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6150参数:精美而特殊的陶器——漆衣陶、锡涂陶

精美而特殊的陶器——漆衣陶、锡涂陶

     漆衣陶与彩陶有其外表相似的一面，但装饰风格及工艺却各异。漆衣陶与漆器装饰工艺相同，一件漆衣陶与一件漆器放在一起，用肉眼很难分别他们的属性，因为这些纹饰与楚地流行的漆器纹饰是一样的，楚文化色彩浓郁。只能从胎质来加以区别。1西汉神人龟甲盾

     漆衣陶是在陶器表上髹漆绘画而制成的陶质器物。漆器胎骨则以木、竹为主，还有夹纻胎（苎麻织成的布料）、皮胎（三国时期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一件犀皮漆耳杯，是我国已知最早皮胎漆器实物）等。《髹饰录》（质法第十七）载：“棬榡，一名坯胎，一名器骨。方器有旋题者、合题者，圆器有屈木者、车旋者。皆要平正轻簿……”注云：“又有篾胎、藤胎、锡胎、窑胎、冻子胎、布心纸胎、重布胎，各随其法也。”说明漆器的胎制非常丰富。漆的用途很广，而楚国髹漆工业尤发达，不但髹漆于木器上，在楚遗物中，陶器、铜器、皮革、丝麻、骨角、龟甲等器物上也有一些髹漆器皿，如图1西汉神人龟甲盾［1］，高32、宽20.1㎝，1973年江陵凤皇山8号墓出土。龟盾胎骨为龟板，亦见有人介绍该盾为“木质”胎体［2］，正面上部绘一神人：人首、人身、鸟足，穿豹斑纹衣裤，作奔走状，头部还有各一蛇形物，其下绘一神兽：鸟首、兽身、三鸟足，头上有一角，作奔走状。背面盾把两侧各绘一人，拱手相向而立，身穿宽袖上衣和长裤，腰束带，足穿翘头鞋，头戴冠，腰佩长剑，似为宾主相见。现藏荆州博物馆。2西汉漆彩陶壶

     彩陶则是直接在陶表绘彩色纹饰，如图2西汉三角纹彩绘陶壶［3］，颈、肩、腹部用红彩绘六层三角纹，各层之间分别以红、白或红黄相间的彩带所分界线，红色间填白色小圆点。色彩艳丽夺目。现藏河南省博物院。3商周漆衣陶壶

     据《韩非子·十过》有“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的记载，说明远古传说中的虞舜时期已有漆木之器。我国最早的漆器实物是原始社会河姆渡第三层遗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4］，最早的漆衣陶出土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吴江梅堰遗址，所绘的原料为漆，先在黑陶表面涂一层稀薄棕色漆，再在上面用厚漆加绘图案，厚薄不匀。同样的漆绘彩陶曾于1955年在吴江团结村亦有发现。陶器上的彩绘用料与汉代漆片的用料相同（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6期）。事实证明，中国是世界漆器手工业的发源地。4战国漆衣陶盖豆

