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悬殊的区别:名将王耀武 51

             赵铁夫知道这回麻烦大了，他遇到这种事本准备找王耀武商量，可王耀武目前一则军务缠身，无暇他顾，二则王耀武轻易不会在这种拆烂污的事情给他那什么具体办法。所以，他只有去找沈北原。沈北原眼下是华兴货运公司的老板，华兴公司不但负责军统在两湖地区的“夹运”和“转运”，同时还担负着同汉口的通利公司联络的业务，说起这个通利公司的后台老板不是别人，正是吴化成。1943年，在戴笠和沈鸿烈的接洽与指使下，吴化成奉了蒋介石的密令，公开投靠日寇，被任命为伪政权的“和平建国军”方面军总司令，授予上将军衔。吴化成在汉口秘密成立的通利公司一方面是为了他的部队的筹款，另一方面则是与军统戴笠之间的通风口。华兴公司虽然承办与通利公司之间的业务，但并不了解通利公司的全部背景。尽管如此，赵铁夫与沈北原的合作也已经到了比较密切的程度，他们两人之间虽然谈不上无话不说，可也算得上推心置腹。 武内义雄在常德的落脚点是茂新货栈，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茂新货栈当年戴笠通过瞿伯平建立的“点”，这次茂新货栈过来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大主顾”，而且还是女的，谁啊？余书茵。余书茵这次来常德等于是肩挑双担，一方面是戴笠派过来的情报人员，另一方面则是中山纯一郎所在的“中支”派驻湖南的合作对象，帮助中支寻找“合适”的伙伴的同时也将为中山纯一郎搜索军刀的下落。 余书茵是不愿意接受戴笠的这次特殊使命的，因为就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她多多少少已经感觉到背后那双不时扫视兼怀疑的目光的逡巡，日本人不是傻瓜蛋，虽然它的情报工作比起俄国人或者美国人要差很大档次，可毕竟也算是玩了多少年的老手，起码的警惕还是有的。而且，戴笠已经答应过她，美日开战不久就会把她调回重庆。可是，戴笠食言了。 1932年11月12日，戴笠“十人团”成员徐亮同唐纵闲聊时品评戴笠之为人，说过以下这番话：“雨农使人卖力气，并不怎样安慰和体恤，未能收人之心，反而离人之欢。”另外一位“十人团”成员周伟龙评价戴笠则说：“对上忖度精到，对下死刑和禁闭（彼谓人的骨头是贱的）。对己是享乐主义，对人无所顾忌。”唐纵冷眼旁观戴笠“其职员生活之痛苦，一无莫所睹。”换言之，戴笠将给自己打工的这些人无一不视作工具，工具当然是不必有个人感受的，当然也就不必有个人安危的。取之则用，用过则废。余书茵是他玩腻的女人，如今有了胡蝶，余书茵更加不在他的眼里，至于余书茵个人的出路和死活，戴笠从未想过。 混迹于中国军队内部已然五年多的武内义雄多多少少了解到国民党军内在的某些情况，他私下里同余书茵说过：“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近一百多年来经常被外来的人侵凌？那就是因为你们总是把自己的事情太当回事，而把别人的事太不当回事。所以大难临头时，每个人都往门口跑，都挤在门口跑不出去，最后都被人家吞掉。”余书茵反问他：“那你们日本人呢？”武内嘿然不语。余书茵：“你们日本人的图腾是菊与刀，但你们喜欢的菊不是真菊，而是野菊。中国人在《牧竖闲谈》中说过‘野菊泄人’。刀是凶器，菊是毒药。一百多年来，你们日本人对中国人干的主要勾当就是暗杀和明抢。” 赵铁夫在汇报过程中，声称湖北省货运管理处和财政部湖北省缉私处的权力都已经被“研究系”侵夺，军统在湖北的据点仅剩下“保四科”徒有虚名。而且，“研究系”的手已经伸到通利公司门下，等于直接抢军统的“业务”，这跟此前刘培初等人向戴笠的汇报基本吻合。据此，戴笠下定决心，提前动手。戴笠让赵铁夫迅速赶回六战区，按照戴笠交给他的名单，锁定名单上所有人物，一俟重庆指令拿到，立刻抓人，不准漏网。戴笠特别叮嘱，一定要先把吴化东看住。 赵铁夫在汇报过程中，声称湖北省货运管理处和财政部湖北省缉私处的权力都已经被“研究系”侵夺，军统在湖北的据点仅剩下“保四科”徒有虚名。而且，“研究系”的手已经伸到通利公司门下，等于直接抢军统的“业务”，这跟此前刘培初等人向戴笠的汇报基本吻合。据此，戴笠下定决心，提前动手。戴笠让赵铁夫迅速赶回六战区，按照戴笠交给他的名单，锁定名单上所有人物，一俟重庆指令拿到，立刻抓人，不准漏网。戴笠特别叮嘱赵铁夫，王耀武的便衣队力量较强，关键时刻可以借用。赵铁夫面有难色，他知道王耀武从来不会淌这种浑水的。戴笠颇有把握：“你跟王佐民说，武内义雄在我手里，十分安全。同时你还要告诉他，黑木清行也在我手里。他听了以后，肯定会把便衣队借你给用的。” 