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离别泪纷纷打一字:有感孔子退场-再认识儒学体系

    1部分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德治”，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从而达到大家相互之间友好相处，无欺压现象。本来这种主张完全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而人类的生存恰恰需要情感之间的联系。所以这种主张还是很经典的。可以说在论述人类道德情感方面直到现在，甚至未来都是很适用的。

    2部分 以孔孟为载体的时代儒家代表孔孟之道：他们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诸侯国纷争来说的，他们在儒家思想那种只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问题上更详进了一步，加入了阶级特性，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关系。而这其中那些只阐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时还是很经典的，但是那些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来阐述的道德问题，既他们把民众的困苦简单地归咎于诸侯国的纷争，同时诸侯国把周天子不放在眼里而带来的礼乐甭所造成的。使得其有些主张具有阶级特性而埋下隐患。

    3部分 汉武帝后的儒家制度：他比孔孟之道更详进了一步，这些孔孟的学徒们在吸取以前参政的教训，再结合当时的封建皇权使其儒家思想在实际实践中具有极强的阶级特性。最典型的就是“三纲五常”的强化，从此中华民族的苦难才真正开始了。他们随着时间异化成了不是宗教类似宗教的儒教。

    4部分 民间的道德规范：就是民间的道德感情联系规则，而且他要远远多于孔孟之道所归纳出来的，并且绝大部分雷同。因此即使没有孔孟之道，这些道德规范仍然会在人们之间存在完善下去，而孔孟之道不过是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着重强调了而已。所以虽然民众生活在低层，他们为生存而挣扎，但是人类的情感又是最基础的协调联系方式，结果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内容反而在他们中得到体现。

    5部分 记载儒学的书籍：例如《论语》，《春秋》等等。他们仅仅是记载了儒家思想和其相关的历史内容的书籍而已。

    在这5类部分中，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阐述和实践。而不同点就是儒家思想仅仅是阐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具有人类广泛性。孔孟之道虽然他具有奴隶主的阶级特性而论为奴隶主余孽的嫌疑，但是他还不失最初的儒家思想的主张，从而使其还是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儒教由于封建主皇权比奴隶主的权力更集中，控制力更强，使得孔孟之道由于其阶级特性留下的隐患在此得到发扬光大更具封建寄生性而变得虚伪。民间儒家道德规范因为其人数众多，又处于低层反而淳朴些，但是又恰恰其处于低层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向封建皇权靠拢使得有些变成了儒教，比如家长制和宗族制度就是儒教的预备役队伍。儒学书籍仅仅就是书籍。所以我们看到儒学书籍是最无辜没有对错的，儒家思想是经典的，至少错不在他，孔孟之道是需要我们还原其历史真相，而需要历史唯物科学地对待，民间道德规范是需要我们正确引导，积极关怀的。而儒教才是我们需要抛弃，批判，认认真真对待的。

    我们再来看看儒学体系以孔孟为代表的孔孟之道产生的时代背景。孔子所说的天下纷争，礼乐崩的社会乱象，其实是周天子下的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这些兼并战争带给了各个阶层不同程度的苦难，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纷争之乱象和奴隶起义、低层民众因生活苦难礼乐崩而起义的社会乱象是不同的，正因为这个不同的没有大量低层民众参加的纷争，使得当时的大量学说主张基本上是忽略了低层民众的根本利益，他们考虑的多是诸侯国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认识问题。偏偏此时的各诸侯国根本就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他们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诸侯国服务的，而不是为周天子服务的，也不是为低层民众（包括大量的奴隶）服务的。一旦某些学说主张得到诸侯国的认可，那么这些学说主张人就能够得到诸侯国的重用。这种重用带来的是权力、金钱、生活的同时丰饶，而且能够在政治实践中获得名声，而这些反过来又证明了这类学说的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从而对学说主张人来说是真正的做到名利双收。而这完全是一种寄生形式，学说主张的实践完全是寄生在诸侯国的身上，本质就是服务于权力和实力，不同的就是有些学说主张是协调各个阶层而共赢以法家为代表，有些学说主张是协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共赢以道、五行为代表，还有些学说主张是协调现有具有政治权利的各层共赢，同时善心之余给点汤给低层民众这个以儒家为代表。另外还有些学说主张是长痛不如短痛，更看中实力的有效实施这个以兵家为代表。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奴隶制末期和一旦获得诸侯国重用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使得寄生学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而这个才是今天大家所批评的官本位思想，御用文人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资源向权力集中，由权力来享用最多的资源。那么今天受人诟病的儒学的硬伤在哪儿呢？其实就是他只探讨阐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教育感化问题，而闭口不谈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生活协调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前提是不用为生存操心，而儒家所探讨的道德问题是在满足生存之上的贪婪所造成的人际危机。在当时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奴隶主贵族和少量的自由平民，这个问题的表现就是诸侯国纷争。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的硬伤就是学说主张是建立在满足生存之上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鄙视低层的体力劳动者，而事实是为生存挣扎的低层民众要比贵族多得多，这也是他论为奴隶主余孽嫌疑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在当时诸侯国兼并生存危机下，孔子的四处碰壁就不足为怪了。偏偏也就是因为这点才使得比奴隶主权力更为有效的封建主捧为圣人典范。可以说这个诸侯国纷争时代的奴隶主的寄生生活结合周王朝的奴隶主礼仪催生了现实的寄生观念才是我们今天所有问题的根源。

