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一把扯下了小律胸前:帝国的另类【作者：司马哲】

第一章  话头

　　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皇帝。

　　从近年来史家和作家们的“戏说”、“正说”和“趣说”中，即可看到形形色色、反差极大的中国皇帝形象。但好也罢，歹也罢，都不去说他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皇帝的另类面孔，尽管他们与明君、昏君、暴君、庸君是同宗同类，但毕竟大相径庭，形象迥异，诸如：“跛子皇帝”，“口吃皇帝”，“白痴皇帝”，“麻子皇帝”，“独眼皇帝”，“道士皇帝”，“和尚皇帝”，“木匠皇帝”，“蛤蟆皇帝”，“蟋蟀皇帝”，“酒鬼皇帝”，“花鸟皇帝”，“词人皇帝”，“短命皇帝”，“乱伦皇帝”，“同性恋皇帝”，……我关注这些“另类”或“异端”皇帝，并非出于猎奇，而是想从中探索产生这些“另类”皇帝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显而易见，另类皇帝的产生，恰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后果，也是造成中国皇帝“异化”的根源。

　　不想当皇帝，不适合做皇帝，结果阴差阳错偏又做了皇帝。

　　当了皇帝之后，又不务正业，偏要固执地发展和放纵个人的爱好特长。

　　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乃至玩物丧志，嗜痂成癖，胡来一气，为所欲为。

　　如此种种，大都同“君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共性与个性”、“职务与爱好”的“错位”有关。再加上掌控不好二者的“机缘”，找不准平衡二者的“支点”，就会更加失控而闹出乱子来。所以这些皇帝大多失败得很惨，差不多都成了亡国之君，或者把江山搞得一塌糊涂。

　　当然，历史和个人的“错位”，并不意味着都是失败，因为历史的脾气有时也很怪，而且往往是歪打正着。如“跛子皇帝”明仁宗朱高炽，本不适合当皇帝，但他偏又做了皇帝，而且居然“跛”出了政绩，“跛”出了一片大好河山。

　　又如武则天，她是以“唯难养也”的女人身份挤进了由男人独霸的政治舞台，而且她既想当人间女皇，又想当西方的如来佛祖。 这是她绝对的“错位”，但那又如何?结果是，她在绝对的“错位”中，取得了绝对的成功。试看，有几个彪形大汉皇帝能超过她的？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皇帝之所以成为人们绕不开的热门话题，不仅是皇帝具有另类面孔和特定的人性，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皇帝是“专制”的化身。倘能破译其中最核心的密码，也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特有的痼疾及其滋生“专制思想”的根源。
  第二章    “文化皇帝”与“花蕊夫人”

　　○秦始皇怕读书人造反，搞了个“焚书坑儒”。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没想到推翻秦朝的恰是那些不读书、少文化的“粗人”。

　　出身没落将门之家而一度流落江湖的宋太祖赵匡胤并无多少文化，但他却击败了文化素质都很高的后蜀后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使他们成了亡国之君。难道说，这都是文化惹的祸？

　　○读书有益，文化无罪，有罪的恰是那些毁灭文化的人。

　　（一）唐末五代之际，藩镇林立，处于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北宋脱颖而出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便着手统一中华。他按照“先南后北”的既定方针，首先平南汉、灭南平，切断南唐与后蜀的联系，再分而击之。而这时的后蜀后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这两个词林圣手、风流天子却还沉溺在温柔富贵乡里，做着人间的美梦。

　　这两位风流天子、亡国之君，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可谓天生的绝配。他们都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词林高手和情场老手，也都不是残暴的昏聩之君。而宋太祖恰又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出身于破落将门之家的流浪汉，他居然把两个文化修养比他高得多的君王一口吃掉了。

　　再联想到有着灿烂辉煌文化的法兰西在二战中败于希特勒的史实；再联想到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曾一度被日本侵略凌辱的惨状；再联想到鲁迅说过的一首诗打不倒孙传芳而一炮就可轰倒孙传芳的名言，于是有学人发话了，说“文化远非如文化人说的那么重要。一个民族并不因为有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就能保证大家都能为捍卫这种文化而捍卫这个国家。伊拉克如此，法兰西如此，我们也一样”[ZW(]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02页[ZW)]文化当然不是面包，文化当然不是枪炮，更不具备高科技制造出来的尖端武器和原子弹那样的威力。但别忘了那些现代化的武器和原子弹，都是靠有文化科学技术的人制造出来的。指挥和使用原子弹的人，必须是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有理智的人，应由这样有文化综合素质的高手来掌控。如果落在无文化或者即使有文化而不懂得运用文化的疯子和无赖之徒的手里，把原子弹当成手榴弹来乱扔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所以，文化本身无罪，有罪的恰是没文化、不懂文化和不会掌控和运用文化的人。

　　所以，文化终归还是国家之根本、民族之灵魂、人种之血脉。文化不是面包却胜似面包，不是原子弹却似过原子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种，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文化，就怕文脉的中断与浮躁，就怕抱残守缺。因为我们最终拼比的不仅是政治、军事和经济，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

　　都是词林圣手的这两位君王，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罪不在文化，而正在于他们不善于掌控和运用文化，没有把握好玩文化的时机和火候。或者说玩得不是地方，玩得不是时候，玩过了头，乃至走火入魔，玩物丧志。更主要的是，他们的这一手绝活，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产生了牴牾，严重“错位”了、扭曲了。故早有人替他们惋惜，说“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命薄作君王”。君王爱词曲也没有错，错在他们的本色行当应该是玩政治，而不应沉溺于词曲之中。

　　这里，先说后蜀后主孟昶吧。

　　（二）孟昶是蜀主孟知祥的皇子，他的父亲才当了几个月的蜀主就死了，他便即位成了后蜀主。

　　这位资质端凝、少年老成的君王，初登大宝时也很有雄心大志。他选拔新人，任用贤臣，奖励农桑，改善吏治，都做得像模像样的，颇有王者的风范。而且并不满足于偏安巴蜀，还想染指中原。但由于书生气十足，不会玩政治，所以终难如愿。既当不成一统中华的大皇帝，就只好凭据天府之险、三峡之雄而做小国之王了。

　　时值后周交替之际，各家正忙于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巴蜀小国之时，孟昶正好“关起门来做皇帝”，乐得逍遥自在。而他也会玩会乐，连尿盆也拿珍珠玛瑙来装饰。难怪后来宋太祖得胜后看到这金玉镶嵌的尿盆时说，如此奢华的君王不败才怪哩！至于“打球走马”和玩美女，他一样都不落人后。为了打球走马，他下令强夺百姓良田，作为皇家的跑马场。还命五彩缤纷的宫女，穿梭往来于场中助兴。

　　为了充实后宫，他又下令广招蜀中美女，供其玩乐。徐家有女初长成，生得如天仙般的飘逸俊秀，且精工音律，擅长歌赋，人见人爱，当然很快被选入宫。即受到孟昶的宠爱，并被封她为贵妃。

　　据明人陶宗仪《辍耕录》一书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ZW(]《中华文化之谜》，文汇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17页。[ZW)]“花蕊夫人”，是孟昶在封徐氏为贵妃时，赐给她的一个芳香四溢的别号，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这位姓徐的花蕊夫人，不仅擅长红牙按拍、檀板轻敲，而且更有一手绝活，那便是善烹调、会厨艺。其中有一道名叫“酒骨米曹”又名“绯羊首”的菜，便是当时和后来传遍天府之国的名牌佳馔。据说是先将洗净的白羊头，以红曲和好酒淹而煮之，使酒味浸入后，再剖成薄片。这样吃起来余香满口，回味无穷。还有一道江湖菜，名叫“月一盘”，即以薯药切成月牙形状的薄片，以五味调和，再以莲粉拌匀，使之洁白如玉，形之似月，吃起来酥脆可口，闻起来清香扑鼻。

　　每逢宴会，花蕊夫人都要露一手，而且花样翻新，屡出奇招，令人叹为观止。问她为何如此，她说了一句跟今天非常相似的话：要想管住男人的心，先要管住男人的胃。

　　但如果女士们真的相信这句话，那就犯傻了。因为男人胃品大开之日，恰是心花怒放之时，岂是夫人轻容易就能管得住的？

　　不过对孟昶来说，倒是蛮管用的。他的胃和心，都被花蕊夫人牢牢地管住套牢了。

　　花蕊夫人爱花，尤爱芙蓉、牡丹和红栀子花。孟昶便广开花圃，遍采名花，精心培育。因此，一年四季，都花开满园，香风十里。特别是秋天的芙蓉，不仅盛开于皇家，也绽放于锦城。放眼一看，满城芙蓉，绮罗成阵，争芳斗艳，叠锦堆霞，竟成了芙蓉世界，花的海洋。今日成都人爱芙蓉，将之定为市花，是否与此有关呢？

　　花间一壶酒，一张琴，还有称心如意的美人相伴，这种浅斟低唱、吟诗作赋的悠闲生活，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的作派。

　　夏日炎炎，孟昶酷热难耐，便命人在锦江河畔修建一座水晶宫，再凿一个“摩诃池”，与河相通，又在池中安放四架喷水的机器，只要将开关打开，池水就从四方一起喷射出来，然后又回归池中。实际上，就是一个纳凉的大花园。

　　每逢盛夏，孟昶就带着花蕊夫人和嫔妃眷属，来到水晶宫避暑，饮酒吟诗。孟昶曾写了一词阙，名叫《玉楼春》。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后来苏东坡将此词改写为《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ZW(]胡云翼：《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2月版，第74页。[ZW)]这种改动前人之作的“隐括”方式，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改写，自然也不能说是抄袭。但苏东坡的名气大，反将原词的作者孟昶压下去了。今日人们只知苏东坡的《洞仙歌》，而不知孟昶的《玉楼春》。不过，此词能使文豪苏学士动心寻味，乃至要动手改写，也足见孟昶并不是一般的庸俗词人。

　　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有文化修养和造诣的文人皇帝。论诗词的工底，他虽然赶不上李煜，但文化综合素质却明显地在李煜之上。他首开画院和首创文人词曲集，以及勒石刻经和保留下“南管”乐曲，也都是李煜望尘莫及的。

　　广政三年（940），他命人收集当时的文艺辞赋、诗家词曲约五百首，分为十集刊发，名为《花间集》；次年又命人编辑《古今韵会》五百卷；后来他命人在石头上镌刻《论语》、《周易》、《尚书》、《尔雅》等十大经典，历时八年才完成。为了便于流传，他又命人刻成木版图书。后来木版图书的大量流传于世，即源于孟昶的创造。

　　今日台湾流传的“唐音”，也就是当时孟昶命人制作的“南管”。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实属罕见。

　　还有，孟昶曾在蜀中广招画师入宫作画，一次就达50人之多，此可谓开宫廷画院之一代先河。总之，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家。

　　但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这既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的弱点。因为君王的行当和特点是玩政治，而不是玩文化。

　　（三）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对诗人而言的。真正的诗人，大多是在国家不幸的离乱衰亡中迸发出来的。但一国之君如果只一味地去玩诗玩词玩艺术、玩文化，那结果必然是把国家玩垮玩尽玩败、玩灭亡，同时也把自己玩完。

　　因此，当宋太祖大手一挥，兵锋直指后蜀时，孟昶还沉浸在温柔乡里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直到宋军兵分两路，南北夹击时，孟昶才慌了手脚，忙派狗头军师王昭远领兵布防。他出征前，曾向孟昶夸下海口，说我此番出征，不但能击败宋军，而且还可以率此几万虎狼之师，直取中原。

　　哪知兵出剑门，刚与宋军交战，便一触即溃，忙退守剑门关。剑门乃成都之屏障，一旦有失，成都就危险了。所以孟昶听说王昭远退守剑门时，立即派太子孟玄吉吉 率军增援。

　　这位太子爷原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花花太子，除了会玩女人之外，他什么都不懂，更不懂军事韬略。临到率军打仗时，他还用绣辇抬着一大群爱姬美女与之同行，又带了一大批乐师乐器随军演唱。这哪里是出征打仗，分明是一个超级豪华的旅游团。“知子莫如父”，但孟昶却不知儿子是这样的货色，还委以重任，岂有不败的？

　　果然，还未等太子的军队赶到时，剑门关早已失陷了。太子吹吹打打地去，只好又吹吹打打地返回成都。

　　这时，南路的宋军，早已突破三峡防线，然后沿江北上，直逼成都。乾德三年（965）元月，宋军南北两路大军，按计划会师于成都。

　　至此，做了将近30年太平蜀主的孟昶，才如梦初醒，自己的江山已经玩完了。现在要干的不是吟诗作赋，而是叫人起草降表了。

　　是年元月中旬，宋军主帅王全斌到达成都会仙桥。他此番到此不是“会仙”，而是与亡国之君孟昶相会，接受他的投降表。

　　当时，孟昶率领一帮大臣，备齐亡国之礼，手捧降表，跪于宋军营门。王全斌抬眼一望，二话未说，只问花蕊夫人何在？因为这是临行前宋太祖交给他的一项特别任务，必须将“冰肌玉骨清无汗”的花蕊夫人，完完整整地带回汴京（今日之开封）。

　　不久，孟昶和他的花蕊夫人，以及眷属大臣被带至汴京，在明德门外素服参拜宋太祖。

　　宋太祖说，你的词写得相当漂亮，一句“冰肌玉骨清无汗”，就足以能夺词林之冠。连朕这个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和体会到其中的意味。不过，玩这种文字游戏毕竟不是你我的本分，那些都是文人墨客干的。你却视之如命，玩上了瘾，岂有不误事的？

　　如此这般地教育了他一通，然后下诏降罪，同时又封之为“秦国公”，并赐以袭衣冠带。但不知为什么，几天之后，孟昶便暴毙而亡了。

　　孟昶一死，花蕊夫人就被宋太祖召进后宫去了。赵匡胤极其热情地款待她，席间他问花蕊夫人，听说前蜀主王建也曾有过姓徐的花蕊夫人，也会写宫词。而你也叫花蕊夫人，也会写宫词。不知是同名同号呢，还是传言有误？

　　花蕊夫人说，哪有那么多的花蕊夫人？恐怕都是那些文人吃饱了瞎编的吧。

　　赵匡胤碰了个软钉子，只得改了话题，问她能不能吟诗一首，以助雅兴。

　　花蕊夫人也不多言，便怀着对孟昶的思念和亡国之痛的一腔悲愤之情，口占一绝，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ZW(]《中华文华之谜》，文汇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18页。[ZW)]赵匡胤听后，非但不怒，反而赞赏她说：卿真可谓锦心绣口啊！又问她，听说你在离蜀来京的途中，曾将一首词写在驿馆的粉墙之上，卿还记得吗？

　　花蕊夫人说，亡国之音，终身难忘。

　　赵匡胤说，何不念来朕也听听，也好以此为鉴。在他一再催促下，花蕊夫人只得念道：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ZW(]《中华文华之谜》，文汇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18页。[ZW)]花蕊夫人念罢，又感叹说，都是词不好，误人误国。本应该是“人玩词”，结果反倒是“词玩人”。

　　赵匡胤说，夫人，错的不是词，而是人。君王爱词也不为错，错的是他不会用词，反而为词所用。玩物丧志者，岂有不败的？

　　花蕊夫人笑道：你不爱词，只爱江山，当然不知玩词之误了。

　　赵匡胤说，不然！朕爱江山，但也爱吟风弄月，不过朕会驾驭它，决不会为它所用。而且朕始终明白，我是一国之君，我应当恪守君王的本分。朕玩的是权杖，文化则是权杖的灵魂。

　　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原以为花蕊夫人会思念旧主，不肯与他交言对话。不料她却有问必答，款款细言。根据他的经验，女人只要肯同你交谈，那就有几分把握了，至少说明她对你没有反感。因此他左一杯、右一杯地只顾敬她喝酒，又左一句、右一句地劝她，只管放心住在宫里，要什么就给什么，并保证封她为贵妃。说着就调侃道，不知是否也能让朕体验一下冰肌玉骨的妙处……花蕊夫人也无可无不可地说，亡国之人，苟且偷生之辈，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就这样，她成了宋太祖的贵妃（一说是嫔妃）。

　　不料，她又被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又名赵光义、也是他的皇位继承人）看上了。《烬余录》中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已久。一天晚上，他进宫去探望生病的皇帝哥哥时，发现他正处于昏睡之中，只有花蕊夫人独自陪伴，便趁机要奸污她。不料惊醒了赵匡胤，他怕被砍头，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玉斧砍死了他，然后逃出皇宫。

　　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烛光斧影”。

　　不论是真是假，反正赵匡胤当天晚上就死了。

　　可见，如果说孟昶是因玩女人、玩文化未把握好分寸火候而亡国亡身的话，那么，赵匡胤这个政治行家里手，也因玩女人、玩政治未拿捏好分寸火候而死于斧口之下。

　　由此观之，玩文化也罢，玩政治也罢，或者玩女人也罢，如果玩昏了头、玩走火了，也都难逃覆灭的命运。
  第三章  绝代词人为何成了亡国之君

　　○“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命薄作君王”。但其亡国之音的缭绕和美人相伴的艳魂，却又使李后主留下了千古佳话。

　　“国家不幸诗家幸”，词既害了他，又成就了他，正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也。

　　○政治家要有文化人的素质，文化人要有政治家的胸怀。

　　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结局，一旦“错位”，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一）说罢了后蜀后主孟昶之后，现在该说南唐后主李煜了。这两位后主都是以玩词为特长而又以玩词误国的亡国之君，本该被历史的尘埃封存，但因其亡国之音的缭绕和美人相伴的艳魂，却又使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浮出了水面，成为千古佳话。

　　不过，“国家不幸诗家幸”。到底是国家不幸的悲剧成就了他们呢，还是艳绝尘寰的美女绝配而使他们流传千古？这些似乎都不必去深究了，这里我要说的，还是关于“君王错位”的这个问题。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重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李氏家族原本姓徐，唐末吴国在杨行密死后，即由大将徐温执政，徐温死后即由其养子徐知诰掌权，不久灭吴称帝，建立南唐。他自称是唐玄宗之孙，更名为李昇，李王景 就是他的儿子。李璟有六子，按说还轮不到第六个儿子李煜来继位的，因前面的五个儿子都相继死了，所以最终还是由李煜来继位。

　　李煜天资聪颖，从小就文采出众，长相也很奇特。据说丰额骈齿，一目重瞳，颇有富贵之相、天子之表，是块做皇帝的料。但事实证明，他又没有具备当皇帝的起码素质。他根本不懂政治，只会吟风弄月、吟诗填词。

　　《诗薮杂编》说他“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艺苑言》也说他“后主直是词手 ”。也就是说，他是词坛高手，词林宗师。这恰是做君王的“短处”，也正是他作词人的“长处”。所以有人为之叹息说：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命薄作君王。

　　这位君王之所以命薄，是因为他继位之前南唐早就走向衰落了。而南北混乱的政局，也亟需统一。雄才大略的宋太祖正在着手全中国的统一，南唐自然是宋太祖统一的对象之一。他若要抗拒这种民族大统一的历史潮流，显然是以卵击石，负隅顽抗。但作为一代君王，他要是拱手称臣，顺应潮流，显然又愧对家庙，而且必然成为亡国之君。

　　可见，李煜在当时的历史夹缝和转换之中，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也许当年的李后主还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处来判断自己所处的地位与何去何从，他只能以“错位”的心态来打理他的国家。

　　李煜初登大宝时才25岁，他不曾料到会当皇帝，也不想当皇帝，但偏偏又当上了皇帝，既当了皇帝却又不懂得玩政治。玩文化他是高手，玩政治却是外行。他的对手赵匡胤，偏又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那“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之类的绝招，李煜无论如何是学不到手的。当然，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类的佳句，也是赵匡胤无法写出来的。

　　但对君王而言，比拼的不是文化艺术，而是政治手段。他们比拼的不是“善”，而是“恶”。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一个君主来说，从恶比从善更适合。但李煜这个君王，偏偏又信佛好善，一副菩萨心肠。因此，赵匡胤略施小计，随便出手两招，就让李煜中计，而且还浑然不觉。

　　（二）李煜也像许多信佛的君王一样，天天都在念经拜佛，阿弥陀佛不离口。每当退朝之后，便脱下黄袍，换上袈裟，诵经不止。他还不惜重金，招募僧人，一时使金陵的僧人陡然倍增，多达万人。僧人犯法，他不依法处置，只让他们诵经了事。

　　赵匡胤听说后，就派高僧去进一步说服李煜，要他以佛治国，方能天下太平。李煜不知是计，还信以为真，果然更加礼佛参禅，不把国事放在眼里了。其实，赵匡胤也信佛。他在落难时曾得到过高僧的指点和帮助，在谋取后周政权时也得到过麻衣和尚的点拨。只不过他信佛而不佞佛，并且善于将“佛法”灵活地用于“世法”之中。

　　赵匡胤接着又用反间计，巧妙地除掉了李煜手下的大将林仁肇。在战端未开时，双方都有使节往来。有一次，当赵匡胤在召见南唐的一位使者时，有意让使者看到先挂在墙上的林仁肇的画像。又遮遮掩掩地说，林仁肇先以此物为信，然后再设法来投降。还煞有其事地说，那间空房就是为他准备的。那位使者不辨真伪，便传信给李煜。李煜全无政治头脑，也缺少心计。他不想一想，哪有这种投降叛变的做法？只是一听说此事，就将一位忠于他的得力大将“鸩杀”了。

　　除掉了智勇双全的林仁肇后，赵匡胤又派人潜入南唐，侦察长江天险的地缘地貌和兵力部署。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才发现南唐的势力与国力都不弱，且地广物丰，商贾林立，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更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兵力部署也很可观。曾有大将向李煜献策，他愿意以“叛国”之名，率军北上，出奇不意地灭掉北宋。如果失败就杀他的全家，推说是他私自行动，与主无关；又有大臣向李煜建议：以属地反叛为名，发兵一举攻下吴越，再染指中原。

　　然而可惜的是，这两项可进可退的妙计，都被李煜一一否决了。理由是：相安本分，何必惹事生非？贵在知足，不可贪得无厌。又说我不犯人，人岂能犯我？我礼于人，人必礼于我。为此，李煜像他父亲李璟一样，一直向北宋进贡称臣，以礼待之。甚至不惜将南唐天子降格为江南国主，又将中央行政最高机构如尚书省改为司会府，以求得一方平安。

　　面对这样的皇帝，赵匡胤真是乐不可支，笑对手竟是如此不懂政治偏又来玩政治，不配当皇帝偏又当了皇帝，如此正好一举吃掉他。但他却又不能不为长江天险难以跨越而发愁，心想如果我是南唐一国之君的话，那将不是北宋灭南唐，而是南唐灭北宋。也就是说，天下将重新洗牌。

　　但正当赵匡胤为长江天险发愁时，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南唐有一个名叫樊若水的秀才，因在科场上屡屡失意，正所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心中愤懑不平，便决心投降北宋。为了准备一份见面礼，他就装成渔翁，每天都去长江采石矶一带钓鱼。但实际上他是借此摸清长江的水系暗礁，然后绘制成图，最后献给了赵匡胤，并建议他在江面狭窄之处搭建浮桥……这真是天助老赵，也是他的一份机缘，活该他成为一统大宋江山的一代开国之君。

　　（三）当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火候一到就开锅时，可怜的李煜却还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时他正沉湎在温柔富贵的皇宫里，抱着美人吟风弄月哩！

　　李煜18岁时，与南唐大臣周宗之女娥皇结为夫妇。他们都有共同的爱好，也都是性情中人，可谓人间绝配，天造地设。李煜每有新词，娥皇都要评点，且赞赏不已。她又精通音律，擅弹琵琶。据说已经失传多年的《霓裳羽衣曲》的残谱，就是娥皇复原的，同时她也将丈夫的绝妙好词谱曲弹唱。每当月白风清时，夫妇二人便相偎相依，翩翩起舞。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这首《浣溪沙》，正是这对伉俪和谐美满生活的写照。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笙箫吹断水云愁，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未初。

　　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ZW(]《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230页、第231页。[ZW)]这些词曲都真实地反映李煜对娥皇的钟爱和他对宫庭豪华生活的迷恋。就这样他在纸醉金迷的皇家生活中，度过了十年时光。对他来说，军国大事早已不在他的眼里了。至于周边的动静，则更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惟一的兴趣就是填词。

　　但继他的两个爱子不幸夭亡之后，他的爱妻又一气病倒了。为此他不免悲观失望，但这时横空又冒出一个绝代佳人，这便是娥皇的妹妹。人们为了将姐妹区分开来，就称娥皇是大周后，叫其妹为小周后。这小周后虽然赶不上大周后的才情，但她却比大周后漂亮、年轻，而且活泼调皮。

　　单就这一点，就足以使李煜爱不释手了。也就顾不得大周后还躺在病床上呻吟，就迫不及待地和小周后幽会偷情。他是这样描写的：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谁，教君恣意怜。

　　——《菩萨蛮》[ZW(]《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230页、第231页。[ZW)]说的是在一个花明月暗、夜雾轻垂的晚上，这位小美人趁此机会，偷偷地跑去与情人在移风殿幽会。为了怕人听见，她将缀满着银铃的绣鞋脱下来提在手里，光穿着一双短袜子，一步一步地溜进殿里的画堂南边，一下扑在情人的怀里，心儿却还在扑腾扑腾地乱跳。后边两句是当时民间小调“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的化用。由此可见，这位小美人是多么的大胆、调皮、淘气，又是如此的可爱、可怜、光彩照人。也由此可见，李煜是在女人身上下足了功夫的。

　　当然并不是说他就是醉生梦死，一点忧愁也没有。当大周后病逝后，他就哭得死去活来。在《昭惠周后诔》的祭文中，他就一连用了十四次“鸣呼哀哉”来寄托他对爱妻的哀思，发出“茫茫独逝，舍我何乡”的哀叹。当北宋灭掉了南汉之后，他也感到唇亡齿寒，异常恐惧，担心自己也会 遭到灭顶之灾。但他挽救的办法不是整顿朝纲，励精图治，而是更加向北宋妥协，俯首称臣，也更加痴迷于声色，以填词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借酒浇愁。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虽然写的是伤离念别，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和“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中，也能发现他的心情沉重。除此，还有两首《相见欢》，则更是如此。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无言独上高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乱，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国学大师王国维读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佳句后，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人间词话》）。他仅看到李后主填词的“气象”和“眼界始大”，却没有看到李后主这时正面临着灭顶之灾。难怪这位国学大师后来跳湖而死，为文化而殉葬。其实当年的李后主，他同样是作了“文化”的牺牲品。但这又如何？

　　（四）赵匡胤在未向南唐出手之前的那年秋天，不知为什么，突然派使臣来请李煜到开封去玩一玩。李煜知道，开封是不好玩的，弄不好就会玩掉脑袋。因此他说身体不好，婉言谢绝了。

　　既然是敬酒不吃，那就该吃罚酒了。休怪我老赵无情，该出手时就出手，火候一到便开锅。老赵一声令下，大军越过长江天险，直逼南京。这时，李煜又派使臣去见太祖，请求罢兵。使臣指责太祖霸道，出师无名。他说：我主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你为何还要出兵攻打？（图5）太祖说：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

　　使臣无言以对，正想辩解时，却见太祖早已不耐烦了。他当即按剑而立，说了句千古名言：江南无罪，但天下一家，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ZW(]《正说宋朝十八帝》，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版，第19页。[ZW)]这正是历代政治家们的“卧塌情结”、一切行动的“底线”，也是他们不便泄露的“天机”。

　　驳回了使臣的请求之后，太祖即令大军将金陵团团围困，要李煜无条件投降。

　　当前线将士在拼命死保南京时，李煜却还在宫中填词。他在《临江仙》中写道：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词未写完，宋军已攻陷了京城。这年隆冬腊月，李煜同小周后便做了俘虏，被押送到开封。

　　虽然做了俘虏，成了太祖的阶下囚，但李煜的词人梦癔却还未清醒过来。刚到开封不久，他想起那首词尚未写完，似乎是一个遗憾。因此斟酌了半天，遂又写完最后三句：……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ZW(]《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232页。[ZW)]正像阿Q临刑时画圆一样，他力图要把人生的句号画圆，可惜偏又画不圆。

　　李煜也想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画圆，但也总是难以画圆。他已失去了人生的快乐与自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生活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更有那亡国之痛，则更使他分外伤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ZW(]《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232页。[ZW)]太祖对李煜还是蛮好的，没有过多的为难他。准许他把昔日的宫女和乐师继续留在身边，由他填词作赋，爱怎么乐就怎么乐吧，反正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威胁了，善待他反而会落个美名。

　　但对李煜而言，这何尝又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一想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成了亡国之君后，这种日子比死还难过。尤其是听到“教坊犹奏别离歌”时，他更是只好“垂泪对宫娥”了。

　　然而至此他也未想到，词既成就了他的大名，但同时也毁了他的江山，最终也毁了他的生命。据说赵匡义（赵匡胤的兄弟和接班人）听了李煜在呼叫“小楼昨夜又东风”时，便派人将他毒死了，葬于洛阳北邙山下。不久小周后也与他同葬于一穴，实现了她“只有北邙山下月，清光到死也相随”的遗言。
  第四章  “花鸟皇帝” 钻进了青楼妓院

　　○佛家云：“远者为缘，近者为因”。

　　宋徽宗赵佶成为北宋的亡国之君，问题出在他身上，根子却在他老祖宗那里，因为北宋一开始就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积重难返”，他也回天无力。加之他爱画成癖，风流成性，不思进取，被人称为“花鸟皇帝”，这样岂有不坏事的？

　　○文化与政治虽然互为关联，但政治毕竟是政治，文化毕竟是文化，两者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

　　文化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态势，文化是“人格素质”的基因灵魂。

　　（一）宋徽宗赵佶同后蜀主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是被文化艺术所误的亡国之君，赵佶则更是一个典型的“花鸟皇帝”。（图6）这并不是说，文化艺术本身是罪魁祸首，而是罪在不会玩文化艺术的人。尤其是对一个一国之君来说，当他的个人爱好和特长与他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严重“错位”和牴牾时，就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做好君王本职本分的事。如果越过你的本分职位，一味地去玩文化、玩艺术，乃至玩物丧志，那就十分危险了。

　　赵佶恰好是玩文化和玩艺术的高手，此是其“长”；但对于一国之君的他来说，却又是其“短”。照说他应当去做艺术家，但偏又做了皇帝。画家与皇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一旦玩忽职守，就会翻船。

　　赵佶就因此而把北宋这条航母玩翻了，他自己也成了金人的阶下囚，最后客死异乡，而且死得很“窝囊”。有人说，要怪就怪他的老祖宗，不该重文轻武，北宋一开始就不把边关防卫当回事。其实怪谁都没用，要怪就只能怪他自己命运不济，偏偏撞在了历史的“三尖石上”。皇帝的紫金冠，本不该落在他的头上，但他偏要想方设法地去抢来套在自己的头上。

　　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又不是正宫所生，所以还轮不到他继位，是由他的六哥赵煦继其父位，是为哲宗。

　　不料哲宗没当多久的皇帝，年仅25岁就驾崩了，而且无子嗣继承大统，只得在哲宗兄弟一辈中挑选。但挑来选去，也没有选中他。虽然也有人提到过赵佶，但当即遭到否决，理由是“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也就是说，他的人品不好，是个花花王子，况且又不是嫡出的正宗货色。眼看赵佶当皇帝是没有指望了，还是去玩他的花鸟画吧。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北宋的历史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历史也有个怪脾气，明明是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阴差阳错，偏又撞进了那个房间，从而造成了另一个不同的结局。

　　正当大臣们都反对赵佶继位时，不料一言九鼎的向太后发话了。她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因此还是立端王为好！（端王是赵佶的封号）就这样一锤定音，端王赵佶当了皇帝，是为宋徽宗。这对赵佶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好是因为他终于当了皇帝，为他的个人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发展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又造成了他的个人爱好与特长同他的地位与本分的严重错位和人格的分裂。

　　（二）赵佶深知自己的口碑不好，向有“轻佻”之名。为了争夺帝位，他散布了很多流言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哲宗派人去天庆观找一个叫徐神仙的人，问他何人来继位。徐神仙二话未说，只写了“吉人”二字。哲宗一看，心想这吉人二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佶”吗？从此他对赵佶的印象便改变了，常在大臣们面前夸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其实这都是赵佶从哲宗身边的太监那里得知他要派人去测字求仙的消息后，事前就串通好了的。

　　赵佶初登大宝时，他见不少大臣依然将他视为“轻佻”之人，不太尊重自己，于是又故伎重演。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朝”字，派太监去找一个高道测算。那高道对太监说，此字并非公公所写，贫道干此营生，只能据字而言。太监说，如此甚好，但说无妨。那高道这才款款说道：“朝”字拆开来看，即是十月十日四字。写这字的人，天天都在接受众人的朝拜，不是天子谁能信手写出此字呢？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再经过高道的这番渲染，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真真假假，不由人不信。人们相信了，他的位子也就坐稳了。

　　假话连传三遍，就会变成真理。赵佶本来最清楚，这些都是自己鼓捣出来哄人的。但鼓捣的次数多了，越说越神，结果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样久而久之，他便开始宠信方士，然后就沉溺于道教，成天装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

　　赵佶好道，蔡京等人便投其所好，把各方道士妖人纷纷请进皇宫，待为贵宾，管吃管喝，由他们胡闹，其中最为得宠的便是道士林灵素。

　　赵佶煞有其事地对臣僚们说，他梦见东华帝君相召，偕游神霄宫。因此便敕道录，寻访神霄宫的事迹。蔡京当即就举荐了林灵素，说他刚来京师，多次谈到神霄宫的事。还说他曾经神游过神霄宫，并与当今皇上在那里有缘相会。

　　赵佶听说后，当即召他进宫面圣。赵佶一看，果然似曾相识。问他卿昔仕乎，曾见过朕吗？

　　林灵素说，臣往年上朝玉帝，曾起居圣驾。

　　赵佶一听，更来劲了。他说，朕如今还记忆犹新呢，好像还骑过青牛，但不知青牛现在何处？林灵素说，皇上莫着急，那青牛正游牧于外国他乡，不久便会回来。赵佶说，真的吗？

　　不久，高丽国进献了一头青牛，刚好与林灵素所言巧合。这下赵佶就更加信以为真了，也更加相信林灵素是神仙下凡，是上天派他来超度他的。因此向他殷勤讨教，问他有何仙术。

　　林灵素说，贫道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帝长子就是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真君。此神正是陛下；玉清王之弟，号青华帝君，臣正是府中仙卿。现降于凡间，特来辅佐帝王。他还将蔡京、童贯等人，也一一名列仙班。

　　赵佶居然相信他的胡吹乱捧，也不计较他敢于和皇帝称兄道弟、并驾齐驱。相反赵佶还怕他编不圆，每每替他圆谎。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和欣赏辨别能力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鬼话胡诌，但为了好奇和满足失衡心理上的需要，也为了填补人格分裂、行为扭曲和心灵的空虚，他又不能不用更大的谎言来掩盖谎言，用更大的欺骗来掩盖欺骗。而且还要假戏真唱，以假乱真，认认真真地走过场，明明白白地说谎，大大方方地办事。

　　所以，赵佶下令广建宝录宫，灵霄殿，密连禁署，林立街衢。所谓“宫中山色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山下立亭宇，不可胜计。又作仁济、辅正二亭于宫前，命道士施民符药”[ZW(]王宇：《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59页。[ZW)]。

　　除此，赵佶还升林灵素为温州应道军节度，加号为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又赏赐各种宝物道袍，准其宫内行走。这位“仙卿”从此就狐假虎威，出入前呼后拥，乃至与诸王争道，并肩而行。因他权势煊赫，许多人都去投靠他，得其美差，据说“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故有人写诗讽刺说：当日先生在市廛，世人哪识是神仙？

　　只因学得飞升后，鸡犬相随也上天。[ZW(]王宇：《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60页。[ZW)]赵佶为了表示自己潜心修道和对道教的虔诚，还派人向各道录院宣谕，说他是上帝元子、神霄帝君。他命天下百姓归于正道，他愿为天下之教主。同时授意道录官员上表，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政和七年（1117）四月，道录院正式下旨，封赵佶为“教主道君皇帝”。

　　（三）既然崇道，那就应当清心寡欲，虚而待物。但赵佶则不然，他崇道是假，搞乐是真。而蔡京父子正好趁虚而入，投其所好，怂恿他纵情享乐。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烦恼呢？当今正是太平盛世，既为一国之君，就应当放开手脚，不必拘礼，尽情享受。

　　赵佶本来就是一个大玩主，听了蔡京父子的这番话后，果然就越发放纵自己，更加肆无忌惮。他听了道士的鼓吹后，说京城东北角正处于八卦的艮位之上，如能将其地势垫高，便能确保皇帝男丁兴旺。恰好赵佶皇子稀疏，他就依道士所言，在汴京之北、景龙江之南，大规模地修筑万岁山。方圆十里，楼台林立，高耸入云。设计堪称一流，奢华至极。历时六年才完工。这项庞大的工程，征发民工巧匠和士兵，多达上百万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赵佶自幼就爱玩奇花异石，当了皇帝后就更加放纵自己，所谓“太平无事多欢乐”。他爱书画，自然也爱石砚。便命广东转运司专门为他采购和监制端溪石砚，先后采得九千枚，供他把玩使用。

　　崇宁至宣和的二十多年间，赵佶又命人在苏州设置“应奉局”，专门负责采购“花石纲”，然后经运河与汴河运到京城。有一年在太湖采到一方高达四五十丈的奇石，上百民工都搬之不动，只好专门为它造船运到京城。赵佶见了欣喜若狂，特赏搬运民工每人一只金碗，封此巨石为“盘固侯”。

　　在征发“花石纲”的二十多年岁月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不知搜刮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为了供皇帝一人独自享乐。可见皇帝的个人爱好，远非是一般的劳命伤财或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必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危。

　　皇帝无小事，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带有政治色彩。哪怕是他个人的爱好和婚恋，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赵佶爱蹴鞠，正像今天的球迷一样，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他是皇帝，玩蹴鞠就等于玩政治。

　　当时不叫足球，叫“足就 鞠”。早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有此称呼了。到了唐宋时，蹴鞠已相当流行。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民间百姓，都在玩球。当充气皮球和挂网球门出现后，也就和今天的足球比赛差不多了。宋代的足就 鞠运动已相当普遍了，皇帝玩球，百姓也在玩球。《宋太祖足就 鞠图》描绘的就是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灵，同赵普等六人踢球时的情景。

　　同样是皇帝，为什么宋太祖玩球未受到世人的非议，而宋徽宗赵佶玩就遭到世人的谴责呢？因为前者玩得高雅、玩得健康、玩得颇有分寸；而后者却玩球如命、玩物丧志、玩得走火入魔。

　　高俅本是一个市井无赖，附马府中的一名小书童，就因他球技高超，有“那样的脚”，便成了赵佶的宠臣，并委以重任，放纵他胡来一气，把一大批人都逼上了梁山。

　　这不正是一种因球误国的严重政治后果吗？“错位”的君王，必然要吞下这种“错位”的苦酒。

　　（四）皇帝爱玩美女，这不能说是“错位”，而恰是他们的本色行当，也是其特长和特权。

　　赵佶爱玩美女，自然也是他的本色、特长和特权，本无话可说。但因为他玩得太花、太离谱、太出格了，所以还得要说一说。

　　赵佶还在作藩王时，早就沉湎于女色了。宫中有的是美人，他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又甩一个。有一天他到慈德宫去向太后请安，太后就叫身边的押班宫女郑、王二人陪侍他。赵佶对此二人一见倾心，百般勾引。对方也秋波暗送，眉目传情。时间不久，太后就觉察出来了，最后干脆将两位宫女，赐给了赵佶。

　　17岁的赵佶大婚时，娶的是刺史王藻之女为皇后。但王皇后相貌一般，又不会讨皇上的欢心，所以只能坐冷板凳，不久就抑郁而死了。赵佶便将他最宠爱的郑贵妃册封为后。因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这自然不算出格。

　　出格的是偌大皇宫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尚嫌不够，还从宫里玩到宫外，从宫女玩到妓女，直把天下作为他的情场与爱巢。

　　更出格的是，他不但把皇帝变成了嫖客，而且还由“道君皇帝”一变而为传授风流情种的道教真君。

　　宦官杨戬从宫外引来一个酒保女刘氏，颇有姿色，更兼水性杨花，在江湖上早已混成为一个情场老手了。这种风月场中的女子，正合赵佶的口味。加上刘氏一会烹饪，二会涂饰，就更得赵佶的宠爱。

　　刘氏所穿的衣衫大多是她自己动手剪裁的，从色彩到款式，样样都很时尚，鲜美夺目。穿在她身上，总是十分合体，淡妆浓抹总相宜。至于烹调美味，则更是她的强项。她经常下厨烧菜，每次都令赵佶大饱口福，前者则令他大饱眼福。

　　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得宠，便称之为“九华玉真安妃”，把她的画像供在神霄帝君之侧，同时私下又密授房事风流技法和丹药给赵佶，还传授给他道教的“还精补脑”之术。赵佶试用后，连声道好。

　　对“九华玉真安妃”与“神霄帝君”的这种搭配与和谐，蔡京也极善巴结奉承。他用诗来赞美说：保和新殿丽秋晖，思许尘凡到绮帏。

　　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ZW(]玉宇：《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63页。[ZW)]诗写得和送得都给恰在火候上，其时这对“仙侣”正在玉真轩内午睡刚醒。刘氏平日每当睡醒后，粉脸桃腮总是浮现出两朵红云，不施脂粉，早已胜似桃花。今日与赵佶午睡醒来赏诗之后 ，越是人面桃花格外红，弄得君王宠更加。

　　但再好的美味也有吃腻的时候，再好的美女也有玩厌的时候，赵佶偏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大玩主。所以哪怕是充满道教意味的仙侣，他也感到美中不足，心烦意乱。一日无聊之际，他在一把白扇上信笔一挥，但刚写下"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时，就写不下去了。刚好有位太学生走来，他就要他补写下去。那位太学生深知皇上的心态，抓起笔来就写道：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

　　宫中的佳丽风味都已尝遍，要阅尽人间春色，那就只有到宫外去寻找“一点酸”了。所谓酸，就是野味和野趣。这是皇后贵妃们不曾具备的床上功夫，只有江湖中的那些妓女们才有这种本事。对此，赵佶并不陌生。早在作藩王的时候，他就逛遍了花街柳巷和青楼歌馆。凡是京中名妓，他无有不知，无有不染的。有时还将他最喜欢的妓女带进宫里，玩够了才放她出宫。即位后虽然收敛了一阵，但现在又故态萌发，好在他已是轻车熟路了。而最令他着迷的，便是住在东京镇安坊金钱巷的青楼歌妓、超级妓女李师师了。

　　李师师，河南人，本姓王，是染匠之女。幼年丧父，流落东京，遂入籍鸨母李家，后来成了京都名妓。她色艺俱佳，慷慨有丈夫气，号称“飞将军”。赵佶自然知道她的大名，自政和初年，他就假扮客商，经常乘坐小轿到李师师处过夜。有时流连忘返，次日不归。朝臣便替他撒谎，说皇上有“排档”应酬，抽不开身。或者说，皇上小恙欠安，今日不上朝了。其实这时他正在金钱巷与李师师寻欢作乐。

　　开始李师师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当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主，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是当今的“道君皇帝”，便打趣说，皇上玩的也太离谱了。既然位列仙班之首，当了道家的龙头老大，何必又像嫖客似地偷偷摸摸混入青楼呢？

　　这位道君皇帝听了忍俊不禁，说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岂不闻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么？朕就是神仙下凡、真君显世，不是什么嫖客。你也不是妓女，而是朕的仙女。朕以道治国，以道治人。朕来此青楼，不是买笑求乐，而是度你成仙。不过世人肉眼凡胎，难以悟透，所以朕只好偷偷而来，悄然而去。

　　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纸毕竟包不住火。此事很快就被朝中一位下级宫员，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官员叫周邦彦，他的官不大，但在词坛的名声却很大。词誉极高，也是出了名的风流名士。他早就是李师师的老客户、老情人了。

　　不料有一天他正在和李师师欢愉时，道君皇帝突然闯进来了。周邦彦逃跑不及，只好躲在床下。赵佶也不知床下有人，师师也不便捅破，还设法掩护。这才使周邦彦逃过此劫，而且在床下把床上二人做爱的全部过程听得一清二楚；听见也就罢了，但他忍不住偏把此事灌入《少年游》中加以调侃戏说。同时又在《风流子》等词中，旁敲侧击地加以影射说：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要人，霎时厮见何妨！[ZW(]胡云翼：《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2月版，第128页、第130页。[ZW)]赵佶心中有鬼，一看就知道这是周邦彦所为。一气之下，便将他贬官逐出京城。然后来质问李师师，正好师师才送周出京刚刚回来。她见龙颜不悦，倒也不怕，反而坦言相告，说刚才送走周邦彦，说罢又将周与她分别时写的《 兰陵王》扔给赵佶看。赵佶拾起来一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积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过千尺……[ZW(]胡云翼：《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2月版，第128页、第130页。[ZW)]赵佶未看完，就赌气回宫了。他不想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被他人占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他决定把李师师干脆接到宫里来，只供他一人占用。但刚到师师楼下，即听到她正在演唱周邦彦的这首“客中送客”的新词。其词句工整流畅，清丽婉约，音调悠扬婉转，十分动听，他心中的气早消了一半，及至他与师师相见时，见她飘飘若仙、神情超逸，更加促使他要把师师接进皇宫的决定。

　　李师师也同意进宫伴驾，但她问赵佶，如何对待周邦彦。赵佶说，朕将他召回京师来做“大晟乐正”（专门管理乐府的官吏）。果然不久，周邦彦就入京，做了“大晟府”的乐正。师师也被接进宫里，册封为瀛国夫人（一说李明妃）。

　　不料，好景不长，未几，赵佶因金兵时来威逼，搞得他心烦。他就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则躲进太乙宫作画修道去了。李师师即被赶出皇宫，重操旧业。后来有人说，她被金人俘去，金主要她作妾，她誓死不从而为金主所害。也有人说她南下，以卖艺为生。还有人说她因伴驾过“道君皇帝”，也成了“女道士”。这虽然是传说，殊不可信，但从中看出，这位皇帝嫖客、道君皇帝，竟玩出了一个“女道士”。

　　一代君王和一代名妓的情场纠葛，本来就引人注目了。再加上道教的介入和国破家亡，就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越发说明这位“道君皇帝”，玩得太离谱、太出格了。很难用“错位”来解读，只能以政治与人性的冲突来剖析。

　　（五）最能体现赵佶“错位”的还是他的书画艺术。

　　赵佶在政治上相当糊涂，但在艺术上却又相当清醒。他在绘画、书法和诗词方面，不仅全面发展，而且造诣甚高。在历代帝王中，除了李煜可以和他媲美外，其他就没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了。

　　赵佶从小对书画就情有独钟，到17岁时，他在艺坛上就脱颖而出，饮誉画坛了。即位后，他广收历代名书佳画，临摹创作，技艺大进。尤其精于花鸟，观察细致入微，被当时《画继》的作者邓椿誉为“冠绝古今之美”。校书郎韩子苍也有诗赞道：君王妙画出神机，弱羽争巢并占时。

　　想见春风交鸟 鹊观，一双飞上万年枝。[ZW(]王宇：《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67页。[ZW)]赵佶曾画了一幅《筠庄纵鹤图》，画面上20只神态各异的仙鹤，或“引吭唳天，以极其死；或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它们翔凤跃龙，警露舞风，各逞其能，各显其态，被画家描绘得栩栩如生、神情活现。窥一斑而知全豹，足见赵佶果然是“花鸟皇帝”、画界高手。

　　赵佶画了很多花鸟画，现存的也不少。但一般公认的代表作，只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图8）；一是《写生珍禽图》。

　　前者描绘的是芙蓉、锦鸡和蝴蝶。锦鸡栖息于花枝之上，芙蓉压在锦鸡的头顶上方，锦鸡却注视着右上方一对翻飞的蝴蝶。此三者相间，相互映衬，即收到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余者不必详述，其中不少是价值连城的上乘之作。

　　自古书画同源。赵佶既精于绘画，又擅长于书法。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自成一家，独创一种字体修长匀称、纤细秀雅的“瘦金体”。此体影响很大，多为后世书家继承效法。（图9）赵佶的草书《千字文》，是其书法代表作。。其笔势雄浑奔放，一泻千里，又一气呵成，完全可以和张旭、怀素的草书媲美。另外，他的《纨扇七言诗》，所书“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个字，笔法连贯，如龙飞蛇行，且婉转秀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此外，赵佶也长于画人物，不过大多是临摹的。如他临摹卫贤的高士图，非常生动传神，俨然与高人对语。现为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笔墨精致入微，毫无雕琢的摹仿痕迹，几可乱真。他自画的《梦游化场城图》，元人汤星称其“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千人，城廓、宫室、麾幢、鼓乐、仙嫔、真宰、云霞、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俱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不复知有人间世，奇物也。”[ZW(]王宇：《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68页。[ZW)]在尺幅画中，要将上千人物和天地间所有之物，都画上去，的确不容易。

　　不过，从这幅画的内容看，似乎与赵佶崇道有关。这位“道君皇帝”，不仅将道融于玩弄美女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绘画创作里。

　　赞其画，实是赞其长。他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用一个艺术家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话，那么，赵佶是蛮合格的。

　　责其坏，实是责其短。因为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一个只懂艺术而不懂政治的皇帝，而且是一个玩物丧志、骄奢淫逸的大玩主，为艺术而亡国的君王。“做个画家真绝代，可怜错位做君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人兵分两路大举南侵。经过一番掠夺烧杀之后，迫使北宋议和投降。

　　到靖康年间时，先是将继位的钦宗废为庶人，然后又将太上皇宋徽宗押往金营。接下来就是将徵、钦二宗及其皇后嫔妃和附马公主，以及大臣、宫人、倡优、工匠等十余万人，一起押往上京。不久，又将徽、钦二宗赶至荒凉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今天的黑龙江依兰镇）。

　　在徽宗被押往北上的途中，他偶然看到一株杏花，触景生情，写了一首《燕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雕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ZW(]《宋词选》，第126页。[ZW)]据说赵佶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在一个收藏室偶然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幅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便生下了赵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ZW(]《宋词选》，第126页。[ZW)]王国维也将赵佶和李煜相提并论，说“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也就是说，他认为后主之词同赵佶之词，都可说是“血书”。

　　这两个亡国之君，都由“血书”之词而串到一起来了。

　　赵佶被安排到五国城的几天之后，他的郑皇后病死了。在颠沛流离中，他们夫妇相互照顾，而今皇后撒手而去，这对赵佶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真像是与他同时的北宋词人贺铸说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ZW(]《宋词选》，第120页。[ZW)]生活悄然安定后，赵佶便以书自娱，寻找精神寄托。他好读书、爱文化，有时竟挑灯夜读，废寝忘食。这也正是他的本性。

　　就这样，他在五国城生活了整整三年，于绍兴五年（1135），终于在一盏孤灯油尽的时候，悄然病逝了。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54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恐怕这位多才多艺的“道君皇帝”，至死也没有闹明白：为什么好读书、爱文化、喜艺术，到头来反而为文化艺术所误呢！    第五章   “木匠皇帝”砍断了大明王朝的文脉

　　○一个文盲皇帝，居然将一个目不识丁的流氓作为他的首席秉笔太监，共同来打理朝政。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明朝天启年间（1621至1627），偏巧就出现了。

　　○如果人类没有文化，那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动物世界。

　　（一）大明王朝到了熹宗朱由校“天启”年间，又冒出了一桩天下奇闻怪事。

　　这便是掌握朝政的秉笔太监魏忠贤，竟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流氓。而作为一代君王的熹宗朱由校，居然是一个未受过皇家正规教育、几乎是文盲的“木匠皇帝”。

　　尽管文化是苦闷的象征。

　　尽管文化只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态势。

　　但是，文化毕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血脉，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人格素质的象征。

　　人们都说政治+经济=生意，但生意的终极则是文化。商人争钱再多，若无文化，顶多是个土佬肥，是个经济动物。

　　因此一个国家和一个人，再穷也不能穷了文化，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学文化。老百姓即使穷得揭不开锅，也要想方设法送孩子上学读书。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堂堂泱泱大国的一代天子明熹宗朱由校和他的秉笔太监魏忠贤，居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如此没文化的统治者，不把国家整垮，那才是怪事。

　　先说明熹宗朱由校吧。

　　他虽然生长在最有条件学文化的皇家，但由于他的父亲在作长达二十年太子的时候，一直不为老皇帝所重视，长期处于压抑烦恼之中。他尚且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儿子的学业？他都不在老皇帝的视野之内，更何况他的儿子。

　　因此，朱由校到了16岁的时候，都未曾有教师来教他读书识字。他也乐得清闲，免受读书之苦，成天和太监宫女们鬼混。不是打牌，就是玩蟋蟀。越玩越野，越野越玩，最后终成为一个“花花公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一日，他那个刚当了二十多天皇帝的父亲朱常洛，突然暴毙而亡。他还来不及被封为太子，就像一个木偶似的，被一帮大臣和他的养母李选侍争来抢去，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大明的一代君王。

　　（二）当然，不读书，没文化的，也可以成为“白卷英雄”、“王侯将相”。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项羽不读书，照样扯旗造反，成为一代风流人物。那些饱读诗书的秀才们，反倒不敢造反，只配听人使唤。

　　但“垓下一战”，项羽终于“灰飞烟灭”，折戟沉沙。刘邦虽然开创了大汉基业，但全靠有文化的张良和萧何等人的辅佐，否则他依然还是一个好吃狗肉的“市井无赖”。

　　明熹宗朱由校全无文化修养，更无起码的欣赏能力，只擅长于木工活。如果有能臣来辅佐他，也许情况会好一些。但他在宫内偏偏又去依靠一个目不识丁，只会喂奶的乡村农妇。而把一个知书达礼、颇有文化素养的贤内助、张皇后扔在一边坐冷板凳。

　　明代的皇帝，大多喜欢宠爱比自己大得多的成熟女人。明熹宗朱由校，也有这个变态的毛病。

　　他的乳母客氏，小名叫巴巴，原是定兴候二的妻子。18岁时由太监推荐，入宫当了刚刚出生的朱由校的乳母。不久，她的丈夫死了，她回去安葬了丈夫之后，又回到宫里继续做朱由校的乳母。

　　朱由校的生母是王选侍，她生下朱由校后不久就被人害死了。因此朱由校从小就失去父母之爱，一直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幸好乳母客氏把他当成了心肝宝贝，吃饭睡觉都和他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哪知客氏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人又年轻，长得又十分妖艳可人，太监们都想同她作“对食”。

　　所谓“对食”，就是宫中值班太监不能在宫里生火造饭，只有宫女才能生火。于是太监便将每日带来的冷餐，托相熟的宫女代为温热。这样久而久之，相好的就结为“对食”，形同夫妇。虽然太监没有了那玩艺儿，不能性交了，但有的仍有性欲要求，照样会玩女人。哪怕是玩不到家，也要求得到精神上的最大满足。难得见到男人的宫女，出于生理需要，也每每会主动找太监玩“对食”。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不会有人来多管闲事。

　　客氏不甘寂寞，先与魏朝搞“对食”，后又与新来的魏忠贤搞在一起了。但她犹嫌不过瘾，又把眼光投向了由她一手带大的朱由校身上。这时她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而朱由校才17岁。但年龄的悬殊，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暧昧关系。据野史笔记透露，客氏常常“邀上淫宠”。这里说的是客氏主动勾诱皇上，但皇上每天都看见一个妖艳欲滴、风情万种的美妇人，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秋波频转，莺声细语，哪有不动心的？如此便形同夫妇，又似情人。既是乳娘，也是情妇。刚一即位，就封她为“奉圣夫人”。

　　天启元年（1621）二月，皇帝大婚，娶张嫣为后。他虽然有了新婚的皇后，但他仍不让客氏离开自己。大臣一再请求，客氏必须离开已婚的皇帝，这才将她赶出皇宫。

　　但客氏刚走几天，皇帝就想她了。他对大臣们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ZW(]《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店，2005年1月版，第258页。[ZW)]这段文诌诌的话虽然不是“木匠皇帝”能说得出来的，但它却把皇帝的心思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自客氏走后，他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做梦都在哭泣。真是肝肠寸断，痛心不已，乃至头晕恍惚，不得安宁。最后几乎是向大臣们恳求，快把她给我接回来吧，以“宽慰朕怀”。

　　这只能说是对情人的召唤和刻骨相思。为了召回老情人，大明天子不怕有损自己的尊严，而宁肯向大臣们哭泣、求救。

　　他宁肯冷落有文化修养、品德俱佳的16岁的合法皇后，而钟情于没文化、品性恶劣的30多岁的非法情妇。每逢客氏生日，朱由校都亲自去祝贺。她每次出行，都是旗帆飘飘，清尘除道，前呼后拥，齐呼“老祖太太千岁”。其排场不亚于皇帝，连皇后都享受不到如此的“隆遇”。

　　朱由校如此宠爱客氏，但得到的回报却是张皇后所怀的龙种，被客氏搞掉流产了。还有八位宫女被御幸后所怀的龙种，也先后胎死腹中，而罪魁祸首恰是朱由校最宠爱的客氏巴巴。

　　这是“回报”呢，还是“报应”？

　　这是“常态”呢，还是“变态”？

　　可以说，朱由校正像他的父亲朱常洛一样，都是心存障碍，被扭曲、变态的一丘之貉。

　　从“半文盲”的“木匠皇帝”依赖“文盲宰相”魏忠贤的过程中，更能看出朱由校变态心理上的缺陷。

　　（三）魏忠贤原名叫李进忠，河北肃宁县人，是个十足的市井无赖，出了名的二流子。他娶过妻子，还有个乖巧的女儿，他本人又能挽强弓、射奇中，长得也帅，“形质丰伟，言辞佞利”，又有胆气。只可惜他把“胆气”用在赌盘上，腰无分文，这厮竟敢一注千金，让对手瞠目结舌。但赌运不好，很快就把不多的家产输个精光。他开始嬉戏于娼优之间，骗淫骗吃，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这才不惜自施宫刑，阉割为太监，被熹宗赐名为魏忠贤。

　　从万历十七年（1589）入宫，到朱由校登基前夕，他已当了整整三十一年的太监。时间是漫长的，他的忍耐力也是罕见的，似乎更有先见之明。

　　因为当时明光宗朱常洛和他的儿子朱由校的处境都不好，没有多少人会料到他们父子能发迹为帝，因此都不敢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但惟独魏忠贤也许是出于赌徒的本能，却将他全部的本钱，孤注一掷地押在朱由校的身上。

　　为此，他先托魏朝帮忙，在朱由校生母与王太后宫中谋取专门主管膳事的职位，这样他就有机会接近朱由校了。当时朱由校还很小，由客氏抚养。不知为什么，小皇子一看到魏公公就特别喜欢他。魏忠贤也“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同时也被客氏宠爱为“对食”，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

　　朱由校即位后，客氏当然首先就把自己的老相好魏忠贤推荐给新皇帝。朱由校见他是从小就与自己厮混的“开心果”，自然也相当满意，立即就将这个名叫“李进忠”的老太监，赐名为“魏忠贤”。从此，魏忠贤的大名便进入皇家史册，成为一个目不识丁的秉笔太监，也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

　　也许是惺惺惜惺惺，文盲爱文盲吧。对文盲皇帝而言，文盲宰相比起那些皓首穷经、一肚子学问的臣僚们来，可能更值得信赖，更合乎他的胃口。事实上也是如此，当他面对着满腹才华、滔滔不绝的臣工们时，总感到自惭形秽，极不舒服。但面对文盲魏忠贤时，却深感到由衷的喜悦，格外放松。乃至无话不谈，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他觉得魏忠贤才是他惟一的忠臣，惟一值得信赖的人。

　　朱由校没有文化，但他有一样天生的绝活，这就是擅长于木工手艺，以及与木工相关的油漆工艺。史称“巧匠不能及”，差一点就成为鲁班大师了。

　　朱由校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皇爷爷冷落他父亲，父亲也冷落他。他成了一个无人关爱、也无人过问的野孩子，成天东奔西跑。不是玩蟋蟀，就是玩鸟。一日，他看到一大帮木工正在修理宫殿门窗，便信步走去观看。看着看着，竟入迷了，也顺手抓起一把斧头乱砍乱斫，居然砍得像模像样的，似乎是无师自通。木工师傅看了也觉得奇怪，这位皇家子弟怎么会玩木工活呢？同时也教他如何量木弹线，如何锯劈刨木。

　　不料，这样一玩，就玩出了一个木匠皇帝。

　　皇帝也是人，固然也应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正如有的好佛，有的崇道，有的喜画，有的爱马一样，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个人爱好与特长，影响到国家大事，乃至劳命伤财，误国害民的地步时，那就值得考虑和警戒了。朱由校爱玩木工活，爱得不亦乐乎，如醉如痴的地步，甚至无心国事，只以木工为业，这就令大臣们无不担忧了。

　　但这恰好是魏忠贤所需要的结局，他正是利用朱由校的这一爱好和特长来把持朝政大权的。

　　明朝的太监还不像过去的宦官那样，动不动就把皇帝废掉，或者干脆一杀了之。他们对皇帝还是忠于职守的，一般不敢轻易动手迫害皇帝。即使专权也只不过是借皇帝之名，滥用皇帝的授权而已。因此，魏忠贤对朱由校还是“服劳善事，小心翼翼”的。凡是大事都要向皇帝禀报，至少在形式上要过这一程序。但他的做法很妙，这就是每当看到朱由校正热衷于玩木活时，他才去请示。

