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号平潭码头地址:大秦王朝【作者：杨志刚】

第一章 概 述
　　一、从神话中走来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二、在“西垂”崛起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公元前770年，戎人攻入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三、改革导向强盛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四、“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中国；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一统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五、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六、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七、“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藉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1?郾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郾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郾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八、时间的“锯齿”，噬啮着……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郾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郾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
　　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自平王东迁，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称为“春秋”，它得名于孔子所作的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其得名与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有关。
　　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王室血缘关系已远，加之各封国内也都发生了沧桑巨变，所以，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周王室财政拮据。周平王于公元前720年死去，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办丧事，又去向鲁国要钱。
　　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1000多里（按顾炎武说，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见《日知录》卷三）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200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50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楚国曾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晋国要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缶并之罄矣，惟缾之耻”（瓶中的酒没有了，是缾的耻辱）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音雷）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真够形象、生动的。
　　东迁以后，周王再也没行过“巡狩”礼，诸侯也难得去朝见天子。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非由周王分封，但越王勾践曾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即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号称霸王，并得到周元王的承认），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
　　为了争当霸主，或为了不受他国的欺辱，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入卿大夫手中。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变为“自诸侯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自大夫出”（决定于大夫），以至“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论语·季氏》）十、“七国争雄”的战国战国时期的开端，有人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齐国大夫田常以武力夺取了齐国政权。也有人定在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的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事实上分裂为韩、赵、魏3国（习称三晋）。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看，更具意味的事件则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将韩、赵、魏3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
　　对于这一事件，宋人司马光曾不无痛惜地在《资治通鉴》中说，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封建等级社会的纪纲和名分。司马光还认为，如果周天子当时不给3家以诸侯的名分，那么必然会有伯主（即霸主）出来讨伐韩、赵、魏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迂阔。司马光看不清当时强大的新兴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乃是历史的必然。周天子承认3家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在三晋建侯后的17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氏升为诸侯。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4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所以，他们绝不足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据一项统计，春秋时期曾存在过120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8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任、滕、薛、曾等国（这些小国以后相继为大国所灭）。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7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7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南面是楚，东面是齐，北面是燕和赵，西面是秦，韩、魏在其中。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6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的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春秋争霸，各国仍称“邦”。齐邦、晋邦等称谓屡见于春秋金文，只有不遵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然而这并不为中原诸侯承认。而且，楚、吴、越常被当作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王不啻是惊人之举，它还宣告了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事隔10年，秦为与齐、魏对抗，也称王。过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破坏殆尽。而同时，新的国家形态正处于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