    这种寄生观念把我们的社会结构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分成了3个部分。上部分是以围绕封建皇权的官场既官僚权贵。下部分以低层的大量初级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农民阶层。中部分就是非官非农的自由平民阶层，这一部分主要是以读书人为主，还包括少量的富人。官僚权贵处于上层，他们的利益模式是奴隶主的，但是其政治模式却是封建主的。他们是完完全全寄生在低层的农民身上。由于时代的硬伤，所以一直到现在低层的民众特别是农民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几乎没有关注他们利益的学说主张，农民一直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他们一直被其他各层寄生吸血。这也就是今天还是有那么多人瞧不起农民，而农民则想尽办法要脱掉农民标签的历史原因。官僚权贵对于农民阶层的态度，用一个不好听，我个人不是侮辱心态，但是却最形象的来说就是“养过年猪”，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且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农民比商人的社会地位高，但是其实际生活水平却比商人底。所以我在此强调别把自私自利完全怪在农民身上，因为其他阶层任农民自生自灭也就算了，还要寄生在农民身上吸血。另外的一个非官非农的阶层呢，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低层农民产生，也有以前的没落贵族阶层，这一层是向下寄生在农民身上讨生活，向上寄生官僚权贵钻营财富。由于封建皇权从隋朝开始只承认科举方式从官僚权贵外挤进来的其他阶层的人，所以这个阶层产生了一大批的读书人，而在隋朝之前的读书人主要是靠春秋战国时期的模式既自我提高学术修养以期获得官僚权贵的认可来挤进官场。所以这之前的读书人还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原则。但是科举后，读书人的增多使得大批的带有寄生思想的人完全沦为了皇权的奴才。

    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阶层的历史演化：1，官僚权贵：春秋战国前基本上是奴隶主贵族，但是随着秦国统一六国，就只剩下了秦国贵族，虽然秦国变成了封建集权国家，但是在皇室里仍然是奴隶主利益继承模式，因为秦国皇室其实就是诸侯国奴隶主贵族，而且其宫廷礼仪就是周王朝奴隶主礼仪，特别是封建皇权比周天子的权力有过之而不及，而其他的贵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商鞅变法发展起来的。而后期随着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那种悠长历史的老贵族没有了，以前的老贵族，老官僚权贵都逐渐被新官僚权贵所替代，从唐朝开始，这些官僚权贵中还加入了北方游牧民族贵族。在这个替换过程中变化的是官僚权贵的出生。世袭读书人，低层农民和游牧奴隶主成为了新的官僚权贵，而且是越往后从农民阶层出来的越多，同时跟随改变的就是上层的气质了，在晋朝前这些贵族还有些责任感和血性，而在唐后变得越来越自私、顽固、堕落，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农民阶层出生的官僚权贵的通病，而这个通病就是从诸侯国的兼并战争时代各个学说主张不考虑关注低层的民众特别是大量的奴隶的生存问题落下的，包括今天的世袭现象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病根。而其中不变的是秦朝建立的官僚利益继承模式，既奴隶主利益模式，核心就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典型的私人家庭利益模式。2，农民阶层：在秦朝前其实就是奴隶，在此后加上改朝换代的没落其他阶层的人，虽然经过秦朝的改变，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改变自身利益的机会，但是能成功的毕竟还是少数人，而不变的还是摆脱不了被寄生吸血的命运。3，非官非农阶层：这个在唐前变化不大，只增加了吃佛家饭的人，在隋后增加了大量的农民阶层的读书人，不变的是期望挤入官僚权贵的心。

