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霸道总裁的小娇妻完整:对话刘绪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23:59:37
对话刘绪贻
刘绪贻
武汉大学
校史研究会
口述史
文化
分类： 人文篇
美国人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说，口述历史就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相比较于正统的国家记忆和宏大官方叙事，口述史记录的则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是个体生命在大时代中的真实感受。这样的历史，更加精彩耐读，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自由撰稿人宋石男在一则书评中这样评价个人史：“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有历史。个人史是对大历史的一个反抗，也是一种补充。个人经历的小记忆，就像太阳下的一滴海水，依旧折射出太阳的全貌。尤其当个人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私人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文字，也因此拥有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
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13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那正是武昌首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之后中国历史新旧交替的一个动荡年代。193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教于武汉大学，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年近期颐的老人丰富、曲折、独特的个人经历，是百年中国发展脉络的缩影。1937年下半年，刘绪贻曾经短暂借读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1947年他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只身一人前往武大任教。1964年，因为50年代初院系大调整被迫离开武大多年的刘绪贻重返珞珈山，正式组建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武大。
为了保留珍贵的武大故事，为了收集独特的个人记忆，我们从九月初开始准备资料，在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的帮助下，和刘绪贻先生取得联系。9月24日下午，我和会长谭真真、学术部部长孙品前往武汉大学北三区刘绪贻先生家中拜访，从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愉快长谈三个小时。随后，由我和孙品两人整理录音文件，将其转化为文字。由于最近事务繁多，我抽不出整块并且宁静的时间整理长达三个小时的录音资料，直到10月4日凌晨4点52分，经过几个夜晚的挑灯奋战、反复听辨之后，我将最终的访谈文字稿发给刘老，烦请他审阅。10月7日中午12点41分，我收到刘老发来的邮件，他说：“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将你发来的口述历史录音文字稿作了较大的修改。”
现经刘绪贻先生授权，将全文略作删节发布。（我发给刘老的录音稿有14355字，刘老审阅修改过之后有13389字，由于部分内容过于敏感，不得不做适当删节，删去2765字，实属迫不得已，望大家见谅。）感谢刘绪贻先生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档案馆吴骁老师的指导，感谢谭真真和孙品同学的帮助，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在辛亥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武汉大学120周年华诞到来之前，将这位98岁老人的口述记忆留作一个历史的见证。
——序言
口述史第一期：对话98岁老教授刘绪贻
刘绪贻 口述 谭真真、胡耀、孙品 采访 胡耀、孙品 整理
校史研究会：您最早来到武大是在什么时候？对武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刘绪贻：我也考取过武大，我跟我老伴都考取过武大，那是1936年。因为当时我家里穷，所以我同时也考取了清华的公费生，到清华读书去了，那个时候没来武大。到清华读了一年。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二年级时我就到武汉大学借读。为什么借读？因为老伴在武汉大学，而那个时候政府政策可以借读，我就借这个机会到武汉大学借读，但是，我在清华二年级本来是想进社会学系的，但是武大没有社会学系，我就借读外文系，以提高自己外文水平，准备将来有机会时到国外留学。我到武大来了以后，我老伴因患病留在家里，没有来学校，结果我还是没有见到她。由上所述，我最早到武汉大学应该说是在1937年秋天，七七事变以后，九十月份吧。当时，我觉得武汉大学有山有水，花草树木茂盛，环境非常幽美，实在是个很适宜求学的地方，也适宜谈恋爱。
