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丧心病狂排除异己圈子的赌注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钱来收买的。

　　对那些“软硬不吃”的人，蒋介石也有对付的绝招，那就是——暗杀。

　　蒋介石是一贯有暗杀传统和“精神”的。早年投靠陈其美时，就亲自与一个叫王竹卿的杀手一起暗杀了与陈其美争夺浙江辛亥革命领导权的政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随即就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专门从事暗杀政敌的活动。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建立后，暗杀政敌，更是其“日常任务”之一。凡是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有利益冲突者，皆在其暗杀之列。

　　其中，被暗杀者，以蒋介石的政敌为主。像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全国民权同盟会会长杨杏佛；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将领吉鸿昌；四川军阀刘湘；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杨虎城；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先后都被蒋介石指使暗杀。

　　暗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像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和秘书宋绮云一家六口全被杀害，惨遭“灭门”之祸。

　　暗杀名义往往冠冕堂皇，以混淆视听。像对四川军阀刘湘，并未枪杀，而是收买了汉口某医院的一名护士，让她把胃药换成毒药，使在此治胃病的刘湘“自然病故”。

　　所要暗杀之人，都是不能明杀者。或声名赫赫，明杀即犯众怒；或势力庞大，树大根深，明杀即树敌；或有某种密切关系，不便公开动手。故而采用阴谋手段，暗杀之。在表面上，不会承担任何相应的罪责，实际上，达到了排除异己圈子的卑劣目的。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最大的政敌圈子。桂系曾三次逼蒋下野，李宗仁后来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代总统，大有实际取蒋而代之之势。对李、白二人，蒋介石早就想暗杀，以解切齿之恨。但三次暗杀李宗仁都失手了，最终竟让他跑到了美国，转而回到了北京。

　　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美名。在大陆时，蒋介石一边不时借其“智谋”，一边准备相机除之。同样，也未得手。直到去台后17年，已成耄耋之人的“小诸葛”，最终仍未躲过蒋介石黑手的暗算，但死因却不便公开。原来，晚年寂寞之极的“小诸葛”竟聊发起了少年狂，与贴身护士小姐谈起了恋爱，这让觊觎了几十年的杀手欣喜若狂。花钱收买了保健医生，只一剂加大了剂量的“补药”，就让曾经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小诸葛”趴在护士小姐的床上再也起不来了。照例的悼念、追思依然格外隆重，对“小诸葛”功德的褒奖也特别突出，似乎真如讣告所言的那样是“自然病故”，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暗杀者的卑鄙无耻之处。

　　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却要站在死者遗像前，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却要贼喊捉贼发誓追查凶手，转移视线假祸他人。

　　而蒋介石深谙此黑社会之道。

　　他当年指使特务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企图借舆论干政者从此胆寒、缄默，但又不敢公开承认，故而还煞有介事地追查了一阵凶手。暗杀派系圈子中的核心人物，既可起到震慑的作用，又能达到“掏心”的目的，导致整个圈子迅速瓦解、消亡。像刘湘被暗杀以后，反蒋入川的联盟也就难成什么气候了；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也就一蹶不振，难再引领反蒋民主舆论了。

　　但暗杀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罪恶勾当，只要被揭露，就难以再进行。

　　宋庆龄，是蒋介石终生最恨的人之一。蒋介石恨宋庆龄一贯反蒋、亲共，最终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机暗杀，但又碍于“总理夫人”、“国母”的声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离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但又被宋庆龄的亲弟和妹——孙科和宋美龄联手阻止了。

　　蒋介石在大陆败局已定的1949年初，曾拟定了一个有80多人的暗杀名单。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傅作义、宋庆龄等，也有他认为是“异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黄炎培、王造时等，还有学者马寅初、翦伯赞等，但由于其溃败之速，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也由于中共的及时保护，这个庞大的暗杀计划基本未实行。

　　其实，任何形式的暗杀都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蒋介石自身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黑手背后有黑手：“杀人魔王”戴笠反被谋杀

