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的小游戏:《当代》作品：将军身后事

将军身后事

　　一、听说有个许继慎
　　一九七八年三月，已经是早春时节，但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一带，依然寒冷。这一天，六安县委增设的一个专门机构，热热闹闹地挂牌了。这就是：六安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室。
　　编写室的成员是从各部门抽调来的。担任主编的，是县委党校的理论教员鲍劲夫。
　　那一年，鲍劲夫已老大不小，三十九岁了。他当过兵，退伍后又去六安师专中文系上了两年大学，毕业就分进县委党校，已经是有七八年教龄的老教员了。那时党校的工作还比较轻闲，要抽调他时，爱人正有孕在身，家中无人照料，他便向校领导提出，希望能改派他人。但领导也没办法，说：“抽你去，是上面的意思，编写室要的是有写作能力的，你就克服克服吧。这也只是个临时的差事，忙上两个月，任务完成了，你就可以回校，并不妨碍你回来照顾爱人。”
　　无可奈何，他只好走马上任。
　　谁知，这一去，他从此就和已离世四十七年的红一军军长许继慎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来，这事来得有些突然，也很偶然。
　　一九七七年六月，“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八个多月了，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万里被“空降”安徽，出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后便立即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为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把关押在“牛棚”里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当然，万里也同所有来安徽工作的领导一样，来到安徽，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去“朝山”，深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去看望那里的人民。
　　这天，万里来到金寨县“红村”，红军老战士刘中华提了一条建议，他希望政府能够组织力量，把党和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史实，把大别山老区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都记录下来。他说，许多老同志已经相继离世了，这事不能再耽搁了，应该抓紧时间整理下来，编辑出版，好让革命的传统发扬光大，让红军的精神代代相传。
　　万里十分赞同。当即对陪同视察的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说道：“可以嘛！你们先找几个秀才，把有关的事迹征集整理，同时筹备陈列展出，这样既可以作为教育青年、教育后代的教材，也可以对外开放，使我们的革命传统不致丢失。”
　　六安地委随后在金寨县梅山镇召开的皖西地区山区建设的座谈会上，就把万里的这次讲话精神写进了会议纪要，正式提出编写皖西革命斗争史；并强调，各县也要编写本县的革命斗争史。
　　六安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式成立。鲍劲夫也就这样，被作为六安县的秀才，调进了编写室。
　　走马上任后，鲍劲夫首先就感到这事其实并不好办。他跑了一趟地区的图书馆，又跑了一趟县里的图书馆，竟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一无所有。没有一点可以参考的史实记载，甚至没有一点儿有价值的线索。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他还感到好笑：作为一个党校教员，不能说是孤陋寡闻吧，但他当时确实不知道自己生活了三十九年的六安县，竟然是中国九大“将军县”中的一个；不知道就在毛泽东领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大别山也相继成功地暴发过黄（安）麻（城）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和商南起义（也称立夏节起义）——三大起义，拉出三支红军的队伍，开创了鄂东南、皖西和鄂豫边的三块革命根据地，而其中的两大起义，就都发生在六安地区境内。大别山的共产党人，没有依赖外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切入，就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这个创举，惊动了党中央。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决定将大别山三大起义创建的三支红军队伍，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而出任军长的许继慎，正是六安县石堰乡土门店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就是六安人！
　　当鲍劲夫从六安干休所的老红军那儿了解到这一情况时，他太吃惊了。这么说，在大革命时期，六安县还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顿时变得又是兴奋，又是激动。他预感到这其中会有许多故事。有故事，他在编写室就有了用武之地。
　　编写室已经正式开张，鲍劲夫却不知道工作应该首先从哪儿下手，又该去请教谁。多年的动乱虽然结束，现在开始了拨乱反正，但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像彭德怀和贺龙这样的老帅，以及许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甚至迫害致死，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六安县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革命斗争，谁能够为它作出权威的结论呢？再说了，当年的那些老革命，今天又都在哪里呢？苦思冥想了好几日，他决定采用一个笨办法，他戏称是：大海捞针。
　　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兵种党委，一一写去征集函。解放军有三大总部、八大军区，这是他早就知道的，至于各兵种，他还真的费了一点脑筋。比如海军，经打听才知道，除了设在北京的海军领导机关，下面还有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为不致有所遗漏，他不仅给海军政治部党委，也分别给三个舰队党委，都发了函，请求帮助。
　　一大批信函像天女散花地发出去之后，他没有奢望人家都会复信。但他以为，多多少少，总应该会有所收获的。没想到，等来等去，竟一无所获。
　　鲍劲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偏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更加令他吃惊的消息：许继慎的死，并非战死在沙场，而是被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肃反”中作为“反革命”处决的！
　　这消息，让他十分震惊。他甚至无法接受。
　　一个把大别山三大起义产生的三支队伍，整编成为一支响当当的红军队伍；一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怎么会与“反革命”一词沾上边呢？
　　当年的大别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他相信，大别山痛苦过，绝望过，也喧闹过，欢乐过，现在它静静地躺在中原大地上，沉寂得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历史已经将它沉淀得那么厚重，它差不多已经成了一块试金石，挑剔着每一个试图走近它的人。正是这些让人振奋，让人吃惊，又让人困惑的故事，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一个决心也由此而生。
　　二、东征英雄，北伐名将
　　许继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鲍劲夫围绕着这个谜团开始了最初的调查。
　　他意识到，仅仅依靠信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走出去。于是，他去省城合肥，去江苏省、湖北省、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及史志部门，去查阅当年收藏的报刊、文献和口述文字，收集有关许继慎的一切资料。
　　结果，不虚此行。鲍劲夫了解到了许继慎早年的不少情况，还从中发现了一些线索。依靠这些线索，虽花了一番工夫，终于找到了许继慎在安庆读书时的同学江皖白，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廖运泽，和周恩来当年的秘书、东征北伐时任随军记者、后改做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胡允恭。
　　鲍劲夫这才知道，许继慎打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风云人物。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他在当时安徽省省会安庆市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鲍昂千发现他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又锋芒毕露，就告诫他要“继业谨慎，一生谨慎”，并把他“绍周”的名字改为“继慎”；他本人也认可，同时取字“谨生”。
　　二十岁时，许继慎离开家乡考入安庆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他善于演讲，是辩才高手，每当他在公众场合讲演，痛述民不聊生之时，听众无不情绪为之激昂，甚至有人掩面涕泣。当年就有媒体称赞他：“国家有此青年，定能起衰振敝。”
　　一九二一年春，二十一岁的许继慎就和王步文、舒传贤等人成立了安徽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长。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曾以安徽全省学生的名义致电北京各大学，表示安徽学生誓以头颅热血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参加过赶走昏庸腐朽的校长、揭露省议会贿选和驱逐反动县知事等活动，在声讨安徽督军马联甲制造的“六二惨案”中，遭到通缉，逃往上海。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春，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
　　一九二五年二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占据东江各县的军阀陈炯明、林虎两部，企图进攻广州。大元帅府大举东征。东征军的总指挥由粤军许崇智担任；蒋介石也以军校校长名义率领新编教导一团、二团随军东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亦赴前线，指导军中党员努力作战。在这次的淡水、阿婆战斗中，许继慎指挥着极其有限的兵力，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因功升为连党代表。在棉湖战役中，林虎率一个师兵力突袭许继慎所在的二团，并且将指挥作战的校长蒋介石、团长钱大钧围住。形势十分危急。许继慎冷静地指挥全连官兵，坚守前沿阵地，不使敌人前进一步，一面派人速向友邻部队求援，一面紧缩防线，坚守不退，直到增援部队赶到，将敌军击溃。战后，他升任连长。
　　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是东征军总司令，自任军长；周恩来出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东征。据胡允恭回忆，兴宁战役中，三师有个团遭遇到陈炯明一个师兵力的抵抗，几经激战，溃败下来。该团团长见敌人蝗虫一样压过来，吓得骑马就跑。战士也开始各自逃命。就在这时，许继慎率七团的两个连赶来增援。他见负责阻击的这位团长一边逃跑，一边在脱军装，当即扬鞭追了过去，截住团长，一把攥住团长坐骑的缰绳，怒斥团长不该临阵脱逃，半说服半强迫，迫使这位团长重新穿上军装，调转了马头。四散的士兵跟着转身。这时增援的部队也赶了过来，许继慎见状，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形势突变，敌人不知所措，结果不战自乱，终被击溃。
　　事后，那位团长因转败为胜，被晋升为少将，许继慎却闭口不谈自己的功劳，更缄口不提团长逃跑之事。但此事还是不胫而走，有人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知道后，不仅在党内表扬了他，还赞扬他有金子一样的品质。
　　第二次东征的惠州之役，打得十分艰难，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惠州城外的死尸堆积如山，地上的血流成了一道黑色的沟渠。东征军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了一天多，摧毁了敌人城头上几处重机关枪阵地，炸开了一处城墙缺口。许继慎率团踏着血染的沟渠，在尸体上架上梯子，从城墙的缺口处冲进城去。他们和兄弟部队一道，经过激烈的巷战，最后完全占领了惠州城。此役全歼了叛军的主力，从此，东征军便长驱直入，占河源，占紫金，大破敌军于河婆，追残军于福建的永定，许继慎屡建战功。
　　一九二六年五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由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最先出发。许继慎当时是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兼二营营长。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独立团负责包抄敌后，深夜用少数部队猛攻，强渡河流，大部队则从隐蔽处偷渡。次晨，枪声突起，敌军不知所措，惊恐万状，许多官兵拥挤争路，淹死在桥西北的大水塘里。汀泗桥一战的失败，吴佩孚气得差点吐血，遂驱大军两万余人进驻贺胜桥南，他本人也乘火车过桥，亲自指挥，以阻止北代军前进。独立团担任先锋，正面强攻，许继慎自告奋勇率一个连插入敌后，从侧翼偷袭吴佩孚的火车。吴佩孚发现后，组织火力拼死还击。尽管敌弹横飞，许继慎却冒死前进，不料被一颗子弹打中，从左肋射入，右肋穿出，一时血流如注。这时兄弟部队同时发起了冲锋，吴佩孚乱了阵脚，慌忙乘火车北逃，通过贺胜桥时，他的官兵不及躲避，被碾死撞死的不计其数。贺胜桥即被北伐军占领。
　　胡允恭教授说，当北伐军通过大桥时，铁道两侧被吴佩孚火车撞死的官兵，纵横堆积，挂在桥下铁栏上断手断足的敌军，请求补上一弹，让他们迅速毙命。过了桥，发现两边有许多尸体，没有了头，尸体还直挺挺地跪在地上；人头被悬挂在许多树上。据俘虏说，这些被杀者，全是在汀泗桥一仗战败的团、营长。铁路两边，除尸体外，面粉袋堆积如山，可见敌军是准备在贺胜桥严把死守的。吴佩孚绝对没想到他会败得这么惨。
　　战后，许继慎因为伤势过重被送进了医院。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他的身体也还没有康复。
　　伤病刚刚痊愈，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他收买军阀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集结在河南境内，武汉三镇一时空虚，就企图偷袭武汉，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叶挺虽升任武汉卫戍司令，但其中的七十团因继续北伐也远在河南，所以武汉的叶部仅有两个团的兵力。夏斗寅指挥叛军七个团和几个地主武装支队，突然出现在距武汉只有四十华里的土地塘一带，消息传来，三镇震惊。