校史研究会：1936年，您投考清华大学公费生的同时，为什么同时参加了武大的招生考试？
刘绪贻：原因是，当时考清华，即使你不考公费生也不容易考取，你要考公费生的话，你报名的时候就要说明我要考公费生，因此你录取的时候，你的成绩就要在前百分之十五，如果录取一百人，那你就要在前十五名，你到第十六名他就不要你。所以非常之冒险。其次，当时武汉大学差不多是全国最便宜的一个大学。因为我家里穷嘛，如果考不上清华公费生就只有想考这个最便宜的学校，再加上我老伴她也考武汉大学，所以我同时考武汉大学。其实，假如我考取不了清华公费，我就是考取武汉大学，即使再便宜，我也读不起。不过，当时我还是考取了，而且发榜时我和老伴名字并排着，她的同学笑对她说：这是“天作之合”。
校史研究会：1947年夏，您回到中国，为什么选择前来武大教书？
刘绪贻：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留美的时候，我本来考取的是自费留美。实际上，我哪里有钱到美国读书啊，我参加留美考试，完全是挚友刘后利劝说的结果。考取后，有些同榜生积极想办法申请到湖北省的公费。所以我后来到美国读书，实际上是湖北省的公费支持的。不过，湖北省政府当时有个条件，就是将来学成回国以后，要到湖北省服务。所以我回国时，尽管云南大学、中山大学都邀请我去教书，而且任他们社会学系的主任，我都没有去。作为湖北省的公费留学生，我有义务留在湖北省工作。这是我到武汉大学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老伴当时在武汉市一个中学教书。
校史研究会：1947年9月，您来到武大经济系任教，担任副教授，“六一惨案”之后的武大校园是什么样的气氛？
刘绪贻：武汉大学当时的气氛，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很发展，进步学生的力量比较大，右派学生，跟着国民党走的学生势力比较小，但是斗争还是很激烈。
校史研究会：吴宓因为当时武大学生热衷学生运动，无心学业，对此极为痛心，他曾经在文学院布告栏贴过一个纸条，规劝学生：“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齐邦媛校友在《巨流河》中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作为当时一位进步教授，您怎样看待那时候武大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刘绪贻：当时我是很同情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原来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但是1946年，我思想转变了，我就逐渐倾向共产党了，所以我回来教书的时候，我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都完全是帮助共产党说活的，批评国民党的。我当时写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都收在武汉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本书的题目是：《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从导致国民党腐朽统治的较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角度讨论问题的，而且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国民党，文字也较委婉。我支持学生运动的实际言行，则更激进些。
但是有一点，我高中的时候是读武昌高级中学，这个学校当时的教学水平比较高，老师们大都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学生中出过不少人才。后来我又进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我受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准自由主义者。即使从1946年起开始倾向共产党，但是我还保留着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结。所以当时我虽然是完全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共产党有些做法我又难同意。比如说，当时学生闹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声势很大，我和大多数教授一样，都感觉到学生耽误学习太多，认为学生在学校不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到社会上怎么为人民服务？所以，当周校长女婿陈华癸(他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几位很有才学教授因为我在学生中的声望高到我住的地方要求我在他们写的一个劝学生复课的呼吁书上签名时，我明明晓得党不赞成我签名，但是我还是签了。由于这件事，我感到以后我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完全跟着共产党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校史研究会：您也觉得当时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也应关心自己的学习，不要太荒废了学业。
刘绪贻：是的，所以我就在劝学生复课的呼吁书上签了名，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应该签名的。