　　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过后的岱山村上空依然阴云密布，由远而近的飞机引擎声引起了村民的眺望。只见一架飞机向不远处的马鞍山撞去。一声巨响，火光腾起，飞机坠毁了。

　　这是哪里的飞机？为什么会坠毁？

　　村民们在惊慌中议论纷纷，但一无所知。直到两天后，才有接到村民报告匆忙赶来的军统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从遇难飞机的残骸、人员遗体以及遗物的辨识中，确认这架坠毁的飞机正是失踪的军统头子戴笠乘坐的专机。遇难者正是戴笠及随行者共十三人。

　　3月21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主导舆论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戴笠乘坐飞机公干，“飞机撞到马鞍山坠毁而亡”的消息，一时中外关注，成为头条新闻。

　　果真如此吗？的确是意外吗？

　　很多人难以置信。一个被称为“中国希莱姆”的特务头子，也会这样死于非命吗？

　　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说认为：戴笠的座机是遇上了雷雨而失控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难成立的。当时，戴笙乘坐的是美制DC—47型飞机，它是当时世界上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质量和性能都是一流的。二战中，是美军主要的运输机。即使在恶劣气候中，也能正常飞行而不受影响。同时，戴笠座机的飞行员也是在美国特训的，出现驾驶失误的可能性也极小。

　　那么，排除了飞机本身发生意外的可能，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

　　蒋介石清理门户说认为：戴笠是被蒋介石暗中指使人制造飞机“自然坠毁”事件而消失的。这初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谁人不知，戴笠乃蒋介石豢养的最亲信、最得力的鹰犬。他二十多年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对付政敌，对蒋介石的贡献远远大于任何一位要员，而且忠贞不渝，唯命是从，蒋介石再冷酷无情也不至于自断臂膀吧！

　　但无情的事实是，蒋介石在建立军统之前，已建立了中统。并让两大特务体系互不隶属，各自形成了圈子。蒋介石居二圈子之上控制，还不时挑起互相争斗，以便加强二者各自对“领袖”的依赖，并长期不断考验其忠诚。对军统和中统，蒋介石表面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尽其所有任其发展。但实际上，他也不愿其坐大到威胁自己的独裁地位的地步。对此，戴笠在1942年军统成立十周年庆典邀蒋介石参观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当时，他为了献媚，向蒋介石全面展现了军统的实力，本意想邀功请赏，谁知弄巧成拙，反而招致蒋介石的猜忌。仅以多达数十万的军统人员而论，不仅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十，勇猛异常，全为美式特殊装备，而且他们只唯戴老板之命是从，就连蒋介石也是难以直接指挥的。这就犯了自成圈子的大忌，如何能让生性多疑的“领袖”安心呢？一旦有朝一日，他们拥戴戴老板做“领袖”，蒋介石纵有黄埔众多的“天子门生”保驾，也未必有胜算。即使戴笠有此心无此胆，那他知道的核心秘密也太多了，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震惊和恐慌，该如何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呢？

　　蒋介石从那次参观后，就决定“削藩”，寻机破除戴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这个特务圈子。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大敌当前，不便立即动手，他只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一是派亲信唐纵监视戴笠，使其一言一行尽在掌控之中；另一就是限制戴笠的官衔，不给他升职。以戴笠的势力和贡献，怎能长期屈就一个军统局局长之职？在将星如云的“国军”序列中，戴笠至死仍是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领袖”在不断为别的“天子门生”封官晋爵的同时，为何偏偏忘了给也是浙江同乡、也属黄埔毕业的“天子门生”的戴笠升职授衔呢？

　　圈子的特性使然。本来，作为浙江同乡，作为“天子门生”的戴笠自然属于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不可谓不受宠信，但如果他掌控的势力圈子对蒋介石这个大圈主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那无论什么都可以被视为异己而排除，无论谁都会让其自然或意外地消失。

