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洛斯大理石瓷砖:美国智库的前世今生

何為智庫？ 何为智库？

對於那些想要準確描述這一類風格越來越迥異的組織的人們來說，怎樣定義智庫已經成為一個長期困擾他們的問題。 对于那些想要准确描述这一类风格越来越迥异的组织的人们来说，怎样定义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怎麼才算是一個智庫眾說紛紜。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怎么才算是一个智库众说纷纭。

智庫是這樣一種規模不等的實體，它既可以由一兩個人組成，也可以擁有幾百位員工和研究人員。 智库是这样一种规模不等的实体，它既可以由一两个人组成，也可以拥有几百位员工和研究人员。 這些智庫中，有的預算僅有一兩千元，有的預算高達幾百萬美元。 这些智库中，有的预算仅有一两千元，有的预算高达几百万美元。 換句話說，智庫可以像蘭德公司那樣，躋身美國聲名顯赫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研究機構，擁有超過兩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在加利福尼亞寸土寸金的聖塔莫妮卡海濱擁有自己的豪華辦公樓，或是像加拿大國際和平與安全委員會（ Canad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nd Security ）那樣低調。 换句话说，智库可以像兰德公司那样，跻身美国声名显赫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机构，拥有超过两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在加利福尼亚寸土寸金的圣塔莫妮卡海滨拥有自己的豪华办公楼，或是像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委员会（ Canad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nd Security ）那样低调。 後者沒有自己的辦公樓，在 2001 年 4 月解散之前，一直以 25 萬到 30 萬的低調預算租用渥太華拜沃德商場的辦公室辦公。 后者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在 2001 年 4 月解散之前，一直以 25 万到 30 万的低调预算租用渥太华拜沃德商场的办公室办公。

公共政策智庫運作方式類似於私人企業，但其最終效果不是以利潤來衡量，而是看他們對政策思想的影響。 公共政策智库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果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他们对政策思想的影响。 作為獨立的政策分析中心，他們是否能夠生存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董事和員工推銷和推廣思想的能力。 作为独立的政策分析中心，他们是否能够生存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董事和员工推销和推广思想的能力。

美國的絕大多數智庫根據《所得稅法》註冊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他們通過申請成立一個面向公眾宣傳各種政策的教育組織，從而取得建立非營利機構的資格。 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他们通过申请成立一个面向公众宣传各种政策的教育组织，从而取得建立非营利机构的资格。 為了獲得免稅資格，他們還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別。 为了获得免税资格，他们还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 很多智庫確實在一些政治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但是他不能公開支持或反對任何一個政黨，而且遊說政府的預算支出不能超過法律規定的比例。 很多智库确实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能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游说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

美國智庫一般都強調自己的「非營利性、獨立性和無黨派」色彩，但這只是最初的情況，現在的情況則要複雜得多。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智庫一般都有董事會全面負責研究計劃、立項以及執行核查，並「保證智庫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也只是相對的。 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 首先，智庫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進，這些都為其研究先天地設定了「有色眼鏡」。 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其研究先天地设定了「有色眼镜」。 而且，董事會成員的背景和理念也決定著智庫發展的方向和研究趨向。 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 特別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國政府和軍方合同的智庫，雖然表面上極力證明自己的「民間獨立身份」，但細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為誰效力。 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不過，智庫和利益集團兩者之間也有一些明顯的區別。 不过，智库和利益集团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首先，雖然一些智庫竭力迎合盡量多的選民，但是與大多數利益集團不同的是，他們不專門為某一個特定選區的選民說話。 首先，虽然一些智库竭力迎合尽量多的选民，但是与大多数利益集团不同的是，他们不专门为某一个特定选区的选民说话。 例如傳統寂靜會一般會支持美國人攜帶槍支的權利（這是一項受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公民權利），但該基金會卻不替美國的槍支所有者說話，真正替槍支所有者說話的是美國步槍協會（ NRA ）。 例如传统寂静会一般会支持美国人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是一项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公民权利），但该基金会却不替美国的枪支所有者说话，真正替枪支所有者说话的是美国步枪协会（ NRA ）。 第二，利益集團的主要目標不是推進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而是推動當選的政府領導能夠制定符合他們利益的政策。 第二，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而是推动当选的政府领导能够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 而智庫受法律限制，不能支持或反對任何一個候選人，也不能捐助政治黨派或候選人，但他們可以與現任領導或渴望在競選中獲勝的候選人討論外交政策問題。 而智库受法律限制，不能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也不能捐助政治党派或候选人，但他们可以与现任领导或渴望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讨论外交政策问题。

