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打香港电话:90年代以来对建国后中苏关系研究的综述

90年代以来对建国后中苏关系研究的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牛军

  诚如一些重要的评述所指出的那样，近2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1]在80年代的努力积累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其中建国后中苏关系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无人能否认建国以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中苏关系的起伏发展乃至决裂等，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内外政策，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和冷战时代政治格局的基本态势。同中苏关系曾经产生过的重大影响相比，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显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例如用80年代对建国后中美关系研究和中苏关系研究做一比较，后者在被关注程度、力量和资金投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等等，均明显不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环境的影响，中苏关系在80年代末才实现正常化，紧张的双边关系必然会限制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环境相联系的是缺乏必要的国际学术交流，而国际学术交流对推动中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这里也有财政支持的问题。例如中美关系研究可以从国际上获得较多的资金，中苏关系研究只能依靠政府的投入。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缺乏有关的历史档案，中苏双方在公布有关档案方面，当时都是相当有限的。

90年代以来，上述三种情况都有程度不同的改进，从而为中苏关系研究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均公布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档案。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前苏联档案陆续解密，其中包括了大批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一些中国学者为收集和整理这些前苏联档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美国威尔逊中心的国际冷战史项目也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建国后中苏关系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其深度和规模体现在这些年来涌现的一大批质量越来越高的研究成果中。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几个重要的出版物中。首先是一批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发表了不少与中苏关系有关的学术论文。这些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等等。其次是一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90年代出版的各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都将中苏关系作为重要的内容，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中苏关系研究的进展。即使在是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也将中苏关系作为重要的内容，如《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三是一批质量越来越高的论文集。这些论文集中收集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和突出地反映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历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有关中苏关系的论文，如《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冷战与中国》、《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等等。[2]以下的介绍主要根据上述出版物的内容展开。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通史类著作中有关中苏关系史的内容多数是描述性的，故这部分研究成果不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重点介绍新观点，不拟面面俱到地予以评述。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成同盟的研究。

对建国后不久中苏签定友好互助条约和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项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涉及到大量相当重要和具体的问题，包括：1945年的中苏条约与1950年的中苏条约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与苏联高层之间的交往情况，等等。已经发表的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3]

综观90年代以来的有关成果，可以说对中苏结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等，都有了比较深入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其中沈志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与结果”是迄今为止比较详细地描述、梳理和分析中苏签定条约的谈判过程的重要成果。该文大量利用了近些年来公开的前苏联档案，并与已经公布的中国档案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弥补了由于中方档案开放不够充分给研究带来的不足。在详细分析谈判过程的基础上，该文得出结论认为：中苏同盟条约签定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局，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4]根据这样的结论，可以大致推断该文倾向于认为，中苏同盟从本质上说是战略同盟，双方将战略考虑置于其它诸如经济、外交的考虑之上。

另一篇值得重视的成果是杨奎松新近发表的《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定为背景》。该文的特点是除了比其它一些成果更详尽地描述分析了中苏条约的谈判过程外，集中探讨了为什么当时双方都接受并赞成的条约，后来却一再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批评。该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由于民族情感的高涨和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中苏条约谈判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而中苏条约谈判实际上包含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这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后来对中苏条约评价很低的关键原因。[5]

对于中苏签定同盟条约的动机和中苏结盟的影响等，不少论着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的观点。关于中苏结盟的动机问题，新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揭示苏联方面在签新条约的态度变化上。如张盛发认为，是苏联在欧洲冷战中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包括在柏林危机中失败、北约成立、南斯拉夫背离苏联阵营等，导致斯大林将新中国视为“宝贵盟友”。他还指出，毛泽东执意签定新条约的强硬态度是促使苏联方面下决心签约的重要因素。[6]

中苏结盟的影响是学者给予较多关注并提出比较多的新观点的一个方面。多数学者认为，中苏结盟一方面使中苏关系达到友好的高潮，为后来十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签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为后来同盟的破裂埋下了种子。[7]也有学者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角度分析指出，中苏结盟对苏联的东亚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斯大林决定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的重要原因。[8]还有学者认为，中苏结盟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考虑与中国的同盟关系是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的重要原因，而这个决定导致了后来苏联东亚政策的许多特点。[9]关于中国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动机，杨奎松与陈兼突出强调了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认为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重要推动力。[10]沈志华明显地强调，中共领导人更重视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是要用中苏同盟为榜样来“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1]

二，关于中苏关系与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研究。

中苏关系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影响是9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的但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由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有关档案的公布，过去被长期忽视的中苏领导人在抗美援朝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密切交往的情况，终于展示出来，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综合看来，过去鲜为人知的中苏领导人交往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其内容包括研究考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电报往来、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期间访问苏联的情况、双方在军事援助方面的谈判和协商，等等。另一个研究的热点是苏联对中国抗美援朝中一些重大决策的影响。