　　纵使戴笠也不例外。

　　“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戴笠在抗战胜利后发出这样由衷的哀叹，正是他自以为必死的恐惧心理的真实表露。当时，社会舆论一致把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焦点集中到取缔特务组织上，戴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变得声名狼藉。蒋介石为应付舆论自保，更为“削藩”，公开承诺要让军统、中统成为历史。

　　戴笠怎么办？应该安排在何处？

　　蒋介石竟无明确表示。戴笠利用关系活动警政总长一职，但因蒋介石反对而未果。他又企图借助美国的支持，谋求海军司令一职，不想，这又给蒋介石形成了挟洋自重、要挟之嫌，更加深了不满和猜忌。

　　在习惯独裁专权的蒋介石看来，戴笠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自己养虎遗患，若不及时“削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发生的事件，让隐患彻底消除，是完全合乎蒋介石的品性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

　　不过，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乃蒋介石的“削藩”之举。可能，早已自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的戴笠，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之时，就已经先死了。

　　那么，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

　　马汉三谋杀说认为：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得力干将、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

　　不为别的，只为一把九龙宝剑。

　　说来话长。早在东陵大盗孙殿英掘坟挖墓后不久，这把从乾隆墓中盗得的国宝——九龙宝剑就到了戴笠手中。原来，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蒋介石，以求逃避罪责。戴笠既不想为孙殿英开脱，又不愿此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部下马汉三保管。并言明，以后待机再收回。不想，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为保命，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并随之变节投敌，做起了“两面间谍”。对此情节，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他人一无所知。戴笠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仍在马汉三手中呢！日本投降时，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站站长。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川岛芳子住处，挖地三尺，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失而复得，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戴笠，以掩盖献剑投敌的罪行。不想，戴笠到北平巡视，竟亲自提审了已被收押在监的川岛芳子。戴笠本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不想为活命，川岛芳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献剑投降的情节，戴笠大为震怒，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

　　不过，在表面上老奸巨猾的戴笠仍不动声色，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马汉三呢，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从戴笠出乎意料的过分平静和恩宠中察言观色到了潜藏的杀机。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戴笠差。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戴笠，表示完璧归赵；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兼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戴笠，好见机行事。果然，好色如命的戴笠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

　　孰不知，色字头上一把刀，销魂之时往往就是魂断之日。

　　果然，就是那位有着华北督导员公开身份的床上尤物刘玉珠，在青岛陪同戴笠时，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

　　是一时失算？还是宿命如此？

　　戴笠死后，马汉三、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

以圈制圈：“当代卧龙”“妙计”未安天下身先亡

　　圈子秘笈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用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用外交手段拉拢张学良，不出三年，“削藩”即告成功。

　　◎逼迫地方军阀与红军交战，无论哪一方获胜或失败，对蒋介石来说，那都是胜利。若红军消灭了地方军阀，对蒋介石而言，是帮助他排除了异己圈子；若地方军阀打败了红军，那实际上等于为蒋介石消除了心腹大患。蒋介石始终都是胜利者。

　　◎杨永泰精通的以圈制圈之术，在各派军阀圈子争斗中极为有效。但对于与那些地方军阀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红军和共产党人，他那一套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削藩”：圈子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早年专学法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任广东省议会议长。

　　1928年初，杨永泰经人引荐认识了蒋介石。他仿照诸葛亮“隆中对”的口吻向蒋介石建议“削藩”：“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琛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因此，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用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用外交手段拉拢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出三年，“削藩”即告成功。

　　后来所发生的蒋桂战争，蒋阎冯中原大战以及张学良“易帜”拥蒋正是按照杨永泰的设想进行的。由此可见，这位“当代卧龙”还真有些先见之明。

　　从圈子学的角度来看杨永泰所谓的宏韬大略，可知其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破除不同的圈子，只不过是极平常的圈子常识而已。分化瓦解，从内部突破，用巨额金钱和高官收买政敌的部下倒戈这类损招，在军阀圈子中屡见不鲜。

