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好想你吉他弹唱谱: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访谈录

保健医生细说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
（央视版）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1976年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在这之后的30年当中，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和缅怀周总理，今年这样的纪念依然在继续着。
30年前，1月8日，周恩来总理患膀胱癌，在北京305医院住院一年半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周恩来总理生前照片
此后，每年到1月8日，人们都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人民的总理。
今年是周总理逝世整整30周年。这是记者在今年1月8日拍到的一组照片，在周恩来的老家淮安，一位老人在“永远怀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摄影展”上驻足观看；在南京，一位市民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向周总理铜像鞠躬。在成都一处居委会里，摆满人民悼念周总理去世的照片。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在怀念一位好总理，而对于曾经生活在总理身边的人来说，每年的1月8日，他们还在怀念一位熟悉的亲人和首长。

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
张佐良，74岁，北京医院的医生。1965年，他接到了一纸调令，之后走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的住所，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卫生间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十年，他一直负责周恩来的饮食、卫生以及身体保健。每次周总理出访或者接待外宾，他也都陪在总理身边。对于张佐良来说，和周总理在一起的那十年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令人难忘的。
主持人：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请到的来宾都曾经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或者是生活过，首先介绍的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位保健医生张佐良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佐良：您好。
主持人：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每年的1月8号对您来讲是一个需要纪念的日子吗？
张佐良：对。
主持人：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呢？
张佐良：因为总理在人民面前，在老百姓面前是个伟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背向大众一面的周总理大家不大了解，我所回忆的也是回忆我的工作，到了1月8号也好，3月5号也好，我常常会想起我在西花厅的那些日子，刚才画面上，我住的房间我看见了。
主持人：路过您的房间。
张佐良：对。
主持人：您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卫生间里面，被称作第二办公室，但是当时您是被工作人员引到那边去的，您有没有觉得奇怪，怎么第一下就到了卫生间里？
张佐良：我倒没什么奇怪，我就感觉到总理很忙，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别罗罗嗦嗦说多了不好，因为邓大姐跟总理打了招呼，是大姐说总理在卫生间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带着我进去的。进去以后她就很简单，就三言两语，听说你是上海人，你是流浪儿，他说你父母呢，我说“8.13”战争被炸死了，他说你看起来没有流浪儿的那种习气，我说我15岁参军，16岁入党，在党内解放军里长大的。他说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病，大姐身体不大好，你只要把大姐照顾好了就可以了，就这样。
主持人：三言两语没有格外的热情，您当时心里有没有犯嘀咕呢？
张佐良：没有嘀咕，我想总理在卫生间里都要接待人，那么忙，我赶紧出来吧，出来我就轻松了，我的轻松不是我紧张，我把给总理的时间占了。
主持人：等于面试通过是不是？
张佐良：对。
主持人：后来到了保健医生工作岗位上，您每天的工作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以什么样的事情结束？
张佐良：开始就是因为总理的生活，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多半在下半夜，就是凌晨的两三点到卧室，到卧室之前，还要抱着一摞文件，我形容一下，可能20来公分厚，大姐说，这是他的金娃娃，抱到卧室里洗漱完了，上了床，拿一块木板，把文件放在上头，一边勾、画，他就看那么多文件。我一直要守在旁边，他看文件不是整个过程都守在那里，要不断地进去看看，没有事儿了在值班室待着，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要进去看一下，我不进去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进去，怕他有的时候打盹了，他累了，睡着了就怕他着凉，一直到他睡了。我去了以后他就已经有心脏病，刚开始得冠心病，有心绞痛发作，开始吸氧，所以他睡觉的时候我按氧气，由警卫员拿氧气的口对着他的鼻子，我在那儿按，因为一袋氧气按得快一点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按完了，慢一点也可以十分钟左右，我就不能快也不能慢，因为灯已经关了，卧室的灯已经黑了，太快了他还没睡着，你按完氧气总要出来吧，尽管有地毯，也会有点悉悉嗦嗦的声音，怕把他吵醒了，就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进来一点余光，看见他眼睛闪烁的状态，我们知道如果睡觉睡得比较深的，眼睛闪动的动作就比较稳了，也不这么快速了，呼吸也匀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按快一点，可以走人了，出来，我就上床去了。
主持人：您每天的工作是以照顾总理睡觉，睡熟了，您才下班。您在做保健医生之前生活肯定是还比较正常规律的，到这儿之后长年这样，您适应吗？
张佐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种什么观念或者理念，或者是一种精神，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这样，就是肚子饿，吃不上饭，所以跟人家说了，三点来钟睡觉，中午11点半到12点总理要洗刷，因为多半是外宾比较多，而且其他人都被打倒了，文革中间，能够参加工作的，高峰的时候，有16个副总理，那时候他就没有副总理了。
主持人：所有的事情一个人要做。
张佐良：对，于是有外宾他要去机场，这就是讲的起床以后了，他一上汽车，他的早点是端到汽车上吃，上车吃东西，他坐在汽车的左侧，我坐在他后面右侧，秘书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这一路上要念的。
主持人：保健医生怎么还负责念文件呢？
张佐良：因为总理要轻装简从，他不让很多随员跟着一大堆到机场去，他就带一个警卫员，带个医生。
主持人：因为总理要求轻装简从，所以你们就必须要身兼数职。
张佐良：对。
细说周总理癌症确诊过程
主持人：您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其实他身体还是很好的。
张佐良：对。因为他跟我讲他没什么病。
主持人：我们看到书上说他冬天参加外事活动，别人都穿得很臃肿，他还穿得非常少，而且也从来没有冻感冒过。
张佐良：不戴帽子。他从不戴帽子，刮风、下雪不戴帽子。
主持人：您从医生的角度看，平常给人的印象，身体这么好的人，怎么突然之间癌症一下子就来了？
张佐良：因为也有人说是不是跟心情不舒畅，精神压力大有关系，我想这是有关系的。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周恩来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让张佐良也有着深深的感受。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索马里的贵宾西亚德一行，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谈确认，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主持人：1972年5月12号，做常规尿检查的时候发现四个红细胞，这是您自己发现的吗？
张佐良：对。
主持人：这是四个红细胞，您怎么判断它，要不要说出来，要不要跟谁说，您是不是要想一想？
张佐良：没办法，我憋了一天以后跟大姐商量，我说恐怕得查，不查怎么办，我说最大的怀疑就是有没有肿瘤，别的石头、炎症，无所谓，没那么紧急。
