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斗西游2金色套装兑换: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轨迹

——基于10次全国党代会的分析

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开辟于党的八大；曲折徘徊于九、十、十一大；发展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十二、十三、十四大；进入世纪之交的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在十五、十六、十七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继承性，系统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二是时代性，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地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三是曲折性，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曲折到成熟有着一个过程，也体现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认识上的高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党建设理论    全国党代会    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思考，在建国前就开始。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在实践中必然要面对着各种新问题，因此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不能不思考，当然只是还没有上升到执政党建设理论。而且，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在全国执政已不是遥远的未来之际，党对于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显然是有相当思想准备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讨论，毛泽东在建国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以后，执政党的建设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由此逐步展开，并发展为具有一定形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一、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开端——党的八大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执政党问题的理论思考十分强烈，并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执政党概念及其意识也开始提出并形成。1954年，周恩来在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从党的地位的变化来分析这一事件的原因及危害，最先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他说：“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1]（P.119-120）根据现有的文献，周恩来还在1963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提到“执政的党”他说：“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2]（P.422） 执政党意识是执政党建设的逻辑起点，在理论上首先表现为“执政党”概念的确立。苏共20大后，毛泽东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进一步放眼世界，提出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问题”。[3]（P.333） 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执政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当时，党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集中在防止腐化变质和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上。

这一时期，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系统总结和概括主要体现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八大的最主要贡献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4]（P.115—116）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一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5]（P.396） 但确定了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虽然没有提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到执政党，但工作重心的转移、历史任务的变化表明党对自己的历史方位有了新的认识。

八大阐述了执政条件下的群众路线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邓小平在八大做修改党章报告时，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执政党的地位还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6]（P.214） 根据执政党面临的新情况，系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队伍就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7]（P.218） 并把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

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8]（P.636）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还对加强党内外监督问题做了说明。他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的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9]（P.215） 同时还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强调：“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10]（P.235）

    八大还在党的制度方面作了不少相关规定和改革。八大党章除了规定全国党代会的职权、选举、程序等外，还着重规定全国党代会的常任制，规定“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同级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党的常任代表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经常征集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等等。八大还指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县级以上各级党代表会议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各级党的委员会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是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11]（P.402—403）八大开会期间，周恩来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向他谈到这一新改革的意义时说：“根据我们党章中新的规定，党的代表将变成为期五年的常任代表，像我国人民代表一样。党的代表将有可能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和经常监督党中央的工作，扩大民主的基础。”[12](P617) 八大在毛泽东提议下，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是八大对党的领导制度做出的又一项重要改革。这样中央主席和中央总书记就可以进行分工，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则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对分离才有了实际的可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八大党章中，还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新规定。这个规定写入党章，就意味着毛泽东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从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是毛泽东酝酿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即使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思考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一思考既有自己7年执政的经验总结，也有苏联共产党执政教训的吸取，还有大胆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制度和形式。因此，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探索可以视为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重要成果和良好开端。但是，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认识问题，这种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也就只能达到什么程度。八大时，党执政只有七年，只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还没有经受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发展的教训，而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教训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经验。同时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全能主义”、领导一切的体制在建国初带领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掩盖了大量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还未充分暴露，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而不是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反映在认识中，就是对执政党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缺乏整体性把握。例如，八大虽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变的战略方针，但是当时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并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在国内外形势发生突变时，就容易发生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动摇。再如，当时初步提出的一些好思想也没有找到制度作载体和保证。以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和个人崇拜为例。八大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没有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对党中央内部的民主生活，仍然缺少制度上的保证。而个人崇拜在我国有长远历史，是顽固的习惯势力，在缺少制度防范和思想警惕的情况下，它很容易复活和发展，当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坚持民主作风的时候，它的危害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正是在这时，正确的维护领袖威信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混淆在一起，认识上的不足和制度上的缺陷被掩盖起来。一旦领导人骄傲和专断起来，情况就变得十分危险。这表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异常艰巨的，不仅要提出科学的认识，还要把这种认识变为全党坚定的共识，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理论创新带动制度创新，把理论创新的成果落实到制度上，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艰巨任务。

二、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中的曲折徘徊——党的九、十、十一大

八大以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走了一条曲折发展道路，时间长达20余年，产生了严重后果。这段曲折之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党的九大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快三年之际的1969年4月召开的，距离八大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实际上已经推翻了八大的规定。这次会议是对50年代末以来的“左”倾错误的总结和肯定。林彪宣读的由张春桥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错误地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定“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而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出发，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一方面，把八大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作为正确的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把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和积极成果，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13](P807)