关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各种交往及其影响，有关的论着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和考证，通过考证和争论，澄清了一些重要的史实，这对准确合理地分析和推理是绝对必要的。例如《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一文对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的考证，不仅澄清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布的这份报告是否存在的疑问，而且严肃地提出了中国公布有关历史档案应注意必要规范的严肃问题。[12] 有关重大史实的考证在此不赘述，这些考证主要包括在这些重要的论着中：齐德学着《朝鲜战争决策内幕》[13]，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这两本书中涉及外交的内容包含了丰富的中国方面的档案；[14]沈志华的三部论着《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15]和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16]。沈、杨书的特点是大量利用了新公布的俄罗斯档案，对一些重要的史实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值得重视。如张希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17]，熊华源着《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18]，齐德学着《“真相”是真相吗？》[19]，沈志华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20]，等等。

根据新档案进行严谨的考证，为重要的新观点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大量史实被澄清的基础上，学术界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新观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苏联在中国抗美援朝决策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迄今为止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明确地争论或交锋，但是在判断、估价方面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90年代以来的各类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普遍关注中苏关系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影响，并且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认为苏联因素对中国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分歧只是在于影响的程度。

一些论着显然认为，苏联因素对中国决策层作出出兵决定和停战决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论着的重大贡献在于比较充分地利用了新公开的俄罗斯档案，对中国作出出兵决定的各个阶段上，中苏两国高层的交往与磋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等，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如中国决定出兵过程中的几次犹豫和争论、中苏双方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反复磋商、以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变化对中国决定停战的影响，等等。[21]不论是否同意这些论着对苏联因素的作用的判断和评价，这些论着对这项研究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类论着同样关注和承认苏联因素在中国抗美援朝各项决策中的重大影响，区别在于它们是从中国决策的角度研究苏联因素，在论述的过程、内容的筛选和比重等方面，都必然突出了中国领导人作为决策主体的角色，而苏联因素也就必然成为决策主体处理的问题之一。在这种研究框架中，苏联因素作为中国决策的一个从属性的问题，对其影响的评价显然要低于从中苏关系角度所得出的结论。[22]

关于苏联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影响程度的探讨，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决定参战是基于何种动机，美军用武力统一朝鲜是否损害了中国的基本利益和其它一些重大的利益。只有在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才能确定苏联因素是在什么层次上发挥作用。而要回答中国决定出兵是否是基于维护中国的基本利益，则需要借助国际政治理论。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23]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是积极的。新的研究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是更加具体丰富地指出了是那些因素在加强中苏关系，其中包括由于中国领导人认为，抗美援朝实际上也是“抗美援苏”，所以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在道义上的平等感甚至优越感，斯大林也更愿意在重大决策上与中国领导人协商或征求意见。[24]另一方面是指出，抗美援朝中双方交往中也出现过分歧，主要是由于中苏的基本目标和政策存在分歧，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对军事援助的要求，如在朝鲜战场提供空中掩护等。所以“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结果，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25]

三，关于中苏合作的研究。

由于受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很长时间里学术界从来不研究中苏合作的情况和影响。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俄公布有关档案，任何对中苏关系的系统研究都不能再回避这个课题。实际上，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越来越多，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内容也越来越具体丰富，包括了苏联在经济贸易方面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中苏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中苏政治领域的合作、苏联在帮助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苏联专家包括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情况及其作用和意义、中苏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如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苏联与日本媾和谈判等等。[26]这些成果是对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补充或弥补，而且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肯定会对中苏合作的全貌以及中苏合作对双方内外政策造成的重大影响等，形成新的认识和理解。

四，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

如同其它领域一样，历史研究的关注点通常比较容易集中在矛盾与冲突比较剧烈和凸显的课题上，中苏关系的研究则较多地集中在中苏同盟破裂及有关的问题上。当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彼时政治气氛、政治环境的影响，毕竟90年代以来的中苏关系研究同中苏关系恶化时期的同类研究在时间上是接续的。另一方面也受到档案的限制和当事人回忆的影响。所以90年代以来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有一个更为明显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对导致同盟出现裂痕到彻底破裂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与之相伴的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以下集中对几个方面的研究做一评述。

1，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的宏观探讨。

关于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大量的通史类论着都做了程度不同的描述和概括，观点可以说大同小异。但是从一些专门的论着中可以看到，学者之间是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各种原因的复杂性和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着不同的估价。