主持人：你跟大姐说的很直接，跟总理呢，能这么直接讲吗？
张佐良：她说你跟总理去解释一下，提出来要查一查，我说好吧，大姐告诉我这个方法，你也要缓和一点，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总理上过厕所在那里洗手，我说总理，今天小便结果已经有了，查出来发现跟你平常的有点不一样，他说什么不一样，我说红细胞多了几个，正常的不应该有，或者有一个，你现在有四个了，说明什么？我说，第一，有炎症的可能，第二，有石头的可能，第三，可能长瘤子，三条你也得说，不说查它干什么，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应该复查，就看发展趋势，是多还是少了，还没复查呢。这么麻烦，什么时候查，我说最好现在查，他说现在查就查，当时尿壶也没有，赶紧端一个痰桶，把里头的水倒掉以后就给他留尿，然后去查，马上就发现胰腺上皮细胞癌，就找到了。
主持人：总理对这一次复查小便自己关心结果吗？
张佐良：没有，没有问。我想第一，他不问，我认为他并不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第二，他想要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面对现实。当然，对我们医生是相信的，你们要叫他怎么样，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医生是知道的，他也不要多问了，我相信这样，因为他看那么多医生在那里检验。
主持人：从化验有红细胞到后来总理尿血都快一年时间了，这中间都没有跟他讲，您确诊了，是癌症。
张佐良：没有。
主持人：但是真到尿血的时候自己就太清楚了。
张佐良：他一看尿血他就知道了，因为前面有过膀胱癌。
主持人：第一次尿血的时候您在吗？
张佐良：在，警卫员吓坏了，一尿到马桶里都是红的，敲门，我刚要睡觉，他的卫士长，佐良，坏了，真的尿血了。因为平常我跟他们都讲清楚了，可能要有这一天，哪一天不知道，他既然是得了癌他总要出血，这一天终于出来了，所以我们心理准备是有的。
主持人：但是总理不一定有。
张佐良：总理不一定有。他照样工作，什么话也没讲，也没说吃饭吃不好，睡不着觉，或者问我们，嘀咕什么，没有。
主持人：为什么呢？是他不在乎还是都想明白了？
张佐良：我想他是想明白了，因为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他的生死观，疾病观非常明确了，因为人总是有生就有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句话。他跟我们随意说，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不是得了这个病以后说的。第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有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是幸存下来的，所以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又发生一点意外，没有死的人感到意外，死掉的人没什么意外，他该到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了，他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的感觉是这样。
主持人：后来你们建议总理住院治疗，做手术，一建议他马上就都同意了吗？
张佐良：1973年没有做任何延误，因为尿血一尿出来就是红的，肯定他应该采取措施，他没有多问，也同意，我们就在玉泉山做的。
主持人：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就手术了？
张佐良：检查的同时，看到这个大小可以在膀胱镜检查的一次性检查，不抽出来再做别了，就在里头把它烧掉了，总理在山上住了两周不到，因为总理不能耽搁，只要有一个礼拜不在报纸上露面，外交部也催，中联部也催，所以总理也做不下去了，他必须要出来，甚至老百姓也有问的，怎么就没消息了，所以总理必须出来。
主持人：从治病的角度讲，是不是应该继续留院治疗？
张佐良：从治病的角度，像他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第一，应该继续休息；第二，要做灌注治疗，总理应该是做五六次，总理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他不肯做了。

周总理侄女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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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伯父逝世的消息我是从广播上得到的
主持人：对于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人们有共识，但个人也有个人的理解，在您看来，周恩来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周秉德：这一生他就是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为了咱们有一个新的中国，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生都在追求这个，我觉得他真是不考虑自己。
主持人：您的这种理解有哪些是因为确实在他身边生活过多年，通过自己的双眼看了感受到的呢？
周秉德：这个感受总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得这么透，一开始只是觉得他是长辈，是我的伯父，他自己的职位很高，对我们又那么好，我们当然很尊敬他，很敬爱他，这个是逐步的，咱们才有了一些了解。我伯父处处想着老百姓，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的子侄们一定要过老百姓的日子，我们是普通学生，以后是普通的老百姓，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去安排自己的未来。
主持人：1976年1月8号总理逝世，您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秉德：那时候要去上海出差，4号出差，事先就给伯母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没人接我想我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就没人接就算了。到了8号中午的时候我老伴接到电话，因为伯母说让秘书赶紧给我打电话，不知道我出去了，赶紧给我打电话，找到我以后告诉我这个消息，第一个要告诉我，但是我老伴知道以后，就没法通知我，我到上海出差，那时候通讯也不是那么便利，我没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住，但是我去看过亲戚，老伴就给亲戚打电报，还不能够说什么事，只能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
主持人：那时候还属于机密呢，公众还不知道呢。
周秉德：对，还不知道，就是8号当天。亲戚傍晚接到电报，就觉得有要事，那明天一早告诉她吧，就没有跟我讲。
主持人：这就几号了。
周秉德：在8号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亲戚拿到电报也没有跟我讲，我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广播，就听到广播，有哀乐，然后再一听，昏天黑地的，真是马上就炸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知所措了。
主持人：就是您从广播里听到的，并不是从家里人这个渠道知道的消息。
周秉德：对。
主持人：这种感觉肯定很不好，因为是自己家里人，如果家里人通知。
周秉德：对，我心里还提前能够知道一点，现在我是跟大家一起知道的，是跟老百姓一块知道的，我真是昏天黑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傻了，愣在那儿了，然后跟我一起去的同志们就一块帮我买黑纱，赶紧联系飞机，当天下午就回来了。看见伯母我就抱头哭，伯母还坚强地说，不哭，坚强一点，因为你是大姐，你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把他们都安排好，然后就是第二天去参加告别仪式。
主持人：您当时观察伯母，她当时表现的是一种坚强，后来有没有流露过，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女人的那种情感？
周秉德：当然她是非常悲痛的，但是在我们面前，她还是一直稳着，话就少了，一直到火化的那天，到11号下午，十里长街送总理，送到八宝山，我就一直随着他的车后面，她下了车以后，就问秉德呢，人多，都跟着围着，就拉着我的手，走走走，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就把我们拉到棺木前。那个时候她才痛哭，大哭，我再看你最后一眼吧，恩来，我看你最后一眼吧，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那个时候她才嚎啕大哭。
主持人：您现在还保存着总理的什么遗物吗？
周秉德：首先就是跟伯母表示，因为我知道他很简谱，我要他一件最破旧的衣服作为留念。在丧事之后，伯母就请工作人员一起整理他那些遗物的时候，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些他生前的遗物，有很多件东西，其中有一件就是他的毛巾睡袍，那个睡袍都补了一次又一次，补的是用毛巾的、手绢的、纱布的一块一块往上补。
主持人：那得用了多少年的衣服。
