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想勇敢闯:经历过文革的清华学子问：文革一切都错？

经历过文革的清华学子问：文革一切都错？　　

《清华大学：王者之校》作者袁小怡　　

      《倒下的英才》一书写完后，唐金鹤要她的清华校友陆小宝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他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在陆小宝看来：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複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麽「人性为本」的基准。　　

      书中「清华园裡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1966年的824事件中，一次在1968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髮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瞭解的人们知道，824 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讚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824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824”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麽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麽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陆小宝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他在读后感中说：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他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他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他后来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陆小宝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他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在清华武斗中，陆小宝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势力作殊死抗争。530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裡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他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衹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陆小宝在读后感中说：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採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衹有凭藉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裡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併全部唾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