一些学者比较强调中苏同盟本身的特点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他们一般都认为甚至强调，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中苏同盟是战略同盟，或者说中苏同盟至少是靠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纽带维系的。而中苏同盟的破裂是在战略利益的分歧导致理论上的分歧，直到国家关系恶化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发生的。[27]他们认为战略关系的断裂是中苏同盟破裂的首要原因，即“中苏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28]

另一种观点是不从中苏同盟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而是比较强调中苏同盟破裂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起来看，这些因素包括：1，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2，中苏两国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3，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4，意识形态分歧；5，历史因素；6，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29]

对于上述那些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因素的分析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中孰轻孰重，有不少不同的看法，这里只指出，对毛泽东个人在中苏同盟破裂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显然给予极大的关注，从研究的成果看，也可以说是探讨最深入的。当然，在介绍之前必须指出，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的研究（包括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都是相当薄弱的，这种研究深度不均衡的情况肯定不利于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那些重视毛泽东在中苏同盟破裂中的作用的学者实际上认为，毛泽东或中苏两国领导人对中苏同盟破裂负有重大的甚至是首要的责任。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30]

在研究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方面，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有关章节做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探讨。他在另一篇论着中概括地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认为决定毛泽东对苏联看法转变的因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本人独特性格的影响、中苏民族利益的分歧、革命理念的歧异等。在综合分析各种因素的作用的基础上，他认为“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只是，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31]总之，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导致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破裂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的研究倾向于从国内政治对中苏领导人影响的角度，评价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李丹慧着《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是有代表性的。该文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苏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上的分歧和两国领导人的不同看法，认为“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32]

牛军着《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从毛泽东个人认知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毛泽东在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是如何判断有关问题和作出决定的。该文认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对威胁特殊的敏感、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像是认识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经常规定了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潜在前提”。[33]该文以中苏在核技术转让、对外政策主要是对美政策和“大跃进”等问题上的分歧为例，分析了毛泽东本人的诸多看法产生的根源。

2，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上述所谓宏观因素的分析无一不是建立在对重要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对个案的深入研究，任何宏观探讨的结果必然是沙滩楼阁，经不起推敲。宏观分析的任何进步，都反映了个案研究所达到的程度。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是相当突出和有重大价值的，这些成果不仅应该引起对一些中苏关系的重要研究结论的再思考，而且应该引起对整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史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的反思。以下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1）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以往的论着几乎都将1958年夏季发生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作为中苏同盟出现重大裂痕的重要开端，至少也是开端之一。而且多数论着沿用了外交部撰写的《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断，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和中国反对苏联控制矛盾和斗争。[34]新的研究与以往不同的是，比较充分地借助已经公布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档案，首先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考证，在此基础上指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其次是对针对导致这两个问题的矛盾激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从根本上说，矛盾尖锐化是由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的关系特征所决定的，即“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35]也有一些论着将这两个事件放在中苏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大背景中探讨，认为矛盾的发生与其说是主权问题，不如说是双方各种矛盾的一个反映。[36]

（2）关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从60年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之一，不过国内学术界长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戴超武新近的论着《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作出的重大突破。该文利用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档案和历史文献，参考借鉴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了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的决策、中苏两国的交往协调过程、以及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这些分歧对双方战略合作、核技术合作等等的影响。在分析、澄清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该文指出，“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37]

（3）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多数论着都认为，1959年夏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的反应，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苏联出于自己外交战略的需要，单方面介入中印边界纠纷，而且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劝告，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背离了同盟关系的起码立场，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反感和谴责，从而加剧了中苏两国的矛盾。特别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后不久，赫鲁晓夫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赫鲁晓夫的言行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并助长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错误立场，结果是赫鲁晓夫“虽然在客观上拉近了苏印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因此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中印关系”。[38]

（4）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中国边民大规模逃亡苏联的严重事件。30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造成这次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等，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探讨。但从以往的成果看，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外交、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观点的根据是推断多于考证，很难令人信服。李丹慧着《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对该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考察，对此问题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对中国新疆地区保存的有关历史档案做了比较充分地挖掘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分析了导致伊塔事件发生的各种宏观的和具体的因素，包括苏联对新疆地区的长期的历史影响、中苏边境长期存在的特殊状况（如有边无界和有边无防等）、苏联侨民问题和苏联对苏侨问题的政策和利用、中国国内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影响、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新疆地区对中国边民的煽动活动，等等。该文最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即“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做法，无疑使得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39]

（5）60年代中苏论战的特点及其影响。

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是影响中苏关系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事件，学术界对中苏论战的研究实际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如何评价论战双方谁是谁非，包括是那些因素导致了论战发生？在解决论战问题的过程中哪一方是主动或被动？双方是否有缓和的意向或努力？论战内容的理论是非；其二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论战在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到底占据何种地位，即是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同盟的破裂？还是国家利益、历史恩怨、战略利益等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诸多因素之一？