     商周时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是商周时期东方方国的贵族墓地，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图3“漆衣陶壶”便是该墓地出土文物中的唯一一件漆衣陶器。5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鼎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我国漆器的主要产地，丰富多彩的漆器是楚文化基本特征之一。这时漆衣陶开始在楚国流行，这与楚国的制漆业发达密不可分。楚国的疆域自西周至战国末不断发生变化，东周时期楚国的主要活动范围包括今湖北全省、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部。考古工作者在历年来楚墓发掘中，战国时期的漆器广泛发现于湖南、湖北楚墓中，特别是长沙、江陵出土数量最多，河南漆器主要见于信阳长台关1、2号墓，安徽则主要见于舒城楚墓。同时也出土不少漆衣陶器（片）。如湖南长沙、益阳、常德、桃源等，湖北江陵溪峨山、拍马山、李家台以及麻城等，安徽六安城北等战国楚墓中均有漆衣陶器出土。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出土漆衣陶的同时，伴随出土的一般还有漆器与铜器，器形多为鼎、敦、壶、豆、罍等，罐、盘等少见漆衣彩绘。纹饰多以三角纹、波折纹、方连纹、菱形纹、勾云纹、卷云纹、三角云纹、柿蒂纹、龙凤纹、蟠螭纹、蟠虺纹、弦纹、网纹、S纹等常见，颜色主要为红与黑两色，黄、白色偶见。1958～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楚墓中发掘出土了成套的漆衣陶鼎、敦、壶等，通体髹漆衣，以红、黑、白色彩纹装饰； 1975年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漆衣陶敦、壶等；1978年湖北云梦珍珠坡1号楚墓中出土了整套的仿铜礼器的漆衣壶、钫、豆、罍等，还有漆彩鼎、敦、高足壶、豆等陶器，出土的漆衣陶和漆彩陶用漆以黑、红、白和金粉为主，纹饰有弦纹、网纹、蟠虺纹、变体蟠虺纹、三角雷纹、斜角雷纹、卷云纹等。其中网纹平底漆陶敦为战国中期仿铜礼器，通高27.5、腹径20㎝，上、下器各有三兽形足，无耳，盖与器身形状不同。盖为半椭圆形，顶部突起。器身有子口，上腹较直，下腹内收成小平底。盖顶部用红漆和白色彩绘弦纹数道。盖和器身中部用红漆绘网纹一圈，口沿部各饰红漆三角云雷纹一周。该敦不但造型特殊，而且漆绘图案精美，是楚国漆绘陶器的代表作。漆衣金粉陶盖豆（图4），亦为战国中期仿铜陶礼器，通高34、口径20㎝，器盖扣合呈圆球形。盖顶圈足形钮较细高，豆盘较深，豆柄细长，喇叭形座。器身髹黑色漆衣。盖钮下用红色绘蟠虺纹一周，盖沿用红色及金粉饰三角雷纹一周。盘口沿上用金粉填底饰卷云纹一周，柄与座上都用白色彩绘弦纹数道，该器从器形、漆衣和金粉饰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研究价值。漆绘十字花蕊纹高柄陶豆，为战国中期日用器，通高19.5、口径12.5㎝，上为弧形浅盘，直筒状，细高柄内空且小，喇叭状足座，座沿唇外露，盘内沿用黑漆绘弦纹一周，盘内用黑漆绘十字形花蕊状图案，盘外壁和座外壁用黑漆绘弦纹。为随枣走廊较典型的楚国漆衣陶器，有一定的地或特色。现均藏云梦县博物馆；1991年安徽六安城北战国中期墓中，出土漆衣陶礼器鼎、钫、壶、豆等，多为通体髹黑色漆衣，绘红、黄色交织彩纹，纹饰有卷云纹、变形蟠螭纹及变形凤纹等，如变形凤纹漆衣陶壶，通高30.9、口径12.4、腹径23.8、底径14.4㎝，泥质夹沙灰陶，盖顶部隆起，口微外撇，盖上三钮与腹上的对称钮缺失。通体外髹黑漆，上施红黄两色交织的彩绘纹饰，盖中绘变形凤纹，口沿绘交叉纹，颈部见二道凹弦纹，肩与近底处绘一周卷云纹，腹上部绘一周变形蟠虺纹与变形蟠螭纹，其余部分绘勾状云纹和变形蟠螭纹，纹饰清晰，图案精美，色彩艳丽，制作精致，是楚国漆衣陶中的精品。髹漆陶豆，通高19.4、口径16.2、座径11.5㎝，盘口微敛，细长竹节状高柄上有数道弦纹，喇叭形座，通体磨光髹黑漆，是已发现的较早髹漆陶器之一。现均藏六安市文物管理所。6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壶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陕西洛南县西寺冀塬墓葬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精美漆衣陶鼎一对、漆衣陶壶一对、漆衣陶豆一对，共6件，均为泥质灰陶胎。如图31-5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鼎，高17.4、口径17.5㎝，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体髹黑色漆衣，漆上用红白色彩绘，腹较深，器壁较厚，圜底，子母口上承隆顶形盖，盖无钮，附耳外斜，蹄足粗短，近圆柱状，足微外撇，耳与足有削棱，盖面外区饰一周蟠螭纹，盖顶双线圆心内用红白两色绘三分式水涡纹，腹壁饰云纹，多呈“S”状，在附耳的内外侧用红线勾框，间饰对称朱色圆点，蹄足上部勾描兽面纹；图31-6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壶，高33、口径10.8、腹径24、底径13.3㎝，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体髹黑漆，漆上用红白色彩绘，器高大厚重，平沿，沿面有浅凹槽，上承莲瓣形盖，盖心隆起，在朱色单线圆圈内用红白二色绘三分式水涡纹，莲瓣周边均经刮削，顶端呈“圭首”形，内外表饰云纹，壶口微外撇，颈向内弯弧，溜肩，鼓腹，最大腹径在下部，平底，底根部一周露胎，颈部上下有朱色双线弦纹两道，内饰云纹一周，肩至底部采用宽带十字格将腹体均分为8个扇面，十字格宽带中用红白色绘齿纹，扇面内饰云雷纹、卷云纹；图31-7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豆，高20.5、口径16.3㎝，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体髹黑色漆衣，漆上红色彩绘，子母口内敛，直腹斜收，腹较深，圜底，粗短柄，喇叭形盘座较大，盖面鼓起，顶上喇叭形捉手较矮，捉手表面饰斜行交叉网状纹，盖面和腹壁各饰一周山重水复的蟠螭纹，底座饰三角纹［5］。7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漆衣陶豆