九大的政治报告一个核心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并认为“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九大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作了歪曲的阐述；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而且砍掉了党员权利的规定；并违背组织原则在党章中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4](P.62) 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其指导下的党的建设问题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

党的十大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7年，林彪事件爆发快两年之际于1973年8月提前召开的。本来在林彪事件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努力批判极左思潮，不断对国民经济调整和整顿，并加快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然而这一切都会涉及到“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允许有任何怀疑。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编辑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的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7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中，认为王若水的看法不对，并说极左思潮少批点吧，批林要批极右。毛泽东的意见很快传达到全党全国。此后，不许再批极左。[15](P.354) 本来，林彪事件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大可以吸取“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教训，纠正九大的路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正确的方向。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在毛泽东批准的张春桥起草、周恩来宣读的政治报告，继续肯定九大的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报告提到，“林彪反党集团得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告没有正确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却把批评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这样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只能是“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16](P.877) 对执政党的建设在理论上也就毫无建树。

党的十一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年，并遭到彻底破产，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8月举行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有进行多次。显然，这次大会尽管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党在经历了粉碎林彪集团和周恩来批极左取得的成果，以及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巨大成效和粉碎“四人帮”；可是党内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根深蒂固，加上当时主要领导人自身的因素，不可能也无力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辟执政党建设的正确道路；因此，这次大会依然高度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依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因而，这次大会未能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执政党建设理论依然不能突破，处于停滞徘徊中。当然，这次大会，党内不少同志已经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再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做的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7](P.413) 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实现拨乱反正的关键，在他的倡导下，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推进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发展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曲折和徘徊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党的建设角度来看，客观上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主观上是我们党长期“左”倾，思想僵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全党来看，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经验主义在处理执政条件下的新矛盾、新问题时，仍然沿用夺取政权时的旧观念和旧方法，从而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思想，易于导致党内斗争扩大化。教条主义则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因而容易被接受。具体来说：一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态度有时并不科学，理论和实际脱节；二是对执政党方位的变化，尽管现实中已经看到，但思想上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新形象没有进行足够的新的探索；三是习惯于战争年代党的建设模式，往往把夺取政权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执政党的建设规律当成一回事；四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缺乏制度保证，在某些重要历史关头，往往是党的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可以改变全党的决定。尽管如此，全面地看，历史地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对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三、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新飞跃——十二、十三、十四大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转折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的时代背景，经过充分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拨乱反正，促使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迎来了改革的进程。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也有了理论上的飞跃。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18](P.276)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自身建设这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是确定了党的建设目标，即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二是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三是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新思路，即走出一条不搞群众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这次大会对执政党的建设做了全新的理论概括。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19](P.3) 这是执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系统清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全面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初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即，“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并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十二大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地提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大会制定的新党章，彻底清除了从九大到十一大所制定的党章中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并且适应新时期的要求，重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方向、任务和组织原则等。新党章进一步明确全国党代会的职权，规定召开全国党代会的程序、规则，确定了它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同时改革了中央机构的设置。新党章还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而不设主席，规定在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老同志的作用。[20] 十二大及其制定的新党章，奠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基础。

十二大以后，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始终按期召开，及时研究和决定党的事业中的最重要问题。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和干部新老交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十三大前，于1985年9月还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胡耀邦在开幕词中对召开这次会议做了说明：“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所以决定要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1] 这次大会在执政党建设上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赵紫阳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里，强调“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要“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22]（P.303—304）大会强调执政党要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两大考验。要做好经常性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更加重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例如：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产生的办法，修改后的条文，更加明确地规定和突出了要用差额选举的办法来选举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各级委员会，能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党内选举，相对于过去长期实行的等额选举来说，这是对党内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修正案》对有关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特别是讨论决定重要问题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条文，突出了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增加了党内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的内容。《修正案》增加了一段关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问题的条文，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有利于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把党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忽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的现象。《修正案》对企业和不同领导体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之，十三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路子；实现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突破。

面对变幻的国际风云，回眸改革开放14年的征程，党的十四大于1992年10月召开。江泽民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案体现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精神，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做出了三大回答：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执政党建设上，十四大标志着我们开始具有自觉的执政意识，并在理论上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大致的框架。报告在明确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前提下，阐述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五个方面任务。正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对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作的权威性概括和说明。《决定》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关于进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等方面，都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3]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四、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十五、十六、十七大

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中，如何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质”？我们党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考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在执政党建设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比较系统地阐述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内容的十四大之后的十五大，更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到了十六大，决定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也记录了我党开创、探索、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执政党建设理论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充实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推进改革创新，同时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获得丰富的理论成果，然后将这些成果吸收到党章中来，成为党的法规制度。从党的作风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到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从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到带动人民民主等等，都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较为规范的党内制度体系，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也在党章中体现了党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成果。