校史研究会：明年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60周年，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武大元气大伤，全国高校社会学专业也被取消，您被迫离开武大。社会学专业被取消时，您和您的同事是什么反应？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近60年前的那场院系大调整？
刘绪贻：那次院系大调整完全是跟着苏联走的，我不赞成，但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当时因为我诚心诚意地靠拢共产党嘛，所以共产党做的事情我一般都同意，即使有意见，也不会公开说，只是思想上反对。当然，我现在更是反对这种调整。不仅武汉大学，清华受的损失更大。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被取消，当然我不高兴，而且没有书教，但我也没有公开地反对。
校史研究会：谈谈您对周鲠生、李达、庄果、刘道玉等校长的印象。关于武大其他一些教授的印象和逸闻轶事，如吴于廑、韩德培、唐长孺、张培刚等。
刘绪贻：周鲠生我写了一篇文章，你们看到没有？
校史研究会：在网上没有找到，在校报上发表的对吧？
（注：刘老在书房里找出了那篇文章《怀念周鲠生校长》，原文发表于2003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报》）
刘绪贻：关于周校长，我在这篇文章里谈了。李达我也是很尊敬的，我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现在一时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
校史研究会：那篇文章看过了。（注：那篇文章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原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刘绪贻：庄果这个人，我的印象不太深，这个人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谈印象，我觉得他比较老实，基本上是个好人。刘道玉校长虽是领导，但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校史研究会：刘校长是不是也住这附近？
刘绪贻：他原来住在这附近，现在搬走了。我和他都有资格住四室两厅的房子。我现住的房子虽只三室一厅，但空气好、安静、少灰尘，所以我没有搬迁，他原住的房子没有我这房子好，所以搬走了，搬到两厅四室的房子去了。我们之所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大约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理想、抱负和生活志趣有些相似。我特别欣赏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志气。他不愿意做武汉市的市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前不久从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立场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地给清华大学写了一封信，写好后就发给了我一份。我拜读之后很钦佩，觉得非常中肯地指出了清华建立第一流大学当前面临的一些危机。作为热爱清华的校友，我很感谢他。但目前清华人做大官的不少，能否听得进他的金玉良言，我没有把握。
校史研究会：您现在还经常和他见面吗？
刘绪贻：见面的时候不多，有时候在外面散步的时候见到了。另外，有时互通电子邮件。
校史研究会：你们是不是也聊QQ啊？
刘绪贻：不是聊天，是发邮件。他有一次在北京读到我发表在香港出版的《领导者》杂志上的文章《愧对慎之》，当天就给我发邮件，说是同意我的意见，要走我所走的道路。尽管我们从事的事业不同，我研究美国史、世界史、社会学，他研究高等教育，但可以殊途同归。
关于吴于廑先生，我在《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中卷(注：根据我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本书应在2011年8月底以前出版，但他们因故到现在仍未出)第二章里面，全面地谈到了我和他的复杂关系。我感到很难写，因为我们既是好朋友，又有很多矛盾。有些老朋友劝我手下留情，不要说真话，或者说点假话。我认为要么不写，要写我还是要说真话。他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我对他的一些不像一个学者的行为都谈了。比如他对他的夫人刘年慧的态度。刘年慧也是我的朋友，自己为人很好，可称善良纯朴，不事贪求。她原来是一个中学的教师，因吴的关系调到武汉大学的外文系任教。但她的英语水平低，不能胜任，被学生赶了。所以她在外文系的时候，顶多只能勉强评个讲师。但是，当吴于廑成为副校长以后，他就把他夫人从外文系调到历史系，拉拢他的一批跟他走的教师，把他的夫人评成了副教授甚至教授。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很有愧于一个学者名份的。大家都这样看，但大家都不敢说。又比如，吴于廑和别人搞学术合作，有时他不让人家署名，窃取人家的劳动成果，这也很失去一个学者的风度。除这些缺点外，当然也应该承认，他还是有学问的，他的中文水平和英文水平都很高，他世界史研究取得很显著的成绩，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做人不能坚持原则。徐懋庸到武汉大学来了之后，好多自爱的教师都不和徐懋庸主动来往，但是他不然，所以徐懋庸提携他，让他做武汉大学教职员工会的主席，尽管进步教师们有意见，但徐懋庸他怎么说呢？他说，错误的东西，说一百次就成了正确的，尽管吴于廑一直到解放前夕还反对共产党，还说蒋介石学希特勒还学得不够，但是一解放以后他就变了，就装进步了，不过只要他装，他装久了就成了真的。徐懋庸说：“我知道他是个虚伪的人，但是只要他总是说共产党的好话，久而久之就成真的。”这就是徐懋庸的论点。