　　这时，正津津有味地玩木活的皇帝，总是头也不抬地对魏忠贤说，别把那些破事来烦我，你们看着办不就得了吗？或者说，朕已经知道了，快去办吧。

　　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成天盖房子、做车子、玩油漆。而且总是做好了又拆，拆了又做，没完没了地穷折腾。这在别人看来，是一件不可理喻的苦差事，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乐趣。

　　更奇怪的是，他心里没谱，也不需要谱，更不按谱打造，没有游戏规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管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看去似乎是一种道行，一种境界，即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也是“木匠皇帝”的一种造化。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分明是因爱好成癖，走火入魔，玩物丧志，是一种心理障碍，即佛家说的“偏执障”。

　　像文盲“木匠皇帝”与“文盲太监”这样的默契配合，就注定了明代“天启”一朝，必然陷入最黑暗的泥潭。

　　（四）天启五年（1625）夏日的一天早晨，朱由校一大早起床就叫宫女太监们替他梳头、洗脸、穿衣服，说是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常在他身边侍候的刘朝、李安和吕顺等几个贴身小太监，从未见主子这么正经过，便问皇上要去哪里办什么事，小的们也好先去张罗一下。朱由校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还没想好到底该去干什么，只是觉得无聊乏味，应该找点什么事来打发这漫长的炎炎夏日。

　　几个小太监以为皇上要开始过问朝中大事了，所以不好追问。这时年轻的皇帝反倒问他们，小猴子们，你们不妨猜猜看，朕现在想要干什么？尽管他自己还未想到究竟要干什么，但他却要太监们来猜。他见太监们一个个瞪眼望着自己，都不敢说。他才开怀大笑地说，除了玩，朕还能干什么呢？

　　一提到玩，太监们都乐了，一下变得活泼调皮起来，都抢着问，今天玩什么呢？皇帝又要他们猜，说猜中了有奖，猜错了则罚。刘朝很有把握地首先说，皇上一定是带小的们又去盖房子，看谁盖得最快。

　　皇帝摇头说，难道你们也把朕看成是木匠皇帝不成？除了引绳拉锯外，朕还会很多绝活哩！再说了，今天这么热，谁还去弄斧刨木，岂不是更热了吗？

　　李安说，那就去打猎，捉蟋蟀。

　　皇帝说，你尽出馊主意，有大热天去打猎的吗？

　　吕顺说，何不到西苑去玩？一边划船，一边看戏，一边吃西瓜，还可以叫人演戏，供皇上取乐。

　　皇帝一听笑了，说“正合孤意”。当即传旨，叫魏忠贤火速准备，西苑侍候。他还特别吩咐，务必要将他刚打造的那条有龙头凤尾的渔船拖下水。

　　西苑是一个山青水秀、林木葱笼、百鸟争鸣、鱼翔浅底的皇家大花园，也是皇帝嫔妃们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入夏以来，朱由校已来过好几次了，每次都玩得很开心，久久不忍离去，说这里才是朕的“家”。

　　今天，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放眼一望，但见湖边垂柳迎风摇曳，湖中荷花映日火红，那千只水鸟穿行于水天之间，万尾金鱼戏游于清波之中。再一细看，只见张皇后、魏忠贤和客氏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大小船遍插旗帆，听候使用。

　　皇帝今天心情相当好，还特别去扶着皇后，一同登上一只跃式楼船；魏、客二人所带的宫女臣工，也登上了另一楼船；那一帮太监则各自上了旁边的几十只小船。然后一声令下，齐船竞发，缓缓向湖中驶去。一时酒宴排开，号角齐鸣，锣鼓喧天，开怀畅饮。西苑湖上，顿时成了人间的乐园。

　　这时，楼船上的戏班奉命开锣了，唱的是皇后亲点的《宋太祖夜访赵普》。她问皇帝，陛下可知这出戏的内容吗？皇帝说略知一二，皇后不妨尽道其详。皇后说，宋太祖赵匡胤原是个绿林好汉识字不多，一心想找个有学问的人来辅佐他。

　　这不明明是在影射他这个识字不多的木匠皇帝、偏找了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吗？因此，他听了便老大的不高兴，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皇后也知趣，就打住话题。但过了片刻，她又忍不住问他，皇上知道这楼船的来历吗？

　　朱由校说，你别忘了，朕是造船的高手。那楼船不就是起于汉武帝吗？当时，他为了打败西南惯于水战的蛮越，才造出层层叠叠、万箭齐发的楼船。最终旗开得胜，保住并扩大了大汉的疆土。

　　皇后趁热打铁，提醒他说，当今女真人在我东北横行，杀边民、犯边境，大有南下入侵之意。陛下不可不防，正宜督练水师，加强……话未说完，他就厌烦了，说还是安安静静地看戏吧。

　　皇后摇了摇头，心想木匠皇帝就是木头脑袋，怎么也听不进一句好话。于是称身体不适，愤然离去了。皇后一走，皇帝顿觉解套、轻松了。他便召来两个宫女，一边一个，搂在怀里，灌她们的酒，自己也豪饮不止。不觉有些醉意，经风一吹，更感到身子轻飘飘的。

　　这时，皇帝正好看到三个贴身小太监，划着他打造的那只龙舟在撒网捕鱼，他就叫他们把龙舟划过来。

　　三个小太监闻声而动，当即就把龙舟向楼船划了过来。刚到楼船旁边，皇帝已走到楼船的下层。三个小太监便向皇帝泼水逗乐，讨他的欢心。皇帝也俯下身去，跳到了龙舟之上。他对撒网的李安说，猴小子，你快让朕也撒一网吧！准能捕到一条大鱼，今晚正好饱餐一顿。

　　李安说，这可使不得呀！皇上，你从未撒过网，不知这撒网的时候，人要用力，船就会因此而摇摆，弄不好就掉到水里去了。你还是不撒的好……皇帝说，就你小子能干，难道朕就不行吗？常听人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网就在朕的面前，何不网一下呢？说罢，即从李安手中把网抢了过去，他也不把网抖开理顺，就要往水里抛出去。

　　太监们见皇上如此黄手黄脚地蛮干，怕他掉进水里，便都赶过来去扶他。谁知，龙舟很小，本已装了四个人，早已摇摇晃晃的了。现在三个小太监都动手动脚地忙着去扶皇帝，小船便失去了平衡，一下就翻了个底朝天，四个人都同时落水了。李安水性好一些，急忙游出水面，忙去救皇帝，同时大声呼救。

　　那边厢，魏忠贤和客氏正交杯换盏，打情骂俏，哪还顾得皇上，直到听见李安呼救，这才知道皇上落水了。一时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当听到李安呼叫“快救皇上”时，才回过神来，忙派人去救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才把皇帝从水中拖上岸来。一看，皇帝早已灌满了一肚子的水，人已昏死过去了。抬回宫去，御医们忙了好一阵，终于才把皇帝救活过来。

　　但皇帝从此病倒了，一蹶不振，多方医治无效，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终于一病身亡。他在位七年，享年仅23岁。

　　这位“木匠皇帝”，万万没想到，他就死在他自己设计和打造的那条龙舟上。

　　尽管造成天启一朝黑暗腐败的原因很多，但都无不与朱由校爱木成癖有关。

　　真可谓成亦木活，败亦木活也。

　　接替朱由校皇位的则是他的兄弟朱由检，即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煤山上吊的崇祯皇帝。
 第六章   “乱伦皇帝”乱杀人

　　○残暴与乱伦，看去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当处在极度优越和拥有最高特权的皇家政治生态环境中时，人的欲望就会迅速膨胀迸发出来。一旦失控，什么荒唐、残暴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残暴到极限时，必然是兽性大发。

　　乱伦出现之日，必然是人性丧失之时。

　　（一）先后由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构建的南朝，历经了169年的沧桑岁月。在24个皇帝中，虽然也不乏明君圣主，但大多数都是残暴的君王、乱伦的皇帝。其中尤以第五任前废帝刘子业为最，他是出了名的小暴君和乱伦皇帝之首。

　　残暴与乱伦，政治与人性，看去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当处在极度优越和拥有最高特权的皇家政治生态环境中时，人性的欲望就会迅速膨胀迸发出来。一旦失控便很容易使人性中的兽性来个毫无遮掩的总爆发，由此而造成人格变形，行为扭曲，精神狂暴，理智丧失。这时，残暴与乱伦就会融为一炉，政治与人性则发生严重的牴牾，最后人性让位于兽性。如此君王的变态与扭曲、不幸与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皇子，他16岁继承父亲的皇位，史称前废帝。不知为什么称他是“废帝”，这个称谓就大不吉利。

　　刘子业不是不想当皇帝，也不是生理上有缺陷而不适合做皇帝，而是他性格和心理上出了毛病。政治与人性，人性与兽性，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也许是他一直生活在皇家优裕的生活环境中，一向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惯了，所以长大后就更加放纵自己，无所不为。干不得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他却非干不可，而且干得相当出格，十分离谱。

　　他的母亲王太后病重得快要死了，临死时很想见儿子一面，忙派人去叫他。他听了反而认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还说病人正在同鬼打交道，那种地方我不能去。他的母亲听后气得捶胸顿足地说，我怎么会生出这种畜生？

　　畜生就是禽兽之类的动物。人本来就具有动物的属性，这一点在刘子业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他对父皇母后不忠不孝，对皇室亲友则更是六亲不认，看不顺眼就必欲杀之而后快。

　　他怀疑叔祖刘义恭想夺他的皇位，便一时性起，亲自带兵去抄家，将刘义恭和他的四个儿子及其眷属通通杀掉。不仅将他们杀死，而且还将其尸体一一进行肢解。抠出眼珠，剖出肠胃，然后浸泡在蜂蜜罐里，还以“鬼目粽”戏之。

　　至于对其叔父一辈的亲属，他则更加不放心，总怀疑他们想夺他的权。于是下令把刘彧、刘休佑、刘休仁等三位叔父，通通集中起来，囚于宫中大牢里，不时加以殴打、拷问和戏弄。

　　他的这三位叔父，都长得很胖，他就叫刘彧为“猪王”、叫刘休佑为“贼王”、叫刘休仁为“杀王”。

　　然后将他们装进一个特地制造的大竹笼里，视之为猪狗，戏之如虎狼。他特别讨厌一肥二胖的刘彧，就变着戏法来折磨他。每当他进食时，刘子业就会令人脱光他的衣服，叫他像猪一样用嘴去木槽里吃东西，他则站在旁边哈哈大笑。

　　有好多次，刘子业都想杀掉刘彧，幸好刘休仁以极其诌媚的丑态，替他解了危。

　　有一天，刘子业顿生杀气，就命人将刘彧捆绑起来，抬到厨房去，说今天非宰了这头肥猪不可。这时，刘休仁忙谄笑说，猪今天不会死。刘子业问他，为什么不会死呢？刘休仁媚态十足地说，因为要等到皇子降生时杀猪，猪才会死。刘子业听了，这才说那就等皇太子降生时再杀不迟，以好用他来开祭免灾。

　　原来有一个官员的妻子怀孕了，因她与刘子业上过床，刘子业就认为是他的龙种，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她接到宫里来，若生的是男孩，就立他为太子。当时，刘仁休就是利用刘子业盼望早生太子的心理来替刘彧解危的。

　　不料，事后当刘彧做了皇帝后（即宋明帝），他却全然不顾刘仁休曾多次救过他的命，竟将与自己曾一起患难的兄弟毒死了。然后下诏宣布他的罪状，说刘仁休结交禁军，图谋叛乱。刘彧还把兄长的二十八个儿子也全部杀掉。

　　其实南朝宋室皇家本来就是一个你杀我、我杀你，杀过来、杀过去的残暴家族。从开国之君刘裕开始，就一路杀过来。 在南朝宋室的八个皇帝中，刘裕还算口碑较好的一个，但他却一反过去把前朝的废帝都养起来的惯例，而首开将前朝废帝杀掉的一代先河。因此日后整个南朝的末代皇帝，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新起的皇帝派人杀死的。

　　刘宋家族同样是互相残杀，毫不手软。刘裕死后，继位的儿子刘义符被托孤的大臣杀掉了，由另一个儿子刘义隆即位，但后来他竟被自己的儿子刘邵所杀，可是不久刘邵又被他的弟弟刘骏处斩。刘骏称帝，史称孝武帝，也就是刘子业的父亲。

　　刘骏看不起他的父亲，也看不起他的祖父刘裕。当他在无意中看到刘裕为后代儿孙留下的从贫至富的陈列馆后，便指着老祖父的遗像说，你原来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居然混到这个地步，岂不有点过分？

　　英雄不论出身，皇帝不问来路。只要他能爬上金銮殿坐到皇位上，哪怕过去是草根混混、流氓地痞，即使是一条猪、一只狗，他也是皇帝。

　　但作为皇帝后代儿孙的刘骏，他因受益于老皇帝的庇佑才做了皇帝后，却羞于老皇帝曾经是个庄稼汉，嘲笑他得此殊荣是“过分”了。这种不近人情和不忠不孝的言行，显然是对家族皇室的最大蔑视和最彻底的背叛。

　　反转来，刘骏所生的儿子刘子业，当然也就不理睬他父皇和皇后的死活，做出连“畜生”都不如的怪事。

　　残暴的皇室家族，培养出来的自然是残暴的后代。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养儿打地洞。老暴君打造出炉的后代儿孙，当然就只能是小暴君，一群毫无人性的动物“畜生”。

　　（二）刘子业是出了名的小暴君，连五胡十六国中的那些大暴君比起他来都要自叹不如，相形见绌，即使在后世历史中也极为罕见，望尘莫及。可以说，刘子业在这方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原因就是刘子业把荒淫残暴发挥到了极限，而且将“残暴”与“乱伦”结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而造成人性丧失、兽性张狂和性格彻底“异化”的结局。

　　残暴到极限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乱伦。

　　乱伦的出现之日，必然是兽性大发之时。

　　《满城尽带黄金甲》所演绎的五代十国中那个乱伦故事，只不过是由巩俐饰演的繁漪似的皇后与大王子元祥通奸乱伦而已。

　　后梁太祖朱温乱伦，也只是他与两个儿媳妇通奸胡来罢了。唐高宗李治把父亲的小老婆武则天封为自己的皇后，也仅此而已。

　　然而，乱伦高手刘子业可就大不相同了。他乱伦得太离谱、太出格了，也太不可理喻了。

　　刘子业对于所有皇室的王妃公主，只要他看上眼的就不论辈份，不分长幼、也不管亲疏，通通马干吃尽，他想搞谁就搞谁，一个也不落下。自己玩了还不算，还将所有的王妃公主都召到皇宫来，先命她们脱光衣服，一个个全身赤裸地在他面前唱歌跳舞，玩做迷藏的游戏。玩够了就命左右亲信对她们进行轮流奸淫，他则在一旁细细观赏，当临场指挥导演。

　　更离奇的是，他有个亲姑母蔡公主，本已嫁给了宁朔将军何迈，早已成为他人之妻了。但不料被刘子业看上了，他就将姑母蔡公主接进皇宫，当即就上床做爱，还决意将她收为姬妾。

　　他的姑母开始不从，但后来缠不过他，也就只好认了。只是担心自己的丈夫何迈将军来找麻烦，刘子业便一不做，二不休，使用了李代桃僵之计。他向外假装说，蔡公主突然暴病身亡，猝死皇宫。接着就用一口棺材装其尸体，送到将军府，又派人劝说何迈人死不能复生，要他节哀顺便。何迈颇感奇怪，明明是活着进宫的，怎么才几天就死了呢？因此等太监们都走了，他才开棺验尸。谁知开棺一看，果然不是妻子的尸身，而是一个血肉模糊的宫女。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刘子业是将一个宫女毒死后，装进棺材来冒充蔡公主，借此来糊弄何迈。

　　何迈大怒，便暗中蓄养家奴武士，准备待刘子业不备时，趁机拿下他，然后夺回妻子，另立新君。不料何迈做事不密，被一个家奴出卖了，暗中报告了刘子业。刘子业就派兵抄了将军府，捉住了何迈。他的姑母念与何迈夫妻一场，要刘子业放他姑父一马，不要杀他。

　　但刘子业不肯，说只要他还活着，姑母就会想着他，不会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姬妾。为此，他最后还是将姑父杀了，而把姑母当做情妇。

　　比这更为荒唐的，还是另一桩更离谱的乱伦。

　　（三）刘子业有一个亲姐姐，叫山阴公主刘楚玉，早已嫁给何戢为妻。但山阴公主太漂亮了，人又风骚，总使刘子业怦然心动。他就经常将其姐召进皇宫，别人都以为他们姐弟情深，常叙亲情也是常事，不足为奇。然而哪里知道，他们名为姐弟，实为情侣。看去是姐弟相约，实际上则是同餐同宿，同辇同眠。白日相偎相依，夜则颠鸾倒凤。不久，山阴公主的丈夫何戢发现他们姐弟通奸乱伦，一怒之下便进宫兴师问罪。但还不等他开口，他的人头早就落地了。

　　刘子业反骂他的姐夫不识时务，自讨没趣。山阴公主则说，他毕竟是你的姐夫，还是厚葬了他吧。就说是我和他夫妻反目，你看不过误杀了他，就这样把事情遮掩过去了。从此，山阴公主更加放荡，也更加公开地和刘子业鬼混。

　　有一天，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经典情话，后被史家和美学家们广泛引用。她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附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ZW(]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89年12版，第124页。[ZW)]刘子业听了山阴公主的抱怨后，说这有何难，我马上就给你一个惊喜。于是当即选派了三十个美男子，前去服侍公主。史称“立面首左右三十人”，专门去满足公主的性欲需要。

　　《南史·恩幸传》记：孝武末年，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ZW(]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89年12版，第124页。[ZW)]这实际上就是用“面首”去进行“性贿赂”。所谓“面首”者，美男壮汉也。 “立面首”，也许就是他发明的，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可能是第一个享受“面首”的中国女人。

　　据说这个女人很不一般，性欲特别旺盛，做爱一次就要三十个美男壮汉，轮番上阵才能满足她的需要，真可谓“不耻淫泆之过”也。

　　不少史学家和美学家，都认为这是南北朝时代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标志；是突破礼教、“任情而动”和“任放为达”的中国难得的一次性解放，比西方性解放运动早了好几百年。与此相比，西方那些性解放者，还是中国当年性解放者的徒子徒孙，实在要落后得多。

　　然而，这些史学家和美学家们，只顾赞扬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和“不耻淫泆之过”的性解放，但却忽视了中国这种性解放一开始就走入了歧途。这就是与婚外情和乱伦通奸纠缠在一起，刘子业与山阴公主的姐弟恋，就是其中的典型。

　　山阴公主自从有了三十个“面首”日以继夜地陪吃陪游陪睡之后，早把其弟刘子业忘得一干二净了。

　　有一天，刘子业对山阴公主不无抱怨地说，由弟设法，遂了你的心愿，姐倒高兴了，但你却从此将我丢开了。如今后宫虽然嫔妃上千，宫女上万，但没有一个能胜过姐姐的。她们都是些木头人，呆头呆脑的，全不像姐姐这样风情万种，做爱花样翻新，每出奇招，让人爽心快活。因此，我很想姐姐能在我身边，陪我同床共枕。于是我派人去找你，但你每无虚席，总不肯来。他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得另外找一个来代替你，供我玩乐才成。

　　最后，山阴公主才将何迈的妻子蔡公主，也就是刘子业的姑母推荐给刘子业，由此才引出上面讲过的那段乱伦故事，不必重复。

　　现在要说的是，刘子业自当皇帝后，别无能耐，成天只知道以杀人为快，以乱伦为乐。

　　如果哪一天不杀人，他就闷闷不乐，心里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直到杀人见血了他才感到心满意足，然后才放纵地去玩女人。

　　前面说过，他玩女人是不分尊卑老幼的，尤其喜欢玩裸女。常叫王妃公主和自己的亲人都一丝不挂地同他一起做迷藏游戏。

　　有一次，有个妃子不愿意这样胡来一气，他当堂一剑就把她杀了。晚上，他梦见一个女人咒骂他。次日，他找到一个跟梦中咒骂他的女人模样相似的宫女，也将她杀了。

　　如此越杀恶梦越多，恶梦越多也越加杀人。杀来杀去，他也杀红了眼，杀得精神崩溃，几成魔鬼。

　　有个专门负责管理衣服的太监，叫寿寂之。他实在看不过刘子业的乱伦行为和残暴杀人的手段，便想除掉这个小暴君。

　　有天晚上，他趁刘子业杀人杀累了的时候，他就乘左右无人，拨刀而出，直向刘子业砍去。

　　刘子业见有人敢杀他，一时慌了手脚，便急着向门外逃跑，同时一边连喊“寂寂。”

　　所谓“寂寂”，就是那个“寿寂之”的太监的名字，可能刘子业急于逃命，太紧张了，连太监的名字也喊不全，只叫“寂寂”。

　　但结果还是被太监追上，把他砍死了。不过有史料说，不是太监杀的，也没有一个叫寿寂之的太监。他是在祭祀的时候，被一个近臣在宴席上毒死的。但不管怎么说，刘子业终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死时才17岁，做皇帝也才一年光景。幸好死得快，否则不知道还要留下多少残暴乱伦的人间丑事来。
 第七章  汉家天子大多喜欢“同性恋”

　　○大明皇帝中多出“残疾人”，两汉皇帝中多出“同性恋”。

　　从西汉高祖刘邦到东汉灵帝刘宏，大多喜欢“同性恋”，而且乐此不倦，嗜痂成癖。

　　○“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和权力，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

　　（一）时下在西方一些地区和国家，同性恋风气越演越烈，同性恋都可以结婚，并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可以说，同性恋在社会生活中似乎已占有了一席之地，人们再也不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了。

　　就一般社会公民而言，他们有权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和保留这种生活嗜好。只要不伤及他人和影响世风，应当宽容和允许他们的存在。

　　然而，对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帝王来讲，如果也染渍此风，大搞同性恋的话，那么，麻烦就大了。这并不是说，帝王无权享受这种个人嗜好，而是因为他们是一国之君，在各方面都是一面旗帜，一种表率。即使有这种嗜好，为了社会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也应作出牺牲。正如康熙皇帝说的，做一个中国皇帝是要作出许多牺牲的。其中自然就包含了个人的某些嗜好。

　　可是，对于一向拥有独断专横与专制、享有最高特权的中国皇帝来说，谁又能作出一点牺牲呢？哪怕是发展到嗜痂成癖、祸国殃民的地步，他们也不会抛弃恶习，照样放纵自己。

　　就同性恋而言，在中国皇帝中早就流传久远了。在韩非的《说难篇》和刘向的《说苑》中都记载了关于“余桃”（又名“分桃）的同性恋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的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大搞同性恋，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生病了，他竟敢驾着卫灵公的车去看望母亲。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私自驾君主的车出行是要判刖刑（断踝）的。但卫灵公并未因此而治他的罪，反而替他开脱说，弥子瑕不顾要判刖刑而去看望他生病的母亲 ，可见他是一个难得的大孝之人啊！

　　还有一次，卫灵公与弥子瑕一起去果园玩耍的时候，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他咬了一口觉得很甜，便 将咬过的桃子给卫灵公吃。把咬过的东西给君王吃，这也是犯罪的行为，按理应当受到处罚，但卫灵公同样为他开脱了，说弥子瑕吃桃子尝到甜后马上就给我吃，这说明他很尊重体贴我。

　　这就是有名的“分桃”典故的来历，与“断袖”、“龙阳”、“安陵”、“男风”等故事，都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从春秋到晚明，从清代到民国，哪怕是到高度净化与高压打击的文革时代，此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高压打击时代，它是以“暗流”的方式出现而已。还有就是，在不同时代，说法不同。汉代叫“断袖”，魏晋称“歌郎”，晚明叫“小唱”，清代叫“娈童”，民国称“男风”。笔记野史中说，皇帝搞太监，秀才玩书童，宫女玩宫女，美妇戏了头，均屡见不鲜，非常盛行。

　　特别是汉代的皇家天子，此风犹盛。从西汉高祖到东汉灵帝，大都有此嗜好。他们一个个都喜欢搞同性恋，而且乐此不倦，嗜痂成癖。例如：汉高祖刘邦的宠男有籍孺……汉惠帝刘盈的宠男有闳孺……汉文帝刘恒的宠男有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汉景帝刘启的宠男有周仁……汉武帝刘彻的宠男有韩嫣、韩说、李延年……汉昭帝刘弗陵的宠男有金赏……汉宣帝刘询的宠男有张彭祖……汉元帝刘奭的宠男有张恭、石显……汉成帝刘骜的宠男有张放、淳于长……汉哀帝刘欣的宠男有董贤……在西汉二十五个刘姓皇帝中，同性恋者竟占了将近一半。他们的男宠，大多是女性化的美男子，正如晋代的风流名士阮籍形容的：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笑，宿昔同衣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ZW(]《性文化七十七夜谈》，珠海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70页。[ZW)]美男以貌悦君，同美女以色侍君一样，一但年老色衰，必遭君王所弃。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永世不相忘”，美男美女大抵都是君王的玩物，性奴隶和牺牲品。时限一到，就新账老账一起算。

　　下面不妨简单地剖析一下汉武帝和汉哀帝的同性恋的史迹，由此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二）汉武帝刘彻，也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一向口碑很好。但再伟大的君王也有不伟大的瑕疵，他那闪光的正面，同时也正是他阴暗的负面。他的人性与政治、身份与嗜好，常常是交替纠缠和贴面冲撞的，二者很难得兼。

　　汉武帝说：“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在他的情海爱河中，先后宠爱过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和赵钩弋。应当说，他既是一个好情人，又是一个坏丈夫。就在他看上了能歌善舞，梨花带雨的李夫人时，他无意中卷进了与其兄李延年的同性恋的爱河里。

　　李延年本是汉宫中的一位乐师，因为他擅长于歌舞技艺，每当他唱起新曲时，听者都无不为他的歌声所感动。更兼他容貌清秀可人，再由于犯法被处以宫刑后越发女性化，因此“极得上意，与上卧起如夫妇”，最后成了汉武帝的男宠，李延年被宠之后，很快发现自己侍候的是一位好色的君王，是一位想阅尽人间春色的皇帝，于是便投其所好，准备将自己的妹妹弄进皇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红人，以好图谋大事。

　　这时，汉武帝正将宠爱的视线从已失去美貌光彩的卫子夫而转移到赵国王夫人身上。尤其是当她为汉武帝生了儿子齐王刘闳之后，对她更是宠爱有加。连卫子夫的哥哥卫青也要来巴结王夫人，还送给王夫人的家人很多黄金。但好景不长，正当王夫人最为得宠的时候，却花姿早夭，不久尚未成年的齐王也死去了。李延年也正好抓住这个空档，不失时机地插了进去。

　　有一天，他向汉武帝演唱了一首新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ZW(]《帝之道》，西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73页。[ZW)]歌词妙在没有具体描述佳人的容貌，而是只抬出佳人美的价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也就是说，只要看上两眼，就价值连城。给人以无限联想的空间，也给人留下无限的期待，足以使人想入非非，遐想联翩。这是“金屋藏娇”的狭小空间，远不能比拟的。难怪汉武帝听后，不无惆怅地说：这只是歌唱而已，世上哪有这样倾国倾城的美人啊！

　　早已与李延年串通好了的平阳公主在一旁听了汉武帝的感叹后，即对汉武帝说，其实李延年歌中所唱的美女，就是他的亲妹妹。陛下要是不信的话，何不召进宫来，一看便知呢。

　　汉武帝立即将她召进宫来，一看果然是天姿国色，倾国倾城。她不仅有如兄之清雅之容貌，而且更有清高绝世之气质。从此与她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有一天，汉武帝头痒，李夫人就拔下头上的玉簪为他搔痒，很得汉武帝的欢心，此消息不胫而走，宫中女子知道后都以佩戴玉簪为时尚，专等为武帝搔痒。只要搔到痒处，就能身价百倍，成为人上人。若无痒可搔，或搔不到痒处，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不久，李夫人病倒了。病中汉武帝要来看她，她却一再拒绝不见他，汉武帝说，只要你肯再让我见你一面，我就封你兄弟的高官。李夫人说，封不封官全凭皇帝你的心意，并不在乎见这一面。汉武帝听了气得火冒三丈，抽身就拂袖而去。陪侍她的李家姐妹都责怪李夫人，不该如此绝情，恐对李家不利。

　　李夫人这才说了以下一番令史家们赞不绝口的话，也可说是充满智慧与胆识的人生感悟和肺腑之言，她说：我之所以不肯见皇上，正是为了要更好地托付兄弟儿子，我因为生得美貌，才能由微贱中得到皇帝的喜爱，世上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爱弛则恩绝情断。皇帝喜欢我，完全是由于我的容貌，我重病之后，从前的美色尽失，如果真被皇帝看见我如今这个样子，他只会厌恶唾弃我，就连从前留给他的好印象都会一扫而光，他哪里还会肯念及旧情、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呢！[ZW(]《帝之道》，第74页。[ZW)]其实，见与不见，爱与不爱，对皇帝而言，都没有多少差别。李延年和李夫人兄妹以色事君，不论色的衰与不衰，都只不过是君王爱的补充和调节，爱的兴趣和转移。只不过花容姣好之时，这种转移来得缓慢一些罢了。因为君王都是泛爱主义者，难得有专一的情种，男宠也罢，女宠也罢，一旦年老色衰、玩腻之后，都会被一一抛弃。李家兄妹，也在劫难逃。

　　李夫人死后，汉武帝虽然追封她为“孝武皇后”，立其子刘弗（即汉昭帝）为太子，又晋封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尽管也不排除他对李夫人的思念，还找来齐国的方士少翁为之招魂，及至梦幻中相见时又煞有其事地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但这些都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炒作而已，实际上他早已移情别爱，另有所思了。

　　果然不久，汉武帝就出手收拾李延年了。

　　李延年自持是汉武帝的男宠，便傲视群臣，出故骄姿，目空一切，胡来一气，他先与平阳公主不清不白，拉拉扯扯，后又与漂亮的宫女搅在一起，“寝与中人乱”。这些汉武帝早已觉察，只因李延年还秀色可餐，又有李夫人作后盾，所以他都容忍了。一旦李延年色衰之后，也就是李夫人死后不久，汉武帝就将李延年及其兄弟一锅端，全部坐奸诛死，而且灭其九族。

　　至此，这个曾飞黄腾达的男宠也就烟飞灰灭了。

　　（三）大明皇帝中多出残疾人，两晋皇帝出白痴儿，两汉皇帝中多出同性恋。

　　在两汉皇帝中，真正可以称为“同性恋高手”的还不是汉武帝刘彻，而是汉哀帝刘欣。

　　汉哀帝刘欣是汉成帝刘骜的侄子，他本来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因汉成帝死后没有亲生儿子继位，就只好找他的侄儿刘欣来代替。

　　这时，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还活得很新鲜，这就为日后王莽篡位提供了政治气候。

　　汉哀帝初登大宝之日，正是丁太后与傅太后两家外戚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正是王政君和王莽趁丁、傅两太后打内战而伺机各蓄力量、暗中夺权之时。

　　然而年轻的汉哀帝对此政局却一无所知，他似乎也不想知、或者懒得去管两宫太后的那些破事，他把自己的满门心思，都放在了董贤身上。

　　董贤的父亲是一位御史大夫，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有一天，他将儿子董贤带进宫里，汉哀帝见他聪明美貌，且有女人之媚态，十分喜欢，当即就把他留在宫里，史称“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

　　当董贤刚满20岁的时候，汉哀帝就命人在他自己的“万年冢”旁边，另外修一座陵墓给董贤，意思是他们生时在一起，死后也要朝夕相伴。“真可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董贤在22岁时，他就官拜大司马、大司徒和大司空。一时集“三公”于一身，融“权与人主”于一体，几乎与皇帝不差上下了。别说臣工们大为惊讶，就连匈奴使臣看到这么一位权倾朝野的年轻重臣，也感到大吃一惊，不知他为何能得到汉皇如此的宠信。

　　其实说白了，他别无能耐，就靠他是美男子，以色侍君，这才端上金饭碗“吃软饭”。

　　哀帝和董贤的确像一对夫妻一样，白 天同行，夜则同寝。有一天，他俩午后共寝，梦绕巫山云雨，魂游仙境楼台，一时兴尽，哀帝想起身下床，不料衣袖被熟睡中的董贤压住了。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就用小刀将自己的衣袖割断了。这便是“断袖”这一典故的由来。

　　古有“割袍”断交之说，却从无“断袖”怜美之谈。不过汉哀帝终于开了这个头，为了怜惜男宠，怕惊醒了他的美梦，居然来了个断袖之举。可见他已将同性恋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还是，在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当汉哀帝自知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时，他竟然决意把皇位让给董贤，而且连传国玉玺都派人送到董府去了。朝中大臣们得知后，都一致反对。他的老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也不赞成，这样此事才终于作罢。

　　不久，只做了七年皇帝的汉哀帝刘欣，便病死了。因为他一直都热衷于同性恋，所以自然就没有儿子。这时人称“老不死”的“老寿星”太皇太后王政君又重新得到臣工们的拥戴，由她作主，就将汉哀帝的堂弟刘衎立为皇帝，史称汉平帝。但他即位五年后，王莽就将汉平帝毒死了，不久王莽就篡位称帝了。

　　至此，西汉王朝帝国离其灭亡也就不远了，其转折点恰是搞同性恋的汉哀帝刘欣。

　　墨子说过一段令人深省的话，他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贫富，面目姣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ZW(]《性文化七十七夜谈》，第270页。[ZW)]这正是对皇帝宠爱厚封男宠的否定与批判。汉武帝因其雄才大略而掩盖了他搞同性恋的过失，况且他搞同性恋的程度和危害，远没有哀帝那样痴迷和严重，所以还没有危及汉朝的根基和政局。

　　但汉哀帝就不同了，他除了玩同性恋之外，就别无所长，毫不建树，他没有政治头脑，心里装的就只有男宠董贤，而且搞起来就没完没了，毫无节制，兽性大发，直到临死时还念念不忘他的男宠。他玩上了瘾，乃至走火入魔，最后玩出了王莽篡权。（本文图片和相关资料均引自《性文化七十七夜谈》，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
  第八章  “道士皇帝”的房中术

　　○明世宗朱厚熜是出了名的“道士皇帝”，但实际上是“道”而不道，“为”而不为。明为“清修”，实为“独裁”。别看他成天躲在皇宫内苑求仙设醮，二十余年不视朝政，但朝中没有哪一件大事能瞒过他。这位“自大狂”、“神经质”的皇帝，太聪明、太霸道、太骄横、太自信、太会玩弄权术了。但结果还是玩完了自己，最后落个“嘉靖家尽，家家干净”的下场。

　　○世上没有神仙，想靠吃丹药来求得长生不老，只能加速自己的衰亡。

　　（一）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年仅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殡天了。太后嫔妃和大臣们都为他的早夭而哀叹不已，更麻烦棘手的还是，武宗留下的江山没有子嗣来继承。

　　内阁首辅杨廷和，也就是四川新都才子杨升庵的父亲，他与几个内阁大学士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终于从宪宗孙辈中筛选出年龄最大的献王朱祐杬的世子朱厚熜来继承大统。

　　杨廷和当即用武宗的语气写好了“遗诏”，并火速派了一大批朝廷大臣去湖北安陆“迎取”朱厚熜来京“嗣皇帝位”。

　　“迎取”新君的皇家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湖北献王府。这时，献王朱祐杬和世子朱厚熜还一无所知，不知是福是祸。等到诏书一读，这才知道喜从天降，大福临头。真所谓风水轮流传，今年到我家，献王府终于出了个新皇帝。

　　也许事情来得太容易、太突然了，所以献王朱祐杬大喜过望之余，竟然不知所措，一时手忙脚乱。等到回过神来时，这才想到应该赶快把未来的皇帝、宝贝儿子朱厚熜请出来，接受众人的朝拜才是啊！

　　然而，这时的朱厚熜却正在自己的“丹房”里练“气功”。他今年虽然才15岁，但不知为什么，却对仙道的长生不老之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地道教盛行，他经常偷偷地独自一个入山访道，与道士为伍。他自称是闲云野鹤，神仙下凡。陈抟高道就是他的前辈师长。“八仙”则是他的楷模。为此，他挨过父亲献王的不少打骂，但他依然故我，不改初衷。献王拿儿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由他了。

　　但现在却不同了，马上就要当皇帝啦！这可是胜过神仙似的生活呀！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只要一开口，谁敢不从？三宫六院，召之即来。三千粉黛，任挑任选，何乐而不为？

　　然而，当献王带着府中长史袁宗皋将这天大的喜事告诉他时，这小子却无动于衷，居然不理不睬。问急了，他反而发火说，你们都说当皇帝好，那你们就只管去当呀！找我干吗？贫道对此毫无兴趣！他居然以“贫道”自诩。

　　尽管谁都想坐龙椅、当皇帝，但也有不想当皇帝的人。然而，想当的又当不成，不想当的，反而又非让他当不可。

　　朱厚熜就碰到这样的“难事”与“好事”。他虽然极不情愿去北京金銮殿当那个“鸟皇帝”，但也由不得他。最后连哄带劝、好歹才把他接到了北京。

　　但刚到北京，还未入城门，他就给迎接他的大臣们出了一道大难题。他想以此来再次拒绝这份苦差事，让他们另选新君。

　　（二）这个问题，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就连那些满腹经纶、治国有方的阁老们，一时也都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这才知道这个 年仅15岁的少年，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听话的“乖孩子”。

　　按照世袭皇位制的规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太子。而现在的朱厚熜还不是太子，他只是刚去世的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当新君的资格。要成为太子，就必须先来个转换、移植，即将朱厚熜先变成朱厚照的亲兄弟，认其父孝宗朱祐樘为亲生父亲。这样他就和朱厚照平起平坐，也都是太子的身份了。但如此一来，他就得把原为叔父的朱祐樘视之如父，将自己的生父朱祐杬视之为叔。这样，叔父倒成了父亲，父亲反而成了叔父。

　　这是朱厚熜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当朝廷把他当成“准太子”，要他由东安门进，暂宿文华殿时，他一口拒绝了。理由是，你们在“遗诏”中说是让我来做皇帝的，而不是先做什么皇太子。再说了，怎么能为了自己当皇帝，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呢？反将自己的生父改称为叔父、生母改称为叔母。如此有失孝道人伦的大逆不道之事，你们也做得出来吗？

　　这一招着实厉害，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是他想出来的呢，还是他父亲和长史事前就替他想好了的？史书上都语焉不详，只说他“早有定见”。又说他“继统不继嗣，早已定于圣心”。这个“定见”，也许正是他从不想当皇帝的“圣心”中，急中生智、早就盘算好了的。

　　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拒绝入城，当然也就拒绝继位，反正他也不想做皇帝。这正是他手里捏着的一张王牌。

　　这一下把阁老们都搞懵了、也搞傻了，不过仍然与他抗争。但争来争去，双方都不让步，最后只好求张太后来解决。张太后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遗诏已公布天下，要另择新君也不可能了，那就将究他吧。先确认他为皇帝，然后按皇帝的仪式接他进城登基。这样，朱厚熜才肯入城。他入城后先拜见了武宗的皇后，然后在奉天殿即位，接受臣工们三呼九叩的大礼朝拜。

　　想当皇帝的人，每每当不成皇帝。

　　不想当皇帝的朱厚熜，却被人前呼后拥地硬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是皇家的规矩呢，还是造化弄人？

　　不过，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他登基后又突出怪招，说他既然已经是皇帝了，那就该追认自己刚死去的父亲不是藩王[ZW(]也有人认为，朱厚熜的父亲早就死了。[ZW)]，而是皇帝。对“谁是我父亲”的这道难题，他的臣工们一直同他争论了整整三年之久，都没有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完满的答案。

　　因为这种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像一团乱麻一样，只能是越扯越乱，越乱越理不清。

　　最后，还是由朱厚熜来一锤定音。他说，我本无心为帝，是你们逼我为帝的。我既然是皇帝了，那就得由朕说了算。他开始学会说“朕”了。

　　嘉靖三年（1524）七月，他在“定大礼”中，明白无误地称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称张太后为“皇伯母”；对自己已死去的生父则称为“皇考”、生母为“圣母”。

　　一石激起千层浪。小皇帝的这一举措和蛮横态度，一下点燃了臣工们心中的怒火，决定跟小皇帝摊牌、拼命。这样便引发了一场反对小皇帝竭力尊崇他生父生母的“哭门事件”。

　　七月的一个早晨，杨廷和的儿子杨升庵对早已聚集在他身边的二百多位朝廷大臣们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说罢振臂一呼，率领众人来到左顺门，齐刷刷地跪伏在门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一时大呼小叫，哭声震天，乱成一团。

　　小皇帝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政治风浪，开始时还有点发怵，不知如何应对。但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明白这是大臣们在向他示威，无非是要自己听他们的话，按他们的主意办。如果这次向他们屈服了，那以后就得听他们的摆布。所以今天这一回合不能输，只能赢。因此小皇帝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且退下，不退的就跪着吧，后果自负。

　　什么后果？大臣们不相信小皇帝会有什么高招，只不过是威胁而已。因此大家依然跪着，依然哭叫不止。一直闹到中午时分，突然锦衣卫来抓人了。他们先将翰林院学士丰熙等八人逮入诏狱，杨升庵等人便撼门大哭大闹，一时“声震阙庭”。

　　小皇帝虽然恼怒，但也胸有成竹。他命将四品以上的官员姑令待罪，各降一级俸禄；四品以下的官员逮入诏狱，每人先实行廷杖、打屁股。当场就打死了17人，后将134人诏狱问罪。臣工们这才知道，锅儿是铁铸的。皇帝的权威是碰不得的。在此后的四十年中除了海瑞之外，也就没人再敢触动他的权威了。

　　其实朱厚熜称孝宗为“皇叔”，就像大臣要他称其生父为“皇叔”一样，都是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的。但这时大臣们已奈他不何，只好由他随心所欲了。

　　那些朝廷大臣们，原以为费尽心机找来了一个宝贝皇帝，但哪知道找来的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他们原以为他会感恩戴德，哪知道他却是如此桀骜不驯。

　　更令大臣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原本应当是湖北献王府中的“闲云野鹤”，在不得已而被人拥戴为皇帝之后，竟然一飞冲天，扭曲成为一个潜心奉玄修道、设醮求神的“道士皇帝”。

　　（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迷信仙道之术的皇帝代不乏人。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英明之主，也都有此恶习，其他的昏君就可想而知了。

　　但像明世宗朱厚熜这样痴迷于仙道之术的皇帝，却还是极为罕见的。当朝的阁老大臣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才16岁就即位的少年天子为何从小就走火入魔，与仙道结缘如此之深？

　　不过在他即位之初，还未表现出对仙道的强烈愿望。也许是刚换了一个新环境，偌大的皇宫内苑，毕竟比先前的王府要辉煌气派得多。天子的威严、权力和作派，则更是昔日的王子无法相比的。因此，他正忙着去体验当皇帝的滋味，还没有功夫来练气功。

　　“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仙山楼阁，玉露琼浆，毕竟是虚无缥缈的。而皇家帝王的嵯峨宫殿，豪华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很奇怪当初自己为什么有不想当皇帝而想当神仙的念头？那不是犯傻吗？

　　但当这种新鲜感渐渐淡化之后，这位少年天子又故态萌发了。他想当皇帝再好也只不过百年光景，哪里赶得上长生不老的神仙呢？于是他又想练气功了。

　　吐故纳新，练功打坐，这些都是小儿科。这时他也只知道这些粗浅的东西，可以说他还未入门。但不要紧，有人来指引他了。

　　此人就是太监崔文，他早已知道少年天子就爱这一口。于是崔文便诱惑他在乾清宫设醮祈祷，与神交感。

　　所谓“醮”，就是请一些道士来设坛作法，装神弄鬼，向天祈祷。少年天子看了觉得颇为有趣、好玩，就这样玩了一个月。

　　杨廷和见小皇帝不务正业，成天修道设醮，便正言厉色，苦苦劝谏，小皇帝才停了下来。但不久他又故态萌发，旧伎重演，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直把大明皇宫搞得乌烟瘴气。

　　三朝元老杨廷和对此实在忍无可忍了，上次在“哭门事件”中，他已赔上了儿子的前程，杨升庵最后被发配去云南充边，吉凶未卜。但他已顾不得许多了，现在就是拼着老命也要跟小皇帝交手，作最后一搏。他亮出了最后一张底牌，以辞职来要挟小皇帝。意思是我是三朝元老，先皇的重臣，朝中上上下下都有我的人。你要是离开了我就寸步难行，识相的就得跟我合作，听我的话。

　　小皇帝看了杨廷和的辞呈后，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只觉得离了张屠夫就会吃浑毛猪吗？没有红罗卜照样能办席。心想在“哭门事件”中，杨廷和分明是幕后指使者，这位内阁首辅显然是跟自己过不去，不把朕放在眼里。现在又跳出来搅局，阻止朕设醮。若不把这块绊脚石搬掉的话，那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因此，他对杨廷和说，老先生，你已七老八十了，还是回四川老家颐养天年吧。至于朕的事呢，就不劳你费心了。还有你的儿子，他虽然顶撞了朕，但只要他安守本分，不再滋事，朕是不会难为他的。说罢，又对太监说，赶快给老先生准备回乡的路资，好让他尽快离京。史载：“杨新都本当僇市，姑宥为民”。[ZW(]（明）沈德符：《万厉野获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1页。[ZW)]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老政客杨廷和，没想到小皇帝竟然会有这一手，会如此老到。一气之下，只好失败而归。从此剩下的那些阁老重臣，能仗义执言的就不多了。他们非但不阻止小皇帝的胡作非为，反而还去迎合他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欢心，而换取自己的权利，要不就是热衷于争权夺利，互相攻讦。

　　再加上小皇帝向来就是一个“自大狂”，一向自以为是，十全十美，是天生的圣人，谁也赶不上他，也不允许有人超过他。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在他平定江南叛乱后的报捷奏书中说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小皇帝看了就不高兴，说“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

　　可见，小皇帝是武大郎开店，只招聘矮子不接纳高人。如此一来，在他身边就没有“能臣”，只有百依百顺的“奴才”和“庸臣”了。

　　但这正是他需要的结局，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开手脚地大干特干，入道成仙。

　　（四）小皇帝再也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他要请全国有名的高人道士来助阵，指点迷津。其实不用他请，那些高道仙翁们早就不招自来了。

　　第一个入宫传法的便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长邵元节，他是江西贵溪人，曾为宁王朱宸濠的座上客。现在又成了少年天子的国师，被安排住在宫城之西的显灵宫里，专门掌管祷祀之事。

　　显灵宫修建于永乐年间，早已破旧不堪了。为了重整道观，少年天子便令修葺显灵宫，新建昊极通明殿，专供祭祀道教的神仙浮德王和宝月光后。

　　邵元节既是一宫之主，也是一国之师，总领天下道教。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求雨求雪、天降仙桃。少年天子始为不信，但当看到邵元节挥剑劈空，念动真言，雨雪招之即来时，便相信真人的法术果然灵验，显灵宫真的显灵了。其实他是与钦天监勾结，暗中做了手脚。又如所谓天降仙桃，是他先就收买了皇帝身边的太监，夜里偷偷地将桃子放在乾清宫里，然后对皇帝说，昨晚邵真人作法，今天果然从天上掉下仙桃了。这是仙人所赐之灵果呀！吃了后就长生不老，返老还童。

　　少年天子信以为真，更增加了对邵元节的好感和信任。赐给他玉带冠袍和金、银、玉、象等宝印，每年给禄米一百石，又赠田三十顷，还在他的家乡贵溪建造仙源宫、真人府，并派校尉四十人，为真人府洒扫之役。当朱厚熜有了儿子时，他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便加封他为礼部尚书，享一品服俸，又赐给他白金、文绮、宝冠、貂裘等物。

　　但这位一心为他人乞求长生不老的仙翁，却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他还不到80岁就呜呼哀哉了。然而，朱厚熜却不从这方面去想，相反还为邵元节之死而悲恸不已，并令官府按伯爵的等级举行葬礼。

　　邵元节死后，朱厚熜很快就找到邵元节的道友陶仲文，由他取而代之。

　　陶仲文，湖北黄冈人，曾一度为官，后弃官入道。他入京后就住在邵元节的宫舍中，跟随其左右。此人擅长于符咒驱魔，设醮祈祷，伪造五色灵龟、仙草丹药。更擅长于采阴补阳、先天丹铅的“房中术”，即用少女的月经与童男的尿水来制成药物。服用后阴气大增，性欲旺盛，性交持久，威力猛增。明人王世贞在《西城宫词》中，曾专咏此事。诗曰：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ZW(]《明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8页。[ZW)]朱厚熜犹好此药，视之如命。因此特别宠爱他，任他为礼部尚书，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不久又加封为少师、少傅和少保。在此之前，明朝还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陶仲文这样一身兼“三孤”的，连邵元节也未得此殊荣。但朱厚熜还嫌还够，最后又加封他为伯爵、柱国、兼光禄大夫，食大学士俸。真是宠爱有加，奉为国宝。

　　区区道士，竟然可以官至一品，尊至公卿，位列王侯，实在是荒唐之极，大悖常理。同时足以说明，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士皇帝”。

　　（五）既然崇奉道教，祈求长生不老，那就应当清心寡欲、虚静脱俗，不近女色、杜绝房事，至少不能纵欲胡来。

　　但这位“道士皇帝”却正好与此背道而驰，特别贪淫好色，专门拿女人来开心，而且玩女人的方法又十分特别荒唐。

　　朱厚熜即位后，就册立了皇后和众多的嫔妃。不久，他以后宫皇嗣未生为由，命礼部派官到全国各地去选取民间一千二百多名少女进宫。三年之后，又选了一千多名淑女供他玩乐。

　　这些被选入宫的民间美女，既是皇帝的奴婢，又是皇帝淫欲的对象，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稍不如意，她们就必死无疑。这些宫女每天日出时分都必须到御花园去采集“甘露”晨水，供皇帝饮用，不是累死，就是被折磨而亡。更令宫女们无法忍受的，就是红铅“采补”之术。

　　道士们为皇帝专门配制了一种“春药”，名叫“红铅丸”。其主要成分便是少女初次来潮的经血，还有就是用童男童女的尿提炼而成的“秋石”。由此而制造成性激素很强的春药，其作用恐怕并不亚于今日的“伟哥”。

　　皇帝吃了“红铅丸”之后，便将这些被逼迫提供春药原料的宫女们当成“炉鼎”，再进行疯狂的“采补”和发泄。显然，不论是从她们身上提取的春药元素，还是又用其春药对她们进行“采补”，都是对宫女们残酷的虐待和迫害。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乾清宫里终于暴发了一场“壬寅宫变”。

　　二十日晚上，朱厚熜在乾清宫曹端妃处就寝。次日凌晨，当他还在熟睡之中时，早已商量好的十六名宫女，即悄悄地溜进他的寝宫。史载：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个宫女密谋趁机把他勒死。她们商量好之后，一人以黄绫抹布把世宗的脸一蒙，就拼命地掐他的脖子，其余的一拥而上，一个按住他的胸，一个按住他的腹部，两个按住他的两手，两个按住他的双腿，然后，杨金英把绳套套上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一人各执一端，使劲地拉套绳。眼看这位万岁爷就要没命了，但可惜杨金英在结绳套时误拴成死结，所以，拉了半天，也没把他勒死。这时，其中一个宫女见事不成，慌忙跑去报告皇后，这十几个宫女全部被擒。经审讯，此案牵涉到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下令，把杨金英等十六个宫女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斩尸枭首示众。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也在宫中被凌迟处死。各犯族属被处斩，家产抄没人官。[ZW(]《明朝史话》，第139页。[ZW)]朱厚熜没有被勒死，但也吓了个半死。然而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和反思“宫变”的原因，反而认为大难不死，是“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对神道还不够虔诚。所以他干脆搬出乾清宫，躲进了西苑的万寿宫，从此不理朝政，专心奉玄修道，更加迷恋“红铅”、“采补”之术。

　　（六）太仆寺卿杨最和御史杨爵，见“道士皇帝”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便纷纷上疏苦谏，劝他“不近声色，保复元阳”；不要“以方士之故，朘民膏血”。当时宫中用于修观祷祀的费用，仅香蜡一项每年就耗去“黄腊二十余万斤，白腊十八万斤，香品数十万斤”。这一笔庞大开支，都是“朘民膏血”，浪费财力资源。

　　但“道士皇帝”看了二杨奏疏后，非但不纳忠言，反而将他们投进监狱，拷打至死。因为他一贯讨厌的是同自己唱反调的“能臣”，而喜欢的是为他求道成仙大唱赞歌的“宠臣、庸臣”。肯为皇帝唱赞歌的，恰又是历代“宠臣、庸臣”们的强项，几乎代不乏人。

　　为祝贺皇帝设醮祷祀的最美的赞歌，莫过于“青词”。就是斋醮时用的词文，因用清藤朱字书写，所以叫青词。

　　开始最会写青词的是袁文、荣炜和董尚书。《万历野获编》中有“嘉靖青词”一则，云：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鹿，雌鸣鹿，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ZW(]《万历野获编》，第62页。[ZW)]这副对联似的“青词”，对仗工整，音韵铿锵，颇得皇帝赏识，也“最为时所脍炙”。

　　试想，谁听了这种“万寿无疆”的悦耳之声的祝祷，谁都会飘飘欲仙，格外舒坦、受用。

　　从此，写“青词”的高手，呼“万寿无疆”的能人，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胜过一个。其佼佼者，当数柄政内阁首辅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因他的青词写得最好，故时人称之为“青词宰相”，恰好与“道士皇帝”是天生的一对，最佳的派对搭挡。

　　严嵩，江西人，孝宗弘治年间的进士，曾一度混迹于与北京同样设置中央政府机构的南京官场里。因派到这里来做官的，都是非主流的二线官员，整天无事可干，大多去游山逛水，吟诗作文。严嵩也在这里鬼混，以诗文自娱。因此说他是诗人、文人，都是可以的。他听说“道士皇帝”喜欢青词，有人因此而一词夺魁。因此他便在青词上下足功夫，决心靠此一步登天。

　　果然，他的词歌一唱、万寿无疆一喊，很快就被调到北京，委以礼部尚书之职。当时，他的同乡好友夏言正掌控朝政，没少帮他的忙。但严嵩却暗自与他较劲，一心想取而代之。为此，他更加靠拢皇帝，揣摸他的心思，以便更好地投其所好。

　　有一天，严嵩从已被他收买的一个太监那里得知，皇上要派人来暗中观察严嵩与夏言的举动。于是到时他就坐在家里，埋头写青词，还装着很认真、很虔诚的样子，又涂又抹、又唱又比，而夏言却在家中玩女人、睡大觉。

　　“道士皇帝”听了回报之后，夸严嵩“忠勤敏达”，责夏言“年迈昏庸”。不久，严嵩就取代了夏言的位置，成了内阁首辅，从此一手遮天。

　　“道士皇帝”自从搬到西苑万寿宫后，就安安心心地躲到宫中吃“红铅”、玩“宫女”。除了严嵩一人之外，谁也见不到他。

　　“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制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

　　据说，皇帝每天都离不开严嵩，严嵩每天都不开他的儿子。因为这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精力不济，写不好青词了。他那个“短项肥体”的儿子严世蕃，别看他是一个独眼龙，青词写得比他老子还好。人又机灵，长于权谋，且“剽悍阴贼”，常替严嵩出主意，乃至“入直房代嵩票拟”，为父分忧解愁。

　　但父子狼狈为奸，贪污腐败之事，早已被对严氏父子不满的道士们告到了皇帝那里。有一天，严嵩坐着小轿来到了万寿宫。“道士皇帝”见他老态龙钟，气喘吁吁，便有不悦之感。再问他一些朝中之事，他又吞吞吐吐，答非所问，便越发不高兴了。不久就罢了他的官，让他致仕归田，又将他儿子严世蕃谪戍雷州。

　　但严世蕃并未去雷州，而是滞留老家，继续作威作福，并且还受到当地官员和朝中严氏党羽的保护。因此，尽管不少人都纷纷上书奏本，要求彻底铲除严氏党羽，严惩严嵩父子，但都毫无结果，奈他不何。

　　因为“道士皇帝”尽管讨厌严氏父子，但还不想收拾他们，同时也顾及到严氏经营多年，党羽众多，怕因此而引起骚乱，影响他的清修。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那些弹劾严嵩父子的奏本，罗列的都是严嵩父子卖官鬻爵、索赂求赇和聚敛无厌的种种罪行，然后又扯到社会腐败成风，贪官横行和民众不满，还说什么“嘉靖”“家尽”，家家皆尽。

　　试想，道士皇帝看了这些奏本之后会想些什么呢？这说的虽然是严嵩父子，但实际上是揭皇帝的老底，给他统治的大明王朝抹黑，至少是说他治国无方，昏庸不力。事实上，严氏党羽的罪行，都是由他而起的。打击严嵩就是打击皇帝，数落严嵩的罪行就是数落皇帝的罪行。这是道士皇帝绝对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所以非但不能彻底搬倒严嵩，奏本的人反而把自己装进牢里去了。

　　自古以来，贪污腐败之所以不能杜绝，就是因为它是一张由利益驱动而形成从上至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盘根交错的严密之网。

　　当时的新任首辅徐阶，从多年的从政生涯的冷眼旁观中，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便给准备弹劾严嵩父子的人说，你不要告严氏父子贪污了好多银子、霸占了多少民田、强奸了多少良家妇女，就说他私造府邸，制拟王者，有当皇帝的野心；就说他与姓朱的宗人暗中串联，图谋不轨；就说他与倭寇勾结，里通外国；就说他勾结边外民族，准备里应外合，阴谋篡位。

　　果然，皇帝看了严氏父子这些与他无关的罪行，而且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于是以最快速度，最高的效率，当即下旨处死严世蕃。先把他的儿子砍了，再收拾这个老东西。

　　这是道士皇帝在四十五年的皇位上，办的一件最爽快的事。他一连兴奋了好几天，加上又多吃了几粒“红铅丸”，于是玩起宫女来更来劲了，正如今日广告上说的“又威又猛，我更喜欢”。

　　但海瑞一出台，他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七）海瑞，琼山（海南岛）人，以“清官”而闻名，以“刚直”而著称，以“罢官”而惊世。直至今日，还余音袅袅，波澜不息。

　　在他极富传奇色彩的宦海生涯中，也许太离奇驳杂了，所以人们很难弄清他究竟是清是浊，是好是坏。若说他是不贪恋好色的正人君子，但他又似乎养过小老婆，还喝过花酒，直到晚年还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侍妾，故有人说他“已耄而妻方艾”，乃至妻妾相争，自缢而亡；若说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论功名和学历，他又只是一个举人，并未评上高级职称；若说他敢于为民请命而一次又一次被罢官，但分明又一次又一次地升官；若说他敢把皇帝拉下马，代表“正统”的皇帝皇储们都讨厌他，但为什么历代皇帝都又喜欢他，还为他修祠立碑、誉为清官，把他作为道德的楷模；若说他为官清廉节俭，但讲起摆场来却并不亚于奢华的张居正。《野获编》载：“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由此可见，海瑞并非如传说和影视中说的那么高大完美。他只不过是人为地塑起来的一个道德楷模、清官化身和官场偶像罢了。就此而言，他是绝对的成功。但就适应和征服官场的生态环境而言，他又是绝对的失败。因为照他的理想、偏执和原则来处事，根本行不通。这就难怪张居正不想用他了。

　　然而，这些都不必去多说了。现在要说的是海瑞与道士皇帝的一次直接交锋。

　　不管怎么说，单就海瑞与道士皇帝的这次冲撞来看，可以断言，这可能是他人生旅途中最精彩的一段，最闪光的一幕。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也就是道士皇帝命归黄泉的这一年春天，这位刚进京一年多的六品闲官（户部云南司主事），再也闲不住了。他要以死来抗争，决定和皇帝死拼一场、赌一把。

　　就在他进京的时候，他看到朱厚熜收拾了严氏父子，天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也着实兴奋了好一阵，以为国家有望，皇帝振作起来了。但观察了一阵，道士皇帝依然躲在万寿宫里不理朝政，照样求仙设醮，吃红铅、玩宫女。而严嵩就是他造出来的一个“青词宰相”，现在他除掉了严氏父子，只不过是以此来当他的替罪羔羊，而他自己则安然无恙，照旧当他的皇帝，照旧吃他的红铅。

　　事实上，这个道士皇帝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祸国殃民的最大元凶。因此，海瑞不出手则已，要出手就把矛头直端端地指向了当今的道士皇帝。于是他奋然写下了名震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即呈给了道士皇帝。

　　这道史无前例、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的奏疏，写得洋洋洒洒，通谷易懂，现在不妨简录如下：陛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如今百姓在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民穷财尽，靡有孑遗。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怎么样的天下?古时候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而今日之臣下却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谀之甚也。……陛下的过错多了，其大端在于斋醮。……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既然死了，他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得?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吗?说是“天赐”，有手执而付给吗?这是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骗陛下，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

　　……现在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ZW(]《明朝史话》，第141页。[ZW)]海瑞把“道士皇帝”的外衣，一下剥了个精光，也将他因崇道求仙的恶果一一抖了出来。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老百姓的全部家底，都让你搜光、刮光、花光了。天下百姓家家干尽，大明的江山还有什么指望呢？

