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洛杉矶的航线图:新世纪中国文学期刊向何处去

假如时间退回到二十几年前，那时候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多么的风光啊！由“文革”以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等一大批作品一经问世，几乎是亿万读者争相传阅，文学期刊一时间也洛阳纸贵，发行量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众多的文学青年在崇拜作家的同时，也纷纷将钦敬和羡慕的目光投射到文学期刊的编辑身上。与此同时，他们也做起作家梦，雪片般的稿件纷纷飞向文学期刊的编辑部。
然而时过境迁。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末，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中国的许多文学期刊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这就是：文学期刊的读者越来越少，发行量急剧萎缩，以致出现了《昆仑》的停刊，《小说》、《湖南文学》、《天津文学》等许多文学杂志的改弦易辙，80年代这些在众多文学读者心目中曾经异常神圣的文学殿堂，到了90年代后期竟变得门庭冷落、秋风瑟瑟……
有人说，这是因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即将寿终正寝。
也有人说，综合性及时尚类报刊、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异军突起已经让读者无暇去顾及文学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传统文学期刊原本拥趸的大量读者大都已改弦易辙、相继离去，的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萎缩，难道真的像前面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即将寿终正寝”吗？
——绝对不是。
一、文学期刊的读者为什么离去
每一个媒体的诞生与存在都有着其特定的宗旨和理由，而它能否生存发展则无一例外地要看它是否顺应了读者市场的需要。
近些年来，文学杂志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的高度发达、读者阅读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文学杂志面对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局面，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已逐渐丧失其往昔的魅力。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文学艺术的魅力本身，显然站不住脚，理由显而易见：少数老牌大型文学期刊一直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较高的发行量；选刊类文学期刊争先恐后争夺市场，其中《小说月报》发行量高达30几万份；图书市场的文学图书（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些年来也一直红红火火，贾平凹、余秋雨、池莉、张平等等作家的作品也能一直热销，而且其所呈现出来的明星效应一点也不逊色于影视歌明星；张艺谋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哪一部不是靠小说支撑？所以作为几千年人类艺术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本身并未丧失其固有魅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多数文学杂志陷入当前的窘迫局面？这大概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刊物宗旨与市场脱节。
传统的文学杂志大都由各省市自治区的文联或作协主办并且由主办单位拨款，办刊宗旨也大都是为培植本地作家或为本地作协会员提供发表作品园地，口头上也说是为“繁荣文学创作”，这种宗旨在计划经济时代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有国家拨款养着，但养着的作家和刊物自然而然地慢慢形成了惰性，文学成了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奢侈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所谓的“繁荣文学创作”如果无视读者需要而一味孤芳自赏，“繁荣”从何而来？在这样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时代，“繁荣”不在于作品的多少，而完全取决于读者（市场）对这些作品的认可程度，作品如果没人问津，数量再多也算不上“繁荣”。
其二，许多作家的创作远离现实、与读者（市场）脱节。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代，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从肉体到心灵的阵痛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角色的转换，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搏、奔波，新的社会分配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下岗、民工潮、腐败、治安等等社会现象的背后，读者却很难看到作家深切关注现实、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真正用情感与心血凝成的振聋发聩的作品，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中国制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那样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相反，许多作家热衷于个人化写作，热衷于自己关起门来构筑自己所谓的艺术雀巢或进行自己所谓的艺术探索。然而在大众读者看来，你精心构筑的文学作品如果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大众心灵而只纯粹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好了，干嘛要读你的作品？
《当代》2000年第二期“文学月报”栏目上一篇题为《走向市场》的文章曾这样指出：“中国非文学报刊早就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造，文学期刊则是大大地落后了。最可悲的是，如今文学期刊面对的市场是以读者为中心的买方市场，而文学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又是以作家为中心的卖方市场。任何卖方市场都不是健康的市场。中国文学期刊最大的弊端就是刊物为作家而办，而不是为读者办；是读者迁就作家而不是作家迁就读者。实际上所有期刊的改革举措，无非是在转变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按照作者的这种分析，《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世纪之交的讨论反思中认为：读者迁就作家而不是作家迁就读者的中间环节，首先是因为文学期刊的编辑迁就了作家，反过来致使许多的文学期刊受到读者冷落。
二、如何全面提升读者的阅读欲望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中，《北京文学》曾以一大批优秀作品赢得了巨大声誉。50年代刊发的著名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曾造成了巨大影响。新时期以来，震动文坛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汪曾祺的《受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那五》，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许多作家如张洁、陈建功、张辛欣、陈祖芬、刘恒、余华、刘庆邦等都是从《北京文学》一举成名的。近年来由《北京文学》发起的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讨论，更是在文化界、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反思，显示了《北京文学》思想上的敏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尽管如此，面临市场严酷竞争和读者自由选择的《北京文学》仍努力寻找突围，力求摆脱众多文学期刊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通病和尴尬，以独到的策划、全新的内容、精心的编排和强大的市场亲和力去努力赢得大众读者。
新世纪的《北京文学》全面调整了思路，全方位面向大众读者，本着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服务、让读者喜欢的宗旨，全面刷新版面、更新内容。新开设的栏目有：“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新人自荐”、“天下中文”、“文化观察”、“真情写作”、“网络奇文”、“阅读参考”、“纸上交流”和“作家热线”等等。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种办刊思路，《北京文学》自今年第1期改版以来，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下访——〈黑脸〉书记反腐败最新报告》、《不定嫁给谁》、《美丽的家——〈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续篇》、《幸福嫁衣》、《教育：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教育：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情人节下午的玫瑰》、《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绑架事件》、《超光速运行》、《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寂寞之舞》、《幸福与伤害》、《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等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作品，以及从第1期起策划的“忧思中学语文新教材”系列讨论、“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等系列文章，先后被众多报刊广泛摘转，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
《北京文学》内容的改变促进了刊物的发行与销售。以前除了邮局征订，杂志发行商不愿意接受《北京文学》杂志，但现在已逐渐认可。北京的地铁、机场候机楼、火车站候车室、全市各主要报刊亭现在都已摆上了改版后的《北京文学》杂志；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和杂志的销售数额每期也稳步递增。
三、中国文学期刊的新生与否取决于什么
观念正确与否，是否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是否符合科学精神，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学期刊来说，同样面临观念的抉择。
首先必须明白，文学杂志到底该为谁而办？
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杂志应该是为读者办的，读者的认知度决定着文学杂志的生存。文学杂志当然要靠优秀的文学作品去赢得读者，优秀的作品哪里来？当然是作家，所以文学杂志还得依靠作家的支持，所不同的是文学杂志必须选择并依赖那些真正为大众写作、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而广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其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的任何一种事件都是发展的，文学的样式尤其是文学期刊的样式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绝不可能一成不变。
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清末的文人们曾对“大白话似的”新诗吹胡子瞪眼，大加指责嗤之以鼻，然而新诗最终却还是出现了并且难以阻挡地成为诗歌的主流；白话小说、报告文学这样的新型文学样式同样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脱颖而出。
如今，又一个新世纪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作品样式难道就是一成不变的吗？中国的文学期刊到底该不该变？
当众多的文学刊物被时代的读者普遍遗忘而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人期期艾艾只知道一味抱怨读者，也有人则干脆宣称市场经济发展文学必然退居边缘——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据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文学不仅没有萎缩，相反却异常坚挺。美国文学期刊的畅销程度位居第二，仅次于体育类报刊，一些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份，一些畅销小说发行更是上百万份；美国人喜欢外出旅游，旅途中读小说是美国人的一大爱好。我想，中国已经登上了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中国的文学毫无疑问也已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文学期刊的编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种广阔前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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