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 wav cue 整轨:一个动态命题的动态之解

一个动态命题的动态之解

——读郝时远新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1-12-10  ]

　　回顾历史、总结现实、展望未来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的动态命题，它是答案、是过程，也是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结束语，更是提炼全书内容的点睛之笔。因为这本书正是用深刻的笔触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历史的回顾、现实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其中有答案的解说、过程的叙述，也有问题的预测。

　　“导言——民族大千世界与民族问题”引出话题：人类社会是个由民族构成的大千世界。民族不同于阶级、阶层、政党、组织，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群体结构。如何以科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的差异性、多样性，怎样去解决纷然杂陈的民族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探索的最复杂事务之一。当然，“导言”也以简洁的语言点出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尤其是阐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

　　第一章“把握历史国情，构建统一国家”，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历史背景的阐述。这里作者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基本理解是：中华文明多源多流。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蕴含的“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贯穿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不懈的内在逻辑，“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经历了从“种族革命”、“五族共和”至“国族”构建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中国的民族国情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全新的思考。对于中华民族内涵完整性和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认识，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教条主义构想，作出了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选择。

　　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论述是在第二至第五章展开的。其中有对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面实施等历史事件的回顾，有对“左”的错误对民族工作的损害的深刻剖析，有对达赖集团、“东突”恐怖势力和“台独”民族分裂主义形成、发展及其国际背景的揭示，也有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及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关于民族理论政策一系列基本原则的阐发。其鲜明特点是理论分析贯穿于具体政策、事件和现象的叙述之中，以专题的形式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如果说正文主要是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回答，那么长达36页的“结语”则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测和展望。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但这是一条任重道远、十分艰难、充满挑战与考验之路。中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民族问题还将彰显“增多、趋强”的特点，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和国际斗争的复杂背景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整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民认同基础，而这一整合过程，也就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机制中共同繁荣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过程。尽管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体系的指引下，各民族人民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整合基础上的认同，认同基础上的融通，融通基础上的融合。

　　肯定成就、正视问题、阐发新见

　　毋庸讳言，近些年来随着民族问题热点的增多，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评价的不同声音也随之增多了。如何从理论上打消各种误解、质疑和诋毁，如何推进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完善发展，实在已是民族理论界不容回避的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国内外评价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焦点，这也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着墨最多的一个问题。作者以大量的文字阐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说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内涵的完整性的必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天下统一”、“因俗而治”及“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智慧；这项制度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于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主权原则和有效地保障了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权利。

　　同样，在阐述民族识别的必要性时，作者也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分析，认为这种识别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解决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阐明了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既然中华民族是全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知道和确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具体成员，或确定中国多民族是怎样构成的，进而为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确立自治的主体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者并不回避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在书中深刻指出：“中国的人权理念、民族平等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法律建设都处于一个正在进行时的状态，需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任何理念的提出，任何制度的确立，任何政策的推行，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个在实践中贯彻、检验、改进、完善的过程，是一个检验其解决问题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过程。理念与实践存在差距，政策与成效存在差距，是一种普遍存在，但不能以此来作为否定政策、理念本身的根据。”他批评落实民族政策中的“一刀切”现象是对政策实践的简化，是对贯彻落实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这一基本原则的背离，也是执政能力不足的体现。“我们不能回避在实践中存在政策落实的缺失问题，也不能因为这种缺失而对政策本身随意提出质疑或否定。而是要在坚持政策实践基础上去不断调整和完善民族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地去为政策实践确定实践的策略”。

　　作者再次对时下学界关于应将民族问题“文化化”的论点作出批评，指出主张“文化化”的学者尊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恰恰是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相抵牾的，而与“文化化”主张相对应的族群理论又在实际上做着启发族群意识、重新构建族群这种与中华民族整合相悖的事情。所谓实行了“文化化”的西方国家其实并没有摆脱民族问题的困扰，而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坚持统一国家原则下符合国情的一种先见之明。  

　　这些论点及与之相配的论述对化解对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质疑、误解或诋毁，都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

 　　作者毫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但却完全不是令人生厌的教条式“说教”。书中大量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的现实作出了鲜活的解读。作者将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始终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吸收和融汇了民族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积极研究成果，因而在准确解读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其中以下两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关于中华民族整合的问题。作者将当代民族问题与列宁所论的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两个趋势联系起来，认为当代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尚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也是需要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构建的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体系，就是为了促使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实现各民族的自觉融合。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正处于不断加强中华民族整合的阶段。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需要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各民族人民日益密切的互动交融实践中，在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过程中去吸收养分、构建整合。这一论点，不但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民族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而且将中华民族的国族构建纳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使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民族过程规律变得具象化。作者提出的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化”的论断，是对“国家民族构建”很有深意的解释。

　　其二，关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意义。200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得到了作者充分的阐发。他认为这个观点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创新性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观念方面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的新的文明观，同时，对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也开辟了新境界。古往今来，解决民族问题理念中的一个基本分歧，就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面对人类社会的民族大千世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认识统一与差异的关系，这种新的理念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从消除差异实现同一到尊重差异构建和谐，是人类文明认识史上的一种飞跃，也是民族观的一种飞跃。这种飞跃及其意义的揭示对我们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除此之外，书中的创见和高妙之处也随处可见，诸如“中华民族并非单纯的现代性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五方之民’互动交融、历史积淀深厚的共同体。”在读到民族地区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时，强调发展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包括了成就，也包括了恶化。以此来说明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问题”的增多。

　　作者往往以很精准的语言和比喻化解一些纠结不清的理论难点。比如将民族国家条件下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前者唱响的是“祖国之歌”，后者表达的是“民族之情”。再比如，作者把当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比喻为各民族内部事务的“外溢”和对外来事务的“内化”，把各地民族特征的彰显到国家民族文化的整合预想为“民族化——社会化——地区化——国家化的交融和升华之路。”作者深刻指出：“如果说未来10年，中国民族问题的‘增多’趋向可以预期，那么境外‘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施加影响的“趋强”态势也会继续。但只要切实地贯彻、落实（包括因地制宜地实践）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政策和基本原则，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民族问题‘增多’的态势，降低民族问题‘趋强’的力度。很多问题是‘躲不开’、‘绕不过’的，但是趋利避害、消弭问题于萌芽状态则是可做到、能做到的。”这些描述和论述不但极为恰当、生动，而且颇具启示意义，发人深省。

　　就此而言，这本《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能说一本书就可以完全消除人们的各种疑问和问题，但如果认真读一读这本书，其中的主要问题其实都是能够得到解答的。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出版于1993年，也是对相同问题的探讨。笔者感佩作者敢于重做同一个问题的勇气，更感佩他能把同一个问题做得如此贴近时代而又如此深刻。不过，既然作者把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的动态命题”，就已经赋予了自己不断探索和解读的责任。这也是一个优秀学者的担当和品质所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