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菲腊牙科医院:“扬胡抑鲁”可以休矣：以谢泳为例

作者：罗卜特
胡适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两位知识分子。近些年来，追捧胡适的风气在大陆日渐高涨，这是长久压抑之后的爆发，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学者却在褒扬胡适的同时贬抑鲁迅，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在这些人当中，谢泳是影响甚大的一个。对此，谢泳从不“轻率”放弃，也未曾作过深刻的反思，陷入死胡同而不自知，实在令人痛惜。
谢泳编过一本《胡适还是鲁迅》，2003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本书，梁由之在天涯网络社区上著文《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附带说一句，这篇雄文对谢泳的批评切中肯紊，值得细读深思）有所批评：这个书名就有问题。中国本土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现在本来就非常有限，何必还要人为地画地为牢，非此即彼？鲁迅、胡适就没有交叉点和互补性？果真是那么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兼容并包可不可以？《胡适与鲁迅》行不行？
在这本书中，谢泳写了一篇《鲁迅研究之谜》。这是我所见到的谢泳最糟糕的文章。所谓糟糕，即不讲逻辑，不分是非，思维混乱，思想糊涂。谢泳的一连串问题，林贤治在《也谈鲁迅研究之谜》中作了一针见血的辨析。如谢泳问：“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林贤治答：“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可惜谢泳领会的不多，仍在自己设的思维陷阱里转圈圈。在这个问题上，谢泳学识未逮（明言不专门研究鲁迅，对政治学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思想固隘，被这个伪问题困惑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一团困惑，真是让人不知从何谈起。
接着，谢泳谈到了胡适和鲁迅的话语问题，“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
首先，对于胡适的“明白如话”，林毓生在《平心静气论胡适》（1999年9月号《读书》）一文中曾作过深刻的分析：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文字“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事实上，确是如此。由于他在思想上没有深切探索、穷究不舍的兴趣或能力，他于平易而自信的文字中所表达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见解，对许多读者而言，很易产生麻醉作用，信服以后，不再长进，以致使他们不能了解，表面上“明白清楚”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不但不见得明白清楚，还可能非常的尴尬与混淆。在这里，我们必须厘清，文字与思想乃属两个层次。文字上的“明白清楚”并不必然蕴含思想上的明白清楚。
还有，倘若真如谢泳所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那么胡适还要研究么？
其次，还是那个老问题，谢泳总是把利用者和被利用者的思想混为一谈，不去仔细考察利用者的思想和动机，却以此倒推被利用者的思想出了什么问题。谢泳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往往是事后诸葛，然后深文周纳，自以为高明却不知陷阱何在。
梁由之说：“印象中谢泳应该是个比较客观、冷静的有心人。他的一些文章，我曾是比较喜欢的，并多次向朋友推荐。令我不解的是，每当论及鲁迅，他就表现出出格的偏执。”原先我也有这种“不解”。后来偶然翻阅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为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制作的宣传册，读到谢泳的几句话，对于这个问题，我产生了新的认知。在这本宣传册第10页，谢泳说：我觉得《温故》的意义，以后要偏重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者说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
尽管这只是普通的采访感言，但却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我以为这句话是谢泳的夫子自道，完全可以看做谢泳这些年来做学问的宗旨和方向。粗略说来，在我们这个专制统治历史悠久、自由民主思想极度缺乏的国家，尤其是经过“文革”这样残暴蛮横的年代的“洗礼”，提倡“拨乱反正”是极有意义的。谢泳的许多研究正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故常能得到士林学界的赞许。但，如果不能对“说错了的事情”、“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本身作深入的辩证分析，就难免流于肤浅，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铸成偏见在先，要改正就不容易了。
在谢泳（还有其他“扬胡抑鲁”论者，如韩石山、邵建等）眼里，鲁迅的著作恰好属于“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因此需要对鲁迅进行批判。公正地说，还鲁迅以本来面目是谢泳等人批判的初衷，但他们一开始就抱着偏见，而这种偏见来自他们对鲁迅本人缺乏深切的研究。
众所周知，胡适曾得到Kuo党领袖蒋介石的称扬，鲁迅受到Com党领袖毛泽东的至高评价。在谢泳等人的潜意识里，毛泽东对鲁迅极高的评价似乎成了鲁迅的原罪。毛、蒋都是20世纪中国的大独裁者，倘若顺着谢泳的逻辑，引申开去，在胡、鲁之间的选择岂不成了在蒋、毛之间的选择？谢泳可能会说，即便如此也要选蒋，而我想说，其实知识分子最高明的选择是弃他们而去，不在这两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之间做选择。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在于，他们身不由己，只能在Kuo党和Com党的独裁专制之间进行抉择。
可是谢泳看不清这种逻辑的悖谬之处，却反复陈说。且看谢泳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对鲁迅的颂扬和对胡适的贬低，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从早年对鲁迅地位的确立和对胡适批判运动的兴起，完全是中国现代政治演化中的选择，神化鲁迅和丑化胡适都是政治需要造成的，但政治的选择眼光可能远比后来学者的认识要远大，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为什么得到赞扬的不是胡适？如果说政治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冲动，那么当某种思潮被历史否认之后，它的选择还能有多少正确性呢？要么全错，要么全对，不可能选择的主体错了，而那个被选择的对象毫无问题。