世纪之交的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召开。中国共产党要怎样迈入新世纪？江泽民在大会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报告。十五大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24](P.4536) 党的十五大还从党的历史任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十五大报告党的建设的这一部分的论述不仅吸纳和包容了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基本精神，而且从面向新世纪的大视角，总结多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来的新鲜经验，表达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这一主题，对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做出了战略性部署。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力求符合工人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展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依法执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吸收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入党；党的基层组织要围绕大局，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斗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5]（P.49—56）等等。这些思想观点的特点是，以对党的性质的概括为核心，以执政为民为出发点，包含有党的功能、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党与法的关系、党与政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不仅涉及到一般政党建设的基本点，而且更具浓厚的执政党建设的新特点。江泽民在报告里提出的“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思想，被写进党章，后来还写进了宪法。执政党建设理论有了新的突破，中国共产党扩大了执政基础，强化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十六大还正常履行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交替程序，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接班制度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大于2007年10月召开。十七大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且写进党章。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指明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途径，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核心价值导向，提出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章总纲还增写了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这一切使执政党建设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6]（P.49—50）十七大关于执政党建设论述主要特点是进一步加深了对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具体表现为：第一，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是对党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一个回应。执政党自身建设要围绕提高执政能力来展开，因为执政党如果执政能力不符合时代的需求，执政党的地位是终归要丧失的。把执政能力的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贯穿执政党建设的主线，是有它特定时代意义，也是改革开放深入到一定阶段必然提出的结果。第二，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成果，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三，提出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对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个深化。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则代表了党的全部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把党的宗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提升到一种最高价值终极价值的层面看问题。也由于以人为本这样一个价值观导致党的建设、党的政策、党的方方面面工作都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第四，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执政方式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实际就是从当年邓小平提出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引申到执政方式的问题。第五，提出了我们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必须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六，提出了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且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党内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进党务公开、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常任制，重大问题票决制等等。第七，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主线，深刻阐释了党的先进性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特征，而且体现了先进性建设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意蕴和内在规定性，从而把实现党的有效执政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目标统一起来。[27]（P.50—55）可见，十七大在系统总结和科学概括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形成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执政党建设总体思路和总体布局。

五、执政党建设理论探索和发展轨迹的特点

综上所述，执政党建设60年的探索及其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有着显著的中国印记，简单说有三个特点：

一是继承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根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科学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既是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又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奠定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从反面提供了教训。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创立，标志着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构成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重大问题的论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自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深化，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执政党建设理论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二是时代性。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映时代变化，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发展，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与时俱进的品格。这也就表明，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执政党建设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执政党建设重要思想及其理论也是要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的最新认识，同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新起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新世纪党和人民的丰富实践为动力，中国共产党必将把执政党建设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三是曲折性。执政党建设规律及其理论的探索本来就不容易，而且还有人认识上的差距，还有我们制度上的欠缺，还有实践的不足，有时候就会出现曲折。实际上，在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轨迹中我们看到曲折；看到了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渐的探索到执政党建设的一些规律；而且至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执政党建设的所有规律，我们只能说我们初步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可是曲折性不能够阻挡历史发展大的规律，不可能阻止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防止实践走进岔路、防止理论走进误区，重走历史错误的曲折的道路，就必须依赖于我们思想路线的正确，依赖于组织路线的正确。上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训。这个表明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仍然在探索中，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还不能因为目前执政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执政党建设理论上有所突破多有成果就躺在功劳簿上。显然，我们既要吸取自身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样也要吸取世界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经历了6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执政党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总目标、指导思想、根本宗旨、价值取向、基本方针、主线、总体布局、推进动力、发展途径等，是一个科学、完备的体系。但是，这个理论永远不可能完结；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还将继续发展，随着时代的进程还会提出了新的课题。例如：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问题，如何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问题，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要求，真正做到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等问题，都要求全党继续努力、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当然，最终要通过全党共同努力，在执政党的建设中，继续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党要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实践科学发展观、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样，党就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果真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执政60年后，继续执政若干个60年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释：

[1] [2] [12]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6] [7] [9] [10]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15] [17] 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8]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3] [1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党的十二大的主要历史贡献[DB/OL].http://www.cctv.com/news/

china/20010702/234.html

[21] 继往开来，再展宏图[DB/OL]. http://www.hybsl.cn/zzlx/jh/2007-02

-13/292.html

[22] 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第一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2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DB/OL]. http://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01.htm

[24] 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第五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2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