    我们再看这三层结构的利益分配关系：1，官僚权贵，其本身本来就是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变种，所以他们占据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虽然历史上不准其官员经商，但事实上是官商不分家，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家中一人在朝作官，其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则经商。同时由于其家庭利益的世袭往往捆绑了社会利益而变的相当的顽固和自成圈子。因此在许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上都是为维护获取自身圈子的利益而进行的，典型说法--官官相卫、刑不上大夫，另些特例就是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婚姻上的门当户对等。一旦他们在维护获取自身圈子利益上完全遮断了中层和下层能够进入官僚权贵的机会时，也就离改朝换代不远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历史上的变法都失败，而往往是通过改朝换代这种把整个官僚权贵从上到下翻个底朝天才稍稍地缓解了下矛盾的原因。比如当前的所谓“仇官”，每当社会上出现了官场靶子，大家都出乎意料的目标相同，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官僚权贵把其他阶层的人的出路给遮得要完了，他的另一个反映就是世袭问题变得很严重了。就比如公务员考试制度是个好东西，可惜的是这个好东西成了有些官二代搞世袭的漂白剂了。2，农民阶层，由于历史上的所有改朝换代的结局都没有给农民带来长久的福利，同时处于中间阶层的表现屡屡让人失望（主要是读书人），使得农民越来越麻木了，也就越来越自私自利，更加的自己顾自己了。也就对中层，上层的事情越来越漠视了。所以农民阶层对官场抱有不信任、回避、提防态度和对中层的冷眼旁观也就不奇怪了。可以说农民完全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利益分配中，但是一旦官僚权贵的利益有什么损失或者想获得更多的利益，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农民身上找补回来，所以不管兴亡农民都遭罪。3，非官非农的中间阶层，最明显的就是读书人，在历史上读书人为民办事，就不受官僚权贵的欢迎，而不为民办事呢，则不受民的肯定，可以说读书人是两面不讨好。而事实是为民办事的读书人很少，捞取私利的多，使得读书人越来越被误解而成了个贬义词了。而在现代又增加了个工人，大家再看看工人对农民的态度吧，可以说下岗工人的下岗遭遇被农民冷眼旁观而得不到支持，和他们自认比农民好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本的问题和读书人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他被官僚权贵当“养过年猪”而面临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政策的牺牲品，另外由于其对低层民众的剥削也使得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同时大家也再看看世袭问题，除了农民是最不希望自己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外，其他的两层哪个不是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这点在官场尤甚，其次是有钱人，而对于无钱无势的就是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职业，这一点在企业里，事业单位里的基层职工中最明显，在效益好的垄断性国企中从上到下都是这样，比如内部招聘。只有当他们连这点也保不住的时候，他们才想起了农民，才想起了腐败。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凡是比农民职业更好的社会分工和福利都没有农民的份。而其他的也没有认认真真地为农民考虑，谋取过利益。农民只不过是他们谋取优质生活的棋子而已。

    我们再来看读书人的历史演化：在秦朝前基本上就是各个学说流派的人，在汉武帝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流派的人寄生皇权占了上风，到隋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流派的人因为科举制度得到大发展，而其他学说流派逐渐消失了。到了明朝因为八股取士，这以后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孔孟门人了。所以这才有了读书人就是儒生的误解。而这个误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儒生：他们可以分为6类：1，有天赋，智商高，品德高尚的儒生，这类儒生人数少，但是却知名，这类人往往是开朝名臣良将，而且他们学习的东西还包括其他流派的主张，严格来说他们是超越了儒生，囊括儒学的真正知识分子，他们已经算不上是儒生了。2，有天赋，智商高，品德大众化的儒生，这类儒生相对多，主要以大量的官员为主。3，有天赋，智商高，品德底下的儒生，这类儒生人数少，也很知名，但是危害也很大，那些奸臣，腐儒就在这里面，事实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已经算不上是儒生了。4，没天赋，智商大众化，品德高尚的儒生，这类儒生人数多，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和老者就是。5，没天赋，智商大众化，品德大众化的儒生，这类儒生是最多的了，所谓的酸秀才，无力书生就在这类人里。6，没天赋，智商底，品德底下的儒生，这类儒生不少。他们其实不是儒生，他们是形儒而已。就是挂个儒皮而已。那些靠权钱买来功名的就是，尤其是官僚权贵里的纨扈子弟，花花公子居多。这6类中，1类，3类，6类都是务实派，区别就是1类和低层民众共赢，3类和6类以私利为中心；2类，4类，5类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者，不同的是4类的人品要比大众化的道德水平要高得多。

    而真正对儒学造成灾难的是这4类人：1，智商有限的半壶水响叮当的人，这类人往往从记载儒学内容的书籍中“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同时因为能力问题，所以他们能够进入官僚权贵的数量很少，但是留在民间的却很多，这类人往往都是教条主义者，而他们又通过言行影响了周围的人，更可怕的是其中有许多又做了夫子，还有些到老来成了大家口中的迂腐之人。像儒生中的5类和6类人；2，是智商高，心术不正的人，这类人由于智商高是能够读懂记载儒学内容的书籍，但是为了迎合封建皇权能够进入官僚权贵而对其进行有选择性地继承，甚至扭曲。这类人的代表就是儒生中的2类和3类人。这4类人都是在利用封建皇权赏识儒教能够维护其统治，而做出的寄生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开朝时基本不用儒生，而建朝后却大量用儒生的原因。同时这4类人基本上对改朝换代持观望态度，特别是2类和3类儒生他们既不背叛旧主，又在为新主服务做好准备。可偏偏这4类人又最多最广，所以每个开朝封建君主都对他们的开朝前的不支持和开朝后的投怀送抱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凭据就是“治天下要靠读书人”。另外的儒生中非真儒的第1类人多开朝名臣和民众尊敬的官员，第4类人多开明的长者和忠义之士。而偏偏这两类人又成为了书籍中记载的儒学历史人物。这是因为这两类人在为权力服务时，心中也装着民众的苦难，在实践中充分地协调官僚权贵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达到共赢，也就成了儒学的典范，事实上他们应该算为儒学实践的外援。其实前面所说的对儒学造成灾难的类似现象，还有道家的长生不老药，佛家的南北朝乱世都是这种有寄生观念的人寄生皇权在实践中败坏了道家，佛家的形象，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他们都是随时准备着挤进官僚权贵而口手挂着形儒（就是作秀），甚至，如果能够得势还想取而代之。长久下来不良的生活实践经验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反而对儒佛道里的古典朴素唯物观越来越模糊而视而不见了。这种现象在现代还体现在全民英语，腐败D员违背G产D思想上，这里变的是把儒学换成了英语，G产D思想，不变的是披羊皮捞私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他们的手段和特长。