　　十一、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本质，在于从建构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新的、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转化。“礼崩乐坏”象征着旧制度、旧秩序的瓦解，然而同时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个分裂的、走向独立的国家，既导致了旧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和终结，又通过各自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新的国家形态的胚胎和雏形。秦国经由改革和兼并战争，创立秦王朝，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化。
　　从商朝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的王国，再到秦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轨迹。
　　秦王朝的产生，可以视为先秦历史发展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运用更新了的政治手段，继承、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形态。
　　十二、制度层面的考察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1?郾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郾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郾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十三、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堤防。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堤防。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堤防，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十四、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将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十五、秦国：胜利绝非偶然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入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十六、“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偃，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十七、七世而胜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入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十八、流星，一闪而过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十九、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二十、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二十一、长城：无尽的思索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   第二章  帝 业 初 开
　　——商鞅变法历史的转变关头，一位强人进行了一场带有悲剧意味的改革。
　　从商鞅的“幸”与“不幸”，透视中国古代的改革。
　　据报载，1996年秋、冬，大型历史剧《商鞅》在京、沪等地“以其独特的震撼力打动了观众，……把人们带到2000年前遥远的年代”。2000年前的人和事，如何打动现代人的心?一、相隔一百余年的两幕场景场景之一：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秦国一个叫彤的地方（今陕西华县西南），发生了一幕惨剧——一位壮年汉子的头和四肢逐一被绳缚住，然后各自拴在一辆马车上。只听一声令下，那些早已按捺不住性子的烈马，驾着5辆车，猛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冲出。随着一声凄厉的、划破长空的叫喊，那汉子的肢体已被撕裂成5块，血淋淋地拖在5辆马车后面。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五马分尸”，是先秦的一种酷刑：车裂。受刑的汉子，叫商鞅。在此前20年里，商鞅在秦国积极推行变法。可是，变法却把他推上了刑场。
　　场景之二：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整整一个春天滴雨未下。湛蓝的天空下，大地龟裂，田里的禾苗被晒成枯草。天气偶尔转阴，有时还是乌云集聚，旱天鸣雷，但一阵狂风吹过，云散天开，仍然是骄阳似火。农民眼巴巴地望着干枯的农田，愁肠百断。
　　在秦王政十二年的这场大旱期间，关东各国纷纷出现“流民”，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去了。可是，关中的秦国农民，却宁可饿死家乡，也没有人敢离开什伍组织，脱离耕种的“本业”。原来，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政策，并将人民牢牢地用什伍这种基层组织辖制住，农民一方面害怕擅离“本业”受到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死守乡土的传统。他们没有中原农民那种一遇水旱灾害或兵燹便离家出走的自由。影响所及，直到近代，关中的农民也没有逃荒的习惯。
　　商鞅变法带来的这一结果，对秦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对在天灾人祸面前不低头，努力促生产，保收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幸好，那年6月以后，天公终于降下甘霖。而且，雨量充沛。其时秦王嬴政已经亲政，正着手统一六国的大业。他凭借着秦国自商鞅以来所积累起来的优势，指挥军队横扫六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平定天下。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何为“变法”?“变法”何以会带来如此杀身之祸?商鞅变法，成耶，败耶?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二、少年有志，寻求明主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座的门下。
　　公叔座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座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座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免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三、变法前奏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四、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按新拟定的秦国二十等爵制，“左庶长”系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权的商鞅，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它的内容主要有：1?郾颁布法律，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商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公布实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商鞅借用了《法经》的内容，只是把“法”改称“律”。商鞅又把全国居民按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的原则编定户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藏“奸”，以投敌罪处罚；而其余9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商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比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商鞅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当然就更惟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郾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点是，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300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
