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刘师培：无政府主义高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行之后，支配之权，仍操其上，则人人失其平等之权，一切之资财，悉受国家之支配，则人人又失其自由权……此社会主义所由劣于无政府主义也。”——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1907年。


“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平和党的人各事都要保全，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我明晓得这破坏的人断断不能建设，但是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河山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1904年3月1日）
张继：自日本译纂《无政府主义》，号召“杀尽×××”
谈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不能不谈无政府主义；谈无政府主义，刘师培之外，还必须先谈张继——虽然今日学者们已不再承认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一种，但在20世纪初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正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之一被引入并风靡一时的；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是作为社会主义之一种而被知识分子们狂热追捧的。
近代中国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是革命党人张继译纂的《无政府主义》。此书是张继根据日文书刊中有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资料编译的，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发行。
张继在书中抄录了日内瓦1881年无政府党大会的宣言。宣言内容有五大要点：1、不服从任何命令；2、与权势者为敌；3、破坏法律制度，消灭法律；4、拒绝党派、领袖；5、互助劳动、生产自救。与宣言的激进相呼应，张继在其书后附有一份各国暗杀活动大事年表，高调鼓吹以暗杀、破坏之手段，来实行无政府主义——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张继大声疾呼：杀尽满洲人，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杀尽政府官吏，杀尽财产家资本家，杀尽结婚者，杀尽孔孟之教徒。此书问世之后，在国内迅速风行。国学大师兼革命党人章太炎亦为之作序，不吝赞美之词。”
刘师培：幻想打造绝对平均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
1907年3月26日，张继、等无政府主义者致函日本社会主义学说泰斗幸德秋水，表示愿意“敬聆雅教”。6月，张继、刘师培在《天义报》第2号上刊登广告，仿效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作法，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讲习会广告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同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又虑此学之不能普及也，拟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留学界诸君如有与本会表同情，乞将姓名住址寄交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编辑部对面巷内本会通信所。”
讲习会名为“社会主义”，但实质内容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讲习会的主持人刘师培在讲习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说明：“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以“社会主义讲习会”为阵地，刘师培迅速越过张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
孙氏在欧洲发现了“社会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国家富强与民生困苦之间的巨大反差，造就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孙氏自此开始批评其早年一意效仿学习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刘氏“无政府主义”支配下的政治观，是一种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刘氏说：人类应该均力，国界应该打破，世界应该重新划分。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划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所内无士农工商之分，无上下之别，人人劳动，住一样的房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出生后的幼儿，无论男女，均进入栖息所；老年人超过五十岁，也都进入栖息所，负责养育、教育儿童。成年人30岁之前从事重体力劳动，36岁后从事轻体力劳动，每人每日劳动约两小时左右，所余时间，可自由选择。刘氏认为自己这个方案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理想、最完美的方案——人人平等，人人为工、为农、为士，达到均力，权利平等，义务相均。
实现方式：依靠农民革命，消灭国家，废兵、废财
如何达成这种绝对平均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呢？刘师培的答案是暴力革命——刘氏自谓民国“激烈派第一人”，早在1904年，他在一篇名为《论激烈的好处》的文章中，即露骨地说道：
“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平和党的人各事都要保全，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我明晓得这破坏的人断断不能建设，但是中国到了现在，国里头的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河山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
刘氏尤其重视发动“农民革命”。他发表了许多为民国农民悲惨境遇鸣不平的文章，而且坚定地认为救济农民之唯一办法，就是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用刘氏的说法，是起来“锄富民，覆强权，诛酷吏”。而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的动力，则在于土地。刘氏的农村土地政策是：“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刘氏认为，有了这个目标，就不难“发动农人革命，籍没豪富之田”。
依靠农民革命推翻旧世界之后，刘氏觉得事情还没有完，因为在他看来，要从根本上解脱农民的疾苦，还必须消灭国家，废兵、废财。刘氏在《废兵废财论》中说，不废除政府，则人类社会就永远不得安宁，原文如下：
“夫专制者，即一国权力出于一人之谓也。然权力非有形之物，则权力必有所附，权力所附之物非兵即财。兵也者，足以制人之生死者也；财也者，亦足以制人之生死者也。君主恃兵以迫人，恃财以役人，故君主挟兵财二大权，而人人之生命权均于其手，则人类之生命无一日不处于危险之中。”