    我们再看其他学说主张对儒学的影响：由于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的硬伤（忽视人的生存生活问题和孔子的鄙视低层劳动者）使得他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墨家在思想上对立。但是却和兵家的操作手段相融合。而在孔孟之道和儒教的阶级特性中，和道家，阴阳家，五行家，佛家的一些观念融合。所以在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能够受到儒家认可的只有兵家，并且是认可兵家的谋略和手段（因为这个对利益争夺，官场斗有用），却不认可实打实的战争（却擅长纸上谈兵）。而自然科学类中的只有中医和农业发展了下来。其他的都在苦苦挣扎。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和道家，佛家兼容，是因为他们都强调个人的人心修养而达到与人为善，儒家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修养而与人谦让守礼，道家强调的是人顺应自然而为，所以讲究内心的平静而与世无争，佛家强调的是个人内心的感悟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道家和佛家给儒家又带来了什么不好的方面呢？道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宇宙自然道，把人的自然生息繁衍用道德来过分的提高而造成客观主观不清，这个和儒家思想只谈道德不谈生存相通。佛家的主要是因为其一切皆空和因果报应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这些在孔孟之道上还没有体现，而是在南北朝经过佛乱后，他们的兼容融合才慢慢地体现在儒教上，道家融合最具代表性的就主要体现在“孝”上，孝的道德基础，就是大家熟悉的有父才有子和父教子的这种繁衍因果关系。在孔子的道德观点里他更强调的是子感激父，这时的道德承载体是子，被承载体是父，是子发自内心的真情感激而孝父，是主动的。而儒教呢，他强调的是子应该感激父，此时的道德承载体是父，被承载体是子，变成了子必须孝父，是被动的。这种承载体的一颠倒，把孔子的发自内心感激的孝变成了儒教中的孝成了父的特权和恩赐。也就是说把有父才有子这种大自然最本能的生息繁衍变成了父的主观功劳。这个从孔子所说的三不孝在民众中的影响就可以体现出来，事实是我们所熟悉的三不孝是无后为大，而孔子的三不孝是父不义、子不劝为大。大家看看在有心人的操作下把三不孝中，最大的不孝给变了，大家再看看现在我们又有多少的家庭中，儿女敢去劝父母不要去贪污，不要去投机取巧，不要耍小聪明去贪便宜？恐怕此时的儿女去劝会招来一顿臭骂，此时的父母还会振振有辞，没有我哪有你，没有我的辛劳哪来你的好生活。这种类似问题在封建皇权里就是朝廷做了本来就该给民众的变成了朝廷的恩赐，在现代就是我们的政府本来做的工作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却当成了他们的功劳。就是说把义务变成了权利，换个说法就是只见权利不见义务。这种融合造就了我们社会中普遍的公私不分，赏罚不明，职责不清。佛家融合的就主要体现在宽容无极限上，明明吃了无数的亏，还要不停地宽容来表现自己的道德高尚，老是认为我会感化别人。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截取了的：以德抱怨。结果就是越来越不长记性，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没有血性了。由于儒学天生的硬伤不谈及生存生活问题，使其缺乏客观态度，再在吸取了道，佛兼容观点后，就更具有随意性，结果就带给了我们一个没有“度”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没有社会基础标准，结果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就是和稀泥，也迟迟形成不了公平，平等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这也是我们人治流行，法治却一直真正建立不起来的原因。

    在此，我再次详细的讨论下儒家和道家的融合问题。

    儒家和道家的融合，带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客观主观不清，看问题就老是纠缠于问题的结果，而不去看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前面“孝”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假设结果。1当前我们的孝，被颠倒承载体的孝，由于这种孝对晚辈来说，就是长辈的特权，这种特权事实上就是长辈的晚年生活质量是和晚辈的生活质量捆绑在一起的，而这一点也被真正的不孝子女所利用，反过来不孝子女就更不孝了，所以越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其子女的世袭继承性就越强，其子女的自主选择性就越小，从而在心态行为上养成要么是过分懦弱，要么是过分嚣张跋扈，不管长辈犯了什么样的错，晚辈只有服从的资格，没有批评的资格，孝成了长辈的免死金牌，而晚辈的服从用孝来感化维持，这种一相情愿的感化带来了问题的解决吗？没有，结果就是家庭悲剧不停的重演，而我们的民众呢？除了叹息，就没有认真去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到悲剧重现时，继续用孝来自我麻痹。2 如果我们还原孝的承载体的真正位置的话，那么孝就不是长辈的免死金牌了。如果长辈犯了错，是不能再要求晚辈的无条件顺从了，此时的长辈才可能会认真地平等地对待晚辈，因为他如果犯了错，是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谅解，甚至会带来惩罚，这个时候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孝。假如有这种选择，您会选择那种？是选择长痛还是短痛？事实上当前这种被颠倒承载体的孝，他的实际操作原理，和儒教强调的忠于皇权是一样的，这也是有些老人倚老卖老、为老不尊的把持所在，就是把人都会老的自然生息现象过分的用尊老来强调，是被“颠倒的孝”的另一个变种，其实都是人潜意识里不愿放弃老人的生活特权--过分占有社会资源，也是这个潜意识才造成有些人对犯错老人过分的“将心比心”，因为这些倚老卖老、为老不尊者总是会得到大量人的这种谅解和谦让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才是他们有恃无恐，甚至把问题直接推在后辈们身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社会监督乏力，执行力欠缺的类似原因，也就是缺乏“度”的把握，造成人类情感在不合适的地方、不合适的时间在不合适的事情上不合适的泛滥，结果是照顾了个人道德，却损害了社会责任，最终还是照顾不了个人道德。在这里面长辈，皇权相对于晚辈，平民农民来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处于强势，所以对于晚辈平民农民来说，长久下来造成了软弱的性格，进而就是民族的软弱性格，同时也就缺少了创新精神，而且这个问题在汉民族中最严重，现实中的各类社会问题也是在汉民族身上最多，也比其他少数民族堕落的更多、更快，而在一些少数民族汉化越轻者反而比汉民族更淳朴，更团结，也更要对外，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

