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神灵怎么加点:中美打貿易戰 全球將重感冒

文：林建山博士

中國自改革開放並與美國建立正常貿易夥伴關係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就一直存在四大摩擦：貿易數量失衡之摩擦、貿易金額失衡之摩擦、戰略性貿易結構失衡之摩擦，以及知識技術貿易之洩露與侵權摩擦。就在這些摩擦之不斷累聚惡化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爭，終於由代表貿易價格的匯率戰爭開打啟幕，確有其長存結構性之落差必然。

匯率戰打響了第一槍

美國時間2011年10月11日週二下午，美國國會參議院(Senate)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與中國的強烈警告，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該法案旨在針對那些美國認為蓄意干預擾亂其本國貨幣匯率水準的國家施加壓力，主要內容就是要求美國政府對所謂「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夥伴，徵收懲罰性關稅，根據該法案，美國政府將把這一類壓低匯率的行為的國家及其商品，納入徵收所謂「反補貼」關稅的範圍。反補貼關稅是美國政府對其認定為受到不公平政府補貼的進口貨物，所強制徵收的一種關稅。由於法案具有高度針對性，各方咸認是旨在懲罰中國政府之壓低人民幣匯率的一項「專屬」法案，因此，也被各界暱稱是「制裁人民幣法案」。以致此項法案一通過，立刻引起中國方面的反彈，警告聲稱，這一法案可能令全球經濟陷入類似上世紀30年代的那種蕭條狀況。一旦該法案獲得眾議院支持，並被美國總統簽署，就將成為法律，屆時將會對中美貿易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中美貿易戰看似劍拔弩張。
民主黨主導的美國參院輕鬆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幾名共和黨議員也投了贊成票。不過，如不做任何變通，則該法案可以在眾議院被通過、並在短期內成為正式法律的可能性，一般推斷認為會相當低；白宮(White House)對該法案是否會被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為違規，也提出了質疑。目前，這項法案在得到參議院批准後，還需要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並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後，才能正式成為法律。一般預料，這項法案目前得到的表決結果，可能會遭到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阻撓。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們一直聲稱這項法案十分危險，迄今仍然拒絕為眾議院全院表決設定日期。但貿易專家認為，該法案最終很可能以某種變通形式獲得通過，時間或許在明年初，當美國大選情勢底定之後。
針對這項匯率法案，中國自然無法忍氣吞聲，不僅在輿論上運作激烈反擊，中國央行還大幅下調人民幣匯率指導價，並警告說該議案可能阻礙進一步匯率改革；不過，中國央行的鳴槍警告，並不會改變人民幣繼續升值的方向。
為何美國會一直咬著人民幣匯率不放的原因是，自2005年6月中國啟動匯改，人民幣首次與美元脫鈎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上升30%，2011年首三季累計升值幅度近4%，鑒於中國通貨膨脹率較高，人民幣實質升值幅度，應該比當下看到的名目數字還要更高。
麻煩的是美國企業界普遍覺得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還不夠，認定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美國民眾對人民幣的怨怒也越來越明顯加深，白宮政府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了40%，使美國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也有部分美國人比較理性，不會單純認為人民幣升值就可以縮減美國貿易逆差，反而認為是美國過度依賴金融業和將製造業轉移海外，導致產業空心化，製造不出全球市場需要的產品來，因此而訴求美國海外投資企業，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的企業，能夠大量回流美國。
2005年7月中國匯改，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0%，從8.2765元上升到8.1100元，同時改了一個匯率制度的框架，將單一盯住美元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機制；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升值30.2%，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3.5%和23.1%。2011年第三季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加速，在美國參議院投票前達到6.3483，在短短兩個月之內升值達0.62%，較2011年初之升值超過4%。不過，中國20家主要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對2011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預測均值，為6.2944，顯示在可見未來仍有繼續升值空間。
歐巴馬一向被指責未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採取強硬路線，隨著美國總統選舉逼近，態度也開始改變，未明顯表示將否決這項議案；儘管共和黨在傳統上傾向於支持自由貿易，但準備參選的共和黨代表，批評中國的措辭也在最近變得更加嚴厲，人民幣匯率調升問題，顯然已經成為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一大議題。