　　叶挺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必须严申军令，上下一致，有胜无败，击溃夏逆。值此危难时刻，善打恶仗的许继慎，接任了叶挺七十二团的团长。七十二团和七十五团作为先头部队，乘火车赶往纸坊，阻击敌人。当夜，许继慎指挥的七十二团就攻占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同时立下军令状：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第二天拂晓，夏斗寅侦知固守纸坊车站的，只是许继慎的一个团，于是集中了一个师的兵力蜂拥扑来。由于敌众我寡，叛军突破了多道防线，并将七十二团团部包围。见此情景，许继慎集合起机枪连、步枪连、特务连和团部人员，以及一切勤杂人员，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已处在生死关头，必须死中求生，坚决击退敌人！接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然后就手执团旗，率先向敌人冲去。
　　紧接着全团数百名指战员，跟着许继慎手中火红的团旗，像骤然决堤的洪水，呐喊着冲向敌阵。
　　敌人被这样一支不怕死的队伍吓蒙了，纷纷后撤。许继慎趁势命令号兵吹响了冲锋号。在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许继慎手执团旗一直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肋，血染军衣，他没有停下来；很快，又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肋，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个血人，肠子也流出体外一寸多长。他倒在了血泊中，昏死过去。
　　当时担任七十二团副团长的廖运泽说，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少中共领导都在武汉，蒋介石给了夏斗寅十万钢洋，叫他把在武汉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纸坊保卫战，由于许继慎以过人的胆识和超水平的指挥能力，最终以一个团的兵力打退了一个师的进攻；铁路西面的残敌，也被七十五团击溃。最后赢得了武汉保卫战的胜利。
　　当叶挺率部凯旋归来时，许继慎躺在担架上，浑身裹满了绷带，已是面如金纸，气若游丝。经过抢救，才知道，有一颗子弹是从许继慎的右肋打进，经胸部，又穿透了左手。那一枪，竟在他身上打出了六个弹洞。
　　他被送往上海疗伤。
　　此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事发之前，周恩来曾通知许继慎赶去参加，许继慎赶去了，却因伤势仍未痊愈，被劝离；但是他率领过的七十二团的所有指战员，都开赴南昌，参加了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七十二团的不少干部战士后来上了井冈山，加入到由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
　　广州起义前，叶挺也派人找到许继慎，希望他赶去参加。许继慎日夜兼程乘船前往，却又由于广东的沿海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加控制，他的船无法登岸。
　　错过了这两次大起义的机会，许继慎一生引为憾事。
　　但是就在他完全康复了的一九三〇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了上海会议。会议由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区，将三块根据地上的三支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最了解许继慎的周恩来，这次亲自点将，任命许继慎为军长。同时，任命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熊向晖为军政治部主任；任命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是毛泽东秘书的薛卓汉为军政治部副主任；还派出黄埔军校四、五期学生张有余、王子堂、李坦、吴勤吾、吴震二十余人，分赴大别山，协助许继慎。

　　鲍劲夫了解到许继慎这么多故事，他感到激动不已。
　　一个东征英雄，北伐名将，受到周恩来如此器重，最后怎么会成为一个“反革命”，被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处以死刑呢？为解开这个谜团，鲍劲夫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三、军长蒙难之谜
　　鲍劲夫接触到的第一个鄂豫皖苏区出来的老将军，是金寨籍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陈祥。陈祥多次回金寨县帮助收集战争年代牺牲的那些烈士的名单，这次回来，他们见了面，陈祥将军给鲍劲夫留下了地址。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的一个四合院里，鲍劲夫首先拜访了他。
　　陈祥十六岁参加红军，当红军的队伍西撤之后，他被留了下来，虽然没有去爬雪山、过草地，参加万里长征，却经受了大别山游击战争的严酷考验。他热情地接待了鲍劲夫，并为鲍劲夫提供了一份现仍健在的红一军老战士的名单。这让鲍劲夫喜出望外。
　　有了这份名单，鲍劲夫的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许多。
　　好在那时的车旅费还很便宜，县委又很支持，从那以后，鲍劲夫除陪爱人朱梅在家坐了一个月的月子，他就一直在四处奔走，按照名单一一走访。开始，他还有些担心，担心这些共和国的功臣勋将难以接近，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只要提到“大别山”，提到“鄂豫皖苏区”，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们，都是那样地动感情；那许多往事非但历久不忘，而且还是那样地让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的调查工作，意外地顺利。
　　海军政委王宏坤上将，当红一军成立之时，他先是在军部教导队第三排当排长，不久就担任了一师一团一营一连连长。提起许继慎，王宏坤开门见山地说：“回忆那段历史，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我很怀念许继慎将军。是他，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实现了红一军三个师的会合。那时，徐向前任副军长，他就说过，'红一军三个师捏拢在一起，许继慎同志立了一大功。’”
　　当时能把三支红军“捏拢”在一起，绝非易事。三支队伍，一直各自为战，山头主义、地方观念相当严重。尽管许继慎头上有着“东征北伐”的光环，“捏拢”的阻力小一点，但许继慎十分清楚，不少指战员对他的到来仍心存疑虑，在暗中观望。于是当红一军第一师改编后，他交给徐向前，向平汉线拓展；他自己则率领改编后的第二师、第三师，就向六安、霍山西部地区的敌人据点推进。首战流波潼，次战麻埠镇，三战霍山，四战英山，连战告捷，势如卷席。特别是英山一仗歼敌一个整师，这是鄂豫皖红军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捷。过去，三支红军独自作战，只能伏击小股的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甚或连，现在却能够整团整团地歼敌，而且一役就全歼了一个旅的敌军。
　　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师在平汉线南段也打了许多胜仗，特别是打开京汉路花园镇后，缴获四门迫击炮、八挺重机枪、步枪更多，捉的俘虏也不少。正当大家欢呼胜利时，国民党戴民权部集中优势兵力，向第一师反扑过来。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一师不得不退到四顾墩（今河南商城境内），构筑工事，待机歼敌。敌人更加气势汹汹地追赶过来。正当一师准备与敌作殊死拼杀的时候，忽然间，四围杀声震天，这才发现，许继慎这时已率部将戴民权的部队迂回包抄。看到许继慎率两个师赶来增援，第一师的指战员群情振奋，大呼高呼：“欢迎老大哥部队，向军长致敬！”迅速冲出战壕，与二师、三师一道，将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三支红军在四顾墩会师，大家不仅看出团结起来的力量，对许继慎更是心服口服。从此，鄂豫皖三支红军拧成一股绳，统一意志，统一纪律，在许继慎的统一领导下，变成了一支能打善战的队伍，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红一军作风。从此，红一军就像当年的叶挺独立团，在大别山，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如铁流滚滚，锐不可当。
　　“捏拢”在一起的红一军队伍，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次大“围剿”，迅速发展到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余人；创建了东西长三百多里、南北宽一百五十华里，包括十四个县在内的、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鄂豫皖苏区。
　　鲍劲夫见到武汉军区副司令吴昌炽将军时，吴昌炽说，他就是在三个师会师的四顾墩，见到许继慎的。他首先为鲍劲夫勾勒了一幅许继慎的画像：“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面皮白净，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态度和蔼，站坐有格，举止大方，具有大将风度。”
　　接着他就对许继慎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大加赞赏。他说：“许军长十分重视指战员学习军事艺术，强调斗智斗谋。行军打仗要做伪装，遮蔽敌人的眼睛，隐蔽我军的企图，以保持我军行动的突然性。要在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埋伏、突袭、包围、迂回，打他个措手不及。要利用敌人的间隙和暴露的侧翼，大胆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以飘忽不定的战法，包围、迂回，随时保持进攻点上兵力的绝对优势。”
　　走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时，洪学智上将给鲍劲夫十分生动地回忆了许继慎是怎样指挥他们全歼独山守敌的。他绘声绘色，刻画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他说他当时是许继慎领导下的十二师二十九团重机枪连的连长。三十三团团长周维炯，身经百战，很会打仗；他们装备得很好，每人除了一支长枪外，还有一把大刀，大刀的柄上系着一块红绸布，排队走过时，风吹红绸布，既威严，又漂亮。二十九团因为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就全是杂牌枪。在攻打独山的动员大会上，许继慎对二十九团来了个“激将法”，当场点了二十九团的名，“敲打”道：“二十九团要特别注意，战斗打响后，你们不能退。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男人，宁愿战死沙场，不可退求其安。如果后退，下来一个我宰一个，下来两个宰一双，都退下来，都宰了！”说得二十九团干部战士，都勾下头，脸上发燥。
　　这时二十九团团长坐不住了，往起一站，大声问道：“二十九团的，听到了没有？”
　　大家回答：“听到了！”
　　团长又问：“二十九团怎么办？”
　　大家回答：“向三十三团学习！”
　　团长接着问：“他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他们是不是人？”
　　“是人！”
　　“我们是谁领导的？”
　　“共产党领导的！”
　　“我们是不是人？”
　　“是人！”
　　“为什么人家能打胜仗，我们就不能打胜仗？”
　　二十九团的干部战士情绪激昂，齐声喊道：“我们也能打胜仗！”
　　二十九团的必胜信心，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团长高兴地笑着问：“这一仗，二十九团由谁指挥？”
　　问得大家无不感到奇怪：团长不指挥，谁指挥？
　　这时，许继慎向大家宣布：“从明天凌晨三时开始，二十九团临时归我指挥。”
　　那一仗，二十九团在许继慎的直接指挥下，打得十分漂亮。枪一响，一个个嗷嗷叫，似猛虎下山，利剑出鞘。战后，全团战士把杂牌枪全都换了，都换上了新步枪，不是三八式，也是奉天造，有的还是仿德国的巩天造。干部都挎上了崭新的驳壳枪，每连还发了三支冲锋枪。他领导的重机枪连连骡马也换了。
　　就在河滩上整队集合的时候，许继慎走了过来。他见人人手里全是新家伙，就高兴地说：“二十九团今天打得不错！”
　　团长忙说：“是首长指挥得好！”
　　许继慎手直摆，问团长：“你们缴了多少马匹？”
　　团长说：“一百多匹。”
　　“敌人旅长的那匹马呢？”
　　团长让战士把一匹高头大马牵了过来。许继慎翻身上马，试了试，就突然让那匹战马的两只前蹄凌空拔起。夕阳中，他就像兀然而起的一尊铜像，耸立在独山的河滩上。
　　他回身对二十九团的干部战士说道：“就这样打！谁说二十九团不能打仗？二十九团能打，而且，能够打胜仗！打大仗！”
　　说罢，大笑着，绝尘而去。
　　洪学智将军说：“后来的仗，越打越大了；胜仗，越打越多。人民的军队，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
　　这位从鄂豫皖打到陕北，从陕北打到晋北、苏北，又从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直打到南边的海南岛，“百战沙场碎铁衣”的“常胜将军”，回忆到许继慎从独山的河滩上策马远去时，话声戛然而止。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这以后，鲍劲夫又先后走访了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成都军区政委陈先瑞、福州军区副政委詹化雨和济南军区副司令杨国夫等一批高级将领。方才知道，中国九个“将军县”，五个都在大别山，大别山果然名不虚传。可是，随着史料收集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他的心情也变得越发的沉重。
　　一圈跑下来，就已经把大别山当年三大起义的一些情况，大致摸清了。毕竟，参加过这些起义的人也多，了解起来并不困难；感到困难的，其实还是许继慎的事情。因为，他一到大别山，就是军长，一般的连营干部，不大可能会对他的事情十分了解。譬如，武汉军区副司令林维先，中将衔，在许继慎担任红一军军长的时候，才是红军总医院警卫排的一个班长。对许继慎因何被杀，又是如何被杀，大家好像都不清楚。
　　在北京，在空军后勤部部长漆远渥家做客的时候，鲍劲夫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曾经是许世友秘书的漆远渥将军说：“许继慎被害这件事，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过去只知道张国焘搞'肃反’杀人，但并不知道'肃反’的前因后果，更搞不清许继慎被杀害的真实原因。直到一九六〇年，我参加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工作，听了一些领导的讲话，看了许多材料，才弄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