智庫的發展 智库的发展

美國國內第一批智庫出現在 20 世紀初期，其工作任務體現了進步時代 （ Progressive Era ）的要求：由蓬勃發展的社會科學得出的專家意見可以解決公共問題並且影響政府政策制定。 美国国内第一批智库出现在 20 世纪初期，其工作任务体现了进步时代 （ Progressive Era ）的要求：由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得出的专家意见可以解决公共问题并且影响政府政策制定。 他們的目的是使政府這個「公共的合資企業」更加高效，更具有專業水準。 他们的目的是使政府这个「公共的合资企业」更加高效，更具有专业水准。

羅素?賽奇基金會（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和市政研究局（ Bureauof Municipal ）是成立於那個時期的第一批智庫，其任務是「改善美國的社會狀況和生活狀況」，以及提高政府的效率。 罗素?赛奇基金会（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和市政研究局（ Bureauof Municipal ）是成立于那个时期的第一批智库，其任务是「改善美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状况」，以及提高政府的效率。 這些機構的主要捐款來自於工業革命所創造的財富，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洛克菲勒、卡內基以及 J · P ·摩根。 这些机构的主要捐款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 J · P ·摩根。

之後，隨著美國大蕭條的到來，對純粹的科學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信心受挫，專家直接參與政策制定越來越司空見慣，「知識看起來更像是另一種政治權利的工具，而不是較高級的智力顧問」。 之后，随着美国大萧条的到来，对纯粹的科学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受挫，专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越来越司空见惯，「知识看起来更像是另一种政治权利的工具，而不是较高级的智力顾问」。

在這期間，美國政府開始重視由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相結合所產生的綜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戰後迅速出現了大批與政府簽訂研究合同的智庫，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於 1948 年的蘭德公司。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 1948 年的兰德公司。

1960 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的發展使智庫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它們向政策制定者推銷政治主張，灌輸各種思想。 196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 這些智庫一般都有鮮明的政策、黨派和意識形態傾向，力求影響當時的政治或政策。 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 同時，保守派智庫數量開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傳統基金會和卡托學會。 同时，保守派智库数量开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和卡托学会。

當時，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大眾普及有了一個發展，而新自由主義的吸引力開始消失；同時，對非保守派智庫的資助也發生了變化，其中 1969 年通過的稅務改革法案限制了私人基金會的政治活動，智庫的最大私人資助者福特基金的財力也開始受到削弱；此外，研究機構從國防部獲得資助的數量開始減少。 当时，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大众普及有了一个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开始消失；同时，对非保守派智库的资助也发生了变化，其中 1969 年通过的税务改革法案限制了私人基金会的政治活动，智库的最大私人资助者福特基金的财力也开始受到削弱；此外，研究机构从国防部获得资助的数量开始减少。 由於這 3 種情況，智庫獲得資助來源的多樣性萎縮了，對非保守派機構造成了損害。 由于这 3 种情况，智库获得资助来源的多样性萎缩了，对非保守派机构造成了损害。 這些情況還促使所有智庫成為更加面向營銷的美國政治參與者，而這一特點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这些情况还促使所有智库成为更加面向营销的美国政治参与者，而这一特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目前很多美國思想庫都面臨著嚴峻的現實，隨著 2008 年年底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 ，美國思想庫紛紛削減人力和項目資金。 目前很多美国思想库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随着 2008 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美国思想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總裁約翰?漢默就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找資金。」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就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