　　由此说明，从政治的角度看，你不是一个好皇帝，而是一个迷信神仙邪说的昏君。

　　再从伦理角度看，你任意怀疑、责打和屠杀臣工，是为不君；你让皇后独守空房，长期与她分居，断情绝义，是为不夫；你对亲生儿子毫无父子之情，连面都不肯见，是为不父。可见，这君臣、父子和夫妇之“三纲，你连一纲也未做到。如此看来，别说没资格做个英明的圣主，就连做一个普通的儒门信徒也不够格。

　　这哪里是向皇帝进言劝谏，分明是向皇帝挑战、下战书，更是讨伐皇帝罪行的“檄文”，是审判皇帝的“判决书”。

　　当然对海瑞而言，也是自己的“绝命书”。

　　难怪道士皇帝尚未读完，早已龙颜震怒，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当即把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用脚去乱跺乱踏，同时气急败坏地喊叫，立即把这个叛臣逆子抓起来，别让他跑啦！

　　太监忙说，海瑞根本就没准备跑，他早已随身抬了一口棺材，正在殿门外候着等死。

　　道士皇帝听后甚感意外，忙从万寿官楼上向楼下殿门外一望，果然看见海瑞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在他身后真的有一具棺材。他望了半天，也想了半天，难道还真有如此不怕死的臣子？他愣了一阵，又返身从地上捡起奏本看了又看，最后长叹一声，跌倒在地。

　　他是幡然悔悟呢，还是执迷不悟？

　　若是毫无一点悔悟之心，那海瑞此番必死无疑，难逃此劫。但他又把海瑞打入了死牢，却又迟迟不批准海瑞的死刑。这种心态，恐怕只有他本人才清楚。这分明是一场蚂蚁战大象的殊死搏斗！这分明是弱者向强者的无畏抗争！这分明是真理与正义向专制与强权的挑战！结果呢？

　　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士皇帝没有将海瑞当即砍头装进棺材，反倒把自己送进了坟墓。也就是离此十个月后，即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这位一心想长生不老的道士皇帝，非但没有成仙，反而差几天才活到60岁就暴毙猝死了，而死因恰是过量服用丹药的缘故。

　　因为当时皇帝虽然有病在身，但头脑还相当清醒。当太医徐伟奉召前来为他把脉时，他见徐伟迟迟不敢来到他的塌前，便问他为何不来诊治。徐伟说，皇上的龙袍拖在地上，故臣不敢进。诊视后，道士皇帝还给阁臣们写了一道手诏，说徐伟刚才说“地上”，最能体现他的忠心。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说后，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心想刚才要是说龙袍拖在地下的话，那自己恐怕早已变成鬼了。

　　徐伟未变成鬼，倒是皇帝先就变成鬼了。因为他当晚过量地吃了由道士王金所炼的丹药后就突然殡天了。阁老们要处死王金，但首辅说，这样就会给皇上留下一个暴死的名声了。

　　但事实上，这位道士皇帝确是因崇道而活、因崇道而亡的。

　　在他四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他虽然一直躲在西苑万寿宫，虔诚修道，但“无为而不为”，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国事，也没有一件国家大事能滑过他的眼睛，更没有一个大臣能欺瞒过他。

　　这个“道士皇帝”，实际上是“道”而不道，“为”而不为，明为“清修”，实为“独裁”。他委实太聪明、太老到了。严嵩父子斗不过他，徐阶、高拱、夏言等也斗不过他。甚至连王阳明、张居正也不是他的对手。“圣聪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他太聪明了。

　　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这个道士皇帝太聪明、太霸道、太骄横、太自信、太会玩弄权术，这就迫使他的臣工们拉帮结派，以求自保，哪还顾及国家大事？

　　“自大狂”，“神经质”也就成了这位道士皇帝的致命弱点。他玩完了自己，也玩完了臣工。“嘉靖家尽，家家干净”，最后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不过，这个道士皇帝毕竟还有点悟性。他在临死时的遗诏中说：“我当皇帝四十五年，时间不算短了。回想起来，因为幼年有病，希望长生不老，以致迷信了道教，被那些江湖术士和奸小人所欺骗。凡因对我进行规劝而受到惩罚的大臣，活着的继续录用，死了的要给以抚恤，关在监牢中的要马上放出来”。[ZW(]赵云田：《明清宫廷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3页。[ZW)]虽然悔之晚也，省悟得太迟了，但比起那些死不认帐，一错到底和死后也不允许后人说他不是的君主来，嘉靖帝的这一悔悟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为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垕即位创造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而打开了一扇宽松与宽和的天窗。
  第九章  牡丹花下的风流天子

　　○明光宗朱常洛，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却留下了“红丸案”、“梃击案”和“移宫案”等三大悬案。他之所以成为“短命天子”，大半是“春药”吃多了的缘故。

　　○牡丹花下鬼，未必尽风流。

　　（一）明神宗朱翊钧活了58岁，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

　　但在位时间最长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位有为之君，相反他倒是一个酒、色、财、气、五毒俱全的荒唐之主。以他为名号的万历王朝，之所以还能逆水行舟，艰难运转，全靠首辅张居正的锐意改革，他只不过坐享其改革成果罢了。

　　朱翊钧10岁即位后，还是一个贪玩好耍的小皇帝。要不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和张居正严加管束 ，他早就闹翻天了。

　　万历九年（1581）十月的一天下午，这位小皇帝来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问好。李太后信佛，正忙着和德清即憨山和尚礼佛参禅，便叫皇帝儿子随便玩去吧。

　　小皇帝玩了一阵，想洗洗手。一位姓王的宫女即端了一盆水来，服侍他洗手。小皇帝见王氏一双杏眼盈盈，活像一泓秋水，千般娇媚，万种风情，尽在其中。又见她面如桃花，秀发飘飘，不觉心动神驰，哪里还按奈得住，便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狂吻不止。接着又将她抱进一间小屋里，放肆地与王氏云雨起来……一月之后，慈宁宫传来了消息，说王氏怀上龙种了。李太后将小皇帝叫去，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小皇帝开始还想抵赖，但当李太后命人拿来“内起居注”查看后，他才红着脸承认了。

　　李太后也没有责怪儿子，反打趣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也学着你的父亲，干出同样的这种事来。原来李太后当初也是一位宫女，因偶然被老皇帝御幸后之，这才生下了今天的小皇帝。因此李太后对儿子说 ，既然已经木已成舟，那就认了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了，我年事已高，正盼着抱上孙儿哩！如果王氏能生一个男孩，那就是未来的皇太子，这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啊！但你可要记住了，母以子贵，宫女与后妃之间，是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的。你以后务必要善待其子、善待其母。

　　十个月后，王氏宫女果然生了个男孩，即小皇帝的皇长子，取名为朱常洛。万历十年（1582）六月，朱翊钧封王氏为恭妃。后来经过无数次波折，才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皇帝龙驭殡天后，朱常洛才继位大统，是为光宗。

　　这位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当了十九年太子才即位的皇帝，想不到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大明天子，就突然暴毙而亡了。

　　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是朱常洛的父亲朱翊钧（四十八年），但轮到他自己时，却只当了二十九天的皇帝。所以，史家们称之为“短命王朝，一月天子”。

　　这对父子皇帝，一长一短，形成强烈反差，是造化弄人呢，还是另有机缘？

　　但不管怎么说，主要还是他们自身的过错。光宗朱常洛生理上并无缺陷，但他的心理上却有个严重的障碍，即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变态、扭曲为一个“色魔”，拼命玩女人，最终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成为“短命王朝，一月天子”。

　　（二）按明代皇位世袭制，皇位的继承人首先是皇后所生的皇长子，被确立为皇太子之后，才能继承皇位，这就叫“有嫡立嫡”。如果皇后没有生出儿子，就应该以其他嫔妃中生的皇长子为储。此所谓“无嫡立长”。

　　因此，皇储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的象征。皇太子便是预备的君王，国家的根本。所以大臣们常常为皇储问题而展开一次又一次地纷争，即所谓“国本”之争。

　　朱翊钧的皇后王氏，一直没有生育。现在只有宫女王氏为他生了朱常洛，又是皇长子，按说就应当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朱翊钧总是嫌他不是“嫡子”。虽然他自己也是宫女所生的，并非“嫡子”，可他就是迈不过这道坎，总觉得不光彩。因此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未立朱常洛为太子。

　　偏在这时，又从天上掉下一个宛如当年杨玉环似的大美人郑氏。她可不是一般的宫女，而是从新近选出来最漂亮的“淑嫔”，并深得朱翊钧的宠爱。真可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特别是当郑氏为皇帝又生下一个皇子朱常洵之后，朱翊钧就更加宠爱她了。不但封她为贵妃，而且准备封朱常洵为太子。

　　这种废长立幼的举措，立即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并强烈地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理由充足，朱翊钧无言以对，只得答应可以考虑。但回宫后，当面对郑贵妃一阵软硬兼施、撒娇泼赖的纠缠后，他又没辙了。最后横下一条心，答应立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说口说无凭，只怕你一转身就变卦。朱翊钧就燃香立誓并写下誓言，交给郑贵妃保存。

　　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大臣们的耳朵里。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反驳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朱翊钧的面前。尽管他以皇帝之威，责罚了不少大臣。又绞尽脑汁，玩了许多花样，但反对之声依然不绝于耳，搞得他焦头烂额。他夹在大臣和贵妃之间，被双方推来推去，实在为难。别看皇帝一手遮天，他也有为难的时候。就这样为了“国本”这事，一直争吵了十多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九月十八日，才由李太后一锤定音，将此事“搞定”。

　　这天，当朱翊钧又来拜谒太后时，太李后铁着脸问他：皇帝，怎么拖到现在还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呢？

　　朱翊钧见生母不怒而威，口气强硬，心想今天这一关恐怕难以闯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常洛毕竟是宫女生的……话未说完，老太太就发火了。她指着皇帝说，别忘了我给你说过的话，你也是当年的宫女、如今太后我所生养的儿子！你也答应过我和诸位大臣，要立常洛为太子的。君无戏言，难道你想自食其言，戏弄本宫不成？

　　朱翊钧忙跪在母亲面前，说不敢不敢。李太后说，既然如此，那就马上册封。朱翊钧说，好，马上册封，马上册封。这样，皇长子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问题并未解决，相反的是，太子的日子更难过了。在争国本的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拉锯战中，受伤害和被扭曲最大的还是朱常洛。

　　（三）郑贵妃见封朱常洛为太子，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仅封为王。这不是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吗？她仗着皇帝离不开她，自己手里又捏着皇帝亲笔写下立朱常洵为太子的誓言，便找皇帝一哭二闹三上吊，又讥讽他说，王氏长相和地位都不如自己，她生的儿子也不如自己生的乖巧聪明，怎么单凭早生几年就立为太子呢？

　　皇帝听了她的一顿数落后，也羞愧难当，格外窝火、心烦。他冲着郑贵妃说，真是妇人之见。你不想一想，朕既可以“立”他，也可以随时“废”他，现在需要的是时机。时机决定一切，你懂不懂。

　　因此他对太子冷眼旁观，也更加冷淡，不理不采，视有为无。

　　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已经20岁了，早该纳妃结婚了，但直到21岁才纳郭氏为太子妃。婚后才移居到冷落萧条的慈庆宫，并从此与生母王氏隔绝，母子很难见上一面。不久生母眼睛失明，次年便离开了人世。

　　太子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母爱。他所得到的仅仅是来自郑贵妃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还有就是来自异母兄弟母朱常洵的嫉妒和仇恨。

　　东宫的防卫也相当不力，只有寥寥几个侍卫在没精打彩地守护；东宫的那些太监也因“门前冷落车马稀”，告假的告假，称病的称病；还有那一帮见风使舵的大臣，开始还为太子争位说话，后来见皇帝照样冷落太子，仍然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再加上郑贵妃的笼络，也把赌注押在朱常洵的身上，而无暇顾及当今太子了。

　　这样一来，太子便深感到势单力薄，孤立无缘，越发觉得冷冷清清，度日如年。更出乎他意料的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东宫发生了“梃击”之案。

　　这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棍的凶汉，偷偷溜进了慈庆宫。他首先击倒了守门的老太监，然后就直奔太子的寝宫。幸好太子的内侍和几个太监及时赶到，才将凶手擒获，交守卫指挥使收监。

　　次日，太子将此事面奏皇帝。他听后始为吃惊，说马上审问犯人，追查这是谁指使干的。但他突然想到，此事可能与郑贵妃有关，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于是又改口说，你先回去吧，朕会处理此事的。

　　处理的最后结果是，凶手姓张名差，小名张五儿。他是受了郑贵妃的亲兄郑周泰和亲信太监庞保的指使，才入宫行刺的，刑部要严惩凶手和幕后指挥者。这下老皇帝有些慌了，他忙把太子叫去，一反常态地亲切对他说，张差是个疯子，听了庞保几句逗他的浑话，他就闯进宫里来了。要说他是行刺，为什么不带刀剑，而手持枣木长棒呢？可见他的确是神经不正常。太子，你看这事怎么处理才好呢？

　　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何必再问哩！太子再笨也能猜出父亲的意思。因此他对在场的臣工们说，像张差这样的莽汉、疯子，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必跟他计较，正法算了，没有必要涉及他人。又说我们父子关系很好，你们不要轻信谣传。

　　老皇帝待太子说完，便问众臣：太子的话卿等都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意见，但说无妨。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臣工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再说就是多余的废话了，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咎由自取。因此都瞟了太子一眼，既同情他，却又看不起他，更惋惜他。

　　其实这时太子的心情更加复杂、难过与无奈，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只是当着老皇帝和臣工们的面，不便发作，只得强忍着。因此，他一回到自己的冷宫后，就扑倒在床上又哭又叫，还不停地揪打自己，诅咒自己。说我为什么偏偏又是宫女所生？既为宫女所生，为什么偏又是皇长子？我本不想当什么太子，更不想做皇帝，为什么偏又非让我当太子，做储君不可呢？

　　太子哭着喊着，一下又从床上蹦起来，摔茶杯、打宫女，看去俨然像个疯子。他命太监拿酒来，然后把一瓶酒都喝光了。等哭够了，打累了，喝醉了，这才倒在床上去寻求他片刻的安宁，减轻他一时的痛苦。

　　（四）一个人如果长期都生活在前途未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孤寂、压抑和狂暴状态中，那他的精神情绪必然是脆弱而崩溃的，他的人格必然是扭曲的，他的行为必然是变态的，他的精神必然是分裂的。但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心理能量却不会因此消失，相反它会以另一种被改写的程序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在专制高压下形成的压抑将正常的人格内部程序打乱了、更改了，迫使它以各种反常的变态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 。

　　这种压抑和变态心理要素更改的重要结果，便是将皇帝的自然人格改写为常人的伦理人格，将能量主体改写为道德主体，乃至超越这一切范畴，最终成为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疯子。他在太子位置上，一呆就是漫长的二十年，这样一来，他能不时忧时悲、时惧时怕、时哭时笑、时怒时愁吗？加上他有痰喘症，一向体弱多病，所以就更加难熬，也更加放纵自己，作践自己。

　　精神上长期受到压抑的人，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渴望以发泄来求得一时的快乐与满足。而女人恰好是他发泄的最佳对象，酒色正好可以暂时忘忧。

　　万历四十一年（1613），自从皇太子妃郭氏死后，他就无心再立妃子了。再说立妃还得请老皇帝批准才行，他不想去自讨没趣，因为老皇帝早已厌烦他了。不立妃也好，这样更自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反正身边的宫女尚有十几个，想玩谁就玩谁。在这方面，老皇帝是宽容的，不会干涉他，也不关心他的死活。

　　因此，一旦需要发泄搞乐时，他就拿宫女来撒野。那些长期处在深宫内苑渴望男性抚爱而难以如愿的宫女，也是压抑之人。如今有一个男人，而且是太子、未来的君王国宠幸自己，岂有不愿意的？其实双方都是压抑者，彼此都需要从发泄中找到快乐。于是一拍即合，一点就燃。

　　就这样，太子终日纵情酒色、彻夜与宫女缠绵。拖着体弱多病之身去纵欲的太子，身体很快就散架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老皇帝终于驾崩了，临死时才肯把江山交给太子去打理。其实他留给太子的并不是一片大好河山，而是一条千疮百孔、亟待下沉的破船。而接替这条破船的新舵手——光宗朱常洛偏又是一个早已病入膏肓的短命天子。

　　加速这位天子“短命”的不是别人，恰是老皇帝最宠的郑贵妃。她怕新皇帝找自己报仇，便针对新皇帝好色的弱点，特地选了四个绝色美女，作为新皇登基的贺礼送给他。

　　早已变态、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新皇帝，一看到四个美女，哪还记得他和郑贵妃之间的恩怨，当即就照单全收，欣然接纳。当晚就同四个佳丽，玩了个通宵达旦。

　　次日，在庆祝新皇即位的“内宴”上，新皇帝勉强打起精神去出席宴会。郑贵妃问他，皇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满意吗？新皇帝说，那里是礼物，简直是天生的尤物。很好，朕很满意。

　　郑贵妃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尤物哩！说罢又将两名绝色的歌伎送给新皇帝，当晚又派鸿胪寺丞李可灼向他进献仙丹。所谓仙丹，其实就是当年“道士皇帝”吃过的那种“红铅丸”，是用少女“经血、人乳和辰砂”等物调制而成的壮阳春药。

　　（五）玩美女、吃春药，这本来是历代帝王的特权与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像明光宗朱常洛这样玩法的还不多见。如果这时他能悬崖勒马的话，也许还能多当几天皇帝。怎奈他有严重的、无法排解的心理障碍，早已成了一个变态、扭曲的“色魔”、怪物了，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只要一看到女人，不管是美是丑、年长年幼，事实上他已分不清美丑大小了。只要是女人，他就要同他上床做爱。还有娈童和俊男，他也宠爱有加。尤其是吃了仙丹春药之后，则更来劲了。

　　史书上说：“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又说他“一生二旦，俱御幸焉”。这恐怕说的都是事实。至于野史杂记中说的，那就是更多更详尽了。有的说他爱玩“一龙二凤”，常叫几个女人轮番上阵，或者同时出马助兴。而且花样翻新，三十六种、七十二样，还不雷同重复。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忍下笔。

　　玩高兴了，便要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同时也要封他的宠侍李选侍为皇后。别说这种封法不合礼制，单就这种行为，也是离奇荒唐的。这也难怪，因为他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几近分裂。他的性情已经严重扭曲、变形了。

　　如此，当然受到大臣们的反对，但同时也引起郑贵妃和李选侍的不满。大臣们在吵，两个女人在闹，美女们在争，一大堆国事正等着新皇帝去办。这样别说是一个有病之人受不了，就是一个正常人也是吃不消的。

　　面对着一大堆美女和国事，都要拖着病的新皇帝去摆平，在短时间内都要他来承担，事实上是不行的。

　　新皇帝是这年八月一日登基的，到了八月十日，他的身体就累垮了，忙召御医诊视。为他诊视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的崔文升，这家伙偏又受了郑贵妃的指使，为新皇帝进了一剂“通利药”，也就是泻火解毒的泻药 。

　　因此新皇帝吃了泻药后，当晚就连泻了三四十次，几乎通宵未眠。他的身体本来就极度虚弱，正处于衰竭状态，再这么一泻再泻，就等于雪上加霜、火中加油，哪里还能有救呢？

　　就这样拖到八月二十二日，新皇帝自知不行了，忙召集方从哲等几位阁老重臣，安排后事。他有气无力地对他们说，国事就多劳你们几位先生了，又问首辅方从哲，陵墓安排得怎么样了。因为老皇帝刚死不久，还来不及安陵，所以方从哲以为他问的是老皇帝的陵墓，便说正在安排。谁知新皇帝听了，忙摇头说，朕是问朕的陵墓准备好了没有。

　　大臣们忙说，皇上正值盛年，虽然眼下生点小病，但不日就会康复的，何言就准备陵墓呢？

　　新皇帝说，朕自知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了，还是抓紧准备朕的陵墓吧。说罢，仿佛又想起什么，便问鸿胪寺那个官员不是说要给朕献仙丹吗？快宣他进殿来吧！

　　大臣们都说，道士仙丹，不可轻信。

　　新皇帝心烦意乱了，他挥手要大臣们退出去，命太监把献仙丹的官员带进来。

　　（六）前来献仙丹的官员，实际上是鸿胪寺的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道士。上次献丹是通过郑贵妃传送的，这次是奉郑贵妃之命亲自送来 。

　　新皇帝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小床上，听见李可灼在问候他，便强展星眸瞥了他一眼，说朕上次服了丹药后，效果还不错。但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丹药？朕的意思是说，可否有既能壮阳，又可健身的那种两全齐美，二者可兼的……他的意思是，鱼和熊掌他都要，及时行乐和延年益寿他都要全得，一样也不能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不合乎逻辑。

　　但对一个扭曲、变态的“色魔”来说，这种不合乎逻辑的事，恰好也是一种逻辑。正如疯子的行为一样，常人看来不合逻辑，但对他而言，却正是他认为必须如此的逻辑。

　　近乎疯狂的新皇帝，此刻也正是这样来判断思考的。至少他想试一试，能不能将死马当成活马医，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他要用残余的生命来进行一次最后的赌博。

　　道士看透了新皇帝的心路，暗自高兴，便只管念念有词地鼓捣了一番，然后说皇上之病只不过是多年虚弱所致而已，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服了臣的仙丹，元气自可培聚。阴阳相生，坎离互补。五气朝元，二五之精，自然妙合而凝，康复指日可待也。

　　新皇帝听了连声道好，要他把呈献的十粒仙丹留下，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那里领赏去。

　　当晚，新皇帝服了一粒仙丹后，安然入睡。次日醒来顿觉气喘平息，全身通畅，食欲如前。他高兴，太监们更高兴，忙传话给阁老大臣们，说皇上服药后，四肢和暖，神清气爽，还进了御膳。大臣们听了虽觉奇怪，但龙体恢复好转，毕竟是天大的喜事，因此都雀跃欢腾，以为皇上有救了。

　　就这样平稳了五天，但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深夜时，却从宫中传来了旨意，要大臣们火速进宫。

　　原来这天晚上就寝时，新皇帝先服了一粒仙丹，犹嫌不足，便又服了一粒。一个时辰之后，他感到通身发热、脸色发红、脉搏宏大、心潮起伏、性欲大增、阳具直挺，他便叫太监传美女侍寝。

　　太监不肯，说皇上，你不要命啦！

　　新皇帝说，朕既要保命，也要行乐。活而不乐，还有什么意思呢？

　　太监说，那样乐法，你会死的。

　　新皇帝说，就是为乐而死，也是值得的。你没听古人说过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吗？快去传美女来，朕实在是忍不住了，快去呀！否则，朕就杀了你！

　　太监怕抗旨杀头，只好传来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宫女，心想皇上见了总不会大动干戈吧。但哪知道新皇帝见了宫女后 ，不管她长相如何，便像饿虎扑食一样，拼命地同宫女缠成一团，扭在一起。不一会儿，他顿觉精如泉涌，快活似仙，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事实上，他已把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潜力全部、彻底地挤干了。等大臣们赶到时，新皇帝还来不及向大臣们颁发遗诏、确立继承人时，他早已无话可说、无药可救了。

　　这时，正好是九月初一的零辰时分。也就是说，新皇帝从八月初一登基，到他暴毙而亡止，相继还不到一个月（这年是闰八月，只有二十九天）。他除了登基时到金銮殿去过一次之外，就再也未坐过那把龙椅了。

　　一个月前，老皇帝死去，尚未安陵。现在新皇帝又随之西去，而他留下的却是三大悬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更主要的还是由谁来接替他的江山。

　　新皇帝虽然还有一个16岁的皇子，但直到一个月前老皇帝死时才册立为皇太孙，新皇帝还来不及封他为太子，而且未接受正规教育，几乎是个文盲，他能担此大任吗？不过他会木匠活，所以他即位后，史称“木匠皇帝”。
  第十章  朱元璋是个丑八怪

　　○英雄不论成败，皇帝不论长相。

　　朱元璋虽然没有天子之表、龙相之威，但他还是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当他在金銮殿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依然是人模人样的，谁敢说半个不字？他照样杀人，而且比谁都杀得厉害。

　　○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至于长相如何，似乎无关紧要。倘能拥有一个好的“平台”，那怕是一只猫、一只狗，也可以成为“明星”。

　　（一）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果以貌取人，那就会失之公允了。因为五根不全、五官不正和生理长相上有缺陷的人，并不是他们自身的错，往往是先天的遗传或后天的不幸。而且，生理上的缺陷和不足，常常会助成他们另外想像不到的特长和成功。

　　不过，这是对常人而言的，对皇帝说来可就不同了。因为皇帝最讲究的是天子的威严、龙相仪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皇帝的首要条件必须是长相要出奇的威武雄健、相貌堂堂。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中规中矩、龙行虎步，处处都要显得很“帅”，很有风度、气质。这样才能威仪天下，一统江山。

　　但皇帝也是人，他们也会有先天的生理 缺陷和后天的不幸。就以明朝而言，在十六个皇帝中，竟有一半是五根不全、五官不正和有心理障碍的“半成品”。其中既有跛子皇帝、口吃天子，又有蟋蟀君王、道士人主。既有“半边月儿”，也有“招风大耳”，还有“木匠皇帝”。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是一个五官不正，长相丑陋的草根皇帝。

　　从幸存保留下来的“明太祖真像"看，一眼就可看出 ，他的双耳特别大，人称“招风耳”、“大耳皇帝”。这本来倒没有什么，但偏巧他又长的是一副尖嘴猴腮，上唇特别的长和薄，而下唇又特别的尖和厚，再加上额头上偏偏又生就一双倒立着的“八字眉”和一对“鹰眼睛”。再配上一张长长的“剐骨脸”，这样看去就令人很不舒服，望而生畏。

　　也许他自己也觉得太难看了，特别是与一表堂堂的徐达和常遇春等文臣武将们相比时，则更令他感到无地自容，自惭形秽，暗地里常抱怨爹妈没有给他一副天生的“好皮囊”。

　　这样便给他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最大的障碍，乃至形成一种反常的异端行为和畸形的变态心理。他身边的嫔妃宫女、三千粉黛，谁要是稍有不慎惹他不高兴、不顺眼的时候，他就疑心对方是厌恶他的“尖嘴猴腮”，嫌他不好看，为此必杀无疑。

　　文武大臣们，谁要是多看了他一眼，或者面对他微笑时，他就像阿Q因为头上无毛而怕人说“光”一样，也疑心对方在嘲笑自己五官不正，长相难看。为此，同样要杀人解恨。因此臣工们与他相见时，都不敢正眼看他，只把头低着同他说话。但如此一来，他还是认为对方看不起他，嫌他貌丑，不屑一顾。这样一来，同样要遭到杀头之祸。因此，弄得臣工们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真不知应当怎么办才好。幸而有贤内助马皇后从中解危和开导，这才免去了许多无妄之灾和悲剧的发生。

　　但朝廷画工们的运气就很难说了。为了将自己的“真容”留传后世和供进宗庙，皇帝们都需要“画像”。

　　朱元璋更是热衷于画像，但他绝对不想把自己的这副“丑像”留给后世，让人们觉察出他是一个五官不端正的一代天之骄子。所以他最希望的是，画工们凭借生花妙笔，大大地“美化”他。但这又不好明说，只能暗示。

　　那些呆头呆脑的迂腐画工们，偏又不解圣意，一味地追求“真实”，一心想画出皇上的真容。

　　这样的结局必然是，龙颜大怒，把那些该死的画工都一个个地“砍头”。据说为此而掉脑袋的画工有几十人，至于被打监牢的那就更多了，数不胜数。

　　不过，也还有几个聪明的画工。他们从血雨腥风中，到底明白了皇上的心思。因此，今日人们看到的那一幅幅“太祖像”，都是龙凤之姿，天子之表，威严极了。

　　只可惜，都是“假”的冒牌货，伪劣产品。其中只有一幅，略见“真容”。

　　不过，“美”也罢，“丑”也罢，朱元璋照样是一代开国之君，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帝位。

　　其实，不管是猫是狗，是美是丑，只要有能耐登上金銮宝殿，他就是耀眼闪光的“明星”。

　　其奈他何？你能拿他怎么着？

　　（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英雄不论贵贱，皇帝也可不论出身。难道谁就是天生的“龙种”吗？

　　陈胜是一介平民百姓，长相也不怎么样，又无多少学问，充其量是个“秀才”。然而，他却成了中国第一敢于造反的农民领袖。

　　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虽然当过和尚，还讨过口，又无“龙相”之表，但结果还不是开创了明朝的基业，成了以“刚猛治国”而闻名的皇帝。

　　皇帝不问长相。

　　尽管朱元璋没有“龙相”之表，但当他在金銮殿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依然是人模人样的，谁敢说半个不字？

　　而且，他在位30年，每天每夜都有三千粉黛轮流服侍他，还深怕得不到他的宠幸，谁还有本事嫌他又老又丑呢？

　　这个丑八怪也颇有能耐，竟然拥有二十六个皇子，十六个公主，而且活了71岁，最后才寿终正寝。

　　可见，长相的美与丑，对于一个皇帝说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他还是皇帝，只要他手里还有权，就不会有人嫌他丑。相反，丑皇帝还可以成为“美帅公”。

　　但长相丑陋，五官不正，对皇帝说来，毕竟是个麻烦，是一块心病。为此，往往会闹出许多笑话和悲剧来。

　　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

　　问题还不仅于此，更严重的是，也许是朱元璋家族的先天遗传，或者是“基因”配种出了毛病，从开国之君朱元璋算起，一直到崇祯上吊之后的“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都接二连三地出了问题。

　　不是跛子皇帝，就是口吃天子。

　　不是蟋蟀君王，就是蛤蟆皇上。

　　继承朱元璋皇位的明朝第二个皇帝，即朱元璋的嫡长孙朱允炆，就又是一个五根不全，头骨不正的“次品”。
  第十一章  “龙骨不正”的明惠帝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朱棣想夺取侄儿的江山，便以他“龙骨不正”这一生理缺陷为由，发动了“靖难之役”。最后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明惠帝则被逼迫流落江湖，当了和尚，不知所终。

　　○谁都不想在生理上有任何缺陷，但生不由己，该来的还得来，真要是摊上了的话，那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一）人到晚年，不免总想到家族未来的兴衰，从儿子想到孙子。奇怪的是，往往把对儿子的爱转移到孙儿身上，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厚爱，有时简直超过了对儿子的呵护。在这方面，皇帝也不例外，这叫“抱孙不抱子”。

　　朱元璋虽然有许多个儿子，如果他还想要的话，皇后帝妃们还可以为他生出许多个皇子来的。但朱元璋到了晚年，一是精力大减，年老血衰，在床上功夫方面，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二是他感到皇子越多，对继承争夺帝位时的麻烦事就越大，而且也会造成对自已的威胁。眼下的懿文太子，已隐隐地流露出某些苗头，早已令他感到不安了。更令他担心的是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人又聪明能干，论才干远远超过太子，可惜他不是长子，不能继承他的帝位。但他决不会罢休的，这小子迟早会闹出事来。朱元璋似乎已预感到，现在的懿文太子根本不是燕王朱棣的对手。如果让太子继承帝位，虽然名正言顺，但大权迟早会落到燕王手里，而且必定有一场兄弟为争夺帝位而互相残杀的血肉之争。

　　为了避免这场内部的争斗厮杀，他正在挖空心思地寻求一个万全之策。

　　也就在朱元璋为安排“接班人”的这一过程中，朱氏皇家早已添了新的成员——那就是懿文太子的长子朱允炆。

　　太子的长子，本身就意味着他将是朱氏王朝的第三代皇帝的正式传人。

　　所以，他的诞生无疑为朱氏皇家带来了无限的欢欣和喜悦。因为后继有人，正意味着大明王朝的兴旺发达，江山永固。

　　但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这位第三代传人，长相偏偏又很古怪，头顶骨不正，而是歪的。头骨都不正，还能说是“龙相”吗?因此，懿文太子便老大不高兴，成天愁眉苦脸。他又将这种阴影传给了他的老婆，再传给其他人，所以大家都想乐可又乐不起来，然而偏是朱元璋会化解，他对这位孙儿特别宠爱。他说，头顶骨长歪了点有什么不好，正说明他长相奇特。非常人可比。你们知道不，这叫“半边月儿”，正是“龙相”啊!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复又转忧为喜，都为朱家的第三代传人感到高兴。

　　（二）朱允炆果然不负众望，他很聪明，又爱读书写字，且过目不忘，能日诵千文。而且，更令众人敬佩的是，他天性纯孝，特别有颗慈爱之心。对人也很和气，尤其对长辈，特别有孝心。

　　他的父亲懿文太子患了疮痈，这是一种极难医治的顽固病症，其父苦不堪言。

　　那时，朱允火火文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见父亲病重，心里特别难过。 他便每天陪伴在他父亲病榻之前，说什么也不肯离去。

　　有一天，父亲病痈化脓，痛得特别厉害。他便用口去吸吮，替父排脓，众人见了，无不感动。朱元璋听说后，大为称赞说，真孝子儿矣!有此仁爱之心，正可当天下君王也。从此，更加喜爱他。

　　有天晚上，华灯初上，月出东山，又圆又亮。朱元璋偶然想起，当年自己流落江湖时，一日露宿荒郊对月吟诗，曾写下足以能表达自己志向的那四句诗。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深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ZW(]李哲良：《中国和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45页。[ZW)]此诗后来广为传颂，都说朱元璋早有大志，即使在落难时，也显示出君临天下的王者气势和气吞山河的魄力雄风。

　　今天晚上，他也想试一试孙儿的志向。于是叫太监将朱允炆传来，说是月下祖孙赏月，以叙天伦之乐。

　　朱允炆来到祖父身边，恭恭敬敬地陪他赏月聊天。朱元璋见孙儿器宇轩昂，大有王者风范，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先问他近来又读了哪些书，孙子说最近读了祖父写的《心经序》，颇有感悟。

　　朱元璋说，那就说说看。

　　朱允炆回答说，色空之妙，妙在——朱元璋迫不急待地问他，妙在什么地方?孙子故意不直接回答，而是先背诵祖父的原文，曰：“《心经》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岂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聪明者观二仪之覆载，日月之循环，虚实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岂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之后，便徐徐说道：“佛之教实而不虚，妙在一个‘实’字。”但接着话峰一转，又说：“不过，佛教之‘实’，不是世俗所说之‘实’，而是超越‘有’与‘无’二端的‘实’。因此，此‘实’者，‘空’也。空到极处，便为‘有’，故曰‘真空即妙有’也。‘空就是实在’。此色空之妙矣!”

　　朱允炆的这种说法虽然同样归结为“实”，但二者却大相径庭。

　　朱元璋以空为实，是指空为实，而且“实”到儒家的“三纲五常”上去了。

　　朱允炆则比他高了两个层次，他是化空为实，演空为有。这个“实”和“有”，已不是原来之“实”了，而是超越了有与无的两极，重新幻化而成的“空”，即不空之空，回归于本体世界了，也就是“空即如”。

　　这就是禅师常说的那个公式：山是山——山不是山——山还是山佛说法——不是法——名为法。

　　朱元璋也像许多心量不大的皇帝一样，不喜欢有人在他的面前说个“不”字，也不想别人超过他。那怕是他平常最亲近的人，一旦和他在看法上有牴牾时，他便表现出老大的不愉快。尤其是晚年，更是如此。所以，他听了孙儿的话后，即扬手止住他，说对于佛家之空相，前代帝王，如汉之武帝、唐之玄宗、宋之徽宗，还有梁之武帝，皆被其迷惑，而几丧天下，乃至废国怠政。你可要仔细，切不可误入佛家之空相。又说朕起寒微，奉天继元，统一中华，鼎定金陵，实乃不易。朕曾久立于沙门，一生学佛，深谙佛道。既知其要，更知其用。凡为人君者，不可不知，不可不察。时人好学，却学而不知其旨，敬而不知其弊。奈何?愈治而愈乱，不治而愈坏。佛乃心术，焉能治世?朱元璋还想进一步开导孙儿，但这时一阵风过，他感到一股凉意袭来。抬头看天，月儿高挂蓝空，撒下一派清辉。山河大地，宫殿楼台，全都被溶化在这银白色的世界之中。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山河依旧，大江东流。然而，人生易老天难老。昔日的一介沙弥，早已披上了黄袍，但转瞬之间已垂垂老矣。他看看眼前的孙儿，正青春年少，又不无宽慰。这才想起，今晚本是找他来赏月吟诗述志的，怎么扯到佛学上去了呢？谈空说色，反倒给他带来一丝不快。因此，便煞住话题。要孙儿以月为题，马上作出诗来。

　　（三）朱允炆深知祖父很喜欢自己，心里自是十分高兴。但他每次和祖父谈话，心情都很紧张。有时，他真想投在祖父怀里撒撒娇说说笑，要不就搂着他讲故事，或者拉着他捉迷藏。无拘无束，随随便便该有多好啊！但是，皇家偏又有皇家的规矩。说什么，做什么，都得有个分寸。好在，他早已习惯了。

　　不过，今晚有些异常。他已敏感到，祖父有些不高兴了。他很失悔，刚才为什么不说些爷爷喜欢听的话，而干吗要由着性子来呢？父亲早就私下对他说过，爷爷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他说是方的，你就不要说是圆的。干吗忘了呢。

　　正想到这里，祖父已叫他作诗了。他望了望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又看了看祖父的脸色。心里对自己说：“这一次可不能再惹爷爷生气了”！但越是如此，越是要出毛病。

　　果然，他的诗刚吟出口，祖父便立眉问他：“你说什么？再吟一遍!”

　　他只好又重复一遍，说：谁将玉指甲，掏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中，蛟龙不敢吞。

　　这比起乃祖当年对月咏怀的那诗来，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不仅气势赶不上，而且还蕴含着一种晦气。

　　朱元璋听后，心想“影落江湖中”，分明是一种不祥之兆。月印万川，清辉一派，万人仰视，光明人间、这么多吉祥之意，不去说，为什么偏去掏碧破痕。指玉说甲呢？而且居然还说影落江湖，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联想起关于“龙相”的问题，难道孙子“头骨不正”，心术也不正吗？想到这里，他本想发火，但转念一想，这恐怕也是天意如此啊！岂非人力可以强求得的？因此，只用手一挥，冷冷地说声“下去吧”！

　　（四）懿文太子疮痈久治无效，终于呜呼哀哉!朱允火文哭得死去活来，一连五天都难咽下食。足见他孝心之诚之深。

　　朱元璋见太子离他先去，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而也气倒了。眼看刚好一点，不料又偶感风寒。

　　年青时凉一下不要紧，但年纪大了，感冒发烧往往会引发出多种疾病。朱元璋初不介意，但后来竟一病不起。他骂御医不中用，说连一个伤风凉寒都医不好，要你们何用? 一气之下，杀了几个御医。明明有病，他还硬撑着去上朝理事。因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稍有不对之处，便要杀人。有几个大臣，便不明不白地遭他杀了。

　　朱元璋病情加重，更加喜怒无常，也更加残暴。侍奉他的太监宫女，一个个胆战心惊。尽管小心侍候，但还是有几个宫女被他砍了头。大臣太监宫女们都怕去到他身边，一听到他的呼唤，仿佛就像见到了无常二爷，只要一跨进他住的地方，如同到了鬼门关一样，不知进来了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因此，谁都怕去服侍他，心中都咒骂他，唯愿他即刻就死。

　　但只有一个人还敢接近他，也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那就是他的孙子朱允炆。他见众人都不愿意也不敢去侍奉老皇帝，他便事必躬亲，每天端茶送水，细心照料老人服药。而且每次都亲自尝过，然后才送老人服用。甚至连唾壶尿器，也都由他冲洗端送。

　　也只有由他服侍，老皇帝才开心，即使不合意，最多骂两句而已，决不会闹到砍头的地步。因此，太监宫女们从心底里感激他，背地里都在议论，说幸好有他这个皇太孙，不然你我都活不成了。

　　因为终日侍奉太祖，不能安枕而眠，实在太劳累了，所以他很快就消瘦不堪了。众人都劝他休息，但又怕他休息。他也明白，现在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人能呆在太祖身边了。所以，尽管疲乏不堪，但仍然一如既往，照样细心侍奉老人。更深夜静时，只要太祖略有响动，他便不呼而至。太祖每当见他如此，都感到无限宽慰。群臣见之，也无不夸他说：“纯孝至此，真天子矣!”

　　（五）朱元璋久病不起，他已预感到来日不多了，于是又想到把帝位传给谁的问题了。按皇家规矩，应传位于长子。

　　但现在懿文太子已死，又传给谁呢？传给他的儿子朱允炆吧？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朱允炆，他又有些犹豫了。他虽然曾经以自己的长相不佳和“半边月儿”来为孙子的“龙相”作过辩解，但毕竟是美中不足，会带来不少麻烦。又想道：第四个儿子朱棣，现为燕王，正镇守北方大门，而且四子人又能干，文武双全，按说他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但朱元璋不知为什么不把皇位传给他，而最后决定还是传给长房长孙朱允炆。

　　而且，一锤定音，决无更改。这是朱元璋办事的果断风格，从不拖泥带水。

　　其中是否包含有对皇太孙的偏爱的因素呢?不得而知，反正他已这样决定了。

　　不过，他又预测到燕王朱棣事后必然大动于戈，迟早都要来争夺帝位、而且。未来的新皇帝，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朱元璋明知未来的局势如此，却又让皇太孙继承大统。这是爱他呢，还是害他？若是真的爱他，为什么在自己还在的时候、不把燕王铲除？还留下祸根，让他以后与皇太孙作对？要不就干脆传位于燕王，化干戈为玉帛。

　　也许，朱元璋考虑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一切都来不及了，因此，他只得作另一个安排。

　　就在他临死前的一天晚上，他把皇太孙叫到他的病榻之前，小声地对他说：我去之后，大明的江山就交给你了。你要按照我已定下的国策，励精图治，长治久安，不可有半点差错。又说，其他方面，我已作了安排。现在，我只交给你一个东西，也许将来你会用得着它。不过，现在不要打开，到了危急之时，你再打开，按我的吩咐去做，自会见效。

　　说罢，便将一个小箧子交给他，叮嘱他千万要小心保管，不要泄漏给他人。又对他说，不要怕别人说你五根不全。五根不全，照样可以当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逝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此明惠帝也。

　　（六）朱允炆继位之后不久，麻烦就来了。他的四皇叔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挥戈南下，直捣当时的明都南京城。（图29）那么，理由是什么呢？

　　为此，朱棣和他的谋臣姚广孝等人密谋了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

　　其实，成大事者是不需要理由的。他的存在与出现，就是理由。

　　朱棣认为，小侄儿“削藩”的目的，就是想“削”掉他这个四皇叔。因此，他说：“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在他未‘削’掉我之前，先就把他干掉，夺回本该属于我的皇位。至于名号嘛，就叫‘清君侧’”。

　　他的军师姚广孝则摇头说：“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理由，一戳就破。再说了，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清君侧’呢。”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要得民心，就要说些老百姓最爱听、也最相信的话”。

　　朱棣问他：“什么才是老百姓最爱听，也最相信的话？”

　　姚广孝是江苏长洲人，自幼苦读经书，但仕途无望，只好以行医糊口。后来出家为僧，法名叫道衍。一个偶然的机缘，便作了朱棣的军师。他是和尚，自然言行举动都离不开佛法。他说，殿下在诸位王子中，是惟一个有天子之表、皇帝之威的王爷，实乃是罗汉转世，弥勒下凡。王妃徐氏，仪表慈祥，灵气如花，实为观音显化，普度众生。当今皇帝皇后，非王爷王妃莫属。再看现在的皇上朱允炆的长相，他五根不全、头骨不正、面相萎缩、徒有孝心。如此连“龙骨”都不端正的人，岂能有天子的福份？如果天下百姓都知道了这些情况，他朱允炆的江山还坐得稳吗？

　　和尚军师的这番话，正好说到朱棣和众人的心坎上，大家都忙着点头称是，说就这么干。

　　朱棣更是暗自得意，顿时心花怒放，连声道好。他同时又补充说，这个说法固然重要，但还是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赶快起兵，挥戈南下，把那个小皇帝拉下马来。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其原因表面上是“靖难”，但实质上则是叔侄的夺位之争。而理由则是“龙骨”的正与不正，“龙相”的端与不端。想不到的是，长相的好坏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引发一场充满血雨腥风的战争。

　　（七）建文四年（1403）六月十三日，燕王大军打破金川门。惠帝命人纵火焚宫，他的皇后马氏，眼见大势已去，便赴火而死。

　　正在危急之时，惠帝这才想起太祖曾交给他的那个小箧子。他叫太监启开小箧，一看是度牒、剃刀、袈裟、僧服，还有白金十锭。

　　惠帝看呆了，一时不知何意。

　　太监对他说：太祖之意，是要陛下投身沙门，以避其祸。度牒上法名都填好了，名杨应能。

　　惠帝抓过度牒一看，果然写的是“杨应能”。也就是说他必须马上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取消朱允炆的姓氏，一变而为杨应能。这说明老皇帝早已料到会有今天的结局，因此才作出如此周密的安排。既然早知今日，又何必……喊杀声越来越近，不容他再去细想。太监也在一旁不停地催促他改装更衣。危急中，太监抖抖地为他剃了头发，又把僧衣递给他。

　　惠帝忙将龙袍脱下来，正要丢下时，却又有些依依不舍。平时并不觉得龙袍的宝贵，直到要失去它时，这才感到它的贵重。还是太监果断，一把扯下他手中的龙袍，顺手便把僧衣给他穿上。

　　惠帝刚一穿上僧衣，很不自在，仿佛全身都有针扎一样。再一看，龙袍变成了僧衣，皇帝成了和尚，不禁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时，有两位监察御史正好匆匆跑来，二人一看，都惊呆了。皇帝竟成了和尚!?当他们得知事情的原委时，又不禁感概万端：昨为天子，今为佛子。荣华富贵，过眼云烟。虚幻不实，万境皆空。人生无常，还要这冠袍玉带作甚?不觉顿然有悟，便要求追随惠帝出家。

　　他们说：“皇上……”

　　和尚说：“我已不是你们的什么皇上，而是和尚了。我现在的法名叫应能!”

　　二位监察御史说：“那我们也随和尚出家!”一个说：“我叫应文” 一个说：“我叫应贤。”

　　和尚说：“随你们的便吧!”然后仰天长叹，说：“此乃数也!”又抱怨说：“谁叫我龙骨不正呢？”

　　正在这时，轰隆一声，宫门被捅开了。

　　燕王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八）应能、应文、应贤三人，忙从水池边的小门逃出。追兵赶上，看是三个和尚，便放过他们。这样，好歹才逃离南京。

　　三人从南京，先逃往湖南，再逃往四川。然后又由四川，逃到广西横州的寿佛寺，这才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

　　既为和尚，就要说法。这一点倒难不住应能，因为他早已读过许多经书。但第一次登台说法时，差一点就出了纰漏。

　　他上台宣讲《心经》，在背诵第一句时，原文本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却张口就说：“朕……”他还没有完全忘记皇帝的身份，以为法堂是他从前的金銮宝殿，所以下意识地吐出一个“朕”字，当看见应文暗向他摇头时，他才忙改口说“观自在……”

　　说是“自在”，其实他很不“自在”。因为他当和尚完全是出于“无奈”。当他在法堂上要人们忘掉名利得失，丢开富贵荣华之后，背地里自己却怎么也忘不掉昔日做皇帝时的那般荣耀与威风。他总丢不开那些如花似玉的嫔妃宫女，老是想着百官朝见时高呼万岁的场面。正像他在一首诗里回忆的：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瓤。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丛林寂寞，难奈清凉。和尚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般悠游自在，比起当皇帝来更是天渊之别。

　　从金碧辉煌的皇宫，一下跌进深山古刹，差距委实太大了。这种失落感往往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

　　如果一个贫穷的农夫当了和尚，他决不会有失落感，因为农夫与和尚之间的反差并不大。然而，皇帝与和尚之间的距离就不同了。如果没有当和尚的思想准备与信念，那么，他会受不了的。明惠帝就是如此。他不是梁武帝，更不是达摩祖师。他根本没有想当和尚的念头，只是为了逃命才化装为和尚。

　　他在云游中还写有一首诗：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ZW(]《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第35页。[ZW)]因此，他留恋昔日皇家的生活，这也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更想回到皇宫内苑去。有一天，他竟去拦住当地官员的路，说明他的皇帝身份，要地方官送他去京都。

　　地方官只得层层上报，朝廷只得命驿官将他送去京师。他在途中还写了一首诗，说：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回到京师，朝臣太监们都不认识他了，也不知是真是假。最后，他叫出一个老太监的名字，又说有一次，他掉了一片肉在地下，老太监伏在地上将肉吃了。这才引起老太监的回忆，确认他是惠帝，加之他有“半边月儿"的长相特征，朝廷这才承认他的身份。并赐号为“老佛”，请入两宫内道场供养。也就是说，并未恢复他的皇家身分，仍把他看成是和尚。这样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只能“出家”当和尚，最后倒成了“无家可归”的忍气吞声的“野老”。
  第十二章  顶天立地的“跛子皇帝”

　　○明仁宗朱高炽是个先天的“跛子”，为此他险些没当上皇帝。在“候望”了漫长的二十年之后，他才登上了皇位。经过一番努力，这位“跛子皇帝”终于“跛”出了政绩，“跛”出了一片大好河山，史称“仁宣之治”。

　　○人生若定位于候望，那将一事无成。

　　人生若超越于候望，也将一无所有。

　　当机缘未至，你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影响和改变你的命运和身外的环境时，你需要的不是浮躁，而是心静如水，神闲气定的候望。

　　（一）世上瘸子、跛子、胖子，大有人在，人们称他们是“残疾人”，并给予尊重和理解。只要他们敢于面对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同样会和常一样活得有滋有味的。

　　但对于一个一国之君来说 ，情况就不大相同了，势必会因此而招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乃至灭顶之灾。

　　明朝的第四个皇帝仁宗朱高炽，就因为他是一个跛子和胖子，险些当不成太子。后来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又足足等了二十年才继承大统。然而在位不到一年，他便因身残体弱而匆匆撒手西归了。

　　也许是造化弄人，也许是开国之君没开好头，从朱元璋、朱允炆到朱高炽，从父亲、儿子到孙子，在祖孙三代人中，四个皇帝就有三个是“残疾人”（朱元璋虽未残疾，但五官不正）。其中只有明成祖朱棣身心健全，容貌奇伟，颇有王者风范，是出了名的“美髯公”，而且政绩可观，今日人们看到的“北京老城”、“永乐大典”和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他的辉煌业绩。

　　但这位容貌奇伟的“马上天子”、颇有建树的“永乐皇帝”，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儿子朱高炽，竟然是一个又肥又胖的跛子。

　　当朱高炽刚生下来时，朱棣见他是男孩，着实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他便发现这孩子的腿脚不灵活，到了该走路的时候，他还迟迟迈不开步。等到他能走路时，却又总是一拐一瘸的，总要人搀扶。开始还以为他人还小，也许长大了就会自己行走。

　　但到了十多岁时，他依然不能独立行走，照样必须有人扶持，否则就要跌倒。这显然是先天性的毛病，医是医不好的。

　　由于走的少，坐的多，身体便一天天地胖起来。越胖就越不想走，越不走就越胖。最后竟成了一个畸型的肥胖儿童。看去样儿既可笑又可怜，他的弟弟们都以异样的眼光来瞟着他。

　　有一天，当两个太监搀扶着他散步时，不料一不小心踉跄一跌，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他的弟弟朱高煦在一旁看见哥哥又跌倒了，便鼓掌大笑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

　　他听到弟弟的嘲笑后，非常难过，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地又挣扎着爬起来。

　　正好朱棣在楼上观看到这一幕，心里既难过，又厌烦。从此就越发不喜欢朱高炽了。幸好他的母亲徐皇后，依然一如既往地呵护着他。

　　徐皇后是徐达的女儿，品貌端庄，心地善良。她自幼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女诸生”。她见丈夫讨厌大儿子，便更加爱护他、精心教育他。让老师给大儿子讲授经史典籍，她还亲自教他写字作画。在母亲的调教下，朱高炽养成了“仁厚”的性格。他虽然不会骑马射箭，但却养成了孝尽父母，宽以待人的儒雅气质。

　　（二）朱元璋看到太子的长子朱允炆“龙骨不正”，如今又看到四子燕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是个又肥又胖的跛子，心头便老大不高兴。但也许他自己也五官不正，龙相欠佳，所以又加倍地呵护他们，同时更用心地观察、考验他们的智力和品性。

　　有一天，他把秦王、晋王、周王和燕王的世子们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各自去检阅守卫四城的卫队，然后速来奏报。

　　不久，其他三位世子都先后回来了，但唯独朱高炽却迟迟不见回报。后来又等了一个时辰，才见他姗姗来迟。

　　朱元璋便龙颜大怒，呵斥他说，你纵然行动不便，但也不至于拖到这个时候呀！你说，这是为何啊？

　　朱高炽见皇爷爷发火了，忙说因为早晨太冷了，卫士又未进餐，我见们们饥寒交迫，便等他们吃过饭才开始检阅，所以回来晚了。

　　这时，其他几位世子便嚷开了。有的说要是敌兵已来到眼前，还能等到天暖了，吃过饭才去迎敌吗？有的说真是妇人之见，菩萨心肠。

　　朱元璋喝令他们住嘴，然后又命他们各自批阅奏章。

　　朱高炽看到那些有笔误的奏章，一概扔在一边，不作陈报，只将那些涉及民间疾苦的奏章批阅后向皇爷爷陈奏。

　　朱元璋看后问他，为何如此？是不是疏忽大意，没有发现其错漏呢？

　　朱高炽回答说，那些笔误虽然值得注意，但对君主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关心民间的疾苦。

　　朱元璋听了不禁点头称是，还夸他说，你有王者的风范，“君主之识”。

　　朱棣听说后，认为长子朱高炽在父皇面前为自己争足了面子，便不管他是不是跛子，竟然改忧为喜。尤其是当他把长子和性情凶悍的次子朱高煦与三子朱高燧相比时，他更觉得长子朱高炽更适合作自己的继承人。

　　当时，朱棣还是镇守北方的燕王，因此他便封朱高炽为“燕世子”，即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因此，当朱棣“靖难”起兵，挥戈南下时，便命朱高炽以世子的身份留守北平。

　　朱高炽不负众望，他指军燕军挡住了朝廷大军的围攻，保住了北平根基，为父亲南线作战免除了后顾之忧。

　　当时，燕王率主力军在前线厮杀，北平城的守备相当薄弱 。这时建文帝朱允炆偏又派了50万大军，直扑北平 。形势相当危急，但朱高炽并不惊慌。他在老将顾成的辅佐下，从容应对，精心安排。

　　朱棣出征前曾一再嘱咐他，只宜坚守，不要出击。但朱高炽却不墨守父训，而是利用有利战机，派遣精兵勇士，主动偷袭南军，放火骚扰，搞得南军草木皆兵，提心吊胆，疲惫不堪。当城墙被攻破时，他当即命人连夜提水浇城。时值隆冬天气，滴水成冰，城墙很快便修复了。

　　就这样，在朱高炽的指挥下，尽管在数十万大军的围攻之下，北平城依然安如磐石。等到朱棣回师击败李景隆，并与之里应外合时，终于大获全胜。

　　史称：“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ZW(]《正说明朝十六帝》，第66页。[ZW)]这便是朱高炽指挥的“北平保卫战”。

　　有此大功，按说朱高炽在他父王心目中的世子地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当朱棣在南京登基之后，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封他为太子。这就意味着，朱棣想“更立太子”。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尽管其中有朱高煦和朱高燧两个弟弟的挑拨离间，但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又肥又胖的跛子，没有天子的威仪。

　　（三）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但作为永乐皇帝的朱棣却并不爱他的长子，每当他看见朱高炽那一瘸一跛，东倒西歪的样子，他就禁不住眉头紧锁，气不打一处出。再看他那副胖墩的模样，走起路来活像一个冬瓜在地上滚动。当他看人时，脸上虽然常常带着憨厚仁慈的微笑，但从眼里射出来却是另一种因身残怕人嘲笑而充满自惭与自信、乃至敌视的异样目光。

　　每当朱棣和他的目光相碰时，他都像身中芒刺一样既感到难受，又感到震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摇头叹气。有时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虎无犬子”。

　　他想：自己虎背熊腰，如此威威堂堂，怎么会生出像他这样的肥胖儿子呢？再与二子朱高煦相比，则更加判若两人，相形见绌。

　　朱高煦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且骁勇善战，英姿勃勃。朱棣认为，在三个儿子中最像自己的是朱高煦，最不像自己的则是朱高炽。

　　更有甚者，当朱棣率军南下时，朱高炽只能留守北平，朱高煦却随父南征，充任先锋之职。就是他替朱棣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杀开一条血路，屡建奇功。

　　当朱棣被瞿能父子穷追不舍，情急万分时，朱高煦率领数千精兵，及时赶到，奋勇拼杀，这才为父亲解危，脱离了险境。

　　当燕军被南军击溃，又身逢绝境时，又是朱高煦左冲右突，奋力抵抗，杀退了南军，方才转危为安，救了父亲的命。

　　经此两次鏖战，这才扭转战局。可以说，朱高煦在为父亲夺得江山社稷的多次征战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对此，他们父子俩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朱棣曾经暗示过朱高煦，他拍着儿子的肩头说：“世子多病，你要珍惜。”意思是说，那个跛子是靠不住的，将来的大事就要靠你了。

　　因此，朱棣登基后，迟迟不封世子朱高炽为太子，而且流露出“更立太子”的念头。但世子朱高炽又无过错，在北平保卫战中还表现不俗。若改立朱高煦为太子，分明是废长立幼，不符合太祖定的继承制度。若将世子封为太子，虽然顺理成章 ，合乎祖制，但他偏偏又是一个跛子。朱棣横看竖看，都不顺眼。他很难迈过这道“坎”，解不开这个“结”，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偏在这时，朱高煦又笼络了一帮文武大臣展开了立他为太子的活动。淇国公丘福和附马都尉王宁等最积极，他们一有机会就向朱棣替朱高煦说好话。劝他说，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他能把江山坐稳吗？帮皇上打江山的人才是稳坐江山、继承大统的人。朱高煦本人也赤膊上阵，委婉地对父亲说，希望父皇一言九鼎、不食前言、兑现承诺。

　　朱棣听烦了、听腻了，便发火说，你就不能耐心地等一等吗？

　　但另一帮朝中大臣却等不及了。

　　兵部尚书金忠第一个上折子，请速立朱高炽为太子。接着黄淮等重臣也纷纷上表，求册立世子为太子。但朱棣均以世子正处于求学上进阶段为借口，一一回绝了。

　　这时，朱棣的同母兄弟周王也上表为朱高炽说情。他说“立储”是国之根本，久拖不立，必生事端。朱棣说朕又何尝不想尽快解决立储大事，但谁知老天偏给朕出了个大难题，老二、老三都有龙相，可偏偏老大五根不全，是个跛子，胖子……周王说跛子又怎么着……他脚跛手不跛，腿瘸头不瘸，身肥脑不肥。太祖龙相欠佳，不照样成了开国之君。建文龙骨不正，不同样做了大明的二代君王。

　　朱棣听到这里，心相：朕就是以建文“龙骨不正”为由而把他推翻的，如果子儿做了皇帝，他人也会以此为由，把他扯下台来。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出来，只对周王说，此事重大，容朕再想想吧。你不要跟着他们瞎闹，别再来烦朕了。又说：“朕自有主见。”

　　（四）朱棣说的“主见”，就是执意要立朱高煦为太子，以实现他对二儿子的承诺。但当他征求内阁重臣解缙的意见后，他又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主见”。

　　解缙，江西人，19岁时就中了进士，他才华横溢，曾上万言书，抨击时弊，针贬朝政得失，受到太祖朱元璋的赏识。建文帝时老爷子官居翰林待诏。朱棣称帝时，他同杨士奇等七人组成内阁，为核心重臣之一。他十分老到、沉稳，见解独特，深得朱棣信任。

　　有一年中秋，朱棣设宴赏月，特地请他作陪。正在兴头上时，突然圆月被云掩住了。朱棣即要他赋诗助兴。解缙当即口占了一首《落梅风》。

　　嫦娥面，今夜圆。

　　下云帘，不着臣见。

　　拼今宵倚不去眠。

　　看谁过广寒宫殿。[ZW(]《万历野获编》，第18页。[ZW)]吟罢，举头望月，云开月朗，满天星斗。朱棣大喜，说：“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

　　由此可见，解缙在朱棣心目中的位置。

　　但在立谁为太子的争夺中，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冷眼旁观。朱棣见他一言不发，反倒主动征求他的看法。

　　有一天散朝后，朱棣叫他留下来，在御书房小坐品茗，就像随便聊天一样，朱棣说别人都纷纷上表，各抒己见，你为什么不发一言呢？

　　解缙也十分随和地说，这是皇上的家事，何劳旁人过问呢。

　　朱棣说，朕倒想听听你的看法，又说你一向敢于直谏，但说无妨，朕不会怪罪你的。

　　不到火候不开锅。解缙见火候已倒，这才徐徐说道：大皇子仁孝，深得臣民爱戴。由他继承大统，名正言顺，何乐而不为呢。

　　朱棣叹息说，如此当然甚好，只可惜……解缙说，就因为世子身残有疾是不是？其实世子身残志不残，若皇上再精心调育，更会使世子如日东升，光芒万丈……朱棣说，一个只能靠别人搀扶才能行走的跛子，再怎么着也是美中不足啊！况且，既有现成的最佳人选，朕为什么不可以取而代之呢？