　　漆远渥说：“许继慎的死，是张国焘一手制造的大冤案。这是张国焘对党、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他说，一九三一年的五月和七月，他曾经两次见到许继慎，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那时，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二十七岁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就是六安地区金寨县古碑人，许继慎在皖西苏区一年来对大地主、大恶霸，打击得很厉害，而王明的近亲族多是有民愤的大地主、大恶霸，许继慎没有考虑王明的背景，不仅没收了这些人的全部财产，还逮捕了他们的许多爪牙，这引起了王明的嫉恨。一九三一年四月，他选中同样是从苏联归来的张国焘为“钦差大臣”，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对赴大别山党和红军的领导层进行全面的“改造”，首先就免去许继慎军长的职务，撤销红一军的编制，将红一军与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曾中生任军政委。
　　那年漆远渥正好调在皖西地方工作，五月的一天，他随五县边委书记去金家寨开会，当时许继慎已被贬到十二师任师长兼皖西军委会主席。在皖西特委的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许继慎。
　　漆远渥感慨道：“我没想到，这位在部队和地方都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竟是一个英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他操一口皖西口音，一一问了我们的姓名、籍贯、出身、成份，尔后详细地询问了那里的工作开展、敌人活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还问到十二师派来的那个营，掩护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最后，他强调，开辟这一地区，对巩固和发展皖西革命根据地、打通红军向湖北发展的重要性，并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
　　漆远渥说：“他虽然是一位高级指挥员，却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好像在同我们谈家常。我感到他很能体谅我们的困难。”
　　第二次见到许继慎是在攻打英山县城之前。这时漆远渥恰又调回部队，就调在许继慎所在的十二师，在三十六团政治处工作。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天凌晨，在三十里铺，许继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英气逼人。他很威武地勒马环视部队一周，然后，向全师指战员作了一次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他声音洪亮，说话铿锵有力。他的话很有感染力，士气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我从他指挥英山战斗的过程中，就已经感觉到他不仅在政治上很有才能，在军事上也是很有才华的。”
　　漆远渥说：“张国焘一到大别山，下车伊始，就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大加非难。在六月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就完全否定了鄂豫皖苏区的工作成绩，提出要改造这个苏区的党，改造这个苏区的红军。特别是在红军的问题上，提出'首先改造红军成份，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他的这些言行，一开始就遭到苏区党和红军高层领导的不满和抵制。而张国焘自恃是从中央下来的，以家长制的作风，无情地打击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
　　胡允恭教授在研究了这一段历史之后，十分感慨地告诉鲍劲夫：“降继慎的职，很显然意在迫使他离开红军，但继慎不但没走，好像没事一样，依然带兵打仗。在出击平汉线，攻克英山、蓟春、黄梅、广济，在南下向外进攻的战斗中，一如既往地身先士卒，勇猛进击；激战孝感双桥镇一仗，全歼了岳师，活捉了岳维峻。许师实力大增，威望更高，然而，他的杀身祸根也就在暗中埋下了。”
　　许继慎招致杀身祸根，缘于“南下之争”。这是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一致的看法。
　　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徐向前元帅。
　　鲍劲夫曾两次找过徐帅。

　　徐向前元帅住在北京北海的后沿柳荫街的一处四合院。去徐帅家前，他已经跑了二三十位老将军的家。他因了将军们的相互关照，可以说一路绿灯。去洪学智上将家时，起初发现他家铁门紧闭，曾犯过愁，但他敲开铁门上方的一个小窗口，递上证件，说明来意，还是很快地见到了洪将军，洪将军还亲切地称他为“家乡人”。走近徐帅的家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远远地，就看到大门口站有哨兵，戒备森严。共和国的元帅，显然非一般将军可比。他心里一下犯了嘀咕，怕计划将会落空。
　　第一次去时，鲍劲夫就带去了自己拟定好的一份“调查提纲”，希望徐帅在百忙之中，帮助解答一下。好不容易地进了大门，他竟突然犹豫了。犹豫这样的调查访问是不是合适。不说徐帅身居要职，有没有时间回答这么多问题，毕竟也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要请他回顾的又是大别山那段沉重的历史，是否有点儿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了呢？
　　他忐忑不安地来到会客室，才知道，徐向前元帅这天有事外出了。郭春福秘书知道他是想了解红一军和许继慎的有关情况，就要他留下“提纲”，说：“我会转达给徐帅的。”
　　鲍劲夫第二次去时，事先做了准备。他首先去了徐海东大将的家。徐海东是“文革”结束后被“解放”出来比较早的，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即是六安县人，他已多次登门，彼此十分熟悉了。他知道周东屏和徐向前本是儿女亲家，就请周东屏先给徐向前打电话联系一下。可是，又不巧，这次他赶到徐家时，穿过一个大院子，才走近会客室，就听到里面有人说话。轻轻推门进去，发现，武汉军区司令张才千和成都军区司令尤太忠，也赶来看望徐向前。尤太忠是河南光山县人，张才千是湖北黄麻县人，两位大军区的司令都是鄂豫皖苏区的老革命。早听说，徐向前平日话并不多，较内向，少言，少笑，不知这天他们谈到了什么开心事，他也高兴地笑着，两位将军更是边说边笑，兴致正浓。
　　见此情景，鲍劲夫在门口怔住，不知该不该进去。不过徐向前还是注意到他，显然知道他这时要来，向他点了点头，然后示意郭春福接待一下。郭秘书很快拿来了一份文字材料，鲍劲夫这才知道徐向前元帅已经就自己提出的问题，提供出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文稿。
　　鲍劲夫感动极了。
　　看了徐向前元帅的文稿，再综合以前走访的几十位老同志的介绍，鲍劲夫终于对“许继慎事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为人正直，但锋芒毕露的许继慎，偏偏碰上了刚愎自用，又心狠手辣的张国焘，于是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军委主席的身份，召开分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荒唐的主张：主张去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要求主力红军东出潜山、太湖，去攻打安庆，以威慑南京。
　　张国焘话声刚落，许继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张国焘不悦地看着许继慎。
　　许继慎认真地问张国焘：“张主席，你看过地图没有？”
　　许继慎于是给这位不谙兵法的军委主席分析道：“从英山到安庆，直线的距离就有四百多华里，其间大部分是白区，沿途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在驻防；不去说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即便除去正常的战斗减员，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下一地，也都需派兵镇守吧，这样逐次减兵，就算打到安庆附近，我们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城？”
　　许继慎的质疑，使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在军事上，他绝对是个门外汉。
　　因为张国焘的主张太离谱，所以，许继慎的最后发言便不留情面：“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要主力红军东出潜山、太湖，去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这是个冒险主义的计划，完全不可行。纯属纸上谈兵！”
　　张国焘的决定遭到许继慎这样彻底地否定，他很是意外，反问道：“依你看，怎样的部署才不是'纸上谈兵’呢？”
　　许继慎也不客气，他侃侃地谈起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红军的主力应该乘胜南下，先攻克蓟春、黄梅、广济地区，再向长江北岸推进。那里是大别山的南麓，进可攻，退可守。再说，过去红十五军曾在那一带活动过，群众的基础好，气候又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可以很好地补充给养，扩大红军，进一步发展鄂豫皖苏区。”
　　许继慎的主张，首先得到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和政委曾中生的肯定，而且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张国焘虽然很恼火，也只得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
　　于是红四军留下少量兵力在根据地巩固后方，主力部队迅速南下，攻下了蓟春、黄梅、广济，使得鄂豫皖根据地与蓟、黄、广连成一片。
　　正当红四军寻机扩大战果之际，张国焘竟借口红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
　　七月上旬，分局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张国焘全然不顾大多数红军将领坚持许继慎“南下”的主张，硬是按他个人的意见作了决定。并在随后不久，对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改组，将军长旷继勋打发到十三师当师长，原副军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
　　这时，张国焘已经不再简单地把会上的这种分歧，仅仅看作是“东出”还是“南下”的不同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强行拍板，命令部队必须做好东出“潜太”的准备。
　　红四军的将领们，认为进攻安庆的计划一旦实施，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在鸡鸣河召开会议，为制止张国焘的冒险计划，起草了一份联名信，进谏分局党委。许继慎带头在联名信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国焘对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自己的决定，无法容忍。
　　而许继慎，也压根儿就瞧不起张国焘，这种领导，下车伊始，就全盘否定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过去的一切成绩。他认为，张国焘在军事上是瞎指挥，政治上也是个“老右倾”。还是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时就是张国焘代表中央赶赴现场，要求他和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一个不留地从国民革命军一军中退出。那时他就对张国焘没有好印象。
　　张国焘非但对许继慎没有好印象，现在更是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将除之而后快。
　　当徐向前和曾中生率军到达湖北麻埠时，共青团分局书记陈昌浩便匆匆赶来，宣布了张国焘的任免决定，当场撤销曾中生政委的职务，由陈昌浩本人接任。这事发生得十分突然，而且，这种临阵换将的事已连续发生过多次了。
　　徐向前在文稿中写道：“我心里很不痛快，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这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可他（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你就是思想上不满意，从组织上讲也要服从的。下级服从上级，在战争环境中是特别强调的。陈昌浩一接任红四军政委，就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管'肃反’，我管打仗。”
　　徐向前分析说：“根据地'大肃反’的直接导火线，起因是所谓的'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前进，陈昌浩也在。这时，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走了过来。我就问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反革命，被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我就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有再说什么。按照当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逮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是不允许的。搞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徐向前认为：“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红四军一块工作，从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不搞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那一套，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这算什么大问题呢？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稍有心思、动静，是很容易被大家看清楚的。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就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这样讲。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据徐向前回忆：“红四军南下期间，有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字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惟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案，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那个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后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许继慎如果真的要和蒋介石搞什么秘密勾结，就不会将特务和信都交给组织上处理。