基於對信息傳播的重要性的認識和市場競爭的需要，各大思想庫在思想產品的推銷和宣傳上不斷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傳統基金會用於信息傳播的年度費用高達 600 萬美金左右。 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 600 万美金左右。 布魯金斯學會 2007 年度在推銷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費也達 400 萬美金之多。 布鲁金斯学会 2007 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 400 万美金之多。

自 1990 年代至今，政治家後援型智庫開始出現，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離任後著力進一步推進其政治和意識主張的前總統等人創辦，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與自由中心。 自 1990 年代至今，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开始出现，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

「旋轉門」 「旋转门」

「旋轉門」是美國特有的政治名詞，意指政府官員 、思想庫和大學的學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間的職位轉換。 「旋转门」是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意指政府官员 、思想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

在美國，走過「旋轉門」的名人數不勝數。 在美国，走过「旋转门」的名人数不胜数。 最為風光的政壇大佬基辛格進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學的學者，離開政界後又成立了基辛格「國際咨詢公司」並任董事長；前中情局局長凱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後都就職於自己組建的曼哈頓研究所；提出了國力方程的著名學者克萊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長；布什政府任內官學商轉軌的例子同樣屢見不鮮。 最为风光的政坛大佬基辛格进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布什政府任内官学商转轨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 切尼原是哈里伯頓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賴斯原是斯坦福大學教務長、沃爾福威茨來自霍普金斯大學、博爾頓來自企業研究所。 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 「 9 ? 11 」後才組建的國土安全部的第一批高宮中，已有九十多人跳槽到與安全有關的企業賺取高薪，其中包括前部長裡奇、前副部長羅伊等。 「 9 ? 11 」后才组建的国土安全部的第一批高宫中，已有九十多人跳槽到与安全有关的企业赚取高薪，其中包括前部长里奇、前副部长罗伊等。

旋轉門產生的原因在於「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換屆選舉後伴隨著政府大換班，總統 4 年一選，牽涉官員的變動達四千多人。 旋转门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总统 4 年一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四千多人。 這些政府部長等高級閣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產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精英薈萃的智庫，這一點與歐洲國家和中國都很不相同。 这些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 也因此，每隔 4 年就有很多學者從思想庫進入政府，成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也因此，每隔 4 年就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库进入政府，成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不像大多數議會制度，美國的內閣部長們並不是完全由議會的政黨會議產生，高級部門官員也並非主要來自政府部門。 不像大多数议会制度，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并不是完全由议会的政党会议产生，高级部门官员也并非主要来自政府部门。 有許多途徑來獲取這些政府職位，很多職位在政府換屆時需要填補，還有一些前政府官員從政府部門輪換下來但希望繼續涉足政策制定，因此智庫天然地適合這樣的美國政治體系。 有许多途径来获取这些政府职位，很多职位在政府换届时需要填补，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从政府部门轮换下来但希望继续涉足政策制定，因此智库天然地适合这样的美国政治体系。

美國歷屆政府都大量依賴智庫學者來填補高層職位，例如卡特總統曾吸納了三邊委員會、對外關係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的數十位成員在他的政府任職。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 裡根總統大量使用了較為保守的智庫如胡佛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當前危險委員會和傳統基金會的學者人才庫來實施其政策議程。 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当前危险委员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 奧巴馬政府組閣之後，布魯金斯學會進入政府從政的有三十多人，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進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學者進入奧巴馬政府。 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 通過美國思想庫所提供的這個橋樑，掌握大量專業知識的智庫學者成功地將知識轉化為了權力。 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提供的这个桥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了权力。

每當新一屆總統上任之際，除了一大批智庫的學者進入政府之外，同時也會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員進入智庫從事研究工作。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 例如在布什政府擔任財長的鮑爾森離開政府之後，進入霍普金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原勞工部部長趙小蘭進入傳統基金會擔任榮譽研究員；原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東亞主任丹尼斯?懷德現在是布魯金斯學會的訪問學者。 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

