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奖周杰伦田馥甄:传媒学术网——[来稿]大众媒介与中国三十年现代化[1]

阅读：670次┊ 关键词： 大众媒介 现代化 社会一体化 全球

现代化是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主题。大众媒介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了三十年现代化的构建，并与国家现代化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力地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大众传播的理性化，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的信息共享与话语表达格局。本论文以中国三十年新闻传播史为参照，以媒介与现代化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传播学理论作支撑，探讨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功能和影响，分析大众媒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希望有助于拓宽中国传媒业革新的思想空间和现实空间。

　　一 序言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动用一切可支配的社会资源，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全力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eniel Lerner）认为，传播媒介的参与与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从历史上看，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并肩同行。”[3]中国的三十年现代化进程也不例外。从“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到开展社会舆论监督，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到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从纪录中国的历史到勾画中国的未来，处处都留下了媒体的身影，展现出大众媒介在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以及提供娱乐方面的重大社会功能，[4]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由于媒介生态存在的不合理性因素，媒体有时候也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具有巨大的“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5]中国的当代媒体是在风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媒体能否承担作为社会公器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社会系统的健康运行须臾离不开它的子系统——大众媒介的支持，媒体需要通过弘扬主流价值观来捍卫社会，通过舆论监督来净化社会，通过传播文化来凝聚社会，通过传递信息、提供娱乐来服务社会。本论文通过对大众媒介三十年发展进程的爬梳，思考现代化语境下的媒介功能及其革新的思想空间和现实空间。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分类，吉尔伯特•罗兹曼概括为“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增长、社会一体化以及知识和教育”五大方面。[6]另外，国家的现代化还应该突出强调人的现代化，因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7]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包括人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一体化、文化现代化以及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本论文将逐一分析大众媒介作为具有开放性的社会信息系统与这六部分系统之间的合力的形成与冲突的博弈。

　　此外，国外的发展传播学对于研究中国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具有指导意义。丹尼尔•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美国政治观察家白鲁恂（Lucian Pye）于1963年出版的《传播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以及施拉姆(Schramm)于1964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报告《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罗杰斯（Rogers）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通过考察创新事物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扩散的现象提出创新扩散理论。后来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对此做了概括性说明：“大众媒介的贡献呈现多种形式，它们能够促进现代化必须的许多技术和社会革新的成果被推广、被接受（Rogers 1962,1976; Rogers and Shoemaker,1973）。大众媒介能够提供教育和其他基本技能和技术。大众媒介能够激励‘心智状态’，使之倾向现代性（Lerner，1958），尤其是想像出另类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勒那将西方式的媒介描述为‘动员的增殖器’。第三，大众媒介被认为是新兴国家（前殖民地国家）国家统一的基础（Pye，1963），特别是通过选举方式参与民主政治的基础。”[8]虽然发展传播学总体上表达的是西方话语，其线性现代化理论代表的是西方曾有过的现代性观点，[9]但其中的一些理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 大众媒介与人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基础，而大众媒介在人的现代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丹尼尔•勒纳就认为，个人同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是区分传统、过渡阶段和现代的基本因素之一。[10]

　　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民众的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曾论述到：“启蒙就是人类从他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别人的指导，人就不会使用他自己的理解力。”[11]媒介作为强大的启蒙力量，通过构建一整套现代性的话语和现代化的信息环境，促使传统社会的人被吸纳或者是被强制去接受现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去符应于现代化的制度及其设施，从而促使个体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从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媒体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中国民众的启蒙，促使中国人开始对社会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评判。

　　人的现代化需要社会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的多元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办报高潮使大批报刊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八十年代《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今晚报》等一大批晚报的复刊和创刊，带来了中国的“晚报热”现象。九十年代中国的都市报兴起，《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纷纷创刊。此外，《南风窗》、《瞭望》、《读者》、《三联生活周刊》等一些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杂志进入市场，使受众享受到了高品味的资讯生活。

　　在广播电视方面，中央电视台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1994年开播的《焦点访谈》以及1996年开播的《新闻调查》等电视节目以平民化为目标，逐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的开播为标志的民生新闻的兴起使新闻进一步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虽然民生新闻依然处于探索阶段，良莠不齐，往往充斥大量琐碎无聊的报道，但它代表了新闻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

　　九十年代互联网的兴起，计算机媒介传播（CMC）的发展，使中国网民人数持续增长,从下图中可以看出：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2]

　　无数的网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信息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更好地融入“公共话语空间”，[13]参与社会舆论的形成，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塑造现代公民意识。正如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所指出的，“只有人们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信息，通过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世界各地变得近在咫尺，那时人们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并且真正得到精神的解放。”[14]