貿易摩擦 早生勃谿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先進國家，也是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是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也是世界工廠兼世界大市場。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兩國貿易關係一直遞速發展，由於兩國在經貿領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美貿易額成長迅速。美國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中國也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成長最快的出口市場。
然而中美貿易關係在這30間跌宕起伏，貿易糾紛與摩擦不斷。非經濟因素對兩國的經貿關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時而發生兩國間經濟、政治的對抗與較量。可以說，經濟問題政治化，已成為中美經貿關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美國實現了對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意味美國將終止實行了20多年的對中國貿易之年度審議，為中美兩國的貿易發展，開闢了更為廣闊的前景。2011年1月25日胡錦濤訪美，中美兩國元首在會見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一共出現了兩個關於中美關係的表述：一是中美經濟夥伴關係，一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相比以前提出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贏」，該一界定不啻是如實反映了當前中美經貿關係的現狀。但是，這並不意味後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時代中美雙邊貿易關係就沒有障礙。逐年倍增的巨額中美貿易逆差，漸漸成為兩國貿易摩擦的焦點，並有使矛盾擴大和延伸的趨向。
從2009年開始，中國就已經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2000年中國是美國第十大出口市場，2009年中國就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因此，對於美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國就業率來說，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過去的30年，中美雙邊貿易空前的躍進發展，從1979年正式建交時的23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500億美元(預估)，幾乎擴張了將近 200倍。此其間中美兩國曾多次瀕臨「貿易戰」的邊緣。
第一波大衝突是，1983年1月，中美談判未能就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對中國的限制措施。中國政府回應強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國進口棉花、大豆、化纖的新合同，並削減從美國進口小麥、大豆等主要農產品。這場衝突的背後，實際上是美國紡織業與農業利益的衝突，美國紡織業力主限制中國輸美紡織品的數量。最後，在農業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美國政府緩和了立場，並最終解決爭端；但是，中國仍然減少了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的數量。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同時放鬆了對中國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彌補農產品貿易減少的損失。
第二波大衝突是，進入90年代以後，中美圍繞最惠國待遇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經貿衝突。老布希政府以及後來的柯林頓政府，為了保住對中國最惠國待遇這一兩國關係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經濟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滿足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勞改產品的出口、市場准入、紡織品轉運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問題。中國給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達成了勞改產品出口、市場准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雙邊諒解備忘錄。在談判過程中，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兩次威脅制裁，公布了高達10億美元的制裁清單；中方也不甘示弱，同樣公布了等額的反制裁清單。中國的反制裁行動，促使美國國內反對兩國貿易戰的利益集團出來說項、滅火，終致沸沸揚揚的貿易戰，因兩國及時達成協定而熄火。
第三波大衝突是，2002年，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策略性抵制美國對鋼鐵業的保護措施，引起美國當局對中國的極大不悅。2002年4月，小布希政府發動了301條款的「臨時保障措施」，對來自歐盟、日本和中國等國的鋼鐵，徵收臨時性附加關稅。中國與歐盟等各方積極協調立場，把美國告上了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WTO最終裁定美國作法違反自由貿易有關規定，促其限期撤銷決定。