周秉德：他补了几十块的东西，非常简谱。
主持人：现在您还留着吗？
周秉德：四人帮粉碎之后，当时的革命博物馆就要办一个他逝世一周年的展览，伯母就动员我交出来了，交给了革命博物馆了。但是后来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也都在我那儿，我也陆陆续续都捐出去了。
主持人：有没有不舍得的，当时捐的时候？
周秉德：当然有。
主持人：您觉得连骨灰都不保留代表了什么呢？
周秉德：彻底的唯物主义，15号开追悼会之后，伯母就把我们亲属、工作人员、医生都集中到台湾厅，一块开会。开会的时候就给我们讲骨灰保留的问题，他就讲，我们中国的习俗，丧葬的习俗几千年来都是土葬，共产党提出来，我们要保证都是做火化，火葬，这就是一场革命。现在你伯伯要求我们的骨灰不保留，这又是一场革命，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在最后，我们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到最后我们的骨灰也回到大自然里去，到海里，到土地上，再去喂鱼，再去营养庄稼，最后彻底为人民服务，他是专门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对的，所以我也实际上在向他学这个做法。
主持人：您也这样想？
周秉德：我也是这样想，我已经四次送了亲人的骨灰到海里了，我伯母的，我的公公也非常崇敬伯父，1977年我们就把他送到渤海、塘沽，我婆婆是1992年，跟我伯母是同年，1992年年底去世，又把她送过去。送完了他们的时候，我跟我老伴也是互相约定的，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老人家学习，所以我跟我老伴也是这么商定的。后来到1999年1月份，我的老伴也没有了，我跟老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有同样的约定，所以我也是请他走我们老人的路，先人的路，也到了海里，交代我的孩子也要走这条路，我自己也要走这条路。
主持人：到您这个年纪，送走过这么多人，自己会感到孤独吗？
周秉德：没有，我现在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另外朋友也很多，社会上的活动也很多，没有什么太孤独的感觉。
主持人：想起他们来，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丰富的组成部分。
周秉德：是。
主持人：您从12岁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到现在快60年过去了，做周恩来的侄女是什么滋味？
周秉德：我做他的侄女，一个，我感觉到很荣幸；另外感觉到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仰；再就是对自己要按照他的做法尽量去学，尽量学他的精神、作风，对自己要求要严格，尽量去做，当然永远也学不好，学不到。
主持人：您的一生当中如果没有和周总理夫妇共同生活这15年，会有什么不同吗？
周秉德：现在也不好想象，肯定不会像实际的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冥冥之中就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要求得更严一点，各方面都要能够不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总是想这些。
主持人：就是潜移默化对自己这个要求就特别严了。
周秉德：对。
主持人：谢谢您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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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访谈录
（凤凰版）
1965年33岁的张佐良，走进中南海的西花厅，做了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生活，后来，张佐良把自己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向人们讲述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故事。
采访张佐良医生的时候，我们两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摞纸，我面前的纸上写着一些日期，是文革当中发生的一些大事的日期，我怕我记不清楚，张医生的面前也放着一摞纸，我看了一眼，上面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写着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的提纲，张医生还保留着当年做保健医生时的工作风格，办事情很认真，有条理。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记忆力，文革当中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情的日期，年、月、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主持人：您进中南海以后，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65年吧？
张：对。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绝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
主持人：当时他的身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张：总理应该说，在我前任跟我介绍的时候，写了好几个小本，交班本。应该说身体非常好的，他没什么病，因为那个时候也六十多岁吧，对吧。健康状况比较好的。饮食、睡眠。他只要，只要给他有时间睡，他倒下很快就睡，当然安眠药是吃的。见面，就是卫生间第一次见面了，大姐（邓颖超）把我引进去了，他进了卫生间了，大姐进去跟他，可能跟他怎么报的不清楚，后来就笑嘻嘻地出来了，佐良进来吧，他说总理让你进去呢。他第一句话，哦，张大夫，你是上海人哪？我说是呀，听说你上海从小流浪，我说对。他说八一三战争。我说是的。然后他下面不多问了，他说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病，你主要把大姐照顾好就行了，完了，下面就没话了。完了，大姐拉着我就快出来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打发了。
解说：在张佐良的记忆中，刚到西花厅时，事务繁忙而精神充沛的周恩来并没有十分在意他这个初来乍到的保健医生，身体偶有不适或外出访问时，还经常找来前任保健医生，张佐良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为忙于国事的周恩来做点儿小事。
张：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这么几件。第一，大姐规定的，毛主席也是这样，毛主席说呢，我是不听医生的，叫医生听我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一个好的保健医生，应该是先进厨房，后进药房。什么意思呢？你把我饮食、卫生其他东西搞好了，不要动不动叫我吃药，本质是这个意思，我开始听了也不懂，什么叫先进厨房，后进药房？
主持人：我听说总理的早饭，是几十年如一日，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张：他就是豆酱、麦片、鸡蛋，冲的蛋花汤一样的东西，然后两片烤面包，果酱。煎鸡蛋，一个煎鸡蛋，就这么天天吃这个东西。那么这样就是，我的第一任务，就是管总理吃饭，比如说礼拜一吃红烧狮子头，那么一天只能有一个这样，比较重的一个荤菜，不能中午吃狮子头，晚上又来个红烧鱼，或者是来一个什么粉蒸肉，或者是梅干菜烧肉那不行的，对吧。必须晚上有个半荤半素的了，诸如此类的。好，中午狮子头，晚上有宴会，我的这个狮子头中午不能给他吃，因为晚上有宴会呀，这就太重了，这就是我得提醒，然后我就赶紧通知大师傅，因为他不知道晚上有宴会，对吧，我就承担这个责任，然后我把每天的菜单，出去以前抄一份，我哪记得住呀？我还有别的好多事呢，抄下来带去。比如到人民大会堂，家里红烧狮子头，半荤半素菜、汤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按照这个菜单抄一份，到人民大会堂，活动的场所最多就这几个地，十年当中。最主要的人民大会堂，第二个钓鱼台，第三个京西宾馆，第四个北京饭店，所以我这个菜带出去，一到人民大会堂，我就把人民大会堂管会议服务的头头把他叫来，把总理的菜单给他，我说按这个马上去准备一份，还有要提醒他上厕所，小便。上厕所，曾经一次总理七个小时，在里头开会，没小便。但是散会以后，上了汽车。总理要小便，这我们抓瞎了，汽车上了车，哪去找小便工具没有，那一次只好回去再去小便。
解说：1966年，文革狂潮乍起，周恩来原先的副手们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担子都压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十万火急的电报，每天雪片似地飞向西花厅，有人形容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当时扮演了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张佐良也随之忙了起来。