在美國智庫裡，除了大多數資深學者和前任政府官員外，還有一部分年輕的精英，他們把思想庫視為一個通往白宮或者國會的橋樑，試圖在這裡積累政策經驗和人脈，從而成長為明日的政治明星 。 在美国智库里，除了大多数资深学者和前任政府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精英，他们把思想库视为一个通往白宫或者国会的桥梁，试图在这里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成长为明日的政治明星 。

美國智庫作為一個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搖籃，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各種機會。 美国智库作为一个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 比如傳統基金會的「青年領袖計劃」和對外關係委員會面向年輕精英的會員項目，都是致力於培養未來的政策人才。 比如传统基金会的「青年领袖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向年轻精英的会员项目，都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策人才。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是從對外關係委員會嶄露頭角，從而成為影響世界政治進程的政治人物。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政治人物。

智庫的影響 智库的影响

在美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雖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實上，在政府採取任何執行措施之前，關於政策的議事日程和政策的具體方案構建就已經從智庫開始了。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以傳統基金會為例。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 傳統基金會 1980 年推出的長達 1093 頁的《領導人的職責》，曾經成為裡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冊，為裡根政府的內外政策設置了藍圖，在 1980 年代產生了重要影響。 传统基金会 1980 年推出的长达 1093 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册，为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设置了蓝图，在 1980 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1 年，在「 9 ? 11 」恐怖襲擊後的 30 天，傳統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國土安全專責小組，第二年 1 月，美國國土安全局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專責小組的綜合建議進行審核，並最終實施了其中的 2/3 。 2001 年，在「 9 ? 11 」恐怖袭击后的 30 天，传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国土安全专责小组，第二年 1 月，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专责小组的综合建议进行审核，并最终实施了其中的 2/3 。 同年，經過傳統基金會長達 20 年在法律、技術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努力，小布什廢除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從而為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掃清了道路。 同年，经过传统基金会长达 20 年在法律、技术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努力，小布什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道路。 2005 年，傳統基金會在不到一個星期內出版了一份報告，「從悲劇到凱旋：重建生活和社區的主要方案」，這是個針對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卡特裡娜颶風而做出的「馬歇爾計劃」。 2005 年，传统基金会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出版了一份报告，「从悲剧到凯旋：重建生活和社区的主要方案」，这是个针对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而做出的「马歇尔计划」。 白宮官員和國會很快接受了它的許多建議。 白宫官员和国会很快接受了它的许多建议。

此外，智庫的政策建議功能還體現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前瞻性思考和具體實施方案上。 此外，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 1948 年，布魯金斯學會構建了具有跨時代影響力的、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也稱為歐洲復興計劃）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歐瀕於崩潰的經濟，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1948 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2007 年，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實力」外交思想，最終成為了奧巴馬政府執政後的外交戰略。 2007 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 同年，美國進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國軍事力量的報告，而奧巴馬政府對報告內的建議，幾乎是照單全收。 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

中國研究 中国研究

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與日俱增，美國學術界和思想庫紛紛加強了對中國的研究，湧現出一批非常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美国学术界和思想库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涌现出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布魯金斯學會率先在北京和華盛頓兩地成立了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由其總裁傑西卡?馬修斯女士親自領軍開展中國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率先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女士亲自领军开展中国研究。

在諸多的研究報告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與國際經濟研究所（ IIE ）的「賬本中國」研究項目形成於 2005 年，時長 3 年，其目的是為政府官員、商務和其他私營部門的領導人以及媒體和感興趣的公眾，提供一個實事求是和經過客觀分析的關於中國的信息資源。 在诸多的研究报告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与国际经济研究所（ IIE ）的「账本中国」研究项目形成于 2005 年，时长 3 年，其目的是为政府官员、商务和其他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一个实事求是和经过客观分析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资源。

