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幻痛富尔顿升级:戏说陕西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20:18
生·蹭·愣·倔：关中人性格特色之家乡民俗学探讨
戴生岐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文化人类学异军突起，并日益成为一种后来居上、占居主导地位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新维度。[1](P32)然而，由于文化人类学取向下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诠释人类有关社会行为现象的文化因子时大都恪守了传统的“跨文化”的现场研究方法，这样一来，后发型国家的学者在直接“拿来”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度。于是，中国国内学者就主张把文化人类学的维度转换成家乡民俗学的形式。家乡民俗学中的前缀词“家乡”与其说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冰冷的分析单元，倒不如说反映了民俗学研究者不同于文化人类学者的一种温馨的研究立场。因为在家乡民俗学者看来，他们不应该是“局外人”，不应该采取旁观者冷酷的纯客观主义的立场甚或居高临下的“猎奇”的心态把玩“对象”，而应该是本·安德森（B·Anderson）所说的“双语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他们往往是亦城、亦乡，亦雅、亦俗，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既是本文化的同人，又是异文化的“他者”。这样，他就会抱有与研究对象休戚与共的心态。[2]目下，中国西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也忝列其中，从家乡民俗学维度出发，重点对关中人的性格作一检讨，以就教于同道。
一、“生”——集中彰显了关中人“混沌未凿”、“壮怀激烈”和“上下不慕”、“亲疏有别”的人格特质
“生”，概而言之有三重义项。一是从社会惟名论的代表人物吉丁斯（Giddings, F·H·）和塔德（Tarde）的社会“个体本位”论的维度审视，可以发现关中人在人格气象上表现为一种“混沌未凿”与“壮怀激烈”两种心态并存的状态；二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出发，可以发现关中人的人格气象又表现为纵向上的“大得自在”、“上下不慕”和横向的“亲疏有别”、“内外分明”两种社会态度。现分述如下：
首先，说“混沌未凿”和“壮怀激烈”。关中系“四塞之国”，处中国之中。(大地原点就在陕西西安市的泾阳)也许其子民受庄子描述的身处中央之地——混沌帝通了七窍后就夭折的故事的影响，以为通了“窍道”便必死无疑。[3](p228)于是以“活着”为人生旨归。由于“相对平和的社会变迁和适合于农业文明的自然地理环境”，[4](p66)加之文化信仰系统中以家为本，祖宗崇拜，面向过去几个观念的直接影响，陕西关中人便有条件把由陈独秀所开发出的东方民族所共有的“安息为本”的价值偏好推向极端：即一方面使他们更易丢弃这一价值观念中所蕴含的儒家大化流行，“生无所息”，人当自强，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却极易固化这一价值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如顺天保命，安于本份，知足不辱，节欲全生，生存为大的精神元素。单方面强调后一点，就使关中人遁入了形儒实道的境地。虽然，事实上如于佑任所言是“十个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然则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希图成龙成凤的美好境界。其结果便是：一方面生命力旺盛，元气充沛；另一方面却由于心智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于是在质直笃实有余，变化委蛇不足中遁入误区。这种人格气象从实体范畴而言即为混沌未凿的状态。
另外，从人口因素考量，我们却能发现关中人的另一面，即壮怀激烈的一面。陕西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刘邦始封为汉王，都汉中），关中是汉民族最先形成的风水宝地。更早一些时日，秦王朝就因商鞅变法的“政策推进”的影响，关中人的习武公战、勇毅献身、大气刚正的人格气象就逐渐形成；后自西晋末年始到南北朝终，鲜卑、匈奴、羯、氏、羌(史称“五胡”)等西北方少数民族大批进入关中。“五胡”居关中者尤以羌人和氐人为多。东汉以来，羌人“大部分已迁到陕西”；而氐人在魏蜀争霸中受到曹操挟持，从武都迁徙于天水、扶风和京兆一带。西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5](P93)通过千百年来的互通婚姻与磨合杂处，关中原住民也深受“胡气”的浸淫。胡人体格上的“肥壮”、“多髯”、剽悍；心性结构上的勇毅、豪迈和自信等特色，在关中原住民身上也多有彰显[6]。时至今日，风气所袭，关中汉子在任事创业上的另辟蹊径，不拘熟套的生猛气象，在社会互动上的不傍不倚、卓自特立的侠士风范，依然历历可觅。他们中的好走极端者，就敢于别出心裁地“生整”，就敢于出人意料地“咥冷活”，其毫无顾忌、率性而为的“另类”作派，被人们善意地讥评为“生胚子”，他们也自我解嘲曰“生生货”。社会心理学家周晓虹指出：“俗语和日常笑话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行为的真实写照”。[7](P344)我们透过流传于关中东部的一些段子，就可以窥见关中人的壮怀激烈的精神气质：“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土匪出在二华县(华阴华县)，胡搅蛮缠属长安，杀人放火在潼关”。
