仓库中，查抄出国民党党旗、满洲国国旗，蒋介石等人的题词、照片；孔祥熙、韩复渠赠给孔府的东洋刀、宝剑，还有日本人、汪精卫与孔府来往的各种物件，这大大助长了红卫兵们的气势。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师大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那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肚子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四）挖坟辱尸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因为他们都听到了一个惊悚的消息，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

尽管当时已经屡见红卫兵破坏三孔的事情，但挖坟掘墓还是头一遭。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刘亚伟这样记述说，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突然，人群骚动，让开一条路，一队人走进来，打头的是一个矮小的女红卫兵，戴着眼镜，穿一件对襟花布棉袄，外披着一件军大衣。

“她就是谭厚兰！”“听说毛主席接见过她呢！”“她是江青亲自支持的。”众人围观，议论纷纷。

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手持铁锨镢头的红卫兵和抽调来的农民扒坟队，锨镢并用，在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个坟墓上同时作业，一时间尘土飞扬。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又一“破四旧”的壮举。

泥土漫天飞散，在寒冷少风的曲阜县城里，这是罕有的景观。那些革命小将，为了更快的掘开孔家子孙的墓穴，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

谭厚兰组队来讨孔挖坟时，刘亚伟是个13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药炸开，他说，到现在一闭上眼就能想起，跟眼前似地，真真切切。

两座墓中一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血水流出，“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至今，刘亚伟手里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制作而成的幻灯片，都是当年红卫兵做宣传时用的，他小心翼翼的拿给我看，“从来没给外人看过，都是证据。”

而更完整和清晰的照片，孔红宴手里有一套，他常年在曲阜县档案馆工作，但是他对我说，这些照片太刺激，比如有挖开坟后破坏尸体的情景，太敏感，不便示人。

据了解，孔祥珂、孔令贻父子及其妻妾的尸体被弄到远离墓坑几米之外的荒草地上，后来其中两具女尸又被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2010年2月9日，农历年前5天。曲阜迎来入冬最冷的一天。游人很少，孔林里，那些坟冢高高低低，一眼无边，长满了苍老的树，落下的荒叶，厚厚一层。风不停，很冷，萧杀。“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些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口号，很多贫下中农挖坟致富了。

刘亚伟说，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刘亚伟认为，当做任何恶事都不受惩罚的时候，人性里的恶就会肆无忌惮，这些红卫兵就是如此，当疯狂一旦掀起浪潮时，乌合之众的“平庸的恶”就无法遏制，更无法划出界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切都将不受控制，这些村民们就是如此。


（特别致谢刘亚伟、王良以及段炎平给予本文的支持，本文部分史实援引刘亚伟、王良合著的纪实作品《孔府大劫难》以及刘亚伟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