　　另一个显著现象是大量文化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人群也开始使用网络。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高中（中专）以下网民只有26.7万人，而2008年高中以下网民达到5838万人。2000年中国网民中2000元以下收入者有640.8万人，所占比例为72﹪，2008年达到15540万人，占74﹪的比例，增长了2﹪。[15]可以看到，一批文化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人群进入互联网，能够拓宽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广阔话语平台，发出更多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

　　大量文化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人群融入互联网有助于合拢“数字鸿沟”(digital gap)现象。“数字鸿沟”来源于“知识沟”(knowledge gap)假说。美国学者P•J•蒂契纳（Tichenor）等人认为，随着大众媒介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16] “数字鸿沟”就是“知识沟”在网络时代的延续。但是随着中国大力发展互联网事业，推动相关技术的革新与上网成本的下降，再加上互联网自身具有的多媒体、超文本的技术特征和多元化、互动性等传播特征，[17]越来越多的民众进入网络空间，从而使得“数字鸿沟”扩大的趋势有了改变的迹象。同时，政府今后应该在消除“数字鸿沟”问题中扮演主要角色。

　　网络是一种缺少把关人的虚拟空间，因此，社会需要加强对现代公民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对网络媒介传播内容的解读和批判能力，提高公民利用网络媒介完善自我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促使个体与网络媒介形成良性互动，使网络媒介更好地为培养现代公民服务。[18]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新闻信息的获取使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所生存的环境并做出相应地调整。媒体强大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功能，左右着现代人的热点话题。媒体所反映并代表的社会舆论，媒介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都在不断促使人们服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运作制度和交往方式。另外，由于大众媒介的增多和媒介不断“分众化”、“专业化”，个体选择性地接触媒介，能够拥有多样化的个性和爱好，从而推动社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 大众媒介与政治现代化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了权威的理性化、国家的整合、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以及全社会广泛地参与政治，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越于村镇层次之上参与政治。[19]要推动权威的理性化，促使社会各集团广泛参与政治，必须依靠大众媒介的作用。

　　麦奎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参与政治主要包括媒介逐渐成为民主政治进程的基本要素和权力行使的手段。媒介提供了一种论坛和信息渠道来就民主选举进行广泛地辩论，传达多元化的信息与民意，媒介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拥有的权利合法化。[20]在中国，大众媒介通过报道民主选举活动，报道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的活动，探讨政治会议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汇集民情民意，表达民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期待，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例如对于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网开辟的专题报道栏目包括：大会进程、高层动态、嘉宾访谈、人事任免、文件报告、报告解读、新闻发布会、代表专访以及网友之声等，囊括了十七大的方方面面。对会议的全面报道，让人看到了中国清晰的民主政治进程。

　　中国的媒体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作用，不遗余力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舆论的导向性，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例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报道和2008年的“迎战暴风雪”报道，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了凝聚民心全力抗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政治民主化要求新闻媒介大力进行舆论监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非常重视新闻媒介的监督职责。马克思认为，“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恩格斯也认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21]在中国，1980年新闻界揭露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的丑闻以及“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真相，拉开了新时期舆论监督的序幕。1984年问世的《南方周末》，1994年开播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以及同年创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对中国的舆论监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网络也积极参与舆论监督。从2003年的广州“孙志刚”案、黑龙江“宝马”案，到2007年的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网络不断地掀起舆论浪潮，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麦克劳德（Jack McLeod）和查菲（Steven Chaffee）提出的“风筝模式”认为，新闻是上层社会、公众和媒体相互取向的产物，是调和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的结果。[22]而赫伯特•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则进一步指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23]也就是说，虽然新闻是社会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在博弈的过程中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而造就一个国家的媒介生态和媒介景观。在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媒介生态，同时也主导着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体的现代化布局。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大等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而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所造成的。[24]列宁也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5]也就是说，媒介不仅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推动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学者陈力丹就曾撰文批评媒体的新闻报道充斥“感谢党恩”之类的话语，是一种错误的媒介言论，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化布局。[26]因此，中国的媒介应该肩负起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重任，更好地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

　　四 大众媒介与经济现代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大众媒介通过每日的经济新闻采访报道，向受众提示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状况；媒体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舆论监督，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媒介同时还通过广告等多种形式，参与了消费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初期，第一张全国性的经济类报纸《经济日报》开始发行，八十年代中后期又相继创办《金融时报》和《中华工商时报》。九十年代以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面世。面对媒体市场化要求，经济类报纸也不断进行理念创新和技术革新。从本世纪初开始，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一批新型报纸开始参与市场角逐，对经济的透彻分析使其独树一帜。其它综合类的媒体也开辟了经济新闻。而网络媒体以发布经济信息的迅捷性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

