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机场肯德基在哪里:周克、顾训中：耀邦同志为我平反

周克、顾训中：耀邦同志为我平反

　　口述者周克曾是“一二?九”时期投身抗战、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后长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初期曾是上海难民工作的重要组织者；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又曾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江湾机场军火库爆炸、“长治号”军舰起义等。此后，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首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因实事求是地在党的会议上给当时炙手可热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了意见，在“反右运动”后期“补课阶段”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蒙冤21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复出后，他先后出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197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和深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全国迅猛展开，已经冲击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的堤坝了。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6月中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了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问题。这些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不断传来。当时正在北京的弟弟虽然自己在“文革”中政治审查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他却首先关心我，提醒我说，是申诉的时候了！即使不能马上解决，备案也是必要的。现在形势已不可能逆转，应该为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斗争！不要把这看成仅是个人的事。

　　我决定到北京去申诉。我就对肖鸣提出，我想到北京去。他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说主要是为了个人的事。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说，好的，让我找一个机会。肖鸣在政策上是比较成熟的，当时还不知道右派的问题能不能平反，因为右派改正还是个别的，很少的。他只是说，让我找个机会。几天后，所里有一个课题需要到北京去。肖鸣布置说，你们计划科有人去，我要周克所长和你们一块去。其实这个课题本来不需要我去。我理解了，他用这样一个身份让我去的话比较合适，不至造成将来政治上的被动。当时有的同志也有察觉，对我说，周所长，这次你去北京对你前途很有影响啊！

　　我到北京后，首先将个人的书面申诉材料送到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专门有人接收这种申诉材料。我对接待的同志说，我想见见耀邦同志。他说，不必了，我就是专门接受这些材料的，我会向耀邦同志提出报告的。第三天，我就收到了耀邦对我申诉信的批复：申诉收到，不需面谈了。由我们中央组织部负责办！这时，中组部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由一位受过打击迫害、已恢复工作的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我又去拜访了他。我告诉他，我的问题是有对立面的，因此在上海是有阻力的，所以我特地到北京来上访。他转告我说，耀邦同志已经看了你的申诉，他说，这是1956年的事么，怎么算到了1957年右派大鸣大放的账上去了？这是在党代会上的发言，是在党内向组织提的意见，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话，怎么是向党进攻？！这位局长要我放心，说是一个月内会直接通知我经办的情况。于是，我把家里电话、通讯地址都留给了他。当时中组部为什么不通知上海有关部门，要直接通知我家里呢？一是因为上海那个时候这些问题还没有启动；二是耀邦已经多次提出，上海有四大“明星”，怎么到现在不动啊？哪四大明星呢？王尧山，薛尚实，周克，黄浩。王尧山是原上海市委秘书长，薛尚实是原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我么是原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黄浩是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曾在大革命时期到苏联留学，是个很老的同志。耀邦几次督促上每解决四大明星的问题。6月间，果然中组部写了挂号信直接寄到了我家里，通知我说：已正式列为×××号案，由中央组织部直接负责复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领导部门这样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新的党风令我振奋，给我力量，我感到了党的新生。

　　市机电一局局长、党组书记胡沛然同志对我的情况也十分关切。一次我与肖鸣同志去医院探望他，在谈了一些工作后，他对我说，老周，你对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急？你应该抓紧，我们都在为你着急啦！他的真诚使我很感动！我告诉他，我已经向中组部申诉了，中组部已同意复查。

　　在耀邦同志的亲自督办下，1978年12月，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会议的重要精神已经在党内干部中传开时，上海市委、市委组织部根据会议精神，决定首先解决我们四个人的甄别平反问题。按照惯例，复查工作需要层层上报。我的复查结论先要由所里上报机电一局，机电一局要报到市委工业党委，工业党委要报到市委组织部，再由市委组织部拿到市委去讨论，这样是五层。为了抓紧时间，主持这一工作的市委书记王一平说，上海马上要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不能再拖了，不然我们被动，要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解决问题。这样吧，每个单位抽一个人，内燃机研究所出一个人，机电一局出一个人，工业生产委员会出一个人，市委组织部出一个人，联合成立复查组，得出结论后报送市委。真是说快就快，不到一个星期，对我的复查报告就写出来了：恢复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原职位！