张：总理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肯定要比他睡得少，因为什么？我要等他先睡着了我才睡，为什么？总理那时候有心脏病，1965 年冬天发现的心脏病，所谓提示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另外有心绞痛的发作，所以需要吸氧，那吸氧呢，睡觉以前我们就用枕头的氧气袋橡皮的，给他吸一点儿氧气，这个吸氧，也借助吸氧的机会呢，我也观察总理的病情，呼吸、脉搏次数，那时护士数脉搏。我就数呼吸，然后我给他吸氧，我就，他们警卫员在枕头跟前拿着氧气口罩对着他的鼻，不可能给他绑着，待会儿他睡觉的时候，给他解下来，他不就醒了嘛，所以拿手扶着给他放着，我就按氧气袋，按那个氧气袋也很麻烦，灯光都关了，你不能开着按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按的速度不能太快，为什么？你按完了，总理还没睡着，你走动的时候，他不就醒了吗？睡不着了，所以你按的时候，听见他打呼了，要按得速度慢一点儿，轻一点儿，呼吸有时候不睡的时候，往往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不是说一下子进入很深睡眠，他开始睡得比较浅，容易醒，等他呼吸很深，比较匀的时候，还有一个，借一些外面走廊有点儿余光，看他眼睛，眼睛毛的闪烁不频繁闪烁了，这睡得就比较深了，那个时候我们蹑手蹑脚地轻轻地往外撤。
解说：周恩来在非常时期，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不完全属于自己了，有人戏称，周恩来把自己洗手间都开辟成了西花厅的第二办公室，张佐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是在这第二办公室里，后来更是经常在第二办公室里向周恩来汇报或请示工作。
张：这个时间是我们工作人员进去跟总理说话的机会，那个时候第一个进去的是秘书，他别人都不要听，他一进来，把秘书叫来，干吗？就是先听一天的日程。
主持人：在洗手间里面听。
张：对。连乔冠华、廖承志什么，一些老部长，好多外事部门，涉外工作的，都在卫生间里头，他坐在马桶上跟他汇报工作，所以人家不相信，确实我亲自见到这个样子，就说明他根本就忙得很厉害，睡眠时间很少，等他的秘书出去了，看看总理，我们还得察言观色，总理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听到这些事，当然也不是每天都有高兴的事，还有不高兴的事很多，文革期间，对吧。天天见面，用得着问你哪不舒服吗？今天是不是头疼脑热，都是废话，也不敢问哪对吧。所以当时一般就是，我们看到气氛比较好怎么样，就像英国人先谈天气，跟他报告今天外面几级风，南风还是北风，气温多少，然后看他怎么样，他觉得有兴趣，下面我有一个事向你报告，比如说那时因为中央领导同志病得很多，不管咱们现在不说这个人怎么样对吧，康生、谢富治、陈毅，还有那个时候受到打击的像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许多文件像这一类的，一开始我们都不管，后来总理就都归在我那儿了，他说你向张大夫说吧，他就免得看那么多文件，病情报告，对吧，病情报告都来得一摞一摞，人家尽量讲得详细，因为都怕说得不详细，出了毛病，最后的责任，是医疗组承担。我报到你那儿去了，给你报了，你没看，或者怎么样，他将来有话可说，对吧，所以他们一般报上来以前，一般都找我，给我打电话，说是由我送过去，就禀报谁谁怎么怎么样，先给我说一遍，然后我再仔细把它看好了，把红笔勾好，以备总理要看的时候，就看这些红笔画地方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总理还是仔细看，并不是完全这样。
我在周恩来身边十年，他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真是白天晚上一个接一个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陪周恩来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的领导人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及部门。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轮着来，惟有周恩来是一个人坚持着。
张：所以文革以后，由于诸多的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的状况，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情况之外呢，在中央呢，主席有时也不断地发了一些话，比如说我反对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不要干政，这是一个。第二身边人员要减少，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于是就带来各个首长办公室处就裁人，总理身边不就裁得剩了三个秘书吗，开始四个，后来三个，最后就剩两个了，到了中后期就剩俩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部门，送给总理报批，尤其是文革当中，种种政治上面的受到高压，甚至有的受到迫害，有许多事情不敢做主，本来这些部级领导，省部委可以作主的事情，后来都推到总理这里来了，你想想有多少，一个总理，三个他也，五个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于是乎就一摞一摞天天弄进来，大姐就是，限制他们秘书不要送那么多，你们给筛选，挑最重要的，只允许这么高，她形容一个有多高，秘书哪可能，但是我们给卡了，部里面过两天，总理正好要办哪一个部门的事情，问他们你们事情怎么不给我们报，人家几月几号，早就给你报过去了，总理回来一查，在秘书那里压着，秘书承担得了吗？对吧，大姐就是说，保健大夫你说话，为了总理的健康，每天那么多，受得了吗？人是铁打的吗？等等，我去跟秘书商量，其实我跟秘书也很同情，他也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
把大姐的话传到，我只叫你少送，你怎么少送？他也没法少送，所以每天离开办公室，两三点还要报一摞厚文件，总理亲自抱着，到卧室里去，在卧室里继续批，一直批到什么样，就是拿着文件，因为坐着床上批，批文件不方便，给他木头板，专门做了一块很薄的木头板，把文件放在上面，便于红蓝铅笔画，看着他很困了已经，三点四点很困了，画画画，就睡着了，文件这样了，有时铅笔也到地上了，我就在旁边有时观察他，也不是经常观察，有时候进去站一会儿，看看他效率不高，差不多看个不到五分钟，不到两三分钟就开始就睡觉了，甚至于打呼噜了，东西丢了，就劝他快睡觉，甚至这样有时候，总理一直效率不高，我有时看着表，我说我从几点到几点有多少分钟了，我看你睡着是多少分钟，你看多长时间，又开始睡着了，我说你不如现在就睡，睡得清醒一点儿，哪怕小憩一下，不要正式睡，等你睡得觉得稍微清醒一点儿，你起来以后，肯定是效率要高一点儿，你这样弄得也很疲劳，效率也不高。他不听，因为什么？他说我这东西必须要看，有的时候看完了以后，还要传给其他领导来传阅的，不是他一个人看，不是一个人画个圈就走人了，有的甚至要报主席看的。
张：总理就是说，他很多事情都亲自处理，比如说据我所知，有不少首长家里头的秘书，就大秘书，首长亲启件他可以剪开可以看，看了以后，筛选以后交首长，总理不许，凡是总理亲启件，不管你群众来的，还是中央领导之间，秘书一律不准看。都得总理自己把它解开，然后他要发给，传阅件，给别人去传阅，总理自己都要把它信封写好，用订书机订上，贴上密封条，然后再交给秘书，换句话说，身边的人见不到，给他亲启件不允许，看不到。
解说：不少人说周恩来十分善于休息，抓紧时间在行车间隙小睡一会儿，就能恢复精力，但在张佐良看来，长期睡眠不足，已使周恩来过度疲劳，在过度疲劳的状态下，周恩来有时工作效率并不高，毕竟人都是血肉之躯，周恩来也毕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张：从中南海总理西花厅，中南海的西北门，国务院的那个门，总理从那个地方出发，到东郊机场。根据那个时候路面情况，45分钟，秘书第一天就把文件选好了，这45 分钟以内，估计这个路途上面，叫我把这个文件给总理念了，秘书不去机场。因为轻装减从嘛，不允许大堆人跟着嘛，对不对。要找一点有文化的，能够读读文件，那就我了。这个时候呢，他总理的习惯一上车，他坐在左侧，我就坐在右侧，所以秘书交给我什么，我就念什么，各种各样的文件，当然大部分就是这个来宾要到来的日程安排，包括他们都有详细的，通过外交途径政府首脑跟国家元首来之前，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礼宾部门都已经安排好了。总理再给他念一下，还有一些动态，政治动态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让我念什么，我就给他念。一上车，他吃早点的时候，我就读文件，一直读到东郊机场45 分钟，口干舌燥，不停地听，有的时候他听着听着，他因为没睡够，睡了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把他叫起来了，又要去机场，他就听着听着，可能就打呼噜，打呼噜你也不敢不念，先听听他，如果打呼噜打得像刚才观察一样的，打得深了，匀了，我就停顿一下，有时候你要停顿早了，意思是你怎么不念了，我就赶紧念，提高声调，加快速度。如果他打呼噜是，打了一段时间，我就停顿一
下，念慢一点儿，把声量小一点儿，看看他怎么样，他继续打呼噜，甚至于我就停止了，不念了，他睡着了还念什么劲儿。就这样。
解说：周恩来忙得不可开交，张佐良的日程中也没有了关于个人生活的安排，他经常几个月不能回一次家，而家人也很难得知张佐良的情况，有时甚至只能从报纸上刊载的照片里看到张佐良站在总理身边的身影。