赵铁夫回到湖南的当天就收到戴笠来自重庆的密电，只有四个字：“照单全收。”赵铁夫连夜去找王耀武，商借便衣队。王耀武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几天前就从余书茵那里知道了武内义雄失踪的事情，余书茵判断，这件事跟赵铁夫突然离开湖南有直接关系。最大的可能是武内已经被秘密扣押。对于这一点，王耀武并不担心，因为武内义雄的事情，他事前向俞济时做过说明。可是当赵铁夫说出了武内义雄现在戴笠手中，并且点出黑木清行的出处时，王耀武大吃一惊，冷汗冒出来了。 如今戴笠通过赵铁夫带话给王耀武，说黑木清行在他手里，这就相当于戴笠直接告诉了王耀武他下一步的手段。所谓雁过留声，9月间去拜会唐纵、俞济时的事情，戴笠肯定知情，惟其知情，他才会亮出黑木清行这块招牌，以深知戴笠脾性的王耀武看来，这是戴笠不择手段的一个重要表示，比起当年在庐山上的“劫胡”丝毫不逊色。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王耀武只能硬着头皮说借。不过，借归借，便衣队要化装，而且借出去便衣队成员一则不配长枪，二则都是操湖北口音。这样是为了避免“研究系”的特务顺藤摸瓜排查到七十四军头上。 王耀武问赵铁夫：“老兄，吴大哥那里你准备怎么办？不要搞得大家将来不好见面。”赵铁夫哼了一声：“佐民，时至今日，也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我当然想手下留情，可也要看陈小鬼有没有给我们弟兄留下这片余地。”王耀武不再多说，暗中替吴化东担心。事实上，赵铁夫此刻的心理状态比王耀武还要糟糕，抓人他不怵头，关键是如何将吴化东罗织在内。 一看赵铁夫登门，又备了这么多厚礼，白文冰就知道什么叫“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了。不过，他欠赵铁夫人情啊，上次如果不是赵铁夫说了句话，王耀武哪儿能就坡下驴把他给安排了。等到赵铁夫一张嘴，白文冰就装出为难的样子开始挠头了。赵铁夫：“老弟，你为难，我更为难，今天这件事横在这里，我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给我出个主意，开个价，我绝对不还口。”白文冰笑了：“赵处长，您老真会开玩笑，我跟您老开口说价码，这不是等于骂我一样吗？前一段，如果不是您老金口一开，我到今天还得当司务长。这样吧，您得保证今天我说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不能有一丝风透出去，特别让我们主座知道。”赵铁夫：“那没问题啊，老弟，这次你要是帮大哥把事儿给办匀乎了，将来万一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老弟你一句话，我要是放个屁，都不是人养的。” 白文冰告诉赵铁夫，他手下有个管库员，差使很肥，这个管库员的同乡有时候就来这里坐坐，打打牙祭或者弄点钱花花。白文冰就注意上他这位同乡了，后来一问，这位同乡叫郑醒农。白文冰向这个管库员打听郑醒农的情况，这才知道郑醒农原名郑建安，又名郑新民，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捕以后叛变的中共鄂西特委秘书。白文冰一听这情况感兴趣了，以后郑醒农再来，白文冰就负责招待他。两人聊着聊着，郑醒农就把过去的一些事倒给了白文冰。说起来，郑醒农的资历还是有的。李宗仁在五战区主事的时候，中共在鄂西一带相当活跃，以至于有“小延安”的称呼。那时候钱俊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郑醒农在草店担任文化站主任。以后均州工作委员会成立，郑醒农又担任了工委的宣传委员。郑醒农还担任过中共建始县委书记，从建始县委书记的任上调为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鄂西特委实际上是省委建制，郑醒农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清江中学教导主任。 1941年初，阮成章他们根据叛徒向仲亚的供述逮捕了郑醒农的老婆毛仁村和孩子，毛仁村倒是没招，郑醒农一开始也没招，而且，他在被特务押送的途中碰到了特委副书记（省委副书记）马千木（即马识途），他没有指认马千木，反而大声跟特务们说：“时间不早了，不快走几步，回来晚了，不好过河！”马千木认为自己跟郑醒农并无直接组织关系，所以也没有打招呼，径直走了。郑醒农以为马千木会因此看出破绽去通知特委书记何功伟转移。