　　这事到了十一年后的一九四二年，终于真相大白。徐向前无比悲痛地写道：“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说了真话。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白雀园的'大肃反’，那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
　　徐向前明确指出：“许继慎一案，不过是张国焘做文章的借口。他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是要证明他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其实，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啊。”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徐向前元帅却一直刻骨铭心。鲍劲夫没想到，徐帅在这份文稿上，居然列出了一长串当年被张国焘杀害的人员的名单：
　　“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曹大骏、熊向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这些都是团以上干部啊。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都被逮捕、杀害。营以下的干部，和不知名的战士，就更多了。将近三个月的'大肃反’，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这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看到这一串长长的名字，鲍劲夫不由倒吸了一口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看得更清楚：当年“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都被逮捕、杀害”；而共和国第六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当时才是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的连长；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那时不过是十师三十团的一个通讯班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韩先楚将军，当年也只是地方上的游击队长，尚未加入到红军的队伍；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当年也还是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的指导员。
　　这让鲍劲夫感到触目惊心。
　　他惊诧于当年“肃反”的惨烈。
　　他更诧异于徐向前元帅惊人的记忆力。这么多人的名字，竟然一直被铭记着，并没有因为岁月的久远而淡忘。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的是永远的痛。
　　他想，此生没有被这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忘却的，岂止是这些战友的名字呢？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一部惨痛的历史。

　　徐向前为鲍劲夫提供的那些历史史实，后来被徐向前写进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
　　张国焘的“大肃反”，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许继慎是安徽六安县人，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是安徽寿县人，从上海分赴大别山协助许继慎工作的张有余、王子堂、李坦、吴勤吾和吴震，不是安徽寿县人，就是安徽凤台人，都属于皖西地区人。就连领导商南起义、打响安徽第一枪的周维炯，以及周维炯任师长的红一军三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力，也都是皖西地区人。因此，皖西是张国焘在地方上“肃反”的重点，党中央的文件上就把它称作是“皖西事件”。其实，称作“皖西事件”并不恰当，因为地方上的“肃反”，是从清除安徽省委书记方英开始的，党、团特委的主要委员，各县的县委书记，直到各区乡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大都被打成“改组派”、“反革命”。仅皖西六安、霍山、霍邱、金寨四县的不完全统计，就被错杀了七千多名干部！湖北省被搞得一样的惨：英山县委整个组织被打成“第三党”，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秘书长、苏维埃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会主席、革命法庭秘书长、保卫局长无一幸免；黄安县的党政领导干部除个别外大都被杀害。各地党政工团中的知识分子、起义将士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几乎被杀绝。
　　处决时，为“节约革命的子弹”，就用大刀砍，石头砸，用烧红了的铁条捅，再不就是活埋。惨无人道！
　　一九三二年秋天，当蒋介石又一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鄂豫皖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匆匆西撤，离开了大别山。
　　西撤，其实就是仓惶西逃。这是张国焘“大肃反”极大削弱了红军战斗力的必然恶果。
　　徐向前沉痛地写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给徐向前元帅的伤害是痛心疾首的。他在事隔五十三年之后，在出版《历史的回顾》一书时，还情不自禁地记下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隐痛——
　　“附带说明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
　　“我和程训宣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在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却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同志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已经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自己的妻子被无端地抓起来，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也“不便过问”；直到五年后，到了延安，才知道妻子早就在大别山已被杀害了，死前“打得不成样子”。
　　这是多么恐怖，又是多么让人肝肠寸断的一场悲剧啊！
　　他们，或是她们，就这样倒下了。没有倒在与敌人厮杀的疆场。倒下的时候，身边没有哀乐，没有战友们的送行，甚至，没有人敢唤一声“同志”。
　　但是张国焘事毕却如此写信向中央汇报：“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张国焘将许继慎定罪为“叛徒”的六年之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在去黄陵县祭扫黄帝陵之后，竟一头钻进了担任主祭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返，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特务。叛逃时，连一个勤务员也带不走。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一次幽默与嘲弄。
　　四、一个意外的发现
　　许继慎是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的，这已经没有任何的异议。据中共中央专跑鄂豫皖的老交通陶秉哲证实，当时鄂豫皖苏区各乡镇、村庄，到处用墨汁涂写着“打倒革命的叛徒许继慎！”的大标语。张国焘还编了一个《鄂豫皖苏区肃反纪要》的油印小册子，约有七八万字，到处散发，简直把许继慎说成是“该千刀万剐”“人人可诛之”的“反革命”。
　　但是，许继慎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被害的，却众说纷纭。
　　一说，一九三一年十月，有人亲眼见到许继慎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被公审后，押出会场，不一会听到一声枪响，许被就地枪杀；一说，有人亲眼看到许继慎被押到安徽金寨县麻埠的河滩上，被拴在一匹战马的尾巴上，飞奔的战马将他活活拖死；一说，是在河南光山县新集（现已属新县）政治保卫总局的禁闭室里，被人用绳子勒死，然后被偷偷拖到附近的南大山，扔进一处乱尸岗。
　　鲍劲夫请鄂豫皖苏区的许多老同志，对以上三种说法进行分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三种说法更可靠。因为，尽管张国焘有心要杀许继慎，掌握着党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也意欲借刀杀人，但他们都不能不慑于许继慎在大别山的红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不能不从自身的“安全”上考虑，如果将许继慎在白雀园公审过后当场枪杀，极有可能将激起兵变；他们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把许继慎押解到他的家乡皖西一带，在河滩上用马拖死。因此，在新集的政治保卫总局的禁闭室里，偷偷地将他勒死，然后又悄悄地抛尸荒野，这是可信的。
　　再从许继慎被害的时间上看，也不大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第一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张国焘是个城府很深之人，他想借杀许继慎，“改造这个苏区的党，改造这个苏区的红军”，建立个人的一统天下，就不能不耍点手段。大开杀戒之前，张国焘就曾给许继慎罗列了许多“罪名”，报告中央，中央的批复是这年的十一月三日下达的。陶秉哲向鲍劲夫证实，他是那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新集的，其间，还在政治保卫总局的禁闭室里看到了许继慎。许继慎被害的时间不可能早于这一天。当然，张国焘见到的中央批复，其实也只是含糊其辞的一句话，说：许继慎“关系复杂，应予彻底查究”。所谓的“关系复杂”，是认为许继慎有着复杂的“海外关系”；他又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与其相处较好的同学中，不少已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这些，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如何“查究”，怎样才算“彻底”，批复上都没有说。其实，张国焘也并不需要王明明说，他需要的只是“尚方宝剑”。他拿到了这把“尚方宝剑”，就毫无顾虑地动手了。

　　一九八〇年秋天，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社科院所、高校及党校的学者专家们，云集六安县皖西宾馆，应邀参加“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年会”。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不仅派出代表到会，中央和地方一些新闻出版部门的编辑与记者们，也闻风而至。
　　那正是新时期的曙光初照，中国大地上滚滚的热流正向着几千年的社会心态、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发起着最勇猛的冲击。人们每一天都期盼着有新的坚冰被打破。
　　研究年会上，鲍劲夫发表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论文：《鄂豫皖苏区历史上最大一起冤案——张国焘肃反路线批判》。
　　本来，他就是党校的理论教员，现在又有了两年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这就使他在这个仍被不少人视之为敏感的课题上，拥有了发言权。他的发言，一语破的，不拐弯抹角，不文过饰非，论点鲜明，论据坚实，使得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撼人心。
　　鲍劲夫的这篇论文，长达一万六千字，他在宣读这篇论文时，会场上响起了七次掌声。大家都刚从一场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走过来，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遍及国中，鲍劲夫的发言，自然引起了大家心灵深处的共鸣。鲍劲夫的发言无疑在表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只是政治家的专利，也不应局限于官场，应该有来自民间的声音，应该有更多的人为中华民族担当一份责任。
　　鲍劲夫没想到，他宣读的这篇论文，很快不胫而走。这以后，他不断地收到热心人的来信，为他提供许继慎生平事迹的有关史料。
　　也就在这个时候，六安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室，正式改为六安县委党史办公室。鲍劲夫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他发现，这个地方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已经不愿再回党校，正式担任了党史办公室主任。
　　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南下北上，东奔西跑，去收集许继慎生前的一切资料，并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一本《许继慎将军传》。他认为，无论是作为党史事件，还是作为党史人物，许继慎在六安县，在皖西地区，在鄂豫皖苏区，乃至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都是回避不了的。
　　一天，鲍劲夫像往常一样，正研究着从各地收集上来的文字资料。突然，他的目光在周士弟上将的一份谈话记录稿上停了下来。
　　他意外地发现，周士弟的这份谈话记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许继慎在广州和谭氏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
　　这是鲍劲夫第一次了解到许继慎的私人生活。周士弟也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是许继慎的同学；周士弟是从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上离休的，他的谈话应该是可靠的。可是，这个谭氏叫什么名字？孩子又叫什么呢？谭氏和这个孩子今天是否都还健在？如果健在，又在哪里呢？这些，周士弟都没作说明。