　　大众媒介是市场的解说员和瞭望者。如2004年进入市场的《第一财经日报》通过提供财经新闻和市场分析，关注中国经济走向，力图打造一份权威、主流的财经资讯供应媒体。

　　大众媒介在经济现代化中还扮演了监督者的角色。例如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了以消费者为核心受众群的节目《每周质量报告》，以“生活需要质量，消费需要安全”作为节目的理念和目标。

　　大众媒介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媒介与市场主体通过广告、节目冠名等多种形式实现利益的链接，通过市场共谋达到产业的和谐共生。例如中央电视台自1979年播出第一支商业广告以来，广告收入一路飙升，2007年已经突破一百亿元。[27]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更是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也推动着传媒进行市场化改革，实现“企业管理”，推动传媒理念、传媒技术、内部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的创新。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导致“商业意识形态在诱导大众传媒向媚俗靠拢时，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的道德权威受到挑战”，[28]但总的来说，多元化的利益集团正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传播话语的权力博弈。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通过市场运作而实现的现代经济生活具有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因为它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与各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完全不同。[29]因此，大众传播理性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传媒的市场运作，其间还需要不断推动传播体制的健全和行业自律的加强。

　　全球化时代的媒体竞争将日趋激烈，虽然中国的传媒业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并不会直接受到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全球化行动的直接冲击，但是由于中国存在国内媒介竞争加剧、媒介集团的组建以及业外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媒体领域等风险性因素，中国的传媒业也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 大众媒介与社会一体化

　　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社群”。他认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社群的想象。”安德森指出，商品化、机械化时代的书籍和报纸决定了民族国家意识的生产过程.。一方面，通俗语言变成了“国语”，另一方面，媒介的表意过程聚合了时间和空间，使得共同体成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理解所谓民族国家“社群”。[30]

　　安德森的观点强调了大众传播在提高社会资本的增量中的作用。通过一系列仪式性的传播行为，大众媒介强化了“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31]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一体化进程。1978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当时还是北京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正式开播，5月，北京电视台正式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并更换了台标。1983年央视开办《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可以认为，当全国人民在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当除夕夜全球华人共同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民族国家“社群”的成员也就在不断地生产民族国家的意识，强化民族国家的情感。

　　现代社会是一个彼此更加隔绝的社会，而正是因为有了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想象的空间和对现实的重构，才有了社会一体化的演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麦克卢汉（Mcluhan）的媒介理论：“媒介工具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巨大力量。”[32]

　　六 大众媒介与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即传统的精英文化向现代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转变。大众文化是指为适应工业文明与都市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现代化”的文化。[33]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强调它是“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34]而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则强调了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性和逆反功能。[35]大众媒介通过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和批量化复制而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开启了“大众文化”时代。1983年开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不仅使传统文化登上了荧幕，同时也衍生出多元化的电视节目生态，如《正大综艺》、《曲苑杂谈》以及各种丰富多彩的晚会节目。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娱乐节目的盛行，大众文化更以前所未有的疯狂速度被生产和复制。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以及后来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央视的《幸运52》、《开心词典》、《梦想中国》，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都煽动起中国的娱乐浪潮。央视的《百家讲坛》邀请名家讲学，《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国内外思想界、文艺界名人，促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传播独特的见解，表达应有的人文关怀。另外，用影像记录历史也成为电子媒介参与文化现代化的形式。如央视《见证•影像志》“用影视叙事的方法重新建构历史文本”， 央视《探索•发现》致力于“用影像书写形象化的中国通史”。[36]

　　网络媒体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文化的繁衍。“芙蓉姐姐”、“网络小胖”、“后舍男生”在网络时代蹿红，“猪之歌”、“两只蝴蝶”、“香水有毒”等网络歌曲大量传播，网络书籍、网络游戏、网络动画铺天盖地，这些网络原生态文化具有调侃、戏谑、娱乐的意味，通过表面上一系列迷乱的意象展现出现实社会的更为复杂的生产关系。通过赛博空间（Cyberspace）构建的虚拟文化一方面延续了大众文化的现实空间，传承了大众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更富于创造性和娱乐性的文化生态，它脱离了时空限制，传播和接收低成本甚至零成本，与主流文化、传统文化更具对抗性。

　　七 大众媒介与中国全球化

　　梁启超曾在《论保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列强侵略，一个重要因素是“内外不通”，从而使中国人保守落后，看不到世界发展的趋势。因此梁启超强调要通过报纸“去塞求通”。[37]今天来看，所谓内外求通，就是要借助于中国的现代传播系统寻求中国和世界的对话与合作，服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大众媒介通过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来开拓国际视野。电视新闻的改革最初从国际新闻开始，如今国际新闻已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介通过对外宣传，发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音。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中文国际频道（CCTV-4），2000年创办英文国际频道（CCTV-9），2004年又开播西班牙语法语频道（CCTV-E&F），2007年中文国际频道扩大为CCTV-4亚洲版、CCTV-4欧洲版和CCTV-4美洲版，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力量。