三天以后，何功伟和刘惠馨（马识途妻子）先后被捕，郑醒农出面指认了何功伟，并多次受到刑讯逼供，最终叛变。阮成章这些人因为郑醒农一开始打了埋伏，后来在劝降何功伟这件事上也没有“立功”，所以，对他非常冷淡，处决何功伟、刘惠馨以后，就把他扔在一边，不闻不问。郑醒农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身边离不开钱，喜欢吃点喝点，搞点个人享受。如今财路越来越窄，就找他的同乡这位管库员想办法。 白文冰凭着他特殊的嗅觉，感到这个人还是有些剩余价值可以利用的。因而，经常给郑醒农拿些钱，郑醒农跟白文冰的关系也就越走越近。有一次，两个人闲聊的时候，郑醒农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情况。他说军粮接运处附近的恩远饭店来了个贵州的商人，而且，他还亲眼看到过这个商人同军粮接运处的政治训导员吴化东见过面，两个人好像还一起去过恩远饭店，好半天才出来。白文冰问：“你怎么知道是贵州人？”郑醒农：“我不但知道他是贵州人，而且我还能判断出他是安龙人。因为我外婆家就是那里的，我老父亲当年也去那里跑过生意。我自己还能说一些安龙的方言呢。”白文冰：“你怎么会认识军粮接运处的吴训导员？”郑醒农：“吴训导员是大人物，阮主任见到他都得立正的，我自然见过。” 赵铁夫听到这里，“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来回走了两圈：“老弟啊，这个郑醒农现在哪儿？能不能给我马上弄来。”白文冰：“处座，您老别急，郑醒农是煮熟的鸭子，我想知道的是我这段情况提供的是否有价值？”赵铁夫：“老弟，不是有价值，而是太有价值了。这里面的沟沟坎坎当初在南昌的时候，审讯许随安那会儿，你也多少知道一些，我也不必瞒你。退一万步说，即便屎盆子扣不到吴化东脑袋上，如果这个贵州人真的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要抓的那位，也足以在重庆横晃了。不过，我纳闷的是，这么一个好段子，你怎么不说给你们副总座听，而偏偏等我来的时候才讲呢？”白文冰：“处座多心了不是？以我们主座的为人和处事，你说我跟他讲完这个段子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啊？”说到这儿，赵铁夫和白文冰都笑了。赵铁夫点点头：“你算是把你们副总座琢磨透了，佐民这个人做人还是有底线的。”白文冰：“处座，这话不好这么说，我可从来不敢也没有琢磨过我们主座，更谈不上琢磨透了。”赵铁夫：“老弟，算我啥也没说，行不？” 白文冰：“处座，小弟我有一点还要请教您老。”赵铁夫：“叫我大哥就行了，别老处座处座的，你说吧，什么事。”白文冰：“既然大哥手里有了过硬的东西，为什么偏偏把吴化东往共字号那边靠？难道靠到李、白（李宗仁、白崇禧）那边不也一样可以收拾他吗？”赵铁夫：“此话怎讲？”白文冰：“您没听说过，五战区李宗仁长官与六战区陈诚长官之间因为军粮的事情，有五大矛盾吗？”赵铁夫：“听说过，咦，你是说从军粮上找茬口？”白文冰：“处座英明。”赵铁夫满意了，他说：“老弟，你呆在这里真是屈才了，不是我挖佐民的墙角，当年在南昌我就劝你跟我去南京，怎么样？现在跟我去重庆也来得及，雨农跟我许过愿，这单生意过后，我回重庆局本部，关键处一定要给我一个，到时候你来当副处长如何？” 进入1943年11月以后，常德保卫战打响，在这次战役中，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余程万部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王耀武因为带兵有方、攻救得力，受到蒋介石的第三次破格召见，就在这次召见不久，国民政府明令发表王耀武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年王耀武不过三十九岁。在蒋介石的“三大将”中，只有陈诚是在不足四十岁的年龄迈上集团军总司令台阶的，剩下的胡宗南、汤恩伯都是不惑之年才当上集团军总司令的。而黄埔系的其他将领中，也只有李默庵等极个别人是在不足四十岁年龄里坐上集团军总司令宝座的。不过，李默庵是黄埔一期出身，王耀武则不过是黄埔三期而已。就这一点而言，王耀武已经跻身蒋介石重要爱将的行列之中。应该说，截止到这时，蒋介石对王耀武的三次召见，每一次都预示着王耀武将走上一个重要的位置，每一次都标志着王耀武的仕途更加顺畅。 郑醒农说：“不瞒你白先生说，我本来今天想给你带样礼物过来，可惜的是没得手，不过，我肯定要给你一样正经玩意儿，也让你看看我老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白文冰：“老兄，你我之间还用得着玩这套吗？