国民党元老张继。张氏搜集日本知识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译纂为《无政府主义》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张继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以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的强烈愿望：“革命为图存之良药！革命为进化之利器！……欲行破坏主义，而破坏其四千年来之若学若政若一切野蛮设置者矣。且望其革命风云之速起，于此沈沈殆死之大陆，演一种雄烈壮快之活剧也。”

刘师培。刘氏1884年生于江苏仪征。仪征刘氏是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的曾祖父、祖父、伯父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于学林。刘氏不到20岁便参与了反清革命。先后著有宣扬排满革命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以及宣扬启蒙的《中国民约精义》等作品，曾在《警钟日报》任主笔，以“保国、保种、保教”的姿态宣扬革命。后加入章太炎主办的光复会，更名“光汉”，取“光复汉族”之意。

1908年刘师培（右四）与妻子何震（右二）以及柳亚子、苏曼殊等在上海合影。刘氏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思想对其学术存在扭曲影响，以至于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祖先炎黄二帝是来自西方。刘氏主张文字改革，添造新字，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也与无政府主义有关。其妻何震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曾有“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男子再娶只能娶再婚之女，女子再嫁只能嫁再婚之男”的呼吁，奉何震理念为圭臬的追随者，甚至有欲求女子之解放则必须破家的观念，认为“家字之义，含有以女子喻畜之微意”——即女子解放的前提，乃是消灭家庭。

“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孙中山评价无政府主义。
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不可能实现
1908年春，刘师培在其创办的《天义报》上刊载了自己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序》。在序言里，刘氏赞誉马克思与恩格斯乃“社会主义大师”，称其“阶级斗争”乃“不易之说”，但却对其“共产理念”提出了严厉批评。刘氏说：
“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
在刘氏看来，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因为政府是具象的，即使实现了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拥有权力的，也仍然只是少数握人，同样不能避免权力分化，同样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平等。所以，按照刘氏的逻辑，要实现真正的“共产”，就必须废除一切政府。早在创办《天义报》所刊登的广告中，刘氏就已经将自己的政见说得非常明白了：
“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
“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之一日”
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与孙中山等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破产之后的新的社会进化阶段，是最值得追求的理想社会形式；而刘师培等人却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不够理想，真正的顶级社会进化阶段，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1907年，刘师培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中，如此说道：
“然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夫社会主义之目的，在于冀一切财产之平均，以易私有为公有。若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其目的正与此同。故苦鲁巴特金谓：共产之制果能实行，则政府不必存，国家不必设。此无政府之说所由成立也。况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而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实由社会主义而生，乃社会主义之极端，不得别之于社会主义之外也。”
这段话其实讲了两层意思：1、就目的而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都是为了实现“一切财产之平均”；2、无政府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进步，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进化，而社会主义，又正是进化到无政府主义的必经阶段。
“革命的叛徒”：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1908年，日本开始禁绝社会主义活动，10月，刘师培因全家无法在日本生活，迁回上海。一贯主张无政府主义和排满革命的刘氏，回国后突然投靠了直隶总督端方。在给端方的投效信中，刘氏如此歪曲自己的“学术生涯”和“革命生涯”：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按照这段话的逻辑，刘氏反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其出发点是消解革命党“排满”的号召力。但这样的话只能欺骗对无政府主义全然无知的端方——刘氏主张无政府主义多年，连政府都要废除，自然也是要抵制“民族”这种概念的。
刘氏为何会从激进的“革命派”突然变成“保皇派”，成为“革命的叛徒”，已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谜案。刘氏的真实想法，已难以追寻，刘氏本人，也在晚年决口不再宣扬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却仍然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不断发酵。

创办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报》，刘师培是其主要创办者之一。报纸的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曾刊载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以及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文。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氏也是民国初年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吴氏的思想与刘师培稍有差异，乃是一种根据进化论演变出来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吴氏认为：“宇宙都是暂局。……地球是三百兆年的暂局，人类是六兆年的暂局。”“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昔日的家属制，变为家天下的专制，更进而为民主。至其将来，自然会变成无政府。但无政府并不是遥远的终点，而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站。到无政府已将实现或已经实现的时代，必有另一种新政制在人们的思想中成长起来。”——刘师培似乎认为无政府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终点，而吴稚晖却认为进化是无止境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1年1月，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讨论主题。毛泽东在会上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