    这种融合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客观主观不清的现象就是战略上的过分自信，而战术上却裹足不前，这种现象往往带来的后果就是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却因为战术的失策而毁了战略目标的达成，这一点在外交和民意表现相左最为明显，特别是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和对本国民众的忽视就是这种体现，同时全民英语，富不过三代也是这种弊病的体现。对自己的战略能力，文化融合的自信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只靠上层设计执行，低层民众自生自灭而不参与，甚至依靠牺牲低层民众来达成，不要到了低层民众反而会起反作用时才来收民心，那时黄花菜都凉了。事实上当前民众的所谓“仇官”，对官场上问题抱着看“狗咬狗”的心态就很不好了，特别是当前国际形势严峻，而国内问题严重制约带来的对外处理上投鼠忌器都是这种融合的不良后果。我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外贸，而内需迟迟发挥不了核心作用就是表现，这种表现和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民众更美好的生活是不相符的。儒家和道家的融合带来的不良后果还有报恩感恩问题，我们社会的报恩感恩在有些人心中还是没有树立起其社会责任，社会公德的慈善观念。而是把这种慈善做成了个人的道德投资转化为利益投资，用别人的生命生存换取别人的忠心。典型代表“童养媳”，就是一种用别人的生命生存环境用拔高的道德来换取他们将来的顺从，这些接受者在长大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一旦没有达到慈善者的愿望，就被视为忘恩负义。而这种慈善心态是和现代慈善的公益性，社会责任性不相符的，这也是我国黑社会能够以情义捆绑而深度发展的相同原理。再比如，我们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因为长辈们的溺爱，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都不让做，而这种问题就是长辈们的幸福观是寄生观念造成的，是因为把这种幸福观建立在别人为自己服务，而自己坐享其成，同时也是因为长辈们以前吃苦太多（其实就是低层民众被上中层寄生的结果），从而过分地把后辈们成长中应该经历的风雨给遮挡了，也因为儒道的兼容而缺乏的“度”的把握，没有定位好什么是苦，把苦给极端地去掉了，在这种观念下，那些权贵家庭多权二代，富二代的纨扈子弟、花花公子也就不足为怪了。特别是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的子女过于放纵而缺乏社会自立能力，所以他们的未来就只有在父母辈的安排下而觉得理所当然，而父母也被迫选择了子女的美好生活而侵犯了社会公平，从而带来了严重的世袭问题和不公平现象，这个就是战略上的子女幸福生活和战术上的子女社会自立能力的不协调问题，也是我们家庭教育上最大的失败之处。在把握问题上也就是老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把人性想得不是过于善良，就是过于无耻，而事实就是这种想法偏偏把人的人性向这两种极端现象逼近变成了事实上的行为，又反过来证明了这种想法的正确性，行成了恶性循环。要不就是没有社会责任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的立场，往往是从个人私利和不得罪人，而不是从社会责任的立场来说的，特别是社会中默认的那个不搀和别人的家庭纠纷的规则，就是这种立场的典型表现，那种在纠纷中提倡私了，而对社会公德的不良影响却视而不见的立场也是这种表现，在这种观念立场下，我们是不可能出现法制社会的，因为把道德情感，家庭情感凌驾于社会公平，社会责任之上，本质就是用道德感化来遮盖生存生活问题，而又把这些生活处理经验应用到国家政府行为上，那么法律被“强奸”也就不奇怪了。

    儒家和道家佛家融合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对有限生命的定位问题。比如道家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佛家的认为人是时间中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就是人，几十年的人生是有限的，要善待自己有限的人生。那么此时定位问题就出来了：一种人感悟到这点，要么为民众做点实事（这个才是感悟的本意），要么就是消极地与世无争；而另一种人呢，感悟到这点，其所作所为就没有廉耻，没有人性了，在他们看来及时享乐才是他们的生活中心。可惜的是这种人最多，影响也更大。比如有些好名者，认为好名出不了名，那就坏名出名，君不见秦桧能够遗臭万年，还有那么多人能够记得知道他，而那些为民的功臣呢，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另一类就是我在世时及时享乐,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悲哀，人生定位的悲哀，这其中以儒生好名者居多，而这个好名不能不说是诸侯国纷争中各个学说主张寄生权力捞私利的一个极端变种。