谢泳为他的朋友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这本狂悖之书写过一篇书评。上面所抄即是其中的几句话。第一句话点出问题，所言是比较客观的。但后面的判断则可笑之至。“要么全错，要么全对”，这是典型的“文革”思维，也是谢泳一直力求摒弃批判的思维，现在却出现他自己身上。
谢泳1961年生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正是其入学之时，可偏偏不办教育了，这场浩劫结束时他十五岁。因此，谢泳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教育和思想环境可想而知。冯骥才在文革实录《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新版序言中说：“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更进而断言文革已“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谢泳这一辈人虽然没有过多地介入“文革”（至于谢泳本人“文革”期间的具体经历以及“文革”对其造成的影响，因缺乏足够的材料无法深入考察），但“文革”所留下的“精神的暗流”“心中的迷雾”却清晰可见，他对鲁迅的态度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谢泳从来不去正面研究鲁迅的思想，这是他致命的缺陷，也是其学问最薄弱的环节。这种“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思维着实可怕，这种逻辑也着实奇怪。明明是政治人物的错，却要算在知识分子头上，谢泳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不讲逻辑。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毛把谢泳打成反革命分子，谢泳难道真的就是反革命吗？如果毛当年指鹿为马，这跟无辜的马和鹿自身到底有多大干系？“扬胡抑鲁”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看似具有客观独立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是盲从，仍然是在毛的逻辑里面转圈圈，只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而已。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扬胡抑鲁”论者看来，因为毛泽东曾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而毛是独裁专制的化身，所以他热烈赞扬的就必须极力反对。这种逻辑与毛的“拥护反对”论有何根本不同？
谢泳辈的目光仅仅盯在中共官方对鲁迅的评价上，对其他评价却视而不见。例如，郁达夫在鲁迅死后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个评价虽然没有“最最最”，却也是极高的颂扬。“扬胡抑鲁”论者似乎不曾论及。真要做学问，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要用，对自己不利的材料更应勇于辨析，否则难免以偏概全，误人误己。还有，更重要的是，谢泳等人虽然紧盯官方对鲁迅的神圣化，却很少讨论这种神圣化本身的危害，因为它对于鲁迅也是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比胡适受到的轻，同样需要深刻的批判。
谢泳敬服胡适，推崇宣扬其自由主义的思想，这本身是极好的。但他对胡适晚年认为是同道的鲁迅却不以为然。这种“扬胡抑鲁”的论调在他的《清华三才子》第二章《诗人闻一多》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篇传记文字在谈到闻一多对胡适和鲁迅的褒贬时的用语颇可玩味。提及闻一多后来肯定其早年否定的鲁迅时，谢泳写道：“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于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当有一个逻辑过程，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转变的合理性，不能随意否定自己的过去。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对于自己早年的许多选择放弃得过于轻率。”谢泳不对闻一多思想的转变这个“逻辑过程”下功夫深入研究，却似是而非地说传主的“选择放弃得过于轻率”。不过，要是闻一多由否定而肯定的对象换成胡适，不知他还会不会说这番话，恐怕只有天晓得。我们且接着往下看。对于闻一多“一生当中对胡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感”，谢泳是这样分析的：“胡适是他的清华学长，又是最早写新诗的人，按说闻一多应该和胡适走到一起，就像他与梁实秋那样，但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完全走了不同的道路。”字里行间对闻一多不推崇胡适颇为不解。对于闻一多早年看不起胡适，谢泳便说“人在青年时代的交友不是很稳定的”，又说“那时他还没有和胡适打过交道”。可是谢泳也不仔细想一想，闻一多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胡适产生好感呢。要知道，胡适对于新诗只能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他的《尝试集》作为新诗来看恰恰是失败的，闻一多何必要吹捧他不喜欢的诗人呢？这不是强人所难么？还有，闻一多早年否定鲁迅的时候，他与鲁迅的联系也是极少的，交友也是不很稳定的，这是不是意味着闻一多后来的转变也有几分道理呢？对于闻一多到了四十年代“开始怀念鲁迅”，谢泳意味深长地写道，“这是让人深思的”。其实这种“意味深长”不值一哂，因为谢泳不去剖析传主本身的思想，自然会认为闻一多的转变“就有些突然了”，自然会产生那么多困惑了。总之，这不是在写闻一多的“胡适鲁迅观”，而是借闻一多的视角来表达谢泳自己“扬胡抑鲁”的偏见。
更奇怪的议论还在后头：可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和他早年的新月朋友们开始疏远，但和新月朋友当中最热衷现实政治的罗隆基来往较多，这和早年闻一多的气质是不相近的，不说为人，就在婚姻问题上，闻一多和罗隆基的价值观念也相去何止千里，闻一多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闻一多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胡适完全相同，他们都是在理念上非常现代，而在行为上又很传统，闻一多是艺术气质很重的人，但在这样性格的人身上，有那么重的家庭观念，有那么对于婚姻保守的态度，在闻一多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凡是在婚姻上保守的那些人，他们的人格也比较有力量，在这一点上，鲁迅就不如胡适。婚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高下，但在旁人看来，个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总体上说，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不如新月知识分子。