　　在决定蒋介石新建立的南京政权命运的蒋阎冯中原大战中，扭转战局的正是杨永泰所建议使用的两招：一是暗中收买了冯玉祥最不坚定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让其在前线倒戈；二是成功策动在东北观望的张学良“挥师入关”拥蒋，直击冯、阎后背。这样一来，正在陇海路全线出击，一时声威大震的冯、阎联军，突然发生内讧，又腹背受敌，立即全线溃败。本来并不占优势的蒋军，趁机占领了冯、阎在中原的大部分地盘，蒋介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总结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圈子最容易从内部瓦解；二是以圈子制圈子容易成功。

“剿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杨永泰被蒋介石看作有“王佐之才”，在“剿共”军事中受到格外重用，被破格擢升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在以“剿匪”为主要任务的“南昌行营”中，杨永泰掌管一切电文的处理及对蒋的请示、汇报。他事实上成为仅次于蒋的二号实权人物。

　　对于如何“剿共”，杨永泰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杨永泰对蒋介石说：“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利用。”因此，杨永泰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主张，深得蒋介石赞赏。

　　杨永泰认为：以往“剿共”之所以屡剿屡败，就是把红军当军阀对待。红军与那些军阀有本质的不同，收买、暗杀等惯用手段在红军面前不起作用。只有针对红军的政治治军，也实行“政治剿匪”才能有效。因此，杨永泰主持“剿总”也仿照红军的办法展开了颇具声势的政治攻势，实行所谓“新生活运动。”以蒋记三民主义和传统纲常伦理相混杂的“新生活”内容教化、训导民众，使红军无法与民众结合，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对所谓“匪区”实行软化、分化、感化的策略，实行军人独裁、保甲连坐法、定期“清乡”；组织通讯处、剧团等文艺团体，开展思想宣传和灌输……总之，变单纯的军事围剿为政治战、经济战、立体战一体化。

　　这样“剿共”，的确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正是在这种所谓的立体战的进攻下失败的。

　　被迫长征，红军会向何处去？

　　杨永泰又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建议：一箭双雕，坐收渔利。

　　杨永泰认为，蒋介石的敌人有三：首为红军，乃心腹大患，必除之而后快；次为各地地方军阀，名义上拥蒋，实则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作为异己，不可不清除；再次为日本侵略者。若不抗日，则蒋政权必然会被人民抗日浪潮所推翻。所以，抗日的大旗不能丢。但“攘外必先安内”，“剿共”为第一要务。

　　因此，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在对红军围、追、堵、截的时候，只围、只追、只截，不堵，放红军流入地方军阀盘踞的势力圈子内。然后，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其与红军作战，中央军名义上作为其后盾，实际上尾随红军之后，即可进入地方军阀的势力圈子之内，趁机收复失地。逼迫地方军阀与红军交战，无论哪一方获胜或失败，对蒋介石来说，都是胜利。若红军消灭了地方军阀，对蒋介石而言，是帮助他排除了异己；若地方军阀打败了红军，那对蒋介石来说，等于消除了心腹大患。这样，蒋介石始终都是胜利者。

　　若地方军阀不愿与红军交战，那就以“抗命”论处，加以消灭。

　　杨永泰这一套高论，的确有些非同一般，他竟借“剿共”同时排除异己，完成事实上的军令政令的“统一”，把一个个地方军阀的圈子都破除了。在湖南，军阀何健因与红军在湘江鏖战而大伤元气，最终被中央军所逐；在贵州、在云南，王家烈、龙云等地方军阀的势力也先后被中央军完全排挤。尤其是在四川，在杨永泰的密谋下，竟未发一枪一弹，兵不血刃，中央军就进入了这个刘湘等军阀长期盘踞的“天府之国”……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十一个省中，地方军阀的势力圈子几乎全部被蒋介石以“剿共”的名义一一破除或削弱了。这无疑也有杨永泰“辅佐”之功。

　　杨永泰精通以圈制圈之道，在各派军阀圈子争斗中极为有效。

　　但对于与那些地方军阀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红军和共产党人，他这一套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杨永泰虽然也认识到了红军与军阀的不同，但为什么不同，杨永泰依然不是很清楚。