     70年代河北平山发掘战国时期中山王墓时，出土了一批陶器，主要器型有罍、鼎、壶、盘、匜、尊等。李知宴将之从陶质区分为灰陶与黑陶，黑陶上面压磨光亮的各种花纹。并认为黑陶的胎质本为灰陶，而为什么器表这么黑呢？是坯体未干透时，用浓烟薰翳所至。这批陶器并非孤例，考古所1950～1952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赵固村、褚丘村等地发掘的战国墓就有这类陶器，琉璃阁战国墓所出一种“既黑且亮，黑色都不脱落”的“光滑”陶器，“因为它黑色的表皮像涂了油漆一样，农民称它‘黑漆古’”（李知宴：《中山王墓讳土的陶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2期。）。笔者认为这些“既黑且亮，黑色都不脱落”的黑陶应该也是漆衣陶无疑。8西汉漆衣鱼形陶盒

     秦汉时是疆界最广，封建经济大发展时期。秦代在我国漆器工艺史上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髹漆工艺有较大的发展，秦朝虽14年即灭亡，但却建立了有关漆器生产的各种制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记载了有关漆园生产、天然漆原料运输及管理，以及各类器物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制度等）。秦代漆器上有许多针刻、漆书和烙印文字和符号，或为作坊标记，或为物勒工名的标志，说明秦代漆器制作有多道工序和官营手工作坊的规摸，所生产的漆器销售各地。但真正可确定的秦墓并不多。9西汉漆衣陶壶

     西汉是漆器工艺史上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由于髹漆工艺的大发展，此时漆器已基本取代青铜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漆衣陶、漆彩陶流行区域逐渐扩大，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北京等地均有出土。如：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陶鼎、豆、罐、壶、盘、匜、甗、盆、碗、耳杯等十余种，出土时部分器物还残留有黑色漆皮，中室还有2件涂漆陶炉；安徽阜阳双古堆M1、M2墓出土陶鼎、盒、壶等残器，器内外髹漆衣，有黑色、褐色、棕色；湖北云梦大坟头、襄阳擂鼓台、枝江以及河南南阳麒麟岗、安徽霍山等西汉墓中出土漆衣陶鼎、盒、壶、钫、小壶等；山东日照海曲汉墓群中出土漆器近500件，完整的大漆案、木虎子、漆衣陶壶、漆衣陶耳杯等，尤以50余件漆衣陶等重要，漆衣陶鱼形食盒（图8）［6］和猪形食盒为山东首次发现的新器形，漆衣陶壶（图9）［7］、尊也十分罕见，成套成摞的漆衣陶耳杯错落有致。10西汉漆彩陶钫

