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著名小吃:“五四”与北大

         是“五四”是中国青年节，又是共青团成立纪念，大约是1998年吧，北大100周年，又成了北大校庆了。还有几所学校，也把校庆定在“五四”，只是我手头没有文字资料，仅凭脑子已经记不准了。怨不着人们结婚、开公司都要选黄道吉日，看来，红道吉日也是挺热闹的。倘若“中国第一学府”如此附庸风雅，中国的大学还有戏吗？

本人前两天在历史兴趣坛子上发了个帖子，说的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意犹未尽的是北大的校庆。

北大号称中国第一学府，挂在北大嘴边上的便是“五四”运动。这个运动被官方认可，于是红得发紫。甚至连那个当年被学生放火烧过的赵家楼，如今也堂而皇之地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五四”，“打、砸、抢”也成了壮举。天知道哪天，被放火烧掉的英国代办处会不会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谭厚兰率领烧掉数千件文物的孔子故里，是否会成为“反封建教育基地”。

没错，“五四”运动确实从北大开始，北大以之为光荣也不为过。但把校庆日改成“五四”，这就令人不得不感到莫名的失望。难道这就是“中国第一学府”的层次？难道这就是“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北大，原来居然同街痞子有同样的思维方式的。无怪乎鲁迅笔下那个阿Q会说他祖上姓赵，北大也记得他们的祖上姓赵。

我没查出新文化运动中是否提出过要永远跟谁走的口号，但却查得出那个运动是主张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人格的，几乎每一个口号都透出这样的意思。那确实是中国文人们应该引以为荣的时代，无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及其他人，都在独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是在这些独立思考之中形成的。

不过北洋军阀不高兴，后来耄也不高兴。中国的传统，文人就应该御用，于是便有科举，择优录取者就可以青云直上。到老毛这里，知识分子就成了“毛”，而无产阶级政权才是“皮”，又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最高指示”。

从1949年开始，知识分子们就开始接受“改造”，首先倡议政治学习的便是北大教授张志让先生：“我一向认为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它必须包括全中国大中小学的全体教职员，及研究教育和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一切人们。”（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一期。）但这个主张是被当年的知识分子们普遍反感的。

1951年耄亲自发起对电影《武训传》和教育大师陶行之的批判，接着马寅初于6月1日调任北大校长。他利用暑假组织职工政治学习，40多天后觉得颇有成效，又推广到教师。9月7日致信周恩来，总结政治学习的经验。11日耄亲自对此信作批示，把政治学习活动变成思想改造运动。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讲话，把这个运动提上新高度；接着在11月30日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个文件还进一步作了组织清理的指示，用端掉饭碗的办法，粉碎那些敢于抗拒者。

几乎同时，高岗在东北发动“三反”运动，耄随之在1952年1月22日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毫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3月13日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5月2日再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一个空前严厉、人人过关的“洗澡”运动就步步紧逼地开展了。最有效的手段便是3月13日文件规定：“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这就是中国挑动学生斗老师的开始。

负责此项工作的钱俊瑞等领导干部们更是进一步诠释了中央文件和实施细则，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励学生们千方百计地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日常生活、私人谈话等各方面揭发教师们是如何灌输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散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证明教师们不但思想落后、政治反动，道德、人格也污浊不堪等等，等等。

在这次运动中，北大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都熟悉全国第一篇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历史，用不着介绍。

所有这些历史正好同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格格不入的。何以见得？无论新文化运动，也无论“五四”运动，都不是“御用”的！恰恰相反，它们都弘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特别是鲁迅先生，他把这种独立人格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才是新文化也罢，“五四”也罢，精髓之所在也！从深刻思想的新文化到浅薄施暴的“五四”运动，继而变成权力附庸的“新北大”，沉沦犹如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国家，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任何知识分子，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郭沫若那样，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是没有出息的。难道我们没有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的么？

中国的“第一学府”，曾经创造过新文化运动的辉煌，赞颂这个辉煌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上所有大学，从来是以自己的“独立人格”为立校之本的。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以依附权势而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

据我们中国自己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评判，北大、清华排名于世界大学序列第200名至300名之间。看来许多人没什么话可说。倘若这个结论是哪怕哈佛、牛津作的，免不了会有许多非议甚至谩骂。

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已经把它的校庆改成五月四日。这显示了一种与这所学校应有的庄重极不相称的浅薄与狂躁！这种市侩似的功利心态不仅在继续践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且是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在天之灵看见这等趋炎附势之举，不知该作何感想。我相信，总有一天，北大的教师与学生们会意识到这一点，恢复自己的尊严和历史的本来面貌。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如果某一天，那位圣人从水晶棺材里爬出来，正式宣布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所第一学府不会把校庆日改在5月25日。要知道，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日啊！比“五四”更不得了的。

不过，如此“校品”，是永远也爬不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里去的。

（2002.5.4发华知，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