　　尽管谈话稿上没有提供出更多的情况，鲍劲夫还是异常兴奋。但凡中国人，大都有这样一种观念，觉得那些英雄，或是好人，都应该有后继之人，传宗接代。鲍劲夫最初了解到许继慎被害时年仅三十，还那样年轻，说消失，就消失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东西，就觉得太可惜。现在突然听说他还留下了孩子，鲍劲夫不仅十分欣慰，他甚至认为，这是老天有眼！
　　他马上行动起来。当天，就乘车直奔北京。在皖籍老将军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周士弟的家。
　　可是，当鲍劲夫敲开周家大门，来到院子时，竟然感到了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大家的神情都十分惊慌，行色匆匆又小心翼翼。原来，就在他赶到北京时，周士弟的病情突然恶化，已经处于病危，正在组织抢救。
　　望着头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已失去知觉的周士弟上将，鲍劲夫不由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时光的无情。由于不可抗拒的老、病、灾变，更由于不堪回首的那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了解许继慎将军史迹及其遗孀、遗孤下落的老前辈们，眼看着一个个驾鹤西去，或是生命垂危，已所剩无几。这给他的调查工作带来了无法想像的困难，也让他有了空前的紧迫感。
　　他强烈地感触到，自己正在做的，其实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需要争分夺秒抢救的，不仅仅是周士弟这样老将军的生命，需要全力以赴抢救的还有他们将要留给后代的一份遗产。
　　鲍劲夫从北京回来之后，又匆匆跑了一趟许继慎的家乡，走访了六安县石堰乡土门店许继慎现有的一些亲朋族侄们。然而，他依然一无所获。在许继慎的家乡，知道许继慎的，也只知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出去闯荡了，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不知道，更不知道许继慎在外面娶妻生子，甚至，对许继慎的生平事迹也是一问三不知。鲍劲夫感到了一种悲哀。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鲍劲夫感到大大的振奋。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一个讲话，公开称赞许继慎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这是胡耀邦代表党中央第一次公开地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对鲍劲夫是个莫大的鼓舞，这也为他研究许继慎，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当然，也同时让他感到了巨大的不安。想到许继慎，想到他不惜丢妻别子，奔赴疆场，直到最后惨遭杀害，而他的遗孀和他的遗孤，在建国已经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竟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他为此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设法找到许继慎的遗孀和遗孤，以告慰许继慎的在天之灵。

　　一九八二年春节后不久，鲍劲夫接到胡允恭的一封信。胡允恭在信中除补充了许继慎在东征北伐战斗中的一些细节，还提到：“谭冠玉是与许继慎在第二次东征后于广州结婚的，其兄谭自昌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
　　胡教授的来信，使鲍劲夫意外地知道许继慎的妻子名字叫谭冠玉，知道谭氏兄长叫谭自昌，以及谭自昌的工作单位。这让鲍劲夫十分惊喜。
　　他当即给胡允恭去信，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事情。胡及时作了回信，但除了说明谭冠玉曾是广州市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得很美，后应黄埔军校招聘，成为军校护士外，对其他方面，也不清楚。
　　鲍劲夫根据这些信息，马上又给王逸常写信。王逸常是六安人，也是黄埔一期学生，还是和许继慎同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干事（委员）。依鲍劲夫的推想，从王逸常的经历上看，他是应该知道谭氏和其孩子的下落的。
　　但王逸常的复信，让鲍劲夫颇为失望。不过，失望中却又有一点令人鼓舞之处，据王逸常回忆：许继慎遗孤的名字，可能叫“许民庆”。生他的那年，北伐已取得胜利，举国欢庆，故得此名。
　　终于知道了许继慎遗孀和遗孤的名字，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但他们是否还活在世上呢，不得而知。
　　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鲍劲夫决定给谭氏兄长谭自昌写封信。
　　尽管胡允恭提供的谭自昌供职的单位，还是建国之前的，现在“岭南大学”还有没有了？谭自昌其人还在不在了？都是未知数。但鲍劲夫还是准备碰一碰运气。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叫“大老王”的六安的乡邮员。大老王是一个认真负责的邮递员，他发现随着六安城乡建设的不断变化，有些往来信笺已经难以投递。他就把本县一些部门、街道、区乡发生变动的情况，随时随地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这办法还真管用。多年来，经他手救活了不少死信。他访问过大老王，还给他写过一篇新闻稿：《踏遍南乡送信人》。
　　他想，说不定广州也会有这样的老邮政。于是他按照老地址，给“广州市岭南大学谭自昌”寄去了一封信。
　　他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死马当作活马医”的。
　　谁知，奇迹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竟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来信。他有点疑惑，怎么也想不起来，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有谁会给他写信。待撕开信的封口，展开信纸后，落款处跳出的“谭自昌”三个字，使他的眼睛一亮。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竟是真的！
　　原来广州市邮局也有这样一位“大老王”，广州市邮局的这位“大老王”，居然有办法把他写给“广州市岭南大学谭自昌”的一封信，最后投递给了早已经移居到了“湖南长沙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谭自昌的手中！
　　鲍劲夫激动地面向南国的广州，向这位如此敬业的“大老王”鞠了一个躬。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读信。
　　谭自昌在信上写道：他现在住在儿子谭志恒工作的学校。谭冠玉的确是他的妹妹，生于一九〇五年，曾在广州花县江村普惠医院学习护理，一九二四年应黄埔军官学校的招聘，在该校担任护士，与许继慎相识，并于一九二五年在广州结婚。他们只有一个男孩，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叫许民庆。三岁时许民庆随谭冠玉从上海来广州，将许民庆交由他们代为抚养。一九三四年，她再度从上海来看民庆。当一九三五年她第三次回广州来看民庆时，民庆已由五舅带到阳江县。抗战期间，许民庆在阳江为五舅看果园时，因年少顽皮，枪走火，打伤了左肘。以后他们便带他回到老家乐昌休养，这时他们母子始得团聚。一九四二年春，谭冠玉因肺病不治而亡，第二年全家就迁到了广州岭南大学。一九四九年初，二十岁的许民庆考入汽车驾驶训练班，毕业时正赶上广州解放，被编入人民解放军汽车运输队，驻湖南衡阳。一九五二年他曾因公到过广州，据说是购买汽车零件，此后就再无消息。十年动乱期间，曾有两位操湖南口音的外调人员来查询许民庆的情况，他再三恳求两位外调人员把许民庆的近况告之，却遭到拒绝。到现在尚无一点消息，恐已遭毒手。
　　谭自昌的信，写得很长，也十分详细，鲍劲夫一口气读完后，竟傻住了。
　　尽管，许继慎遗孀和遗孤的名字，终于得到了证实；知道谭冠玉的哥哥谭自昌仍健在；又知道与许民庆幼年在一起读书的表弟谭志恒就在长沙工作。这些都让他感到兴奋。但得知许继慎的爱人谭冠玉早在三十多年前已经病故，其子许民庆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心情从沸点一下降到了冰点。
　　他跌坐在椅子上，沮丧极了。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是啊，线索找到了，又断了：谭冠玉早已去世，许民庆“已遭毒手”。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难道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鲍劲夫不情愿就这样善罢甘休。他再次展开谭自昌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再发现一点什么信息。果然，他注意到，许民庆“已遭毒手”的四个字的前面，还有一个“恐”字！
　　这就是说，谭自昌认为许民庆“已遭毒手”，只不过是一种猜测，并非定论。暗下埋怨自己的可笑，没有把信看仔细就妄下结论了。
　　一个“恐”字，使得鲍劲夫又有了信心。他找来许多信封和信纸，开始给能够想到的一切有关方面写信。
　　他先后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湖南省长沙市汽车运输公司、湖南省衡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以及《解放军报》、《湖南日报》、《长沙日报》、《衡阳日报》，都发去了信函。
　　在那些信函里，鲍劲夫详详细细地写明了许民庆的姓名、年龄、籍贯、体征特点，父母的情况，恳求他们帮助寻找许民庆，寻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的遗孤。
　　五、英雄之子曾经是死刑犯
　　寄出去的信函，隔不多久就都有了回复。不是“查无此人”，就是“我们无法提供帮助”；报社对刊登这样的“寻人启事”，也认为不妥，拒绝了。
　　其实，这样的结果，鲍劲夫并没有感到意外。这两年，他除了四处奔走，收集有关许继慎及皖西事件的材料，还开始着手撰写一部《许继慎将军传》的书稿。这时他的书稿，已大部分完成了，由于占有的资料比较丰富，写得也很顺手。尤其感到振奋的，是他想请徐向前元帅为此书题写一个书名，这事也被徐帅答应下来。
　　一九八二年六月，鲍劲夫心急火燎地赶往北京，去讨取书名的题字。在徐帅家，他首先汇报了书稿进展的情况，同时谈到许继慎将军的夫人谭冠玉因贫病交加，沉疴不起，已于抗战年间去世；他正在设法寻找许将军的遗孤许民庆。
　　徐帅听得很认真。听说许继慎夫人谭冠玉早已病逝，很是惋惜；知道鲍劲夫在积极寻找许继慎的孩子，更是关切，仔细询问了寻找中的一些细节。
　　告别徐帅时，郭春福秘书送鲍劲夫出门。出了门后，郭秘书才告诉鲍劲夫，说徐帅和许继慎虽然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但并未见过谭冠玉，只是后来到了鄂豫皖苏区，才听许继慎说，他的爱人是个护士，叫谭冠玉；许继慎去大别山的时候，在上海出生的许民庆还不满一岁。建国以后，徐帅也曾寻找过谭冠玉母子，但苦于没有成功。
　　鲍劲夫听后，当即请郭秘书转告徐帅，感谢他对许继慎后人的关怀，一旦找到了许民庆，他会马上向徐帅报告。
　　回到六安，鲍劲夫又接到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封来信。这次给他写信的，是谭自昌之子谭志恒。读罢谭志恒的这封信，鲍劲夫大为惊喜，兴奋地跳了起来。
　　原来，谭家自从收到了他的信，知道家乡的党组织正在寻找谭冠玉，寻找许民庆母子，这消息，对谭家来说，如闻春雷。这么多年了，谭家背着“海外关系”的沉重包袱，一直不能抬头做人。运动一来，不是挨整，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许继慎在鄂豫皖苏区被处决，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更是灭顶之灾。在首都庆祝党的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虽然代表党中央，对“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许继慎，表达了“深切怀念”，但被表达“深切怀念”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从党内到党外，直到国际友人，被“深切怀念”提到的多达六十一人，谭家也不可能会注意到。因此，读到鲍劲夫的信，他们的振奋与激动，他们感到的光荣和扬眉吐气，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谭自昌老人不仅立即复信，而且，动员起全家人都来寻找许民庆。
　　谭志恒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师，他的爱人徐和年也是一位热情的小学教师。徐和年时常听谭志恒谈起他与表兄许民庆少年的往事，谈到许继慎和有着“南方美人”之称的四姑谭冠玉结为伉俪的故事。受此熏染，她对许继慎一家人深怀敬意，也满怀同情。现在，许继慎家乡的党组织明确确认许继慎是革命烈士，他们正在寻找谭冠玉母子，她也替谭志恒有这样的姑父感到骄傲。她想起许民庆建国初期曾转业到湖南湘潭缝纫机厂工作，就让谭志恒试着给那个厂写封信。
　　信寄出后，却不见有回音。想想，那毕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没有音信，也许就说明许民庆就真的不在人世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那天晚上，徐和年正在家看电视，电视里播出的一条“江南机器制造厂生产的缝纫机质量好”的消息，一下吸引了她。她知道江南机器厂就在湘潭，但湘潭已经有一个缝纫机厂，怎么同在湘潭的这个江南机器厂，也生产起缝纫机来了？莫非，湘潭缝纫机厂被“并”到江南机器厂去了？许民庆会不会在这个江南机器厂工作呢？
　　徐和年把她的想法分析给谭志恒听，二人一合计，又给江南机器制造厂写了一封信。
　　果然，许继慎的儿子就在这个厂工作！当已经五十四岁的许民庆看到表弟谭志恒的亲笔信，真是悲喜交加。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已经断了三十年联系的舅舅一家，正在寻找自己；亲表弟谭志恒，原来就在长沙工作！竟离自己这么近！
　　他太高兴了，当即把这事告诉了爱人何碧霞及孩子们。一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建国后，由于岭南大学被撤销，舅舅舅母受到“海外关系”的影响，不是被下放，就是被打成反革命，各自都离开了原住址，他们便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此后，许民庆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所以，一接到表弟的这封信，他已是恨不得脚下生风，马上飞到长沙去。
　　两个儿时的伙伴，一对亲表兄弟终于见面了！
　　谭家终于知道许民庆还活着！
　　表兄弟二人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谭志恒突然问：“民庆，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许民庆不知道表弟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说：“许继续呀。”
　　“什么，许继续？”
　　“是呀，许继续。”
　　谭志恒感到很吃惊，纠正道：“你怎么会把他的名字记错？他不叫许继续，叫许继慎！”谭志恒想，许继慎被害时，民庆不到三岁，还太小，可他母亲是在他十三岁时去世的，他不该连父亲的名字也记错啊。