第四波大衝突是，隔開五年之後的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從2007年夏天開始對從中國進口的銅板紙（主要用於雜誌）徵收10.9%至23.5%的反補貼稅。此舉是對2006年10月俄亥俄一家紙業製造商提出的補貼指控的回應。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此一事件顯示美國政府既往23年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使用反補貼稅的貿易政策，出現重大轉變。這也是2007年2月美國商務部公布美國2006年貿易狀況以來，首次針對中美巨大的貿易逆差所採取的巨大舉措。這一波大衝突之摩擦，有其積極的一面：可以充當減壓閥。反補貼稅對中美貿易額的影響，其實非常有限，但却有助於紓緩美國製造業對中國出口愈演愈烈的緊張氣氛。
第五波大衝突就是，最近這次爆發的中美貿易摩擦，美國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2月11日宣布，美方就兩起針對中國的案件，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設立專家組的請求，中美之間勃起的新一輪貿易摩擦，乃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外媒普遍認為美國此舉的意圖仍為施壓中國開放市場並解決匯率問題。據悉，美國曾在2010年9月14日就中國電子支付服務措施案、對來自美國的取向電工鋼雙反措施案兩個案件（即反傾銷與反壟斷之雙反），向中方提出磋商請求，並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式。中方隨後與美方進行磋商，並對美方執意將兩個案件推進到專家組程式的做法表示遺憾。
美國2011年2月11日要求WTO專家組裁決針對中國的訴訟，引起了外國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華盛頓郵報》認為，美國推進WTO裁決程式的主要目的，仍是促使中國為外資企業提供更為開放的市場，同時對中國所謂的「人民幣匯率操縱」問題，進行正式大規模施壓。美國商務部資料顯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2010年達到了2,731億美元，比2010年成長了20.4%，而歐巴馬政府的舉措，剛好發生在該資料公布之後。近幾年來，美國將中國訴之於WTO的頻率逐漸提高。WTO通常會在提請訴訟的12到18個月之後才將裁定的最終結果公布，這兩個案件的結局還難以預料。
為什麼美國要頻繁發動貿易摩擦呢?
美國不斷挑起貿易摩擦，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經濟超強，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和全球經濟成長的原動機，有實力在國際經濟事務上採取「單邊主義」，製造貿易摩擦，往往是為了自己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二是美國國內法鼓勵利益集團參與對外貿易決策過程，不同利益集團有權要求政府採取各種保護措施，包括對國外所謂「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調查，直至啟動制裁程式。美國每四年一次的大選，為利益集團之干擾對外經貿政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美國大選年前後，一向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瞬發期和高發期。
美國經濟的狀況，通常也會影響其發動貿易摩擦的方向：當美國經濟景氣時，採取的貿易制裁或威脅制裁相對較少，如柯林頓主政的8年，美國經濟連續100多個月正數成長，採取了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政策，柯林頓更排除反對勢力，促成中國「入世」的雙邊談判，並給予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國經濟始終處於景氣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護主義壓力明顯上升，美國勞力密集型產業要求保護，小布希尤其對中國經貿政策，明顯注入了相當多的摩擦和衝突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關係，也直接影響美國對中國貿易的政策：中美戰略關係影響政治關係，政治關係又影響經貿關係。80年代，中美處於對抗蘇聯的準盟友之間的蜜月期，中美之間的經貿問題，即使有了衝突，也顯得容易調整，比如，1983年激烈的貿易衝突，結果卻迎來了雙邊經貿關係的突破發展；進入90年代以後，貿易摩擦驟然增多，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大環境變遷，美國認為，冷戰的結束，中國已經喪失了可加以利用作為對抗蘇聯的戰略價值。
中美貿易發展的形勢，也有直接的影響：80年代中美雙邊貿易規模還很小，中國商品的進口，對美國國內產業並不構成太大威脅；但是，90年代雙邊貿易飛速發展，美國國內一些產業在量質兩方面同時感受的衝擊，大大增強。特別是，美國對外投資、業務外包(outsourcing)和產業外移的步伐加快，引起勞工界和勞力密集型產業的普遍恐慌。儘管許多產業並不與中國進口產品直接競爭，但是，對中國產品仍然抱有高度的懷疑和敵意。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不斷擴大，正好成為攻擊美國海外投資的最佳口實。1998年以來，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按照美國的統計數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2002年首度超過1,000億美元，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五分之一，而最近美國商務部資料顯示， 2010年全年出口16.6%，達1.83兆美元，但進口成長則達19.7%，使全年貿易逆差推高至4,978.2億美元，報增32.8%，創10年來最高增幅，對中國貿易逆差，尤其締造了2,730.7億美元的新高紀錄，不到十年之間，暴增了將近三倍之多。為達到美國政府設定的到2015年出口倍增到3.14兆美元的目標，出口額每年需成長15%的目標應可達成，但對中國的龐大貿易逆差，卻因此也成了歐巴馬政府的一大痛腳。