　　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则增强了战斗力。
　　3?郾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他们对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4?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奴隶。鉴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商鞅又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5?郾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士秦国焚烧儒家典籍《诗》、《书》，一般以为是自秦始皇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所以就禁止儒家经典，并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商鞅又以为，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而且只凭翻来覆去的一张嘴而获得利禄，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商鞅变法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这场巨大的改革，犹如狂风袭来，将秦国世袭贵族的特权，席卷而去，令他们愤恨不平。太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为公子虔，一为公子贾，都是宗室贵戚，也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藉口闹事，反对新法。商鞅毫不留情，坚决绳之以法，将两位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劓刑（劓，音义。割鼻子）和黥刑（黥，音情。脸上刺字）。此举使商鞅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商鞅又将议论法令的人流放到边城，触犯法令的则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畔处决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闹事者，鲜血染红了渭水，哭号之声响彻天地。在这坚决、有力的镇压之下，新法在秦国逐步贯彻下去。
　　五、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此为秦爵十六级，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秦把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同年，商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主要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1?郾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封疆阡陌”。所谓“封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郾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41个县（据《史记·秦本纪》。而《史记·商鞅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郾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据研究，当时的标准尺，约合今23.05厘米，标准量器约合今0.2公升。现存世的“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4?郾按户按人口征赋此“赋”即以后俗称的“人头税”。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加惩罚隐瞒户口的“匿户”，这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商鞅又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和鼓励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加快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益，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5?郾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的地区，因而秦人保留较多的戎、狄族的风俗。商鞅意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欲置商鞅于死地，只是碍于秦孝公，才一时无可奈何。秦孝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39年），有个叫赵良的人，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酷刑，并公开诽谤秦国变法改制取得的成就。在被商鞅驳斥后，赵良又为一些受过惩罚的旧贵族鸣冤叫屈，并警告商鞅必须立即废除新政，否则“危若朝露”，死亡之日即将来临。商鞅毫不动心，义无返顾。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卬（音昂）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向走下坡路了。秦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个邑封给他作为属地。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
　　六、“作法自毙”：成败由谁说正在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刻，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虔等人四处散发谣言，攻击商鞅，并向惠文王诬告“商君欲反”。惠文王与商鞅早有间隙，此时即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闻讯立即出逃，至边境，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舍。但商鞅没有公函证明，被拒之门外，客舍主人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历史好像是给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
　　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卬；再则，也担心日益强大的秦国今后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回到封地商邑，准备率领徒属和邑兵，对抗惠文王。但是，秦国自变法以后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与军事组织，除国君拥有集中指挥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商鞅全家也遭到族灭。
　　商鞅以变法从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可谓叱咤风云了20年。可是，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己埋下祸根。
　　然而，如果撇开个体生命的得失，放开眼界看，或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估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
　　因为，在商鞅变法的一二十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起来，并且收服了戎、狄等许多小国。各国诸侯一改以往对秦国的鄙夷态度，纷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的礼遇。
　　更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政未息，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正相反。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深入人心，连妇孺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死后新法根基并未动摇。