    这些融合的共同点就是，忽视最基本的生存生活协调问题，过分提高道德感化的作用，达到一俊遮百丑的目的，从而带来的是社会责任、社会公德、社会人文标准的长久缺失，也就是“度”和人文精神原则的缺失，所以我们就只有更看中生活经验了，而不会管这些经验是否合理、是否不侵犯他人利益、是否更符合社会发展了，其实这是一种违背大自然新陈代谢的行为。他给我们带来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老是治标不治本，老是在问题的结果上纠缠，不去从问题的原因上下手。而这种现象从没有多少人敢去碰“孝”这根高压线就可看出来。其实今天社会的道德低下，社会堕落并不是我们早些年批判抛弃儒学所带来的，而是今天为了生存生活的挣扎，使得儒家自己毁了自己，本来是用道德感化规范人们行为但却因为生存反而带来更大的道德败坏，是因为儒学的硬伤并不能解决绝大部分民众的生存生活问题而带来的。典型代表：前一时间的“收破烂人用国旗包垃圾”的争论就可看出这种硬伤。比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念，大家想没想过，如果明天不存在了怎么办？您如果愿意做明天的那个不存在的我无话可说，如果您不愿意就少把这个缺乏长远眼光，看重眼前利益的观念时常挂在嘴上。再比如我们的社会是个大染缸，其实就是没有社会公共准则，大家都以个人为中心，以周围环境的生活经验为处世方式而没有章法的集合。但是每个人的观念虽然都不同，却并不代表社会观念也会不同而不能建立。这些对生活经验妥协的立场，就是我们生活中“逆淘汰”那么多的精神原因。如果我们要形象理解的话，就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参照说吧，比如当前我们人类社会对长度的标准单位是米，这个米就是大家在长度单位上的基础标准，而米在标尺上和我们的自然科学技术之间的差距就是误差，学过物理的都知道，误差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缩小，却不能完全避开。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社会缺乏的就是这个类似“米”的基础标准，这个基础标准是应该建立在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协调妥协的基础上的，也是在国家政体和民众的利益协调妥协的基础上的，能够说明巩固这一标准的从国家方面来说就是宪法、法律，而从社会民众来说就是国民素质的高低，处理纠纷、利益分配的原则，而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是社会误差，社会误差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关系，事实上当前狭隘的定义就是剥削，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要缩小社会误差，也就是当前狭义上的减小直至消灭剥削，换个说法就是追求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等，但是别忘了加上合理二字。从这点上我们再来看“竞争促进进步”“剥削有理”两种观念间哪个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哪个应该遭到批判？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的对内残忍，对外献媚，特别是我们多汉奸，就是这种在当前世界发达国家为公民法制国家这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人文基础标准和我们的人治寄生社会之间的社会误差，而且是这种社会误差我们比人家要大得多（非洲的有些国家比我们更严重，但是却没有大量的汉奸，这个现象值得深思），而这点最明显的就体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劳动法的执行、社会福利上。而所谓的政治“民主”看上去好象也是社会误差—也是事实但是却不是重点，这个民主误差往往是处于中层非官非民的寄生虫被官僚权贵排挤在外，而借助低层民众对官僚权贵在历史经验教训积累下来的长期幻想、期待、警惕、和半信任的心态中给自己成为新官僚权贵增加筹码，民运分子和分裂势力就是这类人，所以我们要对鼓吹政治民主保持警惕，其实我们自己更应该关注民生民主和生活民主，没有这些民生民主和生活民主，政治民主就是空架子，而这一点也是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当前还能存活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的政治民主却是为大财阀服务的，事实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还比不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们欠缺的就是民众缺乏社会责任造成政策执行力不够、处事的圆滑、和稀泥给了利己分子生存壮大的机会，从而造成一种表象我们比西方的制度差，这也是那些只见西方制度其表、不见其里的寄生观念严重的投机分子鼓吹西方政治民主，却视而不见西方民众生活中的民主，有选择性地宣传上的最大欺骗性。这种类似问题也特别地表现在我们的有些经济专家在国内鼓吹执行的经济政策宣传上，特别是在国家这一观念上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的最大社会误差，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上层官僚权贵、中层非官非农、低层农民各顾各的爱国主义，而是上中下层统一共识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大家获利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像宋朝、清朝那样保持官僚权贵权利，却牺牲低层民众甚至中层平民利益的爱国主义。