　　市委复查的精神首先传到了肖鸣那里。肖鸣立即召开全所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了市委的要对我进行复查的指示，要求每个支部在党员和群众中听取对我的意见，写一份材料上报所党委。肖鸣说：周克同志在这个所已经工作16年了，你们对他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为他写一份鉴定。很快，这些鉴定材料上报了市委。我本人没有看到这些材料，事后有的支部书记向我透露了鉴定的一些内容，听起来大家的评价比我的自我感觉高多了，令我欣慰！我再次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同志是多么正直、多么公正！

　　1979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所里收到了市委关于我复查结论的正式文件。肖鸣在迎新年的大会上作了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他接着宣布：现在要宣读市委的一项决定——给予周克同志改正，做到“三恢复”！这时整个会场出奇地静谧。肖鸣郑重地念完市委文件，全场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同志们的掌声中，我坐在台下，浮想联翩，想得很多很多。

　　是的，已经21年了！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我地下工作时在黑暗中苦斗，也只有15年！

　　是的，21年了！我已经从41岁的壮年跨进了62岁的老年的门槛。这段时间本该是我发挥作用、最有作为的年龄段。但我却在艰苦的磨难中爬坡，爬起跌倒，跌倒再爬起，在没有尽头的痛苦中摸、爬、滚、翻！现在，我终于又获得了新生，这是我生命中又一个新起点！我下一步的人生追求应该是什么？是心安理得地节省一份力，怡养天年，还是以新的战斗姿态，不停歇地继续披荆斩棘，开拓历史前进的新道路，做一个时代的斗士？我想，我绝不应该让这个生命的晚年平淡过去，否则，这21年的苦难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时，我听到了肖鸣同志的声音：现在，我们欢迎周克同志上台讲几句话！

　　我平静而严肃地一步一步走上台去。

　　我站在台上，悲欢苦楚，百感交集，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今天，我终于又完全站起来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被审判者的罪人身份低着头在这里听审了。我已经同样是以主人翁的身份说话了。我想，我并不仅仅要求历史、要求群众给我以公正，我还要以自身的遭遇昭示大家，鼓舞大家和我一起参加拨乱反正，洗涤“文革”中的一切污泥浊水。我们应该共同开拓历史前进的道路，浊自己的思想张开自由的翅膀，展翅飞翔！

　　我抱着这样的内心想法，伴着深沉的激情，一字一句讲了大约五分钟话。

　　我说：“同志们！历史终于宣告我无罪！”讲到“无罪”两个字时，我缓慢而坚定地昂起头，一字一顿，语调拖得特别长，声音也随之高昂起来。我没有料到，会场里响起了震耳的掌声！我说：“我高兴的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又恢复了主导的地位。我稍稍停顿，接着又说：“虽然，为我个人命运忧心的年月已经早早地过去了，我仍然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说这些话我点也没有矫情，对个人的命运我确实很少有动于衷了。我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局好了，个人的命运还会差么？

　　接着我更沉痛地说：“一个时期以来，正直的人，严肃对待工作的同志们，往往被迫两面作战。一面向前披荆斩棘，一面还得应付来自身后的偷袭。即使加意防范，但在蓄意的罗织下，仍然难免遭到冷箭暗枪！这种不幸的局面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会场再次爆发出震耳的掌声，久久不停！群众对这种情况有着切肤之痛！我最后说：“我希望，我坚信，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我们还必须为健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而继续坚持战斗！”

　　我讲完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把我送下了台。这是我一生个人讲话中最令我难忘的场面。我完全懂得，群众绝不只是为我的讲话鼓掌，更不只是为我个人命运的转折而欢呼，他们欢呼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春天又降临了大地！

　　大会散会后，大家纷纷抢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称赞我讲得好！其实，我的平反对大家来说关系并不大，这只是反映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心向背，也表达了大家对我在所里工作的认可。

　　《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周克口述，顾训中整理，文汇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第1版；第279—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