其次，就说“大得自在”与“上下不慕”。长安自古帝王都。据陕西学者王双怀研究，“天府之国”的“所指”在古代就说的是关中。也许见惯了政治生活上的浮沉炎凉，关中人便失去了“巴结上进”的雅兴。他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有西凤酒喝，有秦腔吼，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上下不慕”，才不寻情钻眼去政府谋个一官半职。昔有医界亚圣孙思邈，少年颖悟，得老子“为而不有”思想之真钵，历经隋唐二代，三辞御请而不仕，不问政治，寄情民瘼，精、诚、德三位一体，终成济世活人的一代“苍生大医”。又有哲人李二曲，皇帝想见他一面，都难于上青天，他潜心研学，皓首穷经，枵腹布道，终成一代大儒，学界翘楚。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8](P61)只有质(诚实正直的本质)文(“社会整饰”后的主体形象)相得益彰，达致“文质彬彬”，然后才能成为一个飞黄腾达的体面的“君子”。由于关中人诚实有余而虚巧不足，故而飞黄腾达者就不多，因为他太“老实”。这个“老”可以理解为“仅仅有”、“只是”，“光有”等义。连老子也以车轮、陶罐和房子为喻，认为仅仅有“实有”而没有“空无”，便断难有上述三器物的“功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王岱舆讲，“意不诚则无以滋生”。不难看出，关中人的优点就是善于讲究“正德”与“厚生”；不足则在于对“利用”之思想文化资源开掘不够。
再次，就说这个“亲疏有别”与“内外分明”。历史上的关中人因四关扼守，人员往来，交通贸易便不易，于是便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营造了华夏最为典型的“熟人社会”。关中有俚语云：“关中地方邪，说谁谁踅来。”因为人际互动中打照面的几乎全是血缘地缘关系下的人，自然是一回生，二回熟，熟人熟面孔熟腔调，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因而就形成了一个超稳定型的社会结构(温元凯语)和社会次级组织特别稀缺，人文生态有点失调的人文景观。加之渭河谷地土质疏松，宜于农桑，人们稍事劳作，大地母亲便无私奉献出麦米布帛。关中人能把面食作出花来，名躁华夏，被誉为神洲第一面的岐山面，更是被贾平凹评价为：“麦粉储精华，滋味胜羹香”。所以，在物产较为单调(主要是麦面和菜油)，“比较利益原则”没有大张旗鼓地贯彻，商品交换关系不甚发达的既有条件下，关中人的“胃动力”就远远赶不上广东人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面食的依赖性、偏执性和人格特质上的自闭性、保守性。于是，与更广大的西部地区的人相比，在关中蜗居的人便显得“死守”有余而“挪活”不足。他们特别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对“外人”，他总是抱以“冷眼”；对“自己人”，他则捧一颗“热心”。所以，他是“生”在“外边”而熟在“里子”。这种亲(熟)疏(生)有别和内外分明的人格特质，被美籍华人学者许烺光作了如下描述：“中国人并不单是处处都像‘一盘散沙’。在他们所关切的家族和地方性组织的内部，他们相互粘附在一起就像最坚硬的粘土。而一旦对个人的要求超出他们自己的对基本团体忠诚的限度，中国人就会暴露出‘散沙’的特点。”[9](P344)
二、“蹭”——受传统时间观念影响呈示在社会心理上的“连续统”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Ingalls）认为现代化的人在主体特质上有十二个方面的规定。凝练地表述即为求新、求变、包容、惜时、效能感、计划性、尊重事实、信赖、普遍主义、代际变动，尊重和学习。[10](p22-34)国内学者叶南客据此，并根据自己的实证研究，将人的现代性特质概括为自主、效益、创新三大规定。[11]细细体会便不难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规定关乎时间观念的优化。以至于陕西学者尤西林教授认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观念为轴心的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丛应该是建构人的现代性大厦的拱心石。[13]具体而言，有现代性时间观念的人往往特别强调时间的线性矢量不可逆的三维性，全球开放条件下的统一性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均质性，以及在分配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上所显示出的普遍主义倾向。而在这三点上，关中人尤其不到位。一个“蹭”字特别传神地显示了其偏执传统时间观念的非现代性意识。细而言之也有三重义项。
首先，这个“蹭”即指关中人“内隐性”层面上的“延迟”心理。“延”即拖延心态也；“迟”即迟疑情状也。两相协同，则彰显了关中人的优柔寡断的心理品性。受此影响，他们就很难抓住发展良机，并进而奔向未来。深而究之，这同关中人传统时间观念不无关系；也同他们以家为本，不信鬼神信祖宗的宗教信仰系统的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有关。经常讲时间具有不可逆的一维性；其实，按黑格尔理解，它还有三个向度：这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12](P29)。而且，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就更看重“未来”。可是，“时间”的三个向度在关中人那里很容易变成一个（即只讲“过去”）或两个（即再加上“现在”）。关中人大都活在“历史”中，陶醉在“过去”的辉煌与祖宗的圣明中。因而，他们在接人待物中便少了独立自主意识，在决定人生走向时便多了一些宿命论的色彩。他们大都是德谟克利特的信徒，也认为“大胆只是行动的开始，但决定结果的则是命运。”并且大都认同“胆欲大而心愈小，智欲圆而行愈方”（逊思邈语）的哲理。因而在探索未来时便显得缩手缩脚，甚至企图将一切人生的难事交给前定的“基因”。关中人经常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骨泉 管”[14]（即“基因管着哩！”）就显示了这种依托、仰仗“肉体的来源”（马克思语）而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倾向。如果说“壮怀激烈”的生猛气质由商鞅变法和“五胡”叩关的历史事件造成；那么，信奉“骨泉 管”的人们，则大体上是一些依赖农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文明）的部落，农耕部落的子孙大都“攀家”，也特别恪守“孝道”，周天子早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于是，人们比试着看谁更“听话”。因而，关中的原住民遇事绝不会当机立断，而必定要同“历史”（即家长）“对话”，而家长们在掌握“贫困文化”思想资源（如《论语》中的“孔颜乐处”等等思想）教育下一代上绝对是驾轻就熟的。于是，本来就看轻自身，并时不时企图放弃创造未来的历史责任的孝子贤孙们，便愈发感到祖宗的伟大。前些年有种说法关中人自己也颇为认同，即“醒来得早，出门得晚”。在这里，“醒来”可以看成“心动”，“出门”则象征为“行动”。它们组成了一个“连续统”[15](P12-13)。南方人信奉“心动不如行动”，因而会表现出雷厉风行的行为特色，而关中人则把这段时间拉得很长。我们不难设想，原来他在同家人商量，在向父辈讨教，在非对称的代际互动中，原先尚存胸间准备外出一闯的一点点勇气可能早就荡然无存。于是，他们留给世人的就只能是蔫蔫乎乎，磨磨蹭蹭和拖拖拉拉的主体形象。