    到了这里，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就是今天我们的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我们的家庭幸福观价值取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以前的帖子中说的那样，抱着奴隶的身份，却向往奴隶主的生活，这种家庭幸福观价值取向就是一个寄生观念，其实就是奴隶主贵族生活给民众的榜样影响而造成大众化的体现，这个寄生观念的核心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占取最多的生活资料，通俗点就是荣华富贵，而且是体现在吃、穿、权力、金钱、女人、名声的全丰收，是一种很原始的生理社会满足，而那种对自然，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认识基本上没有体现，其中那种没有教养的，能够在社会上嚣张跋扈的现象也被认为是成功的荣华富贵，可悲的是这种认为贯穿了我们的封建社会直到现在都获得了大量民众的默认，虽然大家都鄙视这种人，但事实上大家的奋斗实践都在向这类人靠拢，看看今天社会上处于上层的成功人士的表现即可，最典型的就是为富不仁。所以这个奴隶主寄生观念才是问题的根源。而儒学只是为这种寄生观念遮丑，使其能够顽固持续的最佳帮凶，也就成了事实上的最大，最得力，最成功的帮凶，所以异化出儒教。君不见我国的历史上那么多的改朝换代，除了封建君主改了姓，贵族一扎扎的换，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结构的进步，也没有思想的进步，更没有催生其他的先进思想。反而越来越顽固、越来越自大、越来越退化了。这也是我们以家为中心的小农经济观念能够存活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进步的原因。这个寄生观念把我们社会结构分成了3层，直到现在也是这种结构，既上层的官僚权贵，中层的非官非农，下层的农民。不同的是中层的非官非农的人员组成有了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工人、市民和非孔孟门人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出现。最顽固的是官僚权贵，而农民阶层还是可悲的自生自灭和被寄生，继续被官僚权贵、工人、城里人不放在眼里。户籍户口里的有些政策偏向和国家的福利分配偏向就是最好的体现。可以说就是以寄生观念、家（血缘情感关系）、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特别是儒教）、三层社会结构这四者之间的共同作用才是今天我们社会问题丛生和顽固的原因。