　　解缙说，皇上为什么只看到与世子一代中的“最佳人选”，而忽落了你还有一个孙子呢？

　　原来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宗皇帝），长得非常英俊可爱，而且聪明好学，大有王者风范，深得朱棣的钟爱，常夸他说你真是爷爷的孙子、朱家的小太阳……解缙见龙颜大悦，一扫愁云，便趁他心花怒放时，来了个趁热打铁。他说：“立储”也像一盘棋局，举棋下子时不仅要看到第二步，还要注意到第三步。皇上选太子的时候，既要看第二代又要预见到第三代。由此可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立储”之“链”，就可以克服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无谓纷争。

　　经解缙这么一说，朱棣心中有数了。他说朕明白了，自有定夺。这时，改封世子为太子的念头，显然已占了上风。

　　一日，朱棣无意中看到一幅一只大老虎和一群小老虎嘻玩戏耍、相亲相爱的“虎彪图”，很是喜欢，他便要诸位大臣题诗咏赏。

　　解缙便借题发挥，挥毫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ZW(]《中国帝王后妃外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71页。[ZW)]朱棣看后，大为感动。他又前后一想，觉得久争不决的“立储”问题，到了是该了断的时候了。因此，他当即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封次为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

　　时为永乐二年（1404）四月。

　　看来解缙在“立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仁宗朱高炽的出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成祖朱棣解决了一个难题。但解缙同时也为此而付出了他的生命，成了明宫夺权的牺牲品。

　　（五）解缙虽然为朱高炽争得太子的一席之位，也为朱棣解除了立储难的一时之忧，但他不知道同时自己也引来了杀身之祸。

　　首先是朱高煦早已把解缙视为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拨之而后快不可。按照规定，他被封为汉王后，就应当立刻到封地云南去，但他不肯就藩。反而以军功显赫向成祖示威，说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把我赶到万里之外的南疆呢？又暗示父亲说话不算数，自食其言。朱棣本想发火，但自觉理亏，对不住儿子。因此只说你不想去封地就暂时留在京城吧，说那么多干什么？他留下来后，从成祖的眼光中，分明发现他虽然立朱高炽为太子，但他并不喜欢太子。每当看到太子一跛一瘸地在他面前滚动时，他就双眉紧锁，摇头不止。

　　成祖不在京都时，虽由太子监国，但实际上并无实权。除了一些杂事和祭祀活动外，太子都无权过问。既不能授官，又不能治罪。而且还规定，成祖不在京师时，大小官员不许私自见太子。朱高煦摸透了父亲的心思，便趁机在他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同时他又以唐太宗自诩，说他就是当今的李世民。

　　就这样，在朱高煦的身边很快便形成一个“阴谋易储”的集团。他们把矛头直端端地对准太子和他身边的大臣，而首先要拨掉的眼中钉便是解缙。为此，朱高煦便经常向成祖打小报告，说解缙有事无事都去太子府套近乎，与太子打得火热，分明想拉一个、打一群。

　　凑巧的是，解缙见成祖百般地迁就次子，且宠爱日隆，对太子却十分冷淡。因此，他便以“礼秩逾嫡”为由，向成祖进言说，皇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开启争端，有可能引起内乱，实不可取啊！

　　解缙此言，恰好应证了朱高煦的话。于是成祖听后不禁勃然大怒，痛斥他说，你既然知道这是朕的家事，为何还要一再干涉过问？分明是有意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不容分说，便将解缙贬职，赶出京城，降调外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述职，当时成祖北征，不在京城，他只好去拜谒太子。事后未等成祖归来，他就离京返回了。朱高煦便趁此向成祖奏报，说解缙趁你不在京城的时候，偷偷地溜回京城与太子密谋。他说是进京述职，但又不等你回来就返回去了。这实在是太无人臣之礼了。

　　成祖得报后 ，大为震怒，下令立即将解缙打入大牢。这下朱高煦得意了，他说：解缙既然对“跛子”感兴趣，那我就让他也成为一个跛子，然后再冻死他，看还有谁敢给我作对。于是他暗中指使锦衣卫指挥纪纲，先将解缙双腿打残，然后抛在荒野，让他在雪地里爬行，随他自生自灭。

　　这个曾编纂过《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的一代才子，就这样无端地成了明宫夺权的牺牲品，死时才47岁。

　　接下来便轮到拥护太子的另一批大臣了，工部侍郎陈寿，曾向监国的太子提出很多颇有见地的意见，深得太子的赏识，夸他是“侍郎中的第一人”。陈寿也不嫌弃太子是个跛子而尽心辅佐他，称“身残”的太子比不身残的“汉王”更有“龙相”，更适合做未来的皇帝。汉王朱高煦听说后，便向成祖进谗言，然后将陈寿打入死牢，对他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讨好跛子，那我就成全你，让你也成为跛子吧。说罢就喝令牢头打断他的双腿，然后活活饿死他。

　　这位家境虽然贫寒，但他却拒绝任何馈赠的一代清官，最后竟然死于“夺嫡”的政治泥潭之中。

　　与陈寿一起下狱被打断双腿而死在狱中的还有行部左侍郎马京，以及吏部侍郎许思温等一大批太子身边的“红人”。

　　这场“易储”的阴谋风暴越演越烈，直至连“内阁首辅”、“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不能幸免，险遭灭顶之灾。

　　杨士奇，江西人，永乐年间入组内阁，先为东宫官、大学士、兵部尚书和内阁首辅。他见成祖一直把“跛子太子”当成一块“心病”，并由此萌发“易储”的念头，又由此而引起一连串的纷争，致使许多大臣倒在血泊之中，成了“奇嫡”的牺牲品。所以，他便冒死劝说成祖，说太子监国并无大错 。又说太子并不因行走不便而贻误国事，相反他是克服身残的困难而尽心竭力，一心为朝廷着想，从不背后计算别人。这正是身残志坚的仁慈之主啊！

　　这一席腑之言，说得成祖哑口无言，心头的怨气也平息多了。杨士奇也才逃过此劫。但到了永乐十二年（1414），他便再劫难逃了。

　　（六）永乐十年（1412），成祖北巡回京之后，因积怨太子而将他身边的官员处以极刑 。

　　这一次，即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再次北征回师时，又听了汉王朱高煦的谗言，加上太子遣使迎驾迟缓，他便下令将东宫属下官员拘捕下狱，每人杖击四十大板。

　　杨士奇也因为竭力替太子开脱而被杖击下狱；“三杨”之一杨溥，曾为太子洗马，这次也被关进天牢，而且一关就是十年。

　　看来朱棣真的发疯、发火了，他决心彻查太子的所作所为。如果确有其事，便废掉太子，另以朱高煦取而代之。为此，他特派亲信兵部尚书金忠、速办此事。

　　这下朱高煦高兴了，他赶忙去拉拢金忠，向他许诺说，只要办好此事，将来自己得了江山，就让他同自己分享。

　　金忠笑道：我心中有数，自当为朝廷效力。他想：这么多股肱大臣，就因为你汉王从中作祟而死的死、关的关，你还要异想天开，做杀兄囚父的李世民。因此，他明知成祖的意图，但就是不按他的意图去办。

　　金忠先是煞有其事地进行了一番调查，等成祖冷静之后，他才心平气和地去回奏。他说太子监国以来，还不曾发现他有什么大的问题。

　　话未说完，朱棣就发火了。他说这个跛子走路就这么稳妥，从未有个闪失？

　　金忠说，太子倒是经常跌倒，但跌倒后从不许别人去搀扶他，都是他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因为他坚信自己身残志坚，不会辜负皇上的重托。

　　朱棣听了更加火冒三丈，喝令金忠住口。然后问他，你是不是得了跛子的好处？现在来替他说好话是不是？又说想不到你以会背叛我，说着喝令执事太监，把金忠的乌纱帽摘下来。

　　金忠说不劳公公动手，我自己摘下来就是了。说罢摘下官帽，然后双手捧冠，扑嗵一下跪在地上，顿时泪流满面，不停地叩首百拜，诚挚地说：臣以全家性命担保，太子无过有功。有错的倒是汉王，他趁皇上北征之机，在京城拉帮结派，诬陷太子，还私下使用只有皇上才能使用的乘舆禁物，又扬言他就是当今的李世民……。接着，他就将调查事实物证，一一呈上来。

　　说汉王使用禁物，迫不及待地想过一把皇帝瘾，这一点并不能刺痛朱棣。他早就觉察出汉王有当皇帝的野心，但谁又不想当皇帝呢？

　　在他看来，汉王本来就是当皇帝的好料，因此一时性起，使用了禁物，也不为大错。但他说他就是当今的李世民这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朱棣的心。当年李世民不仅杀害了两个兄弟，而且同时也把他的父亲李渊软禁在冷宫里，让他大权旁落，去喝西北风。想到这里，他才喝令把汉王抓起来，废为庶人。

　　太子闻讯后，赶忙一跛一瘸地前来为他向成祖求情，求父亲放汉王一马。成祖见他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为他求情，心想：真是仁慈之主也。我不立他为太子，还能立谁呢？因此他把汉王改封在乐安州，限令他即日起程。

　　然而，前门放虎，后门又进来一只狼。

　　（七）二皇子朱高煦被赶出京后，朝臣们都以为太子的龙位坐稳了，大家都可喘口气了。然而，谁知道早已虎视眈眈的三皇子又粉墨登场了，真可谓“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顿时，大明宫里又飘来一阵血雨腥风，比二皇子夺嫡发难还更加猛烈、更加危险，险些将大明王朝翻了个老底朝天。

　　在三个皇子中，朱棣认为，跛子太子最不像自己；相貌最像自己的是二皇子；气质最像自己的则是三皇子朱高燧。他不但体魄健壮，能征善战，有将略之才，而且文温尔雅，有儒士风度，龙相之表。简直是一个“白马王子”，人见人爱的“大帅哥”。因此，朱棣打心眼里喜欢他，钟爱他，也很呵护他。但他却从没想过准备让他当太子。因为按立长不立幼的传位制度，在他之前还有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说什么都轮不到他这个三皇子 。

　　但现在二皇子已经人走出局了，就剩下老大与老三了。朱棣将他们排在一起加以对比，一下便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又跛又胖、萎萎琐琐；一个则能文能武、威威堂堂。因此，他又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太子跛子不行的话，那就让赵王老三朱高燧来顶替他。让他当太子那是最合适不过了。

　　朝廷的大臣们，大都是墙头草，风朝那边吹便向那边倒。他们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靠揣摸皇帝的心思过活。朱棣的这一心思，很快被大臣们捕捉到了，于是他们便倒向三皇子这一边，想扶他作太子，将来才有好果子吃。因此，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与太子为难。

　　永乐十六年（1418），太子在南京监国。尽管办事十分谨慎，但仍免不了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他将一个由成祖早已判定戍边的罪人，因念其军功而改判为以输票贷罪，免去戍边服股。这本来是小事一件，不值得提的。但早已党附朱高燧的宦官黄俨，认为此事可以大做文章，于是便偷偷告诉了朱高燧。

　　朱高燧有勇无谋，只知道打打杀杀，缺乏政治头脑，因此认为像这样的破事根本不管用，既打动不了父亲，也扳不倒“跛子”。黄俨说，太子敢跟皇上对着干，此事还小吗？再说了，也可以试探一下皇上的态度，看他对太子是不是就放心、相信他了。所以他便将此事面奏皇上，说太子也忒胆大妄为了，连皇上已经决定了的事，他也敢重新更改，分明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中国皇帝都有一个通病、也是致命的软肋,那就是最容不得臣工和小辈们轻视自己，更怕自己的皇权受到侵犯。因此，朱棣一听便火冒三丈，说既有这种事发生，真是胆大包天。于是立即下令处死那个叫陈千户的罪人，同时又将与太子关系密切的梁潜、周冕等官员，一一收监处死，这分明是给太子又一个严重的警告，也再一次说明他对太子仍有戒心，随时都有可能废掉他。

　　但为了稳妥从事，他特地派礼部尚书胡渶以出巡江浙为名，前往南京彻查太子的所作所为。临行之前，朱棣对他说，你可以明察暗访，这一次一定要给朕一个准确的回奏。

　　胡渶为人正直，也敢于谏言。他在南方明察暗访之后，回京具实密疏了太子监国的情况，称太子孝慈诚信，监国有方，没有图谋不轨之事。倒是无意中发现赵王朱高燧，正暗中与常山护卫孟贤、钦天监官王射和兴州后屯卫军高以正等一批军官，结党营私，过从甚密。赵王现已有三个护卫，但他还在秘密扩充，加紧训练，大有不轨之嫌。最后，胡深对朱棣说 ，国朝需要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应提防兵燹之灾，骨肉相残之祸……话未说完，朱棣就扬手止住他说，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朱高燧见父亲又杀了太子属下的一批官员，他自然十分暗自高兴。但见父亲又派胡渶去南方调查，他又觉得父亲未免多此一举，分明对太子还存有一线希望。他真不知父亲到底是怎么想的，也不知胡氵渶调查的结果如何，于是他心里又老大的烦燥与不安。为了急于摸清父亲的“底牌”，他来不及多想，便亲自出面，直闯皇宫。

　　不料，正闯在朱棣的气头上。他见三皇子不召自来，便喝问他，你跑来干什么？是不是闯祸啦！他见儿子不敢抬头正视自己，更是气上加气。他本想立刻把儿子抓起来拷问，但又觉得证据不足，也怕打草惊蛇。于是只恶狠狠地对儿子说，你要小心，不要步你二皇兄的后尘，到时别怪朕翻脸不认人，滚回去吧！

　　也许是心中有鬼，朱高燧被父亲一顿夹枪带棒的臭骂后，早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从此便在赵王府独生闷气，拿宫女来发气、糟踏。但他老实地待了一阵之后，转念又想，从父亲的眼神话语中，分明感到，父亲早已觉察到自己的野心了，而且现在正派人调查、收罗罪证。只待罪证到后，就会拿我来开刀问斩……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了。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

　　一杆子是捅，两杆子也是捅，不如干脆一下就把老天捅个大窟窿。他想：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成大事者应不拘小节，六亲不认。与其伤其一指，不如断其全身。与其拖泥带水，不如快刀斩乱麻。因此他已决定：擒贼先擒王，索性先把“老不死”的干掉，然后来个乱中夺权。

　　巧的是，朱棣这时又老病发作，不能临朝议政，大小事务均交给太子打理。这正是一个下手的天赐良机。于是朱高燧就先命早已投靠自己的亲信执事太监杨庆，承担毒死朱棣的任务。然后又命早已收买过来的皇宫卫士，协助杨庆和阻止大臣的干扰，同时又加紧拉拢和控制皇宫的御林军。除此，又加紧调兵遣将，令高以正等军官，各自率领军队，暗中向京城靠拢。

　　（八）朱高燧自以为聪明，其实聪明过头就是愚蠢。这种人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而过低估计别人，更不知堡垒最容易从自己内部攻破。他纠集的这班人马，看似兵强马壮，无不忠心耿耿，但他们并不是出于理想、信念结成生死不渝的政治联盟，而是靠利益驱动走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一旦形势有变，就会土崩瓦解，作鸟兽散。

　　作为核心成员之一的后屯卫军的高以正，是个志大才疏的狂傲之人。他自以为抱住了赵王朱高燧的大腿，事成之后就能一步登天了。所以他竟将毒杀成祖、起兵造反的机密大事，透露给他的外甥总旗王瑜，并向他炫耀说从此将要飞黄腾达、当大都督了。同时也想提携一下外甥，让他跟自己一起干，以便共享荣华富贵。

　　不料王瑜是个外强中干的混混，一听要毒杀皇帝就直打哆嗦，但又经不起荣华富贵的诱惑，所以他忙问高以正，我只是个小小总旗（百户以下的卫所军官），能干什么呢？

　　高以正想了想，就说赵王要我保管“传位于三子朱高燧”的诏书，到时交与杨公公（杨庆）宣读，发布天下。我怕临时忙着与人交战厮杀，顾不过来，不如交由你专门保存传递，可保万无一失。事成后，你可就立下头功啦！怎么样？

　　王瑜拍着胸口说，没问题。

　　说是没问题，但问题首先就出在他的身上。

　　开始，他还把持得住，而且想入非非，仿佛荣华富贵经已弄到手里了。他保存的不是一纸诏书，而是一块大金砖，大明未来的江山啊！但当一听说今夜就要开始行动时，他又怕得不行。万一不成功的话，那可是要掉脑袋、灭诛九族的呀！又想到当今大明如此强大、稳如泰山、坚如磐石，岂是赵王一伙人能撬翻的？再说他也不想血溅乾坤，生灵涂炭。

　　王瑜越想越怕，越怕越没主意。最后，他决定弃暗投明，向皇上告密，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但区区一个总旗，怎么能进宫面见皇上呢？即使混进了皇宫，就是走到了皇上的面前，他也无法告密。因为他知道，现在皇上身边的几个贴身太监，早被赵王收买了。恐怕不等他开口，早就被赵王的人干掉了。突然，他想到如今能挽狂澜于将倒，立中流于砥柱的就只有一个人了，那就是太子监国朱高炽了。

　　于是，王瑜趁着夜色的掩护，偷偷地溜进了太子府。幸好太子正独自在书房批阅奏章，他便当面向太子一一作了如实地呈报。他原以为太子听了准会大吃一惊，但当他说到赵王如何调兵遣将时，太子只是一声冷笑，显得胸有成竹，并无异常表情。不过刚一说到赵王已令太监杨庆要毒死皇上时，太子这才大惊失色，忙问什么时候？

　　王瑜说，就在今晚。他们恐怕已经动手了。

　　太子一听，嗖地站了起来，双手一拍，大声说来人。他一拐一跛地走到门口，四下一看，即对侍从官一一作了吩咐、叮嘱，并立即派人把自己的手谕火速送到兵部，要金忠他们照计行事。然后又传来一队武功高手 ，要他们扮成轿夫侍从，随自己一同进宫面圣。

　　（九）这时，皇宫里表面看去非常平静，夜色如旧，晚风习习。但皇帝所处的乾清宫的寝宫中和走廊上，却处处充满了杀机。

　　成祖病体未愈，正半卧半躺地靠在龙床上，杨庆端着龙杯御药，正要服侍成祖服药。成祖闻到药味有股香气，便问这是什么药？为何与昨天吃的药不一样呢？是谁开的方子？

　　杨庆说都是几个老御医合计开的，听说是从民间征集来的祖传秘方，效果不错，请皇上赶快趁热喝了吧。

　　成祖说，你怎么知道效果不错？凡药三分毒呀，吃多了反而误事。他推开药碗看了看四周，见寝宫里一灯如豆，黑呼呼的。便命站在门口的两个当班太监，把寝宫里的华灯都一一点燃。顿时，寝宫大放光明。成祖这才一展笑容，问太子都在干什么？他真有点 不放心哪！

　　这时，太子正坐在轿里，急得满头大汗，连声催着轿夫快跑快跑。轿夫们一个个都是武功高手，不是平常抬轿的一般轿夫。他们已经知道皇上有难，正等着太子去救他，所以脚步如飞。

　　那边皇宫的寝宫里，杨庆见皇上不肯吃药，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骗又哄地直催着成祖服药。他拖着嗲声嗲气的娘娘腔调说，皇上龙体要紧呀！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天下百姓和大明江山考虑才是。皇上呀，你就体谅一下奴才的苦心，为天下苍生的安危服药吧！

　　成祖说：好啦好啦！把药端来，朕喝就是了。

　　这时，太子被人抬到了乾清宫的大门。按规定，他必须下轿步行进宫。这对常人而言，根本不成问题。但对子太子来说 ，尽管面前只有十级台阶，他要走上去也十分艰难。要是在平时，难是难一点，但总可以走上去的。然而今天却是十万火急，只要迟了一步，皇上的命可就完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血溅皇宫，天下大乱。

　　所以，太子的每一步，都重如泰山，也比登天还难。也许太心急了，他刚一下轿踏上第一级台阶时，便一下跌倒在梯坎上。几个侍从忙去扶他起来，然后架着他跑向寝宫的大门。

　　不料被门卫挡住了，说好说歹都不让太子进去。说皇上有旨，深夜不准任何人进宫。

　　太子说，我有紧急军情，必须及时面奏父皇。门卫只好说，请太子稍后，容我先通报一声。太子说等不急了，说着头向侍从一摆，几个侍从早把门卫击倒在地。走廊上的那些武士见门口有动静，正想跑来帮忙，也被太子的侍从一一结果了。

　　这时，太子早已一歪一倒地冲进了寝宫，他一眼就看到成祖刚好把药碗送到嘴边，正要喝进口时，便振臂高呼：不要喝，有毒！

　　太子喊着，也不知道是从何处迸发出来的潜能，他竟然一改往日的笨拙姿态，将肥胖而残疾的身躯朝前一扑一跃，像鹰飞燕舞般地冲到成祖面前。一手推开在成祖身边的杨庆，一掌打翻成祖手中的药碗。

　　太子从空而降，突如其来的异常行动，把杨庆一下吓得呆如木鸡，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同时也使成祖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只嗫嗫嚅嚅地说：太子！你要干什么？莫非要逼宫不成？说罢，大叫一声“来人，拿下！”

　　太子也同时叫了一声“来人，拿下！”

　　父子俩都在叫“来人，拿下！”，但双方都不知道究竟谁拿下谁，谁先拿下谁？

　　成祖把手指向太子，太子把手指向杨庆。杨庆见事已败露，正想夺路而逃时，早已被太子的武功高手们治服了。

　　太子这才向成祖细说原由，说就是杨庆正要毒害父皇。杨庆忙说这都是赵王威逼奴才的，说着跪倒在地，一迭连声地乞求皇上开恩、饶他不死。

　　成祖始为不信，但当随同太子而来的王瑜出面作证，并呈上赵王的“伪诏”时，成祖才相信了，并当即下令：快将这个子逮捕下狱，碎尸万段！又叫速令兵部围歼赵王的叛军！

　　太子说儿臣早已作了安排，现在双方正处于对峙胶着状态。赵王要等宫廷有变，事成之后才带兵进宫，向臣工们宣读诏书。

　　成祖喝道：那你为何还不派兵去围剿歼灭，难道让他打进宫来不成？

　　太子说：这样势必引发一场流血的争斗。

　　成祖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

　　太子说：与其靠武力征讨，不如用智征服其心。接着向成祖建议，让杨庆戴罪立功，亲自出宫去向汉王禀报，就说事情已经办妥了，请赵王入宫宣诏。

　　杨庆听太子让自己戴罪立功，忙磕头发誓说，自己一定设法把赵王骗进宫来，以免一场血光之灾，也求得自己一条生路。

　　成祖说，赵王会相信吗？

　　太子说，让王瑜带着招书与他一同前往，他定会信以为真。

　　惊魂未定的成祖想了想，说也只好如此了。

　　太子这才安排杨庆和王瑜二人出宫，同时暗中吩咐王瑜，如果杨庆临时变卦的话，你就先杀了他。然后如此这般地作了交待，这才放二人出宫行事。

　　成祖见太子临危不惧，大变不惊，从容应对，不禁转忧为喜，深为宽慰。同时叮嘱，假戏真唱。六部三司的首要臣工，速来乾清宫候旨。

　　（十）那边厢，杨庆与王瑜出宫见到赵王之后，就说已把当今皇帝毒死了，现在万事齐备，就等赵王入宫宣诏、开启新朝了。

　　赵王是个没有心计的一介武夫，残暴有余，心智不足。且求胜心切，又见杨庆、王瑜二人双双来到，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不由得他不信。于是下令所有卫队，由高以正、孟贤统一指挥，原地待命。一旦宫中有变，就立即破城进宫。然后便带着钦天监官王射和五百精兵，由杨庆、王瑜领路，直奔乾清宫。

　　赵王一行来到乾清宫，见文武百官的首领都延颈举踵地守候在那里，仿佛在迎接新君一样。赵王顿时心花怒放，连声夸讲杨庆干得漂亮。当走到寝宫门口时，五百精兵被挡在门外，只准赵王、杨庆和王瑜三人入内。赵王的随身兵器，也被门卫解除。

　　赵王虽然有不悦之色，但这也是例行规定，他只好徒手走进寝宫。这时，他一心想的是，皇上到底被毒死了没有。

　　因此，他一踏进寝宫便问：皇上的尸体呢？待看到成祖此刻正直挺挺地躺在龙床上时，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也来不及细看，便心急火燎地命令杨庆，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向文武百官宣诏呀！就说皇上不幸暴病升天，临终遗诏：废掉太子朱高炽，改由三子朱高燧继位大统。说罢，昂头挺胸，一步三摇地走出寝宫，居高临下地打量着等候在宫门外院坝里的臣工们。

　　杨庆在赵王的身后，停留了好一阵，这才慢吞吞地走出寝宫，站在赵王的身边，准备宣旨。面对文武大臣，他干咳了一声，这才拿腔捏调地大声说：皇上有旨——话音未落，不知怎的，大臣们像看到了什么，呼啦一下便齐刷刷地跪倒在地，连呼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赵王觉得蹊跷，还没有宣布新皇帝是谁，臣工们干吗就呼叫吾皇万岁呢？他正想说“众卿平身”时，不料又听到臣工们在在呼“太子安康！太子安康！”

　　这才本能地朝身后一看，这一看吓得他直打啰唆。因为他看到本来已死的成祖，此刻却正站在他的身后，太子则站在成祖的身边。

　　不等赵王回过神来，成祖再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说：这场古今罕见的闹剧就演到这里吧！这是大明的奇耻大辱！不过，我的赵王，你的表演还真不赖呀！接着不无厌恶地对杨庆说，还愣着干吗？宣旨呀！

　　杨庆这才有气无力地定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朱高燧扰乱朝纲，图谋不轨，大逆不道，阴谋篡位。着即削去王位，打入死牢。

　　太子忙跪下替朱高燧求情，说此事皆奸臣所为，汉王一时糊涂，受其蒙蔽。望皇上开恩，让他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成祖不等太子说完，即对他说，朕的太子呀！他都把刀子架在朕和你的脖子上了，你还苦苦替他求情，岂不犯傻吗？也罢，就看在太子的份上，放他一马吧。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杖笞五十大板，废为庶人。

　　接着又对臣工们说：今晚太子救驾有功，朕来日定有重赏。又说太子涉世已深，政务娴熟。他身残志坚，是古今难得的一个“跛子皇帝”。从今以后，朕就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打理，朕则优游暮年，尽享天伦之乐吧！

　　至此，明成祖终于认同了大明王朝的第四代君王——一个中国皇帝史上难能可贵的“跛子皇帝”，史称“明仁宗”。

　　也正是他这位身残志坚的“跛子皇帝”，同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开创了大明帝国“仁宣之治”的辉煌时代。

　　（十一）人生若定位于候望，那将一事无成。

　　人生若超越于候望，也将一无所有。

　　当机缘未至，你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影响和改变你的命运与身外的环境时，你需要的不是浮躁，而是心静如水，神闲气定的候望。

　　“跛子皇帝”朱高炽最擅长、也是最成功的便是学会了“候望”。在他经历了几反几覆，极不平静的太子生涯中，他足足“候望”了慢长的20年之久，最终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也许意识到权位来得很不容易，所以他便格外珍惜。即位后他就励精图治，任用贤臣，重农恤民，宽刑省狱，洁身自省，多有惠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大见成效，为“仁宣之治”而打开了新的局面。如果他不早死，那“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只可惜，他在位仅仅一年就因病殡天了，享年48岁，但“跛子皇帝”却赢得了史家们的交口称赞。说他“顶天立地”也未尝不可。

　　不过，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再好的皇帝也有不好的时候，因为皇帝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他拥有太多的特权，就容易犯下太多的错误。

　　朱高炽比起其他皇帝来，他在采纳忠言，不贪女色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既为皇帝，他就有更多的特权与机会玩更多的女人。当成祖朱棣刚死不久，还在服丧期间 ，“跛子皇帝”就忍不住钻进了女人的被窝里，而且乐此不倦，成天和宫女们嬉戏不止，搞得很不像话。

　　有个叫李时勉的侍读学士，当即就上书说：皇上登基伊始，广行仁政，泽被远近；亲勤理政，臣民称颂。然而，最近以来，皇上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临朝时短，懒于理政。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年，而勤政不倦，从无日出才上朝之例。如今，日上三竿，朝上仍无陛下，私问近侍，才知陛下正在宫中与宫女们嬉戏……[ZW(]《中国帝王后妃外传》，第86页。[ZW)]“跛子皇帝”一看，心头火起，再看下去，就更加龙颜大怒。这个以执言而闻名的人竟然说:臣请求，皇上在为太宗文皇帝（成祖朱棣）服丧期间克制欲望，不近女色；太子知书识礼，不应放之南京，影响父子关系和国家大政；节省民力 ，不急之务都要停免；勤于政事，把早朝制度化……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就把奏疏摔到地上，心想后宫之事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这不是在监视朕吗？再说了，这个小老儿言过其实，分明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得给他一点颜色看。想到这里，他立即命太监：“传李时勉进宫！”

　　不久，李时勉来到他面前，大礼参拜。他不理不睬，只问他你在奏疏里都说了什么？李时勉见皇上怒形于色，但仍然硬着头皮说，启禀皇上，臣劝皇上慎于女色，勤理朝政……“跛子皇帝”质问他，慎于女色是什么意思？

　　李时勉说，陛下正处于服丧期间 ，本当不近女色，但听说与宫女们嬉闹，以致精力不济，身体亏虚，懒于朝政……不等他说完，“跛子皇帝”就骂他胡说八道。他说照你这样说，朕就快成为夏、商纣王了。你这哪里是上书，分明是侮辱君王。然后命侍卫，将李时勉饱打一顿，拖出殿外，次日又将他押到监狱中，严加拷打，险些将他折磨至死。

　　但没几天，“跛子皇帝”就病死了。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史称“宣宗”。

　　宣宗即位后，这才将李时勉从监狱中放出来，恢复他的官职，称之为“忠臣”。

　　这也许是“跛子皇帝”，特地为儿子备下的一份特殊的礼物。老子要惩办的大臣，被儿子救了出来，他就会为儿子死心踏地办事。这也是皇帝们常用的手法，但其中是否也包含了“跛子皇帝”的一个低级错误呢？
 第十三章  “口吃天子”的难言之隐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明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成熟女人。“口吃天子”明宪宗朱见深，对年轻漂亮的少女不感兴趣，偏偏钟情于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他对万贞儿一往情深，还准备封她为皇后。当万贞儿死后不久，他也随之而去，终成为一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悲剧，留下了“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

　　○爱与年龄，看似有关却无关。

　　（一）口吃，又叫结巴。指的是说话时字音重复或词句中断，半天都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语言缺陷，也是一种心理障碍。

　　其中有两种现象，一是字音重复、词句中断；一是发音不准，吐词有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常把“一二三”说成“一嗳三”，叫贾宝玉是“嗳哥哥”，大家听了都取笑她，但她就是改不过来，照样喊“一嗳三，四五六”。

　　小孩开始说话时，一般都说不明白，常常是字音重复、词句中断。他们往往把“妈妈”说成“马马”，把“爸爸”说成“大大”，而且语气不连贯，时常中断，不知说什么才好。大人听了，既着急，又觉得可笑而可爱，非常有趣。

　　但如果不及时纠正，小孩习以为常了，长大后就有可能成为“结巴”、“口吃”。

　　不过，对常人而言，即使有“口吃”的毛病，也算不了什么，顶多引人发笑和不便于与人交流而已。

　　然而，对一个一朝天子来说，如果坐在龙椅上 ，面对臣工们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或者即使开口说话了，但又是结结巴巴的，老是重复着一个“朕”字，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场面呢？

　　不料，在明朝十六帝中就出了一个“口吃天子”，他就是明宪宗朱见深（图33）从开国之君朱元璋到宪宗朱见深，明朝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即步入了明代的中期。

　　天顺八年（1464），18岁的朱见深终于继承了父亲的皇位 ，年号成化，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他在位的时间，仅次于朱元璋的在位三十一年，比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在位时间长得多。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但客观地说，由于祖宗积下了很多财富，早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他的小心谨慎，仁厚宽和，又信任臣工，所以成化年间，政局稳定，扰民事少，还没有发生过太大的乱子。可以说，明宪宗朱见深还是一个守成的“太平皇帝”。

　　但因为他有“口吃”的严重毛病，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所以又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还颇为荒唐。更严重的是，他搞皇庄、卖官爵和宠宦官。把一个比他大17岁的宫女视为他的最爱、奉为神明，还一心想把她立为皇后，致使后宫纷争不息，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这些虽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无不与他的“口吃”有关。

　　（二）朱见深很小就有口吃的毛病，但并未引起乳娘和他父母的重视，反而还觉得他“结巴”得很乖、很有趣，有时还跟着他“结巴”。这样便越发助长了他的“口吃”，自以为就应该如此说话。等到想纠正他说话时，可惜为时晚也，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纠正不过来，也就只好由他了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更巧的是，在朱见深的祖母孙太后的身边也有一个“结巴”宫女，名叫万贞儿。她是山东诸城人，父亲万贵是县衙中的一个刀笔小吏，因触犯王法而谪戍边地。当时万贞儿才4岁，被罚进慈宁宫，充当了孙太后的小丫头。后来长成一个大姑娘了，看去高大丰满，声如洪钟，人又机灵。走起路来骄健如飞，干起活来大大咧咧，活像个男孩子，深得太后的欢心。

　　朱见深小时候常去孙太后宫里玩，看见这个比他大17岁的宫女，并不嫌弃自己是个“结巴”，而且还似乎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结巴”。也许是同病相怜，结巴爱结巴，所以很是投缘，一见如故。

　　一个“我，我……”地指着对方说，你怎么比我还“结巴”呢？“而、而且……”

　　一个“嗳、嗳……”地指着对方说，什么“嗳且、嗳且；你比我还“结巴”得厉害。

　　其实，一个“口吃”，一个“结巴”，都是一样货色，怪谁都没用。既然机缘巧合，走到一起来了，这也是缘分，双方都扯平了。因此，不是互相嘲笑而是惺惺惜惺惺。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见深逐渐懂事了。他见万贞儿出落得像个熟透了的红樱桃一样，鲜艳欲滴 。看去既有赵飞燕之秀慧，又有杨玉环之肥美。因此，每每便忍不住去抚摸她 。

　　万贞儿却笑着一掌推开他，说“你、你、你想干什么”？

　　朱见深红着脸说，“我、我、我觉得你不仅有沉鱼落雁之貌，而、而、而且有……”

　　万贞儿说，“嗳、嗳、嗳什么？”

　　尚未等万贞儿“嗳”完，朱见深就和她亲昵起来。万贞儿毕竟比朱见深大得多，早已知道男女之间的一些事了。更知道正和她亲热的这位已11岁的少年皇太子，不久的将来就是一国之君。她早已打定主意，非依靠他来实现自己想当皇后的美梦不可。因此，她见少年太子只顾乱摸一气，便暗示和导引他如何在这方面下功夫。

　　从此，少年太子有事无事便往孙太后宫里跑，说是去向太后请安问好，实际上是去与万贞儿幽会。

　　就这样鬼混了几年，待其祖母孙太后去世时，少年太子便想法把万贞儿弄到了自己的身边。以前在慈宁宫里，碍着太后的面，他还不敢过于放肆撒野，现在却大不相同了。在自己的太子宫中，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万贞儿也无有不依的。有时还故意撩拨他，挑起他的欲望。这时，万贞儿虽然已三十出头了，但看去仍像才二十岁的姑娘，只不过早已熟透了。

　　一日，朱见深像往常一样，照旧同万贞儿打情骂俏、放肆亲昵，玩着玩着，便第一次云雨起来。在万贞儿娴熟技巧的导引和暗示下 ，少年太子首次尝到了性交之乐。事后，他发现雪白的床单上染上了一团鲜红的颜色，这才悟到万贞儿还是一个处女，也同他一样，都是童男处女第一次偷吃人间禁果。

　　不久，英宗驾崩西去，18岁的太子朱见深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史称“宪宗”。

　　在两宫太后和大臣们的主持下，早已成为太子妃的吴氏，顺理成章地被册立为皇后，这一下，宫里便闹翻了天。

　　（三）万贞儿闹着非当皇后不可，皇后吴氏早就把万贞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现在见这个“结巴”宫女，竟然敢来搅局乱宫，于是一声令下用祖宗家法来惩罚她。几个宫女太监，早已把万贞儿按倒在地，然后在她背上猛抽了几十皮鞭。打完后，吴皇后才教训她说，今日用祖宗家法来收拾你，是要让你明白，我朝后宫是有尊卑上下之分的。你不想想，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下贱宫女，也配当皇后？乌鸦就是乌鸦，怎么着也成不了凤凰！

　　朱见深对父母给他包办的吴氏，他本来就不感兴趣。他觉得吴氏虽然端庄文静，知书识理，但她却没有万贞儿那种豪放不羁的野趣。加之吴氏经常有意无意地嘲笑他的“口吃”，所以就更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

　　这天下了朝后，朱见深照例径直来到万贞儿的房里。万贞儿便将刚才挨打的事，又哭又闹地告诉了他。说着哭着又把上衣脱了，让朱见深验证她背上的伤痕。最后又加油添醋地说，皇后骂她连话都说不清楚，也配当皇后……这明是骂我，暗中却是说你连话都说不全，也配当皇帝吗？

　　朱见深见万贞儿被打得如此之惨，早就火冒三丈了。现在又听到吴氏说一个连话都说不全的人，也配当皇后。这分明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拿朕来开涮。于是更加怒气冲天，暴跳如雷。说他们反对你当皇后，朕就偏要立你为皇后。这回要是不把吴氏这个泼妇废了，朕就、就、就……。“就”了半天，也“就”不出来。

　　万贞儿也“嗳呀嗳呀”地说，皇后是两宫太后立的，你敢废了她吗？

　　朱见深又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看朕怎么收拾她！朕现在就、就去找两宫太后下旨……朱见深怒气冲冲地来到慈宁宫，恰好两宫太后都在一起聊天。

　　钱太后是英宗的正宫皇后，周太后是朱见深的生母，是英宗的贵妃。母以子贵，她也被尊为太后，故有两宫太后之说。

　　两宫太后早听说此事，现在又见小皇帝怒不可遏地跑来告状。只听她语无伦次地说，他要废掉吴氏，立万贞儿为皇后。

　　两宫太后听了，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小皇帝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祖宗法度；笑的是他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事。

　　钱太后笑而不语，周太后则问儿子，我就不明白，那万贞儿比你大17岁，又长得五大三粗的，活像个男子似的，她究竟有哪点好，让你这么动心？

　　钱太后说，她还是一个结巴呢，难道还要立一个“结巴皇后不成？

　　朱见深说，朕是一个“口吃天子”，立一个“结巴皇后”，未尝不可？

　　周太后说，不管结巴不结巴、口吃不口吃，你就说，万贞儿到底有哪些本事，让你如此丢魂失魄，非立她为皇后不可？

　　朱见深急得满头大汗，越着急越“结巴”，越“结巴”越着急。脸也红了，心也跳得更快了，他费了好大的劲，这才结结巴巴、嘟嘟嚷嚷地说出一句很不完整的话：她、她、她，“侍寝周到。”

　　两宫太后听后相视暗笑，摇头叹息。

　　周太后见小皇帝说得如此认真、坦率，倒有些怜惜起儿子来了。她说，难道六宫粉黛，三千佳丽，就没有一个“侍寝周到”的不成？非万贞儿不可吗？也罢，就封她为贵妃吧！说着看了看钱太后，征求她的意见。

　　钱太后说，就这样吧，她应该知足啦！

　　（四）朱见深回来后，即把两宫太后的话告诉了万贞儿，又说先封贵妃，立后的事以后再说。

　　万贞儿问他，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朱见深心里没谱，不知如何回答。心头一急，说话又结巴了，万贞儿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也很着急。一着急，她也结巴了。

　　一个“朕、朕、朕”地叫，一个“嗳、嗳、嗳”地喊。结果两个都哑巴了，只直愣愣地瞅着对方。

　　突然，朱见深仿佛开了窍似的，说朕有主意了。你只要生了皇儿，朕就立即封他为太子，那样母以子贵，你不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皇后了吗？

　　万贞儿一听，高兴极了。但旋即又发愁说，我倒没问题，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

　　朱见深说，你都没问题，朕就更、更、更……未等他“更”完，万贞儿一把就将他抱起来，毫不费力地将他放倒床在上，说还等什么呢？有无问题、有无本事，就看这一招了。

　　成化二年（1466），万贞儿果然生了个龙子，因吴皇后和其他嫔妃都未育无子，所以这个龙子就是皇长子。

　　朱见深见天从人愿，一连高兴了好几天，便忙找大臣们商议册立太子和皇后的问题。臣工们先是祝福皇上喜得皇子，后来表示皇子尚小，立他为太子的事，容后再议。

　　凡是“结巴”者，急时更“结”；喜时也更“结”。因此，在这一急一喜之中，朱见深越发“结巴”起来，也无法向臣工们完完整整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一气之下，只好把臣工们轰走 ，叫他们“滚、滚、滚……”

　　就这样争吵了一阵，还未理出一个头绪时，不知为什么，皇子又一命呜呼了。他太子未当成，反倒去见了阎王。

　　万贞儿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更要命的是她从此再也不能生育了。这就意味着她当皇后的美梦眼看就破灭了。她想：我当不了皇后，别人也休想当皇后。我生不出儿子，别人也休想养出儿子。为此，她把朱见深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让他有机会接触、亲近其他嫔妃。同时，为防万一失控，她又派出她的亲信，密布四周，到处探听，谁要是怀有身孕就设法弄掉她们的胎儿。

　　不久，果然打听到内藏库一个姓纪的宫女怀了皇上的龙种。

　　（五）纪氏，广西贺县人。她原本是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女儿，颇通文墨，饶有姿色。成化三年（1467），西南少数民族的头领闹事，朝廷派兵围剿。结果“焚寨二千，俘获男女无数”，纪氏被俘后送入皇宫，派到内藏库管理文书档案。

　　一日，朱见深到内藏库查看，正好与纪氏相遇，他见纪氏性情温柔，格外灵敏。问及内藏文目，他都应对详明，口齿伶利。更使他高兴的是，纪氏对“口吃天子”这一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与障碍，在既不有损皇帝的威严和难堪的情况下，又能恰到好处地为他作些纠正和弥补。

　　纪氏见皇上在发“双唇音”和“舌尖音”时，特别困难，总是发音不准。因怕发音不准，就一发结结巴巴、吞吞吐吐。所以她便向皇上示范，教他如何发音。

　　朱见深按照纪氏的办法，试了几次，果然效果不错。他一高兴，便得意忘形地去拥抱她。纪氏忙不迭地闪避躲藏，口里连说：皇上，不可以的……朱见深见纪氏娇羞气喘，媚态迷人 ，哪里还把持得住。他便抢上前去，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云雨一翻。

　　不料，仅此偶然、仓促的一次御幸，竟然使纪氏怀孕了，成天呕吐不止 。

　　早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万贞儿，她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并马上派一个宫女去叫她务必要将纪氏的胎儿打掉。

　　那个宫女虽然有些害怕，但又不敢违抗如今已是“万贵妃”的命令 ，所以不得不去执行。然而，及至见到纪氏时，她的心又软了。况且，她见纪氏娴雅秀丽，一派清纯、善良，更不忍心害她。同时又想到，那是皇上的血脉、龙种、万一将来事败追查起来，头一个被绞杀的便是她了。

　　因此，她回来后就向万贵妃假说，纪氏并非怀孕，而是患了能传染的怪病，眼看性命不保，急需尽快隔离。万贵妃因见她一直办事妥当，所以就相信了她的谎言，并吩咐马上将纪氏转移到极为冷僻的安乐堂去，由她自生自灭。

　　就这样，纪氏躲过了这一劫。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久，纪氏便生了一个皇子。但不能也无法公开，一旦暴露，母子都得命丧黄泉。因此，母与子都成了“黑户、黑人”。就在这种暗无天日之中，母子俩度过了六年的艰难岁月。

　　终于有一天，一个名叫张敏的太监，见时机成熟，便将这个天大的秘密，也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的“皇子”及其母亲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朱见深。

　　当时，朱见深已经27岁了，但眼下却无一男半女 。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总是生一个死一个呢？张敏见皇上叹息无子，便趁机对他说，万岁爷不用发愁，你已经有皇子了。而且皇子今年已经6岁了。说罢，就将此事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

　　朱见深听了大喜过望，立即来到纪氏的住处。他迫不及待地抱住孩子，看了又看，这才问他，你、你、你是朕的皇、皇儿吗？

　　孩子见大人结结巴巴，他也学着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是我父皇吗？

　　这一反问使朱见深更加欢心了，他说朕是结巴，你也是结巴，父子都是结巴。你长得像朕，是朕的皇子。不，是朕的太子。说罢，便给孩子取名为“朱祐樘”，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明朝的第九个皇帝。

　　就在自己的皇宫内苑，皇子都6岁了，但皇帝还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炮制这个笑话的恰又是“口吃天子”的“结巴贵妃”。

　　因此，说来说去，都是“结巴”惹的祸。

　　（六）“口吃天子”的最大麻烦和难堪，不仅在于宫中与嫔妃太监们的来往交流，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与朝廷王公大臣的朝见与议政。

　　不妨试想一下，当臣工们面对皇帝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时，皇帝却张口结舌，想说而又难于言表，只好眨巴着眼睛干着急。那场面该有多难多尴尬呀！干脆就不说也罢。

　　但皇帝坐朝议政，哪有不开口说话的呢？至少也要先说一句“平身”吧？听了臣工们的议政后，至少也要表态说“是”与“否”吧？

　　然而，“口吃天子”偏偏又“结巴”得太厉害了，连这些简单的词语都说不准、咬不断。尤是对“是”字的发音，他更加感到发不出音来。他偷偷地练习了很久，可惜还是说不好。

　　有一天，他很有把握地去金銮殿坐朝议政，当臣工们三拜九叩，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后，都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等他说“平身”，方才能站起来议事。

　　可是，臣工们等了半天，都听不到“平身”二字，于是都止不住小心翼翼地抬头仰视，只见“口吃天子”早已涨红了脸，正急得满头大汗，张大嘴巴，可就是说不出说话来。站在他身边的执事太监，则比皇帝还着急。又是挤眉弄眼，又是咬牙切齿，还不停地耸肩摇头、鼓腮弄嘴 。

　　臣工们看到这个滑稽场面，都忍俊不禁地想笑，但又不敢笑。

　　台上，想说而难说。

　　台下，想笑而难笑。

　　君臣们的这种强忍着的耐力，需要多大的功夫才能练成啊！

　　还好，有人出来解危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施纯的“鸿胪寺卿”，就是专管朝祭礼仪赞导的官员，有时也负责宣示诏谕。

　　施纯，河北人，是成化二年（1466）的进士。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格外引人注目。他见“口吃天子”说“是”很拗口，便对执事太监说，如果皇上回答臣工们说“是”不便的话，那不如就用“照例”来代替。

　　太监忙将施纯的主意告诉朱见深，他当即试了几次，觉得效果不错。欣喜之余，便问这是谁出的主意？太监说是鸿胪寺卿施纯。

　　施纯帮皇帝办了这件好事，得到的回报是升官。他由现职，很快升为礼部尚书。故当时就有人讽喻说：“两言得尚书， 何用万言书！”

　　但是，“口吃天子”的难题，不是仅仅一个将“是”改为“照例”就能万事大吉的。其他还多着哩！诸如与臣工们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还有许许多多的话，都需要一一表述出来才行。

　　这样，又把“口吃天子”难住了。

　　难来难去，搞烦了、搞急了，最后他干脆宣布“罢朝”，从此不与臣工们见面交流，玩他的画去了。

　　“口吃天子”也像“蟋蟀皇帝”一样，擅长于绘画 。他绘的《元宵行乐图》和《一团和气图》等作品，都可说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图34）如果画累了，他就去玩宫女，或者去找万贞儿取乐。

　　尽管大臣们多次奏请，恢复朝议 ，但“口吃天子”就是不理不睬，他是皇帝，你敢逼他上班、扣他的工资和奖金？你敢解聘他？

　　但皇帝不管事，总是一个大问题。这时，又有人出来解危了，这人便是内阁大学士万安。

　　（七）万安，四川人，正统年间的进士。说是进士，其实是个草包。唯一的本事就是阿谀奉承，吹捧舐贴。他见“口吃天子”宠爱“结巴贵妃”，便想方设法去投靠万贵妃。

　　为讨万贵妃的欢心，他就自降为侄，称万贞儿为“姑姑”。万贵妃出身贫赛，原本是一个宫女，正希望有一个达官显宦来撑掌门面。现在忽然有一位身居阁臣的人来认本家，岂有不欢迎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了同宗。从此过从甚密，乃至狼狈为奸。

　　万安见臣工们都嚷着要皇帝恢复朝议，只好同司礼监宦官商量，约定日期，先把皇上哄出来见一面再说。

　　为了不使皇上与臣工们见面时因“口吃”而过于难堪，太监就与臣工们约定，谈话适可而止，不要说个没完。但殊不知约见时，偏就又闹出了大笑话。

　　约见时，内阁首辅彭时首先对皇上说，近来天象异常，天变可畏，陛下应宜于政事。

　　“口吃天子”听后，结结巴巴地说，朕已知晓天道难违，卿等应尽心辅佐，以回天意 。

　　彭时接着奏报，说昨日御史疏请减少京官之俸禄，此事为武官不满，乞请陛下还是按旧的奉行为好。

　　“口吃天子”想说而未说，只将头点了一下，表示允准了。

　　阁臣们见气氛融洽，正想趁此难得的机会，多奏请几件大事，请皇上裁决。不料，万安觉得如果再谈下去的话，势必会使皇上难堪。于是，他当即跪下叩头，连呼“万岁”。这就意味着朝议结束，可以退朝了。

　　其他几个阁臣见万安如此，也只 好叩头请安，然后一同退出。

　　彭时等人出来后质问万安，召见刚刚开始，还有好几件大事要面奏皇上裁决，你怎么就草草收场了呢？

　　万安反而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没看见陛下面有难色，话说不便吗？

　　彭时说，难道就因为陛下“口吃”就可以遗误国事吗？你倒好，召见时只会叩头呼万岁。

　　此事很快传扬开来，人们都讥讽万安，叫他是“万岁阁老”。

　　但万安毫不在意，心想只要抱紧“口吃天子”和“结巴贵妃”这两根大树，他就会升官。

　　果然，不久他就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最后取彭时而代之，成为“内阁首辅”（宰相）。
 第十四章  “酒鬼皇帝”发酒疯

　　○“酒鬼皇帝”孙浩，不仅自己豪饮大喝，而且也要群臣跟着他大喝特喝。为此还颁布了一套奇怪的酒令：谁不参加酒会就杀谁；谁不喝就杀谁；喝酒必须尽兴，但谁喝醉了就杀谁。也就是说，他借酒发疯，想杀谁就杀谁。当了俘虏之后，还成天杯不离手，最后醉死他乡。

　　○煮酒论英雄，斗酒诗百篇。

　　酒助豪情，酒助诗兴，也有助于健康。但狂饮烂醉，也会带来杀身之祸，甚至亡国亡家。

　　（一）曹操没有当过皇帝，但他却过足了皇帝瘾，酒色财气则是他的瘾中之“瘾”。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又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自从杜康发明了酒之后，人们就离不开酒了。特别是王侯将相和骚客词人，更是手不离杯、杯不离酒。皇宫和富豪之家的蓄酒池，足以能行船，要多少有多少。

　　李白说：“斗酒诗百篇。”

　　晏殊说：“一曲新词酒一杯。”

　　酒后豪情万丈，就喝出新词诗篇来了。再一高兴，更加豪饮不止。“昨夜雨疏风聚，浓睡不消残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得来昏天黑地，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

　　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们，则更是嗜酒如命，一个个都是酒疯子。阮籍喝醉了，就躺在酒店老板娘的怀里酣然入睡。在母丧的日子里，他照喝不误。喝醉了又放声大哭，吐血数升。

　　酒既能频添豪情雅兴，但也能增加忧愁。“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所谓“举杯浇愁愁更愁”，酒能伤身失性，弄不好还会惹出乱子来。醉后开车，非出交通事故不可；酒后斗殴，非伤即杀；带醉归家发酒疯，必然闹得鸡犬不宁，夫妻反目。

　　报载：有一个富家子弟，初中一年级便辍学，成天上网玩游戏，喝酒斗殴，沉迷于酒色。他一次能喝4斤50度以上的高粮酒，在酒友中堪称龙头老大。他不仅能喝，而且也能赌。开始是赌钱，谁喝得多谁就是大赢家。赌钱赌腻了，便赌女朋友。即将女朋友作为赌注，要是对方喝赢了，他就将自己的女朋友押给赢家玩一个晚上。他的女朋友反对这种玩法，他就以武力来挟迫她，逼她就范。结果被派出所拘留，但放出来他依然酗酒闹事。家人无奈，只好将他送到河南某酒中心戒酒。不料他又偷跑出来了，最近又把他“绑”去陕西省渭南市酒训练基地戒酒瘾。据说该酒训练基地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酒疯子共约一千余人，其中女的35人，富家子弟448人，单亲家庭的288人，家庭不和谐的192人……[ZW(]参见《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8日。[ZW)]不过，常人酗酒闹事毕竟影响有限，挺多是小范围内的危害。但若是皇帝喝酒成瘾，常发酒疯，那闹出来的乱子可就大啦！这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往往涉及一大片，乃至影响政局，危及百姓，甚至亡己亡国。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一位很不错的皇帝。但他是绿林好汉出身，在混迹江湖时练就了一副酒胆豪情，侠客风范，他做皇帝后，依然故我，经常喝得酪酊大醉。醉后便发酒疯，动不动就要杀人。有一次，醉后误杀了一员大将，大将的妻子闻讯后便点兵造反，前来兴师问罪。大军包围了赵匡胤的行宫，顿时把他的酒都吓醒了。他忙向大将的妻子叩头谢罪，承认自己错了。不该发酒疯杀爱将。但大将的妻子不依从，要他以命抵命，最后赵匡胤只好脱下自己的龙袍放在凳上，叫人开刀斩袍，以袍代身。这样才终于摆平了这个乱子。

　　上面提到的曹操，也因屡发酒疯常常自惹其祸。就在赤壁之战的前夕，他一时诗兴大发，借酒助诗。因歌词哀婉，大不吉利，有臣工出面相劝，曹操就以对方败了他的雅兴为由，便将他杀死了。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见此，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同时也都预感到赤壁之战凶多吉少。

　　当然曹操后来兵败赤壁，并非仅此一举， 但战前他发酒疯杀人却是一个不祥之兆。还有一次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自感无聊，便以酒自娱。哪知借酒浇愁愁更愁，又突然想玩女人。他就叫人去找来一个妓女来陪他睡觉，不料敌兵突然袭来，他慌得来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落荒而逃。幸好有一员大将，舍身保护他逃走，这才逃过此劫。但那位保护他的大将却因此而牺牲了。曹操为此悔恨不已，但美酒还是照喝不误。

　　曹操煮酒论英雄，成为他的一段佳话。但每因嗜酒误事，未尝不是他的一大败作。

　　下面不妨来谈另外两个酒色皇帝的故事。

　　（二）老一辈是盖世英雄，儿孙一辈却是狗雄。历史似乎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这一宿命。

　　曹操、刘备和孙权，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三国时期的一代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但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时，就不行了。

　　这里只说孙权的孙子孙皓这个酒色皇帝。孙皓当皇帝完全出于偶然，因为他的父亲孙和是被废了的太子，当时孙权立的是小儿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即位后不久，即被孙俊废了，改立孙休为帝。孙休封孙皓为乌程侯，遣他去藩国就任。孙休死后，又找谁来继位呢？他本有儿子，但大臣们都不服气，因为他儿子是酒鬼。

　　找来找出去，最后阴差阳错，就找来了孙皓。人们都说风水轮流转，想不到皇帝的紫金冠又转落到孙和的儿子孙皓头上了。孙皓则说，什么转不转，帝位本来就是他的，现在是物归原主。

　　就这样，23岁的孙皓被立为吴王，成了响当当的江东皇帝。他初登大宝时还人模人样地闹着要改革弊政，刷新朝纲。又是开仓济贫，又是遣散宫女，还扬言要打击权贵，缩短贫富差距。那些特权阶层的富豪和权贵之家，一看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眼看他们既得利益即将不保，于是便群起而攻之，纷纷反对。说我们把你扶上宝座，是指望你能维护我们的利益，不是叫你来拆台的，如此改革，不是胡来吗？

　　孙皓仍坚持改革，但他毕竟不是一位改革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不知道抑强扶弱，打击特权阶层，已涉及到政治改革的深水区了。对统治者而言，这恰是踩不得的“雷区”。弄不好就会动摇根基，会翻船的。在离孙皓1千年后，才出现了像王安石那样的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结果输得很惨，被淹没在政治改革的深水之中，踩响了政治改革的地雷。

　　孙皓不可能是超前的改革家，他自己也很快就发现，改革实在改不下去了。于是他由一个极端，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左倾冒险”，一下便滑到“右倾”的泥潭。既然改不下去了，无所事事，那就以酒自娱，沉迷于酒色之中。

　　他不仅自己豪饮大喝，而且也要群臣跟着他大喝特喝，并颁布了一套奇怪的酒令。这就是凡举行宴会时，群臣必须参加，不得借故推辞，谁不参加就杀谁；参加宴会之后，谁不喝酒便杀谁；喝酒必须尽兴，但谁喝醉了就杀谁。

　　这就是说，不参加宴会、不喝酒和喝醉了，都要杀头。也就是说，他以酒为名，想杀谁就可以杀谁，当然他心中还是有数的。前面说过孙皓一直想打击江东集团中的豪强势力。开始从正面进攻，发现阻力太大。现在就以喝酒为手段来达到打击豪强势力的政治目的。

　　江东名臣韦昭声望很高，但他的酒量很小，正好成了酒中的冤鬼。他怕喝醉了被砍头，便浅斟慢啜。孙浩便以酒不尽兴，有意抗旨为由，把他关进大牢。韦昭在牢里写悔过书，说情愿向皇上磕头五百下，又痛打自己的嘴巴，希望能得到陛下的谅解。但孙浩还是把他杀了。

　　还有个常侍王蕃，也是孙浩要杀的人，有一次，趁他醉倒在宴会上，孙浩就把他杀了。因此，臣工们每次去赴宴会时，都先同家人诀别，因为此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如果说孙浩借酒杀人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那他沉湎于酒色则完全是他个人的荒唐行为。

　　酒必乱性，借酒淫乐，这本来就是中国皇帝的一大特色与特权。孙浩在这方面尤为典型。

　　当时吴国大约有二百万人口，除去男丁老妇，适龄少女也就是那么一二十万。但孙浩每年都要挑选美女，后宫佳丽多达万人。而且还规定，凡到了十五六岁的少女，先要让他挑选后，剩下的才准予出嫁。凡选进宫中的美女，都佩带上皇后的印绶。以此表明，宫中无后，大家都有希望成为皇后，让美女们都去争去抢。稍有不从者，他就将她们杀掉，扔到皇宫的大水池中，让那些尸体漂流到宫外河里。

　　孙浩效仿商纣始创的“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相逐其间”的淫乐方式，他命宫中美人一丝不挂地相逐相戏，表演脱衣舞和搞裸体相扑（即摔跤）比赛。获胜者分别以金银玉器等贵重首饰加以奖励，还可以经常受到孙浩的宠幸。屡败屡输者，轻则罚酒灌醉，重则丢监杀头。

　　孙浩最荒唐的还是，喜欢看人与人裸交和人与兽交。他常命人选一些无赖恶少进宫与雏宫女裸交，他则在一旁一边饮酒，一边观赏，有时还叫嫔妃和大臣也来陪他一起观看。谁不乐意就杀谁。有一次，他令宫女裸而据地，与羝羊及狗交时，见身边的张美人暗自摇头，不忍观看。他就质问她，这么精彩的表演，你为什么不喜欢？张美人说，如此不堪入目，岂能令人喜欢？

　　孙浩听了不禁勃然大怒，说你父亲张布跟我作对被我杀了，你现在也要跟我过不去，那你也去见阎王吧。说罢便将张美人活活打死了。

　　就这样，孙浩疏于国事，成天沉于酒色。当西晋司马炎派大将王睿攻破建业时，孙浩还在“美人帐下犹歌舞”。最后醉酗酗的，叫人捆上自己，东倒西歪地到王睿军营去投降。王睿见他醉成这个样子，便摇头说，如此酒色皇帝，焉有不亡之理？随后就将孙浩押赴去见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见孙浩已经成了酒囊饭袋，便没有杀他，还索性赐他为归命侯，就让他老死吧。

　　晋武帝在一次宴会上，也把这个江东酒徒叫来陪自己饮酒。他问孙浩，听说江南人好作《尔汝歌》，你能作一首吗？孙浩正在一杯接一杯地狂饮不止，听了晋武帝的问话后，就高举着酒杯对晋武帝说：“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ZW(]李蒙：《帝国的黄昏》，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66页。[ZW)]不久，孙浩这位酒色皇帝终于醉死他乡，死时才40多岁，在位十六年（图35）（三）当匈奴军队先后攻破长安和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和晋愍帝之后，西晋王朝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次年， 晋朝的皇族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做了皇帝，重新建立晋朝，史称为东晋。

　　这时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则成了北方少数民族争权夺位的战乱舞台，相继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在这十六国中，最早出现的是赵国。刘曜建都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石勒建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自称赵王，史称后赵。