　　再则，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其统治的27年间（公元前337～前311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的弟弟樗（音初）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其爵位才升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才于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被封为严君。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坚持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芬华，花朵茂美的样子，这里喻指显荣）”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商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商鞅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王朝亡为止。如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到100多年后的秦始皇时还沿用着。据对出土遗物的实测，秦始皇时的方升容量，和当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众所周知，秦朝的许多制度，又为汉代所继承。所以，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变法的设计师虽遇不幸，但变法运动本身，并未失败，没有因为旧贵族的反击、诋毁而废弃。
　　对此，从先秦开始，就有不少精当的评论。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考察，他说：秦国在最近“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不断取得胜利，并非来自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荀子敏锐地觉察到秦国走向胜利的起点，是在孝公之世。孝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当然是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汉代王充说得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七、引出的思考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获得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把商鞅比作变法的设计师，秦孝公就是变法的监护人。商鞅变法让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怀恨在心，但是，由于孝公的开明和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反对变法者的阴谋长期没能得逞。然而，一旦孝公谢世，新君登基，他们即刻造谣诽谤，并利用新君与商鞅的矛盾，将商鞅除之而后快。
　　这不禁令人想起战国时另一位变法的悲剧人物吴起。前面提到，吴起曾在楚国推行变法，而且效果十分显著。可是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便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被乱箭射杀，末了又遭车裂。吴起变法时间较短，新法在楚国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巩固。所以，楚悼王和吴起一死，变法就失败了。
 第三章  阴谋加阳谋
　　从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能否推广和持续下去，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与是否有一个开明君主的支持密切相关。从而，这也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由上而下有序地进行。这一点，在先秦历史中已有反映，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更有大量的证明。
　　商鞅以强有力的铁腕推行变法，有意制造出一种绝对服从法令的政治气氛，不准群众私议法令，他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他又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试图迫使人们不敢犯法，以求大治。这一切，既与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论有关，也与商鞅的个人性格有关。司马迁曾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不过，平心而论，能在中国古代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的人士，大凡都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刚毅、倔强，乃至偏执，绝不会是“温柔敦厚”之士。宋代的王安石就是有名的“拗相公”。这位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就十分景仰商鞅。他作有《咏商鞅》诗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论的人，在个性特征上，也往往与商鞅比较接近。这可以说是理论造就了人，也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概括法家的特点是“严而少恩”（也有人称为“刻薄寡恩”），又以为，法家学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或许，理论对于历史，和人才对于历史，都应该是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我们从这里体悟到的是，变法需要商鞅这类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锐意地甚或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进。非此类人，不足以冲破旧传统的网罗及其束缚，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对旧习俗、旧观念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史书记载，由于厉行新法，商鞅招致许多旧贵族及民众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险，需严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门，必有“后车十数，以车载甲”，还让武装卫士“旁车而趋”。秦孝公的变法，正亏得由具有“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汉代刘向语）的心胸和脾性的商鞅来加以操作，才能冲破阻力，顺利地实施。
　　而另一方面，因新法已在秦国生根发芽，商鞅的离去，不仅没有导致变法的失败，反而因缓和了反对派的某些情绪，从而使新法有可能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存留和施行下去。商君虽死而秦法未败，大概可从这儿得到部分索解。
　　当然，商鞅对老百姓施行的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以及“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意谓不为百姓着想），处处表现出的刻薄、无情，也是由其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举一个例子，当时将编入什伍组织的人民称为“伍人”，一伍中的其余4家称为“四邻”，这“四邻”一词（语言的活化石）至今仍存在我们的语言和生活中。不仅如此，即使什伍组织本身，也以其经过变化的形式——保甲制度，一直传到现代。历史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朝向“通古今之变”的一扇大门。一、“朝秦暮楚”的缔约联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而在东方，经过公元前341年那场著名的马陵之战，魏国因惨败而力量大大削弱，齐国则成为强国。于是，天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秦、齐两强遥相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他们针对各国都试图寻找盟友以壮大或保存自己的心理，提出了“合纵”说和“连横”说。在这些纵横家的影响和鼓动下，在战国中后期的100年里，各国之间发生了外交、军事上的合纵、连横运动，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由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具体情况看，合纵的国家多少不一，合纵进攻对象有秦国，也有齐国。也有人将六国攻齐（秦也参战）称为反合纵。连横在战国中期以秦国或齐国为中心，后期以秦国为中心。能够连横的国家不如合纵的多，张仪为秦国策动的连横只有魏国或者楚国参加。
　　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合纵、连横的缔约联盟也就很不稳定。今天和这个是朋友，明天却变成了敌人，而昔日的敌人一转眼又成了朋友，正所谓“朝秦暮楚”，变化不定。