张：那个时候还不允许打电话呢，更不允许家里的电话，打到我的工作单位，那工作单位的电话是绝对保密，谁都不能讲的，所以家里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她也很挂念，我也没法捎口信。大姐有一天，她就，我那天看了她，她说我今天跟老头子说说，要他没事你晚上回去看看，你这么老不回家怎么行。那天傍晚，大概五六点钟吧，我听见她，因为我们的值班室，跟离总理的办公室有一个走廊，大概这里到这个桌子，总理那个照片上有。她敲敲门进去了，进去了，问他晚上下午有什么安排，总理说在家里办公看文件，她说这样的话，我就放张大夫回家了，她说今天是礼拜六。什么礼拜六，礼拜天哪，这是第一句话，总理嗓门比较大，他要回去回去好了，我也没有不让他回去，大姐也没多说出来了，走吧走吧，她说你坐老杨的车，就是总理那个车，总理那个车，他有两辆车，两辆都保险车，就是防弹的了，一辆是红旗的，我们长春厂自己给中央常委做的，一人一辆，还有一辆是吉斯的，这个是前苏联的，那次她说坐老杨的车送你回去，我说不用了，我骑自行车，咱们骑自行车骑惯了，这么几步路，你让我回去就不错了，我还，还坐什么车对吧，大姐就批评我，她说你是不是怕人家说你特殊化，在我这里工作，占便宜了，坐了总理的车了，她说你不想想，那天正好好
像有点儿下雪，你不想想骑自行车，万一雪一滑摔倒了，骨头断了，你要住医院两个月不回来，总理谁管，大夫有的是可以找，可是不熟悉总理的情况，再说总理也不熟悉他，就像你刚来的时候，出差都不要你去，再来个新大夫他怎么管总理，她说你要从工作出发，这是革命需要，我叫你坐你就坐，不坐车还挨大姐的一顿骂，我想大姐说的也有道理。
解说：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但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主持人：那个时候作为保健医生，每年比如说到了五一或者国庆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都有一些阅兵仪式，一些大的活动，您也要上去？
张：都上去，什么桌椅板凳这些布置都是由服务部门管，我们就是搞几个观察室跟急救室，把氧气桶、心电图、X光、小型的X光都运上去。
主持人：那个时候特别在文革当中，谁在城楼上，谁没有在城楼上，那种人员的变化，是特别明显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标记符号，那个时候您在上面看到了一些什么，在文革前夕那段时间，特别敏感的时候。
张：我最敏感的时候告诉你，我就看到刘少奇，因为天安门城楼里头很大，你上去参观过吗？
主持人：去过一次。确实很大。
张：那么城楼里头呢，一进正门，从正门进去以后，东西两边有两个长条桌，然后东边是民主党派，一个长条座，西边就是党内人士，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间天安门正中间，一圈大沙发成U字形的，毛主席坐在中间，有几次我见到少奇和朱老总也坐在中间，但是坐多久，咱们看一眼就走开了，咱们不晓得。但那天少奇没有坐到沙发上，就U 字形中间的大沙发他没有去坐，而是他站在天安门一进门右边那一排，就是给中央委员，各省市市委书记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还不是坐着，他在那里站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般地方上来的干部，都会拥上去跟他找机会说话，围着他讲事，那天没人理他，这个很奇怪。
解说：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公开发表，不久，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刘少奇被认为是党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
张：总理是从大会堂开会回来，有一天，他再讲一下，看到那个大标语上写的，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然后还打叉叉。还有呢，刘少奇呢，写成刘少狗，旁边加个犬字旁，总理说，他有多少错误，可以批评，可以批判。但不应该什么，名字倒过来写，这个刘少狗，这都是侮辱人格，这个不好，怎么有这样的风气，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风气，正好那天我坐在他的车上，那天讲到这个，正好借助讲对刘少奇大标语的话题说起来，他说他最近怎么样？我想我哪知道他怎么样，他说你去看看他，代表我向他问好。我有了这个令箭了，我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去看他，对吧。所以就是那天下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当然刘少奇住地平常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进去，我们都很严格，没有主管的首长，我们从不串门。那天安门进去以后，到了他那里头，王光美也不在，刘少奇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头，他们把我引到，我说我是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总理让我来看望一下刘少奇同志，我还得叫同志，因为总理说看少奇同志，对吧。他说你请坐，请坐，总理忙不忙，身体怎么样？他就简短地问了一下，他说你也代我向总理问好，别的就没什么话，我也不敢多问，过问身体怎么样，这个那个谁敢多问，总理没让你问那么多话，看看什么状况，我就
回去了，看着气色稍微差一点儿，你想一个灯光不好，一个情绪不好，肯定睡眠得也差，这个不用问，回去我跟总理报告了一下，就这么个情况，当时我后来，到事后以后很久以后，我分析为什么不让大姐去，不让秘书去，叫我去算什么呢？我想总理是有深刻含义的，第一医生去最合情合理，他也有健康问题，对吧。再说我也是门诊部，中南海保健处的医生，既是总理的保健医生，也是中南海门诊部的人，门诊部的人，刘少奇那里的医生护士，都是我们门诊部派的，对吧？这个去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含义，即使传出去的时候，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去看他了，跟大姐去是大不一样，对吧。毕竟刘少奇当时的政治处境这么一种恶劣状态。
解说：张佐良无法揣测周恩来让他看望刘少奇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但他清楚，文革中，周恩来忙于救人、救火。早有人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保皇派的黑后台。周恩来的处境也很艰难，以至于连八一南昌起义就跟着他的贺龙元帅，都无法在西花厅避难。
张：贺老总就被接进了西花厅居住了一段时间，总理还住在那里，他（贺龙）本来住在东交民巷，一栋小的别墅可以说这样一个房子，住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是，因为大姐交代，就是说规定其他工作人员不告诉，里头住了谁，什么都不准讲，只有大师傅给烧饭，也不知道烧给谁吃，菜谱由大姐他们掌握订出来，是不是跟贺龙夫妇商量，薛明也进来了，他的夫人也进来了，就两个老人，然后我怎么知道贺龙住在这里，因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得量血压呀，所以让我进去，不是每天量，有时让我进去，叫你进去，你去一下，也不说任何的话。老总就问过一次，总理身体怎么样？他就问过我这个，别的没话。所以我才知道贺老总在，不叫进去，不进去，所以不晓得他住了多少天，后来就没有了，那个地方本来门窗紧密，平常门窗开着要通风，丝绒帘子，一般都两三层帘子，帘子都拉开要通风，自从贺老总住在里头，所有帘子全都拉得黑乎乎的，白天里头也都开着灯，黑的，所以后来忽然间，门窗大开通风了，可见不在里头了。后来才知道，总理也保不住了，所以把他安排走，所以不晓得你看过，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贺老总重新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去参加的时候，抱住了薛明大哭一场。没照顾好他。没能照顾好他。
解说：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即使心情不好，公众形象也始终是和蔼可亲的，很难想象他会有大发脾气的时候，张佐良说他跟随周恩来十年间，有过一次这样的遭遇。
张：我正在那里读书呢，忽然间服务员走来，说总理叫你，我一愣，饭也刚端进去没多久，总理一般开会总理不叫我进去的，我说总理叫我，我还是那个反应，赶紧提溜我的药包，总理叫总是有什么不舒服吧，叫进去，进去问了不舒服，再出来拿药包，这个医生怎么当的，对吧？我就拉开帘子看看总理坐的位置，我不能进大庭广众面前，二十几多个政治局委员，我进去以后东张西望，满处找总理这个不大好，我看好了他的位置之后呢，我就到他的后面，沙发后面我蹲下来，拿着药包，我说总理你叫我吗？我就问这么一句，他蹭地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呢，拍了茶几，嘭地一下拍得很响，他说你这个饭尝过没有？那天就是一个蛋炒饭，我说没有，我心里想，怎么你吃的饭，让我尝，我们保健部门没这个规定呀，跑到哪儿你吃饭，我都要尝一口，这倒不是封建思想，这个那个我没想过，没有规定我尝，我哪知道啊！我想什么事你说，我不清楚什么意思，我蹲着我就，我说没有尝，我就再听他下面问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为什么不尝尝？你说我能回答吗？为什么不尝？我说因为没有规定我尝，我不尝，能说吗？不能说。他站着气得那样子，拍桌子了，我从来没见他拍桌子，我感到很紧张，为什么不尝，我只能不说话，我能说什么呀，能说得清楚，我想你去问汪东兴去，汪东兴没规定，对不对。哪敢，对吧。心里想，不吭声，他说我看你，整天说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其实你什么也不关心，你知道不知道这蛋炒饭里没放盐，我哪知道厨师炒蛋炒饭忘了放盐。不是我炒的，我能知道吗？我厨房连去都不去，只要把单子开给他，每次都没有问题端出来了，要有什么问题，你也找大会堂的领导，他们的厨师没放盐，对不对？我哪知道，但是我不敢说呀，这个完了以后呢，又来了一句，这以前我在外面没说过，现在不是说贬低老人家，他在火头上嘛，他说你跟着我成天像个摆设，这句话弄得我眼泪就出来了，我想我那么辛苦，不顾家，整天跟着你，这那这那，我说我怎么了，我怎么成了个摆设呀，我是很委屈，我也很有自尊心的人。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呢，后来大概到了后半夜了，会议散了以后回去了，他出来散步了。只要一听到总理的办公室里有动静，我就把帘子拉开看看，总理一个人出来了，外面有点凉，我就赶紧去找总理的外衣，薄的大衣，他大衣有厚的薄的，我拿一件就挂在手上，跟在他后面，后来他知道有人是我，他这一段路他就问啊，他说什么，还生气呢？他肯定知道我了，对吧？我说没有，其实哪儿没有，我委屈多着呢，怎么没有，我还气着呢，我说你凭什么在那个地方，当着那么多首长，弄得好没有面子，好像我的工作不尽心，我说没有，当然不敢。