    我们再看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问题：1。自私性和自成圈子性；其实就是处于低层的农民阶层在接受了历史教训下，结合生活经验的自保行为而已。但是这种自保行为随着3层社会结构人员的演变而成为整个社会行为就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只要大家把各个阶层家族往上数两三代，哪个不是低层农民阶层出身就知道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前身和安置就是很好的参照，大家都是在以前被旧社会官僚权贵寄生剥削下的农民阶层出身，其农民阶层的自生自灭利益分配下的自私自利的家庭幸福价值观也就带到了上层和中层中去了。比如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其行为本身恰恰就是他们瞧不起农村人的原因，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骨子里也是农村人。在我们的各个行业中，特别是吃财政饭方面的行业中，自成圈子性是最严重的，集体腐败福利、部门福利都是体现。大家去查查他们中各种补贴和补贴的数额都是和行业的效益性成正比的，而在维护其小圈子利益上，特别是人事上，大家的利益都一样，没有外人的份，而人事的解决基本上是内部招聘。由于其小圈子利益优质资源的集中和社会资源的减少，使得这些小圈子利益越发世袭和融不进外人了（其中相对例外的是美女），他们最大的借口就是学历问题，体质问题，工作经验问题等等。这种自成圈子性，带来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福利、工作、养老、婚姻等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解决。比如爱滋病、乙肝歧视、学历歧视、资格歧视、户口问题等都是他们保护自成圈子的优质生活的方法，有着广泛的社会性。所以那些要求解决工作歧视，社会歧视的问题才会迟迟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不止是上层的官场沉默，还有中层的小市民们，和在这些门槛之外的农民。由于这种自成圈子的利益往往要优于低层民众的生活质量，所以长久下来他们的思想已经是本能地脱离低层民众了，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即使是公平的条件下给自己圈子里的机会也要比给圈子外的机会要多得多。比如高考加分现象，内部招聘现象。这些问题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性，也就是没有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准则，也就是我说的社会误差。而这个就是当年毛主席批评的官老爷卫生部现象，也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公共准则的缺失，造成大家的眼睛一直都盯着官场，而不去看看中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共通性问题。事实上今天我们的社会问题，上中下层的共通问题就是个农民阶层的问题，由于农民阶层一直是被其他两层寄生，一直都在为生存挣扎，所以在解决了生存过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办的更进一步的人文精神没有了。在这种人文精神缺失下，再加上以前为生存挣扎的困难生活的补充，那种没有社会责任性的爆发户心态适时出来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饱暖思淫欲。而这个问题是儒家思想的硬伤埋下的，同时他也没有解决掉生活好了后人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家庭幸福观很奴隶主化，也很原始生理化。2。面子问题，这个面子可以说是好名的另一个变种，就是一个寄生权力下个人学说主张被别人认可的问题。在今天他演化成了个人能力被别人认可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不得罪人，就是不要扫了别人的面子，尤其是在人多的情况下，这是大忌。你扫了别人的面子，就是降低了别人对其的认可度，降低了别人对其本事的评判，就是损害了别人在利益分配时的优先权。而这一点和春秋战国时的那些寄生学者的心态是一样的。也是这种原因使得儒家后来容不下其他的学说主张。大家看看周围的人都喜欢和有本事有面子的人交往，而不去看这种本事和面子是否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是否公平、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特别是那种侵犯了别人利益，别人反而更恭顺的本事和面子更加地倍受周围人肯定，也是我们生活中老是有人时刻想着要占便宜，好处都向自己靠拢的社会基础，使得许多的法律法规流于形式，因为法律法规不利于潜规则操作。而这就是我们社会人文精神缺失没有社会公共准则的悲哀。也是猫论和摸石头过河倍受有些人推崇的思想根基。而这恰恰是寄生观念和自生自灭逼迫下的自私自利的综合体现。所以我说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寄生关系，也是个整人、压人、吃人的关系。为什么在我们中间要讲论资排辈，就是个小圈子的个人利益，个人特权的保护问题，也是被颠倒承载提的孝、敬老的异化问题。就是这些现象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自然科学发展受到了极大的伤害。3。窝里斗问题，这个问题除了前面寄生学者为了获得权力认可的互相倾扎外，他的另一个帮凶就是妻妾制度。这个妻妾制度是从奴隶主后宫制度演化出来的，你可以从中看到越向上越轻松，越向下越严格。而且这个妻妾制度和奴隶主利益继承模式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多少的家庭悲剧。而儒教封建礼教的吃人就集中体现在这一块上。而且这种制度经验从家扩展到社会上就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法礼根基。为什么我们有男尊女卑，就是因为家庭利益继承模式即奴隶主利益继承模式在作怪，也是因为老人的养老是和子女特别是和儿子是捆绑在一起造成的。而且更讽刺矛盾的是，大家都需要女人却不需要女儿（大家看看我们历史中和社会中被拐骗的、被家庭歧视、无父无母的女童的悲惨命运让我狠狠地诅咒这个社会）。事实上家庭利益的纠纷都集中在是否是一碗水端平的问题上，但是在奴隶主利益继承模式下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大家就都去争取继承资格吧，所以窝里斗开始了。而这点大家看看以前家庭的先后问题、偏爱问题，皇室中皇位争夺问题。而这些争斗经验再经过社会财富的转移深入到了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社会公共准则没有参加到家庭纠纷里面去，屈服于儒教被颠倒的孝而放纵的，我们的不参合别人的家庭纠纷的默认规则就是例子。事实上今天的社会问题有些是生活斗争经验的积累造成的，是不能完全算到儒学的头上的。而其根子还是我前面说的寄生观念上。4。历史生活知识的欠缺。就是历史发展观的严重缺失造成许多人用今天的准则来判定过去的问题。这个也是儒道融合造成的客观主观不清的表现之一。这个问题，只要大家去调查调查下有多少人清楚“关公战秦琼”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就比如，到现在有时看古装电视时，有人会发出为什么古人把酒当茶喝会喝不醉的感慨。只要你知道古代酒的酒精度数和今天生活的酒是有很大区别的就不会有这种感慨了。这种把今天的度量衡和古代的度量衡等同起来的类似还有很多，比如把岳飞定为非民族英雄就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而另外一个反中医的例子“人血馒头”也是，大家看看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背景是什么时代，而肺痨能够治疗好又是什么时代，他们都相差了四五十年了，有人把他拿来反中医可见其自然科学精神素养的差劲。同时也对这些人只看中医药理，不看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表示鄙视。历史生活知识的欠缺--这个想象的背后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能够读书的人都集中在哪儿，再看看在这中间处于低层的农民阶层又有多少人能够读书，这点我们从建国时有多少人能够读书识字就可以看到农民阶层的文化问题了。所以农民阶层的处世方式基本上是从生活中积累的，所以那些瞧不起农民而抛弃农民者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变法问题，除了秦国的商鞅变法最彻底之外，其他的都半路夭折了，为什么其他的都半路夭折了呢？他的最大问题就是侵犯了当时的既得利益其实就是官僚权贵的利益而死掉的。那为什么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时秦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帮了他的忙，也就是说当时的秦国即使投降了，东方六国也容不下他。在这个举国存亡和变法阵痛前，秦国选择了阵痛，所以商鞅得到了秦王的近20年的有力支持，也获得了部分有力贵族的默认。而其他的变法都是因为君王在大贵族的压力下而放弃了，因为对这些大贵族和君王来说他们还没有面临到秦孝公当时面临的存亡国际形势。即使是这样，商鞅的变法也没有去碰秦王包括秦国皇室的利益，反而把他们的利益加强了，说到底秦王还是个奴隶主，以后接下来的王朝皇室其实就是奴隶主。而这点还是商鞅变法没去碰皇室利益留下的。所以只要不去改变奴隶主的利益模式，不管什么学说主张都是一样的下场。所以秦王赢政被骂暴君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后期的昏庸皇帝即使深受儒家主张影响还是有许多比秦王赢政更加的暴政，而且有些奸臣乱党比他们更加的暴政。而这些也再次说明了奴隶主式的寄生观念的可怕性。那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从最开始的农村改革开始，包括后来的企业改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去碰官场。这点我们从下岗职工中，是基层工人居多，还是行政人员居多就知道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中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还是没有放弃“养过年猪”的心态。先是鼓励发展，等过了几年差不多了就借政策进行拔毛，结果就是改革开放的红利由少数人享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人抱着大发一笔就跑路的心态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