　　再次，由大众媒介主导的这场全球化运动使中国的本土文化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例如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北京申奥宣传片《新北京，新奥运》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机整合来释放民族文化的巨大能量。但同时，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也使得在全球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到中国，从1998年的动画片《花木兰》到2008年的《功夫熊猫》，国外的创意产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表现出西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扩张的根源在于其先进的科技和传播实力以及完善的市场运作体制。因此，中国媒介应该加快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的创新，增强中国本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竞争力。

　　最后，网络媒介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新闻网站不论是在国外信息入境还是在国内信息出境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通过电子邮件、MSN等形式，跨越国境的人际交往和组织交往迅速增加。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信息化社会，即中国的“知识产生、经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并且连接上依此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与象征的全球网络。”[38]另一方面，网络媒介在加快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逐步消解着民族国家的理念及其设施，污染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文环境，同时也带来利益的冲突和竞争的加剧。正如学者杨伯淑在《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一书中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产生的虚拟人在因特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逐步消除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要素的任何有意义的影响。这是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标志。但同时，公司之间在虚拟空间的间谍活动以及具有破坏性的计算机病毒，直接威胁着全球化进程。[39]

　　但无论如何，大众媒介与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联系日益紧密。大众媒介正在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转变。[40]虽然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转变中还要面临文化帝国主义等诸多问题，但这种转变是不可逆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简介：曹沛，男，四川人，现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就读。）

[注释]

[1]此处“中国”仅指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中国台湾。三十年现代化进程即从1978年到2008年。

[2]参考〔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第3、4页，陶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2、33页，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资料出自丹尼尔•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伊利诺斯州，自由出版社1958年版，第438页。

[4]参考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113、114页关于拉斯韦尔（Lasswell）的“三功能说”和赖特（Wright）的“四功能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5]参考〔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35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1版。

[6]参考〔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第9页，陶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7]参考殷陆君编译的《人的现代化——思想、心理、态度、行为》第8页，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8]参考〔英〕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71页，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9]参考〔法〕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第282页，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10]参考殷陆君编译的《人的现代化——思想、心理、态度、行为》第140页，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4月第1版。

[11]转引自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第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资料出自〔德〕康德：《回答问题：什么是启蒙》，见L•卡胡恩编：《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读本》，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年版，第51页。

[12]参考新浪网网页《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址为http://tech.sina.com.cn/focus/cnnic21/index.shtml，该报告于2008年1月17日发布。

[13]参考彭兰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第28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4]参考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1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5]参考新浪网网页《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址为http://tech.sina.com.cn/focus/cnnic21/index.shtml，该报告于2008年1月17日发布。

[16]参考张国良主编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第56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资料原出处为英文季刊《舆论》总34卷，1970年第2期《大众媒介信息流通与知识增长差异》。

[17]参考谢新洲著《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14-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参考张开著《媒介素养概论》第93、94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9]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5、37页，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0]参考〔英〕麦奎尔著《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页，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第1版。

[21]参考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2]参考鲁曙明、洪浚浩主编的《传播学》第7页郝晓鸣的论文《新闻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23]参考〔美〕赫伯特•阿特休尔（Herbert•Altschull）著《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第336、337页，黄煜、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4]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页，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5]转引自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资料原出处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5卷，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6]参考中华传媒网-学术网陈力丹文章《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学习十七大报告》，网址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547，网上发表时间为2008年1月11日，原发表于《新闻记者》2008年第1期。

[27]参考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新闻《2007年央视广告收入突破百亿元》http://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08/03/13/009301940.shtml，新闻发表时间为2008年3月13日，最初来源为人民网。

[28]参考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第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9]参考〔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5、56页，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

[30]转引自〔英〕汤林森（John Tomlison）著《文化帝国主义》第154、156、157页，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资料原出处为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y，london，1983。

[31]参考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第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32]参考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1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33]参考李彬著《全球新闻传播史》第29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34]参考德霍克海默（Horkhaimer）、阿道尔诺（Adorno）著《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07页，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5]参考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第28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36]参考中华传媒网-学术网谢勤亮文章《影像如何记忆——年鉴学派视野下的影像记录》网址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573，网上发表时间为2008年2月6日。

[37]参考〔清〕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66页，沈鹏等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38]参考〔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第24页，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39]参考杨伯淑著《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第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0]参考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4.Lucian Pye（1969）,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5.Wilbur Lang Schramm(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Everett M. Rogers(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ition, Fre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