其次，就是“外显性”社会行为层面上的怠堕状态。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必然造成时间观上的非统一性和人生态度上的非竞争性以及人生理想上的非远大崇高性。当然，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够吃够搅”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法则便无从记起，工作效率也就会创下历史新低，如干一天工作只拧了一个螺丝钉的案例就很典型。[16](P298)更不谙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何物，于是，在“出工不出力”中显示出了一种缺乏效率的怠堕行为模式，也就是俗语说的“磨洋工”。我们甚至可以从秦腔的戏曲风格中，也能体会出关中人社会行为上的怠隋性特征。秦腔被鲁迅称之为“古调独弹”。在一个“超稳”环境中悠然自得地品咂秦腔的人，其自身就是自身的时间。他们的好处是：免去了东部人在遭遇“全球化”（“殖民化”）的厄运时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然则其坏处却是失去了“与狼共舞”拼博于市场的机会。秦腔在诠释以往农耕文明的“宏大叙事”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板一眼、从容不迫的慢节奏，被贾平凹概括为“呆滞性”属性。然而，1840年的逻辑关中人可以迟遭遇，但却不可以永远不遭遇；关中人也只有知道了为何要恪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意义，才能自觉地用虎狼之力颠覆虎狼之道，在光复旧物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以“美的规律”为圭臬的中华民族的新道！
最后，就是社会财富和劳动价值（包括时间）分配上的“蹭饭”心理。老天爷并不是永远善门大开，要是遇上个年馑什么的，“只管放水吃鱼，不管蓄水养鱼”[17]的关中人，也总得有一个新“活法”，那就是去“蹭饭”。铤而走险，当土匪的往往是那些不甚“听话”但又没有“下海”机会的子弟们。当然，“盗亦有道”。这个“道”就是老子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流落江湖的关中好汉就信奉这个理，他们发誓要“替天行道”。谁发达了，他便大吼一声：“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嫑牛!”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打豪强，吃大户，把你的财产夺过来，创造一种“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境界。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刚性的社会制度设置的支撑与国家机器的权威的助纣为虐，也可能只是“小打小闹”；不幸的是，陕西古代周朝的大家长周公旦制礼作乐，将这种支持“均贫富”行为的制度早已设计了出来。这就是由著名学者，陕西省社科院胡义成研究员开发出的崇尚“均平”的周公型模概念。[18]于是，人们便对非常邪乎的“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强盗逻辑笃信不疑，而要他们改邪归正，摈弃横向性超经济的野蛮的“剥夺”，树立“物权法”观念，超越类似于电影《芙蓉镇》里的“运动根子”王秋郝式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根性就难乎其难！
三、“愣”——解构常规的非常规思维和“我的眼中只有你”的“一根筋”意识
关中人的“愣”也是出了名的。想当年关中蒲城人杨虎城将军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实行“兵谏”，演绎了惊天动地的一幕历史活剧，于右任听后大声斥道：“真是个关中冷娃，把天捅了个窟窿!”[19](p413)如果以蒲城为视点前后观照，便发现这样的“冷娃”绵绵不绝：从杨虎城往“过去”看，早杨虎城一百年的他的另一位乡党王鼎也是有名的关中冷娃，他只不过用“尸谏”的形式演绎了同杨虎城一样豪壮惨烈的爱国主题。总而言之，我们以为“愣”之于“冷”义，有冷静，冷峻，冷酷，毅然、决然、凛然无私、无畏、悲壮、胆气过人等等多重含义。它和“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绝然无干，而是在占有真理——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基础上而作出的一种大义凛然的抉择。如果说杨虎城等人只是关中蒲城的个别案例；那么，在战场上当兵的关中人，就是关中冷娃的群体雕像，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在老山前线上，“陕西冷娃打仗不要命”。其实早在唐代，诗圣杜甫就在他那脍炙人口的《兵车行》中对关中士兵的性格有这样的描述：“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可见，关中冷娃的“冷”，是一个贯穿古今、始终如一的个性。可以肯定地讲，如果“生”、“蹭”二字带有的负面东西比较多的话，那么，关中人的“冷”劲，酷劲，则是昏暗中的一抹亮色，这是极需要发扬广大的一种血性资源。因为这正是孔子期盼的，并非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智、仁、勇三达德”和谐统一的道德境界！[20](155)然而，否定庸常、面面俱到的“全面”，执著于非常的、“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深刻的“片面”，也易产生思维方法上的“愣劲”，即类似“我的眼中只有你”所昭示的一根筋，单打一的思维方式。
