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和锐7000:杨叔子: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今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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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今日审视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作者:杨叔子 余东升

  文化素质教育既涉及教育,又涉及文化,其实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本质上是强调了教育的文化属性,强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即提高人的素质。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将文化视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将民族文化视为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视为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列为社会建设、民生大计的第一件大事,视为民族振兴的基石,而且将教育公平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文化在十七大报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12月17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重庆大学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杨志坚同志在会议讲话中,引用与阐明了十七大报告中有关部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又着重强调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而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必须把既“成人”又“成才”作为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特别指出了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今天,以十七大精神审视我们12年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历史是十分有意义的。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对教育而言,“以人为本”就是要“育人”,非“制器”。育人就是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我们所开展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符合十七大精神的。
  1995年9月,周远清同志代表原国家教委在全国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开展这一工作有四个根据:(1)切中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重智轻德,重理轻文”的时弊;(2)符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趋势;(3)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德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探索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他强调指出,文化素质教育要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切入点,紧密地同教育改革相结合。周远清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大学生素质分为四个方面:道德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与身心素质。提高文化素质,有利于专业口径拓宽,有利于所有的专业教育向人文教育拓宽。今天看来,这一论述仍是正确的,恰中要害。杨志坚同志在此次重庆会议的讲话明确认为:“在高校提倡素质教育,突出文化素质教育,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这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有了更广泛、更深刻、更符合今天的形式与内容。正如杨志坚同志在讲话中所说:“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就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既会做人,又会做事。”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是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央早已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强调因材施教、德才兼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因材施教,又红又专;现在强调德育为先,因材施教,全面发展。这些讲法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因材”就含有“自由”之义,“兼备”就是“全面”。中央一贯强调学生要全面发展、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强调的就是人才所必备的素质。司马光讲得很深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用来体现德、升华德;德,用来统率才、激活才。对德,所谓体现,毋庸解释,所谓升华,是使之提高、发展超越已有的,使已有的跃迁到更为崇高的程度,即创新自己。对才,所谓统率,也不需多言;所谓激活,是缓缓活化、发展超越已有的,使已有的成为更为强大的程度,亦即创新自己。其实,德与才这两者无法分开,相反,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德是一个人素质形而上的主要表达,才是形而下的主要体现。德主要是才在精神世界中的升华,才主要是德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如果一个人没有先天的重大缺陷或后天的重大损害,就可以说,世界没有无德之才,也没有无才之德;世界没有什么真正的缺德,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无才;只是德、才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已。因此,司马光还讲了:“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通俗一点讲,德,就是如何做人;才,就是如何做事;做事用来体现与升华如何做人,做人用来统率与激活如何做事。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与迅猛发展的今天,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而言,做事,主要体现在掌握人文、科学技术,运用人文、科学技术,特别是创新人文、科学技术上。这是十分重要的。而做人,主要体现在,对人文、科学技术,为什么掌握,怎样掌握,为什么运用,怎样运用,为什么创新,怎样创新,或者说掌握、运用、创新人文、科学技术做什么,怎么做,这就更为重要了。在今天,科学技术可以是正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可以是零生产力,甚至可以是负生产力、第一破坏力。这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掌握、运用、创新科学技术的人,特别是相应的高级专门人才。日本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2007年3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提出,“现代社会包含基本矛盾,一方面认识到基于科学的技术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否认它”。他讲的就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双刃剑。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我们将面临灾难。”他强调指出,科学与人文以及社会科学应该成为统一体系,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其实,这里所讲的问题,依旧是才与德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温家宝同志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前对同济大学师生的讲话。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靠三个方面:一是靠人、人才、人的智慧和心灵;二是靠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三是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人、人才,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日新之德。”
  今天,我们所讲的德,所讲的精神追求,所讲的价值观取向,最紧要的就是党中央一再提出的、而且在十七大报告作为文化建设第一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11月,李长春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对此有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灵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道德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统帅,融入了主题、精髓与道德基础,并统率这三者。主题是: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髓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一是爱国,一是创新,既要坚定爱国,又要自主创新。道德基础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一切为了造福人民。责任最为关键,责任体现着追求,责任体现为行动,责任是德的最主要的体现,也是素质的最主要体现。责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重而道远”;责任也是现代世界潮流的核心,在科技高度发达与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是双刃剑,人必须有强烈责任感,必须对社会、对历史、对良心负责。