谢泳认为，“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凡是在婚姻上保守的那些人，他们的人格也比较有力量，在这一点上，鲁迅就不如胡适。”好一个“凡是”！好一个“就不如”！对此，谢泳不加任何分析，就来一个“当头棒喝”，看似威猛有力，可惜偏颇之至。这个判断说得委婉一点，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得不客气一些，这个结论浅薄无知。首先，谢泳一方面说婚姻“是个人的事情，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高下”，另一方面却管不住自己的偏见，认为“凡是……鲁迅就不如胡适”，高下立判，自己跟自己打架。其次，要知道胡适当初也不是不想离婚再娶的，只是因为江冬秀太泼辣太厉害，胡适才不敢“胡闹”的。当然，绝不能因此说胡适不应有这种权利和自由。第三，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封建体制的受害者，他们性格不一（鲁迅终生都是个不妥协者，胡适晚年则力主“容忍”），处境各异（主要是指朱安和江冬秀），谢泳不去细察这场婚姻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忧闷，却武断地“凡是”起来，看来“文革”话语确实潜入了人们的血液。还有，谢泳如此推重胡适，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做胡适啊。
谢泳还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总体上说，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不如新月知识分子。”应该说，就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新月知识分子而言，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谢泳的语境中，鲁迅属于“左翼知识分子”，因此他的“道德水准不如新月知识分子”。可是，新月派中坚分子叶公超在鲁迅死后却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谢泳承认新月派对鲁迅的评价是出于真心的，那么叶公超的评价即便称不上不可移易，至少有他的道理在。
谢泳衡量道德的一个标准是，看谁的朋友多。胡适比较平易近人，他的朋友也确实非常多，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谢泳在《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一文中说，“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如果谢泳仔细考察鲁迅对待他母亲的态度，就可从中管窥鲁迅的道德究竟如何。如果谢泳认真翻翻鲁迅的书信，对他的待人接物也会有大致的认识。谢泳认为，“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鲁迅之所以与许多朋友发生冲突，是因为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与他们不同，跟他的道德关系不大。我们并不能因为鲁迅与朋友之间的冲突就质疑他的道德。倘若一个人的性格就是内向、孤僻，甚至自闭的，我们能因为他的朋友少、与朋友有冲突就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吗？胡适和鲁迅的性格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们不能以胡适的明朗合群来排斥、否定鲁迅的阴郁孤独。两种不同的性格，就像两种不同风格的文章一样，是不大可能截然分出它们的高下的。个人自然可以偏好其中一种，但不必苛求另一种。
综上所述，谢泳在议论鲁迅时，缺少“同情之了解”，难以“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几乎看不见“温情与敬意”，显然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也没有采取客观的态度。谢泳写过《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深知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可是自己在评判鲁迅时，同样不免偏于感情，而唐突前贤，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
当然，以上所论，并不是说鲁迅不可批判。程巢父曾说：“我们谁都有资格批评胡适，但必须批评得准确”。这里把“胡适”替换为“鲁迅”，也完全行得通。关键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胡适信奉“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为此不惜精力研究《水经注》，为乡贤戴东原辩诬白谤。而我作此文，也正有此意，相信谢泳能体会得出。
实际上，谢泳这些年来的学术成绩颇为可观，我作为晚辈收获极多。这回单挑出胡适与鲁迅这个问题，同谢泳商榷，丝毫没有以此全盘否定其学术水平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问题重大，又是谢泳思维最“顽固”之处，故拿出来批评，而我一直认为严谨公正的批评比轻薄浮夸的揄扬更有力，对作者和读者也更有助益。当然，其间忿激之语，自恐难免，但我要说的是，以谢泳现在的条件，应该可以认认真真地阅读鲁迅了。不管他想不想批判鲁迅，鲁迅已然成为他思想中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存在，这尊巨大的存在使他感到焦虑和紧张（这恐怕是所有真正的思想者都能体会到的）。谢泳等“扬胡抑鲁”论者以前的做法是，不去正视鲁迅，却又不敢忽视鲁迅，于是剑走偏锋，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此来平衡内心的冲突，以此来炫示对这尊存在的超越，殊不知这正是以片面为深刻，以偏颇为高明。
最后，我想送给谢泳三句话，以结束本文。一、列宁曾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二、钱穆曾说，“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三、李嘉图曾说：“现在，我亲爱的马尔萨斯，我的话都已说尽了。正如其它的好辩者一样，在经过这么多的辩论之后，你我皆可保留住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些辩论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话，我也不见得会更喜欢你。”
附：本文初稿完成后，曾经谢泳先生过目，析疑解惑，平和温婉，蔼然有胡适之风，对于笔者这种不失尖锐的批评意见能采取这种态度，令人敬佩，值得提倡。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