歷史經驗效應會再次重現？

在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進行法案表決之前數小時，中國官媒新華社正式發表文章，進一步加大了對《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反對聲調，警告美方在擬議制裁人民幣法案時，可千萬不要忘記 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實施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斯霍關稅法，在歷史上一向都被普遍認為是當時加劇了世紀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最關鍵性變數之一。是否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也會是帶給美國經濟社會二次大衰退的火藥，當然是值得美國眾議院諸公與歐巴馬總統的智慧思索的。
不過，在世界能源危機期間前後，美日兩國之間由匯率引發的貿易戰，或許更值得中國借鑒：美日貿易戰，是亞洲國家與美國貿易戰而引申成為全球性貿易戰的典型例子，在當時也是先由匯率戰所引申出來的貿易戰。
貿易戰結果：日本簽廣場協議。
戰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崛起，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棉織品市場，日本對美國輸出的主要產品為生絲和絲織品，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從負到正。1959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逆差僅為5000萬美元，到了1965年，日本對美貿易第一次出現了5.9億美元的順差，但這一年是日美貿易的分水嶺。
最終美國坐不住了，美國政府對日本實施了出口限制，當時，該一手段暫時緩解了美日棉紡織品的貿易摩擦，這也是美日之間的第一次貿易摩擦。
到了1985年，日本已經從美國的一個「小老弟」，成為美國在國際經濟上的強勁對手。這一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競爭力的快速成長是美國工業的最大威脅。在許多產業領域，美國只能採取一些非市場措施來減少日本的威脅。
此時，由於日本對美國出口在其他領域也不斷加大，日本經濟飛速成長，美日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從最早的棉織品，到後來的鋼鐵再到汽車。雖然當時美國政府不斷要求日本限制自主出口，但根本無法緩解美日兩國的貿易問題，日本貿易順差仍在不斷加大。
最終在1985年9月，日本簽訂了讓日圓大幅升值的《廣場協議》。這一協議簽署後，日圓對美元升值，導致一方面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被削弱，另一方面，日本的財富大幅成長，並出現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熱潮。就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日圓兌美元匯率從240：1升至120：1。隨後，日本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也在銀行的推波助瀾下產生巨大的泡沫，日本經濟呈現虛假的繁榮，股市直沖向4萬點，最終導致了日本的經濟崩潰。
縱觀日本經濟近30年來的發展，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一個轉捩點。有分析指出，廣場協議後，受日圓升值影響，日本出口競爭力備受打擊，經濟一蹶不振了10幾年。
借鑑意義：日本做法成為中國抗拒美國的論述基礎。
美日之間過去發生的貿易戰，對於當下中美貿易戰，或許具有若干層面的借鑑意義。
目前來看，按照程式，《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成立，還要經歷美眾議院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兩道門檻。最壞的結果是，美眾議院通過，歐巴馬簽署，法案生效。若如此，中美雙方勢必不可避免地確定要爆發大規模貿易戰。
如果法案通過，美方會採行包括301條款之類的相關制裁措施，屆時，所有中國產品不管是否存在傾銷行為，均被視為傾銷，被加徵相應關稅。這將是中美貿易的最新大障礙。