　　谭志恒的话，让许民庆万分诧异。他回忆说：母亲临终前，曾把他喊到床前，告诉他，他父亲从小就参加了进步组织，在他出生不久就被害了。他问母亲：“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母亲没有马上回答。但他太想知道自己的父亲了，就又问母亲，母亲这才告诉他：“你爸爸是国民党团长。你老家在安徽六安县，原有叔兄多人，都因此被害，家中已无人，你不能去找了。”他听了，当时就哭了起来。母亲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想摸摸他，却又怕自己的肺病传染给了他，手在他脸前颤抖了好一会，终于，又缩了回去。怜爱地望着他说：“民庆啊，你的名字，是你爸爸取的，他希望你长大后去干人民庆贺的事。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别辜负了爸爸的期望。”要他一定记住，他父亲的名字。最后，母亲还想对他说点什么，却没有力气了，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见她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身子缩成一团。他感到很恐惧，不敢再问别的。就这样，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就被舅舅喊了出来。
　　他想，难道十三岁了，我还混沌未开，把父亲的名字也记错了？
　　谭志恒不容置疑地说道：“民庆，你父亲许继慎，他是共产党员，牺牲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啊！”
　　许民庆更是一惊。他直勾勾地望着表弟，不敢相信。
　　他相信自己不会记错。母亲亲口告诉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团长。多年以来，他也一直认为父亲就是国民党的团长。当“二野”部队进入广州，他所在的汽车驾驶训练班被编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汽车运输队，政审时，他在父亲一栏填写的，就是：父亲许继续，国民党团长。就是因为按照母亲的遗言自己如实地填写了父亲的政治面貌，在后来的内部肃反中，他遭到了清洗，而且，从那以后，每一次运动他都成为“靶子”，再没有一日安宁。
　　他—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男人，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军长！

　　谭志恒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给鲍劲夫报告喜讯，开头一句就是：“所托寻找许民庆之事已经成功。许民庆现在湖南省湘潭市江南机器制造厂运输科工作。”随信，他还给鲍劲夫寄来了一张谭冠玉的单人照，并建议：“关于四姑谭冠玉的情况，想你已从家父处了解到不少，此次我与民庆见面，他也回忆了一些情况，或许对你们的工作会有用处，请与之直接联系。”
　　看了谭志恒的信，鲍劲夫瞬间的感觉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立即按照谭志恒提供的地址，给许民庆去信。他在信中转告了家乡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对许民庆诚挚的问候；对许民庆与组织失去联系五十年的艰辛生活，表示亲切的慰问；对于抚养他长大成人的舅父母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告诉他，他们是怎样多方寻找他和他母亲下落的。随信附上了一张许继慎当年的照片。
　　鲍劲夫在信的最后，特别提到，希望他能够抽出时间，写写对父母的印象及个人的经历，以便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许继慎将军传》一书。

　　许民庆很快回了信。信中说道：“自小离开父亲，父亲的形象还是从寄来的照片得见；母亲去世晚些，也是自我懂事之后仅有的三次见面。”他详细地回顾了与母亲三次见面的情景。另外，还按照鲍劲夫列出的提纲，寄来了自己的经历。
　　面对许民庆的这份个人经历，鲍劲夫感慨万千。
　　鲍劲夫见许民庆一直将父亲填写成“国民党团长”，很是吃惊。他相信这会是谭冠玉临终时告诉许民庆的。许民庆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隐瞒这个“实情”，足见这是一个诚实本分之人。
　　鲍劲夫感到奇怪：许继慎是当过团长，可那是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当的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谭冠玉为何不告诉儿子，他的父亲是共产党员，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呢？
　　他陷入了沉思。
　　他想，谭冠玉去世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一九四一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就不断地制造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的高潮。更重要的是，那时国民党还是中国惟一的执政党。一个和许继慎一道经历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谭冠玉，不会不清楚蒋介石、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不会不知道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许她是考虑，如果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儿子，说不准会给儿子招来杀身之祸。就从谭自昌也不是很清楚这位妹婿的真实身份，不清楚许继慎为什么会被杀害，可见谭冠玉连自己的哥哥也没有告诉实情。也许，她是为了儿子和兄长一家人的安全，宁愿把一切秘密都带走吧。
　　鲍劲夫想，谭冠玉在告诉许民庆父亲是“国民党团长”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只是，她没有也不会想到，就在她离开人世的七年之后，蒋家王朝即全面崩溃，共产党成了一统天下；她煞费苦心要儿子牢记的父亲的政治面貌，竟是把儿子推入到一场无休无止的灾难之中。
　　当然，建国后，许民庆本来有条件和组织上接上“关系”，他也的确为此努力过。他曾按照母亲的嘱咐，给安徽省六安县公安局写信查询过家父，由于他误将父亲的名字记成了“许继续”，又错将父亲的职务写成“国民党团长”，得到的答复就只能是“查无此人”。他感到很纳闷，不过想到母亲的交待：“原有叔兄多人都因此被害，家中无人，你不能去找了。”因此，不得不打消寻亲的念头。
　　许民庆后来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了。一个“国民党团长”的儿子，理所当然地被清洗出人民军队；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不断到来，他就不断地成了“运动员”，不断地挨批挨斗。再后来，席卷而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南机器制造厂革命委员会派出外调人员，按照他亲自填写的父亲的籍贯去“政审”，这一下，问题就大了，“查无此人”，它的问题一下就大到了政审人员的想像力有多大，就有多大，成了可怕的“一想大”——想想看吧，主动交待自己的父亲是“安徽省六安人”，干过“国民党团长”，可是，安徽省六安县竟查不到这个人，就说明，这个许民庆极不老实，在欺骗组织！为什么要欺骗组织呢？又只能说明，他父亲的问题远不止是“国民党团长”这样简单，他这是企图蒙混过关！于是，许民庆便成为当然的被专政对象，成为要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他被揪出来游街示众过，巡回批斗过，被剃成阴阳头，挂上黑牌子，戴上白袖章，“触及灵魂”，还被触及过皮肉，被要求没完没了地向毛主席请罪。
　　祸不单行。一九七〇年三月，一个更大的灾难从天而降。这天，他的家，突然闯进来两个警察，要逮捕他。
　　许民庆大惑不解。他战战兢兢地问：“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做过犯法的事呀。”
　　警察问：“你是许民庆吗？”
　　许民庆说：“我是许民庆。”
　　警察说：“逮的就是你！还想抵赖吗？前几天，你开车轧死了人。”
　　许民庆一听，忙争辩：“这是没有的事。我没有轧死人。”
　　警察说：“你不仅轧死人，还轧了许多人。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许民庆吃惊地问：“那是几个？”
　　警察说：“你轧了六个！别以为逃掉了，就抓不到你了；人家记下了你的车牌，还想狡辩！”
　　许民庆这才想起，不错，前几天，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出车回来路过九曲岭。那是一段弯弯曲曲的山道，他的车开到那儿时，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山道中央，站着一群人。大呼小叫。他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要干什么，尽管他没有开车灯，却依稀可以看到一个个情绪很激动，要强行截下他的汽车。他的心，一下就跳到了嗓子眼。这么多年了，挨批挨斗，没事都会给你找出点事来，眼看着在这荒郊野外，突然冒出一伙人要强行截车，他哪敢把车停下来。万一公家的车子被劫，自己赔不起不说，还不罪加一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时他紧张极了，也害怕极了，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住车，安全回厂！于是，他不敢减速，凭着娴熟的驾驶技术，就在车头要撞到人群时，眼疾手快地打旋方向盘，闪开众人，冲了过去。
　　许民庆大声申辩道：“当时，我虽然紧张，虽然害怕，却十分冷静，十分清醒，绕开了人群。我绝对不会伤到人，更不会轧死人！”
　　但是警察不听他的申辩，还是把他一铐子铐走了。
　　这事发生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一个有着“一想大”问题的坏家伙，居然开车轧死六个人，实属“罪大恶极”！
　　但是许民庆坚持说自己没有轧过人，坚持说这事冤枉了他。他不服。不服，就被认为是“抗拒”，是“死不悔改”，于是就被用刑，就被逼供信。
　　尽管受尽了折磨，许民庆却坚信这是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组织上一定会查清。他在审讯的记录上写下“相信组织，相信党”七个字。可是，审判人员看到这七个字，就认为他终于认罪了，承认抓他审他是正确的，于是将他作为死刑犯上报，等待执行。
　　万幸的是，上级主管部门似从报告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一个被专政的对象，竟如此明目张胆地开车轧死六个人，这事不是太恶劣，就是太出奇。六个人是怎么被轧的？是开车故意朝人窝里轧，还是这么多人躲闪不及？事情发生在湘潭一个叫九曲岭的陡峭的公路上，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由于许民庆的一再抗辩，终于引起了上面的注意，最后决定将早已经入土的六具尸体扒出来，开棺验证。验证的结果发现：六具尸体均无粉碎性骨折。这就是说，六人的死并非死于车轮所轧。这以后，主管部门便深入到六个死者所在的湘潭市水电局调查。调查期间，当时拦车的八个人听说这个司机被判了死刑，一个个觉得有些过分了，于是道出了真相。原来死者均为本单位的卡车翻车所致，当时他们见许民庆的汽车正好开过来，就上去拦截，希望许民庆停车将死伤的人员送往医院，但许民庆躲过他们，冲了过去。他们非常气愤，认为许民庆这是“见死不救”，有人记下了他的车牌号，告发了他，告他轧死人后畏罪逃逸。
　　真相查明了以后，被关押了一年七个月的许民庆终于被释放。人被释放了，但江南机器制造厂却拒绝再让许民庆回厂，最后他被打发到楠竹山镇的一个镇办企业去当工人，月工资只有五十元。
　　就这样，许民庆在楠竹山的这家企业一干就是九年。九年中，他无数次提出申诉，要求为他彻底平反，回到原先的厂里去。他在无数次上书的九年里，依然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凭着一身精湛的技艺，使企业中一台已经报废多年的龙门铇床“起死回生”，并研制出三吨电动葫芦，还改进了原产品的质量，让这个集体的小厂扭亏为盈。直到了一九八〇年，恢复了正常工作的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认真核实，终于为他作出了终审判决，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他也才重新回到江南机器厂。
　　尽管一切都已真相大白，法院宣布了他的无罪，已经回到了原先的工厂，但厂部和科室的一些领导却依然认为他有“问题”，一直将他“挂”在那里，被列入“三种人”，视为“危险分子”。

　　鲍劲夫把许民庆的信连读了几遍，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想到许继慎当年死得那样惨烈，今天他的儿子也活得这样艰难，遭到如此巨大的不幸。多险呀，假如当时那六具尸体被火化了，就不可能再“开棺验尸”，也就无从得知“六具尸体均无粉碎性骨折”，那车祸便栽到了许民庆的头上，其结果，不言而喻，许民庆的人头就只能落地。
　　他为终于找到许继慎将军的遗孤，感到庆幸；为这样一位红军名将确有嫡传，感到欣慰。但是，许民庆遭受到如此磨难，还是让他意外地震惊。他想，许民庆虽然被彻底平反回到江南厂了，但这件事远不能说就已经完成。自己应该把许继慎的事迹，把许民庆与许继慎的关系，及时地反馈给江南厂的党组织，让许民庆尽早享受到一个烈属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待遇。
　　于是，鲍劲夫就把许继慎将军的生平事迹，许继慎的遗孀谭冠玉和遗孤许民庆的有关情况，认定许民庆为许继慎之子的一些依据，以及寻找许民庆的大体经过等等，写成了一份完整的证明材料，又经六安县委组织部审查盖章，然后挂号寄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厂党委。
　　当这些证明材料寄出去之后，鲍劲夫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他认为，许民庆烈属待遇的问题最终被解决，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会再有个别的什么意外了。
　　然而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六、兄弟相见不相识
　　一九八三年清明节前夕，鲍劲夫突然收到许民庆的信，说他已经被江南厂党委认可为烈士遗孤了，这当然让鲍劲夫高兴，感到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但信上还说，他准备和妻子何碧霞一道，这两天就来一趟六安，探亲扫墓，这让鲍劲夫有些为难。因为他和另一位同事已经接受了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达的一个关于“皖西事件”的专题征集编写任务，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成都和武汉两个军区采访，就连车票也买好了。为完成上面交办的这个任务，他不能留下来等待许民庆，不过他还是郑重地向县里作了汇报。
　　对于许民庆夫妇的到来，六安县表现出了十分的诚意，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均热情地出面接待。他们是按照接待老红军回乡的规格，接待许民庆夫妇的，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还派小车送他们去了从未去过的土门店老家。
　　这是许民庆来到人世的五十四年之后，第一次走进父亲的故乡，第一次踏上寻根之旅啊。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仔细地感受着家乡的一切，他发现，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风土人情，都是那样的陌生，却又都是那样的亲切。
　　可是，在土门店，许民庆却意外地发现：父亲在六安的老家还娶过妻子，而且，还有儿子！