     看看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漆衣陶钫（图10）为泥质灰陶，模制，平唇，微侈口，鼓腹，高足，肩饰铺首，盖作盝顶形。器表磨光髹漆，周身粉绘黄、绿、银灰三色花纹。铺首上各绘一立凤。盖面绘朱红、银灰纹饰，盖沿绘方框和波浪纹；漆衣陶盒（图11）泥质灰陶，轮制，扁圆形，盖与盒子母口扣合，平底。弧形盖顶凸脊一周。器身表面涂黑色粉状物，并粉绘银灰色弦纹两道和波状纹一道，器盖用黄、绿、银灰三色绘弦纹、波状纹和云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除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和古佚书竹简外，还伴随出土有陶鼎、盒、壶、罐、钫、盘、匜等，部分陶器上髹红褐色漆，如4号墓出土的漆衣陶鼎（图12）等。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是继马王堆1号汉墓后，湖南省发现的第二座未被盗掘的西汉王侯墓，出土漆器、陶器、铜器、玉器等500余件及竹简近千枝等，其中就有漆衣陶器，漆衣陶鼎（图13）［8］为该墓出土漆衣陶中较精美的一件。11西汉漆衣彩绘陶盒

     陕西靖边县张家坬M3西汉墓出土漆衣彩绘29件，其中鼎2件、盒一件、壶2件、钫1件、奁1件、罐2件、扁形壶1件、锺1件、盆1件、盘2件、灶1件、灯1件、熏炉1件、仓1件、跽坐俑1件、囷10件，均在灰陶上通体髹一层黑灰漆，然后在漆上用红、白、蓝、绿、粉等颜色彩绘，以红彩为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12西汉漆衣陶鼎

     四川西汉晚期墓葬中也出土部分漆衣陶器，如绵阳永兴双包山一号西汉木椁墓（绵阳博物馆等：《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一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0期。）出土了10件漆衣陶器，分别是罐、盒、钵、鼎、洗，器表髹黑漆，部分内髹红漆。二号西汉木椁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0期。）出土漆衣陶罐、碗、锺（壶）、鼎、编磬、俑等。四川漆衣陶主要在东汉的中小型墓中出现。它的出现和发展只经历了很短的一段时期，这时已是漆衣陶结束的一个尾声而已。四川出土漆衣陶的器型主要有耳杯、钵、案、钫等，纹饰见鸟纹、云草纹、几何纹。如：1962年底四川成都东郊一座东汉墓出土一件漆衣陶钵，高9.5、口径20.8、足径11.2、足高1.2㎝，为细泥陶胎，火候较高，口外侈，折为方唇，唇下有1㎝的凹面，形成束颈，鼓腹上大下小，圈足。器全身磨光后髹朱漆，再以黑漆、石黄、橙红色彩绘花纹图案，颈部以交叉黑线和半圆弧组成物椭圆形，中心一菱形纹饰，上腹为锯齿纹，下腹近圈足处为莲瓣纹，中腹用黑线画漩水纹，再在上面用石黄点画“浪花”或“凤鸟”纹的变形图案，圈足以五条竖立黑线分隔，中间组成菱形花的二方连续带形图案，内口边2.5㎝处用四条交叉黑线组成二方连续菱形带形图案，菱形内用橙红绘似“引号”的纹饰，再在整个带形内画一些小圆圈，带边又一道锯齿纹，底正中为直径10㎝的黑色圆形［9］。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也见汉代漆衣陶器出土，图14为漆衣陶器和漆衣陶盖［10］。由此看来，汉代的漆衣陶器的发现区域还是较广阔的。13西汉漆衣陶鼎