對世界經濟與中國崛起的影響

中國和美國是目前全球兩大經濟體，雙方經濟和貿易規模龐大，美國經濟規模約占世界的23％，貿易量約占世界的10％；中國經濟規模和貿易量占世界比重分別逾9％。一旦發生貿易戰，不僅雙方兩敗俱傷，而且還會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動盪。
世界第一、二大經濟體貿易戰的衝擊，會迅速波及全球：亞洲和澳洲的轉移性出口會大幅下滑，南美和非洲的礦業採掘會急劇萎縮，日本、歐盟、北美的高端科技製造業會遭受重創，西方跨國公司勢必調整壓縮全球業務，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當然不可免，歐美債務危機更會雪上加霜，各國產業保護主義亦必為之高築保護主義壁壘等。美中貿易戰引發的世界性經濟貿易之多米諾骨牌倒塌，將使全球貿易急劇縮水，危害世界經濟的程度將不下於世界金融海嘯。
對照20世紀30年代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氾濫時代，曾經導致全球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並引發世界經濟大蕭條；當時的美國，就是一個主要的貿易保護主義參與者。2010年，受世界金融海嘯影響，全球貿易量下降了12％，創二戰以來最高降幅紀錄。若是中美之間就在此一背景態勢之下爆發貿易戰，會否也引發全球性之爆發貿易戰？而一旦全球貿易戰爆發，則整個世界經濟之大衰退，應該要比1929年經濟大蕭條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還要嚴重好多倍。
國際間普遍認為，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之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主要是針對中國，重點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這項帶有明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法案，在美國國內引起各界人士反對。歐巴馬總統本身也擔心這項法案，可能「不符合國際條約和義務」，從而無法得到世貿組織的支持。國會眾議院議長博納不贊成這項法案，也認為這項法案的成立，將是危險的舉動；中國當局也認為，該一法案是以「貨幣失衡」為藉口，將匯率問題進一步升高到匯率戰，甚至貿易戰的層級，嚴重干擾中美經貿關係。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此刻的美國與中國，也跟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正值領導班子交替階段，尤其是尚非民主政治機制的中國，也將在2012－2013年面臨領導層換班，在劍拔弩張的政治氛圍中，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會加劇惡化，這種政治社會風險可能演變為更加嚴重的經濟貿易衝突，引發更多激烈的對峙和報復行動。
兩大經濟體之間發生龍虎鬥，周邊國家其實也不可能獲得安全，台灣、南韓、ASEAN與南亞各國，甚至包括先進經濟體的日本，也都難免會被牽動而大受影響。
由此可見，中美貿易之戰，既是箭在弦上，一旦觸發，首先看到中國經濟之影響：
對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之一是，中美兩國進出口貿易之衝擊
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首當其衝的，是兩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必定受到各種限制而爆發重大後果：美國政府對中國主要出口產品徵收高額懲罰性關稅，勢必導致中國商品失去價格競爭優勢，以致在美國市場所占份額，很可能會被與中國出口結構近似的國家所取代；目前越南、印度、南韓和墨西哥，都是中國主要出口商品的潛在競爭對手，其他先進國家，例如日本、德國和英國，與中國的出口結構很不相同，對中國產品幾乎沒有什麼替代性，潛在威脅較小。
當然，一旦中美貿易戰爆發，對中美雙方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人民幣升值，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產生的影響，是否真能符合中美兩國的最大利益，一定要考慮到兩國目前的經濟情況；時機不當的貨幣升值，對中國和美國的整體經濟，都並不是太好的消息。
對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之二是，美國企業之撤回或向他國移轉
自從2008年世界經濟海嘯以來，美國企業赴中國投資，已經開始出現量變與質變，以至到2011年第二季開始，引爆在中國美國企業之回流美國或移轉他國（包括越南、印尼、以至南美、非洲）的熱潮，主要的原因，不外五個：一是最近五年來，中國產業經營的要素成本，特別是勞動力、工資與租金，節節躍升，已經完全喪失既有的相對優勢，二是山寨文化強勁，知識財產權之侵權放縱，形成競爭環境的劣化，三是本國資本保護主義強烈，使外資廠商失去公平經商地位，四是地方保護主義太強，任何省市地方政府，甚至鄉鎮政府，所擁有的過分高度的自主裁量權，以至有前後任書記與地方首長更替之「承諾不交接」問題之嚴重惡化，致使外資企業之難以適應，五是回流美國本土，可以享受「美國製造」高於「中國製造（MIC）」之世界市場地位與加值。
這項美國企業的撤退潮，在中美貿易戰起之後，勢必更要為之而加快與加速，對中國總體經濟與產業經濟的衝擊，絕對不容小覷。
對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之三是，引發中國就業市場的大衝擊
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除了巨額外匯儲備馬上面臨縮水威脅等因素外，對中國就業市場的衝擊，也在所難免。
特別是在就業問題上，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中國所將承受的壓力，將遠遠超過美國。這個法案的通過，實際上反映了一種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簡單推理：本幣貶值、外幣升值會刺激本國的出口，增加就業。但是，美國國會所持有的這種想法，是完全沒有顧及到貿易夥伴國家的經濟狀況。如果人民幣因此進一步升值，勢將導致中國商品對美出口出現困難，中國經濟成長勢必惡化。在此種狀態下，中國企業就會喪失動力以擴大從美國的進口了，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對美出口和進口都下降，這是中美兩國政府和民意機構所共同不願看到的。