　　刘曜称帝之后，他感到最大的威胁就是石勒。晋大兴二年（319），石勒假意派人到长安向刘曜献礼，实际上是来探听虚实的，不料被刘曜识破了，便将石勒派来献礼的人全部杀光。最后，石勒干脆宣布独立，自称为王。（图36）东晋咸和三年（328），刘、石两家在洛阳决战。其实这两个都是酒色皇帝，他们都带醉亲自披挂上阵，可以说是两个酒鬼在发疯打架。只不过石勒更为残暴凶悍，酒量更大一些。刘曜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当石勒暗中遣兵调将，积极迎战时，刘曜却自恃兵多将广，根本不把石勒放在眼里。他成天搂着羊皇后饮酒作乐，全不把眼前的大战当回事。若有人向他报告军情，或者劝他体恤将士，研究军务，他都认为打扰了他的雅兴，便以妖言惑众，扰乱军心为由，一律将他们处死。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多言，只好由他随心所欲地去胡闹。

　　石勒准备就绪后，立即向刘曜发起攻击。临到决战时，刘曜酒还未醒，羊皇后好歹把他扶起来，说石勒已经快打进来了，他听了第一句话就是拿酒来。

　　待酒拿来后，他抱起酒罐子猛喝狂饮，直至烂醉如泥，这才叫人扶他上马，夸说要像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那样，这一去必将取来石勒的狗头。为了表示自己从容不迫，他又叫人抱来一大坛酒，再次一饮而尽。喝完后将酒坛一抛，这才策马冲了上去。

　　但还没有冲到敌军阵前，刘曜已坠马被擒了，酒醒后才知道自己已成了石勒的俘虏。不久他的儿子也被擒了，父子俩同时被处决。至此，这个酒色皇帝和他的帝国已走到了尽头了。
 第十五章  “白痴皇帝”傻得不能再傻了

　　○两晋时出了两个白痴皇帝，一是晋惠帝司马衷；一是晋安帝司马德宗。他们“蠢钝如猪”，一个比一个傻。但那又怎么样？人们照样向他们磕头作揖，三呼万岁。

　　○由于皇位世袭制的自身痼疾所致，必然会生出如此怪胎。奇怪的是，这样的皇帝制度，居然延续了两千多年，产生了三百多位皇帝。人们误以为这是秦始皇生出的怪胎，其实他并不是始作俑者，顶多是“专制思想”的实践者。实际上，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怪胎。

　　○要有先进的制度，就要有先进的文化。

　　（一）由于皇位世袭制的自身痼疾所致，必然就会生出怪胎。不管是猪是狗，只要被推上金銮宝座，就可成为一统江山的皇帝。因为，在历代四百多个皇帝中，虽然也不乏明君圣主，但同时也冒出不少猪皇帝与狗皇帝。

　　西晋开国不久，便衍生出一个“蠢钝如猪”的白痴皇帝，四川人则称之为傻儿天子。

　　公元280年，三国分立的局面结束后，即由司马氏家族统一天下，从此步入了西晋时代。

　　西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就是大阴谋家司马昭的儿子。其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惯会搞阴谋诡计的奸诈之徒，他的儿子自然也是一把好手。但也许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或者说也是一种报应，司马炎弄出来的次子竟然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且是先天的，无法医治。

　　傻就傻吧，但由于他的长兄司马轨早殇，他就是实际上的长子了。按立长不立幼的祖传制度，他必须继承父亲的皇位。因此，那怕他是“蠢钝如猪”的白痴，也非由他来当皇帝不可。如此便闹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如果是一般的常人，因傻而闹笑话，那也无关大局，充其量是他个人的问题，笑一笑也就完了，但如果一国之君是呆头呆脑，不知是非和不明香臭的瓜娃子，那因此而闹出来的笑话就大了。这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笑话，而是国家的笑话。更主要的还是因其傻，必然造成大权旁落，由此而带来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灾难。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

　　先说他个人的不幸吧。

　　晋武帝太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即由其太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这时他虽然已经十多岁了，但还穿不好龙袍、戴不正冠帽。即位大典时，还是由他的老婆贾南风替他收拾打扮的。刚登大宝时就出了个子乱子，当大臣们参拜跪在地上只等他说“平身”时，他却把子早已背好的这句台词忘得一干二净，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瞪着眼睛问身边的太监，他们干吗跪在地上不起来？太监这才替他说了一声“皇上叫你们平身”。

　　接下来就更离谱了，他见大臣们都起来了，他也从龙椅上站起来，抬腿就要走。太监忙问他，皇上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世撒屎！

　　大臣们听后，都笑了。心想：真是个白痴。

　　这也难怪，他从小就是个弱智儿童，从不喜欢读书写字，光知道吃喝玩乐。有一天，他父亲出了几个问题考问他，看他究竟傻到什么程度，将来能不能继承皇位（他有二十六个皇子，长子已夭）。

　　哪知司马衷全然不知父亲的意图，也看不懂题目是些什么意思，更不把这当回事。他那聪明过人、攻于心计的老婆却一清二楚，忙去找来一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先生来替他做题。

　　给事张泓偶然看到这些答题后，即对贾南风说，太子从不爱念书，这是皇上早就知道的。现在这份答卷却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皇上看了必然会怀疑是别人代笔，决非出于太子之手。贾南风问他，那该怎么办呢？张泓说，无需引经据典，只要就事论事，谈些浅显的道理就行了。贾南风觉得这话有道理，便请张泓编了几条答案，然后叫司马衷抄一遍，再送给他父亲。果然，司马炎一看，觉得答卷尽管说得不深不透，但问题还是抓准了的，也像儿子写的。所以他认为儿子并不怎么傻，从此也就放心了。

　　待到司马衷即位后，他照样是傻瓜一个。有一年夏天，他带了几个太监到华林园去玩。其时大雨刚停，池塘里传来蛤蟆的一片叫声。他听了问跟随他的太监，这些咕咕呱呱的蛤蟆，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

　　太监们知道他是傻到了家的，跟他也说不清楚，便随口回答说，在官家池塘里叫的，自然是官家的，在私人田里叫的，当然是私家的。

　　一个问得离谱，一个答得出奇，只不过都是傻人傻语。

　　当时天灾连发，战乱频扔，许多地方都在闹灾，老百性没有饭吃，连树皮都快被灾民吃光了。有大臣将此情况报告给晋惠帝，请他赶快下旨赈济灾民。司马衷听了报告后，东想西想，口中念念有词，说没有饭吃，饭死人；饭死人，没有饭吃……然后抬起头来，仿佛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便郑重其事地对大臣们说：“何不食肉糜乎！”意思是说，大批灾民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稀饭呢？

　　饭都没有，岂能有肉？

　　叫没有饭吃的灾民去吃肉，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也正因这个天大的笑话，使得司马衷赢得了“肉糜皇帝”和“傻瓜天子”的大名。

　　（二）皇帝傻，但他的老婆却不傻。不但不傻，而且是一个非常精明狡诈的皇后，大名叫贾南风。

　　贾南风是魏废帝曹髦时代的大将军贾充之长女，从小就阴险毒辣，骄横跋扈，是谁也惹不起的“姑奶奶”。当初她一听说父亲要把她许配给傻儿司马衷时，当堂就又哭又骂闹翻了天。说与其嫁给傻儿白痴，还不如嫁给一条猪。

　　其父等她闹够了，这才对她说，你还别说，他就是一条蠢钝无比的猪。但那又如何？许多人还争着抢着要嫁给他呢。因为不管是猪是狗，只要爬上了宝座，上自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都要尊之为皇帝，向他磕头作揖，三呼万岁。

　　贾南风说，也只有你们才这样蠢，甘愿给猪磕头。我可不想当一个猪老婆，我就是我！

　　贾充说，如今的司马衷虽然是一条蠢猪，但他是太子，不久的将来便是皇帝。你现在要是嫁给他，恐怕不单是做猪老婆了，而且到时便会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啰！

　　一语点醒梦中人。贾南风一听高兴了，她说，依你这么说，到那时我可就不是什么“南风”，而是“东风”了。于是他同意了这门亲事，还催促他父亲，赶快让她去做猪老婆，别让人抢去了。

　　就这样，贾南风嫁给了当时的太子司马衷。但刚一上床，她就有些后悔了。这才真的体验到司马衷的确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蠢货，他连做爱的一般常识都一无所知。人们都说，男人在这方面都是无师自通，靠先天的遗传。但司马衷是先天的傻子，他还不具备做爱的能力，事事都要贾南风导航指引，直弄得她哭笑不得，心烦意乱。

　　偏偏她又是一个性欲极强的骚货，野史中说，就是十个强壮的骠汉与她同时轮翻上床，也很难满足她的需要。《晋书·惠贾皇后传》中说：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陈据等乱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箱簏，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出，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ZW(]史式：《皇帝是个什么东西》，重庆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16页。[ZW)]由此可见，贾南风在司马衷那里得不到性生活的满足之后，便先与宫内陈据等官员乱搞，之后犹嫌不过瘾，便派出心腹到宫外京城中去四处搜求美男壮汉，然后秘密载进宫里，供她肆意淫乱，完事后再一一将他们杀掉灭口。这个小吏之所以偶得生还，是因为贾南风太爱他了，舍不得杀掉，因此才留下这一史料。

　　至于无记载的淫魔奇事，恐怕就数不胜数了。据说，在贾后掌权的十多年间，像这样吓人听闻的事，竟有上千次之多。

　　这都是淫妇贾南风撞的祸，罪不在傻儿皇帝，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受害人、不幸者。但由于他是傻儿皇帝，自己的皇后偷人，淫乱后宫，他却一无所知，即便是知道了，也不把淫乱之事当回事，甘愿戴绿帽子。这样就不能不有损皇家的体面和皇帝的威严，如此就不能不影响时代的风气和道德规范，乃至影响社会的安定。

　　果然，司马衷即位不久，便发生了“八王之乱”。

　　（三）晋武帝司马炎在夺得皇位之后，为了永保司马氏的江山，便将自己的子侄兄弟封为藩王，驻守全国重镇，像众星拱月一样来拱卫皇室。

　　当时一下就封了二十七个藩王，其中有八个藩王最有实力。他们就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东海王司马越、长沙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禺 页 、齐王司马冏。

　　司马炎知道太子是个白痴，所以临死前曾把大事托付给国丈太尉杨骏，叫他辅佐白痴皇帝。

　　司马衷即位后，杨骏就欺他是白痴，便大权独揽，自己专权起来，根本不把外孙放在眼里。

　　司马衷自然毫不觉察，也乐得清闲，但他的猪老婆贾南风却不甘心大权落在杨骏一人手中，所以她就利用藩王的势力来打击杨骏。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贾南风这个泼辣货，神不知鬼不觉地命楚王司马玮带兵入京，出奇不意地杀了杨骏和杨太后，并灭其三族。

　　杨骏一死，贾南风又密令汝南王司马亮带兵入朝，借口司马玮假传圣旨诛杀了杨骏，派司马亮杀了司马玮。等他杀了司马玮后，贾南风又否认她下过此令，反过来也把司马亮除掉了。

　　贾南风这“借力打力”的一招，就轻而易举地干掉了两个藩王。从此，她就掌握了朝中大权。傻儿皇帝见此连说好玩好玩，贾南风说可惜再好玩、你也不会玩，还是由本宫来玩给你看吧！

　　可惜的是，贾南风再会玩也玩不出一个儿子来。她因淫乱过度，不能生育，她怕将来大权旁落，就假装说怀孕了。她暗中将妹夫韩寿的儿子抱来，说是她生的儿子。她要司马衷把他立为太子，司马衷听说是皇后为他生了个儿子，不分青红皂白，就欢欢喜喜地立假儿子为太子了。

　　但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被藩王们知晓。皇室诸王对立傻子当皇帝一事，本来就颇有微词，觉得大丢皇家的脸面，也很不服气，心理很不平衡。现在又出了假太子，说明贾皇后想篡夺司马氏的江山，于是诸王群情激愤，出兵攻打京城。

　　赵王司马伦率先带兵入朝，杀了贾南风，废了晋惠帝，他则取而代之，自称为帝。

　　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听说赵王废了惠帝，自己当了皇帝，心里很不服气。他便向各地发出讨伐赵王的檄文，号召大家起兵勤王。

　　诸王一个个都是野心家、好斗狂，都想当皇帝。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现在有理由了，于是都大动干戈，兽性大发。成都王、河间王和齐王三家联手，共同攻打赵王司马伦。经过两个多月的四王混战，死了十多万人，最后司马伦兵败被杀。齐王进入洛阳后，先假装恢复惠帝的帝位。后又叫惠帝封他为大司马，操纵政局。

　　齐王司马冏玩的这套鬼把戏，很快被诸王看穿。河间王首先派兵二万，进攻洛阳，长沙王司马乂假装响应，暗中却派一百精兵去洛阳杀了齐王司马冏，然后便控制了朝中大权。

　　河间王司马禺 页 又联合成都王司颖，共同对付长沙王司马乂，这时正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趁他们几家在厮杀时，便利用皇城禁军，在夜里出其不意地捉住了司马乂，然后用炭火把他烧死。成都王司马颖早已乘机进入洛阳，做了宰相。东海王当然不服，就起兵讨伐司马颖。结果被司马颖打败，只好逃回去了。这样大权就落在了司马颖手里。

　　跟司马颖有仇的幽州刺史王浚，不甘心让司马颖掌权，就联合鲜卑族、乌桓来讨伐他。司马颖见王浚来头很大，他便去求匈奴人来助战。结果是司马颖兵败，只好挟持惠帝去长安。

　　长安是河间王司马禺 页 的地盘，他岂能让司马颖得势。结果是他打败了司马颖，把惠帝控制在他的手中，独揽朝政，当了宰相。

　　不久，被司马颖打败的司马冏越又联合王浚打进长安，击败河间王司马颙后，又把惠帝和司马颖、司马颙全都带回洛阳。没想到，最后得胜的竟是力量较弱的东海王司马越。

　　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被锁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给人民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也加速了西晋王朝很快就走向灭亡的深渊。而作为傻儿皇帝的司马衷，他则完全是个受害者。

　　在充满血雨腥风的八王那张轮盘赌台上，他就像几粒骰子一样，由他们吆五喝六地扔来掷去，任凭他们利用、宰割，最后还是被东海王司马越一口吞进肚里去了（是被他毒死的）。

　　大半原因，是由于他是一个傻儿皇帝。

　　（四）傻儿皇帝虽然被人毒死了，但他还有一个羊皇后。这个羊皇后是在贾南风被杀后，才来到猪皇帝身边的。当日人们就戏言道，羊皇后配猪皇帝，倒也般配，可谓。

　　但羊皇后也好不到那里去，当刘曜率奴兵攻破洛阳，俘虏了羊皇后之后，她同司马衷之弟司马炽即晋怀帝，一起做了刘曜的俘虏。

　　《晋书·惠羊后传》是这样记载的：怀帝即位，尊后为惠帝皇后，居弘训宫。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ZW(]《皇帝是个什么东西》，第120页。[ZW)]她成了刘曜的皇后之后，有一天刘曜问她，我比起你的前夫司马衷来有何不同呀？她说哎哟！他这个白痴怎么能跟陛下相提并论呢？你是开国的圣主、有为之君，他却是亡国的懦夫、傻瓜一个。我常为曾做过他的妻子而感到羞愧，乃至痛不欲生，不曾想到会有今日。

　　又说我虽生于高门，却无缘得遇英雄。以往我总以为世间上的男子，都像司马衷一样，全是窝囊废。直到有缘与陛下相会，陪伴你之后，这才知道天下有大丈夫也。

　　最后一句，说得很含蓄。潜台词无非是说，自从跟你上床后，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女人，陛下才是真正的男人，那个傻儿皇帝则是个窝囊废 。

　　从史料看，司马衷曾有一个儿子，他还把他册封为太子，最后被贾南风害死了。这说明傻儿皇帝再傻，也还能鼓捣出儿子来。但女人不仅需要孩子，她们更需要性生活的和谐与艺术。否则在女人眼里，你仍然是个窝囊废。

　　这一点是司马衷绝对做不到的，所以他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这不是他的错，全怪他是没有用的。

　　附带补充一下，继西晋的傻儿皇帝司马衷之后，司马氏皇族中又冒出一个比司马衷更傻的傻儿皇帝，那就是东晋时期的晋安帝司马德宗。他傻得来不知饱足、不知口喝，乃至感觉不到冷暖。冬天穿短裤，夏天套棉被。全身赤裸也无所谓，活像一个疯子，却又被封为太子，当了皇帝。幸好有他的弟弟司马德形影不离地保护他，这才勉强地维持了他的帝位。而且居然混了三十多年 ，最后才被刘裕派人将大傻皇帝缢死于东堂。不久，刘裕取而代之，成了南朝宋室的开国之君，东晋也就 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司马氏皇族之所以冒出这么多的傻儿白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少皇帝都是荒淫的酒鬼，残暴的君王。那些傻儿大抵就是在他们杀人醉酒之后行房鼓捣出来的，或许也与遗传基因有关。
  第十六章  “蟋蟀皇帝”玩的是哪一出

　　○明宣宗朱瞻基，应当说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但因为迷恋蟋蟀，玩上了瘾，终归成了著名的“蟋蟀皇帝”。他在宫里斗蟋蟀，玩得昏天黑地。当蒙古挥兵南下、直逼北京时，他还在玩蟋蟀，其后果可想而知。

　　○皇帝无小事。尽管玩蟋蟀是个人爱好，但弄不好，小事就会酿成误国大事。

　　（一）不知是朱家皇族的“遗传基因”出了毛病呢，还是造化弄人？

　　五官不正的太祖朱元璋，尽管他自己“龙相”难看，但他鼓捣出来的四十二个子女，却都是人模人样的，不是帅哥，就是美女。

　　然而，朱元璋的长子朱标鼓捣出来的第一个儿子朱允炆，却又是一个龙骨不正的“半边月牙儿”，同其祖父一样，龙相不佳。

　　朱元璋的四子朱棣，本是一个“美髯公”，但偏又弄出一个“跛子太子”出来。这位跛子太子却又折腾出一个非常漂亮英俊的大儿子，即后来的宣宗朱瞻基。这就是说，朱瞻基的祖父朱棣是美男子，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又肥又胖的跛子，朱瞻基本人又“返祖”为“白马王子”。

　　因此他的祖父朱棣特别钟爱这位长房长孙，经常宽慰自己说：虽然长子不像朕，但孙子却同朕一样，颇有天子之表，龙相之威。

　　但就是这位有天子之表，龙相之威的明宣宗朱瞻基，尽管没有生理上的毛病，然而在心理上却又出了问题。

　　这便是玩物丧志，爱玩蟋蟀，人们都称他为“蟋蟀皇帝”、“促织天子”。

　　当然，朱瞻基并不是玩蟋蟀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早就有人玩蟋蟀了。《诗经》中便有“蟋蟀在堂”的相关记载，到了唐代，先是皇宫的嫔妃们把蟋蟀捉来放在小金笼里，置于枕边，夜间寂寞难奈时，便以听蟋蟀的“唧唧”之声解闷。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先是欣赏悦耳之声，继之则展开比赛，最后就争相下注，以赌为乐。不久，民间也开始效尤。这样，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时代风尚，而且经久不衰，代代相传。皇帝玩蟋蟀，宰相和大臣们也跟着玩。

　　南宋时的贾似道，就是一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就像他玩女人一样，十分老到。他写了一部《选美秘法》，但未刊行于世。不过，他写的《促织经》，倒很快流传开来了。所以，时人便称他是“蟋蟀宰相”。

　　蟋蟀又名促织，北方人称之为“蛐蛐”。只因其雄性好斗，所以人们就将它促来斗着玩，再经培训后便用来赌博。所谓“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就是指此而言的。贾似道新得一个名叫芳芳的美人 ，他就要她同自己蟋蟀。

　　这老贼所收集的蟋蟀，多达一百一十七种。他按其形态、脾气、斗技，分门别类，细心培养。有时兴趣来了，竟通夜不睡，伏在地上观察。歌姬美妾们，只好凑趣陪着他了。他不但与大臣们斗蟋蟀，而且常与姬妾们乐此不倦。谁要是打扰了他的雅兴，就得吃他一剑，死于非命。

　　这天，老贼又要芳芳和他“斗蟋蟀”。他挑了一只“黑将军”，芳芳选了一只“大力士”。然后展开比赛，看谁输谁赢。

　　“黑将军”旗开得胜，一下便把“大力士”逼到死角。芳芳急得直叫：“该死的，不中用。”又忙呼叫打气，那两个丫头也帮着她喊。

　　“大力士”也激怒了，突然向“黑将军”扑去。两只蟋蟀顿时扭成一团，你推过去，我推过来。众姬妾的喊声也更响了，都想“大力士”获胜，把“黑将军”斗败、斗死!果然，天从人愿。最后，眼看“黑将军”是输定了。也正在这时，一个朝廷武官突然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说是襄阳弹尽粮绝，速盼朝廷增援。否则城破人亡……哪知他话未说完，贾似道便横眉怒目地吼道：“准叫你来报死报丧?就因为你这个丧门星的到来，才使我的‘黑将军’也跟着你倒霉!”说着便一剑刺去，那人立即惨叫一声，就倒地而死了。众姬妾吓得抱成一团，连叫都不敢叫。

　　芳芳也吓软了。只听老贼说：“小小一个襄阳城，有什么大不了的?丢就丢了吧!只可惜，我的‘黑将军’败下阵来了。但这是偶然失误，再来较量一下，准赢!来呀，开战!”

　　襄阳战火急，相府蟋蟀也斗得急。

　　芳芳越想越不是滋味，因此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规劝他儿句，争取上报朝廷，尽快发兵。所以晚上老贼来她房里时，她便勉强打起精神，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百般讨他的高兴。等那老贼尽情发泄了一番之后，即对他说：“相爷，襄阳战况危急，你还是尽快上报朝廷，以救襄阳全城军民吧。”

　　“真是妇人之见!”那老贼闭眼说道：“我为宋相，我就是朝廷，还报什么朝廷?”

　　“那赵官家呢?”

　　“他懂个屁!”

　　“相爷!你听我说呀!”芳芳还想说下去，但那老贼早已呼呼入睡，鼾声如雷了。他在睡梦中还在想着他的“黑将军”，直叫“宝贝”。

　　襄阳几十万条人命，还不如区区一条蟋蟀。

　　南宋宰相斗起蟋蟀来尚且如此，那明朝“蟋蟀皇帝”斗起蟋蟀又怎么样呢？

　　贾似道的《促织经》，是朱瞻基玩蟋蟀的启蒙课本，终身修行的必修课。也就是说，“蟋蟀宰相”贾似道是“蟋蟀皇帝”朱瞻基的良师益友。上面讲的那段贾似道斗蟋蟀的故事，对朱瞻基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可谓刻骨铭心，是他效法的楷模、样板，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二）朱瞻基在太子的位置上，不像他父亲那样足足等了二十年，直到47岁时才正式登基，他在29岁时就即皇帝位了，史称明宣宗。

　　至此，大明王朝从开国到现在已经足足有六十多年的基业了。由于前面有他祖父“永乐皇帝”朱棣和父亲仁宗朱高炽的铺垫，大明帝国已如日中天，扶摇直上了，加上朱瞻基的努力，帝国很快就上入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

　　朱瞻基也就成了正如他祖父朱棣说的是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

　　应当说，朱瞻基并不是一上台就玩物丧志，斗“虫”成癖的。他开始执政时，还是蛮好的一位年轻而有作为的“守成令主”。

　　由于朱瞻基自幼就受到祖父的钟爱和培养，他很快就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经验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即位之后，每当遇到问题时，他都要向母亲张太后报告。张太后也能向他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并随时教导他要重农爱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使他们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

　　再加上朱瞻基能重用一批贤臣能士，依靠“三杨”这几个股肱之臣，君臣上下团结、包容，所以才取得了撤兵安南、平安汉王和安抚赵王的胜利，致使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呈现出“仁宣之治”的太平景象。

　　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到来，“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的腐败之风，也随之而风生水起，逐渐漫延开来。

　　其主要原因，首先就出现在朱瞻基的身上。

　　朱瞻基的爱好是多面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都不错。他爱吟诗作赋，尤其拿手的是书法绘画。至今人们还能看到的就有：《花下狸奴图》《瓜鼠图》《戏猿图》《骑马图》《竹犬一笑图》这些绘画虽然不及宋徽宗的花鸟画那么富有人气，但也是难得的精品佳作。他本人也很自负，常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并将诗画赠与臣工，让臣工们与他分享诗画之乐。

　　但臣工们却不免为他担心起来，怕他成为醉心于绘画而遗误国事的“花鸟皇帝”宋徽宗。

　　朱瞻基却不这样看，他在赐与杨士奇的一首诗中写道：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误。

　　朝延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ZW(]《正说明朝十六帝》，第83页。[ZW)]虽然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无非是说，读书研讨非但能陶冶性情，而且还能有助于国策的制定。

　　此话当然是对的，臣工们自然无话可说，因为皇帝也是人，他也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皇帝的兴趣爱好，如果爱好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一旦失控的话，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朱瞻基偏偏在这个人爱好上出了问题，其中勾引他走上歧途的便是他所宠爱的孙贵妃。

　　（三）朱瞻基即位后，顺从祖父和父亲的意愿，立胡氏为皇后。胡皇后虽然端庄贤慧，但一向体弱多病，又不善于讨皇帝的欢心，所以朱瞻基一直都不喜欢她，看见她就心烦，他真心喜欢的美人，则是孙贵妃。

　　孙贵妃是永城县主薄孙忠的女儿，与朱瞻基的外婆彭城伯夫人是同乡。彭城伯夫人见孙忠的女儿出奇的漂亮，很是喜欢他。因此进宫时都把她带上，谁知人见人爱，连“永乐皇帝”和皇后张氏也都赞不绝口，朱瞻基更是一见钟情。

　　朱瞻基即位时，不知为什么，将胡氏立为皇后，而将孙氏封为贵妃。但在朱瞻基的心中，他始终认为孙氏才应该是他的皇后，而且私下也向她承诺，终有一天要立她为皇后。

　　但要废易皇后，并不是一个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之前没有先例。为此，朱瞻基同孙贵妃商量过多次，但都苦于找不到废后的理由。

　　有一天，孙贵妃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她对朱瞻基说：皇后胡氏体弱多病，现在未生育，只怕将来一辈子也生不出孩子来。就这一条，便可以把她逐出中宫。

　　朱瞻基听了，失笑说，以没有生育为由将胡氏废了，但又怎样立你为后呢？你不也是尚未生育吗？

　　孙贵妃一听，“噗哧”一笑，点着朱瞻基的额头说，你真笨呀！难道就想不出一个法子来？说罢，便附在他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朱瞻基听了，一迭连声地说果然是条妙计。这样，看那些大臣们谁还敢反对！

　　从此，朱瞻基白天和孙贵妃在一起画图观画，晚上便传幸宫女作乐。不久，在被传幸的十几个宫女中，即有几个怀上“龙种”了。然后就令太监王瑾将怀孕的几个宫女，严密地保护起来，直到分娩为止。

　　这边厢，同时又传出孙贵妃怀孕的消息。为了使孙贵妃安心静养，顺利生下龙子，朱瞻基传令，不准任何人去烦扰贵妃，违令者斩！

　　到了瓜熟地落时，宫中传来了好消息，孙贵妃生了皇长子啦！

　　这一下，朱瞻基和孙贵妃高兴得不得了。母以子贵，这一贵岂不要把贵妃贵到皇后的宝座上去了？

　　朱瞻基则更是迫不及待地向皇太后和臣工们摊牌，宣布他要废易皇后。

　　谁知当即就被皇太后和臣工们顶了回来，杨士奇说，皇后不育，并非失德，不足以成为废易之据。杨溥也说，即使皇后不育是过失，也不能诏告天下。否则，天下夫妇之义必然混乱不堪。

　　就这样，废易皇后的事便暂时搁起来了。

　　从此 ，朱瞻基郁郁寡欢，每日以画解闷。但孙贵妃并不因此而放弃当皇后的念头，而惟一能帮她实现这一美梦的就只有朱瞻基了。因此，为了把皇上紧紧地抓在手里，她便想方设法地讨他的欢心，求他的呵护。

　　孙贵妃见朱瞻基对宫女已不感兴趣了，乃至对他心爱的绘画也失去了热情。她便将早已弄来解闷的蟋蟀拿出来，试着也让他来解闷。

　　开始朱瞻基对那些“虫”并无好感，但听到蟋蟀“唧唧”之声的鸣叫时，他又觉得悦耳动听，别有韵味。

　　孙贵妃又教他如何玩蟋蟀，如何斗蟋蟀，还说当你观看他们博斗厮杀时，就像两军交战一样，有时看去一方败了，但殊不知败的一方往往会反败为胜。不服输的蟋蟀就像不服输的英雄一样，胜利永远是属于他们的。

　　这分明是话中有话，意思是说，废易皇后的事，虽然一时斗不过他们，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接着，她就让两只好斗的蟋蟀，摆开战场，要它们决一死战。

　　一只名叫“天龙”；一只名叫“白虎”。

　　孙贵妃问朱瞻基哪一只会赢？

　　朱瞻基说“天龙”必胜，朕就和你赌一把。

　　孙贵妃点头说，好，君无戏言，一言为定。

　　然而，天龙与白虎刚一交战，白虎就将天龙逼到了死角，让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论朱瞻基如何呼叫拍打，天龙就是“龙”不起来。眼看必输无疑了，气得朱瞻基摇头跺脚，指天骂地。

　　孙贵妃却要他安静一点，说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又说结局尚未出现之前，仍然要充满希望，不可轻言谁胜谁败。

　　果然，不知孙贵妃用了什么魔法，七弄八弄之后，居然使“天龙”像吃了什么兴奋剂一样，刹那间龙威大振、一气冲天，结果是反败为胜。

　　朱瞻基看了，这才转忧为喜，大发感慨。他由“天龙”联想到自己，又由自己想到“天龙”，于是从此对蟋蟀入了迷、上了瘾，再也离不开蟋蟀了。

　　（四）爱蟋蟀，才能玩蟋蟀。

　　斗蟋蟀，必须懂蟋蟀。

　　朱瞻基自从迷上蟋蟀之后，便把贾似道的《促织经》读得滚瓜烂熟，几乎倒背如流。他从中才知道，不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的蟋蟀捉来后就可上阵的。每年秋冬之季，只有等到过了“白露”之后，捉到的蟋蟀才管用，而且不是任何地方的蟋蟀都可以。

　　山东宁阳县泗水镇，因当地气候、水土条件特异，所以那个地方的蟋蟀特别昂贵，故有“一蟋蟀一头牛”之说。历来的行家都知道，那里是生长蟋蟀的“灵地”。直到今天，山东宁阳县依然保留了产蟋蟀，斗蟋蟀的风俗传统。现在养蟋蟀、斗蟋蟀的人比过去还多。全国各地的玩家，也都跑到宁阳县来玩蟋蟀。一时之间 ，人潮如涌。由此形成了“蟋蟀产业链”，乃至“小虫”竟“养活了一个县”，有人称之为“虫经济”和“虫文化”。

　　一只八厘重的蟋蟀，竟然可以卖到四五万元，媒体报道说：“宁阳有个泗水镇，这个地方可了不得，家家户户以捉虫为生。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蟋蟀交易市场，立秋到白露，贩虫的，养虫的，斗虫的，全国十万大军一齐涌向这里。”

　　而宁阳泗水镇主管蟋蟀的刘国栋主任一席话更是“吓”人。他说：“我们泗水的蟋蟀产业非常红火，不了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秋季，上到老叟、下至孩童，真是全民出动，去田间、山头捉蟋蟀，那壮观的漫山遍野的捕虫大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刘主任说：“以前，人们捉害虫蟋蟀是为了虫口夺粮。现在这蟋蟀可成了宝贝，一季下来，每户都能收入上万元。我们镇收入几千万是没问题的，我们整个县的收益都上亿。” （《法制早报》）这是今天的情况，在朱瞻基所处的明代前期和此后晚期时代，山东宁阳县的“蟋蟀产业链”，则更是盛况空前。

　　除此还有苏州的蟋蟀，也特别有名气。因此，朱瞻基便经常派太监去山东和苏州选取上等的蟋蟀，他还特别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专办此事。

　　况钟最擅长的是办案，《十五贯》就是他经办的个案之一。但想不到皇上现在却敕令他来专办采购“蟋蟀”，他也不敢抗旨。只好每年都采办好一千只上等蟋蟀，按时送到宫里。

　　上之所倡，下必效之。

　　统治者的爱好，最容易构成时代的风尚潮流。楚王爱细腰，宫中美人多饿死。楚王好广袖，长袖宽一尺。君王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引领时尚的“代头羊”。

　　朱瞻基痴迷于玩蟋蟀，几乎达到了爱“虫”成癖的地步。蟋蟀就像他的命根子一样，宛如贾宝玉常戴的“通灵宝玉”，一旦离开了它，灵魂也就不复存在了。

　　（五）想方设法把蟋蟀弄到手 ，到底是为什么呢？朱瞻基对臣工们说， 他是为了“陶冶情操”，从中取乐。他要臣工们也像他一样玩蟋蟀，从“骁勇善战”的蟋蟀博斗中，领悟一些人生的真谛。

　　但斗来斗去，最后却落实到“钱”字上了。也就是将玩蟋蟀变成了一种赌博，不论是输是赢，都可以从中寻求刺激，得到乐趣。因此，在“骁勇善战”的蟋蟀“开战”之前，双方的玩主们都要“下注”，行话叫“带花头”（赌一把）。

　　从今天的“虫赌博”来看，是蛮有意思的。买蟋蟀就是为了赌，为了挣钱。小赌，几十块钱；大赌则五万、十万、乃至上百万。一般都是两百元左右。

　　报上说：……如果赌注很大，一般都不在自己家赌，都要找庄家，交上蟋蟀，被公养五天。就是两只蟋蟀吃一样的，喝一样的，这样也避免出现服用‘兴奋剂’的情况。而且，大小不等的蟋蟀是不能一起参加比赛的，像摔跤一样，也是分重量级的。”

　　“叫价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般赌场最低投额为100元，可以根据个人判断买其中一方赢，单次叫价不得超过1000元。一方叫价后另外一方可以应价，同样不能超过1000元，就这样，还没开打，双方的投注额就成倍增长。一场的投注金额经常被轮番叫价，最后叫到几万元的很常见。”（《法制早报》）朱瞻基是皇帝，有的是钱。他有一国富，当然看不起那些可怜巴巴的“小钱”。即使为了钱而赌，也只过只是为了一点“彩头”而已。

　　因此，输也罢，赢也罢，他都无所谓。再说了，那些敢于和皇上投注的宫女、太监和大臣们，为博得皇上欢心，往往故意输给他。谁敢同他较劲？

　　这一点，朱瞻基是很清楚的。因此，这样赌了一阵，他感到不够刺激。于是换了一种赌法，即让嫔妃和宫女们，轮翻同他开局，对方输了，便打屁股，杖击十板。要是他输了呢，便宠幸对方，上床做爱。

　　那些一心想得到皇上宠幸，希望能怀上龙种的嫔妃和宫女们，便打起精神，千方百计地让皇帝输 。这样，既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又可以得到床上之欢。因此，斗得十分认真、特别起劲，也更加刺激、有趣。皇上也觉得特别过瘾、十分开心，简直乐翻了天。这时，他哪还把国家大事、军情政务放在心里呢？

　　当时，由于土地兼并，纷纷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得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而朱瞻基却成天忙于斗蟋蟀、买蟋蟀，而且还要把这笔款项，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由此而弄得百姓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被誉为“野史之冠”的明代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曾涉及到朱瞻基斗蟋蟀的这件事。他先说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在“蒙古破樊城时”，他正在“与群妾据地斗蟋蟀，置边递不问也”。接着，笔锋一转，直指“蟋蟀皇帝”朱瞻基。他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ZW(]《万历野获编》，第668页。[ZW)]据说在苏州的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了一只上等蟋蟀，准备交给官府完差，不料妻子在关养蟋蟀时，不小心让蟋蟀跑掉了。她知道这只蟋蟀比自己还值钱，自知闯下了滔天大祸，只好悬梁上吊了。粮长回家见妻子自杀，他也上吊而亡。这家人，就是为了一支蟋蟀而家破人亡 。

　　蒲松林根据此事，愤然写了《促织》一文，收进了著名的《聊斋志异》一书里。今天的读者，还可依稀从中看到“蟋蟀皇帝”造成的社会悲剧。

　　更为严重的还是，正当朱瞻基忙于斗蟋蟀的时候，北方的劲敌蒙古铁骑早已跃跃欲试，准备驰骋中原了。

　　蒙古的首领也先（自称为太师淮王），早已雄心勃勃，想入主中原。他先是向西发展，然后挥兵东下，收服各蒙古部落，他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西起今天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都属于蒙古的势力范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不断侵犯明朝边境，频生事端，而且大有挥兵南下、威逼北京之势。

　　然而，痴迷于斗蟋蟀的朱瞻基对此却一无所知。即使有边关军情报来，他也不感兴趣（置边递不问也）。因为，他的心思全部都集中在蟋蟀身上了。

　　如此一来，就在朱瞻基才当政十年之时，他的身体被蟋蟀拖垮了。就在他刚满38岁的时候，一命呜呼了。

　　他的年仅9岁的儿子朱祁镇，只好接替了他的皇位，年号“正统”，史称“英宗”。

　　不久，在“土木堡”一战中，这位少年天子被蒙古瓦刺部所俘，失去了帝位。

　　问题发生在明英宗朱祁镇身上，但根源却在明仁宗朱瞻基那里。这个悲剧，恰是朱瞻基播下的祸根。

　　君王不可能没有他个人的爱好，他也有权享有个人的爱好。但是，当这个爱好达到神魂颠倒、玩物丧志的地步时，那就会不可避免地给他个人带来不幸，同时也会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也就是说，这正是个人的不幸，时代的悲哀。
 第十七章  “蛤蟆皇帝”的蛤蟆功

　　○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君王。他的皇帝帽子完全是捡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傀儡。当他被人扶上皇帝的宝座后，便及时行乐，加倍玩女人。光靠自身的能量不是足以应付这种超常的消耗的，还必须借助于春药来发威。这样他便想到可以用来制作春药的蛤蟆，于是就成了“蛤蟆皇帝”。

　　○蛤蟆无罪，罪在玩蛤蟆的人。

　　（一）人们常给有“嗜痂成癖”的皇帝取绰号，如玩蟋蟀上瘾的明宣宗朱瞻基，就叫他是“蟋蟀天子”；玩木活入迷的明熹宗朱由校，则称之为“木匠皇帝”。

　　朱由校的同父异母兄弟朱由崧，即南明弘光皇帝，因特别喜欢蛤蟆，便叫他是“蛤蟆皇帝”。

　　皇帝有嗜好，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过，但如果当这种嗜好达到嗜痂成癖的地步，劳命伤财，祸及百姓，为国添乱，为民所恨时，那就不是个人嗜好问题，而是国家的毒瘤，民族的灾难，同时也是他本人的不幸。

　　这位“蛤蟆皇帝”，在鼎革之际、天崩地坼之时，就上演了这样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孙、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朱翊钧当年本来一心想由朱常洵来继承他的皇位，但终因拗不过李太后的懿旨，最后还是由长子朱常洛来接他的班。这样一来，朱常洵就只有带着他的儿子朱由崧去封地当王爷了。虽然他父子曾几番作乱，但都被继位的朱常洛一一击败了，只好俯首称臣。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乱军俘杀，他的儿子朱由菘跑得快，这才侥幸逃离险境，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在逃难中偶然结识了一个姓童的妇人，并得到她的帮助，算是患难相扶，形同夫妇。不料在动乱中，他们又走散了。朱由崧只得混在逃难人群之中，好歹才逃到南方。他本来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当上皇帝，但哪知时来运转，阴差阳错地又被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人们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哪知馅饼从天而降，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一个不曾想过要戴紫金冠的难民，不料那顶紫金冠却自个儿飞到了他的头上。这时 ，他的心态该是欣喜若狂呢，还是得意忘形？是趁此机会挽救大明王朝即将覆灭的命运呢，还是趁此机会加倍地享受皇家豪华的生活？

　　对于一个毫无心理准备而又仓促上台的弘光皇帝来说，对于一个一贯贪淫好色的花花皇子来说，只能是后者而决不是前者。为了及时行乐，加倍地贪淫好色玩女人，光靠自身的能量是不足以应付这种超常的消耗的，必须借助于春药来发威。于是他便想到了当时的“伟哥”——蛤蟆。

　　蛤蟆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广。

　　日本名导演黑泽明写过一本传记，名叫《蛤蟆的油》，书名典故源于日本的一个民间故事，说的是在深山草泽中，有一种其丑无比的蛤蟆。人们抓到它后，将它放在镜子前面，便可照出它的丑态。蛤蟆一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外貌，便会情不自禁地吓出一身油来。

　　这种油恰是民间用来疗伤的珍贵药材。

　　其实这种蛤蟆，就是“癞蛤蟆”。人们常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是指此君了。四川人则称为“癞疙宝”。它的外表，长的全是疙疙疤疤的东西，看去很难看，但难看是难看，它却是一种宝贝。每当它受到强烈刺激时 ，全身的疙瘩都会汾泌出一种白色的浆来，这种高度蛋白物质，正是民间用来调制补肾的壮阳之药。

　　蛤蟆还有一种，《辞海》中称之为蛤蚧，也叫“仙蟾”。产于印度及东南亚一带的浅海泥沙滩中，中国江南两广、两湖、四川、云南等地，也盛产仙蟾。传说月中有蟾，“凉霄烟露外，三五玉蟾秋”。元好问曾说它“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张颐怒于虎”。中医则将蟾干燥全体后，用为补肺肾之药，即具有春药、伟哥的功效。

　　如此，仙蟾也就成了朱由崧贪淫好色的灵丹妙药。为此，他便派人四处去捕捉仙蟾。太监们更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没日没夜地大肆捕蟾。他听说苏州的仙蟾同蟋蟀一样，都特别好，于是就命苏州官府专门负责采办。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民谣四传：蛤蟆呱呱叫，弘光皇帝要。

　　蛤蟆皇帝只要蛤蟆，哪还管风雨飘摇中的南明王朝是生是灭？事实上，这时南明王朝的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左良玉、钱谦益等文臣武将们，也正忙于党祸内讧之争，根本没有把他这个蛤蟆皇帝放在眼里，由他随心所欲地去胡闹。反正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旗号而已。

　　（二）李自成攻占北京和崇祯皇帝的自尽，已标志了大明王朝的覆灭。但淮河、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然是明朝政府的属地，而且尚有50万大军。

　　作为明朝发祥地的陪都南京，也有现成的一套朝廷大臣及其健全的机构，所以很快就形成了南明政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惟一缺少的就是亟需要找一个皇帝来支撑门面，组成半壁江山的南明王朝。

　　当然，最理想的是能找到崇祯的三太子，但三太子在北京失陷时的混乱中，早已不知去向。有的说被李自成带走了，有的说已死于逃难途中。总之，一时难以寻觅。这样就只能在已逃到南方来的朱家皇子皇孙中挑选。

　　与朱家皇室血缘最亲的倒有两个，一是潞王朱常芳，他是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神宗朱翊钧之子、光宗朱常洛的同父异母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而且人品也不错，最为贤良谨慎，口碑甚佳，颇得东林党人和大文豪钱谦益等重臣的赏识。

　　另一个则是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朱由崧，而且他与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同辈，血缘关系最近。不过他的口碑太臭，向有“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的恶名。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当皇帝的材料，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做皇帝。

　　然而就因为靠他与崇祯最近的血缘，争吵最后终于以“亲”而选中了他。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马士英等人拥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已成定局之后，这才派人去把混迹于外地的朱由崧找到南京来。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打扮一新之后才在刚修好的武英殿接受臣工们的朝拜。这就算正式即位了，年号为弘光。意思是弘扬光大，重振明室，再度中兴。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南尚有半壁锦绣河山，50万军队，且物产丰富，有充足的资源，又有文臣武将和忠于太明的子民，应该说中兴不是没有可能的。当年南宋尚能偏安百年，何况今日堂堂大明。

　　但初登大宝的弘光皇帝，却是一个“大宝器”。他粉墨登台之后，竟然不知道东南西北。登基时除了秉笔太监宣读诏书外，他一无话说，只在台上东张西望，张口结舌，哈欠连天。

　　马士英才代他宣旨，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任用官员。这时他只须说一句“准奏”就行了，但他偏要逞皇帝之威，牛头不对马嘴地说，要升官就统统升一级，要免税就全国都免了，长江以南的和以北的赋税，都免了。他不知道都免了税，朝廷财政开支从何而来？况且长江以北的地区，早已落在他人之手了，根本用不着他去免。

　　臣工们听了都哑然失笑，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草包皇帝，好色之徒，所以也没有把他的话当成圣旨。当马士英对他说，大权有可能落入武将手中，成为军人专政时，他听了无可无不可地说，奈何？奈何？那就让他们折腾去吧！心想反正这是捡来的江山，整垮了也无所谓。现在要紧的是，及时行乐，趁机享受一番。

　　于是，正如史家们说的：“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ZW(]《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49页。[ZW)]这厮在玩女人时，好走极端，不是爱玩幼女，就是爱玩比他大的半老徐娘。他身边有个养母，大他好多岁。但他却很喜欢同她做爱，而且乐此不疲。他的养母怕外人知晓，便催他娶亲以好掩人耳目。他答应了，但他却坚持要选一批杭州的幼女和少女来供他玩乐。

　　奉命选美的钦差，便四处拐骗少女，威逼苏杭二州的百姓献出少女来供皇家挑选，钦差就乘机将其出卖，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人，也从中捣鬼。乘机为自己挑选美人，尽把好的留给自己，将剩下的送给朱由崧。数目不够时，他们又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做娼妓的少女去抵差。

　　朱由崧对选送到宫里的美女，他专挑年幼的陪他玩，据史料记载，有一天晚上，他豪饮大醉后，将两名幼女肆意蹂躏，活活将他们折磨死了。

　　一日，朱由崧一口吞下两粒由仙蟾做成的春药后，顿时性欲大增，便叫来四个幼女，轮番与他做爱。一时又威又猛，直将四幼女折腾得起不了床，连呼救命。越是叫喊，他越是得意，其疯狂纵欲，可想而知。他觉得蛤蟆效果很好，简直是灵丹妙药，便加紧派人去捕捉赶制，乃至蛤蟆一时成了紧俏珍品，不少臣工也随之效尤。此所谓风流天子风流臣，蛤蟆天子蛤蟆君，上下都成为蛤蟆健将了。

　　（三）就在蛤蟆皇帝“朝朝楚梦云雨床”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弘光嫔妃童氏的人，蓦然闯宫来了。

　　这个看似农妇打扮的女人，年约36岁，虽有几分姿色，但举止轻浮，毫无嫔妃风范。她提了一大篓仙蟾，说是特来献给皇帝用的。宫廷门卫不明其底细，将她挡在门外。童氏火了，即将篓子掼于地上，还称自己是与皇上失散的嫔妃，今日特地找来，她要门卫赶快去通报，就说童妃来了。

　　即使行骗，也不可能自称皇妃骗到皇帝头上来，因为一旦相见，立刻就会真假自明。况且她的口气十分强硬，不像是冒充的。因此想去通报，由皇帝来处理。但前不久才发生过假和尚与假太子之案，弄得皇帝很难堪，如果现在又冒出一个假皇妃来，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说好说歹，门卫都不相信，还叫她赶快滚蛋，别自找麻烦。这样便激怒了童氏，她飞起一脚即将篓子踢翻，同时又破口大骂，闹着非进去不可。

　　这时，那些仙蟾早从翻倒了的篓子中纷纷跳了出来，四处乱蹦乱跳，鼓腮齐鸣，门卫一看到遍地都地皇上最喜欢的宝贝，都丢下童氏，纷纷去捕捉仙蟾，以便去讨赏，一时闹翻了天。

　　凑巧的是，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正好在蛤蟆皇帝的宫中议事，他们听到宫外的喧闹，便同皇帝一起走出来观看。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门卫便将刚才发生的事，如实奏报了。

　　门卫的话还未说完，童氏早已冲到皇帝的面前，大叫“德昌王 ”快来救救我。皇帝一看也大吃一惊，心想她怎么也跑来凑热闹呢？

　　马、阮二人先听到童氏直呼皇帝从前的称号 ，后又见皇帝吃惊变色，仿佛与她似曾相识。说不定果真是他的皇妃，这对于一个花心皇帝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因此都不好明说，只推说要忙着去处理公务，就抽身走了，由他自去摆平。

　　蛤蟆皇帝待马、阮二人走后，这才仔细看了曹氏一眼，然后不冷不热地对老相好说，既然找来了，那就暂时住下吧。刚要带童 氏入内时，又回头看见满地都是仙蟾，正在那里鼓鸣不止，仿佛在召唤他。

　　爱蟾如命的蛤蟆皇帝，顿时心花怒放，忙对门卫说，小猴子们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赶快给朕去捉起来呀！又说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就砍你们的头。

　　童氏送来的仙蟾，一个不少的全被蛤蟆皇帝一一吞进肚里了。他又以此得来的威力，加倍地发泄到童氏的身上。但发泄了三天之后，他又把童氏杀了，然后对外宣布，童氏是假充皇妃，经朕亲自御审，真象大白之后，她已无颜再活于世上，自己上吊而自尽了 。

　　但朝臣们都心知肚明，又再一次领教了这位蛤蟆皇帝的“贪淫”与凶残。从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疑、轻视与利用。

　　（四）前面说过，朱由崧初登大宝时，南明控制的地盘还很大，西自长江武昌以南，东迄黄河下游一带，都在南明的掌控之中。物力财赋也超过了清朝初建的实力，也远胜于当年南宋的状况。这种地缘和财赋的优势，迫使多尔衮曾一度想实行“南北分治”。

　　可见，弘光政权完全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然而，偏偏摊上一个蛤蟆皇帝与一大帮只顾内耗和争权夺利的臣工，所以历史也就在一瞬之间，改变了方向。这或许也是历史潮流所致，非人力可以挽回， 要不就是造化弄人，活该如此。

　　应是“哀其不幸”呢，还是“怒其不争”？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愤然写道：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愉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ZW(] 《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40页、第183页。[ZW)]真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正当骄暴淫毒、杀人如麻的大清豫亲王多铎，挥军南下造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案时，南明的文臣武将们还忙于同室操戈。马士英更决心“宁可君臣死于大清”，也不肯放弃“内讧”之争。

　　蛤蟆皇帝则更加及时行乐，加倍吃仙蟾，直到镇江失守后，他才慌忙朝芜湖方向逃窜，但不久，即被已降清的田雄等人活捉，史载：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ZW(] 《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49页。[ZW)]弘光皇帝被降将献与多铎后，当即被押回南京。他“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市民，都指着他唾骂不止，恨不得一口吃了他。

　　这时，多铎正在灵璧府邸举行庆功宴会，也把他拉去作陪衬，侮辱他。间席多铎问他：你不为先帝（指崇祯）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

　　多铎厉声质问，弘光无言以对，只吓得打抖。多铎又问他，我大兵尚在扬州，你为何弃了陵寝而先逃跑，乃至以失民望？你这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左右大臣教你这样的？（图43）弘光在凶悍桀骜的多铎逼视下，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魂不附体，哪还敢回话。多铎见弘光皇帝如此窝囊，不堪一击，只好打趣说，隋炀帝贪淫好色，早已名传四海。但若与你相比，他却退避三舍了，你则过之而无不及。听说你很爱蛤蟆，都是因为它而使你成为床上健将，是不是呀？能不能向本王透露一二呢？

　　看去是打趣，实则是戏弄，拿他来开涮。这也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必然的一种精神打击。

　　不久，清人把蛤蟆皇帝解送到北京。临行之前，他最后一次回望了一下“江山依旧，人物全非”的南京陪都，这才不禁潸然，但想哭，却终究挤不出一滴泪来。

　　多尔衮听说蛤蟆皇帝朱由崧被押到北京来了，有人问他见与不见。多尔衮说，蛤蟆其丑无比，见之恐污我的法眼。这种东西，还是不见为好。然后挥手说，把他拉去西四砍了不就完了。

　　至此，南明弘光政权，才仅一年光景，败得如此之快，又如此之惨，而且又如此窝囊。就算亡国，也应该亡得像样一点。当然，这笔账不应当全算在朱由崧的头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一面被人利用的旗号而已 。

　　要说是朱由崧也有责任的话，那就是他不该当这个皇帝。就算是死，也应当死得其所，而不应该死在蛤蟆身上。

　　不过，蛤蟆无罪，罪在玩蛤蟆的人。
   第十八章  佛光下的君王梁武帝

　　○如果说汉明帝刘庄是第一个与佛结缘的中国皇帝的话，那么，梁武帝萧衍则是中国第一个“以佛化治国”，乃至好佛成癖的一代君王。他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后败于侯景之手，饿死在宫里。死时还念佛不止，虔诚斋戒。

　　○崇拜佛祖，一心向善，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味地“佞佛”，那就不妥了。马克思说过，对君王来说，作“恶”比行“善”更为有利。

　　(一)当今但凡中年以上的四川人，可以说没有不知道梁武帝的。梁武帝从川剧《别宫出征》中走向巴山蜀水的千家万户，我也正是从中首先知道他的，那是一个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君王。

　　但是，后来看了一些史书后，才知道这个皇帝十分古怪。他放着皇帝不好好去做，偏要一再跑到庙里去舍身为奴。

　　史书上说，大同元年(535)，京都瘟疫肆行，梁武帝便在重云殿为万民设“救苦斋”，以身为祷，祈福消灾；后又在同泰寺没四部“无遮大会”。他亲披法衣，虔升法座，为大众开讲《涅槃经》：继之又设“道俗大斋”，亲吃钵饭，自行清净，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和尚。这是梁武帝的第一次舍身。

　　中大同元年(546)，武帝再次举行“清净大舍”，在同泰寺宣讲《金字三慧经》。不料，当晚同泰寺发生火灾，佛陀似乎并不接受他的心愿，或者说不想收他这个皇帝和尚，故尔以示警戒。但梁武帝并不这样看，他以为这是天魔在作祟，有意破坏他的好事。因此立即下诏，宣告。“道高魔盛，行善障生”。再起12层高的宝塔，以此镇之。这是武帝的第二次舍身。

　　太清元年(547)，即仅隔一年之后，武帝又在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行清净大舍，讲般若经。这是他第三次舍身为奴。据说还有一次，前后共四次。

　　但每次都由不得他，他一旦跑到庙里去当和尚，皇太子和群臣便穷追不舍，每次都用一万亿钱帛把他“赎”回来。最后他也只好乖乖地“兴驾还宫”，照样做他的皇帝。

　　因此，使人免不了又有些怀疑：他这是在演戏给人看呢，还是真的想当和尚?皇帝，这两个字在许多人眼中，无疑是璀璨夺目的七彩宝珠，是财富与权势的象征。为了得到它，人们争夺还来不及呢，哪有舍此而去当和尚的道理呢？然而，天底下的事情偏又如此古怪，居然就有不爱皇位而爱和尚的人。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便是放着王位不坐，偏要舍江山、舍娇妻、舍爱子而去当和尚的第一个怪人。老佛爷开了头，往后的安世高、菩提达摩等一大批人，便紧步佛祖的后尘，也都弃王位而步入佛门，甘愿出家为僧。

　　皇帝有皇帝的光彩，和尚有和尚的风范。

　　富有与清贫；重权与乐道；图利与淡泊……各自的选择与归宿，各自的追求与企盼，各自的经历修养、人生目的和生存方式，都是有一定缘分的，勉强不得。

　　如果说梁武帝几次三番舍身为僧，多少掺有几分做戏的意味的话，那么，他舍道归佛、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优待僧侣、编撰佛书，乃至带头吃斋念佛、恪守佛门戒律等等行为，都是有史可查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梁武帝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是明智还是糊涂?梁王朝的覆灭，是否与他崇佛成癖有关？

　　（二）梁武帝萧衍(502～549)，字叔达．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汉代萧何的第24代孙。其父萧顺子曾做过丹阳的县尹，其母好佛，后来尊为张太后。萧氏一家与齐皇室本是同族。

　　萧衍本人自幼读的是儒道之书，“洞达儒玄”。年轻时曾任齐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后又做过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当齐内乱之时，他趁机扩大势力，最后逼齐“禅让”而建立梁朝。

　　梁武帝篡位后，开始信奉的是道家和儒家。梁朝的国号，就是道士陶弘景用图谶之文合成的“梁”字。但不久梁武帝便舍道归佛了。看似突然，其实萧衍早在称帝之前，就在萧子良门下接受过佛教的熏陶了。当然，他的信仰的改变，主要还与他身经战乱、亲感亡国杀身的社会动荡有关。

　　他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儒道之“教”，如重亲长、讲孝道，固不失为教，但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佛教。

　　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馐，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缀，对案流泣，恨不得以温情，朝夕供养，何以独甘此膳!因而蔬食，不啖鱼肉。[ZW(]李哲良：《中国佛文化漫笔》，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版，第190页。[ZW)]这是他当皇帝之后的一次感悟，眼前之富，席上之珍，皆是从流血的战乱中“杀”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而今他一人“独甘此膳”，于心不忍，不禁“对案流泣”，因此决定“不啖鱼肉”，蔬食吃斋；一心向善，皈依佛门。

　　淡去战乱的烽火狼烟，远去历史的鼓角铮鸣。他想用佛的法雨洗涤自己的心灵尘埃，让禅风吹尽眼中世俗名利的烟云，同时也想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人生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与超脱。

　　这便是梁武帝选择的一条皇帝而兼和尚、和尚而兼皇帝的人生道路。

　　但是，人生之路的选择，并不完全决定于个人，还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

　　在梁武帝所处的南北朝时代，魏晋以来谈玄之风和志气宏放的人格精神之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南朝名士“妙于谈玄”，并不亚于当年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而“妙于淡玄”，则是“才”与“貌”的结合和升华，由此而形成才貌双全、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傲然独得、神情超迈的人格光彩。

　　南北朝时代，不仅男士“以任放为达”，而且女性也可以“任情而动”。男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相当豪放、自由，无不表现出对美的大胆追求与享乐。他们根本不把儒家的“四教”放在眼里。山阴公主竟然拥有30个“面首”，而且还是她的皇帝哥哥为她挑选的。上之所倡，下必效尤。人们尽可说这是“淫泆之过”，但这未尝不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所造成的恶果!也就是说，自魏晋以来，人们逐渐发觉了儒教是扼杀个性和心灵的东西。“妙于谈玄”的任放之风，乍然一看仿佛是邪气漫延，世风不古，但仔细一想，这恰是久为儒教思想束缚的人们借此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个性解脱与追求。也可说是一种报复和必然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对儒教的背叛，不如说是对独尊儒术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是前进中的变化，变化中的进步。

　　“独尊儒术”，既尊了儒家．也害了儒家。

　　梁武帝正处于儒家倒霉、玄风犹在的时代。儒家一蹶不振，道家玄学已趋于末流，所以梁式帝选中了佛家。但他毕竟是个皇帝，深知儒家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直想把儒佛结合起来，或者说他弘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弘儒。所以他精心研究佛学，表现出对佛家的最大虔诚，故被佛界誉为中国的“圣主”。

　　在佛教传至中国的初期，一个中国皇帝如此大胆而热心地推崇佛教，这使人们想起了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提倡。

　　但是，中国不是印度，他也不是阿育王。他想将儒、佛结合起来，又集皇帝与和尚于一身，这就不免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与尴尬，乃至苦涩与悲凉。

　　(三)梁武帝既然想以皇帝之身而做和尚，那么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王侯之位”与“方外之宾”的抵牾。也就是说，到底是皇帝高于一切呢，还是和尚大于一切？换句话说，是皇帝向和尚磕头，还是和尚向皇帝跪拜?梁武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他想绕过这种难堪的处境，实在太难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王权至上的国家，决不容许任何其他的社会势力凌驾于王权之上。

　　东晋时的慧远法师曾写过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他认为“出家人是方外之宾”，虽“不处王侯之位”，但“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因此不应改敬王者，“不得与世典同礼”。他想与当时的执政者桓玄分庭抗礼，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老师道安法师对他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佛教在中国的存亡兴废，一般地说，并不取决于上层统治阶级，而取决于下层人民。但是，离开了王权的庇护与支持，则又寸步难行，乃至难逃覆灭的命运。

　　梁武帝就是抱着“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而与和尚打交道的。倘是只当皇帝而不做和尚，那倒无所谓，但他偏要受戒为僧，拜和尚为师，这就不能不碰到拜与不拜的难题了。

　　普通元年(520)，武帝在宫中筑坛，欲禀受菩萨戒，授戒的师——父便是当时德高望重的惠约禅师。

　　授戒大典在正觉殿举行，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大家都想观看皇帝如何受戒行礼。临到受戒顶礼时，武帝始终放不下皇帝的架予，又想行礼却又不便行礼，好不为难也。惠约禅师倒也能体谅他的难处，心想：皇帝可以什么都不拜，但天地是必拜的。于是神功突发，合掌隐入净瓶之中，忽又飞出瓶口，化作五彩云朵，结跏趺坐于空中。武帝会意，这才倒身下拜。但拜后又悄悄地对禅师说：“弟子顶礼，请勿为外人知晓。”禅师也对他说：“贫僧化身人瓶之事，也请陛下勿为外人知之。”因为佛法是不许僧人随便显示“神通”异能的。

　　就这样，皇帝与和尚，双方终于摆平了。他们从对立走向妥协，最后取得了共识，找到互相都有利可图的交汇点。

　　梁武帝尽管过了这一关，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麻烦又接踵而来。

　　梁武帝请他的老师宝志禅师为他讲《金刚经》，宝志禅师便推荐傅大士去讲。

　　傅大士，名翕，又叫傅弘，法名善慧，浙江义乌县人，居住在云黄山上。他在山上栽了两棵树，借释迦牟尼灭度于娑罗双树间的典故，命名为“双林"，又自称为“当来善慧大士”。时人则称他为“傅大士”。

　　善慧禅师同宝志禅师一样，都是禅门的先驱人物。他曾写了一偈：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非常推崇此偈，认为它道出了“禅”的奥秘，揭示了“禅”的真谛，因而将它译成英文，传遍世界。可以想见，善慧禅师的境界是不低的，因此赫赫有名的宝志禅师才把他推荐给梁武帝。

　　不料，当梁武帝到了法堂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恭候圣驾，唯独善慧禅师端坐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

　　梁武帝一看，又是一场尴尬。

　　侍卫近臣忙上去质问善慧禅师：“圣驾在此，为何不起?”