接着，我们就说这个“愣”。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儿童心理。也就是老子讲的“含德(含生命真元之气)之厚，比若赤子”的意思。既然是儿童情怀，则必然是童真童趣有余而理性老道不足。实际上，同周遭地区相比，关中人的这种“愣”劲，实在不敢恭维。因为坚持它实在不利于将事业做大做强。例如：论思维的辩证性，山西人的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双线并行”，以政统财的政商合一的辩证思维明显高出关中人一筹[21]；四川人的“君子精明，小人鬼黠”[22] (p702)的人格特质中所透露出的思维的缜密性，周到性，更是关中人学习的榜样；而湖北人的“九头鸟思维”所导致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气质，更需要关中人去细细体味。想当年福建泉州哲人李贽发明了“童心说”的哲学主张[23] (p361)，李贽认为干什么活说什么话乃真有德人干真有德之事言真有德之言；然而，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李贽如果把这种“童心说”用在商战上，肯定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世界是联系的复杂的，只信奉在农言农，在商言商，在工言工，在政言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关中人性格中的“愣”之第二义“愣”，是一种亟待解构的人格特征。通过解构，才有望增加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联系性、复杂性和依条件而与时俱进的变化性、相对性；才会从“一根筋”状态下解放出来。
四、“倔”——价值取向和利益博弈上的非妥协性气质
都说湖南人是劲直勇悍的“蛮驴”，岂不知关中人大都是“撞倒南墙连土担”的“犟牛”。查《辞海》解犟字为固执不服劝导之意，应该属于言简意赅的界定。我们认为，现代人的妥协意识，完全是在适应商品竞争和市场交换关系的基础上，所沉淀出来的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安全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生存智慧和“共存与共赢”(江泽民语)的现代性观念。[24] (p183-184)陕西关中农耕文明发达，自然经济历史久远，人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机会远远多于同人进行“社会互动”的机会。故而妥协思想资源便极为稀缺，而过剩的资源则是一种犟牛式的“愣头青”的气质。在《诗经》中，关中西府地区的情景是这样被描述的：“周塬月无 月无，堇荼如饴”，[25] (p302)躲开戎狄游牧部落的侵犯来到这里的先周初民们从此就乐不可支，不思迁徙。关中大地盛产小麦，只要金黄色的麦子在人们挥镰芟割下老老实实地倒地，并能保证颗粒归仓，大地的主人们就会挺起自己高傲的头颅。《诗经》中亦有这样的描述：“诞实匍匐，克岐克嶷”。[26] (p318)意思是萌芽于当年白露(“白露高山麦”)之后的冬小麦历经九个月的寒暑交替和风霜雨雪，在来年变成了沉甸甸的籽实，它们便会在农人的收割下匍匐倒地，而富含营养精华的麦粉便可以把她的主人滋养成富含智慧的顶天立地的“万物之灵”。朱子在诠释“克岐克嶷”时指出是“少年岐嶷，有智慧貌”。[27] (p787)这个“少年”，我们亦可以泛指处于文化草创阶段的一个群体——如先周部落。少年时节就在心智发育上有超常表现，这便是被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称之为农耕文明的“早熟而不成熟的”[28] (p104)一大特色。这就是农耕文明的幼稚性。其“幼稚性”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无忧患意识。关中人没有遭遇犹太人“巴比伦之囚”痛失家园的大灾大难，因而也就在内心身处升腾不出类似于“弥赛亚期盼”那样的把宝押在“未来”的炽烈的情怀。因此，相比较而言关中人的内心要平和自在、宁静自足得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关中人来讲多少是一个“闲言辞语”。所以，他们考虑问题总是往好里想，从来对各种“坏的可能性”估量不足。二是小富即安。“养鱼”是为了自家吃用，而不是大批量生产拿去卖钱；种菜也是为了自个儿消费，因而不必为了订单合同上的苛刻要求去四处向专家讨问蔬菜经。所以，关中人小有所成便沾沾自喜，不想孜孜汲汲胼手胝足去“打拼”。三是长于“天人合一”却拙于人际互动，因而不需要“妥协”哲学的帮忙。
总而言之，受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强硬制约，关中人就只能产生两种在本质上并无差异的文化价值心态。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只能是“土财东”的形象。他们信奉的顶多是孔子在《论语》中所揭示的地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所恪守的非竞争的“矜而不争” [29] (p166)的哲学观念；而广大“灰头土脸”的农民兄弟，则大都坚守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反竞争的“知足不辱”的信条。由这两种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由著名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塬》里所描述的世界。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消费方式是极端节制的，因而，关中人自古就似乎没有感到资源的稀缺和生存的不易。因而，他们也就不会走出去与八方人士进行利益上的博弈和谈判，也就难以在“讨价还价”的实践中沉淀出类似于“妥协”那样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气质。而这样的气质，则注定要由那些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来体现。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关人际社会互动的理论产生在美国。例如，无论是乔治·米德（mead, G）的“符号互动论”，还是戈夫曼（Coffman, E）的社会戏剧论，抑或是乔治·霍曼斯（Homans, G·C）和彼得·布劳（Blau, P）等人的社会交换论。统观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学说有一个共性：即都告诉人们如何通过人际间的妥协而达致马丁·布伯（Buber, M）所说的“共在”。把人的关系模式由“我—它”模式(天一人关系模式)变成“我一你”模式(人一人关系模式)，而这就是由“人役性人格”向“物役性人格”的跃迁。表面看来，这种人长于人际磨合，推崇“交互主体”，实质上，人与人的关系背后是物与物的关系，即主要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这种关系，是一个古老民族走上复兴和发达的必由之路。所以，陕西关中人只有在顺应市场经济大潮，尤其是顺应“入世”以后的新情势，“走出去，请进来”，善于合作，学会妥协，巧于在维护自身利益上把事业做大、做强，合作共事，和气生财，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性的人。