你说我这里什么没有？除了大丫头小媳妇以外。”郑醒农：“你还别说，我要给你的这样东西还真是个宝贝。”白文冰：“哦？什么宝贝？”郑醒农：“红珊瑚烟嘴。”白文冰：“那也不奇怪啊。”郑醒农：“这可是唐继尧用过的。”白文冰皱皱眉。郑醒农：“再往上追，这就是岑毓英、岑春煊爷俩用过的。” 随着王耀武跨入集团军总司令的行列，安慧民也被新近发表为第二十四兵站分监部分监。因为白文冰对安慧民的“恭恭敬敬”、“服服帖帖”，这次安慧民晋升以后也安排白文冰担任分监部副分监，同时兼任第七十四军军需处处长。罗明理对安慧民这么提拔白文冰不以为然：“安老弟，这个小白不好琢磨，我劝你多观察观察再说。”安慧民：“参谋长，这小子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可孙悟空天大的本领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只要咱们兄弟越走越高，跟着总座一路往上，他就是借个胆子也翻不起三尺浪来。”罗明理不好继续多说，随岔开话题道：“最近你嫂子问我你怎么不常去坐坐了，我说安老弟升了分监了，享受了少将级的待遇，眼光自然也就不同了。”安慧民：“参谋长又骂我了，您也知道，我最近那是忙的连个放屁的功夫都没有，改日，我一定登门叨扰。” 安慧民心里清楚得很，什么“常去坐坐”，不过是索贿的借口。罗明理装作不知道自己的老婆背地里的勾当，这样可以把自己完全置身事外。今天明里是话话家常，实则是参谋长手头又痒痒了。说到钱，最近安慧民真是有些头疼。 说到钱，最近安慧民真是有些头疼。进入到1944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日本明显有些挺不住了。虽然距离崩盘还挺远，可当年的那股子精神头却再也看不到了。各路驻军特别是黄埔系将领的所辖部队一时间都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日伪方面分别有人直接与他们联络，希望搞一些“物质调节”，希望多一点“和平通道”。比如汤恩伯的部队就专门设立了物资调节处，由汤的军需处处长兼任物资调节处处长，大搞走私贩运。然而，王耀武在这方面却迟迟没有动作，不但没有动作，反而积极配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员到湘西勾考矿业资源产运情况。 在湘西当地，蒋经国的“赣南班”的亲信之一的严子庸（严守中字子庸，以字行）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身份兼任代县长，主抓特矿走私的问题。蒋经国在江西于都县查禁特矿很有些经验，以至于联保主任这一级别的底层干部想要搞点手脚也不太容易。这一点被严子庸借鉴过来，再加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大员在上面，安慧民能不头疼吗？ 张英年本来不准备告诉安慧民倒腾钨矿砂的另外几位股东的名字，这都是单线联系的，当初也是约定好的。可眼下这局面，安慧民那边一手掐着两条线，一条是兵站线，一条是运粮线，而且跟瞿伯阶他们也接上了头，不论这两条线那条线出毛病，这对他们的生意的影响都是大大的。所以，张英年就把其中两位最重要的股东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安慧民，也该让他们出面帮忙顶顶雷了。 张英年说出来的这两位股东就是湘西的著名“土著”，他们俩的名字安慧民早就从瞿伯阶嘴巴里听过了，不但听过，瞿伯阶还暗示安慧民如果能帮忙摁住这两个王八蛋，日后会有重谢。这两个王八蛋，一个叫陈凤举，一个叫杨福昌，这就是瞿伯阶经常骂的“老狐狸”和“坐地炮”。先来说陈凤举，陈凤举字鸿飞，他老妈生他的那天，据说有“异兆”，所以，陈凤举的爷爷就写了一个横幅挂在中堂，上面四行字：“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陈凤举靠着家里的资助，一点点爬上去，做过一方团总，也做过一方县长，他生平最大的资本，也是他赖以起家的本钱就是同“湘西王”陈渠珍陈老统的一段渊源。 有一次，陈渠珍准备让陈凤举出任辖区的行政专员，相当于陈渠珍的副手，陈凤举不干，他跟陈渠珍要三个位置，一个是湘西禁烟委员，一个是十县联团委员会委员，一个是十县联合师范校董会董事。陈渠珍马上就答应了。湘西禁烟委员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贩烟，这等于钱把子。