主持人：总理在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比如他跟邓颖超，相处得怎么样，你觉得？
张：总理跟大姐之间，老两口说话，不能在一起吃饭，说话的机会都非常少，一个是总理早晨起来，所谓早晨就是中午起来，大姐正好午饭以后，午睡之前这么，她到卫生间去看他，有什么话就找机会说两句，我碰到也可以说是老两口，调侃说笑话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吧，老头子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我们是这个，先是同床、同枕、同被窝，然后是同床不同被窝，现在是分房、分床，一天到晚也见不到你几分钟，更说不上什么话，总理听了就洗着脸，他脸上都是水嘛，他洗着脸 拿干毛巾一抹，你絮絮叨叨说什么呢，我还忙着呢。
解说：在张佐良眼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儿无女，他们的晚年生活与同龄的老人相比，少了许多天伦之乐，但他们又与普通夫妻一样，生活中也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
主持人：他的总理办公室的钥匙有三把，总理一把，秘书一把，警卫员一把，警卫员为什么要有呢？
张：他要去整理这个办公室打扫卫生，秘书要去整理文件，邓大姐没有钥匙，所以只要总理要外出，邓大姐要进总理办公室是进不了的，换句话说总理办公室的文件，大姐是看不到的，而且总理说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大姐跟我们也一样，虽然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是你看的文件，你也不能看。有一天，大姐也是一天下午，冬天的一天下午，她那天也不晓得，平常我刚才说的，她都该敲一下门的嘛，那天她好像没敲门，啪，一开就进去了，然后呢就听见总理跟大姐嚷嚷起来了，意思是你不敲门怎么就进来了，总理在里头干什么，打电话还是什么不晓得，大姐那天不晓得，老两口为什么不高兴，出来的时候把那个办公室门拉上，声音特别重 就是咣当一下，然后到了客厅里头呢，又摔了一个茶杯，往地上咣一摔，我们一看 ，我们说老两口闹别扭了，这就不是中午吵的吗，晚上老两口在一块儿吃饭了，因为我也没老在那个地方盯着，我也到食堂吃饭去呀，吃饭大概5点多钟，5点半6点吃完饭回来。我们那里一般都有这个习惯，都是看见互相问一下，不管是秘书或者是工作人员，管生活的我们都问，怎么样。
主持人：怎么样什么意思呢？
张：总理的情绪怎么样，他们老两口怎么样，一句话就涵盖了所有，不会问大姐怎么样 不会问，怎么样，天晴了，天晴了，那就行了 ，没事儿了，您是一直在总理身边，就是总理跟一些领导人说话，他说的话那一刻，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话会有什么很重大的意义，但是事后您会想到，原来当时是因为那个情况说了那句话。
主持人：我记得您在书里面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吧，总理跟主席就说20号不会改变了，后来才知道指的是庐山会议是吗？
张：对，就是这一张第一张照片，那时候主席在杭州，我们在北京出发的时候，主席的驻地一般都保密，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那是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还有几内亚的什么政府代表团，先后来中国访问，总理是陪着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一道到杭州去见主席，平常无缘无故咱们也不能说，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跟他照个相，你不但是不敢，也没这可能啊。我想今天是个好机会，总理又在旁边跟谁说话 没有在意，我就去找汪东兴，汪东兴我们比较熟悉，他又是主席身边的，也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我说主任啊，能不能让我们跟主席照个相，咳,你着什么急呀，很快就要上山了, 到山上有的是机会，他就说了这么一句。我一想，看着你也不痛快，不让照，我就没跟他多说，我就找王海容，因为王海容跟主席很熟啊，说话也很随便。我说海容啊，我想跟主席照个相行不行。来来来，王海容这个人像男孩子一样的，不像一般的女同志，办事北京人说嘎吧脆那样的，她说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主席认识，她就把我拽着就走，直奔主席那里去，她说主席呀，这是张佐良大夫，是总理的保健医生，他想跟你照一个相。主席说好嘛，主席一说好 ，那些摄影师都来了，都举着照相机就来了，这不就我跟主席两个吗，就这个时候一大堆围上来了，后面的人排在那儿都拥上来了，乱糟糟还没有排成队形呢，第一次壮个胆子，总理已经出了门了，我就追出去，我说总理你等一等，主席答应跟我们照相了，我说照一个相再走行不行，我就没有等他同意还是不同意，说完我就进来了，意思我跟你报告了，我不能让主席站那里等着我，对不对 我就赶紧回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几排，三排吧好像，就排好了，我不管，我就紧挨着主席在左边，总理就进来了，听说照相不是不走了吗，他就又进来了，一进门啊，主席就看见了，他说恩来，你也来参加。主席说了，总理就走进来一看，张大夫，你不要抢镜头啊，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不要紧挨着主席吧，把我的护士拉过来让她挨着主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护士长，许护士长，让她站在主席身边，我隔开一个，我回去好向总理交代，我没有抢镜头。照相结束后，主席送总理到别墅门口，主席，20号这个日子不变了吧，周恩来在门厅与毛泽东握手告辞时，以询问的语气问道，不变了，就这样。我看见两位巨人在握手告辞时，都显得十分轻松，可当时有谁会料想到，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会发生暴风雨，像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惊人之事呢。
张：20号开会，我们是18号到的庐山，提前两天，当时主席好像已经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个大一点的礼堂，一般政治局会议，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我们后山上头开，它那个是个小礼堂，那么那天呢，可能是六七点钟了 下午，我们一般也都坐在会议的 会场外面，会议室的外面，所有那些随员都在那个地方，宣布了谁也不让进去，我说总理该吃药了，医疗方案我不照执行，你四小时不去送吃药，万一出了事儿 你失职啊对吧，你们说不让进去，那好，我把药交给你们，你们想办法给我送进去，那怎么办，我们都不能进去，那我就也没辙啊，他们都说不进去，我怎么办呢，我就回来跟大姐如实讲，大姐说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她说你去找汪东兴。大姐催了，我第二次再过去的时候，他们也面面相觑，看着我也很着急，大姐催了 非要叫总理吃药，然后又说了一大套道理，为什么专家组定了一定要吃这个药，他们一听这个谁也不敢承担责任，谁拦着我最后我就找他呀，真正总理有事我不找他找谁呀，他们听了没办法，他们几个咬咬耳朵商量商量，他说商量商量 还是你进去吧，我们都不进去，就让我进去了 我一进去，我的小药瓶也就大拇指那么大，也就四五公分高吧，我就三个指头举着这个药瓶，举到前面，意思我是个送药来的 对吧，总理也习惯
了，一看见我都是这个样的，他就老远他看了我一眼，他手就伸出来了，所以我紧走几步，赶紧把那个药瓶盖子拔了，把药倒在他手里头，就这时候李作鹏发言了，而且气势汹汹，也拍着他的桌子，陈伯达 就喊着陈伯达的名字，一般陈伯达在党里都称他为老夫子。
解说：1970年8月23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问题；三、讨论加强战备问题，但是在大会开幕那天，林彪要求即席讲话，大讲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等问题，陈伯达按照林彪的意图行事，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突然袭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于是陈伯达首当其冲受到批判，林彪也处境不妙，庐山上政治风云变幻，但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必须更多的考虑，国家的经济建设谁来抓，上庐山前他就惦记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认为，似乎早已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了的邓小平。