一一 丑陋的陕西人我的“丑陋地理志”才写罢七篇，湖南人要开除我省籍、北京人要驱逐我回老家、上海人在日我先人、广东人要联名告御状、四川人要砍断我右手、湖北人说绝不能把女儿嫁给我、东北人要对我“人肉搜索”……蔚为壮观，好不美丽。也许是有些日子没有更新我的“丑陋”系列的缘故，坊间传言张一一是害了怕了，当起了缩头乌龟，不敢再触动国人的神经，于是连夜赶了这篇文，为粉碎那一些可耻的谣言，为那一些谣言的制造者招魂。
今夜我大笔一挥，赐给了陕西人民以福音。张半仙掐指一算，陕西人大抵有人懒、声恶、贼多、古怪、自大、自闭、倔犟七大美名。
人懒。“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李咏同学当初的一句玩笑，顿时沦为全陕人民的“公敌”。其实李咏那厮也并非是空穴来风，陕西的“懒汉”是有口皆碑的，脍炙人口的《陕西十怪歌》便可以作证，“面条像腰带，房子半边盖”，一根面条一两米长、两三寸宽，恨不能吃上一年；房屋盖了一半就半途而废不盖了，这不是懒又是什么？
声恶。李咏的“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其实要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一个“吼”字，形象地道出了陕西人的“大嗓门”，陕西的民风也还算淳朴，但陕西人说话的态势看起来十分凶狠，这让不少刚和陕西人打交道的外地人很是不爽。
贼多。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一个叫“三只手”的职业也蔚然成风，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可能是理想社会状态的今天，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钱包和挎包盯得死死的，哪个城市会没有小偷呢？然而，以小偷最著称的，还数西安。在西安，遍地都是贼，张一一先生有一亲戚国庆长假随团去西安旅游，一行77人，不是这个丢了相机，就是那个丢了手机，据说没一个人是全身而退的，陕西小偷之手段高强可见一斑。陕西有个放牛的小孩叫贾平娃的，在牛背上写过一本经常是“此处删去若干字”的奇书《废都》，差点儿就取代《金瓶梅》成为中国不朽的“四大名著”之一，但许多陕西的老乡们都很不乐意，纷纷勉励其再写一本《贼都》，也许，这才是平娃同学的本分。
古怪。陕西人有许多古怪的习俗，譬如吃饭时不是好好地坐在凳子上、而是蹲在凳子上便是一例。陕西人结婚的习俗更是古怪，公公往往被整得不成人形，闹洞房的环节那叫一个野蛮，新郎被放倒“洞不成房”不说，新娘遭轮奸的事情也常有发生，真是没有办法。说到古怪，就不能说到陕西籍的两位“名人”，一个芳名唤作“芙蓉姐姐”的，其“S”型身段令人叹为观止；另一个叫张艺谋的更是了不得，第一个让全世界从一部《红高粱》中认识了咱中国的“丑陋”之处，让咱国人好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勿庸讳言，“芙蓉姐姐”和“老谋子”这两位，确确实实是老陕“丑人多作怪”的两个杰出典型。
自大。十三朝古都，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之地之一，唐朝时的西安那可是全世界的NO.1，革命圣地延安那可是全世界多少年轻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啊……回忆过去，陕西人确乎可以牛掰几下下的；放眼今天，陕西人似乎又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所以，当一介农民周正龙突然“拍摄”到一只“华南虎”时，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沸腾了，陕西人民和“有关部门”纷纷如获至宝欣喜若狂，陕西人“帝都子民”的失落感和怀旧感可以想见。据说，有些个陕西爷们甚至还常常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到那时候，陕西又成了人人景仰的革命圣地，如花似玉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一个个纷纷屁颠屁颠地往那儿跑，乖乖隆的咚，那才叫一个人生境界啊。
自闭。陕西地处关中，据说关中土地肥沃，所以陕西人较之于坐井观天的四川人自闭的情操更胜一筹，所谓“老不出关，少不下川”的民谚，就生动地反映了陕西人的“闭关自守”，不但陕西男人个个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老八股，就连陕西的女子也十分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纷纷忙不迭在本地解决了终身，其不良后果是导致陕西人性格的“一元化”，倔犟又偏执，九头牛拉不回，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往往很难适应形势的变化。
倔犟。陕西籍大才子、国学大师吴宓当年在谈及陕西人的性格时，曾用了倔、犟、硬、碰四字进行概括，陕西人性格倔犟、喜欢抬杠也是世界有名的，老谋子的《秋菊打官司》是一例，周正龙死不改口“虎照是真的”是一例，陕西民间有传说爷爷和孙子争执曹操到底是82万还是83万人马下江南险些掐死孙子又是一例，陕西人之“一根筋”，只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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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3800万陕西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服务还是凌辱---国人劣根性之西安火车站见闻