　　二、从“五国相王”到五国伐秦：一对政敌的较劲最早发起合纵的公孙衍，与最早游说连横的张仪同为魏国人，实在是一对冤家。起初，公孙衍在秦国任大良造（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加将军），可后来秦惠文王转而信任张仪，用张仪将公孙衍给替代了。张仪为相后，倡导连横策略，在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约齐国和楚国的大臣相会，以图联络齐、楚向魏国进攻。公孙衍解职后返魏，被魏惠王任命为相，号为犀首。他针对张仪的举动，建议魏王广结与国，以相抗衡。
　　于是，就在秦和齐、楚相会的同一年，魏国约集韩、赵、燕、中山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其实这5国中，魏、韩已先称王，此次集会只是新尊赵、燕、中山3国为王，并且5国相互承认为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
　　“五国相王”是魏结盟自强的一大胜利，这引起齐国的担心。它害怕魏国凭借这联盟的势力，对它不利，遂加以破坏。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它称王。齐对赵、魏扬言：“与中山并称王，实乃莫大的耻辱，愿和大国一起讨伐，不许中山称王。”中山王十分恐惧，连忙派大臣张登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田婴听了张登的一番说辞，也就许诺中山称王。张登随后又去对赵国和魏国说，齐国本来羞与中山一起称王，现在它想利用中山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的河东地区，所以又准允中山称王了。听这么一说，赵国、魏国对齐国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
　　齐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关闭同中山国往来的通道，并想以割地给燕、赵2国，来换取他们一起出兵攻打中山。燕、赵意识到这是齐国故意在离间它们和中山的关系，以便将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就没有听齐国的话。
　　齐国破坏5国联盟的计谋终未得逞。可是魏惠王的合纵，却被楚国的进攻搅乱了。
　　就在北方发生“五国相王”的当年，南方的楚国向魏国发起军事攻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8个邑。眼见敌不过楚国，魏惠王转而听从张仪的主张，将公孙衍弃于一边。
　　张仪于公元前322年，即“五国相王”的次年，离秦入魏。这位舌辩之士向魏惠王提出联合秦、韩而攻击齐、楚的策略。魏惠王觉得有道理，就任命张仪为魏相。可谁料想，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张仪，表面上是要魏联合秦、韩攻击齐、楚，真正的意图却是要魏事秦，并进而使诸侯都来仿效。张仪的真实目的是为秦谋利益，帮助秦进行连横，并试图先由魏与秦连横，再发展到吸收韩和别的更多的国家参加。
　　这可惹火了他的政敌公孙衍。公孙衍忙不迭地出来予以阻拦，并要赶走张仪。公孙衍派人到韩国通报，说秦、魏联合和魏王重用张仪，目的在于图谋韩地。他还声称，如果韩国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连横可以被阻止。韩国大臣公叔颇为欣赏公孙衍，就把公孙衍请去，委以国事。
　　与此同时，齐国和楚国也感到秦、魏连横于己不利，就出面反对张仪，支持公孙衍任魏相。魏惠王呢，原本想利用秦国的力量来抗击楚国、抵挡齐国，可时间没过多久，就发觉张仪其实是要他投降秦国，自然心生不满。见魏惠王不肯就范，秦惠文王就出兵攻打魏国。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令东方列国生畏，于是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之策。齐国、燕国、赵国、楚国竞相重用公孙衍，请他去参与各自国家的决策大事。魏惠王见此，就将张仪逐回秦国，让公孙衍复出，主持政事。公孙衍志满意得，“佩五国相印”，更加积极地推行合纵运动。
　　魏国以公孙衍代替张仪为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8年（魏惠王后元十六年），魏、赵、韩、燕、楚5国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纵长。
　　然而，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3国。当伐秦的联军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联军组织松散，很快败下阵来。次年，秦军又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重创联军，斩杀8万将士。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就此宣告失败。
　　从公元前323年秦与齐、楚相会引发“五国相王”，到公元前317年“五国伐秦”失败，纵横家公孙衍和张仪竭尽煽动之能事，挑起一次次事端，令天下大不安宁。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怒，各国诸侯就会畏惧，他们安居，天下的事端就会平息。）三、600里与6里：张仪的骗局在公孙衍发动的“五国伐秦”战争中，齐、楚两国都参加了，它们属于同盟国。秦国垂涎于楚国的土地，却又碍于齐、楚联盟，不敢贸然与楚国动武。于是，张仪跑到楚国进行活动，设法拆散齐、楚联盟。
　　张仪可说是战国游说之士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传说他年轻时曾投在楚国令尹（楚国的相）昭阳的门下做门客。一天，昭阳大会宾客，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璧”给大家欣赏。正当宾客们争相传看、一饱眼福时，“和氏璧”忽然不翼而飞。此时正巧张仪在场，昭阳就怀疑是他偷的，令手下的人痛打他一顿。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被抬送回家。张仪一进家门，就要妻子掰开他的嘴，看看他的舌头是否还在。他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还可以靠此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谋取官禄。
　　这一回，张仪以秦相的身份来到楚国，其感觉当然与从前穷困潦倒时完全不一样了。他受到楚王很高的礼遇。张仪也虚情假意地与楚怀王周旋，笼络感情。一日，张仪对楚怀王说：“我们秦王最憎恨的是齐国，最尊敬的是您大王，我张仪也是如此。大王您如能闭关绝齐，秦愿以商於之地600里相赠，并将美丽的秦妇嫁予您为妻。这样，秦、楚就是兄弟之国，以后永远不动干戈。”
　　楚怀王一听，既能得地，又能求太平，末了还捎带上可人的秦国美女，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便欣然应允。群臣也都向怀王祝贺。可是惟独大臣陈轸不高兴。怀王很生气，质问陈轸。陈轸回答说：“依我看，商於之地得不到。不仅如此，齐、秦还会就此联合起来。到那时，楚国就要大难临头了。”怀王问这是为什么，陈轸进一步分析道：“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齐与楚有联盟。今闭关绝齐，则楚国孤立。如此，秦国岂会再重视你这孤立的国家，而给你商於之地600里?张仪回到秦国后，势必食言，这样楚国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两国之兵必定来相攻。所以，现在倒不如暗中与齐相好而表面上绝交，同时派人跟随张仪入秦。若给予土地，到时再与齐断绝关系；若不给土地，就与齐联合对付秦国。”
　　楚怀王早已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哪里听得进陈轸的建议。他以相印授予张仪，又送上丰厚的财礼。同时，下令关闭与齐国的交通，断绝关系。然后，派一位将军随同张仪去秦国接受土地。
　　果然不出陈轸所料，张仪回到秦国后立即变了卦。他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伤，3个月不露面。楚怀王闻知此事，还误以为这是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态度不够坚决，就又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绝交，并放低姿态去与秦国结好。张仪见破坏齐、楚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出来接见楚国的使臣，他说：“我有奉邑6里，愿献给你们大王。”楚国使臣听后发觉不对，就回答：“我受命于王，是接受商於之地600里，从没听说是6里。”
　　怀王始知上当受骗。恼羞成怒的他，要立即出兵讨伐秦国。大臣陈轸向怀王建议，不如割一块地送给秦国，让秦和楚一起进攻齐国。那样的话，楚虽失地于秦，可还能从齐国夺取土地得到补偿。
　　刚愎自用的怀王偏偏不听。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怀王以屈匄（音丐）为将，起兵攻秦。秦将魏章率军与屈匄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之北），楚军大败。秦斩杀楚军达8万人，主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秦国进而夺得楚国的汉中。
　　楚怀王气急败坏，决心倾全国军力，孤注一掷，与秦决一死战。楚军狠命进攻，北上深入秦地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秦军在蓝田迎战楚军，结果楚军又大败。无奈之下，怀王只得又割两城与秦讲和。