  更何况,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各自的知识及其体系层面大不相同,由此各自所承载或蕴涵的思维、方法、原则方面也大不相同,均有各自优点乃至重大优点,然而也有各自不足乃至严重不足,这一不足将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素质,即素质不全面,乃至有严重缺陷。例如,人文文化教育之不足,主要可导致丧失人文关怀,严重损害做人,缺乏思维原创能力,严重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科学文化教育之不足,主要可导致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造成立足不稳,缺乏严密逻辑思维,造成思维混乱。爱因斯坦与劳厄都讲过类似的观点:什么是素质?当所学的知识都忘记了以后,剩下来的就是素质。这很生动又很深刻。这个讲法包含三点:第一,知识是素质形成的前提,先有知识,后有素质,有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素质。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教师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里所讲的知识包含其蕴涵的各有关方面。第二,所学的具体知识可以忘记。第三,由知识及其蕴涵方面所形成的素质是相对稳定的。又正因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形而下层面即其来源都是实践,虽然它们的形而中层面即其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等方面彼此大不相同,但能彼此相通,从而能彼此互动互补,并且在形而上层面,即精神层面,有着各自侧重,一为求真务实,一为求善务仁,但都能有共同最高的追求,即完美创新。正因为此,只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教育才可能培育出全面而自由发展这样素质的人。
  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其锋芒是指向急功近利、轻做人重做事、轻成人重成才的忽视人文教育,其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就是说,文化素质教育的锋芒是解决做人的问题,其重点是解决做中国人的问题,而其核心是解决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在这里,不能不提出,在我国今天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创新人才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民族文化教育,极有利于走自主创新道路。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大体上是文化素质教育,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主要是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打下基础;中等教育是继续为做人、成人同时又为做事、成才打下基础。高等教育呢?是专门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是为了在专门业务领域中培养既有十分开放的国际视野又有根基深厚的民族情怀的、既能真挚爱国又会积极创新的高级人才。应该清楚看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当前国际竞争最关键之处。毫无疑问,专门教育应建筑在更高层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础之上,即应在学习有关的高层次的自然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文化的基础上,学习相应的其他专门业务领域的知识,了解知识所承载的蕴涵以及掌握其运用与发展的能力。
  我们讲,高校学生应有的四个素质,道德思想素质是根本,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主干,身心素质是保证。这四个素质是紧密相联系的,高业务素质要求有高的道德思想素质,它们又都要求有高的文化素质作为基础,同时,高的文化素质又为身心的高素质提供了强大支撑。这四个素质又是相互区别,各有自己的作用。正如我们在纪念我国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讲的一样,文化素质其实也是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讲的四个素质教育本质上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完全一致,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与操作而已。文化素质教育其实早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不过,未如此称呼而已。历来所讲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生动活泼,全面发展,“四有”新人,全都涵有此义。
  那么,境外的通识教育同我们所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有什么异同呢?笔者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大学通识报》与2007年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刊物上发表了文章,陈述了我们的观点。两者相同主要有6点,相异主要有6点。
  简扼地讲,相同的6点是:(1)都是“以人为本”,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2)都是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为其核心,高度重视人文教育;(3)都重视知识,都为此专门设置了课程;(4)都重视知识所承载的思维,重视思维训练;(5)都重视实践,有关课程安排了实践环节;(6)都是有组织的推动,各校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这一工作。
  相异的6点是:(1)文化素质教育不仅在专门设置的课程中,而且在所有课程中都强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文化素质教育不仅从“结构性”的观点来设置一大块课程,而且从“弥漫性”的观点来考虑所有课程应如何实现两种文化的交融。(2)文化素质教育不只限于课堂,而且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应是文化校园,学校应是文化学校,提倡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3)文化素质教育不只限于校内,而且重视走向社会,深入社会实践。(4)文化素质教育不只限于学生,而已着眼于教师,并早已提出了“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5)通识教育只是由学校组织与推动的,文化素质教育是由政府组织与推动的。(6)通识教育是美国本土化的产物,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本土化的产物。而且,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素质教育的基础;而素质教育是我国本土化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指导下,继承与发扬我国优秀教育传统,吸取国际现代高等教育先进思想,立足我国实际,坚持“三个面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教育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所产生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观念与模式。我国高校&!年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当然包括非常认真地学习、研究与吸收通识教育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也充分说明这一我国本土化的并丝毫不排外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余东升同志与有关同志组织了专门小组对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实施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的初步结论表明:(1)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得到高等学校和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同。在接受调查的58所高校、128名教师和898名学生中,认为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很有必要”分别占100%、97.1%、100%。(2)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调查的58所高校全部都将文化素质教育列入人才培养计划。其中,有56所高校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领导小组,55所高校制定了文化素质教育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53所学校定期召开文化素质教育专题工作会议,所有接受调查的高校都有从10万元到50万元以上不等的专项经费投入。(3)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设置课程。所有接受调查的学校都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工程学科,以及语言、计算机、写作等技能型课程,所有的学校都有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选修的学分要求。