－－－长安子夏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坏。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按道理，我应该偏向自己的同胞。但是我的同胞中的一些人做的有些事却让你怎么也偏向不起来。
前两天西安一直是大雨滂沱，刚好家里来了个远方的亲戚，我冒雨送亲戚去火车站。而这件让人堵心的事就发生在火车站对面的服务室里。
把客人送进站后，我去了趟火车站对面的旅客服务室 。外面在下雨，再加上暑运已经开始，大厅里到处都时扛着大编织袋的人。由于火车站附近的店大多做的是霸王生意，比如外面三块钱一瓶的饮料在这里往往是五块六块，而且很多都是“自己加工”的。因此，很多常常出门的人都知道火车站的生意就是宰人的勾当，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在这里购物。当然了，对于那些平生第一次出门的人来说就没有这种警惕性了。
我站在大厅里，离我不远的地方就摆着一溜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两三个人，离我最近的一个男人守着卖饮料的摊，不远处的两个女人守在厕所门口卖票。这时过来了一个面色黝黑的农村年轻人，背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不知道是打工回来准备回家收麦子，还是收完麦子准备出去打工。这个年轻人在周围的柜台前转了一圈，最后走向离我不远的这边柜台。“一瓶啤酒多少钱？”打工人努力的说着一口方言味很重的普通话。“十五块。”柜台后的男人看见生意上门，急不可耐的报了一个“天价”。“咋这么贵呢，在我们那地方也就四块钱一瓶。”年轻人继续操着他那口不熟练的普通话问。“咦，你咋这个说话呢，你来自撒地方，我们这是撒地方，古都西安，知道不，而且还是在火车站，一瓶汉斯要你十五块钱都便宜你了。你有钱就掏钱，没钱就走人------”这个男人喷粪式的长篇大论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正在想这人咋这个扎势呢，换做我是顾客，虽然我没那个勇气跟这个人去吵架，但最起码我绝对会瞪他一眼，转身离去。但我想错了，那个农民工顺从的掏出了钱，脸上还陪着笑。但事情还没完，这时旁边来了一个大胖子，他看了一眼这个农民，然后说：“你咋能在服务大厅喝酒抽烟呢，这是服务大厅看见没？” 这个农民工一听这话慌了，拎着酒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在这时胖子又发话了：“不过，鉴于你是在这儿买的酒，那你要喝就在这儿喝，把酒瓶留下，完了再出去，要不然小心警察抓了你。”旁边摆摊的人也跟着一起起哄，“就是就是，要喝就在这里喝，这个人是警察，你要听他的话。”这明显就是一场戏弄加了一点点如意算盘，啤酒瓶留着还能回收。至于那个胖子，我留心观察了一下，不过就是隔壁一个生意冷淡、想找点乐呵的摊贩。这时所有人都狂放的笑起来，那笑声是那样的可恶，带着戏弄别人的快感。我抬头看看大家嘲笑的对象，那位年轻的农民兄弟，他还在那儿站着。我想这个时候这个被嘲弄的年轻人应该有所察觉了吧，应该表现一下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了吧，应该让那些咧着黄牙笑的嘴闭上了吧-----但是我预想中的那么多应该没有发生，发生的却是这个黝黑的年轻人仰起脖子，把一瓶冰冷的啤酒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最后还剩了一点点，他谦卑的把酒瓶放在柜台上，用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了身谢谢，然后佝偻着背转身离开。我眼前这几个或胖或瘦的黄牙们笑得更凶了，我着看那个远去的背景，耳边回想着的笑声让我-----
为什么能这样，你们也是这个社会链条上最下层的一环。你们守在所谓的“服务大厅”里，在苍蝇等各色小昆虫的环绕下，守着自己小小的柜台，闻着不远处厕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赚着那几个辛苦钱。你们的脸上也刻满了生活的艰辛，如果你们多少有那么一点别的出路，我想你们也不会闻着恶臭去赚那几个钱。如果有机会，你们也愿意去一个更高收入、更好环境的地方去工作。总而言之，你们也是一群受苦的人，被生活的压力所蚕食的人。但你们这些平时需要人们去同情、去理解、去帮助的人，却做了这样一件很可悲的事。你们是弱者，但你们欺负、压迫比你们更弱的人。你们见钱眼开，你们见人下饺子，你们是一群让人无法同情的人。难道生活、金钱这些东西真的让你们这些本该善良的人失去了该有的同情心吗？我想你们在劳累一天后也要回到自己的小窝去，或者你们也是来自异乡的她或者他。或者你们有机会也会去别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愿到那时候，你们的良心会觉醒，发现自己曾经做了一件多么荒诞的事情。你当初所戏弄的，不是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乡下人，而是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健全的良心。
而且，我还要说的是，像那个农民工的无数中国人，你们可不可以在别人恶意对待你时，勇敢的说声“不”？
２０１０．７．１１．
编后：
糟踏别人同时，糟踏着自己。但很多国人很聪明的认为，自己占了便宜，自己很聪明。有一天，到了他受糟踏时，才想起自己应该受到善待，但善待已经被他们当抹布丢到无人理会的角落了。陕西人尤其要小心这一点！陕西经济老做不大，与自己骨缝子里的东西有关！
龙芯
７．１３
你们陕西人为什么“都”挺是非？
特别声明：文中以陕西人为题目，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本人熟悉他们某些人的某些习性，而这些习性素材有利于笔者正常抒发感情，完成本文，并非陕西人鹤立鸡群，是十四亿国人的另类，而其他地域国人就修养超群，品位高雅，不屑、不愿、不齿同类事项，事实是，其他地域的国人可能拥有某些相同的伎俩和陋习，丑陋不相上下，表现更是半斤八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有拿地域省籍做攻讦者请免开尊口，自重为妙！
朋友陕西周至人氏，娶云南昆明妻，妻美如著名舞蹈演员杨丽萍，所以本人老怀疑她是否是云南白族，她当然冷冷地说：不是！
朋友长的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典型秦人形象，虽在外二十年有余，但吃起面条，依然是装一小盆，然后将油泼辣子狠狠地挖一大坨，搅拌成红艳艳的然面，满头大汗，吸溜、吸溜地吃，看着他吃“面条”你一定会感觉到过瘾。
