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有蛾蚋的幼虫:历史上的今天（4月9日）

历史上4月9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626～1991

（更新时间：2012-4-9） 

 培根

1926年4月9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家、英语语言大师培根逝世，享年６５岁。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乘飞机抵达延安，同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桥儿沟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

1951年4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中首次夺得世界男子团体冠军。 

毛泽东60寿辰时与程潜的合影

1968年4月9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程潜是湖南醴陵人，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战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

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2007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该法正式施行。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1992年6月9日与中国建交，首都第比利斯。（以新华网李晓建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

附录1：

毛泽东与程潜的亲密旧照

 

程潜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l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1952年9月，毛泽东和程潜（中）在中南海划船 

毛泽东同程潜、陈明仁等人合影

（从左至右：一为粟裕，二为陈明仁，四为毛泽东，五为程潜，七为陈毅。） 

50年代毛泽东与程潜、王季范、程星龄合影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

（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 中排左起：聂荣臻、高岗、张治中、邓小平、张云逸、刘斐；后排左起：罗瑞卿、贺龙、蔡廷锴、傅作义、刘伯承。） 

毛泽东（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 

1959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前排左起：邓小平、林伯渠、程潜；右起：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前排右二李明扬、右三程潜、右五张元济、右六陈明仁；后排右三李明灏、右四程星龄。）

附录2：

特工王李克农：曾在毛主席房间发现炸弹

 

李克农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 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上演“整特务”的好戏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破口大骂：“娘希匹！”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有时候看到有特务扮装成黄包车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特务相”，他就故意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满城乱窜。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和张国焘“捉迷藏”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是他终生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不久，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

1937年4月8日，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住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

当晚，李克农等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三条出路：回延安工作；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永久开除党籍。

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附录3：

张学良家人揭秘：西安事变后他精神几近崩溃 

 

少帅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北大营，继而攻陷了奉天城。

而此时的大伯父张学良正在北京疗养寒病，后来有媒体有的说当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还有的说他正在睡觉，由于在养伤病故侍从没有叫醒他，而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他这一消息。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接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大伯父便召集了紧集会议，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示电，蒋介石的回电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大伯父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没有抵抗。

当时在东北的东北军有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到一万余人，关东军竟能在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事”，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的政策。由此大伯父也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的谴责，由此也结下了他与蒋介石政治上的不一致，而导至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3年3月8日，大伯父在国内舆论的重压之下，决定辞去他身上的数职。3月11日正式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移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辞职的同一天发表的通电中，他说“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嘱，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共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带兵入关支持全国的统一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府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论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作出了最后的牺牲。

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它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的愚昧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

大伯父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自己承担下来，这种东北人的侠义，导致了他悲剧的一生。

不久，也就是4月11日，他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获及子女张闾英等乘意大利“康脱罗素伯爵”号邮轮由上海前往意大利。大爷在欧洲旅行了6个月时间，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了上海，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并立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蒋介石却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令他的部队开赴陕西。

由于在陕西剿共，大伯父有机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1936年4月9日，大伯父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二人在抗日与救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大伯父要求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一同抗日，因他必竟是中国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也表示，只要蒋愿抗日，共产党愿意在他领导下，摒弃前嫌，一致对外。10月在洛阳大爷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抗战计划，但蒋先生断然否绝了他的请求，坚持要先把国内的共产党消灭后，再谈抗日的问题，这样劝谏蒋先生的努力失败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7日，大伯父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蒋介石勃然大努，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至此，大伯父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

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会上，蒋决定撤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东北军调往福建。此期东北军还侦察到蒋要预谋在一星期内可能要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可疑军官，其中包括杨虎城和张学良。至此，大伯父觉察危险已经迫的，他与杨虎城商量，决定先发制人。

12月12日，午夜时分，大伯父张学良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定，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

12日凌晨5时30分，孙铭九率警卫营及二百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车，抵达蒋介石住地华清池，经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到上午9时在山夹缝里把蒋介石捉住。

俘获蒋介石以后，大伯父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就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著名的八大纲领：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应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且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伯父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家人的安全。

12月25日下午，大伯父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大伯父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大伯父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软囚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而他对自己的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在他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对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大伯父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

由于大爷经历的变故，从此，张家的人的命运也随着大伯父张学良的命运变化而变化着，血脉相连的张家人一边为大伯父的命运所担扰，一边也为自己的命运所忧虑，一场近一个世纪的情怨从此开始……（摘自张闾实《漫漫回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