校史研究会：您对徐懋庸是怎样的印象？
刘绪贻：那是个很坏的人。我在中卷里面写了。我这里有一本武汉大学的人写的书，里面把他的一些丑态都写出来了。不仅如此，后来中南局、中央都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他调离了武汉大学。徐懋庸在武汉大学做的坏事太多了，而且他的影响也很坏。因为他特别“左”，他的“左”的遗风恐怕一直到现在还在。他不仅思想坏，道德品质也坏。
韩德培的儿子韩铁是我最好的学生。韩德培在解放前是我发展进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大分会的，是个好人，学问也不错，因做好事受到一些坎坷，但是后来有了地位、声望并受到学校尊重后，为了保持这些，便有点世故了。比如说，李岚清搞的大学合并，在我们背后私人之间谈话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但是后来学校要他公开发表意见，他又赞成。你一个学者，为什么说这种违心的话呢？又比如，武汉大学有个搞社会学的人，他把上海两个作者写的一本五十万字的书，删去写苏联的十万字和原作者的名字，用世界上不存在的一个出版社的名义，署上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后来，上海那两个作者发现了，就要告他。据说，他所在那个学院却有人给他出个主意，叫他到上海去行贿。传说他花了五十万块钱，收买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才没有告他。有些和他共事的青年教师义愤填膺，组织起来揭发这件事情，找到韩德培，请他在一份支持他们这种义举的文件上带头签个名。韩却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情你们的行动，但不便在这个文件上带头签名。这样，这个事情直到如今也没有被揭露，还鼓舞着另一些不自爱的人搞抄袭。
唐长孺也是我在解放前发展的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大分会会员，是个好人，他学问也做得不错，为人也很正派，但思想有点狭隘，不是很开朗。在肃反运动期间，他因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跟毛泽东的不同，他害怕，就在珞珈山上的树林里去上吊，幸亏被学生发现把他救下来了。
张培刚不仅学问做得很好，是武汉大学唯一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办事也很能干，是周鲠生校长的爱徒。他也是我解放前发展的武汉市新教协武大分会的会员之一，因为我是新教协武大分会教授支部书记，他帮助我利用新教协武大分会开展了不少进步活动，是比较得力的一个会员，就是有一件事我没有弄清。我发展他参加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大学分会的时候，我曾经问他的历史，他说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后来他入党以后，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组织上查出他不仅参加过国民党，还参加过反动的复兴社。究竟他是真正的忘记了，还是有意隐瞒。到现在我也不能绝对肯定，我只是假定他是真正忘记了。总起来看，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好人。
校史研究会：刘道玉校长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您“写文章还是很尖锐”，并且说“他在离休之后甚至都没有地方住”，这个“没有地方住”是怎么回事？
刘绪贻：原来教授的房子当然比较宽敞，当时我在1区住，两层楼都是我家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挤进了好像两三家，我家只剩下了一间大房一间小房，我有五个孩子还有保姆，大概他说的是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没地方住，就是住的很可怜。
校史研究会：当时是住在哪儿？
刘绪贻：在1区，现在的建筑设计院里。
校史研究会：十八栋是吧？
刘绪贻：是十八栋，我当时在那个地方住。
校史研究会：您当时住第几栋？
刘绪贻：好像是十五号吧。
校史研究会：您觉得那里好还是这里好？
刘绪贻：那房子不好，陈旧得很。
校史研究会：半山庐呢？您也在半山庐住过吧。
刘绪贻：半山庐是我初回国的时候，没有分到住房以前，我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时候我的老伴在武汉市的一个中学教书。我就一个人住在半山庐。吴于廑当时没有结婚，张培刚也没有结婚，还有一些夫人不在武汉的正副教授，都住在那里。当时的半山庐比较活跃。周鲠生校长有一种长远眼光，为武大的发展前途着想，他当时聘请了一批在国外学习得比较好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学人来校任教。这些人初来时大都住在半山庐，因为比较年轻，同学们把我们叫做 “baby professors” 。所以那个时候半山庐比较活跃。