　　善慧禅师不理不睬地说：“法地若动，一切不安。”又道：“出家人功如王者，不敬君王。”

　　梁武帝已有和惠约禅师取得默契的经验，便喝退侍卫近臣，又巧妙地与善慧禅师寒暄一阵，这才坐下来请善慧禅师宣讲经文。

　　孰料，善慧禅师将手中的尺子一挥，然后就走下讲台，再也不说话了。

　　梁武帝愕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善慧禅师在搞什么名堂。

　　这时，宝志禅师才问他：“陛下领会么?”

　　梁武帝反问他：“领会什么?经尚未讲，领会何来?”

　　宝志禅师说：“傅大士已经讲经完毕了。”

　　梁武帝诧异地说：“不曾说一字，怎么就说完毕了呢?"说出来的不是禅。

　　释尊拈花，迦叶微笑，不说一字，惟心会而已。梁武帝执著于讲经说法，他哪里知道禅的奥妙，全在于不说之说，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这也难怪，当皇帝与做和尚，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行当。日理万机的皇帝何来空闲参禅呢?他又不善于将禅道运用在政务和日常生活之中，老是把皇帝与和尚执著地分隔开来。因此，善慧禅师想点化他一下。

　　一天，善慧禅师披上百衲衣，头戴冠帽、拖着布鞋去朝见梁武帝。

　　梁武帝见他这样打扮，便问：“大士是僧人否?”他指着头上的冠帽，梁武帝又问：“那你是道人吗?”他又指着拖鞋，梁武帝再问：“莫非是俗人?"他又指着身上的百衲衣，梁武帝傻眼了，他猜不透禅师的用意，禅师也直摇头。

　　尴尬，十分尴尬。

　　善慧禅师的意思是，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这叫僧俗不二，凡圣同一。他本想以此要他领悟：自己既是皇帝，又是和尚。皇帝与和尚，统一于一身，合二为一，了然不殊。这样，许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但梁武帝早已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思维模式了。他在处理政务时，官员的升降，朝令的兴废，都是出自他的一句话。说升便升，说降便降，说兴便兴，说废便废。他不知这是一种思维误区，更不知自己虽然想一身而兼二任，把皇帝与和尚集于一身，但往往又将两者对立起来，严加区分。这就使得他不能不处于人格分裂之中，不能缔造一个统一的文化人格。因此，矛盾冲突、尴尬难堪，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五)普通元年(520)，广州刺史萧昂表奏朝廷，说有个名叫菩提达摩的天竺僧人，泛海来到广州，现暂住于王园寺(即光孝寺)。此僧像貌非凡．颇通禅法，问见还是不见。

　　梁武帝遣使迎往建康(今南京)，不日接见了菩提达摩。但及至一看，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络腮胡子，不是他想像中的慈眉笑眼的僧人，心里便有些不快。因此，他也不客套儿句，劈头就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说的都是事实，功德可谓大矣。但此话从身兼皇帝与和尚于一体的梁武帝口中吐出来，就不妥当了，因为佛家倡导的是“大恩不言报"，做了善事，自己并不知道，一切都出自本心的自然流露，并不是为做善事而做善事，更不是为了出名和图报。

　　这就说明，梁武帝造寺度僧也好，吃斋念佛也好，乃至舍身为奴、想当和尚也好，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他拼命地去完成这些功德，目的无非是想获得更多的酬报。对他个人的报答，也就是强化他的统治地位。他狂热地推崇佛教，不排除为了人格上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目的，但他也同任何一个皇帝一样，都想利用佛的灵光来为自己增添更多诱人的光彩。说白了，还是利用。因此他才以功自居，并要别人承认他的功劳。

　　达摩一听便知，这位皇帝徒有信佛的虚名，而骨子里却怀有私心。因此他当即冷冷地顶了回去，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他显然是不服气，故尔追问。但愈是如此，求报之心愈加暴露无遗。

　　达摩耐着性子解释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达摩所说的“人天果”，指的是未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尚处于六道(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天)轮回中的小果品位；“有漏因"，指的是处于三界中的轮回果报。意为你学佛也好，度僧修庙也好，都是为求福报的有为、有漏之功。

　　这些如同竹影扫阶一样，是虚非实。功德再大再多，都是过眼云烟，虽有实无。

　　梁武帝又问：“如何才是真功德?”

　　达摩大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达摩说的“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八个字，儿乎囊括了佛教文化的全部精髓，涵盖面相当深广。简而言之，学道成佛的使命，无非是以佛文化的人格精神和纯情圆熟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生命潜能)，既完成自我、净化自我，又净化他人，普度众生。这样的功德，不是靠世俗为求福报的造寺写经那些有为之功能代替的。

　　说得虽然含蓄，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梁武帝听了，也觉惊讶，真是闻所未闻，难道经书上是这样说的吗?所以他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你说的合乎佛经的最高旨意吗?达摩说：“廓然无圣。”你说的那种“圣谛”，普天下都不存在，没有这种“圣道”的境界。

　　梁武帝说：“对朕者谁?”既然没有，不存在圣谛第一义，那么你又为什么老远跑来中国传道呢?而且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还讲了什么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番话呢?难道你说的都是假的不成?这还算动了点脑筋，毕竟问出一点道理来了。

　　但达摩回答得更妙，仅说了两个字：“不识！”不知道。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意为佛法禅旨只能靠自证自悟。一旦说出，就不是第一义。而是第二义了。这就叫说出来的不是法，讲出来的的不是禅。善慧大士和他的老师宝志禅师早就给他说过这番道理了，但梁武帝始终难入悟境。达摩见他底蕴不足，慧根太浅，好生失望，只好摇头而去，决然渡江北上。

　　梁武帝也感到话不投机，大为扫兴。他的老师宝志禅师见他闷闷不乐，便问他为了何事。梁武帝只好将他和达摩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宝志禅师一听．顿时一迭连声地说：“此乃千载难逢的禅师矣!陛下却把他放跑啦!”

　　梁武帝也觉得很后悔，要马上派人去把达摩追回来。但宝志禅师阻止了他，说像达摩这样的禅师，就是派全国的人去追也是追不回来的。又说这也是机缘不契，非人力可为也。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梁武帝身上。为求福报而立功，为安帝位而学佛，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慕虚名而不求实际，尚浮华而好事喜功，则更给他带来了人生悲剧、亡国之痛。

　　(六)前人对南唐后主李煜曾作过这样的评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命薄作君王。”这里，不妨套用一下。纵观梁武帝一生，不禁令人叹息：作个和尚真绝代，偏又终恋作君王。

　　我很赞同唐人魏徵对梁武帝所作的评语，他评梁武帝“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终夜不寐，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遣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这是一语中的。

　　梁武帝状貌奇伟，虎目龙颜，天纵奇才，幼而好学，允文允武，六艺皆通。乘齐乱而夺位，治乱世而爱民，都表明他是一个成熟的君王，一个博古通今的皇帝。

　　只是到了晚年，却显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在没有充分的准备时，贸然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当侯景叛乱时，他又显得软弱无能，优柔寡断。

　　江陵有个名叫陆法和的隐士高人，曾聚集上千弟子，把侯景击败了。他想扩大兵力，帮助武帝平息这场叛乱。但武帝怕他势大之后兴风作浪，终不肯答应他的请求。气得陆法和愤然而去，说“贫道!学佛者，尚不希释梵坐处，况人王之位乎”？

　　梁武帝失此良机，任凭侯景猖獗，终致于打到建康台城，威逼武帝。这时粱武帝更显得迂腐，他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叫人将他引就三公榻，想以高官来笼络他。他不知道，这时的侯景岂是“三公榻"能满足得了的？

　　果然，侯景自封为丞相，而且旨在夺位。梁武帝忧愤成疾，徒唤奈何。但他仍然斋戒不衰，念佛不止。这时，他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他在位48年，几近半个世纪，最后却在阵阵悲叹中驾崩于净居殿。

　　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皇帝与和尚的糅合与冲撞而产生的悲剧。

　　皇帝与和尚，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文化人格。两者不是不可以糅合，也不是不可以身兼二任，问题是怎样糅合?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是很难的。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到。
  第十九章  这个女人真不赖

　　○武则天以“唯难养也”的女人身份挤进了由男人独霸的政治舞台，而且她既想当人间的女皇，又想当天国的如来。这是“绝对”的“错位”，但她却取得了绝对的成功。

　　○女皇与女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文化人格，一般是难以身兼二任的。但武则天却以非凡的能耐，将二者整合、统一起来了。

　　非常之人，必有非凡之事。她凭藉皇权与神权的灵威，既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也创造了她个人黄金般的潇洒人生。

　　(一)女人正儿八经地当上了中国皇帝，武则天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与其说是“错位”，不如说是“挑战”，而且她居然成功了。

　　在如何倾心和导化佛教、并将信佛与为政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唐人风范的佛文化人格风采方面，武则天更是一个成熟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占有者。

　　不过，在谈到武则天这方面的问题时，得格外小心，因为沉积在她身上的历史尘埃委实太多太重了，乃至令人很难得见她的本来面目。

　　就是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她已被许多的神话和传说弄得面目全非了。那就索性从佛道二家为她编制的两个优美动人的神话说起吧。

　　传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有一天外出托钵化缘，在路上忽然遇见一群小女孩，正在道边玩堆沙游戏。其中有个小女孩，生得尤为俏丽调皮。她见释迦率领弟子们远远走来时，便用双手从地上捧了一捧沙土，走到释迦的面前，往他钵里一放。然后，笑嘻嘻地望着佛祖。看去既像是开玩笑，同佛祖闹着玩，但又非常虔诚认真，做得煞有其事。

　　佛祖慈眉笑眼，合十于胸，欣然接受她的供养。她才笑着跑去了。待她走后，大弟子舍利弗问佛祖：“世尊，刚才那个小女孩好生无礼，竟把沙土放进你的钵里，你为什么还接受她的供养呢?”其他弟子也很不服气。

　　佛祖告诉他们说：“你们有所不知，这女孩将来因缘成熟之后，即为震旦国(中国)之女王。我今番如不接受她的供养，她将来是会坏我佛教的。我今番接受其供养，是让她种此善根因缘，播下一方福田，待她做了中国女皇之后，便会保护佛法，弘我德威，光照震旦，梵普中华。如是，如是。”

　　有此一段因缘，故尔大唐才推出佛海因果之浪。

　　这是佛家为她推出的善根，只望她结出丰硕的佛果。下面则讲道教为她杜撰的故事。

　　贞观二十一年(647)，即唐太宗去世的三年前，忽然得了一谶，说“唐三世而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太史令李淳风寻问此谶是什么意思，这个道教徒回奏说，依臣据术推算，其兆已成。其人就在陛下宫内，三十年后，当有天下，诛戮唐家子孙。唐太宗很相信道士的话，又爱吃他们的仙药。他当时听了李淳风的话后，就准备将所有姓武的人全部杀光。李淳风劝阻他说，妄遭诛戮，祸及无辜，于国不利。况且此人已在宫内，为陛下之眷属，再过三十年，此女当老，老则心慈，虽有变制易姓，但于陛下子孙并无大碍。今若杀之，复生少壮，那时则更加严毒立仇，则陛下子孙难保矣。又说天命难违，非人力可及，云云。

　　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予追究。但他在自己的内眷中查来查去，只有一个“才人”(没有正式名位的宫妃)姓武，就是被自己戏称为“武媚”的那个特别招他喜欢的漂亮“小妞”。

　　这个“武媚”的父亲叫武士彟，原是太原富商，后助高祖李渊起兵有功，曾为荆州都督。

　　贞观十一年，当她十四岁时，被选进宫中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因她模样长得整齐健美，格外妖艳迷人。年纪虽小。却深谙床上功夫，竟把唐太宗引到飘飘欲仙的神女峰顶。所以唐太宗十分宠爱她，准备封她为贵妃。那知道教徒坏了她的大事，自“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传出现以后，唐太宗就不大理她了。他死后，还传谕将她送到感业寺去当尼姑。一盏青灯，险些伴她花容月貌一生。

　　所以，后来她得势之后，对道教便很不客气。首先削去太上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接着又罢了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明令“贡举人为业，停《老子》”；其次又于载初二年(691)四月，下诏“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这就明显地表现出她崇佛贬道的倾向。

　　但是，崇佛也罢，贬道也罢，这都是来自神话传说的因果报应之谈。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决定的。所以，还得回到历史事实中来，还她以本来面目。(图46)不过，历史终归是胜利者的丰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它始终没有超出正统儒家的范畴。一个被儒家视为“唯难养矣”的女人居然当了皇帝，居然崇拜外来佛教，其形象再好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

　　因此，现在要来谈论她，是相当棘手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公道一些。

　　（二）做女皇不易，一旦投入到争夺皇权的斗争之中时，她便不能不采用非常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因此，她的一切活动，包括崇佛贬道在内，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中心。就此而言，她的崇佛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信仰和追求了，而是她争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此，她将自己打扮成佛的化身，弥勒下世。这一任务是由怀义、法明和菩提留志完成的。《旧唐书》云，载初元年(690)秋七月，僧徒伪撰《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并具体解释为“今神皇(指武则天)王南阎浮提一天下”。这就为她正式称帝造足了舆论。于是同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九是阳数，她选择重阳节登基，正是为了摆脱女性称帝投下的阴影，而体现自己前世是男性的身份。龙飞九五，这就顺理成章了。

　　佛教徒为她登上女皇的宝座，立下了第一大功。其实，这是她利用佛教，为我所用的一次最成功的体现和结果。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她知道不能满足于口头上已有的舆论，不能只依靠僧徒去做手脚，许多事情还得在适当的时候，自己亲自出面、亲自动手才行。

　　首先她想的、是自己得有个吉祥的充满佛光法雨的名字和尊号。名不正言不顺。作为一个普通女子，有无名字倒无所谓，反正当时的社会习俗就是如此，女子无名是常有的事。当初进宫时，只称武氏之女，无名字。后来唐太宗才赏她一个“媚”字，时称“阿媚”。现在当了皇帝了，如果还是“阿媚”的话，那就太不像话了。于是她由日光天子一说，想到日月同体，阴阳合一，如佛之光，当空普照，便欣然取了个“曌”字。

　　这可是没有人想过、见过和做过的，但又有什么要紧呢?她就是要想他人不敢想、见他人不曾见和做他人不敢做的事。不然何以为一代女皇?何以为女中英豪？

　　“媚”者，庄严妙相也； “曌”者，佛光普照也。先“媚”而后“曌”，集菩萨与皇帝于一体，这就是她走过的人生历程，也是她对佛文化人格的追求。

　　因此，在她称帝的十五年中(实际上从高宗麟德元年开始，她就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便相继有过四个尊号，都与佛教术语有关，即都带有“金轮圣神皇帝”的字样(她的第一个夫君唐太宗也曾以金轮圣王自居过)，其中一个还冠以“慈氏越古”的头衔。慈氏者，弥勒之意译也。这是她想说而又不便说的、大多由僧徒和大臣替她说出来的话。

　　但只靠“抬轿子”的人吼还不行，有时还得来个自我肯定。因此，她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便径自宣称了自己当皇帝的来历。她说：“朕曩劫植因，叼承佛记。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

　　佛记，乃佛授记的简称，指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与未来果位的预记。为此，她特在洛阳修建了“佛授记寺”。

　　说来说去，无非是讲皇帝之位是佛的安排，也是她修来的果位，她便是人间的如来弥勒佛。

　　以弥勒佛自居，以菩萨自恃，这是作为成功地利用并占有了佛教、集佛帝于一身的女皇的特权。任何人的反对都是没有用的。只能自取其祸。因为作为女人的心肠虽然是软的，但作为女皇的钢刀却是硬的。正如当今佛学专家金克木在评论武则天时说的：“她是才人，成为尼姑，也可以是皇后，成为皇帝，可以慈悲如佛， 也可以凶狠如魔”。[ZW(]金克木：《呐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06页。[ZW)]既为自己取了“曌”名，同时也为佛祖拈来了一个“■”字符号。这个符号尽管古已有之，但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都译为“德”字，取万德庄严之意。长寿二年(693)，武则天正式加以肯定，以此作为佛的标志，并诏令读音为“万”。从此“■”字符号，从佛祖胸前涌出，得以广为流传。为佛祖作标志，实际上是为她自己贴金。

　　更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为佛门的僧徒信众，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开经偈”文。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ZW(]《中国和尚》，第61页。[ZW)]此偈出自武则天之手，并不是由什么大臣代写出来的。那些头脑冬烘的文臣武将，即使成天口念阿弥陀佛，也难以写就。就是今天的僧尼，大多数人也未必能写出来，讲出来。

　　首句是说，佛法高而深，细而微，奇而妙也；第二句的意思是，经过几百几千几万年，恐怕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奇妙法门了；第三句讲，我现在不仅能见到、读到和领受此佛法，而且还能依此方法去做；最后一句则是说，我现在真正从心底里明白了佛法的真正实在的真谛，于是情愿一心学佛信佛。

　　“开经偈”，顾名思义，是未诵经文以前，随着“炉香乍热，法界蒙熏”时，先念的四句偈文。

　　一般情况下，凡处于这种香雾缭绕、吉祥如云和悠悠诵经的静穆氛围中，只要心诚意洁，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体验到存在于宇宙中的庄严妙相、天地间的万物精灵，至少会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净化与感悟。

　　不要把佛陀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菩萨看得那么高远，乃致使大多数人觉得高不可攀，没有资格去追求。其实，“佛”就是人间的觉者；“悟”就是在“我”中的觉醒，即认识到自我的本体心性。

　　能尽人心即佛心。

　　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如果以佛的慈悲为怀，将佛的智慧贯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话，那么，人格完成之时，即是他成佛之日。

　　这种“文化人”，便不再受任何职业的限制。在家也罢，出家也罢，皇帝也罢，平民也罢，都没有本质的分别，同样都是这种“文化人”。

　　仅此而言，武则天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王”，与其说是为她的皇权注入的佛的灵光神气，不如说是佛陀倡导的“唯我独尊”在她本人身上的显示。

　　“唯我独尊”之“我”，往往被人曲解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其实，这里说的“我”，是佛陀代表众生说的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真理：天上天下哪里有什么赶得上本来的真实之“我”呢?这个“我”，不单是指个体之我，而是泛指人之“自性”、“本我”，即禅师们说的“无位真人”、密宗说的“即身成佛”之我，也是净土宗说的“自性弥陀”之我。实际上，就是“无我”的一种空灵状态。

　　武则天最爱弥勒与弥陀，自谓“慈氏越古”，正如她自诩为“金轮圣王”一样，都是她在虔心学佛的修持中，对人的“自性”、“本我”的一种肯定与张扬。也可说是相信自我、反省自我、回归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自我。

　　“开经偈”，不啻是她的“自性”、“本我”之佛心即人心的自然流露。

　　“慈氏越古”即“唯我独尊”，不啻是她对“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和人格的全面完成。这种实现与完成，同样体现在她的一切佛事活动之中，自然更体现融化在她的政治生活里。

　　武则天究竟度了多少僧人，修了多少寺庙，举行了多少次浩大的佛事活动，实在难以统计了。不过，从史籍上看，到武则天时期，佛教已达到极盛之时。

　　首先是宗派林立，除密宗等个别宗派稍后出现之外，其余的天台、三论、唯识、律宗、华严、净土、禅宗等几大宗派。都有很大的发展。

　　其次是寺院的规模和数量，比隋末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更加精美堂皇。

　　这些都不必去说它了。再多再好，都不可能是她一个人的功德，乃时代之所致也。要解剖她对“我”的人格的完成，还是具体来看一下她对高僧大德的态度。

　　洛阳有个杜道士，眼看道教倒霉了，便弃道从佛，武则天即表示欢迎，将他安排在佛授记寺，还给他取了个法名，曰“玄嶷”。更为特别的是，又赐之以“夏腊”(僧龄)三十年，旨在提高其资历。由道而僧，由僧封腊，这还是第一次。足见武则天花样之多，每每出人意料，不啻是“我”之洒脱，得大自在矣。

　　南天竺沙门达摩流支法师，他是鼎鼎有名的大乘瑜伽系的学者，很早以前就来到中国了。后来他到了东都洛阳，武则天召见他，一听他的名字觉得拗口，便当即替他改为“菩提留志”，并解释说，中国话的意思是“觉爱”，敕住佛授记寺译经。为外来的高僧改名字，这也是少见的。总之，到了武则天那里，别说为外僧改名，就是释迦牟尼来了，说不定像当年那样，也会照样给他一捧沙。佛也好，僧也好，只不过为我所用而已。

　　在推崇什么样的佛教宗派方面，武则天坚持的是两个原则：一是存心和唐太宗、唐高宗对着干；二是取决于有用还是无用。因为唐太宗和唐高宗推崇的是玄奘的唯识宗，她便弃之而不重，而推崇法藏开创的华严宗。更主要的是华严宗倡导的相即相人、圆融无碍、事事无碍的思想，很合乎她的胃口。华严宗认为凡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宇宙万象，互为因果。彼中有此，此中有彼，一即一切，圆融无碍。这就对她现存的统治地位现实价值的全面肯定极为有利，足可以成为她的理论根据。

　　因此，她首先把专攻华严学的法藏提拔起来，先让他参与实叉难陀等人的翻译《华严经》的译经活动。经书译成之后，武则天亲自为之作序。继之则将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号，赐与法藏作法名，并封他为“贤首国师”。故由武则天一手扶持起来的华严宗，又称为“贤首宗”。

　　圣历二年(699)，法藏奉诏在洛阳宫中宣讲华严经。当他讲到“十重玄门”、“六相圆融”时，武则天茫然不解，很难领悟。这也难怪，因为华严宗的哲理思辨性很强，很不容易把握。

　　不过，好在法藏“善巧化诱”。他即以殿前的金狮子为喻。又取镜子十面，放于八方，上下各一，相去丈许，面面相对，当中安一佛像，燃灯一盏，照亮佛像。这样就能从各面镜子中，看到同一个佛像。好比天上的月亮，虽然只有一个，但当它倒映在江河湖泊中的时候，这一个月亮就变幻成千千万万个月亮。

　　武则天终于明白过来了，她说这不就是“一即一切、圆融无碍”么?她想：佛祖就同天上的月亮一样，虽只一个，但幻化在众人心中也就成了许许多多的佛了。难怪佛祖说，人人都可成佛。自己能作人间之王，那更有资格首先成佛了。

　　这样一想，越发感到自己已经成佛了。而且既是东方女皇，又是西方佛祖。但皇帝与佛祖的人格，在许多方面又是抵牾的。要将二者统一起来，不能不进行一番艰难的乃至痛苦的调整，也就是西方哲人说的心灵上的“整合”。

　　于是“魔鬼”(恶)与“天使”(善)的交锋，在她身上出现了。

　　出于皇权的需要，她既可以凌驾于高僧之上，主宰他们的生死存亡，升降荣辱；又可以跪拜于大德之前，口称弟子，表现出宽容与虔诚。

　　证圣元年(695)，当义净法师从天竺取回梵本经文和佛陀舍利(300粒)时，武则天亲往上东门外京郊跪迎佛经舍利人京城，然后奉安在佛授记寺中，后又亲自为之作序。

　　万岁通天年间(696～700)，武则天将禅宗五祖弘忍的三大高徒北宗神秀、嵩岳慧安和资州智诜，先后一一请到京都内道场供养，而且都是亲自迎接，行跪拜之礼，尊为国师，特加钦礼。武则天不耻下问，时时向他们学道。

　　一日，她问神秀禅师： “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神秀说：“秉蕲州东山法门。”武则天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

　　有一天，武则天问慧安禅师：“多大年纪?”慧安说：“不记得了。”武则天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慧安说：“此身有生有死，就像圆环在转动一样，既看不见开头，也看不见结尾。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又何必记什么年纪呢?况且，心如水流，中无间隙，所看到的水泡的生灭，都只不过是虚妄而已。从有意识开始，直到此身毁灭，都是如此。这样看来，还记年岁干什么呢?”武则天听了，似有所悟，忙起身行礼，说国师深谙禅理，好生令人仰慕啊!这使她感到禅师与律师、法师不尽相同，别是一番境界。由此更觉得佛教博大精深，难以穷尽。

　　一日，武则天同神秀、慧安、玄赜等许多著名的禅师在一起谈禅论道，她忽然问他们：诸位大德，和尚有欲望吗?众禅师都说，出家人是没有欲望的，力戒三毒，断绝尘缘。

　　这时，四川资州的智诜掸师却回答说，贫道认为，和尚也有欲望。武则天忙问，为什么也有欲望呢?智诜说：“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巴蜀禅灯录》)武则天听了大为赞赏，连声道好，说和尚也是人，圣人也是人，都是有欲望的。她把自己也摆进去了，人人都是生而有欲的。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岂页 说过，佛也是不断绝性恶欲望的。和尚也不能断绝人间烟火，只能在红尘中勘破红尘，在“我”中觉醒。

　　从此，武则天更加敬重智诜禅师，怎奈智诜一再要求回四川资州德纯寺，武则天只好尊重他的选择，临走时赐新译的《华严经》一部、弥勒绣像一幅、幡花无数，还将从惠能那里召来的那件作为传灯信物的祖传袈裟，也赐给了智诜禅师。她说：“惠能禅师不来，此代袈裟亦奉和尚，将归故乡永为供养。”(《历代法宝记》)这些事散见于《五灯会元》和《历代法宝记》等典籍之中，虽然不那么可信，但也多少能说明武则天对高僧大德的虔诚与仰慕。尤其是不惜以天子之尊，而居然有勇气向和尚行跪拜之礼，这是其他皇帝怎么也做不到的。

　　许多皇帝不仅不拜和尚，反而要和尚向自己磕头。能够做到沙门不拜王者的，就已经不错了。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还要进一步拜倒在和尚的僧袍之下，袒露自己的虔诚。这同她凌驾于僧侣之上的傲然神态，恰又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傲慢与屈服，仅一纸之隔而已。比起她调服心中的“魔鬼”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武则天和薛怀义等所谓“面首”的问题了。尽管手中的笔显得更加沉重，也很难说清楚，我原打算不提也罢，但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因为这恰是武则天作为佛文化人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核心部位，也是她“天使”与“魔鬼”交锋的战场，更是她集菩萨与女皇于一身的融会点。

　　那就对准这个部位切入、开刀吧。

　　(四)美就在丑的旁边，善就在恶的面前。

　　几千年前的老子早就说过了。“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应诺与呵声．，美好与丑恶，相去并非遥远，而仅一步之遥也。

　　西方人柏格森的“帷幕论”、丹纳的“隐形人”、弗洛伊德的“本我说”、荣格的“人格面具”等等，都揭示出，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块非常隐秘的小天地，那里正是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即天使与魔鬼交锋的战场。

　　荣格说：“要是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我就必须也有阴暗的一面。”他断言：“阴暗也是光明的一部分。假如魔鬼离开了我，天使也会离我而去。”

　　自以为美者，说不定恰恰是丑；自悟为丑者，可能正意味着美。

　　一休和尚说得好，“没有魔界，就不会有佛界”，他说“佛界易入，魔界难进” 日本禅文学人师、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川端康成好生喜欢一休和尚的这句偈言，他说我深为这一偈言所吸引，真可渭大获我心矣。

　　是呵，要进天堂，得先下地狱，要入佛界，得敢入魔界，而且入佛界易，进魔界难。

　　武则天在这方面，则更是难上加难。

　　当有人把一个市井之徒但又能满足女人性欲的忄票 悍男子推在她的面前时，她该怎么办呢?一个男性皇帝，可以堂而皇之地拥有三宫六院，肆无忌惮地蹂躏任何一个他想占有的女人，而且名正言顺，活该他享乐一番。

　　一个女性皇帝也能占有任何一个她想玩乐的男人吗?也许千金公主、安乐公主能，但作为女皇的武则天，尤其是作为满身散发着佛光禅影的女菩萨武则天，她能无所顾忌吗?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何况她也是女人，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何况面前站着的听说是床上健将的彪悍男子，她不会不怦然心动。

　　然而，她的全身毕竟沐浴在法雨禅风之中，她毕竟是普天之下唯一的也是难得的女皇。这江山来之不易呀！她已经花去了高昂的代价，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如果因此而葬送了锦绣前程，岂不可惜?千年修行的道行，一旦毁于片刻的欢娱之中，是否值得?何况人言可畏，足以置人于死地。传统之见，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对此，即使是一手遮天的女皇，也不能不考虑三分。如果仅是女皇身份倒也罢了，要干就干，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但偏又想当女菩萨，如果这样做，别说是他人的流言蜚语，就是自己内心也会不安，老佛爷恐怕更会降罪的。除非有个能够镇住一切的充足理由……天无绝人之路，由头总会有的。不知是别人替她出的主意呢，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反正在她的龙案上出现了一本《维摩诘经》，在以下一段话的旁边用朱笔圈了出来。“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这是说，菩萨为了教化众生，不时化作淫女出现行化，但说得太抽象了，不久，龙案上又出现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四部毗那夜迦法》，经中叙述了一个动听的故事：大意为，“观世什音菩萨大悲熏心，以慈善根力化为毗那夜迦身，往欢喜王所，于时彼王见此妇女．欲心炽盛，欲融彼那夜迦女，而抱其身。于是，障女形不肯受之，彼那王即优作敬。于是彼女言，我虽是障女，自昔以来，能忧佛教，得袈裟．汝若实欲触我者，可随我教，即如我至尽未来世，能为护法不?可从我护诸行人，莫作障碍不?又依我已后莫作毒心不耶?汝受如如敬者，为我亲友。时毗那夜言我依缘今值汝等，从今已后，随汝等语，守护法。于是毗那仪迦女含笑，而相抱时彼作欢喜言。……”原来观音菩萨为了教众生，早已有过化作淫女，以欲制欲，令入佛智的事了。

　　这倒不失为一种理由，观音如此，何不效之?就这样，武则天这个女菩萨欣然接受了薛怀义的以身供养，正如诸天女“以爱染事，奉事于如来”一样，武则天则俨然像观音菩萨那样以欲制欲，“虽染而清静”，将一个市井之徒化导为一个和尚，皈依佛门了。

　　这不但不是胡搞，而且是一件佛门功德。她也像维摩诘居士那样，似已达到了佛的境地，而深谙佛法禅理。她以女皇和菩萨集于一身而这样做，不仅不是堕落，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牺牲。

　　就这样，武则天“仰止唯佛陀”，展露出自己的“人格”风采。

　　这也许是仅以武则天个人私生活腐化堕落者的眼光，难以见到的人格吧?(五)不过，在武则天亲迎佛骨舍利和举行盂兰盆会等佛事活动中，则更容易看到她的这种人格风采。

　　显庆四年(659)九月，当时武则天虽然还未当上女皇，仅仅是皇后，但做皇后已达四年之久了。她几乎早已把遇事优柔寡断、性情懦弱的丈夫唐高宗李治架空了。

　　当智琮和弘静两位法师奉诏入宫，谈起阿育王塔的故事时，两位法师说，塔已年久失修，须假弘护。又不知虚实，只听说内有佛骨舍利，每三十年出现一次感应，今期将满，可否请皇上开示一次，云云。

　　唐高宗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回宫与武后商议。武后一听，当即拍板，说理当如此，何必婆婆妈妈。于是在当年十月五日，智琮法师诸人便人塔内，精修七日，果得佛骨舍利。形如小指，骨长一寸二分，内孔方正，下平上圆，内外光洁。这时，佛光显现，祥云凝结，万人仰观，齐声念佛。

　　其时，皇帝皇后正在东都洛阳，欣闻奏报福音之后，立即下诏将佛骨舍利送往东都供养。这时正值显庆五年(660)阳春三月，舍利从长安法门寺起送之日起，沿途出示行道，人人争看圣骨，纷纷敬拜真佛。旗幡宝辇，乐队百戏，僧尼众俗，沿途官民，堆山塞海，好不隆重。

　　终于将舍利请到东都，皇帝皇后率文武百官，大礼迎接入宫。武后特施她的所寝之衣帐，又舍衣物布绢一千匹，还专“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缕穷奇”。直到龙朔二年(662)，才将舍利送回法门寺塔中。

　　这次迎佛骨的时间最长，规模也是最大的一次。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当了女皇之后，她又再次迎请佛骨。舍利进京时，“万众焚香，千官拜庆”。人们竟相施舍，“顶缸指炬者予先，舍财投宝者耻后”。文武百官出城接迎，武则天在宫内“身心护净，头面尽虔，清法藏捧持，普为善祷”。这又是一次空前盛况。

　　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中珍藏的唐代文物，大多是当年武则天时留下的稀世珍宝。不用说它已形成以佛教为中心的一种丰厚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武则天的佛文化的人格风采。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盂兰盆会。

　　这是根据《佛说盂兰经》而在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超度历代宗亲的一种佛教仪式。“盂兰”者，“救倒悬器”也。意为“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佛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名盆也”。

　　梁武帝时，根据《佛说盂兰盆经》和结合儒家孝道，开创了这种佛教仪式。自此以后，遂成风俗。历代帝王和百姓，无不举行。

　　到了唐代则更为风行，凡“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寺、慈恩寺……每年均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法苑珠林》)。实际上已形成一种盛大的法会和庙会。

　　武则天对此风俗非常重视。这年，她“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紞纩塞耳”，官员们“穆穆然南面以观”，再拜稽首而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盂兰盆赋》)这种迎请舍利和盂兰盆会之类的佛事活动，虽为皇家僧侣的佛教活动，但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民间性。佛教一旦从皇家走向民间，从上层深入到下层，便意味着佛教文化的日趋成熟。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武则天个人的人格力量，自然也日趋成熟，影响加大。而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莫不过于她对佛像的建造。

　　(六)咸亨三年(672)初，已当了十七年皇后的武则天，思慎良久，这才作出决定，在龙门雕石造像，塑一尊卢舍那佛。唐高宗自然照例是无可无不可，只能由她了。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

　　整个浩大工程，主要由善导禅师负责检校，法海寺主惠法师和大使司农寺卿韦机等人参与主建。

　　主像卢舍那佛高逾17米，是按“日月般圣洁慈悲”的理想模式来雕刻的。其造型似已摆脱了印度佛像的那种马土罗和犍陀罗的风格，一变而为汉地的唐人风范：形体健美，气度豪迈，睿智深沉，自信放达，平静幽邃。其特点是面如满月，眉长眼大，鼻高额宽，略显丰腴。尤其是她那“日月般的圣洁慈悲”的神态，使人油然联想到武则天的名字“曌”的内涵。(图47)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设计者有意为之，抑或是受了某种暗示，我在另一文中已有所涉，这里不再重复。(参见《龙门卢舍那佛的秘密》)只想补充说明的是，不管是不是按武则天的形象来雕刻的，但有一点却是造像的通例。凡是出钱造像的人，有权决定造什么佛像和什么形状的佛像，最后都要以“供养人”的身份直接出现在佛像的下边，或者作“造像题记”加以说明。

　　还有，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造像来看，早有佛像“形同帝身”的特点。如北魏文成帝为了纪念他前面的五位先皇，便不惜财力下诏雕刻佛像，并指明佛像一定要“形同帝身”。因此，佛像凿成之后，人们一看，像的脸上和脚下，都有黑石，就像帝身的黑痣一样。一望而知，这是魏文成帝的先皇。正如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中的那一尊麻子罗汉一样，人们一看便知是康熙大帝。因为他有恩于宝光寺，所以和尚为报答他，便将他请进罗汉堂供养。

　　谁有恩于佛，谁出钱塑佛，谁就有资格进入佛坛。

　　避开政治因素不谈，武则天既然出了二万贯脂粉钱，造像者把佛像塑造成她的模样，想来也错不到那里去。报答也好，讨好也好，也不碍事。就是武则天本人授意也罢，暗示也罢，也是情理中的事。何必要找出什么“依据”，也谈不上什么“纠谬”不“纠谬”。至于唐高宗愿意不愿意将他的老婆拿去“充当造像原型”，事实上，当时也由不得他了。

　　这些都不必去说了。

　　重要的是造像本身，而今一年四季，到龙门石窟瞻仰卢舍那佛的海内外游人，络绎不绝，绵绵不断。当成千成万的游人仰望着举世罕见的卢舍那佛像时，谁都会被她那震撼心灵的无穷魅力所吸引，谁都会被她那神秘的微笑和超然的气质所感染。

　　美是无法抗拒的。

　　佛是无法疏离的。

　　每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以佛的智慧为旨圭，将佛道融于生活之中，造就一颗“平常心”，便可即人成佛。

　　凡圣同一，僧俗不二，即心是佛，佛我一体，了然无别。一即一切，圆融无碍。

　　武则天之前的梁武帝萧衍，又想当皇帝，又想当和尚，但又不时妄起分别，将二者对立起来，且又不切实际，食古不化，不能将二者融会贯通，所以造成人格分裂，终归于一败。

　　武则天却将人与佛，乃至山河大地，融合为一，把皇帝与菩萨融于一身，力求一即一切，圆融无碍，事事无碍。“我”(皇帝)就是佛，佛就是我。天大地大，我也大，唯我独尊，直下承当。因此，她塑造的是一个具有唐人风范的成熟的人格。

　　在卢舍那佛神秘微笑背后，蕴含的正是一个唐人成熟的人格风采。

　　她是佛，也是人，不屈服于命运的女强人，但从一个女皇来看,她又是一个凶悍的暴君。

　　(七)说到这里，不能不对武则天礼佛作个总的透视。

　　中国佛教演变到武则天的时代，已经彻底地中国化了。这个转化主要是通过中国禅宗大师和中国士大夫们的努力而完成的，同时也靠历代皇帝的支持而得以伸展和实现.

　　这样，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便出现了。

　　按照佛法的宗旨，有三个基本精神：一是“菩提大愿”、即佛的最大愿望，不仅是自己觉悟成佛，且且还要普度众生。二是“方便多门”，即学佛者不一定非要出家不可，在家也行。只要心诚意洁，随处都可成佛得道。三是“历劫修行”，即佛为世间之法，在人生中勘破人生，在生死中勘破生死。治世御侮，济乱扶危，行正却邪，皆为菩萨之所能事和义务。

　　这样．皇帝皇后可以礼佛，文人士大夫们也可以崇佛，土农王商等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敬佛，而且治世御侮，济乱扶危和去邪持正，都无不可，皆得其用。

　　于是，在中国礼佛、崇佛和敬佛的大潮里，便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和世俗的色彩。

　　作为文人士大夫和芸芸众生而言，他们求佛的目的无非是求福、求财、求官、求寿、求宁……很少有人是因出于信仰的认同而去求佛拜菩萨的。

　　作为皇帝而言，他们礼佛的目的，则更为明显，十之八九是为了玩弄“君权神授”的把戏。无非是为了在他们的衮龙袍上再增添一道佛的灵光，以便强化其江山社稷而已。

　　菩萨一旦与功利结合，菩萨势必会露出世俗之相和实惠之风，而凡夫俗子也就沾上佛的灵光了。

　　佛祖一旦与皇权交易，佛门也就近乎于衙门，皇帝也就套上佛的光圈了。

　　就此而言，武则天礼佛与历代皇帝礼佛，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有两点，是其他皇帝望尘莫及的。

　　一是她在完成了由“女性”向“男性”的转化之后，又将“女皇”与“弥勒”融为一体，从此不再妄加分别，而视“我”为“佛”，且“唯我独尊”。

　　世界、佛祖、自我。

　　江山、臣民、佛法。

　　这，都融为一体，集于一身。她，正是以弥勒的化身、女皇的身份而君临天下的。以佛济世，普度众生；以法治国，去邪扶正，皆为佛祖之所有事和应有义。这里，大唐江山也就是佛国天地，女皇陛下也就是弥勒菩萨，臣民百姓也就是佛门弟子。这一切都是和谐一致的。

　　另外一点，从她本人来看，她追求和完成的是一种国格、神格和人格的统一。

　　人是宇宙的精灵，她就是一个宇宙的精灵。她追求的是生命力的放射与拓展，她追求的是人格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成。

　　人要善于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潜能智慧的突破口，要善于找到最能释放自己生命的放射力。而武则天找到了——这就是女皇与弥勒的高度统一。她凭藉皇权与神权的灵威，既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又创造了她个人黄金般的潇洒人生。
  第二十章  是谁把他逼上断头台

　　○所谓“错位”，就是脱离了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从天真幼童到一国之君，从一国之君到亡国之奴，从亡国之奴到佛国之僧，从佛国之僧到含冤而死，一再错位，反复折腾。而这一切都不是他的过错，他完全是个受害者、牺牲品。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宋恭帝赵显确乎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君王的无奈与悲哀。

　　○人们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有时到底走什么样的路，也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掌控的。宋恭帝赵显的人生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一个四岁未满的懵懂幼儿，糊里糊涂地就被大人抱上金銮殿做了皇帝，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当皇帝就当皇帝吧，但刚登大宝就做了亡国之君，事实上他正是应亡国之运而出炉的，这不能不说是又一次严重的“错位”；当亡国奴也罢，但他又被人逼去做了西藏的和尚，显然这又是一次更离奇的“脱轨”；做和尚也罢，但偏又被人暗害而含冤死去，直到生命结束时，依然是“错位”。

　　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七月，赵禥在国家飘摇动荡中度过了他荒淫腐朽的一生而撒手西归了，给赵氏皇室留下的则是孤儿寡母，即国破家亡的残局。

　　首先面临的是，由谁出面来接老皇帝的班。当时有三个候选人，一是俞修容所生的赵禺；二是杨淑妃所生的赵昰；三是全皇后所生的赵显。他虽然是皇后生的正宗传人，但年仅四岁，所以群臣都认为他年龄太小，不如立大的一个。

　　但贾似道却不赞成，心想年幼的才好控制，所以他主张立赵显为皇帝，理由是他是嫡子。谢太后也同意贾似道的看法，就这样将懵懵懂懂的赵显抱上了皇位（图48）。他做了皇帝却还不知自己就是一统江山的大宋天子，事实上真正的天子则是奸臣贾似道，即久享盛名的“蟋蟀宰相”。

　　当蒙古军队已经打到家门口时，一向主张议和的贾似道，才假装出兵迎敌。刚一交战，他就大败而回，仓惶逃窜。时人以诗讽刺他说：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

　　寄语满朝谀妄者，周公今变作周婆。[ZW(]《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87页。[ZW)]度宗曾尊贾似道为“师臣”，大臣则称他是“周公”。想不到这位“周公”，是如此不堪一击。鱼港大败之后，朝野上下都呼吁应处死贾似道，但谢太后耳软，仅将他贬官赶出京城。不过，当他行至漳州木绵庵时，终被监送他的官员郑虎臣杀掉了。但杀得太迟了，奸臣之死并不能挽救南宋行将灭亡的命运。而这一切，四岁的小皇帝根本一无所知，他正躺在母后的怀里撒娇呢。他更不知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大小官员和城中百姓，正作鸟兽散，纷纷逃离都城临安。

　　这时，偌大的朝堂之内，只有6名官员勉强地呆在那里。谢太后一看，不无伤感地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ZW(]《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88页。[ZW)]然而，骂有何用？哭有何用呢？（图49）不过，还是有人肯站出来收拾残局。他就是临危受命，刚上任的右丞相文天祥。所谓收拾残局，也不过是由代表朝廷去与伯颜办理投降手续而已。

　　德佑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晚上，谢太后和御史官员拿出国玺，写好降表，准备次日派陈宜中等人送去元营。这便是诗家们说的：大臣写好投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不料，当夜陈宜中又逃回温州去了。次日，只好由文天祥等人到元营去与伯颜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文天祥见了伯颜，并不承认是来投降的。他说讲和一事，那是前宰相经手的，我一概不知。现在太皇太后派我做宰相，我不敢拜，特先来军前商量。

　　接着，他问伯颜：本朝并列为国呢，还是要灭其社稷？

　　因为当初忽必烈下令攻宋发布诏书时，并没有说要吞并宋朝。所以伯颜只好回答说，皇上有话，早已讲得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说，既然如此，那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请你把军队退到平江或嘉兴，以便从长计议。

　　伯颜一听，心想这哪里是来投降，分明是来下战书的。于是恼怒之下，便将文天祥软禁起来，准备带往北方，再设法软化这块硬骨头。

　　文天祥被扣留了（图50），即由贾余庆代为宰相，将正式降表签署后送往元营，这样投降即成事实。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

　　（二）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前呼后拥地入主临安。小皇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从大人愁眉苦脸的表情上，感到这绝非好事。因此吓得躲在老祖母的身后不敢哼声，只得由谢太后代他宣布正式退位。也就是说，从此他就再也不是皇帝了，临安也再也不是南宋的都城了。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想当年北宋灭亡时,也与今日南宋灭亡时的情境非常相似，几乎如出一辙。更奇怪的是，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宋室江山一样，仿佛是历史的一次轮回，现在元人又从南宋孤儿寡母的手中夺去宋室江山。

　　因此，诗家讥讽说：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ZW(]《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85页。[ZW)]到底是谁欺谁，谁胜谁，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如此周而复始，也许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是年春天，赵显一行被掳北上。当时谢太后身染重病，不能同行。赵显只得同他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哭哭啼啼地踏上前往大都的艰苦旅程。

　　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是非常凄凉的。随行的诗人汪元量在《北征》中写道：三宫锦帆张，粉阵吹鸾笙。

　　遗氓拜路旁，号哭皆失声。

　　这年是闰三月，足足走了四十多天，直到三月底才好不容易抵达北平。但因为忽必烈还在上都，只好又启程到上都去朝拜忽必烈。又走了一个月 ，这才到了蒙古草原。朝拜后不久，又被迁回北平（当时叫大都）。

　　忽必烈十分清楚，赵显虽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尽管已不再是一国之君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他毕竟是一面旗帜，一个可以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何况南方尚未平定，反元的力量还很强大。于是他不能不对赵显优礼有加，封他为瀛国公、检校司徒。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妥善安置。而且，他还想利用这个“正统”小人物来招徕那些尚未归顺的南宋遗民。

　　这时，经过捉而后逃，逃而后捉的文天祥，也被押到大都关在监牢里。京城里已有人上匿名信，说要为“文丞相”起兵反元。这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忽必烈一心想招降文天祥，叫他做元朝的宰相。但文天祥断然拒绝，决心做一个死也不降的硬汉。正如他在被押往北上途中说的：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ZW(]沈起炜：《文天祥》，中华书局，1962年7月版，第107页。[ZW)]忽必烈很快就读到这首诗，（图51）他很敬佩文天祥的为人，也越发想说服他为大元效力，怎奈文天祥死也不肯。因此他便派赵显去说服他，心想你不是忠君嘛，那“小皇帝”的话你听不听呢？

　　赵显奉命来到拘押文天祥的地方，一看到文天祥，竟然忘了忽必烈吩咐给他的话，只说文丞相怎么也来了呢？

　　文天祥看到年仅8岁的“先皇”，呼叫自己是文丞相，说明在他年幼的心灵里还留有故国不堪回首的一些印象。心想昔日互为君臣，今日却同为阶下囚。一时悲上心来，从不轻弹眼泪的伟伟丈夫，今日却痛哭流涕，抽泣不止。同时也知道“先皇”此来的用意，他是迫不得已奉命来劝降的。因此，他跪倒在地，只说我永远是大宋的丞相，圣驾请回罢。

　　赵显只得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只好回去，如实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这才彻底打消了劝降文天祥的念头。为防不测，他便下令在柴市口（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另一处刑场则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处决了文天祥。

　　临刑前，他问近前的百姓，那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给他看了，他从容地向南拜了两拜，然后引颈受刑，横刀向天而笑，壮烈牺牲。

　　忽必烈收拾了文天祥，又来对付“赵官家”。

　　（三）南宋虽然早已灭亡了，但南方的抗元运动仍然此起彼伏，与日俱增。正如当时地方官上奏说的：“江南归附十载，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

　　再看赵显和他的眷属，表面看去虽然老实，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而生。他的两个妃子，陈氏与朱氏相继上吊自杀。两个宫女也随主而共赴黄泉。在朱氏的衣服中留有一诗说：既不辱国，幸免辱身。

　　世食宋禄，羞为此臣。

　　妾辈之死，守于一贞。

　　忠臣孝子，期以自新。[ZW(]《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91页。[ZW)]此诗既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死不屈的意志，也表达了以自己之死来唤起宋室“忠臣孝子”图强自新的希望。

　　赵显读后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发誓要报仇雪恨。忽必烈知道后，把他唤去大骂一顿，又劝他安分守己，不然就不客气了。

　　为了以防万一，忽必烈又派人将赵显押回开平，牢牢地锁在草原的高墙深院之中，限制了他的自由行动。但犹不放心，又叫他去学佛。

　　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天，忽必烈突然颁布诏令，要赵显到荒远的吐蕃去出家为僧，从此遁入空门，不得涉足红尘半步。

　　这时，赵显刚满18岁。他接到诏令后，大惑不解。认为我已经归顺元朝了，为什么还要赶他到荒漠去当和尚？他要去质问忽必烈，但被元官挡住了，说不必了，你即日启程吧，别自找麻烦。

　　来到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赵显只得乖乖地去吐蕃学佛。临行时，忽必烈又赐他“钞百锭”，还说一子出家，全家成佛。即使有再大的烦恼孽障，也会在青灯古佛的禅空圈里，得到解脱。据说他的母亲全氏，也被勒令出家为尼。从此天隔一方，骨肉分离，再也不得团圆了。

　　吐蕃并不在新疆，而在西藏，19岁赵显到吐蕃后，即正式在西藏喇嘛庙里出家，法名为“合尊”，是剃度师为他取的法号。

　　他先潜心学习藏文，了解当地藏民的风俗，然后开始精研佛法，剖析密宗，又参悟禅宗。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不到数年，他就崭露头角，不仅成为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而且成了萨迦大寺的总持。

　　后来，他又翻译了《因明人正理论》和《百法明门论》等。除此还四处讲经，八方布道，成为当时西藏著名的佛学大师，他自己也自称是“大汉出家的僧人合尊法宝”

　　他在云游之际，曾写了一首小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ZW(]《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92页。[ZW)]此诗可能受了贯休和尚《陈情献蜀帝》一诗的影响，特别是后两句，显然是从贯休诗“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中化出来的。

　　所谓“郭隗台”，出自燕昭王的典故。说燕昭王即位之后，为报齐国破燕之仇，便命郭隗广招有识之士，准备讨伐齐国。为此，特筑黄金台以招揽人才。果然人才纷至沓来，终于打败了齐国，直抵临淄，取尽齐宝。

　　当时贯休尽管已是老态龙钟的和尚了，但还是不辞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赶来投奔前蜀主王建。所以他在诗中说“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王建看了大为赞赏，称他为“得得来”和尚。

　　也许是巧合，赵显和尚写这首诗时，正好也是老态龙钟的垂垂僧人，也称他自己是“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难怪元英宗读了此诗后，认为赵显分明是在“讽动江南人心”，旨在煽动汉人造反。因此将他赐死于河西。

　　当然也有学人认为赵显是在至治三年（1323）四月，平静而死的。理由是“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一语，被人误读了。因为“赐瀛国公”是独立成词的，这是他的封号。后面应是“合尊死于河西”，可见不是被赐死的。

　　其实，“瀛国公”是忽必烈赐给赵显的封号，“合尊”则是剃度师为他取的法号。在这里，两个号是并列词组，都是指赵显而言的。它们是动词“赐”的宾语，“死于河西”，则是补语。全句的意思是说，元英宗将赵显赐死于河西。再说了，封号为忽必烈所赐，既然老祖宗早就赐了，元英宗何必又来赐呢？至于法号，那是剃度师取的，元英宗凭什么再来多此一举呢？况且他也没有资格替和尚取法号。

　　此外，还有藏族史家记载，说赵显被杀后，“注血成乳”。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说凡是好人含冤而死之后，死者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

　　赵显被杀后所流的血，恰是白色的。所以藏民认为他是含冤而死的，也就是被元英宗害死的。可见，藏民对赵显之死，是非常同情的。

　　赵显的确值得人民的同情与惋惜，他在大厦将倾时和天真烂漫的童年中登基，不久就成为亡国之君。再一错位，又成了荒原中的苦行僧。但最后连当苦行僧也不能，还要被人害死异乡。

　　清顺治皇帝曾感叹他“为何落在帝王家”（一说是康熙说的），赵显可能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吧！

　　其实，这恰是君王的无奈与悲哀。
  第二十一章  朕乃西方一衲子 如何落入帝王家

　　○想当和尚的顺治皇帝，在大清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但他却是一个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人”的一代君王。

　　○以前在解读历史时，往往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看不见鲜活的人。因此，现在应当“把人性还原于历史”。

　　皇帝也是人，自然也有人的属性。

　　(一)宁肯放弃帝位而主动出家修行的，在国外大有人在，但在中国不愿当皇帝而出家做和尚的则鲜见。即使有，如南宋的恭帝赵显和明代的建文帝朱允炆，也非出自本心。当然也有不想当皇帝而想出家修行的，如梁武帝萧衍，闹着非要出家为僧不可，但最终都不能如愿以偿，还是当他的“和尚皇帝”。

　　清世祖福临，也步梁武帝的后尘，一度闹着不肯为帝，非出家为僧不可，但仍然未果，徒演了一场闹剧。福临苦于出家不成，只好悲怆感叹一番：“朕乃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但也有人说，这是康熙游金山寺时写的。不过，从康熙对佛教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故从此说，为顺治所写。

　　皇帝与和尚，是截然不同的地位。

　　入世与出世，系人生不同的选择。

　　政治与佛教，乃人类不同的信仰。

　　在家与出家，是追求不同的境界。

　　清世祖福临(年号顺治，一般称顺治帝)，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不算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帝；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帝；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帝，但他却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出“人”的品性与特点，所以宁肯呼之为“福临”。

　　这位少年天子，虽然龙体欠佳，多愁善感，且感情脆弱，但他却敢于突破皇门清规戒律，超越自己而大胆追求。尽管一度自我失落，行为扭曲，乃至人格分裂，最终却实现了自我回归，自我定位。即使不那么彻底，他在走向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驿站时，却在荼毗涅槃中获得了解脱与飞升。因此，他格外引人关注，令人幽思，也分外使人同情和理解。

　　就此而言，福临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又是最有影响、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现在，不妨就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中去吧。

　　（二）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不久，皇太极病故，大权即落到了摄政王多尔衮手里。

　　当初，努尔哈赤临终时，曾指定由他器重的多尔衮作继承人，但他当时才15岁，结果被八阿哥皇太极以武力夺去了继承权。现在他死了，当然就轮到了多尔衮。可是，文武大臣不赞成，大多持反对态度。为避免内乱，多尔衮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而在皇太极的儿子中挑出一个年幼的来继承皇位。

　　这就是6岁的福临，史称顺治皇帝。其母即封为孝庄皇太后，其皇叔多尔衮则为摄政王，掌管朝政。事实上，大权则落在他的手中了。

　　清军占领了北京后，多尔衮即宣布定都北京，并派人立即将小皇帝福临接到北京来。从此，作为一度偏居东北的小朝廷，一下便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王朝。而皇帝却是一个少年天子，一切都由皇叔多尔衮说了才算数。他感到很压抑，觉得这个皇帝也当得太窝囊了，但又无可奈何，只有等待发泄的机会。

　　顺治八年(1651)，也就是福临14岁的时候，39岁的皇叔多尔衮终于死了。二月十二日，福临开始亲政。他亲政后不到十日，就追究多尔衮的罪状，取消了摄政王最后的法令，免去了他的爵位，又将他掌管的正白旗收归到的自己名下，还将原依附于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全部贬职、革职或者处死。这一下，福临总算出了一口气，发泄了积压在心中的愤懑情绪。

　　这一些举动，对刚刚亲政才几天，年仅14岁的少年天子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决策。因为，他要清算的多尔衮，不仅是羽翼丰满、炙手可热的摄政王，而且是扶他上台的皇叔，也是与他母亲关系较为暧昧的“情侣”。现在要清算他的罪行，必然会碰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他还是果断地作出了这一决定，而且基本上获得了成功。足见，这位少年天子是有胆有识、敢于碰硬的人。

　　但不久，他却碰到了麻烦。这一次，是来自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压力。

　　皇太后见儿子如此对待多尔衮，本来就颇有微词。后来又见儿子焚其尸骨，杀害了不少曾追随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她便感到儿子太过分了。由于她与多尔衮的暧昧关系，她又不便明言，只把不满情绪埋在心里。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她抛开了母子之间的幽怨，没有和儿子计较多尔衮的事情。

　　可是在立谁为皇后的问题上，她却表现得非常的固执与果断。她要儿子立自己的亲侄孙女为正宫娘娘，儿子偏又不喜欢这个女人。于是，一场立谁为后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开始，双方谁也不让步。后来，皇太后出奇固执而又果断宣称：你才亲政多久，就把额娘抛在脑后，置之不理，难道这就是你的孝顺吗?我不能什么事都由着你，立皇后的事就这么决定啦!去办你的事吧!就这样，一锤定音，绝无更改。

　　对母后一向有着深厚情感的儿子，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感情又脆弱，所以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同意了母后的决定，把那个他根本不感兴趣的女人立为皇后。

　　当然，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相反，在少年天子的心中，反倒平添了一层阴影，埋下了影响他后来人生道路的火种。

　　福临在19岁的那一年，也正是他处于爱情危机、内心十分焦躁的时候，与皇后、佟妃不同的另一个女人，无端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这个女人，就是后来最受福临宠爱的董妃（即董鄂妃）。据传说此人是江南秦淮名妓董小宛，她美貌绝伦，与江南名士冒辟疆相好，后被清兵掳去，弄进皇宫，即为顺治帝看中，封为贵妃，倍受宠爱，云云。

　　其实，这都是讹传。真正的董妃不是别人，而是福临的弟媳。福临有个弟弟，名叫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子，封为襄亲王。董氏原是清内臣鄂硕的女儿，后嫁给了博穆博果尔。

　　一日，福临偶然见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二八佳人，顿时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其时，福临已将皇后废为静妃，断绝与她往来，只和佟妃相处。佟妃刚生了三皇子，即后来的康熙帝玄烨。福临对宫廷生活不无厌恶，太监们便引诱他去宫外寻乐，福临也借放纵的淫逸生活来排解心中的烦闷。但自从见了董氏以后，就不再去宫外鬼混了，一心想和她呆在一起。

　　那董氏刚满16岁(比福临小两岁)，新婚不久，出落得光艳照人，十分俊俏，真可谓人见人爱，压倒群芳。福临见到她时，竟忘了天子之尊，而久久地凝视着她。那董氏娇羞不已，忙含笑而去。但临去时，又回眸一望，福临一看，不禁想起《西厢记》里张生见到莺莺时唱的那句绝妙好词： “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从此，他便想方设法与董氏幽会，并很快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史称“火热爱恋”。

　　火热中的恋人是不管周围人们的反应的。有一天，福临在与几个和尚打斗禅机时，他竟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话头”，要老和尚“下一转语”。老和尚说：“不是山僧境界。”福临见他推却不语，又问另一个叫天岸的中年和尚：“天岸何如?”

