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元：制度因素是收入差距扩大主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不仅富豪人数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较中国富豪高几个级别。而不太显著的0.408基尼系数说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我国较美国为高的基尼系数说明穷人不仅数量庞大，所拥有的财富也少得可怜。

　　转轨之后的俄罗斯给我们的印象是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财富分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国内媒体时常报道俄罗斯石油大亨的腐朽奢侈、俄罗斯的权贵窃取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等新闻。但俄罗斯0.399的基尼系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罗斯。

　　而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政治上因腐败著称于世的印度也只录得0.368的基尼系数。按照世界银行的评分，印度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方面显得不那么太过分，似乎有值得我们羡慕与学习的地方。

　　即使撇开国内认可度不高的基尼系数，其他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了我国收入分配方面越来越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倍，1995年6.2倍，2005年上升到9.2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众所周知，收入分配没有绝对的平均，有区别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不同的人在天赋、所处环境、可支配资源等方面千差万别。对于这样的差距，社会是能接纳与容忍的。但是，有些差别则是制度性原因引起的，比如牌照管制、资格认证、政府垄断等。制度性因素所产生的差距具有貌似的“正当性”，要改变不太容易。原因在于受惠于既定制度的利益集团往往不会轻易让出自己的利益。

　　30年来，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些改革只是过渡性的，原本就不规范，不到位，但一旦建构起来，就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由此形成了明显的制度缺陷与制度瓶颈，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关系，助长了分配不公。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最明显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垄断人为地抬高了一些部门、人员的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来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行政垄断与国有经济垄断。由此形成了行业进入壁垒。在各行业间，出现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分析，目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国际公认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其二，政府主导的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与资方，而不利于一般劳动者。

　　资料显示，2004-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比同期GDP增速分别高出3.9、4.5和8.5个百分点；但当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却均低于GDP增速。政府、企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

　　其三，再分配对收入差距改善作用不明显。

　　税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是改善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税收增长快，政府支出增长快，而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十余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有资料显示，中国百姓缴的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除此之外，我国人数众多的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底层民众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福利保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