　　他所制订的让红军与军阀互相残杀、彼此削弱的策略，看起来高明，但若地方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势力圈子，主动给红军“让路”，“礼送”红军过路；或双方讲和，红军反让一些地方，让地方军阀向蒋介石以此“请功”，那谁也都无可奈何了。

猝死：背负“通敌亲日”的嫌疑

　　历史总不会只按照杨永泰、蒋介石的意愿去写。

　　杨永泰本人，虽对破除军阀圈子不无见解，但对圈子争斗的残酷性、隐蔽性、长期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他自以为，只要抱紧蒋介石这棵大树，自己就会真的成为“当代卧龙”了。未免太过天真了。

　　孰不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所谓的政令军令的统一。地方各派军阀，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国中有国，省中有省，县中有县，各有各的势力圈子；在中央内部，不仅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分，还有桂系、粤系之别，党中有党，派中有派，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各有各的势力圈子。

　　“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就长期垄断国民党党务形成了独霸党务的势力圈子。

　　杨永泰正是得罪了“CC系”而死于非命的。

　　早在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得势的时候，他就曾向蒋介石建议把赣、鄂、豫、皖四省党权转入“剿匪司令部”。这等于夺了“CC系”在这四省的大权，他们能不怀恨在心吗？实际上，这也正是蒋介石的想法，蒋也不愿“CC系”独霸党权。所以，对杨永泰的建议，自然是欣然同意了。对此，“二陈”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们尚不敢公开向蒋介石叫板，只能迁怒于杨永泰，发誓要伺机报复。

　　说来也溱巧，此后不久发生了一场大火，更烤热了杨永泰的死期。

　　1936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了大火，竟烧毁了蒋介石刚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十多架新式轰炸机。蒋介石震怒，下令彻查。“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收了“CC系”送的十万美元贿赂，竟宣布此为意外事故。杨永泰以为有诈，他暗中让“CC系”的政敌——戴笠的“军统”详查。结果查出的真相是：“CC系”人物、航空总署署长徐培根挪用公款套购黄金，造成巨额亏空无法弥补，便放火烧毁库房，企图锁毁账目。但人为放起来的大火失控，进而烧毁了飞机。蒋介石下令将其枪毙。这样一来，“CC系”不仅痛失大将，而且还颜面尽失，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他们把账都算在杨永泰头上！

　　杨永泰虽然深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被称为“当代卧龙”，但他得罪了一个势力最大的政党圈子——“CC系”。

　　他的死期已经早定了。

　　果然，就在杨永泰被反对他的势力圈子排挤出蒋介石的幕僚圈之后，出任原属“CC系”势力圈子的湖北省主席不久，他就在汉口日本领事馆门前被所谓“爱国抗日青年”枪杀了。

　　他死了仍未了，还背上了一个“通敌亲日”的汉奸嫌疑。

　　他以善破圈子而展现“王佐之才”，却以得罪圈子而命丧黄泉。

　　所谓的“当代卧龙”，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哪里还有什么神机妙算，不过如此罢了。

圈变：“西安捉蒋翻危局”

　　◎他出生于陕西蒲城，自然不属于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圈子；他出身江湖，也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保定军校系圈子、日本士官学校系圈子和黄埔军校系圈子。

　　◎蒋介石人为地在西北制造出了两大军事势力圈子——西北军和东北军。两军皆为“杂牌军”，都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清除的圈子。

　　◎蒋介石那套以圈制圈的权术在共产党身上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在共产党内部不可能形成那种军阀圈子。

　　◎蒋介石清除异己有二法：一为直接动手清除；二为挑动圈子来恶斗，彼此削弱，最终自生自灭。

　　杨虎城是怎样死的？

　　1949年9月17日，阴森的重庆戴公馆（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一场血腥的杀戮正在进行。