　　秦国得寸进尺，又想攫取楚国的黔中地。秦王派来使者对楚国说，愿以秦国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外的地区相交换。楚怀王憎恨张仪，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的头而献黔中地给秦。
　　张仪得知，竟也不惧怕掉脑袋，表示愿意前往。楚怀王拿住张仪，准备将他处死，以解心头之恨。张仪却是胸有成竹，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靳尚对郑袖说：秦王甚爱张仪，打算用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地区的6个县和美女换回张仪。楚王爱土地、爱美女，必听从秦国。秦女一到，夫人你就会被疏远了。你应劝王将张仪放掉。
　　郑袖怕失宠，就日日夜夜缠住怀王，说服怀王放走张仪。她还以带着儿子出走江南要挟怀王。怀王被哭哭啼啼的夫人闹得没办法，最后就放了张仪。
　　张仪获释，马上又是利诱又是威胁地劝楚怀王与秦和好。怀王仍然经不住张仪伶牙俐齿的一番言辞，以两国太子互相作“人质”为条件，与秦缔结了婚姻之好，而黔中地却拱手给了秦国。
　　四、齐秦去帝与五国攻秦：苏秦的离间计继各国先后称王以后，秦国又动起称帝的念头。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相魏冉到齐国，向齐湣王致帝号，相约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秦国此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是出于连横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联合齐国及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一起攻打赵国。因为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强大了起来，大有与秦、齐成鼎足而三的架势。秦国要东进，遇到了赵国这只拦路虎。
　　用至上神“帝”的称号作为国君的尊称，以此显示自己具有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当然为齐国所乐意接受。于是，齐、秦称帝，并约好共同伐赵，瓜分赵国。
　　就在这时，苏秦出来策动合纵运动。苏秦乃燕昭王的亲信，长期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效力。燕国系7国中的弱国，无意亦无力征服齐国，但是却存在被齐征服的危险。齐与秦的称帝与合作，使燕国深感不安。苏秦就想以离间计拆散齐、秦的盟约。
　　关于苏秦这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的时代搞错了，说他的活动时期比张仪早。根据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可知苏秦活动的年代实为燕昭王、齐湣王时。
　　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游说齐王取消帝号，攻伐宋国。苏秦打的如意算盘是：燕国、赵国在齐的北边，宋国在齐的南边，齐攻宋就将军力集中到南方，对燕构成的威胁就减少。宋国夹在齐、楚、魏之间，楚、魏对宋都怀有非分之想，齐攻宋必然引起楚、魏的干涉，它们不和，也就有利于燕国。秦国也有意吞并宋国，齐攻宋定使秦、齐关系破裂。
　　苏秦对齐王说：“大王以为称帝怎样?”齐王：“称嘛，天下恨齐，不称，秦恨齐，所以还是称帝。”苏秦又说：“立两帝，天下是尊秦，还是尊齐?”齐王：“尊秦。”苏秦随即问：“如果齐去帝，天下是爱齐，还是爱秦?”齐王答：“爱齐而恨秦。”苏秦再问：“两帝相约伐赵，或伐宋，何者有利?”齐王清楚，赵强而宋弱，且赵国紧邻秦国，所以又答：“不如伐宋。”如此一问一答，一番言语之后，苏秦即使齐王晓以利害。随后，苏秦提出要齐王去掉帝号，以得到天下的同情，并使天下排斥秦国，使之被动，然后再利用这有利形势去攻伐宋国。齐王思来想去，以为苏秦的建议对齐国确实有利，可以接受，就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齐国去帝，迫使秦国也只得去帝。秦国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引起天下士人的辱骂和拒斥。秦、齐称帝在公元前288年10月到12月，仅两个月的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然而苏秦的合纵活动并未结束。他还企图进一步破坏秦、齐关系，进而结成反齐联盟，形成以“弱燕敌强齐”的局面。他奔波于燕、齐、赵、魏、韩之间，积极地与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余为等各国重臣串联，策动合纵运动。
　　齐国本有意于合纵攻秦，削弱秦国，以便于自己灭宋。赵国地处秦、齐之间，最害怕秦、齐联合，秦、齐一联合，赵国就要两面受敌，所以赵采取联合一个国家削弱另一个国家的办法。当时执掌赵国大权的奉阳君李兑是亲齐分子，自然赞成包括齐在内的合纵攻秦。魏、韩为秦东进的锋芒所逼，当齐、赵组织攻秦，也就表示愿意参加。至于燕国，出于其自身的目的，也同意联合抗秦。这样，就在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5国派兵组成联军。各国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
　　可是，五国联军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成皋西北）之间驻扎了下来，而且一留再留、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发动对秦国的进攻。结果，这次五国联军无功而散，只有齐国趁机伐宋，夺得一部分土地。
　　这次五国攻秦虽然失败了，然而苏秦离间秦齐关系的目的却达到了。
　　五、合纵的遗憾从以上截取的几个历史片段，我们可以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及他们策划的合纵、连横运动，产生一个大致的印象。纵横家既非政派，又非学派，不过是当时奔走于各诸侯国的一些政客。他们或纵或横，有的时纵时横。这些人善于辞令和权术手腕，游说各国君主，配合着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开展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从中谋取功名利禄。
　　纵横家中不乏风云际会、声震一时者，如公孙衍、张仪、苏秦等等。他们的主张，或适应了诸侯国图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或利用、迎合了诸侯国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国王们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心理，所以颇能激起反响，甚至掀起滔天巨浪。但他们的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即：过于重视依靠外力，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而不是从改革政治、经济入手来谋求富国强兵，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只求一时一地之功效。所以，纵横家所推销、策动的合纵、连横，不过是一些阴谋加阳谋而已。合纵抗秦之所以最终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战国时期发生的大的合纵行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次，还有：公元前298年齐国发动的齐、魏、韩3国攻秦，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统率的燕、秦、韩、赵、魏5国攻齐，公元前257年赵、魏、楚解邯郸之围的3国抗秦，公元前247年魏国信陵君无忌率领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指挥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另外，只有倡议而没有组织的就更多了。这些合纵运动，除了燕将乐毅指挥的5国攻齐，掠取了齐国70余城，导致齐国几乎亡国，其余对秦的合纵，或者归于失败，或者收效不大。从总体以及最后的结局看，合纵抗秦是失败的。
　　合纵的遗憾，既来自“合纵”说本身的不足，也来自参与国之间的不讲信义，缺乏真诚的合作，和对秦怀有侥幸心理，企图苟且偷安。以前面提到过的公元前287年的5国攻秦为例，表面上看，各国行动一致，联军很顺利地就集结起来。然而，韩、赵、魏、燕、齐5个国家其实都各有打算，所以貌合神离，以致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军队长期停滞不前，最后未与秦军有大规模的接触，就不得不散伙了。而齐军在回国的途中，乘机去占宋国的便宜，夺得一部分土地。
　　合纵行动之外，山东六国的互相倾轧、苟且偷安的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宋国曾数次帮助秦国攻齐；魏国也曾与秦国联合一起讨伐韩国。又比如，燕国利用赵国壮年大多死于长平之役，而遗孤还未长大的机会，两次派兵大举攻赵。这些战争使山东各国互相掠杀，自己削弱自己，从而为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