　　天岸说：“不风流处亦风流。”[ZW(]《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2页。[ZW)]福临听了，大笑不止。这是后话。且说当福临与董氏火热爱恋时，董氏的丈夫很快就知道了。他不敢指责皇兄的非礼之举，只好申斥夫人行为不端。

　　不料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回敬他说，你有本事怎不找你皇帝哥哥说去?而且很快就将她丈夫的言行告诉了她的情人——当今皇上。

　　福临一听，立刻传旨，将弟弟叫来，二话不说，当堂便打了他几个“怪异”的耳光。然后叫他“安分”一点，别自找麻烦。

　　其弟哪能受得这种窝囊气，据说终因悲愤而死。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说是被人暗杀。总之，他很快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拆除了爱河中的阻碍，二人的幽会就方便多了，也更勤了，但新的障碍又来了。

　　皇太后对此早有耳闻，她权当没听见。但董氏的丈夫不明不白地死了，大臣们议论纷纷，继之又是已废皇后静妃来告状，说皇上与董氏成天泡在一起。皇太后这才把福临传去，问他果有此事?福临始为搪塞，后来推脱不了，这才大胆说，又怎么样?皇太后斥道，“你身为天子，难道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太宗实录》明谕：禁止婚娶继母伯母婶母嫂弟妇侄妇，难道你要明知故犯不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祖宗订下的天条，既是家法，又是国法。身为一国之君，怎好违犯?于是，福临立即将内大臣伯索尼传来，问他有无变通之法。

　　伯索尼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年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妾就分从其子豪格及岳托；第十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就给了他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了，多尔衮又与阿济格各纳其福晋一人。至于……”

　　至于太宗皇太极死后，庄妃(即福临的生母，如今的皇太后)暗中与多尔衮来往的事，伯索尼不便明说，只作了一些暗示。

　　福临自然心中有数，也不便多问。只说既有先皇明谕，事情就不好办了。

　　伯索尼说：“皇上免虑。当初太宗皇帝初定此例时，就因外藩不能遵行，就已有法难循了。如今若遵行定例，强制推行，恐反滋悖乱。不如仍照太祖旧例，以示宽容。只是《大宗实录》有此明谕，不许同族……又有皇太后……”

　　福临说：“《太宗实录》可以删改，太后那边由我去对付。”

　　看来福临下决心要和太宗之法和太后之旨对着干了。不把董氏弄到手，他是不会甘心的。

　　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次冲刺。

　　果然，就在其弟博穆博果尔死去28天丧服满之后，福临就将其妻董氏接进承乾宫中，正式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晋升为贵妃。不久，又为册封她为皇贵妃而举行了隆重的“颁恩赦”典（后来还封她为皇后）。

　　至此，福临在他个人的爱情生活中，大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求。

　　但皇帝的婚姻恋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个人的选择、定位和实现，越是显露与成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

　　(三)自从与董妃生活在一起之后，福临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开心，尤其是当董妃为他生下皇四子以后，他更感到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他甚至决定将董妃所生之皇四子立为皇太子，而把佟妃所生的皇三子打入另册。这种出格的决策，表明了他很看中他与董妃的爱情之结晶，同时也说明他对董妃充满了真挚的爱。当然，对董妃母子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自我选择的认同与赞赏。

　　但不料三个月之后，不知为什么，皇四子突然夭亡了。这对福临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这里边是否含有争权夺位的政治因素，内廷封锁极严，无从得知。也许只有福临才知道，但从他的表现来看，似乎也不太清楚，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从那方面去想，而仅把此事当做是命运对他的捉弄。

　　因此，他亟待寻求一种精神武器来保护自己，慰藉自己。于是，他开始向宗教靠拢。

　　福临的祖先是满族，信奉的是萨满教。清人人关之后，也将萨满教带进了中原地区，建立了不少“堂子”(萨满教的寺庙)，福临也到堂子里去祭祀祖先。但随着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接收和同化，他对萨满教逐渐淡忘了，最后索性宣布不必去拜“堂子”。

　　这时，外来的基督教即乘虚而入。作为北京教区区长的洋教士汤若望，通过各种关系，很顺利地敲开了紫禁城的九重之门，首先奇迹般地征服了孝庄皇太后。她接受了汤若望送给她的“十字圣牌”，并高兴地悬挂在胸前，并不怕人们议论，而且干脆拜洋教士为义父，作他的干女儿。

　　对母亲有深厚情感的福临，自然尊重母亲的选择，也就称洋教士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同时，福临本人对汤若望也很尊敬，允许他随时都可以出入“禁宫”，而且“免循常礼”，还经常与他共进饮食。其乐融融，情同父子。

　　汤若望当然向中国皇帝灌输了不少基督教的教义，但这位少年天子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或者说受的影响不大。他感兴趣的是，汤若望传播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除此，还接受汤若望当时目睹到的“时政之得失”的批评。

　　汤若望在“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等方面，可谓“随时匡建，知无不言”。福临也纳谏如流，一一听取。如有“万世之大计”拿不稳时，还要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如立玄烨为皇太子时，汤若望的意见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垣认为： “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ZW(]《陈垣集》，第97页。[ZW)]可以说，汤若望对清朝是有贡献的。但未能以教义征服顺治帝，他又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他只想把福临培养成一个仁慈的君王，而放弃把他培养成一代教主。因此，这位洋教士虽然跨进了紫禁城的皇宫内苑，但他却没有走进少年天子的心灵世界。

　　真正走进福临内心世界的，不是萨满教和基督教，而是中国佛教。

　　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福临对佛教文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领悟，他曾对内大臣讲，崇祯帝本很聪明，却不信佛法，还亵渎神明。我朝于三宝，决不敢少有轻忽也。尤其是与临济宗的禅师们接触之后，他对佛门宗旨就更加了解了。

　　顺治十四年(1657)春天，福临巡狩南苑时，偶然来到附近的海会寺驻足休息。当时憨璞聪禅师正住持此寺，自然出来叩见当今皇上。哪知一见如故，龙心大悦。不久，便将他召进宫去，在万善殿说法。

　　福临问他：“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

　　憨璞聪回答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

　　这种近乎溜须拍马的话，自然会赢得皇上的欢心。再加上憨璞聪又会结纳太监，所以更加如鱼得水，竟成了皇宫里的座上客。不久，福临召见他，并赐给他“明觉禅师”的法号。又询问他当今禅宗还有哪些高僧大德，让他开个名单，以便日后召见。

　　由于憨璞聪是临济宗人，所以便将他的师叔木陈道忞、同门高僧玉林通琇 、茆溪森等逐一推荐上去。从此，临济宗的禅师们便一个个跨进了紫禁城。其中，最受欢迎的则是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他们及其弟子，先后几次奉召入京为福临说法，成为佛门中的豪僧新贵。

　　玉林通王秀最先受到福临的特殊礼遇，先赐号“大觉禅师”，后又封为“能仁国师”，乃至奉为“本师”。他还非要玉林通王秀给自己取个法名不可，最后定为“行痴”，又称“懒翁”。后来木陈道忞又为他取“山臆”为字、“幻庵”作号。见面时，则称他是“木陈师兄”。又嘱咐他“勿以天子视朕，当如佛门弟子”相待。木陈道忞也称颂福临是“佛心天子”，说他必将“光显吾宗”。

　　至此，皇帝与和尚，双方都达成了默契，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师徒、道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禅说道，终日交谈不倦。而且，一言知心，分外融洽，非常投机，无所不谈。

　　当然，真正把福临引入佛门堂奥的，还是木陈道忞。他是天童圆悟的得法弟子，自幼习儒，出家后又深谙诸子、戏曲、诗词、书法等世俗之学。这正是福临之所好，木陈道忞只要稍加点化，福临就心领神会，并将心事和盘托出。

　　有一天，福临对木陈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即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他发愤苦读的，当然是儒家经典，八股文章。重佛而轻儒的木陈说：“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福临说：“老和尚不知，朕要复试进士文章，不看不行。”又说：“老和尚年少时，不也习儒吗?这叫‘外学’，是不是?”

　　作为一代君王，他要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儒家，必循程朱理学之道。不过，福临也有他的“外学”，这就是小说、戏曲、书法和佛法。而且，博览群书，造诣非浅。

　　一日，福临与木陈广谈古今词赋，当谈到苏轼的《赤壁赋》和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时，福临赞不绝口，皆道尽其妙，无不中肯，而且，居然倒背如流。背完后问木陈：“念得不错么?”

　　木陈说：“一字不差。”

　　但福临在背诵《离骚》时，却忘前失后了。他不好意思地说：“久不经习，故觉龃龉也。”

　　木陈见皇上天真烂漫之神态，非不小视，反而尤加敬重，赞他“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有一天，相对言书，共品名帖。福临问木陈：“老和尚楷书曾学什么帖来?”

　　木陈说：“道忞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也。” 福临说：“朕也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

　　木陈说：“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

　　福临当堂挥毫展纸，先书一敬字，复连书数幅。然后问木陈：“此幅如何?”

　　木陈说：“此幅最佳，乞赐道忞。”

　　福临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说罢，即命侍臣一并拿来，约有八九十幅。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

　　足见，福临又精于书法。他“极喜老和尚书法”，这又和佛家结了“书缘”。

　　福临爱看戏曲、小说，尤好读《西厢记》。

　　有一天，福临考问木陈：“老和尚看《西厢》写得怎么样?”木陈说：“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说罢，他又考问福临：“皇上曾经御览过《红拂记》否?”

　　福临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

　　你考我，我考你，双方都点中要害，考出了水平，更考出了各自的雅量和彼此的融洽。更妙的是，他们居然把《西厢记》妙词作为打斗禅机的“话头”。前面已说过，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福临说的“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此话虽广为人知，但不知福临此悟正源于《西厢记》之“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也就是说，福临心中有佛，与佛结缘之后，已有出家的念头，只是机缘尚未成熟，而只得“于西厢待月”也，同时危机风暴也正向他袭来。

　　(四)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对坐谈禅时，福临突然感叹说：“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ZW(]《陈垣集》，第93页。[ZW)]木陈忙安慰他说：“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同上)福临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扑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呈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同上)木陈一听，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同时也感到这是不可能的，更怕担上引诱皇上出家的罪名，于是赶忙劝说：“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老，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同上)木陈的这番话，无非是说，出家之事，要诸缘具足，不能凭一时冲动。如只图清净无为，借此避世离俗，洁身自好，即使修行几劫，也不能成佛利民。何况诸佛菩萨变幻现身于世，也是为了保国护民。你今天请来诸多高僧弘法，就如诸佛菩萨幻现帝王之身来保国护民了，何必还要出家修行呢?你自图清净去了，谁来弘法呢?因此，请皇上万不可有出家的念头。

　　福临听后，也觉得老和尚说得有理，不再提出家的事了。而且，他俨然以诸佛菩萨罗汉转世自诩，更加虔诚地学佛弘法，护卫生民，保持国土。他不仅自己学佛入迷，而且也劝董妃学佛参禅。不久，董妃居然也“崇敬三宝，栖心禅学”了。皇宫内的太监、宫女和不少大臣，乃至皇太后也都学起佛来了。

　　按说，本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偏偏就发生了大问题。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年仅22岁的董妃突然死了。

　　两年前，董妃所生的皇四子夭折的阴影在福临的心中尚未彻底消除，而今他宠爱无比的董妃又突然死去，这对福临的打击委实太大了。

　　此事是否与政治有关，很难断定。

　　不过，就常情而论，也许含有这个因素。

　　福临崇佛成癖，闹着要出家的事，早已为满朝文武大臣所知，而且颇有微词，皇太后也不无担心。连福临的“玛法”汤若望也惊呼，说“皇帝已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也。

　　而最得皇帝器重、也最能影响皇帝的僧人，则莫过于木陈道忞。若不把此人从皇帝身边赶跑，势必将皇帝引入佛门……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十五，也就是董妃死去的两个多月之前，本与福临一向相处甚好的木陈，却突然提出要回南方去。

　　福临闻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要突然离去。木陈只推说离开宗门已久，有些事务急待处理。福临也就不便强留，又想到“忞将别去，后会难期”，便亲书“敬佛”两个大字，赐与木陈，同时也要木陈留下墨宝。

　　木陈遵旨写大小楷数十幅留宫，走时又作诗呈上，诗曰：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

　　托意存千古，留思寄墨翰。

　　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ZW(]《陈垣集》，第101页。[ZW)]说是“留思寄墨翰”，其实他似乎受到某种政治压力，或者本能地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故言“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要君王不可等闲视之。

　　木陈走后，福临经常思念他，曾二次遣使存问，故有“方辞凤辇归岩窦，又报山亭接玉音”之说。《天童寺志》还载世祖福临赐木陈御书唐诗一幅，写的是岑参的《春梦》一诗。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这是董妃死后三个月的冬天写的，说明福临还“念念不忘美人枕上，不觉遂于老和尚发之”。虽然帝眷未衰，僧也念帝，但他们终归不能会晤，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把福临身边最有影响的木陈逼走，轮到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福临最宠爱的董妃了。因为她不但不劝皇上远离和尚，反而与福临同敬三宝，共迷禅机。于是，把木陈逼出京城的三个月之后，即这年的八月十九，董妃突然死了。说是“病”死，难保不是暗害。

　　看来有些反常，不合逻辑。因为，若要断绝福临被和尚包围、阻止他出家而采取“清君侧”的话，那么，这样做岂不反而把福临推向佛门了吗?因此，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举动。

　　但蠢人干蠢事的时候，非但不觉其蠢，反而自以为是。逼走其爱僧，害死其宠妃，谁还敢引诱皇上学佛、出家?就是皇上也要畏惧三分了。岂料，他们对福临的性格还未完全摸透，只知他多愁善感，素来胆小羸弱，最容易就范，扭曲自己，但哪知“龙性难撄”，喜怒无常。胆小的人，也有不胆小的时候。正如胆大者也有胆小的时候一样。

　　多愁善感者，也会暴跳如雷。

　　情感脆弱者，也会坚决果断。

　　从汤若望《回忆录》中不难看出，福临往往为一件小事情，竟会暴怒起来，看去如同发疯发狂的人一样。当郑成功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时，他完全失去镇静的态度，乃至想逃回关外。皇太后叱责他时，他反而狂暴地拔出他的宝剑，把御座劈成碎块。又宣称他要亲自出征，并命人贴出御驾亲征的布告，登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直到第二天早晨，情绪才稳定下来。经汤若望劝说后，他又转忧为喜了。

　　董妃死时，福临更加暴跳如雷，气得发狂，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乃至寻死觅活，什么都不顾了，只嚷着要去死。太监们不得不昼夜守护着他，以免皇上自杀。

　　自杀不成，又将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为董妃殉葬。又令全国服丧，为董妃致哀。还固执地坚持以佛家仪式，将董妃荼毗火化，大开道场，举国哀悼。最后宣布，他已万念俱灰，准备出家当和尚去。

　　(五)福临非常清楚，有人一直反对他娶弟媳董氏为妃，更反对董妃夫唱妇随，跟着他“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因此，董妃死后，他就与反对者对着干，偏要按照佛家仪式，大办道场，荼毗火化。

　　道场设在景山，由茆溪森一手操办。据茆溪森回忆说：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网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ZW(]《陈垣集》，第116页、第117页。[ZW)]茆溪森则随例唱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然后抛拂子下座。

　　由此可见，景山道场之火爆与隆重，实属罕见。至于三七后的火化场面，则更为惊心动魄。福临同样亲临现场，命司吏院为董皇后收灵骨，然后又谟迎董皇后神主回宫。

　　点火时，由茆溪森秉苣说偈：“出门须审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ZW(]《陈垣集》，第116页、第117页。[ZW)]说罢，便投火苣。登时火焰升腾，青烟直上，毕剥作响，光焰飞舞。

　　生命，在火里翻转，消失。

　　生命，在涅槃中又获得新生。

　　追悼死者。也是为了生者。

　　福临对董后的追悼，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自我拯救。

　　他不屈服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也不甘心于别人对自己的摆布。他强烈而固执地企盼能回归自我。

　　于是，福临毅然决定：脱去龙袍，削发出家!他把茆溪森召进承乾宫，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大师兄，为我净发吧!茆溪，名行森，字慈翁，俗姓黎，广东人。他27岁时出家，先参雪峤信，信许入室。后参玉林，即命居首座，成为他的大弟子。玉林奉召进京后，福临又召茆溪森入京，后就留在京都。皇上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但这次皇上要他为自己剃发时，他却些下不了手，只呆呆地看着皇上，看去样子有些滑稽。

　　福临火了，喝道：“叫你剃，你就得剃!难道你敢抗旨不成?”

　　茆溪森结结巴巴地说：“小僧不敢，小僧不敢，只是有些怕、怕……”

　　福临说： “怕什么?出了问题，一切有朕，与你无关。剃吧!”，茆溪森这才抖抖地为皇上净发。不一会儿，福临的一头青丝乌发，纷纷落地，随风飘舞。茆溪森剃罢一看，忍俊不禁，噗地一声笑了，说：“皇上，你现在也同小僧一样，成秃头啦!”

　　福临说，既然与师兄一样，又何来皇上呢?皇上是皇上，我是我。我叫行痴，是秃驴!于是，二人大笑不止。秃驴之声，不绝于耳。承乾宫里，第一次充满了怪异的欢声笑语。

　　然而，皇太后的寝宫里却像炸了油锅一样，一片惊呼，一片呐喊。

　　皇上净发啦!皇上出家啦!这惊呼之声，登时震动了皇宫，震撼了紫禁城。王公大臣，奔走呼叫；后宫姻党，纷纷跑动；皇太后立即出马叱责；汤若望出面劝解。

　　最后，又火速召来玉林通琇。因为，大祸是由他的大弟子茆溪森闯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非要他把此事摆平不可。否则玉林通琇也感到徒弟闯了大祸，弄不好还会祸及宗门，自己更脱不了干系。于是，马不停蹄地跑到京城，一见到茆溪森就怒火中烧，骂他胆大妄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当即喝令众弟子，把茆溪森捆起来，一面又令人准备干柴薪火，要活活烧死他。

　　皇太后说：“你烧死这个蠢驴，难道就能解决皇上的出家问题吗?”

　　玉林说：皇太后息怒，老衲自有办法，让皇上回心转意。”

　　皇太后忙问他有什么办法。

　　玉林说：“老衲深知皇上的为人，到时太后便知分晓。”说罢，叫人将茆溪森押赴刑场，等候命令，时候一到，点火焚烧。安排好后，他便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不知过了多久，还不见动静，执刑者不得不催问，究竟何时动手？

　　玉林说，慌什么，让他再多活些时辰不好吗?又说，再等一等。

　　终于，等来了一道急谕，说只要将茆和尚当场无罪开释，朕即蓄发留俗。

　　至此，一出皇帝出家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

　　茆溪森后来临死时作有一偈，说：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

　　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ZW(]《陈垣集》，第118页。[ZW)]尽管写得诗不像诗，偈不像偈，但他毕竟说了实话。这就是一直被一些人隐瞒、窜改的“大清国里度天子”的这一史实。一个“度”字，活脱脱地道出了福临曾有净发出家举动的历史真象。“总是一场好笑”一语，正好为福临出家未果作了绝妙的注释。但这出闹剧并未落下大幕，最精彩的高潮还在后面。

　　福临生平性躁，感情脆弱，处事极不冷静，临事又缺乏主见。这样，既容易轻率行事，又容易轻率变卦，乃至扭曲自己。因此，他在临危之时，即以“蓄发”为条件，要对方无罪释放茆溪森，以此平息这场风波。

　　但他的出家之事，并未因此而了结，只不过暂时缓和一下而已。这年十月二十八，福临把茆溪森打发走了，要他仍回杭州住持圆照寺，并赐书“圆照禅寺”额，茆溪森平安地返回了杭州。他的师父玉林，则被皇太后挽留在北京。

　　这时的福临似乎正处于伤感、尴尬与无奈的困顿之中。茆溪森离京前的十月十五，他在西苑万善殿召见了玉林。

　　二人相见，场面颇为滑稽，也很尴尬。

　　福临仍称玉林为“师父”，玉林也只好随喜称他为“行痴”。然后，再一细观，皇上虽然已经蓄发了，但仍然是一个光头模样。因此，一时忍俊不禁，指着他的光头说：“皇上，你可真是‘行痴’啊!”

　　福临也点着他的光头说：“同你一样，朕已成了‘秃驴’。”

　　一个光头和尚。

　　一个光头皇帝。

　　相对戏言，又“相视而笑”，真可谓“一场好笑”。不过，福临之笑。大抵是出家心愿难成，自我失落的“苦笑”；玉林之笑，也许是劝阻成功，稳操胜券的“喜笑”，兼以“谀笑”而已。

　　就在这种“相视而笑”的气氛中，福临又旧话重提，坦露心迹。他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ZW(]《陈垣集》，第94页。[ZW)]玉林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同上)说来说去，还是劝他“永作国王帝主”。这样，对弘法、利民和护国都有好处。特别是能“安圣母之心”，避免很多麻烦，自己也减少很多烦恼。也就是明确暗示他，你身为一国之君，要想出家为僧，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阻力很大，难以突破。

　　因此，福临听后，“欣然”接受。但他心愿未了，总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因此，他改变了方式。这就是自己出家不成，找别人替自己去出家。此叫“替身”，许多皇帝皇后，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

　　于是，福临特命他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他的“替身”，代他去悯忠寺出家为僧。同时，又特令寺内建造戒坛，准备隆重举行出家仪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福临驾临悯忠寺，观看了吴良辅的祝发仪式。

　　吴良辅当然只有点头的份，那敢说半个不字，只得乖乖地剃发出家当和尚。当然，能给皇帝作“替身”，也是一份荣耀。不过，他也明白，皇上出家未果，心头正窝着一肚子火，但又不好向反对者发泄，只好借他这个“替身”来出气散火。

　　但对福临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抗争、一种示威，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一种妥协。反对者一方，也只好默认了。只要皇上不脱下龙袍而执意换上袈裟的话，什么问题都好办。

　　事实上，福临在寻找“替身”之前的一个月，即顺治十七年(1660)的十二月初八，就作了一次成功的试探：他命玉林选派1500名僧众，在阜城门外的慈寿寺，为他举行“菩萨戒”。

　　他认为，自己纵然不能如愿出家修行，但学佛之心不变，初衷不改，仍然坚持要“行菩萨道”。既要行菩萨道，就要受菩萨戒，也就是要取得菩萨的身分。

　　这种菩萨身分，既可在七众之中，也可在七众之外。也就是在家也可，出家也可，比较自由，二者可兼。因此，在家的居士、信徒，都可以受菩萨戒。

　　玉林认为这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满足皇上出家不成，非做菩萨不可的愿望，又可照样当他的皇帝，何乐而不为?因此，他当即照办，为皇上授了菩萨戒，正式承认当他的“师父”。视之为徒。皇太后对此也无话可说。

　　但福临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个月以后，他又更进一步提出，要玉林安排他去五台山朝佛进香。(图63)玉林一听，不免紧张起来，心想：皇上出家之心未泯。分明是想借此脱离红尘，隐入清凉世界。但旋即又想，既已猜破你的心事，就不愁对付不了你。

　　因此，他便对福临说，皇上想亲自体验一下超凡入圣的意境，这也未尝不可。何况君王朝庙游山，也是美事一桩，善事一件，功德无量呀!不过，御驾出动，路途遥远，非一时能安排就绪，还望皇上慈悲，容老衲筹措一下。这分明是搪塞。

　　因此，福临见他说得在情在理，也就依他所奏，只说“速去办来”。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福临急盼五台之行能早日实现之时，一场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

　　这对大清朝说来，并不亚于福临闹着要出家时的那种重大打击。这种冲击波，一下便震撼了大清王朝。

　　清初诗人吴伟业在《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又云：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所谓“千里草”，即指董妃；“双成”，则系用《汉武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故事。于是遂有福临因董妃的缘故而遁入空门之说。

　　再兼康熙帝奉母后之命，曾五次行幸五台山，遂有福临出家五台之传闻。吴伟业也曾描述“预从最高峰，洒扫七佛坛”，还说“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人们便以为福临出家五台山，并与儿子康熙帝会晤过。金庸在小说中，则更为明白地写了顺治帝出家五台，后康熙帝派韦小宝去侍奉老皇帝的情节。

　　其实，这都是诗人、小说家之言，是信不得的。福临根本没有去五台山出家，或者说还来不及去五台山隐居。就在董妃死后，受菩萨戒和找替身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他始终处于郁郁寡欢之中。从这年冬天他赐予木陈的御书唐诗中，完全可以窥视出他当时的心境。就是一方面念念不忘他与董妃的“枕上之欢”；一方面又感到人去楼空、人生如梦的空虚与惆怅。再加上心愿难成，自我扭曲，便越发烦闷。在此心情之下，这位多情天子，似乎又故态萌发，外出寻欢。不幸染病在身，史称“天花”、痘病。更不幸的是，病情急转直下，很快病入膏肓。

　　次年(1661)正月初七，福临就“痘崩”了。五台之行，也就未能如愿以偿。他只好带着遗憾与伤感，离开了人间。

　　但就在弥留之际，他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首先，他对国事作了安排，指定玄烨为继承人，又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因为玄烨此时才8岁，需要能臣辅政。这种安排，不可谓不细。

　　最后，他对后事也作了明确交待，按佛家仪式处理遗体——荼毗火化!火化并不是佛家的专利，塞外也有火葬风俗，清太宗就是火化的。但此毕竟出于风俗，并非出于佛教荼毗仪式。

　　福临诏令死后荼毗，则更含深意。

　　他想像释迦那样“舍王宫而成正觉”，如达摩那样“舍国位而为禅祖”，却事与愿违，终难实现。虽然有替身代己出家，自己也受了菩萨戒，但他并不满足做挂名和尚，更不满意屡屡与他作对、使他心愿难成的那些人。

　　因此，直到临死时，他不得不作最后一次抗争，毅然宣布，荼毗涅槃。这就意味着：生不作和尚，死也为僧人!这是他的生命呐喊。

　　这是他的自我完成。

　　最后，他从一次次的失落中，终于找回了他的失落之我，完成了生命的一次飞跃。

　　火化的场面是壮观的。

　　荼毗的气氛是庄严的。

　　秉炬点火者，是死者生前的大师兄茆溪森。荼毗的地点设在景山寿皇殿。

　　火化的时间，是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

　　点火时辰已到，茆溪森便高高地举起火炬，琅琅唱道：“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说到这里，他环顾左右的人，问道：“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个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ZW(]《陈垣集》，第118页。[ZW)]说得真妙。

　　这种类似祭文的说词，不但赞其好，而且也指出死者的不足，说他“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当然也是一种“大机大用”。

　　这正是福临的性格特征，也可说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一个原因，是他性格的一个闪光点。

　　茆溪森勇敢地揭示出来了，幸好康熙帝、雍正帝后来不曾发现，否则“大师兄”危矣。这都是题外之话。

　　且说茆溪森又回过头来，谛视死者良久，这才秉炬说偈：释迦涅檠，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又问“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说罢，投火燃薪，登时梓宫璀璨，烈焰腾空，一股青烟，直上云霄。

　　人们仰头一看，冥冥中仿佛觉得，年仅24岁的一代君王，生前没有出家为僧，死后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红尘，进入了冥冥世界。

　　也许有人会说，他太“痴”了，放着皇帝不当，却偏要闹着去过冷冷清清的修道生活。

　　但人各有志，境界不尽相同，各有各的信念，各有各的选择，又何必非要强求一律呢?人生百态，三教九流，俯仰自得，各有乐趣，丰富多彩，这才是社会人生的画面。

　　福临，我不称他为“顺治帝”，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人”来看待。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他不愧是个“名人”，故为之作一小传。

　　我尊重他的选择，只是祝“行痴”升入天国，回归宁静，获得清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阿弥陀佛！
 第二十二章 “徐娘半老”与“独眼皇帝”

　　○说起梁元帝萧绎来，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但如果提到“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个著名成语的话，那么，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然而，这个成语恰好与“独眼皇帝”萧绎有关。

　　○“独眼皇帝”在位四年，别无能耐，惟一能让世人震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将亡国的原因迁怒于书，认为祸由书起，罪在文化，所以把藏书珍本一火而焚之。

　　（一）从公元四二○年刘裕代晋，到公元五八九年陈灭于隋，共经历了169年。南方则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

　　南朝继续东晋的偏安局面，相继产生了24位皇帝。其中南梁经历了55年，传了4个皇帝，这就是南梁的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和梁敬帝萧方智。

　　梁武帝萧衍“以佛化治国”乃至好佛成癖而闻名于世，简文帝萧纲和梁敬帝则以傀儡皇帝而出名。至于梁元帝萧绎，除了外强中干、口是心非这外，那就是以“焚书”之举和“徐娘半老”之语而载入史册。

　　这里，先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一典故的来历。

　　当一些中年妇女在感叹自己的青春不再、年老色衰时，听的人总要安慰她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意思是说，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你依然还很漂亮。

　　殊不知，这个典故正好出自梁元帝萧绎和他的王妃徐昭佩。

　　萧绎是萧衍的儿子，但运气不好，未能当上太子，只封为湘东王。就在他被封为湘东王的时候，娶了梁朝大将军徐琨的女儿徐昭佩。

　　徐昭佩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出身于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齐国的太尉，父亲又是梁朝的将军。凭着她的名门显贵之出身和国色天香之容貌，她本以为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地就能当上萧纲的太子妃，不久就能稳稳当当地成为皇后。然而，阴差阳错，偏偏嫁给了外强中干的萧绎。她早就知道，萧绎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全无王子的风范。别看他成天书不离手，念念有词，其实全是装的，冒充斯文。更要命的是，他偏又“眇一目”，是个“独眼龙”。

　　这一生理上的缺陷，致使他“视瞻不便”。每当他看人视物时，总是偏头侧耳，常视久观，而且往往还不能“对位”，每每出现差错，常常把东西看走样。再加上他是个“色盲”，不变五色，明明是红的，他偏说是绿的，真令人哭笑不得。

　　尽管如此，他的老婆都认了，只怪自己命不好。惟独使她不能容忍的是，萧绎看去五大三粗，牛高马大，其实他是个外强中干，内体非常虚弱的人，全然不知怜香惜玉，又不懂得床上之欢，只图自己一味发泄而已。而徐昭佩偏又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萧绎根本满足不了她的要求。因此，徐昭佩便经常嘲笑萧绎，骂他是“独眼龙”、“绣花枕头”。

　　承圣元年（公元522年），萧绎在江陵建都，终于当上了皇帝，徐昭佩被封为皇后。

　　（二）然而，徐昭佩并不因此而满足，她自恃出身高贵，又是国色天香，依然骂他是“独眼龙”。而且怪招迭出，变着花样来折腾他。

　　有一天，徐昭佩在梳妆打扮时，竟然化了个“怪妆”，即只打扮“半边”，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半面妆”。

　　萧绎见她如此打扮，便责问她，为何只打扮半边？如此人不人、鬼不鬼的，成何体统？

　　徐昭佩更不示弱，当即反唇相讥，冲着她老公说：你只有一只眼睛，又分不清颜色，所以就只配看一半。其实，我化妆不化妆，都是一样的，反正你都看不清楚，闹不明白。

　　徐昭佩郁郁寡欢，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有一天，她喝醉了，正好被萧绎看见了。他见徐昭佩摇摇欲倒，便赶上前去搀扶她，谁知她一阵呕吐，竟把脏东西全部吐在“独眼皇帝“的龙袍上，气得萧绎直跺脚，忙叫宫女把她轰走。

　　从此，萧绎便再也不理她了。

　　徐昭佩独守空房，难耐寂寞，便去另寻新欢。她先后找了几个情夫，但都不能使她称心如意。最后终于选中一个朝中的美男子，他叫季江。此人风流倜傥，“容貌整丽”，又善于修饰自己，说话虽然尖锐刻薄，但很会讨女人的欢心。这倒很合乎徐昭佩的胃口，因此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有一天，徐昭佩试探性地问他：俗话说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我已三十多岁了，你还爱我吗？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季江听后，竟然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言。他说：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尚多情。[ZW(]转引自《性文化七十七夜谈》，珠海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73页。[ZW)]将情人与狗、马相提并论，看似不伦不类，尖酸刻薄，但实际上是打情骂俏似地调侃。而且这一调侃戏谑之言，反而凸显出“徐娘虽老尚多情”这一点情之笔。再加上后人的发挥，这样便成了流传至今的著名典故。

　　因此，当初徐昭佩听后不禁掩口失笑，先点着对方的额头，骂了声“死鬼”，然后说“亏你想得出来”。

　　从此，这对狗男女越发亲密起来，甚至公开往来，不避嫌疑，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当时礼教松弛，个性解放，“不恥淫泆之过”，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据《世说新语》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ZW(]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12版，第124页。[ZW)]这种一见钟情的“牵手”场面，在过去京城道路上，是很难看到的，实属罕见。今日之明星情侣，一旦“牵手”并肩而行被那些狗仔队撞见了，准又是一大新闻。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连手共萦”的情景却相当普遍。

　　名士“任放为达”，妇女“任情而动”。

　　当时人们对异性的追求与欣赏，早已突破了儒家名教的束缚，表现得相当大胆。他们宁愿冒着违反三纲五常的危险，也不想再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本性情欲。

　　由于儒术独尊地位的动摇，所谓君臣、父子和夫妻的三纲，也不被人们看中。因此，婚姻制度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自由择偶，不必都由父母包办，也不再过分强调门当户对。丈夫死后，寡妇还可自由改嫁。

　　当时的名士们，都好修饰容貌，涂脂抹粉。妇女则更注重修饰自己，刻意打扮。男的纵酒放达，快活风流；女的也任情而动，分外潇洒。山阴公主“立面首三十人”，她的皇帝哥哥刘子业则更是花天酒地，乱伦高手。

　　对此，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ZW(]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12版，第124页。[ZW)]这种“不耻淫泆之过”的社会现象，尽管受到时人的批评，即使是今天看来，有些现象也超越了道德的底线，但也确乎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正因为如此，所以徐昭佩和季江才敢于“任放为达”、“任情而动”，放纵自己，为所欲为。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萧绎才容忍了他们的胡作非为，一忍再忍。但老婆偷情养汉子，另觅新欢，这顶帽子戴在谁的头上，也是很不光彩的事，何况他是一个皇帝。

　　常人讲面子，皇帝更讲面子。该出手时便出手，萧绎终于下决心除掉这对奸夫淫妇。他先收拾了季江，然后逼问徐昭佩，你的命已经玩完了，全是你自己找的。说吧，想怎么死？是投河呢，还是上吊？

　　徐昭佩似乎早已料定今日必有如此下场，因此临死不惧，反倒坦然地说，谁不知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只可惜你是个“独眼龙”，怎么着也“眨”不出一个好模样来，没的倒叫人恶心！

　　萧绎最忌讳“独眼龙”三个字，谁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被他知道了准活不成。现在徐昭佩临死时竟然还嘲笑他是“独眼龙”，他岂能容忍？因此他对徐昭佩说，我本想让你体面地投井而死，谁知你不识好歹，直到临死时还要以“独眼龙”来嘲笑我，那就只能是千刀万剐了。说罢就令人行刑，活剥了她。

　　不料萧绎的话还未说完，徐昭佩早已投井而死了。萧绎余恨未消，又叫人把徐昭佩的尸体捞起来，先亲自动手鞭打尸体，以泄心头之恨。然后又叫人将徐昭佩的尸体送还她娘家，声言这是“出妻”，也是给她的娘家“出丑”。

　　（四）对“独眼皇帝”的这一举动，人们虽然颇有微词，但也没有过多的指责。因为“眇一目”毕竟不是他的过错，只是生理上的一个缺陷而已。徐昭佩却因此而看不起他，更因此而移情别恋，公然玩“面首”，根本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别说是“独眼皇帝”不容，就是一般人摊上这种事，也是很难容忍的。

　　所以“独眼皇帝”的最大过错，并不在此，而在他爱书而不识书，乃至放火焚书。

　　承圣三年（公元524年），也就是他刚当了四年皇帝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竟然给西魏的宰相宇文泰写信，宣称要重划两国的边界。

　　当时西魏是恭帝当政，国力远盛于梁。西魏正想吞并梁国，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现在梁国却公然首先提出要与西魏重划边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当时西魏的宰相宇文泰，见“独眼皇帝”竟然撞在自己的枪口上，心想：这厮果然是“眇一目”，分不清形势，连自己的处境都看不清楚，还敢公然叫板，准没好果子吃。于是当即举兵南下，声言非活捉“独眼皇帝”不可。

　　当西魏的远征大军抵达梁国边境时，“独眼皇帝”也率领军队迎敌。他在马上偏着头对将领们说，敌军劳师袭远，必然鞍马疲惫，我军则以逸待劳，势必获胜。

　　为了显示他的从容大度，竟叫全副武装的将领们到他的宝帐内去听他宣讲老子的《道德经》。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什么意思？老子的意思是说，要以清静之道来治理国家，应以诡奇的方法来指挥打仗。我先以划界为名，引诱西魏劳师远来，然后我则以逸待劳，一鼓作气，即可一举成功。这就叫“以奇用兵”。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能翻来翻去，一味地折腾。打仗也是一样，不可蛮干、拖沓，要干脆利落。因此，今日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宁可站着死，也不可跪着生。谁要是贪生怕死，屈膝投降，我就灭其九族。

　　不料，两军刚一交战，南梁便溃不成军，不堪一击。不到三天，魏军就攻破了梁国的都城江陵。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临战前还发誓要宁可站着死，也不可跪着生的“独眼皇帝”，当城破国亡时，他竟然率先向西魏表示，他愿意屈辱投降。只要给他一条活路，他什么都愿意干。

　　不过，在他投降之前，却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蠢事，这就是放火烧书。当日许多绝版珍本，名人字画，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大量手迹册页，全都一火而焚之，化为灰烬。

　　萧绎为什么要焚书泄恨呢？

　　据说是因为书害了他。在“独眼皇帝”看来，自己之所以国破家亡，就是因为自己读书太多的缘故。他说，爱书反被书误，信书不如无书。既然如此，还要书来干什么，不如把书烧了吧。

　　“独眼皇帝”迁怒于书，也就是说，文化有罪，罪在文化。

　　萧绎烧书，比起秦始皇焚书来，可谓小巫见大巫，本不值得一提。但他认为文化有罪、读书有害无益的这一看法，并不因为当年的一把大火而销声匿迹。相反，一千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文化有罪，读书无用的论调，依然还颇市场。

　　因此，借“独眼皇帝”的话题，不妨再罗嗦几句。

　　（五）秦始皇厌恶饱读读书的儒生，所以搞了个“焚书坑儒”。他以为从此便天下太平，不会再有人以文乱国了。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没想到捣毁秦朝的恰是那些不读书的人。也就是说，不读书、没文化的人，照样可以扯旗造反，说不准还能当上皇帝。

　　相反，那些有文化的秀才反而不敢造反，即使造反成功、当了皇帝，也不见得就能因为有文化而守住江山。前面提到过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他们都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一代君王，但最后终因玩文化玩过了头而亡家亡国，成为亡国之君。

　　由此可见，国家的兴衰成败，似乎都与有无文化无太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兴，不在文；亡，也不在文。

　　文化无罪，它不可能成为“亡国”的替罪羊。同样，文化也不可能成为“兴国”的惟一法宝。

　　因为，文化本身并不等于政治，更不等同于法律、制度。那怕是特定的文化形态，也不可能与特定的法律、制度直接捆绑在一起。

　　文化就是文化。

　　不论是广义上说的大文化，还是狭义上说的小文化，它们都是历史长期演化和积淀的结果。其实质内涵，无非指的是语言、风俗、信仰罢了。也就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人格素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因此，文化只是一种“精神资源”，一种属于潜移默化的“软实力”。

　　历史业已证明，国家之兴亡得失的根本原因，主要取决于“制度”。也就是说，它与政治制度有关，而与文化却没有直接的可资证明的因果关系。

　　“独眼皇帝”将亡国的原因，归罪于文化，这分明是他看走了眼，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糊涂虫，因此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看中文化，走向否定文化。

　　其实，看中文化也好，否定文化也好，都是对文化功能的一种误导。

　　孔子是很看中文化的，他不仅将文化视为政治，而且大于政治，高于政权。正如易中天批判时说的：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伸辅佐的公子纠被杀后，管仲非但不像另一位师傅召忽那样殉节而死，反倒制造了有着“杀君之仇”的公子小白（后来的桓公），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就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文化），至少比谁当国君（政权）重要一些。总之，文化是第一位的，王朝是第二位的。[ZW(]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01页[ZW)]但文化毕竟不是政治，更不可能大于、高于政治。想用文化认同来取代政治认同，那是行不通的。

　　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来看，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太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许多人都像宋朝的大儒赵普那样，认为只要一部《论语》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其实，这种文化认同的结果，只不过是“以道德代法制”而已。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是产生不了法制”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化的作用。相反，我一向都认为作为“精神资源”的文化，有着政治不可能取代的社会功能。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一个民族，一座城市，什么都不可怕，就怕没文化，就怕文化血脉的中断与浮躁。因为我们最终拼比的不仅是财富，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ZW(]《观〈古城重庆图〉》，载《今日重庆》2007年1.2合期。[ZW)]前面说过，政治不等于文化，制度不可能直接与文化捆绑在一起，但说到底，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即人们常说的“政治文化”，还有“经济文化”、“军事文化”……至于制度，尽管与文化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推动我，我推动你。

　　因此，正像有人说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而且，“任何一种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钱穆）。

　　最要紧、最关键的还是看掌控文化与制度的“人”，像“独眼龙”这样的皇帝，即使是把最好的文化和最美的制度交给他，他都会搞得一塌糊涂。“徐娘虽老，风韵犹存”。人不怕老，就怕“风韵”不在、“文化”浅薄。
  第二十三章  这个皇帝虽然荒唐 但细按却深有趣味

　　○明武宗朱厚照，按说他已荒唐到家了，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但歪打正着，在不经意间，他竟为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开了一代先河。

　　○历史的碑气有点怪，明武宗的碑气更怪。他不想当皇帝、不得已而当了皇帝之后，便处处与皇权对着干。他根本不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既定国策放在眼里，并用实际行动来捣毁它。看似反常，实际上他是不想当圈养在皇宫中的皇帝，而一心想做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之人。不过，一旦他获得自由之后，他还是皇帝吗？

　　○成王不自在，自在不成王。

　　最高的权力，意味着最大的压力。

　　无限的自由，意味着无穷的空虚。

　　（一）如果说李敖是根“搅屎棒”的话，那么，明武宗朱厚照则更是一根“超极搅屎棒”，连佛祖都被他搅昏了头，不知该把他打入地狱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天堂？

　　正统历史家们似乎很清醒，早就把这厮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几乎一致锁定明武宗是中国皇帝中一个最荒唐、最无耻和最腐败的昏君，恨不得把所有罪名和脏水都扣在他的头上。

　　因此，明武宗可说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皇帝，史家们骂够了、也骂烦了，最后干脆不屑于再提到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大粪坑，只能是越搅越臭。他本人就是一根“搅屎棒”，你若再去搅和，岂不更加臭气熏天吗？

　　然而，殊不知就凭这一点，也许就已经显示出了这个“臭皇帝”自身特有的价值。说不准他正像出自污泥浊水中的荷花一样，可能还有一种芬香呢。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翻阅了一些影印史料之后，这才蓦然发现这位“正德”皇帝，在看似“荒唐”的地方，却恰是他闪光的亮点。在看似极“不正经”之处，却正是他最正经的地方。尽管他玩得很出格、很离谱、很霸道，但他却玩出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开辟了航向。玩归玩，干归干，他玩够了，认真干。玩得出格，干得正经，这里，不妨套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他远征西北，平藩江南，铲除刘谨，平定安化王，通晓梵语，擅长律艺……这些都是许多君王难以企及的。他干出那些“不正经”、不合“祖制”传统和违反“存天理，灭人欲”的言行，更是许多正统皇帝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

　　被史家们诟骂得最多的还是明武宗的生活糜烂，玩女人不分档次，孕妇、寡妇、妓女、酒女、色目女、波斯女，见一个玩一个，玩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这些都是事实，但比起那些拥有玩遍人间春色特权的皇帝来，明武宗还算是玩得最有真情实性的一个。

　　清代史家毛奇龄，曾有感于“不忍斥言人主之过”而为朱厚照写了一本《明武宗外记》的小册子，实录其人其事，多少有点为他翻案的意思，至少是颇为客观地评价了明武宗的功过。

　　我也曾想为这个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皇帝说几句公道话，为此还拟定了一个简单的框架，诸如：正德不正——明宫升起红太阳；不是太子的太子；不想当皇帝，自称是将军；不住皇宫住豹房；不爱皇后爱民女；他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他开皇店，把皇宫变成了商场……昏君不昏——除刘谨，平安化王；擒叛贼；斥群藩；征蒙古；战“天理”，扬人欲；既有捅天皇帝，便有补天大臣（王阳明）人文悲歌——江南出了个唐伯虎，王阳明后继有人；李卓吾横空出世，狂简之士爱武宗…………然而，几次提起笔来又放下了，因为在史学界思想僵化保守的情况下，我不想去趟这潭浑水。直到现在从“读史热”中彰显出社会宽容度的时候，我才又想起了这位倒霉的皇帝。即便如此，我也还没有精力像写《人欲——奇人李卓吾》评传那样来写明武宗，只能小写一下而已。

　　（二）人从儿时起，就有想做领袖，当皇帝的美梦，因此儿时玩的都是争王称霸，打江山的游戏。尤其是皇帝，谁都想当。尽管皇帝不是每个人都可当的，但皇帝梦还是要做的。

　　然而，也有人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的，他却不想当皇帝，偏要去做平民普通人。梁武帝虽然迫不得已当了皇帝，但几次三番地闹着非出家当和尚不可。宋徽宗赵佶就是当了皇帝也不安心，照样热衷于画花鸟。明熹宗不想干皇帝的苦差事，而一心去干他的木匠活。

　　明武宗也不想当受大臣约束，为“天理”管制和传统束缚的皇帝，而一心想做自由自在的普通人，即使不得已当了皇帝，也要把皇帝世俗化、平民化，直把皇帝不当一回事。

　　其实，这都是历史“错位”、机缘“失灵”，以致使这些错生在帝王之家的人，阴差阳错地扮演不适合他们的另一个角色。实际上，他们也是皇家祭坛上的一个牺牲品。

　　然而，由于他们不是当皇帝的料，不想也不会做皇帝，但偏又做了皇帝，这样便自然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结果必然是，不仅使他们成了牺牲品，而且也带来了时代的灾难，造成了社会的悲剧。但在不经意间，却又料想不到地为历史的进程留下发展的空间，也为社会的更新提供了特定的“机缘”。

　　康熙皇帝在他的临终遗诏中说：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所以他在游金山寺时，曾感叹说：吾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

　　像康熙这样风光的有为之君，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他的平庸之君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当皇帝好得不得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想杀谁就杀谁，想玩谁就玩谁，但纵有君临天下之乐，但势必失去做人之趣。

　　“君”与“人”，是两个质地不同的“价位”和“品牌”。虽然各有其自身的价值与乐趣，但比较而言，“人”似乎比“君”更胜一筹。

　　皇帝虽然也是“人”，但他毕竟是政治化了的“工具”，是模式化和僵化了的“权利”符号。它更容易失去“人”的尊严、本性和乐趣，而成为“恶”的“另类”人物。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更有利。”

　　“不狠不恶”，就成不了君主、干不成大事。但也因此而失去做“人”的尊严、本色和乐趣。

　　明武宗正好在“君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选择和机缘方面出了问题。

　　他本来已做了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但他并不满意，偏要固执地选择“人性”，刻意要做一个世俗之人，争取做“人”的权利。

　　首先，他认定自己不是皇家后裔，而是来自民间的凡人。

　　明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明宫又诞生了一位皇子，他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朝廷上下都很高兴，因为他将成为明代少见的是嫡长子身份的皇太子。

　　他本人也不负众望，自幼读书习艺都非常用功，又很懂得礼仪、孝顺，是个乖太子。大家都说，太子将来准是一代明君圣主。

　　果然，待到他15岁即位时，一切都很正常，朝廷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但就在这时，早年就传言他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宫女所生的孩子的谣言，不知为什么复又传扬开来。而且更加离谱，不但说他是宫女所生，而且竟传言他根本就不是朱家的后代，而是来自民间的“野种”，是混进皇宫的“冒牌货”。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假皇帝。

　　但事实上他已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此事本来完全可以平息下去的，何必认真去追查呢？皇家的事许多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要是认起真来，那就没完没了啦！

　　然而，明武宗却偏偏要认真、较劲，他非但不遮掩搪塞，平息风波，巩固自己的地位，反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殊不知，这种事情只能是越搅越乱，不可能有结果的。要说有结果的话，那就是朝廷大臣们好不容易才把这场风波压下去，但明武宗却从此便留下一块解不开、治不好的“谜团”与“心病”。

　　“我是谁”？“谁是我”？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使他日益不得安宁，无法解脱。如果他是个聪明而成熟的政治家，那么他一定会借助政治魔杖，玩弄权术，很快摆平自己。但明武宗却大发神经，脑子像进了水一样，不去装糊涂，搞伪装，他偏要打破虚伪的面孔，揭下伪装的人格面罩，执着地和皇家与谣传对着干。你们说我不是朱家的人，我就承认不是朱家的人，你们说我来自民间，我就承认来自民间，但那又怎么样？

　　这分明是 一种“逆反心理”，一种有意赌气，也是一种变态和撒野。再进一步便是老子本不是朱家的人却做了朱家的皇帝，凭什么要为你卖命？倒不如借此机会，把朱家的天下搞它个人仰马翻，以泄心头之恨。

　　其次，他受不了“祖训”、“祖制”和“皇权”的监护与钳制，便执意“造反”、“对着干”。为解决“盐引”问题，他第一次与大臣们交锋便败下阵来。

　　所谓“盐引”，就是指政府调拨给盐商们的凭证指标，政府从中收税，因利润很大，故各家都在争夺。名为“八虎”的宦官集团，为中饱私囊而屡与朝廷争利，朝臣便以祖制和朝廷章法来加以阻拦、抗争。

　　明武宗说，我看应该全给他们的盐引。

　　以李东阳、刘健和谢迁为首的顾命大臣，当即顶了回去，表示不能全给，更不能放纵内官（即宦官）胡作非为，坏了盐引法的大事。

　　明武宗一听就发火了，他板着脸说，天下事岂是内官能坏得了的？这个道理难道诸位先生都不懂吗？说罢拂袖而去，当晚饭也不吃，气得他直咬牙，说我就是不准，看你们把我怎么办。但次日当接到三位顾命大臣集体辞呈时，他又慌了手脚，忙说这哪是那呀！于是只好发话，说昨天听了卿等的面奏，今天又看了你们的奏疏，我已想通了，就按卿等的意见办吧。

　　此事虽然解决了，但给武宗留下的却是怨恨。心想：我刚即位伊始，你们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用祖制法规来压我，往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吗？从此他就懒得上朝理事，一切交由司礼监上传下达，搞公文旅游。执掌钟鼓司大权（即皇帝的贴身秘书）的太监总管刘瑾，即具体负责这个差事。这样“八虎”（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风）集团的势力很快就膨胀起来，他们便怂恿明武宗与朝臣作对，又助他胡作非为。

　　于是，在这几种原因的推动下，明武宗便率性放开手脚，执意与朝臣、祖制和皇权“对着干”，由此而引发了一场“皇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纠缠和贴面冲撞的斗争。

　　限于篇幅，下面姑且引述几个例子。

　　（三）“好一棚大烟火啊”！

　　明武宗即位以来，每年在上元佳节时都要以“张灯为乐”。正德九年正月，恰逢宁王朱宸濠献来许多可以悬在壁上和柱上的挂灯，极为奇巧。为了放烟火，又在殿檐下设毡以贮存火药，准备施放。但由于疏忽大意，消防不力，便发生了一场大火。偌大一个乾清宫，从二更天一直燃烧到天光大亮，顿时化为灰烬。

　　当乾清宫火势正盛时，明武宗像往常一样，正忙着去他的“新宅”取乐。他眼睁睁地看见乾清宫成为一片火海，既不焦急，也不关心是否有人去救火。临行时，只回头看看火光冲天的乾清宫，对左右的太监们笑着说：你们快看，好大一棚烟火啊！

　　仿佛那烧的不是自家的乾清宫，而是别人家的大房子，所以他才幸灾乐祸地说了那句令史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浑话”，认为他患了“神经官能症”，要不就是“发了疯”，聊以自嘲、自慰。

　　其实，他的心态并未失衡，神经也很正常。他心里很清楚：我是“人”，而不是什么皇帝，更不是替朱家卖命的皇帝。所以他认为，朱家的天下是否江山永固，正像乾清宫瞬间化为灰烬一样，都与我无关。要烧就烧，要完就完，他只是一个看客，旁观者，现在他欣赏的只不过是“好大一棚烟火啊！”

　　因此 ，他毅然地离开了皇帝住的宫殿，而悠然地去到只属于他特有的“新宅”，宁肯与虎豹为伍，也不愿同那班顾命大臣鬼混在一起。尽管夏皇后贤惠得体，宫妃们一个个风情万种，美若天仙，但那都是皇家之物，所以他不想和她们呆在一起，而宁愿去“豹房”和外来的色目女郎谈情说爱。

　　可见，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但“君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他分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了君权他就会丧失一切，没有了法性人性也就失去了依托，没有了存在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但他为了“人”的尊严、本色与自由，他宁肯抛弃已到手的君权、祖制和法性。在无法解脱君权、祖制和法性对他的制约时，他就远远地躲开它，乃至拚命地作践它、糟踏它。因此他见乾清宫着火时，才幸灾乐祸地说“好大一棚烟火啊！”心里想的是：烧吧！烧吧！让所有的皇宫都烧起来吧！

　　其实，这也是烧他自己，烧的是他的“心”。但他惬意，他甘愿受这种煎熬，更希望在烈火的煎熬中获得“人”的觉醒与新生。

　　《红楼梦》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也每每后悔为什么生在这种大富大贵之家。为此他也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同时也拚命作践自己、打破自己、寻找自己、实现自己。正如作者说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尽管明武宗是一代君王，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但在维护人的尊严、本色和追求人的自由方面，他又俨然是生长在皇宫中的又一个贾宝玉。在这点上，他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当皇帝，宁肯当商人俗说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已经登上皇帝高位的明武宗，却像水一样偏往低处流。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命人到北京西城去开设了一家“花酒铺”。即今人说的“酒吧”。卖酒的女招待，都是漂亮的女郎。明武宗既是为了赚钱，但更是为了以此来取笑搞乐。

　　更离奇的是，他叫人在紫禁城北边的玄武门左右城墙下，开设了一条商业街，内设“宝和”、“宝延”等六店，出售各种生活用品。离此不远的“郎下”酒家，则专门卖酒。酒是宫内自造的，店里员工则是由 宫中太监担任，宫女既扮成老板娘，也有的扮成调情劝酒的妓女。还有各种丝竹乐器演奏，实际上就类似于今日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

　　明武宗则装扮成商人，他头戴“瓜拉帽”，身着锦缎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手摇折扇，大摇大摆地来到这里。他先逛宝和店，后逛宝延店，待所有的店铺都逛完后， 才哼哼哈哈地钻进酒铺。每到一处，他都操着市井俗语，和店员们讨价还价，而且斤斤计较，寸利必争，大有火中取栗的商人本色。但来到酒铺见到女招待时，他一下又成了打情骂俏的老嫖客。

　　在商人地位还不高的明代中晚之季，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以扮商人为乐，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此消息不胫而走，商人们都大受鼓舞。这对晚明时期商品浪潮的崛起，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明武宗只不过是以扮商人为乐，但殊不知他这一乐，却导引出稍后滚滚而来的商海洪波和一股势不可挡的人文思潮。

　　与明武宗同时代也是他的子民的唐伯虎等江南画家们，即受此鼓舞，也仿效皇上“闲来写就青山卖”，开始学着做生意了。唐伯虎说：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

　　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

　　尽管说得矜持而又可怜，但总比过去羞于谈钱进了一步，现在敢于公开以画卖钱了。他把“作品”当“商品”来兜售，说明画家们已经具有了“市场意识”。赚了钱后，继而又激发了他们对“人欲”的更大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这一社会效果，是明武宗始料不及的。他压根儿也没有想过，要成为引导时代潮流的开明君主，原只不过朦朦胧胧的自我满足而已。但对一个封建皇帝而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皇帝扮商人，明武宗确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然而，更离奇的还是他不当皇帝，突然正式下诏把自己降为将军。

　　早在正德十二年九月间，即进军西北前夕，为了调拨各路军马钱粮，明武宗就曾发布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印信和称号，当时就受到大臣们的质询，皇帝御驾亲征就是皇帝御驾亲征，何必又自称是什么“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呢？这样不伦不类的，既不合祖制规定，又不合乎朝廷法度。

　　正德十三年七月间，明朱宗在巡视北方边防时，又旧号重提，而且这次更离谱。他在诏书圣旨中明白无误地宣称：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ZW(]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ZW)]诏书中所言的“朱寿”，何许人也？大臣们都猜不出他是谁。“六军”只有皇帝才能统率，莫非他就是皇上不成？但哪有皇上自己给自己下命的呢？再说皇上明明叫朱厚照，何时又改名为“朱寿”的呢？

　　当大臣还没有弄清楚时，四天后又传来了一道谕旨，而且更离奇古怪，他居然自己封自己是“公爵”（即后来自称的“镇国公”）。这还不算，他甚至要吏、户二部给他发俸禄（每年支禄米5000石），这下更把大臣们搞糊涂了，也搞烦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作为皇权和礼制化身的皇帝，为什么要带头破坏天经地义的朝廷法变？皇帝为什么要自己捣毁自己的江山社稷？这不是把大明王朝连同他自己一起推在油锅、刀丛中去滚吗？于是，朝臣们忍无可忍，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给他列了四大罪状：一、既为皇帝，“安得一身为君而出令，又安得一身为臣而奉令”？其理不通，名不正言不顺。

　　二、既为天子，本有四海之富，何必又巧立公爵之名目而索取俸禄？有失天子身份，大损皇家之威严。

　　三、朱厚照之名，是按朱家祖制血缘和皇族世袭制度取的御名称谓，实为当代皇权的标志，且天下臣民皆知。现在突然易名为朱寿，不仅混淆了“君与民”和“君与臣”的特定关系，而且也打破和颠覆了世袭的皇权秩序。

　　四、大将军是“人臣职事”，如果随意“加之人主”，那就意味着冠履不分，本末倒置，颠倒了君为臣纲的祖传制度，也混淆了“君与民”本质的区别。

　　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明武宗胆大妄为，居然把皇家的世袭制度和皇帝的威严视为儿戏，全然不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放在眼里。时而把“皇帝”降为“将军”，时而把“皇帝”扮成商人，时而把“皇帝”当成渔翁（他在南下时亲自下水去捕鱼），时而把“皇帝”当成嫖客……这与那些为了微服私访而扮成普通人的天子大为不同的是，他完全是以假当真，以真乱假，公然把“皇冠”踩在脚下，敢把皇帝拉下马，然后以世俗之人来取而代之。

　　也许明武宗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正意味着他在“反皇权、反权威、反传统”。他反对和打破“皇权模式”的目的，无非是想营造一个人性化和人欲化的空间。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情绪。

　　正如歌德说的“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思想感情”。

　　几乎与明武宗同属于一个时代范畴的西方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便传来了一个时代信息，几乎与明武宗的“反皇权、反权威、反传统”的“异端”行为不谋合合，也和明武宗死后不久而生的李贽的反权威、反传统和争自由、扬人欲的思想不谋而合。

　　我曾在《禅的人生与艺术》一书中，写下了以下一段话：在李贽的“是非无定质”论中，几乎把孔孟的大哲形象的外衣一下撕了个精光，而且从他们的骨子里还狠狠地捅了几刀。在他的心目中，孔子除了“唯酒无量”之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无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还不如芸芸众生。

　　蒙田也曾认为，所谓帝王并非龙种，只不过是衣着华贵罢了，脱下华衮龙袍后也是条俗汉子，说不定比他的小民百姓还要低贱。在他看来．先哲大贤也和凡人一样。比较而言．凡人更具有纯洁的心灵．憨厚的个性，更富于人格和人性之美，较少那种争权夺位的虚伪狡诈之术。他说：“即使我们坐在世界最高的宝座上，我们也还不过是我们自己而已”。又说：“帝王和鞋匠的灵魂出自同一个模子”。

　　想不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这一观点，竟越过海洋在中国思想家李贽的身上表现出来。二者不谋而合，都想到一起来了。这既是他们的契机，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又能阻挡得了这股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潮流呢?再看，如果说在王阳明那里．必须灭除“人欲”之后，才能套上“天理”的华衮外衣的话，那么，在李贽这里，“人欲”则大可不必灭除殆尽．“天理”也无须乎那么纯而又纯，善而又善，甚至不妨允许“私欲”，即所谓“恶”的存在。因为，在他看来。“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人皆有私说”。

　　如果说李贽与明武宗还相距几年的话，那么，“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则是明武宗手下的一位重要大臣。宁王朱宸濠造反，就是王阳明替他摆平的。

　　这位“拿刀的哲人”在他的“心学”中，虽然同朱熹的“理学”一样，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而旨在“补天”，但由于他太突出“心”的作用，在强调儒家六经是“吾心之常道”时，客观上就贬低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再经王门后学的发挥，便更加“走火入禅”了。

　　既然儒家经典是“吾心之常道”，那又何必去求圣人呢？既然“心就是理”，那所谓“天理就是人心、人欲”了。再一发挥，便成了至理名言：“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纸上寻”。当时连市井小民都知道：眼前是夫子，何必求圣人呢？

　　这样，一般汹涌澎湃的人文思潮，便从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中扒开了一道缺口，从而形成了反权威、反传统、反理学和争人欲、争自由、扬人性的滔滔洪流，直接冲击着朱家王朝业已腐朽的堤坝。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是明武宗自己。

　　这看起来有点反常，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代君王，怎么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他非但不想方设法地去维护自己的江山社稷，怎么反而去作践自己，捣毁自己的江山呢？这不是发神经吗？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把朱家王朝看成是自己的天下，也不想去当朱家的皇帝，他只想做一个世俗之“人”。即使脱不下皇袍，也要把皇帝彻底“世欲化”、“平民化”，使他像一个“人”。明武宗在远征西北的“应州战役”中的确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他指挥若定，从容应对，运用“口袋战术”打跑了蒙古铁骑，而且亲自上阵挥戈杀敌，足以显示出“威武大将军”的神威，而决不是一个“神经官能症”。

　　明武宗远征西北，几次平藩，虽然不排除他也带有“玩”的天性和玩的因素，但他的“玩政治、玩战争”同他“玩女人”、“玩宠物”一样，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显示他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即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成。同时也显示了他人欲膨胀、人性觉醒和反权威、反传统的“狂狷”个性与“异端”品格，而这些恰好是晚明人文思潮的核心。

　　在不经意间，被他的臣工王阳明阴差阳错地引进在他的“心学”之中，然后又经李贽等“狂简”之士们的疏导，便形成了晚明人文思潮的滔天巨浪，直接冲刷着朱家王朝。

　　（四）“祖制”、“祖训”、和“皇权”，固然是明武宗与朝臣们经常贴面冲撞的焦点，但比这更大的正面交锋的还是“天理与人欲”、“自由与纲纪”的冲突。

　　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可说是明初最保守的阶段。“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儒林记》)。可见，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不是别的，而恰是“程朱理学”。所谓“非朱氏之言不尊”，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明朝统治者是打定主意要恢复而且独尊儒家道统的。至此，理学大见成效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如今再由统治者把早已“发酵”的浸满儒教毒汁的理学挖出来，那就更加臭气熏天了。所谓“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的强制推行的结果，必然是理学的一统天下，即“述朱时期”。