     东汉时期，铜器的制造因为资源和社会种种原因趋于衰落，漆器也因制造的烦琐费工及价格昂贵而不易普及。据《盐铁论》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富者银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玉紵器，金错蜀杯”。而陶瓷制品便以原料较易寻得并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低廉易于普及等优点而得到社会关心与重视。这时瓷器得以从原始瓷真正脱颖而出，并与低温釉陶一起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及彩绘陶的丧葬明器功能。漆衣陶也已基本上完成了中间过渡使命，让位于更易烧造、成本更低廉的釉陶。但作为实用器的漆器并未消失，而且有更长足的发展。隋、唐的漆衣陶器几乎不见。笔者仅见一例，是1984年河南洛阳市龙门西山神会墓出土的一件唐代漆衣陶钵（图15）［11］，高7.5、口径18.8、壁厚0.3㎝，胎质较细，胎体轻巧，通体髹黑漆，是一件较精致的实用饮食器。据明代成书的《髹饰录》（雕镂第十）载：“宋内府中器有金胎、银胎者。近日有鍮胎、锡胎者，即所假效也。”注曰：“又有磁胎者，非宋制也。”说明近日（明代）还有鍮（黄铜）胎、锡胎、磁胎的漆器，都不是宋代制品。所谓磁胎即瓷胎，证明明代尚见瓷质漆器，但目前未见实物。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曰：“故宫博物院藏有瓷胎剔犀瓶，通身上漆，与一般剔犀器无异，只有瓶里及底足露出瓷质。瓶作花觚式，是康熙时物，说明髹饰时代，不能早于康熙。”旅顺博物馆藏有一件瓷胎螺钿漆盖罐和一件瓷胎螺钿漆笔筒，为1927年3月入藏。从两器瓷胎涂漆螺钿镶嵌以及画面内容、艺术手法等观察，是我国清代器物（周怀松、王瑽：《谈瓷胎螺钿漆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2期。）。作为瓷胎漆器，且用七彩薄片螺钿镶嵌，实属罕见，堪称珍品。14汉代漆衣陶器和漆衣陶盖

      “锡涂陶”是根据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出土遗策所载而命名，俗称锡皮陶。这种特殊陶器仅见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与彩绘陶、漆衣陶差不多同时兴起，衰亡时间也惊人地相同。由于它们存在时间不长，使用区域不广，出土亦不及彩绘陶、漆器那么多，一直不被人们注意。我国的陶瓷著作中找不到它们的记载。李建毛先生的《长沙楚汉墓出土锡涂陶的考察》［12］是目前惟一的“锡涂陶”专文。50年代后，长沙地区相继发现了不少锡涂陶，但对锡涂陶的认识和定名却是70年代马王堆汉墓发掘开始的。1957年湖南长沙市子弹库17号楚墓相继出土了2件锡涂陶罐，当时误认为是“釉陶”。1973年子弹库楚墓又出土了数量稍多的锡涂陶器，有3件陶鼎、2件陶敦、2件陶壶，器表有锡箔状贴片。马王堆汉墓出土锡涂陶数量最多，计有4件鼎、4件盒、4件壶、2件锺、1件甑、1件釜，也保存最好，且有文字记载，从而使我们对锡涂陶有了全新的认识。15唐代漆衣陶钵

     李建毛先生认为：50～60年代长沙楚汉墓发掘报告中提到的部分“表皮上尚遗有黑色，但大多表皮均已剥落”的陶器，可能是被浸浊变黑的锡皮。并从建国初期中科院考古所在长沙203号等汉墓中发掘出土的“银衣压纹灰陶”的质地、显色以及压划、磨平等工艺手法论证这批釜、甑、壶、钫、盉等数种均为“锡涂陶”。这种陶器在长沙近年来发掘的西汉晚期墓葬中有一定数量出土，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程式化的丧葬明器，常饰以放射状齿纹。东汉墓再不见锡涂陶出土，说明它与漆衣陶一样已在陶器品种中迅速的消失了。16战国“贴锡箔球状陶敦”线图