校史研究会：您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西南联大都读过书，也曾留洋海外，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相比差距在哪里？
刘绪贻：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官本位的问题，我认为办大学一定要自主，要有自主权。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行政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不独立，没有自主权，所以很多事情受干涉、干预。我的一个小孙女，她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生，她就感觉到有时候很多事情不由她自己做主。这个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反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你们有学习、做学问的自由吗？
校史研究会：没有我们在高中想象的那么自由。
刘绪贻：现在恐怕还好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更厉害啊。毛泽东统治的那个时代，学生都是奴隶，老师也是奴隶，都是臣民，不是公民，我看你们现在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一些青年跟我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武汉大学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读课外书的时间多不多啊？我这个老头子，99岁了，我所知道的很多的一些书，上次问一些同学他们都不知道。我现在就发现武汉大学青年人当中阅读量、信息量大的学生比较少一些。现在我不晓得情况怎么样。
刘绪贻：我现在正在写我的口述史下卷，恐怕将来在国内都发表不了，只能到香港去发表。我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首先是在香港出版的，好处就是他没有删节，完全照我的原文印制。大陆版就是把第一章的开场白作了些修改，说是太尖锐了，不过也没有作原则性修改，就是把文气弄得稍微委婉点。
校史研究会：把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停止了以后您去哪里工作？
刘绪贻：社会学取消了以后，我没有书教，离开了武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武汉大学的实际统治者，是徐懋庸，我跟他两个人的关系不好，他是秘书长，实际上掌权，他要我做他的副秘书长，要领导我，我又不愿意让他领导，所以我就辞去了这个副秘书长。他后来就找到韩德培做副秘书长，结果韩德培后来被他打成了大右派。我在武汉大学站不住脚，解放前在武汉市搞地下党的一些个负责人刘实这时成了武汉市总工会负责人之一，他通过党的关系把我调到工会系统工作，搞了六七年，后来又调到湖北省高等教育部门工作，一共离开武汉大学十五年。
校史研究会：您觉得武汉大学一百多年了，哪段时期发展得是比较好的？
刘绪贻：我没有研究武汉大学的校史，不过我觉得反正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武汉大学还是很好的，它赶不上清华、北大、交通大学，但是也还是不错。周鲠领导的时候也还可以，但是解放以后就不行了，解放以后徐懋庸来把武汉大搞得一塌糊涂，只有李达、刘道玉做校长时比较好些。写《巨流河》的齐邦媛，她是到台湾才能够成器，她要是留在武汉大学，肯定写不出来这本书。
刘绪贻：易中天这个人你们怎么看？
校史研究会：现在是个大闻人。
刘绪贻：我觉得他很聪明，很能干，很会赚钱。但是他不是个真正的学者。
校史研究会：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刘绪贻：像李达，他是个真正的学者，像李四光，像闻一多，他们都在武汉大学干过的。李达、闻一多、李四光，甚至于像唐长孺，这样的一些人，这都是学者，比较纯的学者，还有李剑农，这些人都不错。从我们历史系来说，武汉大学没有出什么特别优秀的人才，武汉大学历史系做出成绩的人都是从外校来，从前杨人楩，后来吴于廑，我也勉强算一个，这些人都是从清华这些地方来的，都不是武汉大学培养出来的。现在来了个李晓红校长，大家的初步印象很好，但他能不能把武汉大学改个样，朝着第一流大学的方向开步走，现在还难预测。他来过我家，我跟他讲，要你大刀阔斧地按照办理想大学的方向进行改革，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你和武大都是现在整个教育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能自主。《读书》杂志不是有篇文章《蔡元培死了》吗？为什么说蔡元培死了？因为蔡元培那个时候是军阀统治的时候，他们当时争权夺利没有时间去管学校，所以蔡元培当时办北大能够自主，能够独立，能够兼收并蓄，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体制，被党和行政部门管得很死，你怎么能够把蔡元培那一套重新捡起来，所以说蔡元培死了。我只希望你能尽可能地进行改革，多打擦边球，先把广大教职员工极其愤恨、党和政府也能容允的不正之风消灭掉。
校史研究会：您现在是不是也不怎么做讲座了？