相比较而言，第二类问题受到学者更多的重视，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非常简单，即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就是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起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中苏论战的起因是在于双方的国家利益、战略利益、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发展和双方领导人对这些分歧的认识终于导致了后来的意识形态论战。由于中苏关系的特殊性，各种分歧一旦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背叛，双方的关系也就无法弥和了。[40]也有些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诸多因素中，意识形态问题即使不是首要的因素，也决不应该被低估。他们认为，“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时间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41]

（6）中苏在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

这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近年来中俄公布的历史档，特别是大量收集了中国西南边疆地方政府保存的档案，不仅对中苏在援越抗美的决策层次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是非曲直，如苏联的援越物资通过中国、苏联与中国联合援越抗美的建议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给予了比较中肯的和有说服力的评价，认为“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影响，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得到中苏援助的越南抗美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42]

（7）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的调整。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随后发生的中国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这个问题与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比较早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不少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所有关于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论着，都包括了对中苏边界冲突和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研究，在此不一一介绍。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有关问题的理解。

近年来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详细的考察，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中苏边界冲突中中国的决策过程和中国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等的转变过程，从而使深入研究探讨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分歧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国决策层在处理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时，是否一开始就有某种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的意图。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决策层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中，存在着利用这场冲突，调动美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为打开中美关系创造契机。[43]相反的观点认为，不是中国决策层有意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调整外交战略和打开中美关系，而是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危机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改变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采取措施缓和中美关系，以免两面对敌。[44]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身如同所有的学术争论一样，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出一致的结论的，但是争论本身对有关研究，如中国安全战略何时和如何转变的、中国对外政策是何时开始和如何调整的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才是学术争论的真正价值所在。

上述分类只是为了介绍有关研究成果时，有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包括在内的，也是由于过于分散，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就不做专门介绍了。如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迄今为止没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只是在个别的通史性著作中略有论述。[45]另外如40年代末苏联对新疆的政策[46]，苏联非斯大林化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47]等等，在此也不专门评介。

综上所述，90年代以来我国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为更高质量的、更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将来，中苏关系史研究将会出现新的飞跃，以往已有的研究将达到新的高度，一些被忽视的课题将被弥补。

[1] 章百家：《近20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6期，第27页。

[2]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以下简称《北京与莫斯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出版；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薛天衔：《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共党史资料》第78辑；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载《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2）；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载《北京与莫斯科》；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有关章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志华：《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目标》，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与结果》，《北京与莫斯科》，第174页。

[5] 杨奎松：《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定为背景》，《冷战与中国》，第109页。

[6] 张盛发：《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冷战与中国》，第220页；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3页。

[7]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8] 沈志华：《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第230-235页。

[9] 《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第245页。

[10]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北京与莫斯科》，第335页。

[11]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与结果》，第156页。

[12]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153页。

[13]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十一、十二章。

[17] 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1）。

[18] 载《党的文献》，1994（3）。

[19] 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4）。

[20]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1）。

[21]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十一章；《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有关部分；沈志华：《结束朝鲜战争——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载《冷战与中国》。

[22]有代表性的论着包括：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抗美援朝战争史》；牛军：《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定》，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1）；齐德学：《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指导》，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3] 关于中国参战的利益考虑，《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定》做了较好的分析。

[24]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载《北京与莫斯科》，第350-351页。

[25] 《北京与莫斯科》，第171页。

[26] 这方面的重要论着包括：《斯大林与冷战》；《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9）；王奇：《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 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苏外交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载杨福昌主编：《跨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辉煌50年”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28] 牛军：《转折的前奏》，载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29] 最有代表性的论着有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0] 《中苏分裂的根源》。

[31]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载《北京与莫斯科》，第305-306页。

[32]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载《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第90页。

[33] 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载《冷战与中国》，第275页。

[34]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3页。

[35] 最有代表性的论着是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5）。

[36] 参阅《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第283页。

[37]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见《冷战与中国》，第271-272页。

[38] 最近的成果有李华着《中印边界冲突及苏联反应探析》，载《党的文献》，2002（2）。另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8-439页；《转折的前奏》。

[39]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载《北京与莫斯科》，第508-509页。

[40] 可参阅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载《党的文献》，1998（2）；薛钰：《对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2）；《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苏外交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转变的前奏》。

[41]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第305-306页。

[42]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载《冷战与中国》，第413页。

[43] 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3）。

[44]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5）；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12）；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1）；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载《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45] 可参阅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46]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载《近代史研究》，1999（3）。

[47] 牛大勇：《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载《北京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