张：他说你有个熟人在这儿，我说在这儿 在庐山啊，我想第一是谁呀，在这儿，这儿是庐山，我说山上有谁呀，我不敢问 我听他下面怎么说，又走了两步，走了几步以后，总理也很少有这种口气，他也比较轻松的样子说的，他说我给你透露个秘密，这我也觉得很感到意外，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总理的秘密透露给我，也不晓得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呀，小平同志就在山下，他说本来呀，这一次是可以上山来的，可以见主席，现在看来又不行了。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情绪低落，1971年5月1日，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不少人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谈笑风生，而林彪却象征性地露了一下面，就不辞而别，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主持人：林彪事件发生 9.13，9月12号那天是总理，在福建厅做政府工作报告，不是做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就找几个人在计划工作，计划工作，您当时在福建厅外在等着？
张 ：对对对 都是在外面等着，所以他们处理这个，林彪事件的全过程，您当时是在现场都看到了，对 在现场是这样的，那天呢，忽然间就是，我们大概是十点钟左右吧，开会可能六七点钟就开始了，开头只有几个人 纪登奎等几个人，到底有几个我不清楚 好像几个人，后来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叫来了，几点叫来我们也不在意，因为来呀走的跟我们也没关系对吧，我们就自己手里这几件事情，做完了就好了，那么到十点钟左右就有人宣布了，各个跟领导同志来的身边的人员，大家都注意，今天晚上首长都不回去了，就都住在这里了，就是宣布这个，然后分配住的地方会告诉大家，哪个首长住哪个地方告诉大家，然后呢不准跟你们各个首长，跟随来的人不要给你家里打电话，也就是给你首长家，办公室里的人不要打电话，不要告诉他们你怎么不回去了，不要说，统统不许说，大概待了有可能五天，住了五个晚上大概。
主持人：从9月12号晚上开始？
张：对，9月12号晚上开始，完了就很困了，其实那天晚上睡得很晚，到可能凌晨一两点钟总理走了，总理到118去了 到主席那里去了，我们就是跟在后面，大概距离保持这么三米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吧 跟在总理后面，穿过江苏厅往那儿走的时候，这个大舞台很长很宽的，走到三分之一多的地方，就看见主席过来了，哎哟 这一看，吓我一跳，因为主席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红光满面，精神还是 各方面都挺好，但这次一回来，看着他疲倦，苍老，头发都是蓬松 散的，主席平常也是，他自己不弄，有人照料他会给他梳头还弄这弄那，他专门还有一个理发员的嘛，另外步态迈的比较费力，我说主席怎么没多久变得，苍老这个样了，那时不晓得什么事情，然后就总理就越来越近了，总理就赶紧几步过去跟他拉手，把我们就退到十米以外去了，不晓得他们说些什么话。
解说：当时张佐良不会想到，是什么原因让本已体弱多病的毛泽东精神受到了重伤，但他感觉到，这位一世英明坚强无比的领袖，健康状况突然间恶化了，党和国家一定发生了大事。
主持人：当时除了总理在还有谁在，因为我看您书里面写的就是，现场的气氛是特别紧张？
张：那一天呢 因为政治局人都叫来了，但是并没有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出来叫我，他说 张大夫你到里边去，我说我就在这里就行了，因为里头，总理在里头办公，领导同志说的让你进去，为什么，总理有心脏病，叫我把氧气，心电图都拿进去，放在里头，药箱都拿到里头，在里头恭候着，意思组织上指定交你这个任务，你不要好像像避嫌躲开点，叫你执行任务就是叫你坐里头，那我只能坐里头了，坐里头总理打电话的时候呢，姬鹏飞在里头，因为他的办公室的门是开的，而他嗓门又特别响，特别响，听到什么问题呢，他电话那头的声音咱不晓得，他说，噢，现在是什么位置，往什么方向 这个总理大概，反反复复都是类似的话，还有不断地把一些人叫进去，总理把黄永胜叫进去了，黄永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这个也是异常的，平常总理对这些领导人，不管政治局哪一位都是客客气气的，他也都会叫他进来，比如说叫总长来一下，他也得称军队的人要称首长的，他都叫总长啊或者司令什么之类的，他就叫 黄永胜进来，我一听总长也没了，叫黄永胜进来 进来总理也不站起来，然后他埋着头写东西，黄永胜就在他办公桌对面站着，军界的，空军的一些人叫来叫去的，一些飞行器都停止飞行了，各机场都关闭了 这样的，猜到是林彪了吗，不晓得14号，中午将近是十一二点，我们要吃中饭了，我找了一个地方倒头就睡，因为实在困得不行了，我正睡得迷迷瞪瞪在那儿做梦，那个总理那个卫士长就推我，佐良，醒醒，醒醒，出大事了。
解说：果然出大事了，为此 周恩来，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 ，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经历了9.13事件后，毛泽东开始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转变了看法。1972年1月，他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开始，着手让一大批老干部重返政治舞台。
张：常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啊，四个红细胞，竟然有四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得知总理生病，得了癌症。
主持人：怎么就发现了，是在一起例行检查当中？
张：对，我们是这样，因为按照规定呢应该是更勤一点，比如说一周到两周查一次，血尿、大便跟痰，就是65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做一项常规跟病理检查，病理检查主要是看细胞的变化，有没有变异或者癌变，那么领导人都很忙，于是乎就规定一个月查一次，小便也是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就发现，高倍显微镜下面发现了四个红血球，我看四个 它没有说零 这就多了，以前历史上没有过，所有翻过化验单，包括我的前任，解放后进城以后总理都没这个样子，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吴阶平，我说尿常规检查发现异常，有四个红血球，他说以前怎么样，我说以前我们经常跟您汇报，他平常没有这么多，有时候一个两个呢，我们也没向你报告，他说你们再留几次看看，要有机会留的话呢，最好再送一个病理细胞学检查，那么吴院长这么一说我就很发愁，你怎么跟他（总理）说，我说刚留过 怎么你又要留了，你得找个理由吧，我就熬了那么三天，也就真是有点这种，不是说寝食难安吧，总归是睡不好吃不香的这种状态，我总得找理由把这个情况给大姐说，这样呢总理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洗漱完了他穿衣服，更衣的时候，因为更衣以后，别人照料，警卫的人员照料，我在旁边站着，我说给总理报告，体格检查的，常规检查已经出来了，我说小便有点问题，噢，总理一听，你跟他不要绕圈子，白搭，你要说核心的，开门见山，什么问题，小便什么问题，我说发现了四个红血球，四个红血球是什么意思，我说像您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没有，有一个两个可以，四个多了一点，那怎么样，我说最好再复查，那刚复查，真麻烦，刚查完又复查，我说还是查一查好，因为查了放心啊，对吧，我说问题不是要做调查研究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现在你这个情况是就是四个了，以后又少了呢还是又更多了，更多了有什么意义现在，你不查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跟他，有点半开玩笑那样，我说毛主席不是说，要叫我们注重调查研究吗，他说现在就留，马上留，赶紧送，就找出了癌细胞，当时是谁通知您的，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是我的老师，他告诉我说佐良不行了，他说发现了移行上皮细胞，细胞癌，我说怎么样，他说恐怕你得要做临床，最好做膀胱镜检查。我一听这个赶紧把吴阶平那个，报我的直接上司 然后报汪东兴啊，然后又赶紧召集专家一起开会，解决两件事，第一跟总理这么讲，讲还是不讲，怎么讲，然后往上报，写书面的报告，然后再请示中央接见我们，因为总理到底是这么一个大人物，不是你说看病你就去看了，或者说跟毛主席怎么讲，你就讲了就行了，然后当我们把总理的，病情报告送上去的时候，听上级领导给我们口头传达，（当时）没有看到主席亲笔批示，后来我们看到了，用铅笔写的，就是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你们外科医生，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死了一个谢富治，死了一个陈毅，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他就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意思你们不应该开，你们报告这个情况就是想开刀，开刀就是要死人的，你们救活（过）谁呀，这是前面的段话。
