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刘道玉（1933年—），湖北枣阳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曾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他在1981至1988年任武大校长期间，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起了成效也带来了争议。在他的努力下，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他个人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后因各方阻力，被免去校长职务，以后专心研究著述，拒绝再仕。刘道玉在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上的大胆创新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他个人的性格和际遇也很好地图解了一代改革人物的形象和命运。各位教育界的同仁们、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直接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全过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复杂的。其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也得有失、有收获，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忆过去是必要的，但我今天不想过多的去回忆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我更愿意展望未来，思考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目标、过程和方式，并以此来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只能就“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作一个简要的发言。　　回顾教育改革30年的历程，我大体把改革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80年 拨乱反正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始，到1980年左右。大概三年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包括恢复统一高考，恢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阶段的工作是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1980年-1988年 教育改革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在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全国高等教育战线，真犹如百花齐放，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的试点。大有英雄比武之势，像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资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那时候别的学校都非常羡慕。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华南理工学院的理工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都是很先进的理念。深圳大学的党政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党的机构要业余化、兼职化，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没有编制，都得兼行政工作。兼职化、业余化，是非常大胆的开创了党政体制改革的先例。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工作，面对改革大好形势，我们从哪儿做起，我们选择从教学制度开始。因为，只有改革僵化的教学制度，才能够调动广大教授和学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改革的措施，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推出来的，而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　　第三个阶段：1989-1992年 停滞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代教育改革停滞不前。　　第四个阶段：1993年以后 发展代替改革阶段　　也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重新倡导改革，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个时候改革又开始回升。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这一代突出的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　　我们怎么评价30年的教育改革？　　30年当中，特别是80年代，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实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取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但是从90年代开始以后，大学出现合并、升格、扩招、抓了发展，而出现了冒进和浮夸。　　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　　联合国教科卫《在教育的今天、明天这本书》当中，对于世界范围的改革做了评价，他说“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已不再是可取的。”我想这个评价对于中国30年的改革也是有针对性的。　　下面谈到戊戌变法的教训。戊戌变法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学步民主的开端，可惜我们现在还站在民主的大门之外。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先锋人物，他沉痛地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我们用他的这一句教训看看我们今天中国的改革，我觉得是很相似的。　　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我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差距。据资料统计，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前200名。我是相信的，尽管英国泰晤士周刊的评价，说北大进入了前17名、15名、14名，那个评价是不可信的。　　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大学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培养出了多少的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的人才呢？恐怕微乎其微。包括诺贝尔奖在内，和几乎所有的基础科学领域的世界大家，中国现在都是空白。别说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地质学、建筑学、计算机，包括文学、新闻学，所有都是空白。不仅仅是诺贝尔的问题，据我统计，诺贝尔奖107年了，大概有将近700位获得者，其中有600人都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而我们中国现在没有。　　最后，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群众议论纷纷，强烈的要求改革。许多媒体都做过调查，群众现在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困扰教育问题之一。所以要求我们进行真正的变革。　　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呢？　　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　　一、教育理念。二、教育体制。三、培养人才的模式。　　一、教育理念。　　之所以教育改革不成功，就是在三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触及。　　讲到大学理念，不得不提到德国17世纪哲学家——康德。康德被认为是世界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终身在他的家乡，直到47岁还是讲师，没有提到副教授，后来做了教授、校长。　　什么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一提到大学是什么，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古罗马时候有一个学者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提问，他说：“如果不问时间是什么，我大概还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真正问时间是什么，我倒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　　大学也是，大学是什么？虽然我们培养了2000多万的大学生，现在在校的大学教师队伍几千万人，但并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可见我们对这一点是理解的有很大的偏差。　　其次，关于教育理念，不得不讲到关于培养人才的理念，中国和西方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是讲成长，是以裸塑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受教育者的兴趣、志愿、选择，自然的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中国大中小高等教育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源头上都存在问题。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这就是根源所在。　　二、大学体制。　　所谓体制就是体系和制度的简称，具体来说，就是指国家的企事业、教育、文化单位的隶属关系和权力的划分。　　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把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称作为大一统的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讲到大学体制我要介绍一下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德里达曾经对大学独立发表他的论文，“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美国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弗里德曼在1955年就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他倡导教育券，保证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性。　　同时，他提出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　　三、教育模式。　　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　　专才教育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是他是国学大师，他对通才和专才的见解，他说“近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近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说“当大学决心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有一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2006年7月29日，温家宝到301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本来温家宝总理是希望征求钱学森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可是钱学森先生却发表了一条对教育十分重要的建议，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2006年7月29日这一条建议发出以后，到了8月23日《光明日报》才发表出来，登出来以后，我就关注国家和大学做何反应。一年过去了，我彻底失望了，一年没有任何反响。到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教育家的座谈会，就是座谈钱学森这个重要建言，可惜都理解偏了，只字没有谈到教学模式的问题，而理解成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来。大师不是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启功、钱穆、华罗庚都是中学生，他们都是大师，所以大师不是大学直接培养的，完全理解偏了。　　怎样才能进行教育变革？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是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如何进行改革？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真正的变革，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见效的。　　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必须请别的医生开刀。我们教育改革也必须这样，也必须动大手术。　　两点建议：　　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大多数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　　举个例子来说，教育部负责人在多个场合宣称“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所举证的例子之一是“两基”普及率达到85%以上。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因为“两基”普及率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与教育改革没有因果关系。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达85%完全是欺世盗名。国家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从1986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直到2006年我们才宣布农村免除义务教育费。2007年城市免除教育费。从1986年-2006年我们都是搞的收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一个国际规范的政策，国际规范的法规，义务教育是强迫受教育者和政府两方面，到了适龄学童必须上学，政府必须为学生付全额学费，双方任何一方违背了，都要承担《义务教育法》的违规责任。教育部如果认为义务教育达到85%，85%的学生要起诉教育部，家长买单义务教育，20年之内，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进行义务教育的检查、评估、达标，轰轰烈烈，可是这边没有人质疑这种假义务教育，可见这样是不是幼稚状态，对这种要不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不启蒙能不能把教育改革深入下去，是很难的。　　第二、在中央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推动，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全国教育系统改革。　　感言：　　之一：为什么国内外所有的大师都主张大学独立、通识教育，反对实用主义，而中国的教育政府部门却热衷于对大学的控制和实用主义，因为前者懂得科学和教育的规律，而后者却不懂。之二：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我以上所言，乃肺腑之言，希望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1至2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名不副实，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1995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多都是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20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六、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八、实行教授定编制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九、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刘道玉生平：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
　　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2008年被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