　　这些，他从没听说过，更没有想到过，这让他十分惊讶。
　　与此同时，许民庆的突然出现，也让土门店的许氏后裔们感到莫名惊诧。因为他们也从未听说过许继慎在广州会有个谭氏妻子，并且还生了儿子。甚至认为这个操着南方口音的许民庆，是个假冒革命烈士后代，企图从中捞取好处的家伙。没人理会许民庆，还有人冷言冷语。
　　他们坐在一起，异常尴尬。出现这种局面，是县里陪同的同志也始料不及的。
　　许民庆非常感谢家乡党组织多方寻找自己，为自己恢复名誉；也感谢六安领导对自己的热情款待。但是，老家突然冒出来的父亲的妻子、儿子，这对他刺激不小，他无法接受，认为不可能。感到母亲谭冠玉，和他，都受到了侮辱。为搞清这些问题，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六安后，不打算马上回湖南了，和妻子一起，直接进京。
　　去北京的目的，是要请徐向前元帅为自己释疑。
　　他想，徐向前和父亲在大别山共事一年多，六安县当时就在鄂豫皖苏区的范围之内，父亲在老家如果早有妻室儿女，不会一点儿不知情。
　　谁知，那几天徐向前正在参加一个会，接待他的，是徐向前办公室秘书郭春福。郭春福一听说他是许继慎将军的儿子，惊喜不已，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在第二天给他写来一封信。信上写道：“昨天与你见面很受教育，你那纯朴憨厚的精神值得敬佩。回来即把你所谈的情况及要求，向徐帅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在信中，郭春福转达了徐向前的具体意见：“你父亲原先在家是否结过婚，不清楚，未听你父亲说过，所以这个问题不好下定论。再说，那时候男女结婚都比较早，也不好说没有可能。”信上还说：“徐帅未曾见你母亲和小时候的你，只是在鄂豫皖时听你父亲说过，你妈妈是个护士和有了你，时间是在一九三〇年左右。”
　　看了郭春福的信，许民庆才意识到，自己贸然进京，来找徐向前元帅，是有些莽撞了。徐向前元帅操劳着国家大事，军队的大事，自己为了这样一件小事，何况这还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就来找他，他很是懊悔。虽然这次没有见到徐帅，但徐帅这么忙还及时回答了自己的问题，郭秘书又写来热情的信，并且，和郭秘书见面时，郭秘书说徐帅知道他过去吃了不少苦，心里也很难受，以后组织上会照顾好他一家的。这些，已经使他十分的感动了。
　　回到湖南湘潭，他甚至没有在家停留，就赶往运输科上班去了。
　　他在厂里的处境，以及他的生活，都随着他真实身份的被确认，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回老家的遭遇，却像塞在心里的一团阴云，怎么也驱之不去。一天，他跑到长沙，将他的郁闷，吐露给了表弟谭志恒。谭志恒也不相信许继慎在与四姑结婚前，会在六安的老家结过婚，生有子。谭志恒又去问与谭家关系密切的区克宣之子区考。
　　区考和谭志恒一样，都是许民庆儿时的同学；区考的父母和许民庆的父母，更是多年的挚友。区考听了，显然也不能容忍许继慎的家乡出现这种怪事。他拍案而起，直接致信中央。
　　区考在信中陈述道：我父区克宣，先母刘志光，与谭冠玉是同乡和自小同学，因而在许继慎、谭冠玉生前，多年同居来往。武汉政府时期，先父任总政治部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和中央财政厅代理厅长时，他们就都住在一起，当时还常与周士弟有来往，每次许回家，周必到，是常客。国共分家后，张发奎曾叫先父回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务长，广州事变后，蒋介石密令逮捕，张发奎出于私交放父逃回上海，这以后与许继慎、谭冠玉又居一处。直至三三年先父逝世，谭冠玉与子许民庆就一直居住在我家，地点是鲁迅纪念馆对面行盛里内。此时，许已被害，听说是作叛徒处决的。先父死后，谭冠玉带儿子回广东，本来谭就是要先母一起投奔福建周士弟处，但忽然间周士弟消息全无，没去成，所以回到广州。三七年初，先母带我去广州市东山，与谭冠玉再次居住一房，她住前房，我们住后房。此时谭已得肺病，吃饭时须用两双筷子。四二到四三年间，听说谭冠玉病重，让儿子民庆到广东乐昌谭自昌处与母亲见一面，民庆走后不久，得知谭冠玉去世。从此失去联系。
　　区考的信写到这儿，措词就变得激烈起来。他写道：“从'五四’（运动）开始，许（继慎）就在外面，什么时候在家乡娶妻和生有两个儿子？我看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应查清楚。许民庆在失去了亲生父母许继慎、谭冠玉后，解放前是在舅父家度过童年的。许民庆才是许继慎的亲生子。”
　　区考对六安县土门店“冒出”许继慎的家室与孩子，是持极度怀疑态度的。

　　当鲍劲夫从外地回到六安时，这件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他知道这是双方误会了。县里陪同许民庆一起去土门店的同志，并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如果他当时在现场，这一切或许就不会发生。
　　出现这种误会，是难免的，也难怪。因为他们彼此谁都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在彼此之间一点不了解的情况下，又怎能谈得上信任呢？
　　徐向前的判断是准确的。他说：“那时候男女结婚都比较早，也不好说没有可能。”这说明他是了解当时农村的民情风俗的。他本人就有这样的情况，在山西五台县的永安村老家，由父母包办，就曾与朱香蝉结婚。朱香蝉是一位温雅、勤快又会体贴人的姑娘，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后，她忧急交加，患上了一种谁也说不清的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许继慎去安庆读书前，在老家也是由父母做主，娶了一房“原配夫人”。乡间称为“发妻”。“发妻”姓汪，名贤清，与许继慎同岁，大月份。汪贤清出生在一个世代以制糖为业的作坊主家，十岁丧母，十二岁又丧父，因家境困难，随后就被兄长送到许家，作为许继慎的童养媳。婚后，许继慎不与她同居，因而无子。汪氏是属于中国农村中那种极传统的女性，许继慎离家外出，投身到大革命的浪潮中，她却毫无怨言地留守许家，一心一意侍候着许母，照顾他的家人。
　　许继慎回到大别山创建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害，这消息，是红一军原一师师长刘英告诉许母的。刘英说他差一点也受到了牵连，安慰许母道：“许继慎虽然叛变被'肃反’了，但伯母的另一个儿子许希孟还是烈士，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大洋给许母，作为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并告诉地方党组织，要求他们妥善照顾好“许希孟烈士的家属”。
　　许继慎的父亲许克卿是在三十二岁的年龄过世的，许母那时刚满三十岁，为了两个儿子，许母从悲痛中挺起，以柔弱的双肩承担着家庭的重担，让两个儿子进学堂读书，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成人。许继慎被害时，汪贤清也刚三十岁，许母念及汪贤清还年轻，又没孩子，就劝她改嫁，但汪不从。她告诉婆婆说，继慎和希孟不在了，可希孟留下的两个儿子都还小，她要和弟媳一道把许家的孩子都培养成人。她还对婆婆许下了诺言：“生为许家人，死为许家鬼。”她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就毫无怨言地同二十六岁就守寡的许希孟妻子罗运启一起，妯娌俩同心协力，撑起了许家的一片天。
　　红军队伍撤离大别山以后，鄂豫皖苏区就沦陷了。婆媳三人有家不能归，只好带着许希孟的两个儿子许光耀和许光曙，东躲西藏，讨饭度日。最后来到八里滩许继慎妹妹许绍英的家，那儿不远也是罗运启的娘家，罗的娘家在当地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豪门大族，于是安顿了下来。这时，许母按照传统习俗，做主将许希孟七岁的儿子许光耀，过继到许继慎门下，既是为不让许继慎门中绝后，更是因为怜爱汪贤清。此后，汪贤清更是将许光耀视为己出，倍加疼爱呵护。
　　许光耀在汪贤清言传身教的熏陶下，念书很用心，也特别聪明，懂事，中学毕业后就到苏埠方氏祠堂小学任教，很快当上了校长。一九四六年，许光耀的堂叔许建久调在国民党六安县党部负责人事组织工作，极力举荐许光耀出来从政，去苏埠区戚家桥乡干乡长。许光耀当时想得很简单，他盘算，当个小学校长一个月才五斗米，干乡长的月薪则是五担米。他见三个老人太辛苦了，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也是为了一家人的安全，便不顾母亲汪氏和刚娶进门的媳妇方氏的反对，走马上任。谁知，就在他调到土匪出没的六安、霍山两县交界的青山镇不久，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青山镇枣林岗，发生了一起保丁秦民福枪杀解放军马班长的恶性事件。
　　许光耀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料到大事不好。尽管，解放军马班长并不是他要秦民福去杀的，这以后他还积极地为解放军筹粮筹款，一时无事，但是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风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光耀坐不住了。他想，自己毕竟干过国民党的镇长，在他任镇长的青山镇又有保丁打死过解放军，自己又是被中共处决了的许继慎的继子，因此，被当地羁拿，是一点不奇怪的。
　　汪贤清虽为农家妇女，却遇事冷静，她为许光耀指了一条可行之路。不久，许光耀逃到了北京，找到了徐向前。说自己是许继慎弟弟许希孟的长子。跑出来是想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面对衣衫褴褛的老战友家的后人，动了恻隐之心。根据徐向前秘书的回忆，徐向前曾在华北军区工作多年，当时徐向前就将许光耀安排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许光耀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太谷县的山西省疗养院。其间，为不被六安地方发现，他曾中断了与家乡的一切联系，对自己干过国民党镇长的事只字不提。但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秋天，他终于抑制不住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忘记了汪氏的叮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并汇了一笔钱。汪氏听说村里收到她的一封信和一笔汇款，大吃一惊。紧接着，当地政府根据来信的地址，就把有“血债”的许光耀，从山西太谷押回了安徽六安。
　　汪氏听到继子被逮捕的消息，如五雷轰顶。她知道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沈子修，过去和许继慎曾是莫逆之交，便连夜出门，直奔省城，去找沈子修。
　　沈子修听了汪氏的介绍，觉得这事很棘手。不过他还是对汪氏说：“嫂子，你回去。我们正在调查许继慎的冤案。至于孩子的事情，你放心，你家是功大于过，只要我在，孩子我会想办法保下来，再大的血案我也会保住他的性命！”
　　汪氏满意地回到了土门店。想不到，两个月之后，沈子修因癌症突然去世。随后不久，许光耀就在六安县城的南门口，与一个姓卞的土匪头子一起被枪决了。
　　枪决那天，举行了公审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许多在场的人今天还健在，谈及当时的情景，无不扼腕叹息。二十六年前，也就是在那个南门口，许光耀的父亲许希孟，被当作“共匪匪酋”送上了国民党的断头台，滴血的头颅被悬挂在城门上头示众。
　　据在场人回忆，许光耀被押上刑场的时候没有装熊。他或许想到了宁死不屈的父亲许希孟，枪响之前，他大声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
　　许光耀被镇压后，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孤零零地蹲在人已散尽的刑场上，泪流满面，自言自语地絮叨道：“我来迟了，继慎，我对不起你呀！”赶来的这位老人叫王逸常，他是许继慎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曾担任过中共六安县地下党的第一任书记。
　　许继慎被杀时，死不见尸；许希孟被杀时，身首异处；汪氏听说许光耀的尸体完好，就请人抬了回来，在农舍前的竹园旁边搭了一个篷。她哽咽着，呼唤着许光耀的乳名。这时，许母早已经过世，汪贤清——这个中规中矩的小脚女人，却做了一件乡下妇女不敢想的事情：她说服许光耀的遗孀方氏，与许光耀的弟弟许光曙结为夫妻；并将许光曙过继到许继慎门下，让许继慎不至于因为许光耀的死而又一次“断根”。
　　这时的汪贤清，处境已十分糟糕，丈夫许继慎是被处决的“叛徒”，继子许光耀又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因此她也被生产队划入到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长期的忍辱负重，身心交瘁，她的头发过早地脱落了，以至被社员喊作“秃老婆子”。一九六〇年闹饥荒，眼看家里断了粮，她带着饿了几天的许光耀的儿子许明祥，去找生产队。看着队干部们在吃饭，她几乎是哭着哀求，希望他们看在孩子的祖父许希孟是革命烈士的分上，给一点照顾。队干部斜着眼，像在看一个怪物，望了望汪氏，不耐烦地喝道：“滚！你以为你是谁？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敢来这胡闹！”

　　没给孩子求来一点吃的，反遭到这么大的侮辱，汪氏一声不吭地牵着孩子走开了。从那一天起，汪氏就把自己的口粮全省给了孩子。没撑几天，便全身浮肿，最后无言地离开了人世。离世时，也只有五十九岁。
　　为了生计，这以后，许光曙只得和还未成年的许明祥拉起了板车。他们从很远的霍山山上，把大柴送到六安干休所。干休所住着二十四个老红军，当地人称它“二十四户”。二十四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哪里知道，为他们汗珠子落地摔八瓣的父子二人，就是当年引导他们投身革命的许继慎和许希孟的后裔呢？
　　在那个年代，贩柴可是“投机倒把”犯法的事情，“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像抓贼似的，把许光曙和许明祥的柴与车全都没收，常使爷俩血本无归。
　　许家永远忘不了两个人：一个是八里大队支部书记李图章，一个是苏埠区区长马道平。一九七〇年，苏埠中学缺了一名数学老师，李图章大胆举荐许明祥去代课。当时区里的好多干部坚决反对，认为许明祥是“反革命分子许光耀的亲生儿子”，区长马道平听了，当场拍案而起，说道：“你们为什么就不说他祖父许希孟，许希孟可是六安县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先烈！”由于马区长的据理力争，许明祥终于成了一名代课教师。许家终于有了一个不用做田可以拿到工资的人！
　　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七九年，县里派县师专张义普老师到苏埠中学听课，张义普了解到许明祥就是许继慎门中的孙子，就告诉他一个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蕴山，是咱六安人，他同许继慎当年的关系相当好；许继慎是被张国焘杀害的，谁不知道张国焘是个大叛徒，现在上上下下在拨乱反正，你为啥不去找一找朱蕴山呢？”
　　许明祥做梦都想闹清自己的家史，却没有信心：“去了能见到吗？”
　　张义普很有把握地说：“朱蕴山的秘书夏从本，也是六安人，还是我的同学。虽多年没有往来，还是可以通过熟人找到他。”
　　张义普就带着许明祥回到六安县城，找到师专的老校长胡天人。胡天人与夏秘书的父亲夏月斋是多年的朋友，听张义普说明了情况，二话没说，立马动身去找夏月斋。
　　当夏从本接到了父亲夏月斋从六安的来信，知道许继慎的后人坎坷多年，非常同情，很快向朱蕴山作了汇报。
　　于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许光曙和许明祥，应朱蕴山副委员长的邀请，踏上了进京的列车。经过一天的行程，爷俩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住进了国务院招待所。第二天，他们就见到了已届九旬的朱蕴山老人。