十县联团委员会是保甲制度最关键的环节，也是陈渠珍拥兵湘西的主要根源，这等于刀把子。十县联合师范学校既是宗法，也是人脉，这等于是印把子。陈凤举抓住了这三个把子，即使日后陈渠珍垮台，何健进了湘西，也一样拿他毫无办法，一样也得当神供着。 接着再来说“坐地炮”杨福昌。杨福昌时任县警察局局长兼县补给分会会长兼军民合作指导处主任。这个县补给分会的任务是驻军的副食费一旦同当地有差价后，这个差价部分由该补给分会报请省政府补给会划拨。军民合作指导处则是负责驻军的运粮和其他军需供应工作。原本这个补给分会和军民合作指导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机构，而且在编制上也没有特别固定的人员。但问题在于戏法人人会变，就看变得好看不好看。有了这支印把子，就看你掌舵的会不会用。杨福昌愣是让这两个闲曹冷衙变成了车水马龙的个人福利总基地。 县是国民党政权基层组织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县长在古代俗称“百里侯”或者“灭门知县”借以形容它的重要性。小说《新星》的作者托词《古陵县志》写下开篇的第一句话：“积县而郡，积郡而天下。故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道理说得很透彻。国民党也懂得这个道理，1938年以后，国民党中央政权搞了“新县制”，就是为了把县这一级政权的“管、教、养、卫”四大职能充分发挥出来。进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了整合已然涣散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蒋介石还吸取了蒋经国的建议，将一些县的三青团干部调到县党部充实起来，同时还尝试让这些县党部的头目兼任县长或者管理县政。严子庸就是这种试验田里的一束菽麦。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曾经痛心疾首的论及国民党：“第一，做官不做事；第二，有私利无公心；第三，重权力次责任。”蒋介石进一步的指责道：“党组织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议案而无行动，有章程而无纪律。”蒋介石认为：“各级党部办事，只要个人的情感和私见，注意个人的得失和权力的分配，对于整个党务事业和党的前途，没有真诚的打算。”蒋介石还认为：“为什么说本党现在只有躯壳而无精神？就是我们的同志丧失了党德。党德堕落，党没有精神，没有力量。所以，要蒙受党耻和国耻。” 为了应对这个糟糕的局面，蒋介石搞了两套办法，一套是以团洗党，一套则是以军通党。前者被称为“团党论”，后者则被称为“军党论”。所谓以团洗党是用三民主义革命理想改造国民党，用掺沙子等办法一点点渗透进去。所谓以军通党，则是利用军队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唤醒党部组织的职能。在“三青团”的问题上，蒋介石很卖力气，他自兼团长，用陈诚在前台，用蒋经国在幕后，严子庸这类的人物都是这个背景下给培养起来的。军队方面，蒋介石批准成立青年军，一手抓青年，一手利用青年抓组织。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黄埔系中也大力培植这方面的样板，这块“整党”的试验田的在湖南湘西的另一束菽麦便是王耀武及其麾下的七十四军。 严子庸在常德保卫战中唱了一把好戏，给王耀武的帮助不小。在蒋家父子看来，王耀武、严子庸的文武搭配、军党双架，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整党”的这个目的可能在湖南便先行结出了“奇葩”。然而，形势的发展毕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严子庸接手县政府和县党部以后便发现，在烂泥潭中行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真不知从何抓起。 作为现代政党，特别是国民党这种一党执政的党集团，开党会，交党费等于是基层党组织的两条腿。可是，严子庸发现在他所管辖的县里，这两条“党腿”某种程度上都被打断了，就是没打断也给抽了筋、去了骨，留下的不过是一层皮。党会有县党部每周的例会和县党部下属的分区党部的党组会，严子庸主持的县党部的第一次例会就出现大量缺席现象，而分区党部的党组会更是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