　　杨虎城被刽子手张鹄引进了一个房间，捧着母亲骨灰（杨夫人谢保贞己于1947年被害死于狱中）的小儿子杨拯中的腰部被猛刺，杨拯中惨叫一声：“爸！……”就倒下了。猛回头的杨虎城还未看清小儿子被刺杀的惨状，自己也被刽子手的利刃刺中了，父子同时倒地而亡。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国也被残杀。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部下张醒民也惨遭杀害。

　　八条生命，顿时都倒在血泊中。

　　此时，距新中国成立仅差二十多天。

　　黎明就在眼前，他们却被黑暗吞噬了。

　　杀害他们的凶手是谁？

　　蒋介石！

　　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如此回答。

　　因为只有蒋介石才能够抓他，也只有蒋介石才能下令杀他。

　　就连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亲自下令释放杨虎城与张学良，也变成了一纸空文，更何况他人呢？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残杀杨虎城及其子女和随从呢？

　　人们自然会想到杨虎城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与张学良一起在多次诤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果的情况下，基于民族大义，在西安囚禁了蒋介石。逼迫他答应以结束内战、共同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八项主张”。蒋介石对此怎能不怨恨呢？他不仅认为张、杨“背叛党国”、“劫持领袖”、“大逆不道”，而且把自己在华清池逃跑时翻墙摔伤腰也归罪于他们。

　　蒋介石的杀心那时就起了，只是忌惮舆论，怕担报复恶名，才一直隐忍至此。

　　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之际，蒋介石在重庆亲下命令给军统头子毛人凤让其杀害杨虎城，足见对他的怨恨有多深了。

　　其实，如果杨虎城与张学良没有发动“西安事变”，他也难逃蒋介石的暗算。

　　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圈子中人。

　　他出生于陕西蒲城，自然不属于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圈子；他出身江湖，也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保定军校系圈子、日本士官学校系圈子和黄埔军校系圈子。同时，他又是典型的“陕西楞娃”，性格刚直，不愿依附与蒋称兄道弟，更不愿甘为奴仆，任其驱使。因而，蒋介石在日记中，早就把他定为必须清除的“军阀”之一。

　　他的人生历程与蒋介石也迥然不同。他出身贫穷农民家庭，父亲因参加“哥老会”而被清廷残害。幼年丧父，生活逼迫他不得不面对太多的苦难。仿效梁山好汉聚义，他也组织了“中秋会”，杀富济贫，为民除恶。在故里，他颇有好名声。1911年末，陕西首先爆发了响应武昌起义的反清革命，他参加了秦陇复汉军，在乾县、礼泉一带与清军作战；1915年，他响应孙中山“讨袁护国”的号召，参加陕西护国军，任营长，驱逐袁世凯在陕西的爪牙陆建章甚力；1917年参加于右任组建的陕西靖国军，任支队长；1922年所部拒绝被直系军阀改编而退入陕北；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首都革命”后，他任陕北国民军总指挥，率部回师关中，连战连捷，被任命为国民军师长。

　　为配合北伐，杨虎城曾率部出潼关，进击河南。因而与盘踞河南的直系军阀所属的镇嵩军结怨。1926年，镇嵩军7万多包围了西安，杨虎城所部国民军与另一国民军李虎臣部，以区区不足万人的兵力，坚守西安孤城达八个月之久，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北伐。

　　由此可见，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前，杨虎城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与蒋介石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然不属于蒋介石的势力圈子。

　　蒋介石对于杨虎城依然采用对付异己圈子的惯用伎俩，先利用，利用不成即清除。清除有二法：一为直接动手清除；二为挑动圈子恶斗，彼此削弱，最终都自生自灭。

　　开始，蒋介石当然先要利用杨虎城了，他见杨虎城在陕西根基深厚，又深得民众支持，一时不易撼动，便挑动他与老上司冯玉祥交恶，进而为他所用。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命杨虎城所部攻击冯玉祥的军队，他在其互相残杀中渔利。表面上，蒋介石对杨虎城加官晋爵，许诺让其放手经略西北。暗地里却处处设防，不断扩充其包围、压缩杨虎城势力的圈子。