第二,开展以第二课堂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校结合各自学校的实际,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如,人文讲座、文艺演出、科技竞赛、心理健康教育等。第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了如“三下乡”、“社区共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4)学生参与程度高。88%的学生选修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部分一年级学生尚未选修),其中,占总数的68.4%,的学生选修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学分超过了学校的最低要求,77.8%的学生表示参加过文化素质教育活动,80.5%的学生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5)学生普遍受益。80%的学生认为选修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使他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64%的学生认为“加强了个人修养”;57%和51%的学生认为,“讲座”和“社团活动”是使他们受益最大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关于社会实践活动,有83%的学生认为“丰富了阅历”,49%的学生认为“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提高了动手能力”。
  这些调查结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现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也表明,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文化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切入点、突破口,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紧密同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促使中国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它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容,也使得我们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更加具体化。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包括前述四个素质教育,而这四者的关系也正如前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培养德才兼备、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具有科学素质又具有人文素质、既能爱国又会创新的高素质人才。其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拓宽了人才培养的内容和途径。这表现在:第一,课程体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增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强化了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然科学的文理基础性学科和交流能力、计算机使用能力等方面的教育,从而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更为合理,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能力更为全面。第二,课堂教学与课外科技文化活动相结合。通过举办讲座、学生社团、校园文学艺术活动、科技文化创新活动,将人才培养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课堂之外,使得课堂教学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日常生活做到紧密结合。第三,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广泛参与到社会之中,从而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学生的个人修养,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使得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得到了锻炼,培养了能力。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在知识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次,文化素质教育使得高等学校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格调和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浓郁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气氛,对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切表明,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基本上体现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初衷。
  但是,调查也反映出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仍有少数学校认识不足,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大;文化素质教育对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明显的效果,但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体现得不够充分;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中,学生被动参与的较多,主动参与特别是创造性地参与的不足;许多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资源严重不足;等等。
  通过将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进行比较,我们得出结论: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产物。如果将文化素质教育与美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中的“学生融入式(engagement)学习”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本土化产物,同时还具有国际性意义。自从1987年W?奇克林和F?加姆森提出优秀本科教育的7个原则(鼓励师生之间建立联系;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学习;鼓励主动学习;及时给学生反馈;及时完成任务;对学生给予很高的期待;尊重不同的天分和学习方法)以来,美国高校越来越关注所谓“优秀的本科教育实践”或“有效的本科教育”,并逐步形成“学生融入性学习”这一概念。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1999年,印第安纳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全国性学生融入性学习的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为NEES,迄今已有1000多所美国高校参加这一年度性的调查)。这一调查的基标有5个,即,学术挑战的难度(level of academic challenge);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师生互动(student-faculty interaction);不断丰富教育体验(enriching education experiences);校园学术生态环境的支持(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2001年,哈佛大学赖特教授的《充分利用大学》(making the most of college)一书出版。这是赖特教授受哈佛大学两任校长博克和陆登庭之委托,为期10年对1000多名哈佛大学高年级学生进行访谈之后研究的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论。“融入式学习”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调本科教育不仅仅只是课堂教学,还必须将课堂教学延伸到校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其中,在理念和实践上,很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相同或相似。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
  因此,在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文化素质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所应肩负的光荣任务。我们的高等学校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将文化素质教育同教育改革紧密结合特别是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同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同创新教育紧密结合,同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同提高教师人文素质紧密结合,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将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大力推向前进,开创新的局面。
注:本文系作者在2007年12月17日召开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余东升,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