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著名编剧芦苇做客《文化讲坛》

中国电影要讲自己的价值观

　　图为芦苇在讲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斌摄

　　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电影档，好莱坞大片依旧火爆，有人戏称为“西风烈”。我们困惑：为什么中国电影讲不出好故事？我们追问：中国电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著名电影编剧芦苇结合自己的创作，为我们揭示中国电影的问题所在。

　　——编者

　　核心观点

　　◎ 中国电影真正缺席的，是精神和灵魂

　　◎ 电影是很危险的行当，被捧杀的人比被棒杀的人要多得多

　　◎ 只要创作得当，拿出自己真正的特色来，我们的电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交流

　　我与电影结缘，多少有些命运使然的意味。

　　上世纪70年代，我通过招工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开始做炊事员，后来当了美工，最后干上了编剧，这一干就是30多年。

　　我热爱电影这份“雕刻时光”的事业，也许再经过三四个世纪，当我们化为泥土时，后人依然能通过电影看到我们曾经的生存、精神和情感状态，这是黄金买不来的。

　　研究电影的类型，是对编剧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现在的电影艺术水准整体滑坡，但观众却越来越专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总体看来，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制作，是讲故事。为电影讲故事的幕后编剧，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搞建筑需要设计师，建筑是否被人认可，设计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编剧就是影片的设计师，为电影“画蓝图”，如果基础打不牢，电影自然就拍不好。

　　编剧做起来挺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不需要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需要协调各种资源。但剧本好坏对电影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要求，编剧这个行当也一样。仔细研究电影的类型，是对一个合格编剧的最基本要求。不同类型电影，有不同的编剧法则，必然也有不同的写作方法。比如，我在接触电影《最后的疯狂》时，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片子”。根据内容，它首先是警匪片；其次是城市警匪片。判断清楚了电影的属性，才好着手创作。

　　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编剧对于电影类型的认识仍然不够。我问过大量的年轻编剧，他们对类型电影不熟悉，对类型的要求也不清楚。当然，电影类型混乱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这不仅仅是编剧的问题，但我们也要反思，是不是我们对年轻电影人的培养教育出了问题。

　　没有了燃烧生命的激情，再完善的技术也拍不出好电影

　　电影类型不清，还只是技术问题。中国电影目前真正缺席的，是精神和灵魂。实际上，一个成熟的编剧，需要具备两个素质：一个是解决灵魂指向的问题，也就是用什么价值观指引你的剧本；第二个才是技巧运用的问题，比如结构、叙述等。

　　灵魂一旦缺位，技术上再怎么完善也不可能拍好电影。比如，德国有一部电影纪录片叫《意志的胜利》，拍摄技巧没有问题，但是它宣扬法西斯主义，价值观有问题。

　　编剧在创作时，会面对很多意见和要求：导演的想法、制作人的要求、目标观众的口味，包括自己的要求。哪些意见更重要，必须要遵从；哪些要求可能“一锤定音”；一个剧本采用哪个类型，拍哪场戏，讲哪句台词……这些都需要编剧跟导演、制片人进行沟通。

　　但在判断、沟通和说服的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指引着编剧？我看，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有时候，创作者迷失了，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只好在原地打圈。我的创作经验是：停下来反问自己，我的价值观对不对？

　　中国第五代导演曾让我们惊艳，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也有大学的专业训练，等到做导演时，生活观和世界观已经完全成型，所以一出手就很成熟，最初的作品是用灵魂在创作，从《黄土地》、《红高粱》这些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燃烧生命的激情。

　　但他们在成名之后，更多地依靠技巧。灵魂缺位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电影不知所云。比如《无极》，它的主题是什么？宗旨是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坦白地说，我没看懂。再比如《赵氏孤儿》，影片里有一些迷茫的东西，这恰恰是价值观的迷茫。

　　中国为什么缺能够持续保持高水平创作的电影人？这和中外文化差异有关，很多学者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实用主义、功利文化，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态，一样会影响到电影的质量。如何坚守自己的主流价值观，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行当是很危险的行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持自己，略有成就以后，很容易被捧杀。电影圈里捧杀的人比棒杀的人要多得多。

　　在我们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里面，我始终以一点作为依靠——人本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站在人性的立场，坚信人性的价值，这是我对电影的基本观点。

　　希望有好电影和世界文化交流

　　至今，《霸王别姬》都是让我非常自豪的一部电影，听说当时在戛纳电影节第一次演完后，观众的掌声长达10分钟，这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非常有信心。

　　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和人物，都非常中国化，但可以让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看懂，与之对话、为之感动。

　　我个人的创作体会是，只要我们创作得当，拿出自己真正的特色来，我们的电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交流，我们自己的生活、情感完全可以与全世界分享。

　　这几年，台湾电影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有不错的表现。我对台湾电影的顽强生命力表示钦佩。在商业上，它没法跟香港电影比，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台湾电影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生活在那里的人、发生在那里的事。他们的执着和坚持，是大陆同行所欠缺的。我们太过跟风走，不够坚定。

　　目前，中国的电影对世界电影的贡献只有一个类型——武侠片。武侠电影有很多长处，但在文化形象方面，依然无法同具有正剧和悲剧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抗衡”，这是一种缺憾。我自己一直力攻正剧和悲剧电影，希望能在这两个类型上取得进展，能够跟别的民族平等对话，赢得他们的尊敬。　　　　

　　电影语言是不分国界的，作为电影人，我希望中国电影能昌盛起来，希望能拿出跟我们历史文化相称的电影作品，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王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