　　就在明令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十七路军总指挥时，又命顾祝同在潼关设西北行营，统辖陕、甘、宁军务。这样，既把住了陕西的东大门，限制了杨虎城向外发展势力。同时，蒋介石又花重金收买了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让其各占地建自己的势力圈子。从而使杨虎城经略陕甘、力图西北的愿望成为泡影。

　　1935年，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边根据地。蒋介石又玩起了一箭双雕、以圈制圈的故伎，他一方面命令杨虎城率部前往陕南“剿匪”，杨虎城不得不去。若不去，那就是抗命。（陕南又属陕西，名义上归杨虎城管辖）与红军交战，若能够彼此削弱，互相消灭，那就是他的胜利；另一方面他又命令嫡系胡宗南率部趁机以“剿匪”需要为名进驻汉中。事实上等于把杨虎城的势力赶出了陕南。

“西安事变”：“内战吟成抗日诗”

　　随着红军北上陕甘，胡宗南的圈子势力也扩展到陇东的天水、平凉、庆阳一带。从东、南、西北三方包围关中之势已形成。杨虎城各部已处于胡宗南军队的包围圈中。

　　同时，蒋介石又命败逃的东北军张学良部近20万人入陕甘“剿匪”。显然，蒋介石人为地在西北制造出了两大军事势力圈子——西北军和东北军。两军皆为“杂牌军”，都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清除的圈子。在蒋介石看来，西北军和东北军必然争斗不已，他又严令其共同与红军作战，这样，既能“剿匪”，又能清除异己圈子，似乎无论什么结果，他都是坐收渔翁之利的胜利者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挖空心思挑动两军内讧，制造矛盾。在名义上，他任命张学良为“全国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杨虎城为其部属；在地盘上，他又命杨虎城一部进驻陕南，一部驻守西安；命张学良主力进攻陕北，分驻西安周围，包围杨部。同时，他又命西安的军统和中统组织搜集情报，制造事端，增加两军的摩擦，使其彼此攻击。

　　刚开始，蒋介石这个以圈制圈的损招还真有些效果，不只东北军与西北军在西安城内摩擦事件不断，在“剿匪”战场上，也接连丧师失地，连吃败仗，这让蒋介石暗自窃喜不已。

　　但毕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都不愿做蒋介石玩弄以圈制圈权术的工具。当张、杨被民族大义感召，彼此坦诚相待，冰释嫌疑，共同要求抗日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再也打不下去了。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前往西安监督张、杨“剿匪”，张、杨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分歧根本对立的情况下，张、杨毅然对蒋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一时，全面内战的阴云笼罩古都。

　　日本侵略者以为灭亡中国的时机到了，鼓动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圈子要员何应钦等力主出兵剿灭“叛乱”，迎接躲在德国病房窥视时局变化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复职”；亲英美派圈子中代表人物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出面力保蒋回南京；各地方势力圈子从自身利益出发，或主张放蒋，或主张杀蒋，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唯有张、杨两位将军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一致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不计前嫌，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叶剑英诗）。但“西安事变”后两位将军的遭遇却是那样悲惨！先是张学良自作主张“负荆请罪”到南京，被所谓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又假惺惺地以个人名义保释，最终以“严加管束”为名长期拘押（一直到台湾“两蒋时代”结束才恢复了自由）；后是杨虎城被逼迫一度出国，回国后即被诱捕。先后在南昌、长沙、贵州、重庆等地拘押。1949年9月，在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认为再也用不着顾忌舆论的压力了。便凶相毕露，举起了疯狂的屠刀。

　　西北军和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也被蒋介石一一分化、瓦解，不复存在了。蒋介石以圈制圈的目的达到了。

　　唯有红军，不仅“剿匪”越“剿”越多，而且势力也越来越大。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发展为敌后抗战的主力，深受人民拥护。蒋介石那套以圈制圈的权术在共产党身上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在共产党内部不可能形成那种军阀圈子。