     其实，锡涂陶器并不只限于长沙地区。湖北江陵太晖观50号战国中期楚墓、安徽霍山县西汉木椁墓等亦见出土，如“贴锡箔球状陶敦”（图16），通高30、口径19.5㎝，器、盖形状相同，盖合后呈球形，平口，口沿有两个对称的环耳，底部有三个仰首相对的兽形小足，器表用黄、朱、黑三色彩绘花纹，盖顶正中为涡纹，外圈以卷云纹和线纹组成环形图案，器、盖口沿至中腹部绘菱形纹，下腹部有二周锡箔状贴片，该墓共出土了两件相同的“贴锡箔球状陶敦”，敦造形别致，花纹精细，色泽鲜艳，为江陵地区战国中期小型楚墓出土的典型陶敦，富有楚文化特色。安徽霍山西汉墓出土漆衣陶的同时，还出土了2件锡涂黑衣陶鼎及1件锡涂黑衣陶壶，锡涂黑衣陶鼎盖面略弧，上有三兽形钮，器身子口微敛，偏圆腹，两长方形附耳外撇，圜底，三矮粗蹄足，腹部饰凸弦纹一周，黑衣上刷锡，闪闪发光；锡涂黑衣陶壶有盖，盖面微隆，上饰二周凹弦纹，子母口，器身直口，短领，细长颈，球形腹，颈腹分界不明显，附一对铺首衔环，平底，矮圆足，腹部模印一花纹带，由上下各两周弦纹、其间的三角几何纹和云纹组成［13］。似有别于长沙出土的锡涂陶器。

     这种“锡箔状贴片”是否也是锡涂陶器呢？其制作工艺如何？李建毛先生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锡皮当是外镀而成”，“沉浸法所形成的锡膜本身不会出现任何纹饰，锡涂陶的纹饰便依靠胎的凹凸变化而成。锡涂纹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战国吋期以凹凸弦纹为主；西汉初期出现瓦纹、带纹和铺首等；西汉晚期则出现放射状的齿状纹。”西汉晚期以后，锡涂陶器在我国消失，漆衣陶亦与之相似。究其原因，当不外两种，一是成本高于其它陶瓷，且工艺繁琐易碎；二是低温釉陶与印纹硬陶的勃兴有关。据考古资料显示，低温铅釉陶首先在陕西关中地区出现，至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盛极一时。低温铅绿釉陶呈现色彩有如翡翠，且清澈明亮，玻璃感强，器表光洁平整，几可容人。而锡涂陶器及漆衣陶器费工费时、成本高昂，装饰不如低温釉陶，实用不足与印纹硬陶、原始瓷相比拟，自然而然会被这些品种取而代之，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特别是东汉瓷器的烧制成功，更不会再见这些特种陶器了。但是漆衣陶与锡涂陶在陶瓷发展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工效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以漆衣陶替代昂贵的青铜器、漆器的尝试一直是古代手工业制品制造者的梦想，除去新石器时代吴江梅堰遗址最早的不明显漆衣陶，从商周开始已见漆衣陶壶试图以低廉的成本伍入漆器行列，几可乱真。至战国时代，仿青铜礼器、日用器的漆衣陶普遍见于楚墓中，流行疆域进一步扩大。虽然战国时代多见仿漆器的彩绘陶器，显然它们也是漆器的代用品，但简陋粗劣的彩陶明器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礼仪，精美的漆衣彩绘陶则表明了一种认真的努力。

     关于锡涂陶，“是素陶向釉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沉浸锡涂法对以后制瓷的浸釉法工艺曾有过影响和启发。”［14］我同意李建毛先生的这一观点。

注释：

［1］谭维四主编：《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郭廉夫、丁涛、诸葛铠主编：《中国纹样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

［3］中国陶瓷全集编委会：《中国陶瓷全集·秦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4］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

［5］商洛市考古队、洛南县博物馆：《洛南西寺冀塬及城关粮库东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5期。

［6］［7］图见国家文物局：《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3年。

［8］图见《文物天地》2000年4期彩色插页二。

［9］王品中：《从一件陶胎漆钵看四川古代漆器》，《四川文物》1988年4期。

［10］图见国家文物局：《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图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文物集粹》，朝华出版社，1990年。

［12］［14］李建毛：《长沙楚汉墓出土锡涂陶的考察》，《考古》1998年3期。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霍山县西汉木椁墓》，《文物》1991年9期。

原文发表于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9月版《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及《收藏快报》2006年5月31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