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王莽和他的理想国（四）——儒生的改革

王莽建立“新”朝的时候，他已经53岁了。关于国号名称来源，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曾经封为新都侯，故名为“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新朝”的“新”，实取“新”字的文义，即改旧、更新为新，开始、始基为新。

两种说法，前一种成为主流观点，以东汉的王充、元代的胡三省、清代的赵翼为代表。后一种说法也有其道理。

那我们就看看王莽理想中“新”朝到底“新”在哪里吧。

首先是官名。王莽还没篡汉时就对官名做了微调。但这次不同，一旦身为皇帝，九五之尊，便真正掌有无限的权力。王莽用改名的方式对前汉官制进行了调整。依据“天帝行玺金匮图”，以王舜为太师，平晏为太傅，刘歆为国师，哀章为国将，称为四辅，并且神化一下，分别以岁星、荧惑、太白、辰星和东岳、南岳、西岳、北岳比作神明，以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冠之以上公爵位。命甄邯为大司马、王寻为大司徒、王邑为大司空，是为“三公”。以甄丰为更始将军、王兴为卫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盛为前将军为“四将”。一共十一公，三公、四将也都有爵位。这大大超出了大汉“三公九卿”中的“三公”数量，以至于献图者哀章、看门者王兴、卖饼者王盛都可混迹于其中。
　　原来的“九卿”，则纷纷改名，重新搭配，添加新官，变成“九卿——六监”制度。
　　对于一百多个郡级官员，则统一改太守为大尹，把掌管武事的都尉统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
　　后来又令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相当于太守的大夫，和相当于都尉的属正，以便直辖。
　　总之官员名称一片大改，让任何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大伤头脑，非捧着图表参照不可。
　　但还没完。
　　他还试图恢复周代的五等爵制度——公、侯、伯、子、男。爵位和官位一一对应。公者，即上面所述十一公也；侯、伯可以做太守的官；子、男可以做县令的官。

改地名，是和改爵名相关联的。前面说到，周代社会的维系，是以宗法制做为基础的。理论上讲，周朝整体是一个大家族，周天子就是最大的大宗，各地相对于周天子而言都是小宗，但各地都有局部区域的大宗，这就是“公”。局部区域的“公”不能天天到周天子这里，就得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各诸侯国再按五等爵的级别、按分封制的精神逐层分封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公、侯、伯、子、男，层层相套。宗法制和分封制结为一体。简单说，就是什么爵位分什么地。爵高者，分的地，包括爵低者的地。男爵以下，就是平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低的，连地位都没有，就是奴隶，和牛马财宝等成为主子的私产。
　　王莽觉得，新朝的维系，也应当遵求此理。不仅什么爵位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官，而且更要坚持什么爵位的人分什么样的地。官、爵、地，三者互相关联，世袭制的“接班”制度也因此而重新恢复。于是他下令：
　　公爵为一同，可以有一万户（民众的租税），面积方圆百里。史书统计有“公”十四人；
　　侯爵、伯爵为一国，可以有五千户，方圆七十里。史书统计有“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
　　子爵、男爵为一则，可以有二千五百户，方圆五十里。史书统计有“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
　　前汉时期的“关内侯”原为二十等爵中仅次于侯爵的次高级别，这时叫做“附城”，相比于新封的爵制，降了级别（特别包括诸多刘氏宗亲），仅可拥有九百户，方圆三十里。史书统计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人。
　　有了规定，就得照章办事，对于全国的地名，就要做调整。
　　

首先便是恢复《禹贡》中“九州”，把汉武帝十三州改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把原部州具有监督职能的最高长官“刺史”改为“州牧”，爵位封为男爵。当然了这时的州牧还没有很大的权力，只是监督一州所属的几个郡，基本还是个纪检委。

其次是具体地名的大改。如仿照周代的“宗周”、“成周”，以义阳（洛阳）为新室东都，以常安（改“长”为“常”）为新室西都，是为二都。再如河东郡，改名为兆阳；颍川郡，改名为左队……太多了，全国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都有改名，你查《汉书·地理志》都可查得到。甚至到了新年号“天凤”之后，年年都变，一郡最多时，要改五次，最后再“折腾”回来。发个诏书，往往要在新地名后面加上注释，比如：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
　　

这个措施，主要是让人们在使用地名上产生混乱。

大家会发现《三国演义》里，除非类似诸葛亮、夏侯渊这样的人物是复姓，其他一律是一个姓加上一个名，是两字姓名，并配有比较雅的“字”，就连很多勇夫也是如此。那么为何如此整齐划一呢？
　　此事源于王莽。
　　王莽认为二字名不符儒家礼法，属于“非礼”的范畴，于是下令在全国禁止取用二字名，已取用的要改为单名，只有犯罪的人，才恢复原二字名，以示处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新莽政权被推翻，王莽的命令按理说是不应算了，但风气一直也没有改过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由于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至于新莽政权后来造反、叛乱的绿林军有的领袖叫王凤、王匡，与王莽长辈同名，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1井（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

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格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政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产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届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殊钱，另作小钱，与大钱1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昔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傣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为了转移各阶级对改制的不满，王莽还挑起与四周各族的民族斗争。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故意贬低少数民族的地位，无理加以侮辱，如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其后，又连续发动对东北、西南各族和匈奴的非正义战争。曾派10余万人镇压西南的钩町族，其中有十分之六七死于饥饿病困之中；又从各地征发30万人进攻匈奴。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战争的骚扰，使各族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

王莽的改革失败，他的理想濒于破灭，他没有能够解决困扰这个国度的经济问题，并且他的运气出奇的差，经济改革失败又遇上连年的“天灾”，所用非人，又造成“人祸”。他太让天下失望了。所以“新”王朝是不会长久的。

天下人选择了他，现在，天下人也会抛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