　　当然，山东各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昏昏然的。公元前263年魏、秦联袂伐韩，信陵君无忌就对魏王提出：“秦国不是没有欲望的国家，韩亡之后，非攻魏不可。”后来秦国果然攻魏。这时正仕于魏的陈轸代表三晋劝说齐王出兵，他对齐王一针见血地说，能够危害山东各国的是秦国，现在山东各国却如此不断地互相攻伐、削弱，使得秦国得天下不用出力，“烹”天下不用出“薪”。山东国家多么愚笨啊!对秦国卑躬屈膝、对东方邻国见死不救，也无疑是“助”秦扩张。以齐国为例。齐国在齐王建在位（公元前264～前221年）的几十年里，奉行“事秦谨”（谨慎地侍奉秦国）的方针，眼见东方国家受秦国攻伐处于危难而不救。如秦、赵长平之战期间，赵军被围，在最危急的关头，赵国向齐国求救，却遭齐王拒绝。有大臣劝说齐王应该紧急支援，并提醒齐王，齐国和赵国“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可齐王就是不肯。齐王建的胆小和蠢笨，惹得1000年后的宋代大文豪苏洵大发感叹：“齐国与秦结好而不帮助五国，等到五国衰败后，齐国也就不免要衰败啊!”
　　如果说苏洵讲齐国终将自食恶果、难逃灭亡，是属于事后诸葛亮，那么，时人子顺和苏代，就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家了。长平之战结束后，孔子六世孙子顺就说：“现在山东国家疲惫不振作，三晋对秦割地以求安，如果照此下去，不出二十年，就将是秦国的天下了。”苏代则在赵国攻打燕国时，对赵王讲了一个预言性质的寓言故事。他说，他过易水时看到一只蚌在晒太阳，一只鹬偷偷地过来咬住蚌肉，蚌则又钳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蚌就得死。蚌回答说：我今天不放、明天不放，你鹬就会死。就在鹬、蚌相争之际，渔翁来了，将鹬、蚌一起抓住。苏代对赵王说，今天赵国还要攻打燕国，“臣恐怕强秦就要做那渔翁了啊!”
　　其实，秦国是十分害怕合纵的。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攻秦，一度进入函谷关，秦王为了保住咸阳，只得割地求和。有一次秦王和大臣顿弱谈话，顿弱提议秦王用重金收买韩、魏权臣。秦王说拿不出重金。顿弱就语重心长地讲：“天下不是太平无事的，合纵如果成功，就将是楚国的天下了。”秦王遂派人携重金至韩、魏等国，进行拉拢、收买的活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已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军事家尉缭还对秦王说：“臣只害怕诸侯合纵。”秦国惧怕合纵的心理，荀子是看得很透的。他曾说：“（秦国）■■（音西，谓忧虑状）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所以秦国对于山东国家的合纵，极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这包括既施行像张仪以商於之地600里引诱楚国与齐国绝交这样的高等骗局，也采取用直接以金钱开路的简单收买法。有一次，一群主张各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游说之士，集中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开会，鼓吹合纵。秦昭王闻知，迅即派唐雎带五千金，到距邯郸不远的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大会宾客。唐雎扬言：这些金子专门赏给有功于秦的，谁图谋攻秦就得不到金子，能得到金子的将如兄弟般看待。消息一传出，这群游说之士纷纷赶到武安，设法向秦表功，争着领赏。合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说：“合纵是六国的利益所在，假如六国能讲信义，亲密合作，则秦国虽强暴，六国也不至于灭亡。”司马光把三晋比成齐、楚的藩篱和屏障，把齐、楚比作三晋的根柢，它们是互相依赖和保护的关系，绝不能互相攻击。“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资治通鉴》卷七）确实，如果山东各国合纵有效，会给秦国以极大的难堪。山东各国的力量合在一起，远比秦国大得多，如按《战国策》中的一种说法，是“诸侯（指东方各诸侯国）之地，五倍于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赵策二》）。
　　然而……这就是历史的遗憾，合纵的遗憾。
　　六、秦在连横中称雄张仪等人的“连横”说，存在着与“合纵”说共有的毛病：过分看重计谋的功用，将玩弄阴谋和阳谋视为国家强盛的关键。但是，张仪等人推行的连横策略，又确实获得了成功，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是因为：1.它与秦国的耕战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比较有效的国策相匹配，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2.较之于东方六国，秦国的计谋也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实施得比较成功。
　　3.秦国的数任君主和执政者都比较精明能干，也有眼光。而东方国家的君主，不乏如楚怀王、齐王建那样的昏庸之辈，从而给秦国以可乘之机。
　　陈轸说山东国家为秦相煎，秦不用出力；山东国家为秦相烹，秦不用出薪，这话很深刻，但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当山东六国相煎时，秦总是不失时机地助上一臂之力，当山东六国相烹时，秦更是添上大捆薪柴。
　　秦有时不直接发动进攻，而是善于利用东方国家互相之间的矛盾，捕捉时机，然后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或明或暗地“帮助”一方去攻击另一方，坐收渔翁之利。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将军景翠进攻韩国，秦助韩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将樗里疾助魏伐卫，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却又佐韩、魏、楚伐燕。如此多变的“招数”，不免令人眼花缭乱。
　　从《战国策》中记录的张仪与秦王的一段对话，颇能窥见秦国使出这些“招数”的意图。“楚攻魏。张仪对秦王说：不如助魏一臂之力。这样，魏若取胜，就会感激于秦国而听命于您，并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上。如果不胜，魏国也就没有了守卫的力量，那时您就可以夺取它。”（《秦策一》）后来秦王采纳了张仪的建议，选派皮氏率军1万，车百乘，助魏。魏国好不容易战胜了楚威王，却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尽，便更加畏惧秦国，只得乖乖地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于秦王。
　　秦国在合纵连横运动中趋利避害、赢得胜利的典型事例，还有联合燕、韩、魏、赵共同伐齐一事。这又得从公元前287年的那次韩、赵、魏、燕、齐5国攻秦说起了。这五个国家其实是同床异梦：齐国的目的在于攻宋，苏秦是为燕国联络赵、魏以图结成反齐联盟，赵、魏两国国君虽有心伐秦，但魏国新败，元气大伤，并不想出大力，赵国的军事统率权力则全操握于李兑之手。所以，声势浩大的反秦联军始终徘徊观望，谁也不去认真进攻。而在这过程中，内部矛盾却又逐渐暴露出来：齐国准备暗地同秦讲和，以利于自己灭宋；燕国则加紧拉拢三晋；考虑到齐灭宋后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三晋也就很快与燕联合起来。
　　五国联军解散后，齐国经过3次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86年将宋国灭掉。宋国一灭，燕与三晋的反齐联盟更趋紧密。秦王抓紧时机，亲自出行，先后与楚顷襄王、赵惠文王、魏昭王、韩厘王相会，促成了燕、秦、韩、魏、赵5国合兵伐齐。联军由燕将乐毅统一指挥，攻入齐都临淄，令齐国几乎亡国。虽然后来齐军反攻，收复失地，但齐国已远非秦的对手，秦国的主攻方向，此后就转向三晋和楚国了。
　　而齐国也开始采用“事秦谨”的态度，坐视秦剪灭赵、韩、魏、燕、楚五国。这又正是秦国所期望的。一、怎一个“战”字了得“战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只是用来指那些征战不休的强国。像秦、齐、韩、魏、赵、燕、楚7国，都获有“战国”的称号，被叫作“战国”七雄。
　　到西汉末期，刘向编了一本有关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和互相辩论的书，题名为《战国策》。自此，人们始将“战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这一做法，相沿至今。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命名，竟采用了一个“战”字，足见战争对这个时期具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众所周知，从春秋起到战国结束，在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天下动荡，战争频仍。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的规模更是十倍、百倍于春秋，其频繁和激烈的程度也远非从前可比。这大致反映在4个方面：1?郾全民备战据史乘记载，战国后期的秦国和山东六国，尚留存500余万军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战国时期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如果男子以一半计，成年男子再以一半计，那差不多就是全民皆兵。