朋友现虽任职仅处座级，但在外却经常摆出一幅领导的架势，只是这种架势在靓妻面前就如泄气的皮球，没了底气。如果恰逢妻杏眼一瞪，朋友即可满脸堆笑，只有点头哈腰的份。
不知道什么缘故，朋友妻近来时常抱怨说：你们陕西人都挺是非的，喜欢斗心眼，说别人的坏话，互相还不团结……本想想很很回击她，但无奈暗自思衬一番，发觉她并没有完全说错，个中曲直，待本人慢慢给各位道来。
从沿海回到陕西地界，最大的的感受是社会运作方式的差异，当然当地官僚们现在也大会小会地强调，要改变“思想观念”云云，但你仔细听辩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官僚们口中的思想观念其实有些空洞，因为可能他们自己也讲不甚清楚到底要转变些什么思想观念？只是因为上面这样提倡，周围的同志们也都这样讲，那我也就这样忽悠，一来紧跟形势，与时俱进；二来说明自己理论水平也不差……为今后的晋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理说，国土是寸寸相连，社会和人的思想也不会有大的出入，而且我们又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由相当高度集权的统治者左右的国度，思想统一应该不在话下，但以笔者的观察来看，国土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差别大的连自己都难以忍受。
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社会发展的惯性，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并非个别人就可以轻易引导扭转，要不然就不会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训。真要某个地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非是强大的外力带给他压倒式的革命，否则个体的思变无疑有螳臂当车之嫌。
省城西安据说为中国文化、教育强市，单从高等院校、研究所数量来讲好象不假，而且久远的历史，帝王墓又一大堆，经常还被官方拿将出来代表国家体现过去的“辉煌”，但是如果你真以为高校多了市民素质就高，历史长了城市就有文化，那你就大错特错。
事实是，西安并没有因为高校多、大学生多、皇上陵墓多而表现的更加有“文化”。相比沿海发达城市，西安有一股落魄贵族的尖酸和腐臭，市民普遍比较“冲”，或许有些人认为“冲”是直率和真情流露，但是笔者到认为还不如说这不尊重他人的“冲”正是性情粗糙，没有文化的表现。
陕西（西安）人有一句口头禅叫“怂管”，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好象符合现代社会不关注他人隐私的大趋势，是个十足的优点，但实际上陕西（西安）人对别人隐私有超乎寻常的兴趣，相反对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这些市民应该关心的话题到真的经常表现出只有“怂管”两个方言字才能贴切诠释的意境，而且他们还对别人偶尔的关心行为会顺便带出些“就你能”的蔑视，眼神中明显有你还不够成熟的怜悯。
改革开放不久，面对东南沿海以前那些“蛮夷”之地的腾飞发展，失落的西安人跟其他许多自认为有文化的内地城市人一样，提起广东就露出一脸鄙夷：只不过有了点钱，哼，文化沙漠！完全是一幅祖上好象曾经很有文化的嘴脸。
如果你真以为他们这样说就有文化的话，那你也就没有了文化。这些嘴里处处说别人没有文化的人，其实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有“文化”。是历史，还是现代科技？是真才实学，还是学历？难道青春就代表没有文化，衰老就代表有文化？正统文化就是文化，某些道貌岸然的学者专家眼里的非主流文化就是不文化？秩序和整洁没有文化，而粗俗、服务和管理水平低下反而能体现文化？！
陕西（西安）某些省民、市民表现的素质是不以恶劣和不良行为为耻，反而“你舍额思个流氓，额邹四流氓，咋咧？额还打你个怂哩！”陕西（西安）恶劣的城市服务意识（当然包括政府机关）和出租司机普遍的坑蒙行为（不能完全怪司机，管理水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不把管理“善小”的事情抓好，不提高全体省（市）民的文明意识，象陕西（西安）这样的地方想建设什么文化大省，整个一个为了政绩的瞎扯淡！
回到前面提过的朋友，由于出身贫寒，小时候又生活在陕西这种对老百姓来说机会相对匮乏的环境中，所以混个一官半职就是许多人从小的人生梦想，所以真能当“官”，当然会喜不自禁，总要在不经意间表现一下，而且经过多年受“欺压”的惨痛经历，一般他们都会在掌权之后变本加厉地严格要求治下的“臣民”，一定要使他们感受一下权力的厉害。
该朋友曾经要找个保姆，但苦于典型的陕西人好象不太会做菜、做家务的缘故，于是委托别人在偏南的地方给他找一个，但在叮咛之余，还不忘提醒人家：“你就说深圳的一位领导要找保姆……”
虽然靠自己努力早已经是老家人眼里人上人，在南方“挣了大钱”，但其实朋友心中一直有疙瘩，提起西安他会若有所思地说：不喜欢！“咱是农村人，人家城里人又看不起……”当然从行政区划上他出生的小镇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西安”范畴，但是他并不认同西安。
可能是行政机关呆的时间长了，朋友喜欢打探别人隐私，比方谁在后面说谁的坏话之类，顺便还探听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消息，该生有个嗜好也喜欢传播这些风言风语，他时常会得手。有一次他抱怨说：咱陕西人他妈的有问题，有用的时候来往，没用的时候就不见了！”当然他讲的是一部分人的问题，但他确实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实际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又回到陕西，回到西安。在陕西或者西安与朋友聚在一块，最喜欢谈论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即使是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而且好象还有学问的的人也喜欢这一口，比方今天领导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暗示；哪个人又被领导修理了一顿……，神情大都显得很神秘，好象自己能打探来这种消息是有相当的背景和能耐一样，这不免让人想起了橘生淮北即为枳的祖上判断，因为在深圳的许多老陕为了生计劳累奔波还来不及，很少有余暇议论这些长短话题。