「中國依然是一個複雜和矛盾的國度，它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和勢力不斷擴張的全球性玩家，這引發了它即將成為美國未來在世界事務方面的對手的預期。與此同時，中國失衡的增長在其政治和社會體制方面所激發的種種不可持續性和不公平現象，又引發了對其國內穩定的長期疑慮。在海外，即使中國軍事現代化和國力不斷增強的趨勢令人們對其在全球穩定和國際體系方面造成的衝擊明顯感到不安，但中國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仍然受到廣泛歡迎。」 「中国依然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度，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势力不断扩张的全球性玩家，这引发了它即将成为美国未来在世界事务方面的对手的预期。与此同时，中国失衡的增长在其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所激发的种种不可持续性和不公平现象，又引发了对其国内稳定的长期疑虑。在海外，即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国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令人们对其在全球稳定和国际体系方面造成的冲击明显感到不安，但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仍然受到广泛欢迎。」

從《美國智庫眼中的中國崛起》的中文版序言裡，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複雜態度：它首先把中國當成一個對手，可又想通過對中國的基礎研究來找到國家未來發展的脈絡，爭取把對手轉化為自己利益體系裡面的夥伴，遵循已經設定好的遊戲規則。 从《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的中文版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它首先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可又想通过对中国的基础研究来找到国家未来发展的脉络，争取把对手转化为自己利益体系里面的伙伴，遵循已经设定好的游戏规则。

書中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一個問題，比如中國對全球經濟秩序的挑戰；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以及台灣問題等。 书中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以及台湾问题等。 接著在每一章節中解決這些問題，大量地引述它所研究的事實和統計數字，在每一章節的最後有一小部分是給美國政府的建議。 接着在每一章节中解决这些问题，大量地引述它所研究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在每一章节的最后有一小部分是给美国政府的建议。

其中的一些判斷與大部分中國人設想的似乎不太一樣。 其中的一些判断与大部分中国人设想的似乎不太一样。 例如關於中國腐敗，書中這樣寫道：「自 2000 年以來（截止到 2008 年），腐敗仍舊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到目前為止，腐敗既沒有破壞增長，也沒有對黨造成明顯的損害，儘管黨認識到腐敗問題對其未來至關重要。」 例如关于中国腐败，书中这样写道：「自 2000 年以来（截止到 2008 年），腐败仍旧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腐败既没有破坏增长，也没有对党造成明显的损害，尽管党认识到腐败问题对其未来至关重要。」

關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報告中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判斷，「可以肯定的是，黨在未來幾年裡將面臨許許多多的挑戰，其中相當重要的是去彌合所承諾的政治改革與滿足中國人民不斷升高的期望之間的這種言辭與現實的差距。然而，研究顯示，由於沒有任何意料之外的外部衝擊——同時也仍然沒有任何有希望的政治反對派，中國共產黨遠不是處在崩潰的邊緣，它極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依然掌權。」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党在未来几年里将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去弥合所承诺的政治改革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之间的这种言辞与现实的差距。然而，研究显示，由于没有任何意料之外的外部冲击——同时也仍然没有任何有希望的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远不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它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掌权。」

正如前文提到，智庫一般都有著較為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從這點上來說，華盛頓的智庫明確地分為左、中、右 3 類。 正如前文提到，智库一般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从这点上来说，华盛顿的智库明确地分为左、中、右 3 类。 美國傳統基金會和企業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勢力的喉舌，是反華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義的，對華看法比較自由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和布魯金斯學會是民主黨和自由主義勢力的代表，相對比較溫和。 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是反华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义的，对华看法比较自由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相对比较温和。

智庫作為美國的一種社會力量，其對美中關係的總體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國政界和社會對華關係的基本理解和認識。 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美中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华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 智庫人士作為社會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對美中關係既敏感（隨時跟蹤和把握中國問題最新動態），又務實（永遠從美國的利益出發客觀地面對和解決問題）。 智库人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对美中关系既敏感（随时跟踪和把握中国问题最新动态），又务实（永远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客观地面对和解决问题）。 他們頻繁、深入地與中國人士進行交往，是兩國之間非常重要的溝通渠道。 他们频繁、深入地与中国人士进行交往，是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 同時，瞭解美國智庫的研究動向，也是我們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 同时，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动向，也是我们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