刘绪贻：不是我不做讲座，是环境、是政治气候不让我做，从前国家出了什么大事，湖北省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会都邀请我参加，现在都不邀请了。从前历史系有个女党总支书记姓王，她和我关系很好，但是她担心我讲话太敏感了，有一次我跟她讲，我想给学生作一次演讲，她却委婉地劝阻了我。你们看我的许多书稿和文章，都在上海、北京、香港发表的，在湖北省往往发表不了。除去《长江日报》外，我在湖北省只能够发表一些个一般的东西。武汉大学“左”的时候多。
校史研究会：李校长来了之后是不是稍微好点了？
刘绪贻：现在我还没有感觉，不晓得将来怎么样，你们感觉怎么样？
校史研究会：学校里面还是有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校园的基础设施，学生的宿舍……
刘绪贻：那是硬件啊，软件上有什么变化？
校史研究会：思想上？思想上我们觉得感受不出来有特别大的变化。
刘绪贻：学生思想在言论自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校史研究会：我接触到的同学思想还比较自由。
校史研究会：那您现在也不带博士生了吧？
刘绪贻：我根本就没有带过博士生。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啊，我是1964年重新回到武大历史系，当时吴于廑当历史系主任，他就要我带硕士生，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我当时认为，在外国史或者美国史这两个方面带研究生，应该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外文水平要能够听、说、读、写；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对于世界史或者是美国史这个专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定深度的掌握。当时我觉得我对美国史、世界史还没有比较全面的比较深入的掌握，所以我当时没有带。我一直等了15年的，到1979年我66岁时才带硕士生。等到我自觉可以带博士生的时候，教育部又有一个规定，说是过了70岁的人都不能够带博士生。我这个人很老实，我就听了它的话，没有申请。但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比我年纪还大，却仍然带了博士生，因为他们走了后门，找了关系。不过也好，不带博士生，我有更充裕时间自己做研究，就让我的儿子和学生去带博士生吧。
校史研究会：您喜欢带学生吗？
刘绪贻：我喜欢带，当然我喜欢带比较聪明，比较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的学生。我一共只带了15个硕士生。他们现在都很不错，像现在留在武大的赵林，还有韩铁，现在在南开，还有几个在美国教书。我唯一带过的一个女学生，她读书也不错，但是后来去做生意了，她现在已成为一个女富豪。因为明年我就满99岁了，几个学生想要提前给我庆祝百岁华诞，计划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大概要六万块钱，我这个女学生听说后，马上就寄来六万块钱，还说不够的话，再寄。
我这15名研究生，现在至少都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企业的经理，没有一个完全不行的。只有一个现在出了问题，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英语特别好，说英语的能力特别强。他如果循规蹈矩做学问，是可以作出很不错成绩的。但是名利思想太严重了，他总想花比较少的力量，有更多的收获。结果搞的很有名气，报纸杂志上经常看到他，他出的书近百本。但是去年出了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原来他是个“抄袭大王”。
校史研究会：请谈谈您对自己的学生赵林的看法和评价。
刘绪贻：赵林这个人吧，确实很聪明，头脑非常清楚，他是个捷才，他反应非常灵敏。但是在做学问方面，他不如我的另一个学生韩铁扎实。他现在是全国的名师，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武汉大学的学生认为，没有听过赵林演讲的学生在武大算是白过了。他确实会讲课，还有李工真也很会讲、很能讲。李工真做学问也不错，他第一本书是我给他写的序言。
校史研究会：那您觉得现在武大校园内，在人文方面学问做得好的老师，还有哪些人呢？
刘绪贻：我现在不太熟悉，我接触太少了。
校史研究会：冯天瑜呢？
刘绪贻：冯天瑜跟我倒是很熟。他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我觉得这是目前讨论这个问题的一本最有份量的书，很值得一读。他研究辛亥革命，也是有独到见解、超越前人的成就的。但他从前提倡的“元典”精神，我却不感兴趣。呵，对了，冯先生还会画漫画，他曾给我画过一张漫画像，挺有意思的，哈哈。
校史研究会：费孝通曾经对你说，爱情是暂时的，学问才是永久的。当时您没有听他的话，选择了爱情。而且很多时候，当事业与爱情发生冲突的，您基本上都选择了爱情。您觉得现在大学生应该如何处理爱情和学业的关系？