　　上之所倡，下必趋焉，社会的价值取向最能左右时代的风尚。当时的“名儒”、“醇儒”们，“一禀宋人成说”、“恪守宋人矩”，“非朱氏之言不尊”。有的连做梦都以见到孔圣人为快，那怕在梦中给朱熹站班侍坐也是莫大的荣幸。“金鸡忽报春窗曙，惆怅残魂带病吟”．倘若美梦被一声鸡啼打破了，反倒懊悔不迭。如果说唐诗中写的那个少妇是因为担心黄莺的啼叫会影响她梦见远在辽西的丈夫，那么明代的儒生们则怕金鸡打破了他们梦见朱熹的黄粱美梦。足见当时的名儒们，大多已成了理学的信徒和奴隶。这是朱熹生前和死后都不曾享受过的殊誉，想不到在这时却变成了现实。

　　然而，好景不长。明代文化机制内部的深层结构，很快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既是“国家的需要”，就不能说只限于统治者自身主观上的需要，而同时还要看社会对理论的选择机制。而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正当明代统治者承袭元朝理学而亮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利剑，儒生们正为“性即理”还是“心即理”争吵不休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战舰，已先后驶进了中国的沿海诸岛。接着，早已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利玛窦、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邓玉函等一大批传教士，已纷纷跨进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城堡。这股来自西方的海啸，不比当年从蒙古高原上刮来的西北风那么容易“消化”。因为它毕竟是代表当时西方文明的“海洋”文化，这是古老的农耕文化一时“同化”不了的。那些精通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也远比当年鸠摩罗什和达摩等大师要强得多。

　　明武宗当政时期，这股“海啸”虽然还没有刮到紫禁城，但文化思想是没有国界的，该来的早迟都会来。即使“海啸”未至，但国内早已风生水起了。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眼睛很亮，他早就看到：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ZW(]（清）顾炎武：《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ZW)]说得明白，在“弘治、正德之际”，也就是明孝宗和明武宗父子执政时期，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人文风气的先声），就已经“从所未有”地“鼓动海内”了。再加上王阳明心学和门徒们的鼓唱，就更加使“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朱子者，即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但社会越开放，旧的保守势力也越会加倍反击、镇压。明武宗越是把“人欲”凌驾于“天理”之上的时候，那些道学的衮衮诸公们便越是用“天理”的利剑来对付他。

　　正德十三年二月间，明武宗的老祖母“慈圣康寿太皇太后”逝世时，他趁去送葬的机会，又宣布要到各处去巡幸。这时朝臣道学家们便纷纷反对，最后由新科状元舒芬代表众人写了一封奏疏，亮出的“王牌”就是“天理”。他说：“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号，亦天理也。但以礼论之，不知自古万乘之尊，非奔窜逃难，有此轻身者乎？”然后认定：“可见陛下孝诚之未至，天理之未充，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这位新科状元越说越大胆，越说越有理。连焦竑这样的开明之士，也称他是“不负大科”（见《玉堂丛语》），因为舒芬说得太“精彩”了。奇文共赏，姑将原文照录录于下，以饱读者诸君眼福。

　　陛下不亟审察，则人欲之乘，无有穷极。臣恐一骑北奔之余，目中无山陵而有宣府。虽大行梓宫，有不遑恤者矣!圣德刚明，必无此过，但人欲之攻天理，其执断有不可者焉。万一视陵之后，此心莫制，而遂出关。则是惟陛下荒谬淫嬉之谤，终不可白于后世。……君受谤于后世．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充，人欲乘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岂止于是，将使三纲尽沦，九法尽敬■(音yi或do，败坏，)。君子尽制于小人，中国尽入于夷狄。……伏愿陛下由此奔丧一念之孝诚，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听臣之言，不为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则圣学昭兹，天下服矣。”[ZW(]《正德皇帝大传》，第122页。[ZW)]明武宗看了此奏章后，出奇的是并未光火，反倒一笑置之不理，照玩不误。他就是要以“人欲”来侵害“天理”，对旧有的三纲九法，等级秩序和伦常道德，搞乱就搞乱，有何了不起？他对左右侍从们说了句充满市井江湖气息的粗话：别在老子面前谈天理，我就是天理，我就是人欲。

　　他当时既未动怒，也没有收拾舒芬。直到次年四月，当他要南狩时，舒芬又跳了出来大喊“存天理，灭人欲”。这时，他才下令将舒芬等107人，押至午门，先“罚跪五日”，然后“诏杖六十”。犹不解恨，又将舒芬“特调外任，永不重用”。

　　当然，不能以此就认为明武宗是导引人文时代潮流的先躯，因为他毕竟不知“人文”是什么东西，恐怕想都没有想过。严格地说，这位大玩主，这根“超级搅屎棒”，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建树。他除了玩女人、玩老虎、玩臣工、玩和尚、玩人生之外，别的似乎就懂得不多了。因此，他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他一方面在否定“权威”，一方面又在树立新的“权威”。他反对“皇权”，却又离不开“皇权”。他不想当皇帝，但又始终在做皇帝。他以“异端”自诩，却又不准别人“异端”。

　　说来说去，他终究还是一个皇帝，一个世俗化了的皇帝，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说白了，他就是一根“超级搅屎棒”。

　　不过，歪打正着，他居然阴差阳错地“搅”到了时代的“焦点”上。除了上述的之外，下面不能不提到他人性的另一面。

　　这就是他在“不正经”中，也有“正经”的地方。如“玩和尚”、“玩女人”……（五）明武宗并不像史家们说的是个胸无点墨的花花天子，他从小毕竟受过宫廷的正规教育。他当太子时读书也很勤奋，这只要看看他与大臣杨一清唱和的12首诗和他在南京游雨花台时写的诗文，以及他在山西应县木塔上题写的“天下奇观”四个楷书大字，即可知道他还是有一定文化功底的。

　　在音乐方面，明武宗更是一个天才。他曾创作过乐谱《杀边乐》，听过的人都说好。他也很会欣赏戏剧，常在宫里搬演杂剧。南巡时在杨一清家里，还看过《西厢记》。他边看边点出“戏眼”在何处，均能说到点子上。

　　至于在佛教修养方面，则更是无师自通，具有天然的佛性灵根，悟性极高，一点就通。所以史家称他“上于佛梵语，无不能晓”，这并非“夸大其辞”。

　　明武宗从小就与佛结缘，对佛、法、僧这“三宝”颇感兴趣。明宫向来崇奉喇嘛教，从明成祖封乌思藏为法王之后，一直到弘治、正德年间，宫廷中都供着喇嘛活佛，被封为国师的大有其人。至于禅师者，更是往来不绝，经常云集宫中，讲经说法，参禅悟道。

　　明武宗从小除了混迹于脂粉队中外，便是与番僧为伍，听他们念经击钵，练功念咒，他自己也跟着学。所以，他后来主要就是与喇嘛活佛们来往 ，向他们学佛，为他们提供方便，或赐与金帛，或赐与封号，总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拨给房产地产，给予官爵。在这方面，他不惜财力物力，也舍得花时间。不消说，他又遭到朝臣们的反对，但他同样是我行我素，照样学他的佛，参他的禅。在这方面，各类史书中都有许多记载，不必细说。

　　这里要说的是，他为什么要礼佛参禅？这也是当时大臣都搞不懂的问题。是单纯的“玩和尚”吗？

　　《玉堂丛语》中载有一事说：康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庭闻之，无徵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并传。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与至尊并书？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上弗问，田亦竟止。[ZW(]（明）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113页。[ZW)]这个尚书厉害，把明武宗说得哑口无言，结果是不了了之。这看有点像玩游戏，更笑人的是，有一次明武宗又跑到他自称是“家里”的宣府去玩乐，时值迎春之际，他看罢百戏之后，便叫人准备了几十辆彩车，又叫来许多妇女与和尚，一同混杂于车内。在每辆车盖上悬吊着许多彩球，然后叫那些光头和尚用头去顶球，又让那些妇女用嘴去含球。当车飞跑起来时，彩球晃来晃去，和尚们怎么也顶不着，妇女们也含不着，他们都争着去抢球。明武宗见了，大笑不止，他“以此为乐”也。

　　这当然是在“玩和尚”了 。

　　不过，有时看上去又是很认真、很虔诚的。

　　“乌思藏”，不知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西藏。当时，它是一个小国，常派“祝发僧人”来大明传法修好。有一次，一个叫“我些儿”的大德法王，作为该国的使者来到明宫。明武宗热情地供养他，并向他“诵习番经”。史书云：上诵习番经，心皈其教，常披番服，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并左右侍，作沙门弟子。[ZW(]（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10月版，第15页。[ZW)]这样看来，仿佛又是认真的了。

　　还有一次，西宫大应宫人，有些想削发为尼。明武宗不仅准许她们出家，而且还亲自当她们的“剃度师”。他一边为她们剃发，一边念“剃发偈”、“今以戒刀，断汝之发，令汝尘情水灭，梵行增长。此乃旷劫多生之因缘，非今朝偶尔之侥幸……”

　　其一戒一刀，一言一行，皆中规中矩，合乎佛法礼仪。足见他在佛法修行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功底了，并不是一味闹着玩的。正如他说的：我与佛有缘。

　　至于礼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解脱”，求得心灵上的安宁。这与他一心想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自我，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恐怕是一致的。

　　那些追求人欲，向往自由，反对权威和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与佛结缘，向禅靠拢。从王阳明到王门信徒，从唐伯虎到李卓吾，他们几乎一个个都是禅门居士，佛门的俗家弟子。

　　明武宗虽然不是人文主义者，但在皇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冲突中，他却偏重于对人欲与自由的追求，这一点“心的火花”，不能不在佛光中燃烧起来。这也许正是他与佛结下的“机缘”。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他这样做了，尽心了，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因为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只要努力了，尽心了，即使失败了，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六）至于“玩女人”，确是明武宗的一大“败笔”，就是想为他开脱也很难。

　　六宫佳丽玩腻了，便跑到宫外去四处搜巡，而且每到一处都要抢人妻女，夺人所爱，闹得地方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他到北方一家酒店与李凤姐打情骂俏，演了一出《游龙戏凤》；后又到南方扬州选美，搞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又演了一出《拉郎配》。

　　他的“豹房”，既是他的“新家”，又是他的“爱窠”。他玩过的美女与“男色”，多得来无法统计，而且花样也多，数不胜数。

　　其中最出格的恐怕要数玩孕妇了。正德十一年间，有一个名叫马昂的闲职将官，趁明武宗到宣府巡幸时，他便靠老朋友江彬的引见受到明武宗的关爱。因为他早已得知马昂的妹妹非常漂亮，虽然已知她和毕指挥结婚怀孕了，但明武宗还是不肯放过。等召来一看，果然是国色天香，且娴熟胡乐，精通蒙语，又善于骑射。于是也不计较她是有夫之妇，怀孕在身，当即便带回豹房。其兄马昂也一步登天，成了国舅。

　　此事在朝廷立即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朝臣猜测皇上已25岁了，尚无皇子，现在将一个孕妇带进宫来，是否也想来个鱼目混珠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又会上演吕不韦进孕妇而生秦始皇的闹剧了。于是群臣反对，皇宫乱成了一锅粥。

　　但明武宗却置若罔闻，拒不听谏，照样与马姬玩得乐翻了天。但马姬正得宠时，却突然遭到冷落。原来有一天，明武宗到国舅家去饮酒取乐，席间他对马昂说，听说你的爱妾很美，胜过你妹妹，何不唤她出来陪我玩玩呢？

　　马昂推说爱妾有病，恕不能奉陪皇上，改日……话未说完，明武宗就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从此马昂丢官，马姬被遗弃了。朝臣们以为皇上幡然悔悟，谁知其中此事变故的机缘。

　　权力与美女，正如政治与金钱一样，一旦搅合在一起时，便会播弄出人间悲剧与闹剧，衍生出社会的畸型与怪胎。

　　明武宗的“豹房政治”与“豹房情缘”，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已超出和突破了人性、人欲和人文的“底线了”。就此而言，说他是中国最荒唐的皇帝，恐怕一点也不冤枉他。

　　然而，荒唐之事，必然出自荒唐之人，荒唐之人，必须出自荒唐之梦。正如曹雪芹居士说的：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泡，古今一梦尽荒唐。

　　他说：“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那么“细按”明武宗的“荒唐”之举，是不是也“深有趣味”呢？

　　不必急于下结论，先看一看明武宗与刘良女的“情缘”再说不迟。

　　刘娘女并不姓刘，她的名字恐怕是后人从“娘”字中分拆出来的。她的身份也众说纷纭，有许多版本。比较可信的还是《明武宗外纪》，称她是“刘姬”，是大同代王府教坊中的一名歌女。她的父亲刘良是一位出色的乐工，她的丈夫杨腾也是王府中的乐工。刘姬在当地很有名气，弹得一手好琵琶，又擅长一种叫“浑不似”的乐器。歌也唱得特别好，更具有北方女郎打球走马的特技，所以人见人爱，相当走红。

　　明武宗到大同巡游时，曾扮成一个青年军官去王府教坊取乐。当时，大同是北方边防重镇，又是一座历史名城。四方商贾云集，文人汇聚，热闹非凡。在众多玩客中，刘姬慧眼识金，一眼就看出这位年青军官气度不凡，鹤立鸡群，显得风流豪爽，英气逼人，于是主动上前去与他打招呼。

　　明武宗一看，更是一见钟情，恨相见太晚。他又是情场老手，加上刘姬秋波频送，惯会打情骂俏。因此几句话后，二人便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他当即将刘姬带到“家里”，二人便逍遥于巫山云雨的美梦之中。

　　此事早有人向代王报告，说有个军爷把刘姬带走了。代王一听怒不可遏，说谁他娘的吃了豹子胆啦！竟敢在我的地盘上来撒野。他立即带了一帮打手，四处打听搜查。有人告诉他刘姬被一个军爷带走了，还说要将她带到“豹房”中去，他料定可能是当今皇上。再一打听，果然是皇上。心想：也只有住在“豹房”的皇上，才有此“豹胆”。于是连忙上书请罪，说明情况，请求宽恕怠慢之罪。明武宗正在兴头上，懒得管他。只传话给他，说没你的事，你只要给我把刘姬的丈夫杨腾摆平就行了。

　　不久，明武宗便将刘姬带回皇宫，从此形影 不离。“宠冠诸女，称美人，饮食起居必与偕，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辄一笑而解。江彬诸近侍，皆呼之曰：‘刘娘娘’云”。[ZW(]《明武宗外纪》，第22页。[ZW)]一个小小歌女，“一朝选在君王侧”，便立即身价百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在明武宗的眼里，刘姬就是他心中的太阳、宝贝、夜明珠，口口声声称她是“美人”。在众侍从的心目中，刘姬俨然成了正宫皇后，呼之曰“刘娘娘”。自从有了刘姬之后，明武宗变得“老实”多了。

　　明武宗南巡时，他也舍不得丢下“美人”独守豹房，决定带她一起畅游江南。只因行色匆忙，一时不便同行，便先把刘姬暂时安排住在通州张家湾。

　　此地早已开设了“皇店”，是明武宗的“聚宝盆”之一。刘姬便暂住在这里，并约好他先行一步，待安排好后就派人来迎接她。为防有人作怪，又约定凭簪走人。因此 ，临分别时，刘姬从头上取下一根金簪交与明武宗，说你派人来迎接我的时候，叫来人带着它，我见簪即来。“非信，不敢行”。

　　商定好后，明武宗这才依依不舍地与刘姬分手。不料，在过芦沟桥时，御马失惊狂奔，明武宗把金簪弄丢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明武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迭声地说，把“美人”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侍卫随臣左劝右说，好歹才把他哄走，继续前行。及至到了临清，明武宗才派人去迎接他的“刘美人”。

　　但刘姬见来人无簪作凭，即说“非信，不敢行”。来人只好空手而回，将情况如实回奏。因为要忙着赶路，随行侍卫臣工们都劝皇上，不如就此作罢，让“刘娘娘”就住在张家湾，或回皇宫得了。皇上也不必挂念，还是赶路要紧。再说，沿途美人有的是，南京、苏杭、扬州，都是“美人窝子”，还怕没美人陪伴吗？

　　明武宗不等他们说完，便冲着众人怒斥说，你们都是一群糊涂蛋！哪里知道美人难找啊！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非刘美人我不爱……说罢，“乃独乘舸，晨夜疾行，至张家湾亲迎之，并载而南”。

　　当夜，“内外从官”，还一无所知。直到次日离开临清时，大家才发现“刘美人”已被皇上星夜亲自偷偷地接来了。于是臣工随行者都窃窃私语，说都言皇上花心，见一个爱一个，老不正经，现在看来，皇上也有正经的时候，他对刘娘娘就很痴情。

　　皇家车队到了扬州时，明武宗又野性大发，除了选美之外，还准备围场打猎，又传谕旨：禁止民间养猪。这简直是胡闹、瞎折腾了。左右谁劝说都没用，他非要一意孤行不可。这时，刘姬发话了，她对明武宗说，皇上！你这分明是劳命伤财，骚扰百姓。这样也太离谱了，老百姓离得开养猪吗？再说，你也要吃猪肉的呀！民间不养猪，我们还能吃上猪肉吗？再说了，打猎也应适可而上，要看在何时何地……一席在情在理的话，说得明武宗脸上火辣辣的，本想发火，但一看刘美人似笑非笑地娇嗔模样，又强忍着说，算啦算啦！我收回成命不就结了。史家曰：“赖刘姬谏而止”。

　　车驾到了南京，明武宗在接见当地官员时，每每让刘姬同他一起共同亮相，俨然视之为皇后。凡是到各寿庙进香礼佛时，也同刘姬一起跪拜燃香祈祷。所赐各寺庙的经幢旗幡上，都写上“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夫人刘姬施用”，以此向佛祖表示，这是他朱寿和妻子刘姬共同所作的功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朱家的皇子皇孙“朱厚照”，也不是什么皇帝，而是臣民中普通的一员“将军”与“公爵”，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朱寿”，而现在的妻子叫刘姬，不是什么别人替他娶的“夏皇后”。

　　可见，他把“皇帝”与他“自己”，始终是剥离、分开的。旨在强调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玩弄的“政治工具”，不是一个为了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心黑手毒却又装着慈善笑脸的“君王”。

　　也许悲剧与闹剧，荒唐与不经的根源就在这里，一个不想当皇帝的人却偏又做了皇帝。不得已而当了皇帝后，惟一的愿望就是逃离，逃不了就与朝廷对着干。

　　因此，一味责怪、诟骂朱厚照本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况从“朱寿”一生的心路和人生轨迹来看，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数落他许许多多的荒唐和不正经的丑事来，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一下，即不难发现，他在“不正经”中，也有“正经”的时候，（如除刘瑾、战蒙古、平群藩等）。在他的“荒唐”中，也有“不荒唐”之处。因为他毕竟还知道，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正有邪的“人”。所以，我给他的“定位”是：荒唐皇帝正经人或者说，他是根“超极搅屎棒”，一个罕见的“大玩主”，连佛祖都被他搅烦了、玩昏了。他很坏，但也很可爱。因为他坏得坦然、自信、坏得“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过，最后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皇帝将自己还原为欲望与自由、价值与尊严的实体之人而连任何法律都管不住他的时候，那么，这种欲望与自由、价值与尊严，便成了毫无理性的动物的贪婪与自由。其价值与尊严，对于社会和人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当皇帝用一种偏见来替代另一种偏见，用一种异端来替代另一种异端而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候，正如社会需要像韦小宝那样的“小混混”来“以邪压邪”一样，那么这种社会秩序和精神道德就意味着必将解体与重建了。

　　但是，当把人性还原于历史，而在当时还缺乏重大变革的社会机制和必要的时代精神时，所掀起的那股晚明人文曙光，就只能是稍纵即逝、一闪而过。而作为一代君王的明武宗、也就成了一个没有服装，没有武器和赤身裸体的花花公子。
  第二十四章   “麻子罗汉”与“麻子皇帝”

　　○在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的500罗汉队伍中，有个十分奇怪的编外罗汉。他的脸上有点点斑痕，一望而知是麻子。从他身着龙袍、粉底朝靴的装扮来看，分明是一位皇帝。那么，这位“麻子皇帝”又是谁呢？一代君王为何又走进了罗汉堂？

　　○人有生理上的某一缺陷，虽然大为不幸，但似乎并不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甚至因此而更加激励他奋发有为。

　　（一）在四川新都宝光寺罗汉堂的500罗汉队伍中，有498尊罗汉是受“具足戒”的和尚。他们形态迥异，互不雷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光着头，都披的是袈裟。

　　但另外有两个编外罗汉，却是身着龙袍，风帽遮顶，粉底朝靴，长须飘逸，与众不同。他们一个雄踞在295号席位上，称“暗多夜罗汉”；一个屹立于360号席位上，名曰“直福德罗汉”。

　　既然身着龙袍，那就意味着是皇帝。那么，又是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皇帝呢？还有，既然是人间天子，为什么又成了佛国罗汉？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叫“暗夜多罗汉”的一代君王，竟然是一个“麻子皇帝”。因为在这个罗汉的脸上，一眼就可看到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斑点。很明显，塑像师傅在塑他的时候，分明很强调他生理上的这一特点和缺陷。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麻子罗汉”，实际上就是大清帝国的康熙皇帝，而另一个则是他的孙子乾隆皇帝。

　　在人们的印象中，不管怎么说，康熙皇帝都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明君圣主。从康熙皇帝的御容和画像来看，都是一表堂堂，英姿勃勃。脸上并无麻点斑痕。所以，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个“麻子皇帝”。

　　然而，当人们把他请进罗汉堂之后，康熙皇帝却竟然成了“麻子皇帝”。

　　不为皇帝脸上贴金倒也罢了，为什么反而给皇帝脸上抹黑呢？

　　雕塑大师是遵循“写实主义”的原则呢，还是“别有用心”？

　　新都宝光寺的罗汉堂，建造于清代道光年间，并不是兴建于清亡之后。也就是说，当初正是清宣宗旻宁、道光皇帝在位之时，朝廷能容忍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发生吗？

　　别说是“丑化”皇帝，就是“丑化”一般的朝廷官员，也是一桩不小的罪过。

　　就算康熙本人真的是“麻子皇帝”，雕塑大师又非要“如实”塑造不可，那也得给人们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这位雕塑大师也太大胆了，而且居然说服了当时的宝光寺的方丈和四川总督，最后按照他“似人非人”的塑像原则，果然把“麻子皇帝”请进了罗汉堂，终成为一个流传至今的“麻子罗汉”。那么，他又是怎样说服方丈和总督的呢？康熙皇帝真的是麻子吗？这位雕塑大师又是谁呢？

　　（二）这位雕塑大师便是四川合川县的黎广修，他自幼饱读读书，潜心佛学，更擅长于书画艺术。他既是佛门弟子，又是远近闻名的雕塑大师。

　　当新都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决定在大雄殿右侧修建罗汉堂时，首先敦聘的是陕西的民间雕塑艺人，然后又聘请了四川的雕塑大师黎广修。妙胜禅师问大家怎样突出罗汉的神态和特征，黎广修即提出了“似人非人”的主张。在他看来，“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这就是说，“佛出人间”，不是来自天上。佛，只不过人间的“正觉”者、出类拔萃的伟人而已。但不管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人”。佛陀尚且如此，罗汉更应该具有“人”的属性。人们到庙里来谒拜神灵，大多是以罗汉作为观赏对象的。人们以“数”罗汉作为一种乐趣，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雕塑大师对香客们的这种心态是了如指掌的，也深谙“大乘”佛法的宗旨，所以才提出“似人非人”的塑像标准，并得到妙胜禅师和艺人的赞同。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谁也没有见过根本不存在的鬼的模样，而人却天天常见，并且千姿百态，性格不一。要把有血有肉、感情丰富、性格迥异的“人”的神态，逼真地塑造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比起“画鬼”来要困难多了。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到生活中去寻求答案。

　　因此，黎广修便率领大家深入市井田间，观察过往行人，体察人间疾苦，寻找典型“模特儿”。对像貌奇特者，还当面用“白泥”捏出“模特”的雏形，再经过商讨定案后，才交由门徒雕造，待“初坯”制成之后，黎广修又一一修改定型，然后上彩鎏金。新都宝光寺罗汉堂577尊罗汉的小样，80%都是出自这位雕塑大师之手。大家看了，都很满意，极为赞赏。

　　妙胜禅师虽然也很满意，但他又不能不为经费不足而犯愁。因为这么大的工程，光靠向民间信徒们化缘募捐，资金毕竟有限。

　　这时，黎广修便出了个主意。他建议向总督衙门的官员募化，首先突破四川总督这一关。只要总督带了头，其他官员就好办了。再说了，像修建罗汉堂这样的浩大工程，也需要向当地官府呈报，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谁料四川总督对修建罗汉堂一事的兴趣并不大，态度也很爱昧。他口头上说，此乃功德一桩，但实际上是一毛而不拔。

　　中国官员大多都有这样一种心态，凡是与自己的名声、利益和前程关系不大的事，一般都采取不冷不热、可有可无的态度。尤其是涉及钱财的事，则更加防范小心。因此，总是借故搪塞周旋，不理不睬，满嘴官腔。

　　黎广修摸透了官员们的这种心理，因此在同妙胜禅师一同去见四川总督时，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总督说，在总督大人的管辖之地兴建罗汉堂，不仅为佛门增光，也为地方增色。自大清入关之后，从世祖顺治皇帝、圣祖康熙皇帝，直到世宗雍正皇帝、高宗乾隆皇帝，他们无不一心向佛，大弘佛法。仁宗嘉庆皇帝和当今的宣宗道光皇帝，虽然崇道修玄，但对佛教也推崇备至。总督大人一直心中有佛一，一心向善，倘能继承列祖列宗的弘法精神，自播一方福田，必然香火鼎盛，佛光普照，法雨绵绵。既有功于国，也有利于民。如此圆满功德，总督大人也会因此而名扬四海，英名永存。

　　先将修建罗汉堂与总督的“政绩”和“名声”捆绑在一起，然后又与他的“利益”直接串连起来。他说，谁都知道，康熙、乾隆二帝是“金身罗汉”下凡，他们在世时又都曾与宝光寺结缘，今日宝光寺兴建罗汉堂，总督大 何不趁此向朝廷奏报，将康、乾二帝请进罗汉堂呢？这样，总督大人即可以供养人和大臣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走进罗汉堂。如此世代受人香火，岂不是千秋妙事一件吗？

　　黎广修的这一番话，说得总督大众心花怒放，当即拍板，说就这么办！

　　妙胜禅师赶忙把功德薄呈上去，总督大人抓起笔来，就在功德薄上签名，捐银五百两。总督带了头，其他官员也纷纷捐款。这样，经费问题便顺利解决了。但麻烦又来了，这就是要不要把康熙皇帝塑造成一个“麻子罗汉”？

　　（三）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的确是一个“麻子皇帝”。不仅他是“麻子皇帝”，而且咸丰也曾受天花之害，脸上也留下了永久性的麻点。至于顺治与同治二帝，则都是因天花而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清帝国，一直饱受天花之苦。当时的天花绝症，几乎给大清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天花，中医称为“痘疮”。当时，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不治之症”，人们无不谈虎色变。就像今日的“爱滋病”一样，谁要是沾染上了，几乎等于宣判了死刑。

　　17世纪以来，天花疫情曾席卷欧亚大陆，并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当时，清政权正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关外，恰是天花肆虐的重灾区。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太宗皇太极，对天花都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猖獗流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躲”，俗称“避痘”。这叫“惹不起，躲得起”。

　　当年皇太极就曾以打猎的名义，带着眷属和粮食，跑到叶赫大山里去“避豆”。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军准备入关南下。这时正是天花疫情猖獗流行的时候，将士们不怕打仗，就怕天花。正像肃亲王豪格对另一位将军说的：“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于死地乎？”后来，在平定四川时，他也一直处于天花之疫的恐惧之中。

　　顺治皇帝对天花的畏惧，则更加严重。在天花流行时，他便到南苑去“避痘”。后来，以“携太后、皇后行猎”于河北遵化一带的山中。正如他在一道圣旨中说的：近日痘疹甚多，联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面赴各地方官千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ZW(]《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6页。[ZW)]想不到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停朝罢议，躲避在深山老林之中。然而，他怕天花、躲天花，天花偏偏又不召自来，他最终还是染上了天花。

　　顺治十七年（1660）底，从宫里传出了消息，皇宫内苑遍挂红联，内监无职者皆“易花衣”，以红绢悬于胸前。那尊“痘神娘娘”的偶像，又从大高殿迎到养心殿中供养。同时谕令全国，“毋妙豆、毋点灯、毋泼水”，又颁诏大赦天下。人们很快得知，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而且来得快，也去得快。从正月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开始，到正月初七日子时，皇帝就驾崩了，逝世于养心殿。

　　史料证实，顺治帝的确是死于天花。

　　（四）顺治帝未能逃过天花之劫，致使他的三皇子康熙对天花更加恐惧。事实上，康熙早年，一直生活在痘魔袭迫的阴影之中。他一生下来，就正逢天花流行之时。因此，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躲避于西华门外的“福佑寺”中避痘。

　　这种担心受怕的避豆生活，在康熙幼小的心灵中，不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烙印。直到他晚年时，他还记忆犹新。正如《圣祖廷训格言》中说的：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联六十年抱歉之处。[ZW(]《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8页。[ZW)]尽管处处设防，但依然防不胜防，康熙两岁的时候，还是患上了天花。不过庆幸的是，在正白旗汉军白衣曹玺之妻孙氏乳母的悉心照料下，康熙终于从天花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了。但大难不死，也得脱层皮。从此，他的脸上留下了点点斑痕，也就是常人说的“麻子”。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麻子”毕竟比“生命”更有价值。但对于一代天子而言，脸上的麻子终归是生理上的一大缺陷，至少会影响到天子的“仪表”，看去不那么顺眼。

　　因此，脸上的麻子一直成为康熙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既惆怅，也很无奈。但他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大臣皇妃们也不敢以此而小看他。所以，康熙很快就克服了这一生理上的障碍，而且更加采取措施，防治天花。

　　何况，天花还暗中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这也是“因祸得福”。

　　原来当顺治患上天花之后，自知命难保全，正如他对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说的，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

　　顺治皇帝这年才二十三岁，生病前还未考虑过传位问题。他一共生有八子六女，但八岁前，就有四个皇子和五个皇女，都死于天花。

　　直到突然患病卧床不起时，顺治皇帝才开始想到由谁来接班的大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次子福全，准备立他为太子。但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却一直认为皇三子玄烨，是最适合为太子的最佳人选。

　　母子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只好求助于他们双方都信得过的汤若望来仲裁。

　　汤若望原是德国的一位传教士，1610年加入耶稣会，因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而来到中国传教。先为崇祯皇帝效劳，后为顺治皇帝服务，被封为钦天监的监正，官至一级正品光禄大夫。顺治皇帝还尊称他是“玛法”，即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皇帝很相信他，凡是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教。

　　因此，当碰到传位的难题时，便征求他的意见。汤若望当即直言相告，他认为皇三子玄烨最合适。也许他是受了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但他也有他的理由，而且很有说服力。这就是玄烨已经出过了天花，具有终身的免疫力。

　　这对于正饱受天花之苦，正处于生命难保的顺治皇帝而言，不啻是一声春雷，很快就帮助他下了决心，传位于皇三子玄烨。

　　（五）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还不满八岁的小皇帝身着孝服，终于登上了金銮宝殿，成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二位少年天子，史称“康熙皇帝”。

　　当文武大臣在朝拜新一代天子时，无意中发现原来这位少年天子，竟是一个“麻子皇帝”。

　　臣工们一看，不免感到多少有些美中不足。四大辅臣之一的鳖拜，属于镶黄旗，与正黄旗同属于皇帝的“直领旗”，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各旗的旗主。加上他战功显赫，颇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因此一向心高气傲，唯我独尊，刚愎跋扈。现在看到眼前这个“麻子”小皇帝，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总觉得为皇家丢了面子。

　　小皇帝本来就有此心病，今天第一次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他便很不自然。又见臣工们如此表情，便更增加了他的疑虑。因此，登基大典开始不久，他就显得烦躁不安，最后只得草草收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臣工们逐渐便适应了康熙皇帝的这一生理缺陷，他本人也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并转而对天花采取了防治的措施。

　　但当时的防治措施，无非仍然是隔离避痘的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兴建“避暑山庄”。

　　康熙十六年（1677）夏天，康熙皇帝巡视塞北。当途经热河承德山区时，一片莽莽苍苍的山林湖泊，蓦然引起了他的关注。驻足观看良久之后，当即决定在此修建一座浩大行宫。既可围猎，也可避暑，但主要的功能是“避痘”。

　　至于后来“避暑山庄”演变为大清帝国的“第二首都”，那都是政治功能的需要和转移，并不是康熙当年兴建“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的初衷，更不像文学家们说的，是康熙“筑起的一座无形的长城”。

　　这就是说，当初建立“避暑山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痘”。

　　除“避痘”之外，还建立了“种痘”制度。这种“种痘”之法，最早起源于南方民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旱苗法”；一种叫“水苗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首先让种痘的人感染上轻度的天花，发烧出疹之后，然后加以精心护理，使之病症消除。这样便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

　　“种痘”法，首先在宫里皇子中推行，一般都在二至四岁的年幼时期，时间选在春秋两季，地点则在紫禁城或圆明园内。在宫里皇子中推行之后，又在八旗中普遍实施，然后再推广到漠南漠北的蒙古草原部落。

　　中国传统的种痘疫苗之法，曾一度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所以很快传到欧洲，成为当时防治天花的主要方法，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性命。

　　这与康熙皇帝对天花的防患意识和措施，都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也是他对世人的一大贡献，一大功德。

　　（六）新都宝光寺的罗汉堂，终于如期竣工了。

　　开光之日，妙胜禅师特地把四川总督和官员都请来观光顶礼。不料，事到临头却发生了问题。

　　当总督大人在一一观赏五百罗汉时，突然发现那尊象征康熙皇帝的“暗夜多罗汉”，竟是满脸麻子。他大吃一惊，忙问陪同他参观的黎广修，这是怎么一回事？又说康熙皇帝如此伟大超群，为什么要“丑化”他？

　　黎广修胸有成竹地对他说，康熙皇帝再伟大、再超凡脱俗，他也是人。

　　总督说，康熙爷和乾隆帝都是“金身罗汉”下凡，死后早已成佛做祖了。

　　黎广修说，佛出人间，他只不过是人间的“觉”者。即使修炼成佛了，他仍然带有人的属性和特点。

　　总督说，康熙爷有那么多了不起的特点，为什么偏要突出他脸上的麻点呢？

　　黎广修说，“麻点”不仅是他生理上的特点，而且更是他精神气质上的闪光之点。康熙大帝一生饱受天花之苦之害，深知天花给世人带来的威胁和痛苦，因此为了使天下人不再像自己一样深受天花之害、麻脸之苦，他勇于面对自己的这一生理缺陷，并敢于向世人坦承自己“脸麻心不麻”，更以此为鉴，要人们积极主动地防治天花，降服这个恶魔。这正是“以身饲虎”的无畏精神，今日如此“形同帝身”地展现康熙大帝的这一生理上的特点，恰是为了弘扬他的这种精神。

　　总督听了雕塑大师的这一席话后，觉得言之有理，至少是一种说法。要是朝廷追究起来，他也有个交待。但仍感到理由还不够充分，难以服人。因此，他对黎广修说，能不能不那么“如实”展现，“虚化”一点好不好？

　　黎广修说，佛家向来讲究“不打诳语”，反对弄虚作假。谁说假话，谁就要下地狱。

　　总督一听，忙说不打诳语，不说假话，就这样吧！其他官员也附和说，上天堂总比下地狱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就这样，好歹在宝光寺留下了“麻子皇帝”的尊容，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康熙大帝。
  第二十五章  鸡蛋皇帝的理财之道

　　○道光皇帝是一位以“恭俭惟德”的“模范天子”，一向艰苦朴素，穿补钉衣服，吃粗茶淡饭。他常用臣工们研究的是“借蛋生财”的问题，因此落了个“鸡蛋皇帝”的绰号。心中只装了“一个鸡蛋家当”的中国皇帝，偏巧又碰上“心装地球”的大英帝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一爆发，双方的优劣一下就凸现无遗了。再看臣工们都竞相摹仿皇帝穿补钉朝服，一望而知大清朝已经没有多少底气了。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历久而不衰。关键还是要看产生制度的地缘文化和制定、执行制度的人格素质。

　　○文化思想孕育出制度，制度又规范文化人格。

　　(一)和乾隆帝相比,嘉庆帝的后宫就冷落多了,他的后妃才十四人.嘉庆帝只有五个儿子,皇长子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字就夭折了.不久在皇宫中的撷芳殿里,皇次子降生了.他的名字叫绵宁,后来改为旻宁.这就是清朝的第八个皇帝,人称"道光帝”。

　　旻宁9岁时曾随从祖父乾隆帝外出打猎，突然有只受惊的小鹿蓦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小鹿惊恐地看着他，他也惊恐地看着小鹿，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远远立马在他身后的祖父提醒他说，傻孩子，再不下手猎物就跑啦！他听后这才闭着眼射了一箭，结果居然射中了小鹿。为此受到了乾隆帝的夸奖，第一次穿上了黄马褂，戴上了令人羡慕的花翎。不过，兴奋之余，他那双射箭拉弓的手，一连抖了好几天，也一直为那只被他射死的小鹿难过了好几天。甚至总不明白，是该射还是不该射？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这时旻宁已是30岁的人了。这天他随从嘉庆帝去打猎，他的两个弟弟都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想打到更多的猎物，以博得皇阿玛的赏识。但他却不想去争宠夺魁，但愿不要再撞上什么猎物。还好，天从人愿，不一会就下雨吹风了，嘉庆帝便命他从木兰围场返回京师。他感到如释负重，一阵轻松。但他怕多事，事情偏又找上门来。就在他刚回京师皇宫的当天晚上，正巧赶上天理教林清等人与宫内七个太监勾结攻打皇宫。这伙人攻进内右门后，直奔养心殿的南面而来。这时旻宁正在上书房看书，听到喧闹声后，忙到门外去观看。正好看到一教徒正要翻墙而入，他忙返身拿起一杆鸟铳枪，也不管瞄准没有，抖抖地就抠动了板机。只听“轰”的一声，那人便栽倒了，旻宁自已也惊跌在地上。不料刚瑟瑟地站起来时，又看到一个教徒从墙头上冒了出来。他便举枪欲打，但心想多打死一个，不如少打死一个，这正好是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因此，他对那些翻墙的人喊 道，你们去吧，我不想再浪费弹药了。这也是他一向奉行的“节约”原则。

　　这时，侍卫们已纷纷赶来了，这才平息了这场叛乱。为此他又受到嘉庆帝的嘉奖，并封他为智亲王，还夸他临危不惧，应对有方。其实嘉庆帝对他的这个皇子是看走眼了，他不知旻宁是一个最吝啬、最怕多事、最没主见和最“庸暗”的人。为此，他差一点没当上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十八日，嘉庆帝到热河避暑山庄秋狝，命次子智亲王旻宁和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驾，枢臣托津、戴均元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等臣工也伴驾而行。

　　年仅61岁的嘉庆帝，本来“身体丰腴，精神强固”，但由于天气暑热，旅途劳累而诱发了心脑血管病，突然猝死。国不可一日无君，由谁来继位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

　　这年已39岁的智亲王旻宁，他在清朝十二帝中，是惟一的嫡子。他的皇兄早夭后，他就成了皇长子了。由他来继位按说是名正言顺的，但按清朝传位的规矩，必须由内臣和储君同时在场开启那个装有先皇遗诏的“鐍匣御书”之后，弄清到底由谁来继位才能正式宣布有效。

　　因为嘉庆帝并不知道自己会猝死于避暑山庄，所以不可能把那个有遗诏的“小金合”带在身上。但他死后偏又从一直在嘉庆帝身边的近侍身上发现了这个“小金合”，禧恩等人当即打开了匣子取出了嘉庆四年（1799）的御书，宣布由旻宁继承皇位。不过，托津和戴均元等大臣却以“小金合”来历不明和开启时储君没有在场为由，不承认御书遗诏的合法性。

　　偏在这时，又从京师传了孝和睿皇后的懿旨，说让旻宁嗣位。虽然这道懿旨很有份量，但同样疑窦丛生，难道孝和睿皇后早就料到嘉庆帝这次必死无疑吗？他怎么知道嘉庆帝会传位于旻宁呢？要不就是她私自打开过匣子看过御书，而这些是不合法的。

　　所以，宗室的意见和朝臣们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牴牾，一时争执起来，谁也不服谁。作为争论焦点的当事人旻宁，却居然在一旁袖手旁观，毫无主见。禧恩很着急，问他为何不站出来说话。他说我现在出面说话管用吗？禧恩说不管有用没用，你都得去争呀！否则你的皇位就泡汤了。他说是我的别人也争不去，不是我的我也争不来。听天由命吧，我只希望这场争吵尽快结束，别再添乱子了。

　　最后总算摆平了，他终于在吵闹声中登基继位，成了清朝的第八个皇帝，史称“道光”。但他的运气不好，一上台就碰上战乱频扔，内忧外患的危难局面。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英国人居然用烟枪和大炮，首次轰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这位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和得过且过的“苦命天子”、“守财皇帝”，本不想无事生非，但偏又碰上一个多事之秋。英国人远在大洋彼岸，大清朝并未招惹他得罪他，干吗又打上门来了呢？他一生克勤克俭，惟恐多花一分钱，但结果却赔偿给英国几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他心里很难受，也很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运气如此糟糕？难道这是上天安排的吗？

　　（二）道光帝继位还不到一个月，新疆南部就发生了张格尔叛乱。由于清廷派驻新疆的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作威作福，引起当地百姓的反抗。张格尔便趁机率领部下，聚众闹事，并得到浩罕国王的支持，他亲自率军万人攻打喀什噶尔。清朝调集川陕等五省3万兵力予以镇压，结果虽然平息了这场叛乱，但朝廷了耗去了不少银子。这对爱钱如命的道光帝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西北叛乱甫定，西南各地农民起义又揭竿而起。先是湖南、广东的瑶民纷纷起义，后是四川、福建的灾民四处滋事。各地府衙的告急文书雪片似地飞到道光帝的龙案上，他开始还翻阅一下，最后什么都懒得看了。兵部和户部都催朱批拨款，他一看火冒三丈，说你们又要朕掏多少银子？国库早被你们掏光了，朕拿什么给你们？

　　的确，大清帝国如日中天的雍乾时代，早已过去了。即使是雍乾盛时之时，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别看“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到了如今的道光年代，实际上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贫困、落后和饥荒战乱，分明已成了道光一朝无法解脱的痼疾和无法超越的劫难。

　　尽管道光上台后，调整了中枢机构，改革了内政事务，将漕运改成了海运，又将垄断性的纲盐法改成票务制度，增加了一些税收，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开源”理财之法，对开销越来越大的道光一朝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堵不住国库空虚那个大窟窿。

　　于是道光帝又想到了“节流”，他是出了名的“勤政图治，克勤克俭”的模范皇帝。道光辛已年（1821），他刚上台就打出“克勤克俭”的广告：道光辛已恭——俭——惟——德御笔他将这块御笔亲书的巨匾，正大光明地悬挂在自己头上，让臣工们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思。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要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他“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野史说他为了节衣缩食，御膳的开销减了又减，裁了又裁，每顿几乎都是四菜一汤。比起后来的慈禧一上桌就是数百道山珍海味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裤子破旧不堪了，他还舍不得丢弃，命宫女一一补好再穿。江苏一位官员见皇上穿带补钉的裤子，他回去也“缀一圆绸”于“膝间”，表示他在效仿皇上，做“节约模范”。

　　上之所倡，下必趋炎。臣工们见皇上穿补钉旧衣，他们也纷纷仿效。即使袍服还是新鲜的，也要在地上滚来滚去，把新袍弄脏弄旧。即使裤膝还完好如新，也要“缀一圆绸于膝间”。

　　工料局见有些殿宇年久失修，便打报告奏请修葺。道光帝却迟迟不批，说能遮风挡雨就行了，何必弄得金碧辉煌，劳命伤财。他还算了一笔细账，说一根木材从云贵川弄到京师来，至少要花去上百两银子，那么一百根、一千根又是多少呢？还有大理石，那就更贵了。总之，他不想穷折腾了。而且他还猜到，那些总想动工修葺的人，无非是想趁此捞钱。只要斧头一响，他们就黄金万两，朕就是偏不给你们捞钱的机会。有一次，他见一位南方来的巡抚穿着补钉裤来见他，他便问那位巡抚。你的一个补钉花多少钱，那个巡抚说一个补钉花去20两。

　　道光帝听后不无惊讶地说，朕的一个补钉花去的却是50两呀！他们都在骗朕啊！他本不想被骗，当冤大头，但他又不能不在各种骗局中当冤大头。总之，朝廷上下都在装穷、装苦、装酸，也都在搞假、搞秀、搞骗。

　　说道光帝也在装穷、装苦和做秀，似乎有失公道。因为他的确是把“节流”当成为一种当家理财的方法。何况以“恭俭惟德”，对一个君王来说，应当是难能可贵的。

　　但评价一位君王的政绩、操守和得失，却又并不在“节流”上，更主要的还是看他如何“开源”。只要能广开财路，使朝廷国富民强，皇帝就是多吃点、多占点、吃好点、住好点，那怕是山珍海味，美女如云，老百姓也不会有怨言。因为大家都明白，皇帝有这个特权，谁也奈何不了他。怕就怕他把国家搞得一贫如洗，他自己却只顾吃喝玩乐，胡来一气。

　　道光帝虽然没有胡来一气，但他只注意“节流”，而对“开源”却束手无策，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装了“一个鸡蛋的家当”。

　　众所周知，道光帝从小就爱玩鸡蛋、吃鸡蛋。可以说他对鸡蛋情有独钟，简直入了谜。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一个鸡蛋上。他常常想的是，一个鸡蛋一只鸡，十个鸡蛋十只鸡。如此 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多久，普天之下就满天是鸡，满地是蛋了。一个鸡蛋一文银，岂不是满天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吗？他哈哈大笑了，但手中的鸡蛋突然跌落在地，一下便摔得粉粹。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南柯一梦啊！

　　但他并未从梦中醒来，仍然同臣工们不停地研究如何才能做好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他说一个鸡蛋到底值多少银子，如果普天下的臣民都爱吃鸡蛋的话，那么一天能吃多少，又能赚多少银子？这笔账要细算，算好了我们就不愁没钱花了，他还特别研究鸡蛋的各种吃法和性能，又引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原话，对“知心”的大臣说，“蛋白可以清气，治伏热，治目赤；蛋黄气味俱厚，可以补形，治呕逆诸疮，治产后虚痢、小儿发热”。他特别从李时珍说的“卵白像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像地，其气浑，其性温”的话语中，引申而为弄懂了鸡蛋，就弄懂了天地阴阳，上清下浑。此也是治国之道，因此朕的心中装有一蛋也。些话一传开，人们便私下称道光为“鸡蛋皇帝”。

　　既有“鸡蛋皇帝”，便有“鸡蛋臣工”，据说有位知府为讨皇上欢心，便写了一本书。他说鸡蛋就是木犀（桂花），还编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不吃鸡蛋的南方人，到北方饭馆吃饭时，听到“木犀肉”就说好，但等端上来一看，原来是桂花炒鸡蛋，他只好另点一道“摊黄菜”，但端上来一看，仍然是“摊鸡蛋”，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小二望着他的背影说，当今皇上爱鸡蛋，你却不吃蛋，岂不是一个大傻蛋吗？

　　其实真正大傻蛋的还是道光帝，他心中装的就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这种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胸，以及鼠目寸光的短视眼界，难怪他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小不看大，重节流而轻开源了。这实在是抓到了芝麻，而放掉的是西瓜。

　　然而，这个心中只装着葱葱蒜苗、“一个鸡蛋家当”的东方天朝皇帝，偏又碰上了心装着“整个地球”的西方大英帝国。

　　（三）18世纪 中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海洋文化的兴起，在资本主义列强中英国很快就成为头牌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保障原料的供应，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率先敲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

　　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开始英国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呈现出巨额贸易的逆差，于是便想从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获得巨大利润来改变现状。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鸦片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当然，向中国输入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发明的。早在唐代就从拜占廷和小亚细亚一带输入中国了，当时唐人用来治痢疾。宋代时则从阿拉伯传入，名叫“阿芙蓉”。到了明代才称之为鸦片，当时暹罗国是把鸦片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的，诸如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成化年间（1465至1487），市面开始贩卖鸦片，几与黄金同价。有鸦片就有烟民，而且很快就掌握了吸食的方法，一旦沾上就再也离不开了。

　　雍正年间，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为200箱；乾隆时增至1000箱；嘉庆时达4000箱；到道光时则猛增至40000余箱。这样一来，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民生凋蔽，而且鸦片流毒全国，蛊人心志。

　　道光十八年（1838），有大臣向皇上奏疏，说“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道光一看急了，他更为害怕的是白银外流，国库空虚。于是下招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林则徐率先上疏，史载：湖广总督林则徐，所奏尤为剀切。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上谓为深虑远识之言，诏林则徐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节制水师。[ZW(]蔡鸿生：《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35页。[ZW)]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便开始了。

　　这可说是道光帝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但由于他对禁烟运动既无必禁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又无必禁的措施和必胜的要求，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一旦小胜就高兴得昏了头，一旦失利又垂头丧气，别无良策，很快认输。

　　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就在林则徐到广州雷厉风行的禁烟时 ，道光帝不从全局去掌控这场运动的发展变化，他却忙于从局部去亲查一些细小个案。

　　当时京师发生了一桩“灵荼宫庙尼姑案”，尽管涉及到十一个贵戚、官员，影响很坏，但比起南方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来，毕竟是局部性的一个小案子。但道光帝不观全局，不去关注强敌，却集中精力去审尼姑。一月之内，他就亲自过问三次，还三次传谕内阁，要求火速严惩。史载：前因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已降旨将该王公革爵严惩矣。鸦片烟流毒内地，实堪痛恨。京师为首善之区，王公等亦复沾染恶习，此外官民人等吸食者，谅亦不少。皆由平日查缉不严，以致日甚一日。现在尼僧广真庙内，既有吸食鸦片之案，其余窝藏吸烟处所，安能保其必无；至于通衢广市，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更易藏奸，尤当认真查察，以绝根株。[ZW(]《尼姑谭》，第243页。[ZW)]由于道光帝胸无全局，也就做不到胸有成竹，因此，当英国凭借着“坚船利炮”、向中国开战而转败为胜时，道光帝一下就吓瘫了，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处理后事。

　　最后接受了英国人的条件，赔了600万两白银，又将林则徐撤职，流放伊犁。接下来就更惨了，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多达21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40%。一个在政治上独立自主、自供自给的天朝帝国，从此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极贫极弱之国。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有人说，这笔账应该算在琦善和穆彰阿等奸臣、骗子的头上。但也有人说，罪不在“臣”，而在“君”。因为琦善，穆彰阿等大臣，只不过是奉旨办事，一切都按照道光的意旨办的。所以卖国也好 ，误国也好，最后的根源还是“鸡蛋皇帝”。要不是他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能落个丧权辱国的下场吗？

　　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道光帝毕竟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和鼠目寸光的守财奴、平庸之君。他怕多花钱，但结果却花了更多的钱；他怕多事，但结果却反而事更多；他无更多的欲望，也就没有更多的作为；他怕被人蒙骗，但结果却事事、时时受大臣们糊弄。他愈怕输，但结果输得愈惨。

　　因此，说道光帝应负主要的历史责任，也是对的，就是将他的名字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为过。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换一个皇帝来呢，哪又如何？比如就把道光的祖父乾隆帝抬出来，让他处于道光帝的位置上，是否就能转危为安、挽回败局呢？我看未必如此，甚至我敢断言，即使是康熙、乾隆复出，他们也会回天无力，无可奈何。为什么？

　　（四）康乾二帝，就像当年的秦皇汉武一样，绝不是道光似的胸无大志的“鸡蛋皇帝”，而是雄才大略、敢输敢赢的一代君王。但愈是雄才大略、敢输敢赢的皇帝，愈喜欢亲自操盘，愈喜欢独断专行，乃至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样的结果，要么是输得精光，很快完蛋；要么是赢得彻底，长治久安。但不管是输是赢，是长是短，他们都会变成集权力于一身的独裁者。

　　“中央集权，一人专政”。

　　这就是中国的皇权、皇帝。

　　没有皇权，就没有皇帝。

　　没有皇帝，就没有官僚。

　　这便是帝国制度的核心。

　　因此，有人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皇帝制度”上。

　　从秦汉到明清，都是帝国时代。实行的也都是“皇帝制度”。从辛亥革命后，则进入了“共和制”。但皇帝被拉下来了，皇帝制度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独裁专制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还依然存在。

　　因此，又有人发话了。说“任何一种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种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可见，把“制度”视为罪魁祸首的这一看法，也未见得言之成理。

　　譬如开车，有的司机能驾轻就熟，开起来得心应手，安全舒适；但有的司机让他开同一辆车，他却驾驶不了，开起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而且还会抛锚，出车祸。

　　又如烹调，有的厨师能调料出美味佳肴，令人大饱口福；但同样的材料，有的厨师却烹调不出玉盘珍馐，令人大倒胃口。

　　所以，车开得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司机；烹调的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厨师的手艺更主要的还是，像这样的司机和厨师，并不是指少数个别人，而是指整个国民的人格素质。

　　由此可见，“制度”只是社会的一个平台、载体和基盘，至于好与不好，还要看驾驭它的“人”，就看这个驾驭者，能否熟知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能否站在时代的顶端，引领他的臣民奔向历史潮流。

　　显然，道光帝不是一个能驾驭“皇帝制度”的引航人。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和“时代精神”，更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 。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

　　18世纪中叶，历史已发展到工业文化的时代了。道光和他的大臣们却还滞留在农耕文化、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一旦与英军交火，立刻就露出破绽来。

　　有一幅《广州海战图》，画的是1841年1月发生的一场海战，地点在珠江三角洲的亚森湾。图中画的是，一艘中国战船被英国战舰“奈米西斯”号开炮击中，烧毁在熊熊烈火中……[ZW(]孙秀玲：《大清史》，京华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68页。[ZW)]当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中，11艘中国战船被英舰击沉，船上500名船员全部牺牲。这下中国人才知道英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也才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

　　发现了落后并不等于承认自己的落后。

　　发现了愚昧并不等于面对自己的愚昧。

　　这个教训一直到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时，才有所改观。但一步赶不上，步步都赶不上，西方文明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而东方文化却还在抱残守缺，不想从根本问题上进行彻底地变革。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就是要搬动一张桌子，也要闹得流血才能有所变动。

　　怕讲民主，不敢触动政治体制的一根毫毛，更不敢从政治体制上动手开刀，一心只图在“中体西用”上做足文章，这便是当年洋务派的一个先天不足之症。所以后来尽管有了自己的海军和从海外买来了洋枪洋炮，但结果还是一输到底，照样割地赔款，连小小的日本也敢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撒尿。

　　由此可见，虽然病根在“制度”上，但关键还是看是否有敢于向“制度”开刀的、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人”。这个有条件和有机会向“制度”开刀的人，既是“制度”的守护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改革者。他向“制度”开刀，实际上正意味着向他自己开刀。不敢和不想从政治体制上动手开刀，往往是因为主刀者怕因此而出乱子，更怕因此而失去既得的利益和宝座。

　　对作为一国之君的“鸡蛋皇帝”道光来讲，他连一个鸡蛋都怕打破 ，更遑论其宝座 。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语道破玄机。他说：“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国皇帝，都有这种“卧塌情结”。

　　道光帝自然也有这种“岂容他人酣睡”的“卧塌情结”。或者说这个“节俭成癖”的“鸡蛋皇帝”，更怕任何有损于他的江山社稷的变革，所以他不敢甚至恐怕想都没有想过要对自己开刀。因此，不必以今天的理念来评判他了。

　　但即使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君王，就凭他“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凭他“节俭成癖”的毛病，就不可能撑起大清朝的一片蓝天。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逝了，死后葬于河北永宁山，名曰“慕陵”。终年69岁，庙号“宣宗”。

　　“鸡蛋皇帝”的配偶约20人，他最钟情的是纽佑禄氏。当道光帝选秀时，一眼就看中她。不久就封她为贵人，以后又升为嫔、妃。因她才貌双全，道光帝就叫妃子是“全妃”。生了咸丰帝之后，她又被封为皇贵妃。到孝慎皇后佟佳氏病故后，她就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了。

　　但因为纽佑禄氏得罪了孝和睿皇太后，所以在病中吃了皇太后送来的药后就去世了。道光帝在得知皇后猝然崩逝后，非常伤心，但又不敢去追究她的死因，只专门发了一道上谕，称他的皇后为“恭俭柔嘉”。

　　他自己以“恭俭惟德”，当然就夸他的皇后为“恭俭柔嘉”。这样，夫妇二人都成了“节俭”的 模范夫妻了。

　　但过于“节俭”，也就成了“浪费”。正如过于聪明，也就成了愚蠢一样。“过犹不及”都不能达到“度”的要求。真理往前走了一步，就成了谬论。

　　适度的“节俭”是美德，若过了头的话，那就是老抠、吝啬、守财奴了。

　　不过，时机决定一切。

　　机缘未至，时机不成熟，一切都是空谈，怪谁都没用。

　　因此，道光就是道光，鸡蛋就是鸡蛋。他毕竟是生活在“帝国制度”中的一个“另类”皇帝而已，他既为皇帝制度所困扰，同时也没有勇气向“制度”开刀。这样，正如邓小平说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民主政治上不去，好人也会变坏，坏人则更坏。要有先进的制度，就要有先进文化思想的改革家。
  后记

　　文无定式，史无定法。

　　历史原本就像一幅流动的长廊画卷，所以不一样的眼光，就有不一样的历史。因此，将历史通俗化也罢、娱乐化也罢，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历史大都是供后人解读的“当代史”，似乎都含有“我注六经”的意味。

　　对芸芸众生而言，很少是从政治层面上去解读历史的，而大都是出于好奇，总是凭兴趣来关注历史，也总是把历史当成一种不用压力来消遣的娱乐活动。他们不像史学家们那样，非要从历史的“底本”中去挖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理念”来不可，用自己的眼光和兴趣来解读历史，大抵就行了，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此便形成一个社会面极为广泛的“市场需要”，连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民众的这种闲情兴味。古今皆然，这也许就是当前“历史热”、“国学热”再度红火的主要原因吧？而且，这种热度恐怕还将继续“热”下去。

　　我原本是搞佛学文化的，对历史并无专门研究，现在却突然越界筑路，推出了这部历史通俗读物。尽管不是为了赶潮流、凑热闹，但多少还是受此热潮的影响。再说了，“中国皇帝的另类面孔”本身就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

　　这样自然便有意无意地走进“将历史通俗化”的潮流之中了。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我写这部史书，并不是完全出于兴趣与猎奇，而主要的用意，还是想从中探讨一下关于“将人性还原于历史”和“政治与文化”的实质问题。

　　皇帝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属性，只不过他与众不同罢了。与普通人相比，他更具有多张面孔，更具有多重性、多面性和虚伪性的特点。

　　照一般人看来，当皇帝就是好，要什么有什么，爱玩什么就玩什么，其实皇帝这一职业，完全是一份苦差事。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他活得比一般人都累、都苦。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种种限制，极不自由。就是微服私访出来逛一逛，也总是提心吊胆，即便是太平无事时，他也要提防别人会来抢他的皇位，连吃东西也要小心怕中毒，出门又怕有人会来暗杀自己。心里有话不敢随便对人讲，别人也不敢向他说真话。总之，皇帝是最孤独的人、最不自由的人、最不安全的人、最焦心多虑的人。尤其是当皇帝被彻底政治化、皇权化和异化之后，他更成了一个缺乏人情、人性和人趣的政治符号。要说是“牺牲”的话，这便是牺牲。也就是包括他们个人爱好、特长、个性、爱情和亲情在内的“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的乐趣。比如普通人的“天伦之乐”和“至爱亲朋”，皇帝未必就有。为了皇位，儿子可以毫不手软地杀掉他老子，老子也可以随时杀掉他的儿子。儿子可以和父亲的妃子通奸，继母也可以和他的儿子偷情。所以皇宫是最血腥、最不干净的地方。因此，不少皇帝都在报怨自己“为何生在帝王家”，并发誓说“生生世世”都不想当皇帝了。

　　明武宗朱厚照之所以不想当皇帝而想做一个自由自在之人，除了他的荒唐因素之外，就是他看中了做人的乐趣、单纯与尊严。

　　是耶?非耶？

　　我都写进书里了，仅供方家参考。

　　末了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本书虽然写的是24位中国皇帝的另类面孔，看似脱离了我一向坚持固守的禅文化的主航道，但实际上我仍然是按佛光禅影的“机缘”和“禅机”来观照他们的。

　　坦率地讲，我出版了这么多书，都是为有缘人而写的。

　　佛度有缘人。

　　凡与我有缘的读者，准能看透我的心路和人生轨迹，但愿我们能在心灵上撞击出火花。不过，即使难以沟通，或置我于可有可无的位置，我都同样地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人人都是佛）。

　　李哲良二00七年秋于重庆“栖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