受衝擊產業類項頗為深廣

中美貿易戰開打，特別是在制裁人民幣法案及301條款之動用下，中國最可能受到衝擊的產業類項，除了既往五波中美貿易大衝突所涉及的產品項目之外，從現行產業經濟結構上，更可以看到，許多與台灣經濟或大陸台商經營直接有關的品項都在波及範圍之內。
單從產業投入要素的勞動力成本看，中國出口商品在總體上固然仍有可能繼續具有明顯優勢，如果美國加課的懲罰性關稅稅率不是很高，則中美貿易戰對於中國商品之對美出口，影響可能不致太大。特別是「電腦及電子產品」以及「電子儀器設備及其零部件」兩個產業類項，即使分別加徵100%的懲罰性關稅，中國產品對美國的出口，仍然可以維持其相對較大的價格優勢，則中美貿易戰，幾乎還不致於造成太明顯影響。
但中國紡織服飾產業的成本優勢並不大，祇要因此而被加徵了懲罰性關稅，其在美國的部分市場份額，則勢必會被越南和印尼產品所侵奪。
儘管這項法案之實施，會對中國商品出口產生較大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卻也會因此促使中國對於本身內需市場的重視或改善：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人民幣的升值，當然加速促使微利的出口產品和產業，失去其在海外的市場，必將迫使中國企業家們會反過來更加重視國內市場，轉向採取以內需為主導的市場策略；這種被強迫式的產業大轉型，將大大有助於中國企業，從傳統的高資源消耗和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低附加值製造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主導的產業，同時也會因此增加對於非貿易商品和服務業的投資經營。
而對於美國進出口貿易而言，一旦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方面也同樣會採取相應的限制性措施，比如中國商務部就在2011年9月間初步裁定認為，美國肉雞產品銷到中國存在43.1% ~ 105.4%不等的傾銷幅度，而引起各界強烈關注。
根據中國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底，第二級產業工業的從業人口達到2.16億人，占中國全體就業人口的27.2%，而且此一比重，還在繼續逐年提高之中；其中，在19個細分工業中，總共就業人口1.26億人，而製造業占全部勞動人口的27.78%，是19個細項行業中，就業人口占比最高的一個產業。如果再把製造業就業人口再作進一步細分到各個子行業中，按照子行業就業人口占全製造業之比重予以排序，可以發現，電腦及電子產品、紡織業、服裝鞋帽、電子機械及器材等行業，所占比例較高。而這幾個行業，也正是中國的最主要出口行業，其就業狀況與外貿景氣程度，一向息息相關。另外，再依照勞動力占各種企業類型之分析比較，也可以發現，在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中，有高占81.05%的勞動者，是在非國有的私人企業或外商企業中工作。這些民間企業相對於國有企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規模相對都較小，職工福利也相對較差，對抗風險的能力相對較低。因此，祇要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這些中小型企業特別容易受到打擊，會出現大規模裁員潮的可能性也相對較大。

對周邊國家經濟產業之波及效應

中美爭奪權力和勢力範圍之戰，是決定未來世紀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地圖的一場大戲。這場爭奪戰，已讓夾在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亞洲各國，陷入兩難。
但是，就在2011年9月的最後一周，中國官媒新華社的社論，非常有針對性地明確指出：這種局面將不會維持太久；而「某些國家以為只要借助美國軍力就能制衡中國，就可以放開手腳為所欲為」，是天大的謬誤。而在現實上，顯現出高度諷刺意味的是，正因為中國的這種恫嚇，直教大多數中國的近鄰國家紛紛逃向山姆大叔的臂彎，用以尋求政治經濟上的庇護。直到最近，中國似乎一直恃勢其不斷成長的經濟實力，好讓所有近鄰國家都會無法抗拒，而自動踏進其勢力範圍之中。然而，現下中國的做法，似乎已經有些過了頭，反而可能會因此更促進反華同盟的加速建立，這是中國一向最不樂見，也一向極力譴責的。
人民幣問題或觸發中美貿易戰，受影響的不會止於中國大陸。
首先就美中關係而論，中國經濟的成長和崛起，對美國的確已如芒刺在背，人民幣問題，長期以來均被大力炒作，只是因為有日本的前車之鑑，中國始終拒絕屈服。人民幣問題因而一直存在，美國亦不可能片面硬幹。加以美國共和黨乃是自由貿易態度較強的政黨，少了共和黨加入戰局，人民幣問題自然無法集中。但這種情勢已經完全改變，一年來美國經濟情勢之惡化，失業嚴重，人民對兩黨都發出嚴重的不滿，此時民主共和兩黨格外需要以中國作為代罪羔羊，在大選前，兩黨的反中情緒都立時大漲，再加上最近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顯示民心的高度不滿。在這樣的時刻，緊張背景之下，制裁人民幣法案最後極有可能會被通過，中美貿易戰也的確有發生可能。若真的不幸出現中美貿易戰，則美國籌碼較多，肯定會是最後勝方，而中國崛起的勢頭就會被壓制。
而美國政治戰略經濟之調整，除了中國會有麻煩之外，台灣勢必大受影響，近年來南韓已和歐盟等簽署了自貿協定，現在再加上美韓自貿協定，投資及貿易必將大增，台灣對美出口，至少會有118億美元將受到影響。