刘绪贻：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家里很穷，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所以我进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比一般的人晚。所以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快28岁了，28岁，我当时除了我这个老伴之外，没有其他的对象，所以当时没有听费孝通的话。现在我也不失悔。当然，我要是跟着费孝通，就主要搞社会学了。不过我现在感觉，我现在这种为学做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当然，如果现在让我对一般的青年来提建议的话，那还是应该，在处理爱情和学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应重视学术，不要学我。你们现在幸福啊，你们现在都是6岁就进小学了，到大学毕业也不过才22岁，所以你们现在，我觉得还是应该首先重视学术。
校史研究会：对于现在的武大和武大师生，您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寄语？
刘绪贻：尽可能、尽力之所及，能够摆脱党和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控制，自己作主。这就是我对武汉大学的主要期望。我们要争取自主权。周鲠生当年做校长的时候，在这点上做的是很不错的。他在那个时代也不能完全不听蒋介石的话，但是他是尽可能地摆脱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控制，对他这一点，我就觉得很不错。现在我回想，当年解放初期建立新的武汉大学时，政府曾征求我们进步师生的意见，当时我们的思想都有点过“左”，在周恩来提议新武汉大学继续让周鲠生当校长的时候，我们都反对，现在看起来这是错的。如果当时还是由周鲠生来领导武汉大学，而不是徐懋庸来领导武汉大学的话，那武汉大学比现在会好得多。所以从现在来看，我就希望武汉大学能够尽可能地，只要能够做得到，就摆脱党和政府的领导，自主地办学，尽量地让教师和学生有学术研究的自由。这就是我对武汉大学最殷切的期望。
校史研究会：但是能做到这点不容易，有很大的阻力。
刘绪贻：是不容易，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尽力而为。
校史研究会：好多学生都不同意现在武大的这套官本位政策，但是也没办法。
刘绪贻：是呀，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看你们自己将来走一条什么道路。
就说我吧，解放的时候，全国的大学教授当中当时跟着共产党走的，全国只有两个人，除了我以外，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个。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个事件，中央统战部打了一份电报给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让其建议我做民主促进会中南六省两市的筹备委员会的主任。那个官还是不小啊，我没有干。我为什么不干，后来我想，如果我要是想做官，想向上爬，我当时就应跟着徐懋庸，我就做他的副秘书长，听他的话，因为我当时是武汉市地下党一个正式外围组织的负责人，那么就会超过吴于廑、何定杰等人，什么教务长、副校长之类的官职，便会很轻易地拿到手。但是我又想，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喜欢做这样的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样子的一个人没有尊严啊。所以我就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从学术研究中做出成绩来，得到社会的承认。
走这样的道路，也确实比较难，要下苦功。实际上，后来在自己真正能掌握自己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我是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日的。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年按照规定两个星期的休假我都没有利用，我确实劳动很认真，而且一步步试探着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所以能够稍微做出一点真正的学术研究成绩来。做出这些成绩以后，由于邓小平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结果社会上的部分学术界、出版界也有一批人愿意而且敢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追求真理，支持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不光做臣民，光做听话的人。所以我的著作也能找到出版的地方。而且首先支持我的这些个人，他们都是右派。你看我与人共同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它的责任编辑是一个右派；我主持的第一部大的译著，《1900年以来美国史》（上、中、下3册），责任编辑也是个原来的右派。
所以我现在觉得，同学们如果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做一个追求真理而不做臣民的人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还是有路可走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和机构比较复杂，有很“左”的，也有些很开明的；这些开明的可以支持你。但问题就在于你自己所下的功夫了，你得真正地在学问上做出一些成绩来，得到社会上的承认，才可以站稳脚跟，堂堂正正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