　　朱老十分关心许家，最后征求二人意见，问是否想见一见徐向前元帅。
　　二人当然想见徐帅。朱老就让许明祥写一封信，他亲手将信装入全国人大的专用信封，然后亲笔写上“国务院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亲收”，并工工整整签上自己的名字，派秘书直送徐向前办公室。
　　徐向前得知许继慎的家人来到北京，非常高兴。十二月三日，他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许光曙和许明祥，准备第二天来招待所看望二位。第二天中午，一辆轿车就停在了招待所的门口，从轿车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下车后就直奔他们的房间。这个中年人就是徐向前办公室秘书郭春福。郭春福说：“徐帅是要亲自来的，但他最近身体不好，我们建议他休息，就委托我来看望你们。”
　　郭春福说他也是安徽人，老家在安庆，他希望二位不要有什么顾虑，有困难就尽管说，他会转达徐帅并通知有关部门落实的。他还告诉两人一条才得到的最新消息：当年杀害许继慎将军的张国焘，刚好这一天冻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他说：“这个杀人的魔王，这个大别山的克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许光曙爷俩从京城归来不久，徐向前就亲笔致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朱蕴山也给安徽省人民政府写来亲笔信。都希望安徽的相关部门及时地给予许继慎将军的家人以妥善安置与照顾。许光曙爷俩听说后非常感动。
　　现在，眼看着苦了几十年，好不容易享受到了许继慎将军的烈属待遇，过上两年称心的日子，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冒”出个“许继慎嫡子”许民庆，跑到六安土门店来“探亲”。这事，在许家看来，太莫名其妙，也太明目张胆了。

　　这一天，鲍劲夫刚在办公室坐下来，门就突然被一个男人猛地推开。
　　这人进门后，全然不管里面还坐着几个人，就态度强硬地问：“谁是鲍主任？”
　　鲍劲夫不知道此人为何如此冲动，还是当即起身，答道：“我就是。”然后很客气地给来人让座。
　　但他不坐。压着怒火地问道：“我们许家人没听说过许继慎在世时曾在广州结婚，又怎么会冒出一个叫许民庆的儿子？你说他是许继慎的儿子，可敢负责？”
　　听了对方的话，鲍劲夫才猜出，来者定是许继慎在土门店的侄儿或侄孙。从对方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看，不像是下田侍弄庄稼的农民，后来才知道，他确实是许继慎族下的一位后裔，在乡政府工作。
　　这样的上门问“罪”，鲍劲夫并不奇怪。他反倒觉得，来得正好。于是他耐心地做着解释。首先说明自己是做党史工作的，对事实的认定是十分严肃而又审慎的。接着，他就把寻找许继慎遗孀和遗孤的曲折过程，确认许民庆是许继慎儿子的一些证据，详详细细地向他陈述了一遍。
　　开始，对方不愿听。由于鲍劲夫说得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凭，不由他不信。后来他就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主动地找地方坐下来，开始仔细地听鲍劲夫的说明。
　　他像在听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十分传奇的故事。当他听到许民庆几十年来遭受到的那许多坎坷和不幸，有些意外，甚至，为当初的失礼，感到了几分愧意。
　　送走这位客人后，鲍劲夫感慨良多。
　　如果不是许民庆历尽磨难，又怎么会有这种误会发生呢？转而一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也都是刚从一场巨大的磨难中走过来吗？也就因为有那么多的磨难，才会有今天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那天，鲍劲夫想把话说透，所以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直说得口干舌燥。但是，他还是感到很高兴。本来正打算抽个时间去一趟土门店呢，没想到就有人找上门来，当面叫板，来的又是乡干部。当面把话挑明了，来人释疑了，回去肯定会把这次上门的经过告之族人。由他转告，远比自己去讲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鲍劲夫于是想：这件事，许民庆感到不可思议，土门店的族人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实际的情况，比他们双方所想像到的还要复杂。
　　当初，许继慎奉命回到大别山，回到周遭已被敌人铁桶一样重兵围困的白区工作，他知道，这一回，能再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已不大可能了，除非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了。鲍劲夫从胡允恭教授的《回忆许继慎烈士》一文中了解到，许继慎离开上海前，曾有几个朋友为他饯行。平时他是烟酒不沾的，那天晚上却喝得酩酊大醉。他频频吻着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许民庆，似乎预感到此一去，将是生离死别。这时他已经知道，就在前不久，由他介绍入党的弟弟许希孟，在领导独山的农民暴动时被逮捕，敌人割下了希孟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母亲和希孟的妻子也都下落不明。言及此事，他咬牙切齿地发誓：“此去将与蒋介石国民党决一死战！”誓毕，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在湖北省英山县的党史办，鲍劲夫还了解到：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英山县，那时还隶属于安徽省。从安徽芜湖一中毕业的王望春，是个漂亮又聪慧的女孩子，她是英山县第一个参加红军的女学生。参军后就被分在十二师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已被贬为十二师师长的许继慎，正率部从商南出发，向王望春的家乡英山挺进。攻打英山的战斗，从拂晓就开始了，敌人据险固守，直打到下午，才占领了城南的坡儿垴。许继慎认真分析了一下敌情，果断地召开了一次团、营、连的三级干部战地会议，决定组织敢死队，从守敌较少的西门攻入城内。攻城开始前，许继慎亲自挑选出一个突击连，向群众借来二十多架木梯，命令沿河堤侧面向前运动，并以两个营的兵力负责掩护。战斗打响之后，许继慎亲自率部从敌人未曾发现的一个暗道冲入城内。最后，全歼了守敌。
　　许继慎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王望春。一天，她把自己对许继慎的爱慕之情告诉了哥哥王鄂锋。王鄂锋就是许继慎的师参谋长，也一直崇拜着许继慎，他就向许继慎聊起了妹妹的心事，并极力从中撮合。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年代，有一个特殊的规定，这就是，鉴于白区工作的实际情况，夫妻双方一年以上不能见面、不能通信，允许重新结婚。许继慎其实也已经被王望春的痴情所打动，两人便在烽火硝烟中结为了战地夫妻。可悲的是，俩人度完蜜月不久，张国焘就下令逮捕了许继慎。张国焘大开杀戒后，平时与许继慎有往来的或关系较好的将士都尽数遭到清洗，王望春既然做了许夫人，自然受到牵连。尽管王望春已怀有身孕，也没有逃过那一场劫难。就在许继慎遇害的同一天，王望春，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被政治保卫局的人用大刀砍死在英山县的上河摆。
　　七、毕竟是血浓于水
　　这边的事刚了，鲍劲夫就准备尽快去一趟湖南湘潭，当面去做许民庆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鲍劲夫去江西井冈山参加一个“二战时期根据地史讲习会”，散会后，他便取道南昌，乘京广线的火车，先到湖南株洲；然后再由株洲改乘汽车，直奔湘潭。
　　从井冈山下山的那天，他就感到不对劲，开始腹痛，接着腹泻。当时，从井冈山通往南昌的公路弯弯曲曲，他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难受极了，也尴尬极了，不得不多次请司机停车，下去方便。为少给别人找麻烦，后来他干脆不吃不喝了。撑到湘潭时，已是心慌气短，直冒虚汗。走进了江南机器厂区的宿舍，才知道这个厂很大很大，职工很多，找个人太不容易。但他太想尽快地见到许民庆了，已顾不得身体的虚弱，旅途的劳累，在偌大个生活区里，东找西问，终于找到许民庆的住处：江南四村九栋十二号楼。这时他已经是三天三夜粒米未进了。
　　敲开许民庆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年妇女。不用问，鲍劲夫也能断定，她就是许民庆的妻子何碧霞。于是他强打精神，高兴地称呼道：“你是许嫂子吧？”
　　何碧霞听来人操着异地口音，又喊她“嫂子”，不免奇怪。
　　“我叫鲍劲夫！”他干脆自报家门，说，“我从安徽六安到井冈山开会，特地过来看望你们！”
　　何碧霞对“鲍劲夫”三个字显然已经很熟悉了，瞬间的愣怔，接着就一把抓住鲍劲夫的手，连声说：“鲍主任，是你！是你来了！你来了！”转身又忙去招呼在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媳，说：“这就是鲍主任，快叫鲍叔叔！”
　　说着，先进了屋，把已经很干净了的椅子，又擦了一遍，招呼着鲍劲夫：“你快坐！”就又手忙脚乱地忙着沏茶。
　　鲍劲夫被许夫人的此番盛情所感动。问：“民庆同志呢？”
　　何碧霞说：“他呀，又去上班了。”
　　那时天就已经很晚了，鲍劲夫好奇地问：“他晚上也要上班吗？”
　　“他呀，”何碧霞一听，开始数落起来。“他一天到晚就一个死心眼工作，就知道工作。现在厂里让他担任了设计超微型小汽车的责任工程师，家里什么事也不管了。上班就成了他的命。”
　　鲍劲夫从许民庆的信上已经知道，最近江南厂委以重任，让他负责设计的，是中国第一代超微型的小汽车。鲍劲夫为许民庆的这种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何碧霞听说鲍劲夫已经三天粒米未进了，就和两个女儿去准备饭菜，一边说道：“民庆一生爱搞汽车。从前想搞，不让他搞，现在让搞了，不知他有多高兴。有事没事，都呆在厂子里。”
　　正说着，推门进来一位老人。宽肩，浓眉，中等身材，一张方方的脸膛上像撒开了渔网似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鲍劲夫一眼认出：他就是许民庆。
　　鲍劲夫忙起身迎上去，主动向他伸出手，说：“你是——民庆同志？”
　　许民庆瞪大了眼睛，瞅着面前的陌生人。正要打问，忙在灶间的何碧霞，跑出来介绍道：“这就是你常说的安徽来的鲍主任呀！”
　　“鲍主任！”许民庆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鲍劲夫，走向鲍劲夫的时候，眼睛里已闪动着泪花。
　　两个神交已久的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饭后，他们开始了促膝长谈。鲍劲夫于是得知，徐向前元帅对寻找到了许继慎嫡子这件事，十分开心。这期间，他分别给湖南省委和江南机器制造厂党委，写来了亲笔信，指示他们要关怀、照顾好烈士遗孤一家。在皖、湘两省民政部门的帮助下，许继慎的烈属证，也由安徽省迁出，转到湖南，最后已经落实到了许民庆的名下。
　　鲍劲夫谈到许民庆小时候因为顽皮，在帮五舅看守果园时，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左臂。提及那桩往事，许民庆不好意思地捋起左臂的袖子，给鲍劲夫看。他说：“舅舅当时吓坏了。那一枪竟打成了骨折。原以为年纪小，慢慢会养好，舅舅全力抢救了，现在看来也没用，只是把骨头接上了。”
　　鲍劲夫注意到，许民庆的左肘确实已经变形，肌肉也明显地萎缩了。看着，看着，不由笑了起来。
　　许民庆不知道鲍劲夫为何突然发笑。鲍劲夫解释道：“土门店的老家人，怀疑你是许继慎的儿子。我那里当然有许多证据，但你左臂上的这个枪伤，也帮了你的忙，成为一个重要的凭据。”
　　谈到老家人的质疑，许民庆收敛了笑容，感到十分委屈。这时鲍劲夫就将汪氏，以及许希孟父子的故事，娓娓道来。
　　鲍劲夫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许民庆的妻子何碧霞也坐了过来，两人听得十分入神。这是他们想像不到的故事。但是他们相信鲍劲夫，相信鲍劲夫说的这些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是他们必须理解，必须铭记的。毕竟血浓于水啊。他们对许希孟父子两代人的不幸，感同身受；他们被汪氏——一个乡间传统女性的忍辱负重、深明大义所感动；还因为汪贤清和母亲谭冠玉一样地过早离世了，除去悲恸，还有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无尽的崇敬、痛惜和怀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鲍劲夫撰写的十二万字的《许继慎将军传》，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由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召开的“许继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六安九墩塘的烈士馆隆重举行。
　　这天，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以当年红一军的一个老战士的名义，同军内外各界代表一道，参加了大会，参加了许继慎铜像的揭幕仪式。
　　会后，他又和到会代表一道，驱车来到土门店，拜谒了许继慎将军的陵墓。
　　许继慎将军的陵墓，建在六安至霍山公路一侧的高岗之上，面向大别山人民创造出的治水奇迹——著名的淠史杭灌区工程中的淠河总干渠。正方形的墓园占地十亩，东、南、北三面，是一色赭红的围墙，上饰一层黑瓦，庄严而又肃穆。
　　踏进园门，迎面是一方高达两米的黑色的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徐向前元帅厚重苍劲的手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
　　碑后，是栩栩如生的许继慎的半身汉白玉雕像。雕像出自安徽萧县人——创作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刘开渠大师之手。
　　墓园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鲍劲夫，这天陪同大会特邀代表许民庆，拜谒了父陵。和许民庆一道从湖南赶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何碧霞，以及他的小女儿许志卫。许继慎家乡族人的代表许明祥，也应邀来到拜谒的队伍中。
　　当鲍劲夫把许民庆介绍给洪学智将军时，洪学智很动情地握着许民庆的手，关切地问：“这里还有你的亲人吗？”
　　许民庆亲热地拉着许明祥的手，说：“有。这里有我的叔伯兄弟，还有侄儿侄女，和侄孙。”
　　洪学智感情复杂地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在这里照个相吧！”然后，就独自在墓碑前伫立良久，一字一句细读着许继慎的生平行状。
　　他轻抚着碑石，嘴巴在无声地翕动。他就像面前的雕像一样，肃然而立，定定地望着碑石上“许继慎”三个字。
　　鲍劲夫静静地站在将军的身后，只感到热血沸腾。此时，他忽然想到的，是与许继慎同岁的徐向前元帅。徐帅已于一年前的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而许继慎，却永远地停止在三十岁，停止在这人生最美好的年龄。他永远一身戎装。他永远带着平静的微笑。就这样，守护在家乡的土地上，同家乡的土地一道，不老。

　　后记：本文参考了徐向前元帅，洪学智、王宏坤、吴昌炽、漆远渥、廖运泽将军，以及胡允恭、江皖白、区考、许挺等先生的文稿和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2010.3.21定稿于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