台灣產業經濟發展的必要因應作為

中美貿易戰對台灣經濟，以及在大陸台商經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值得正視與積極對應。
第一是人民幣加速升值的總體經濟效應，以至對新台幣連動升值所將帶來的產業與貿易影響，是首當其衝的重要變數。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人民幣從現在的6.3兌1美元價位，在可預見的未來即將邁向5比1，乃至3.2比1的新價位時代，屆時新台幣被帶動升值的幅度，亦必然相當顯著而且可觀。
儘管中美雙方都非常清楚，必須努力避免全面性的貿易大戰，但在人民幣未能真正國際化前，中美、中歐的貿易摩擦都祇會越演越烈，人民幣勢必逐步被迫升值。而人民幣升值的同時，最低工資必須逐步調高，對於出口導向型的台商言，生存壓力將會大增。不出幾年時間，中國工資水準就會遠遠高過其他金磚國家(BRICS)水準，也超過其他所有新興經濟體水準，而喪失其既有的吸引投資魅力與商品出口競爭力。
第二是，應該特別注意美國301條例動用的嚴重後效作用。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是針對損害美國利益的外國經濟行為可採取單邊行動的立法授權條款，後經數度修訂，尤其是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的擴充，而有所謂「一般301條款（概括性貿易制裁措施）」、「特別301條款（關於知識財產權）」、「超級301條款（關於貿易自由化）」和其他具體配套措施的完整而且廣泛之貿易懲罰手段。一旦中美貿易戰促使美國針對中國動員301條款來相予對付時，中國的商品出口，乃至所有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的外資企業與台商企業產品的銷美，都將要面對極大的傷害與衝擊。
也就是說，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出口代工業，除了要面臨人民幣升值的衝擊外，更隨時可能要面對各種懲罰性關稅的報復。對台灣來說，長期以來所採行的出口中間材至中國大陸以賺取龐大順差的模式，勢必嚴重受挫。
第三是，中美貿易戰起，必然加速美國企業撤出中國，回流美國本土（重享「美國製造」優勢）及外轉他國（再享低要素成本優勢），其所騰空出來的產業發展空間，無論是製造業或商業服務業，都在無形當中，給予台灣莫大的可發展機遇，尤其是在台日投資協定完成簽署的當下，更增強了這一優勢地位可能性。
第四是，中美貿易戰起之後，ECFA可以發揮另一項更大的新利潤價值，使「台灣製造（MIT）」的中國市場價值與世界市場價值都獲致極大的實效。在未有ECFA之前，「台灣製造」的中國市場價值，是透過台商的「台骨陸皮」來予以實現的，但在ECFA實施之後，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催化，則「陸骨台皮」的投資經營新模式，以競取在全球市場的新利潤價值，勢將成為另一種顯學，值得高度期待。
最後一點是台灣產業經濟的大轉變。未來要改變扭轉當前這種新形勢，台灣必須徹底變換產業體質，同時參考最近半年來美商企業的作法，將製造基地移往大陸以外的新興國家，在就近區域市場附近，找尋適合而相當的新興生產基地。然後儘快進行國家產業結構大轉型，在大戰略上轉向智慧型服務業國家方向發展，應當是台灣擺脫成為中美貿易戰之犧牲品宿命的最佳政策抉擇。（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