主持人：所以他后面的话就是，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这是他写的？
张：对，所以就这么几句话，于是乎后人呢好像是，主席对总理有意见啊，好像故意刁难他，不让他开，我觉得不是这种状况，因为主席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对待病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的，不相信开刀，不是完全不相信，因为他是从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那个高度来看待，宏观地来看待问题，它的微观上面差别很大，同样是癌 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是癌里头的恶性程度非常低的一个，而且你只要手术，这个救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照医疗专家，泌尿外科专家来讲呢，膀胱癌的前途有三个，三分之一治愈，三分之一复发，就是反反复复，三分之一无效，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果。
解说：经过多位专家会诊，周恩来的病已确定无误，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早期的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周恩来依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周围的人们都寄希望于总理的病，是在可以治愈的三分之一当中。
主持人：一直拖到72年，对吗？
张：到73年的1月13号，早晨6 点多钟总理临睡前，啪一下尿出来的全部是红的血，警卫员都哆嗦了，于是乎专家研究以后报告中央，因为过去开头的时候，因为他没尿血，你可以说是不开刀，不检查，现在尿血了，你还不开刀不检查不治疗能行吗，你就不动它，我们那些医生护士这叫干吗来的，这样就是又呼吁，汪东兴、叶剑英、张春桥，我们统统去挨家挨户跑到钓鱼台，王洪文都去了，他们也都是表示意思，他们也不好多说话，因为都知道这么个情况。
解说：1973年3月，75岁高龄的周恩来，终于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手术，手术效果很好，但形势不容他继续巩固治疗，两周后周恩来重返西花厅。
1974年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依然是春寒料峭，四人帮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时周恩来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5月间病情恶化，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离开西花厅，住进三零五医院。
此时，为周恩来开车的多年的司机，杨金明师傅，早已将擦得乌黑铮亮的总理坐车，停在了办公室外的院子里，周恩来临走时站在汽车旁，用目光将整个院子细细地看了又看。此后，面对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工作过的地方伫立良久，目光注视着居住了长达26年的办公室凝神不语。
张：那么在这个12月去长沙之前，实际上呢1974年的11月上旬，叶帅 因为叶帅是每天，要给我们打电话了解总理的情况，他曾经在电话里专门跟我提过，他问了总理的一般情况之外，他跟我说，他说有一件事情，佐良，你考虑一下，可能要叫总理外出一次，你认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承受得住，能不能坐飞机。我一听外出，叶帅，我说还要外出啊，我说坐飞机 我说不是可以不可以，坐多远 去多久，我说他现在在尿着血呢，一天好几十个CC了，不停地在这儿输血液，另外他的心脏也不好，这 我说我认为是最好能够不去，他说去是要去的，我叫你们想办法，保证总理能够安全往返。
解说：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此时 他已经被诊断出，又患有结肠癌，身体已相当虚弱，可是他受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决定亲自去长沙面见毛泽东。
张：住进去以后呢，我们吃完午饭总理应该午睡，因为根据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尿血情况 心脏状况下，他应该休息了，他不休息，怎么劝他他都说不休息，我们不懂他为什么不休息，后来大概有这样的，可能是耗到一点钟左右吧，可能他体力不行了，他还是终于没有宽衣，在床上靠了一会儿，大概到下午两点钟左右，王洪文来了，那就向总理报告，总理就到门口去迎他，这是我第一次，以前我见到总理，跟王洪文接触的时候说话那种姿态，因为平常洪文同志啊或者怎么样，不是说长辈对晚辈那种口气，前辈的口气，他也是一种很平等待人的口气，那天不是 有点生气，他说你怎么才来呀，他说主席那里已经等了半天了，走走走 快走，到主席那里去，所以他一进总理门，到一进门厅没说两句话，总理穿上衣服，他们坐车就到主席那里去了。
解说：长沙之行事关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的筹备，1975年1月 四届人大召开，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周恩来最后一次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大手术，而每一次手术都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周恩来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主持人：总理得病之后 在他做手术之前，曾经是写了一封密件交给邓颖超，那封信当时您知道是送给谁的吗？
张：我们一般在进手术室之前，当然开刀是要用麻药的了，在用麻药之前，大概40分钟左右就先用一点镇静剂，一般先给他打一针，他一个多小时还没出来，还在他的卧室的卫生间里头，我进去看了两次，他坐到一个，给他临时拿去一个，小的一个长方桌，两屉桌吧，在卫生间里，坐在椅子上 他扒在桌子上写东西，有这么几张，像这么大小有几张纸，写了几张我不晓得，反正这么大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纸什么的，反正上头有划线，红杠杠，当然不知道写什么，我老远一看好像写了两张纸了，还在那里写，叶帅也来了，叶帅、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他们都来了，来了以后呢 还有邓小平，邓小平不是已经工作了吗，大家只能在那里忍耐地等着，这样我就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我看到他还在那里写，我故意在那个卫生间，卫生间那个门上，我衣服蹭着它又故意弄出一点，轻轻地弄出一点声音来，我想引起他注意，如果他抬头呢，我就跟他说话，他没听见，没听见我心想你得叫啊，你不叫也不行啊我说总理啊，你看这个针打了到现在，已经都40 多分钟了，应该大家都等着你，是不是应该进手术室了，我不能说你不要写了，命令式的不行，对吧，他没抬头，听进去了，听进去我的话了，他没抬头，继续写他的，我说完了我交差了，我说完了他不走我有什么办法，他就写完了，自己把它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以后亲自交给大姐，他说我拜托你了，我把这个交给你，送主席。
解说：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这份材料，重申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领导地下党组织工作时的化名。多年来，每每有人向周恩来发难，总要提起1932年2月，《申报》上的这则启事，“四人帮”也把它作为了，计划打倒周恩来的重磅炸弹。
张：就那天他推到中间的时候，在走廊里头，我们是由西往东走嘛，他就要找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我们说来了，那我就赶紧跟后面的人说，总理要找小平同志，请他过来一下，那么他们就把小平就叫来了，叫来了就在他的那个，我们这时候平车就停下来了嘛，小平就站在他的右边就走过来，他已经盖好了被子，手在里头，抽出手来，拉着小平的手，跟他说了这么几句，他说小平同志啊，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就这么一句话。
解说：谈起周恩来，张佐良医生表现得很平静，但我听得出，他对周恩来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为周恩来做保健医生，前后十年的时间，这是周恩来生命当中，最后的十年，也是周恩来政治生涯当中，最艰难的十年，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张佐良看到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所以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将近6个小时，但我相信张佐良医生，只谈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让他可以敞开来谈的话，我想几天几夜也许都不够。
（来源：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张佐良接受鲁豫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