　　对于张、杨二位，国民党方面却一直视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甚至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也归之于张、杨。蒋介石多次声称：“如果没有他们捣乱，我剿共早就成功了。何至于有大陆之败？”显然，这种论调是从一党一派圈子私利出发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张、杨“应该受到制裁”的论调存在，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事实证明，张、杨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必要的和及时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爆发，那内战还会延续、全民抗战的局面还会推迟形成，抗战乃至以后的历史可能就都要重写了。

　　蒋介石也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个转折点。他当年离开西安到洛阳就发表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斥责其“犯上”。回到南京，一面审判张学良，“伸张正义”；一面让根本未到西安的“文胆”陈布雷编写《西安半月记》一书，挽回自己丢失的面子。还命人把临潼华清池后山上的石头搬走，并在那里修建了所谓的“民族复兴亭”（即今“捉蒋亭”），借以喻示中华民族将从他半夜身穿短裤藏身的那块石头缝中复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

　　在西安青年路中段北侧有一“止园”，它是杨虎城1930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修的别墅，取意老子入关“紫气东来”，名为“紫园”。1932年，杨虎城被蒋介石免去省主席职务，怕招致蒋介石猜忌，在1936又取意《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止戈为武”一词，改“紫园”为“止园”，意向蒋介石表明“止乎于此”，无他奢求的心迹。还有一种不见于经典的说法是，“止”是蒋中正的正字去头，园即圆，喻光头，“止园”即杀蒋中正这个光头。说明杨虎城将军杀蒋之心由来已久了。

　　但真正杀蒋的机会来了，杨虎城为什么又自动放弃了呢？“西安事变”中杀蒋，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该出手时不出手”呢？如果当时“止园”了，他还会有后来的磨难和杀身之祸吗？

　　可惜历史不会重来，只能在反思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了。

圈败：“文胆”也胆寒

　　◎陈布雷不是别人，他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长期掌管机密核心圈子——侍从室。他形同清朝中枢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其权其势，远非任何人所能比。

　　◎眼看着亲身参与建立的蒋家王朝圈子如此分崩离析，自己空有一腔报效“浩荡皇恩”的夫子情怀，却无力回天，因而“饱受刺激”，绝望之极。

　　◎陈布雷选择了传统文人愚蠢之极的行为——“尸谏”。他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唤起蒋介石对内战的反省，以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陈布雷真的是“心脏病逝世”的吗？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报》刊登消息称：“陈布雷氏昨心脏病逝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在震惊之余，也预感到了蒋家王朝圈子的黄昏景象。尽管蒋介石亲书“当代完人”横匾高度肯定、隆重悼念，但也难以消除众叛亲离的凄惨。

　　因为陈布雷不是别人，他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长期掌管核心机密圈子——侍从室。他形同清朝中枢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其权其势，远非任何人所能比。

　　如此重要的角色，按照蒋介石用人唯圈子是举的原则，不是出自黄埔军校，就是来自浙江同乡，除此之外，谁人还能染指呢？

　　陈布雷，乃浙江慈溪人。布雷大名，本与雷无关。而是儿时肥胖，脸如面包状，被戏称为“面包孩儿”。因面包（Bread）英文读音与中文“布雷”相近，因而得名。他虽然不是嫡系黄埔军校毕业的“天子门生”，但资历也不浅。22岁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后，曾加入了同盟会，一度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以文笔优美、老辣而闻名。

　　从1927年春在南昌被蒋介石看中，加入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时起，直到1949年死亡，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心腹。不只蒋介石最为重要的文案，诸如《祭告总理文》、《西安半月记》等出自他的手笔，素有“文胆”美名，就是蒋介石最机密的小圈子——侍从室也一直交由他直接掌管，足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敬重。

　　如此备受信任和重用的心腹人物，为何突然会“心脏病”发作呢？

　　正是需要奉献忠心的非常时期，为何要“弃主”而灵魂归西呢？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

本书为凤凰网读书授权转载。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