西安人的自信和不自信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提起“外县”，就满脸的优越，比起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的神态毫不逊色，但有部分西安人在外，却表现出了与千年古都不相称的不自信，说起话来好象西安不在陕西地界，而西安人也不是陕西人一样。虽然笔者理解部分西安人的祖上确实不是陕西人，但你是西安人，难道陕西人的称呼就让你丢脸了不成？
细想起来，原来陕西在外给人的印象无外乎黄土高坡、尘土飞扬，粗犷有余而精细不足……而人家西安，虽然在全国来讲地位已经完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好歹还算是个大城市；再说了，几百年、几千年前可是绝对辉煌过一把……怎么能跟粗俗和荒凉划上等号？
有人说了，学历就是学习的经历，不代表水平，也不必然代表素质，这话千真万确。虽然西安高校多是事实，历史长也是客观存在，但西安市民并没有表现出比别的地界的人更加有文化也是令人尴尬的现状，在遵守秩序规范，讲究规则，尊重他人，知书答礼，平和谦让……等诸多方面反而与经济发达地区有实实在在的差距。
以笔者来看，陕西人缺乏诚信精神，虽然陕西人整体上给别人以憨厚老实的感觉，但那大多只是表面现象，真要深入了解之后，你会认识到陕西人的老实、憨厚中还包含了许多其他内容。
有人说西北和东北人的豪爽是“假”豪爽，没有事的时候，“兄弟这丝儿就交给额了，没麻达！”跟东北人说：“哥们，你让俺砍谁吧，我左边一把刀，右边一把刀就听你招呼了”一个样，但真到到了关键时刻：怂管！早就开溜了！
其实与其说陕西人欠缺诚信，还不如说陕西缺乏商品社会中遵守游戏规则的好习惯，或者陕西（人）欠缺法制精神。
陕西曾经发生过法官将律师赶出法庭的笑话，法官的理由简单而明了，“你究竟是替谁说话，为阶级敌人吗？”；陕西也发生过处女被定性为嫖娼的丑闻，虽然个别事件并不能说明整体，但是接二连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发生在那片土地上还是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联想。
陕西宝鸡市的前市委书记庞家钰——这两天正在以任期内所修建的引水工程管道频频爆裂而为更多的国人熟知，从官方事后罗列的累累罪行来看，他完全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但是在陕西，诸如此类的人物却总能吃香喝辣，步步高升，看客你说究竟因为什么？
陕西的所谓企业家们会接二连三地搞垮陕长岭、达尔曼、精密股份，也会肢解分割秦川农业、长安信息……但是领导们却个个依然汽车、房子、票子……齐全，过着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平静”生活，你说这到得是怎么回事？
陕西还有个政府官员叫关克，导演着真假华南虎的闹剧……，还不忘谴责质疑者们究竟是不是中国人，究竟爱不爱国，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什么叫无耻？
笔者有一次在陕西某厅级大院见到一群公务员同志在打麻将，言谈之间谈起事业和工作都有些百无聊赖，对前途也有些无可奈何的压抑，当说起多年的媳妇终究会熬成婆的时候，“你们到时候也可以成为厅长呀！”有一位老哥开始忿忿不平，用陕西话说：“厅他妈地P，到时候人家从外头调个厅长，你一辈子的希望都完了！“
陕西人缺乏开拓精神有目共睹，当然这里的陕西人特指以西安为首的关中人，人家陕北人历史上可是因为贫穷一直有走西口的习惯，陕南人也有走出去谋生的“自觉性”（括弧是因为山清水秀的陕南在陕西管制下竟然也沦落的与贫穷为伴，被迫在这些年到全国各地打工后者卖面皮挣些养命钱）。陕西（关中）人自认为自己有八百里秦川的护佑，吃喝基本不愁，所以羞于离乡背井讨生活，所以对西边的麦客基本上充满了怜悯之心，然后对自的现状十分满意自豪。
可惜的是他们大多数不知道鱼米之乡的清秀风光，当然也不了解南方蛮夷的富足安康，得意之间未免就有了我们祖上曾经辉煌过的迂腐和丑陋。
笔者认识一个西安人，曾经抱怨他跟一个朋友做了一笔生意后，人家才给了他“五千块钱”，言谈之间好象就差要为这数目过“少”的钱去拼命，笔者当时有些诧异，那你究竟希望人家给你多少钱？
陕西（西安）人往往事先羞于谈及如何进行利益分配，好象个个都是视金钱如粪土的高尚人士，“兄弟，这丝尔邹交给饿咧，莫麻达！”不了解的人还会为这种仗义感动的鼻涕长流，但且慢，他们事后经常会为“分配不公”而翻脸，其实这所谓的分配不公实际上是因为缺乏事先约定而引起，并非真的就不公平。
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嘴脸。
广东人有一句口头禅“有钱大家赚！”事实上除了个别小人还确实如此，但在豪爽的陕西（西安），却不是这样。陕西（西安）人大多对这些事情表面上很豁达，但那是假象，真的谈及利益，谈及金钱，为之打架斗殴者并不鲜见。
笔者有个西安的“朋友”曾经询问过某些产品在产地的价格，当你费了九牛二虎给他搜集抱价过去以后，他不是想着自己是否有钱赚，而是首先迅速怀疑你的价格是否有“欺诈”，“你在里面到底赚了多少哇？”且不说中间本身并没有问题，就是提供信息赚钱也是理所应该，难道只有让人家为你免费服务，让你赚独门的钱才是正确的生意经？
缺乏宽容，确实“是非”，嫌人穷，嫉人富是陕西（西安）人的一大特点。西安并不是一个十分包容的城市（不知道包容是不是某些文化人眼里“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西安市民中并没有多少祖上一直生活在那里的“此地人”，但基本的想法和思路还是出奇的一致。如果看见一个人混出了个人模狗样，他会马上反应：“不知道这个怂是咋坑蒙拐骗弄的钱”；如果你并没有他预期的发展状态，他立马就换了张嘴脸，“我早知道他就是窝个怂样子”，鼻孔还同时喷着粗气。
笔者认识一位女士，现在在南方打拼生活，年轻时可是陕西某个县城的一朵“花”，正因为是“花”，所以就引来了一群追逐者，当然得手者寥寥，流言蜚语也从此而起。她说有一次她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脸给擦伤了，结果整个县城都在传播，“××又被那个野男人打了！”过了十几年后，她说起来还眼眶泛红，“那个地方就不是人呆的地方”，这是她给生她养她的地方给出的结论。
陕西人在官本位的生活环境里嫌人穷，恨人富的直接结果是缺乏合作精神，无法催生出自己的地域品牌。广东潮汕人可以自豪的说：到世界各地，只要有汕头人的地方，就饿不死潮汕人；浙江温州人可以合伙将温州市场、浙江商贸城开遍神州大地，挣着当地人看不起的“窝囊钱”，然后再整合资源，做起更大的买卖。
反观陕西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大半已经会被饿的半死，翻不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