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轶闻趣事:蒙古国内幕揭秘

内幕揭秘：蒙古国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蒙古国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蒙古国新总统宣誓就职 

        2009年6月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宫，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前）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誓。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6月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左）与卸任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握手。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6月18日，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中）在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宣誓就职。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6月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左）从前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手中接过总统印。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6月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宫，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中）出席总统就职仪式。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6月18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挥手者）宣誓就职后检阅部队。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

    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当天的就职仪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参加了就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