　　2?郾战火不熄据对《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所载史料的统计，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100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80年，赵为47年，魏为38年，韩为31年，楚为27年，齐为20年，燕为19年（无论这一年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都计作一年）。可见秦国4/5的年头都有战事，其他6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逢战时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
　　3?郾规模庞大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充其量不过10万左右。公元前342年，在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国也不过投入了10万兵力。然而到了战国后期，参战人员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60年，秦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4?郾惨况惊人《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这是讲战国时因战争死亡的人的骸骨，遍地都是。《孟子·离娄》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当战争中城市被围，双方又长期僵持不下时，城内甚至发生“人与相食”或“炊骨易子而食”的惨剧。
　　一个战国的“战”字，包含了多少痛苦和血泪。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了多少胜利和喜悦。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在战国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
　　我们这些后人，从中又能体悟出什么呢?还是先来看看战国中后期的几次著名的战役吧。从这些具体的战事入手，想必能对“战国”的战争和充满战争的战国时代，有所识、有所思。
　　二、乐毅伐齐与田单攻燕：燕齐之战燕国在燕王哙的时候，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戏剧。昏聩无能的哙将王位让给燕相子之。子之当上燕王不久，国内就发生兵变，燕国大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攻燕，仅50天就占据了燕国的都城蓟（今北京市）。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成肉酱。
　　齐军残暴地对待燕国人民，引起强烈反抗。加上各诸侯国的干涉，齐军于两年后被迫撤退。赵武灵王将燕公子职送回燕国，立为燕昭王。
　　燕昭王尊重并网罗人才，他筑起一座高台，里面堆放黄金，以作招揽人才的费用，号称“黄金台”。一时间，天下贤士争相赴燕。被昭王委以重任的，包括乐毅、苏秦（策划合纵运动）、邹衍（思想家，提出阴阳五行学说）等等。
　　乐毅是赵国人，系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他到燕国后，帮助昭王招募、训练军队，使燕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燕国君臣发愤图强，经过28年的努力，积聚起相当的实力。燕昭王感到洗雪国耻的条件成熟了。公元前284年，燕与韩、赵、魏、秦联合大举伐齐，乐毅为上将军。乐毅统率的五国联军在济（济水）西大败齐军。随后，乐毅分魏军进攻被齐占领的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自己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齐湣王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自己又被齐国将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自到济上劳军。乐毅又乘胜进兵，经过6个月战斗，攻下齐国城市70余座，均划为燕国郡县。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两座城。
　　正当齐国处于亡国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田单，勇敢地担负起复国的重任。他大摆火牛阵，向燕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挽狂澜于即倒。
　　田单是齐国王族的远房亲戚。不过在齐湣王时，他并不得志，也未因血缘关系而受到什么优待，只是做做小官而已。燕攻占临淄前，田单叫人将车轴两端长出的部分截去，再用铁皮包好。城破以后，城里人争相逃命，好些人因为车轴被挤撞断落，车子不能动弹，被燕军俘虏。而田单的族人，由于改装了轴头，车子没有坏，全部顺利地逃到了即墨。
　　燕军进攻即墨，齐守城长官战死。齐人一致认为田单有才能，推举他做首领，指挥战争，保卫即墨。田单不负众望，与部下同甘共苦，拼死抵抗燕军的进攻。如此相持了3年，即墨和莒未被燕军攻克。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与乐毅素有隔阂，田单派探子了解此情，连忙施行反间计。齐国的间谍跑到燕国造谣说：“齐国的城池未被燕军攻下的只有两座，之所以留此两城，是因为乐毅以伐齐为名，想联合齐国的残余力量，就地称王。现在燕国新王就位，与乐毅有矛盾，齐国正担心燕国会另派将军代替乐毅呢。那样的话，即墨和莒就快要完了。”燕王信以为真，以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出逃赵国。
　　田单继续使用计谋。他让人四处传言，说什么齐人最害怕的就是被割鼻子、掘祖宗的墓。这话传到骑劫的耳朵里，他就以为如果照此做即可动摇齐军的人心。他安排部下去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挖开齐人的祖墓。谁料想，这反而激怒了守卫即墨的军民。他们痛心疾首，纷纷要求出城，与不共戴天的燕军拼死一战。
　　田单见群情激愤，士气高涨，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决战前夕，他命令身穿甲胄的精壮兵士隐蔽起来，由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到城头上把守，并派出使者假意向燕军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
　　即墨城里，田单将1000多头牛集中起来，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色丝绸外套，在牛角尖上绑缚尖刀，又在牛的尾巴上拴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反攻之夜，即墨城墙根凿开了几十个洞，齐兵用火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纵牛出城。5000精壮的士兵跟随牛后冲入燕营。
　　燕国军队毫无防备，仓皇应战。只见浓烟和闪光之中，大批长着龙一样斑纹的“怪物”，头上顶着两把尖刀，身后燃着一团烈火，猛冲过来。燕军一碰上它们，不是被戳死就是被踩伤，疑是遇上了天兵天将，赶快夺路而逃，溃不成军。主将骑劫在混战中毙命。
　　田单借助“火牛阵”发起猛攻，给燕军以重创。齐军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打得燕军节节败退。被燕军占领的齐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配合田单军队拦击燕军。最后，燕军全部被逐出齐国，沦陷的70余城悉数收复。田单迎齐襄王（湣王之子）回到临淄。
　　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经过5年的战争，国力大损，再也不能与秦国争雄了。
　　三、白起坑卒40万：长平之战战国后期，魏、楚、齐各国一个个衰落下去，只有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的赵国，还有相当的实力，成为惟一能与秦国较劲的对手。
　　公元前270年，秦国伐赵国，包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国派赵奢前去救援。善于用兵的赵奢带兵在离邯郸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装出不敢前去救援的样子，又利用秦国的间谍，给秦报信：赵军不敢出击。当秦军被麻痹以后，赵奢立即以两日一夜的急行军，将部队开赴至离阏与仅50里的地方，随后又派1万人抢占制高点。
　　秦军闻讯后赶来，赵奢令全军出击，借助有利地形，大败秦军，解了阏与之围。
　　此役，秦军遭受了自兼并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惨败。秦国的东进政策一时受挫。不过，这丝毫不能改变秦国兼并六国的决心。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兵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国的通路，韩国被拦腰截成两段。上党郡守冯亭十分着急，派使者去赵国商议，愿以上党等17个城邑降赵，共同抵抗秦国。赵王经过一番掂量，决定接受冯亭的投降。他派平原君领兵进驻上党，同时派大将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互相声援，成犄角之势，阻挡秦军。
　　秦王眼见快要到嘴的“肥肉”被别人拿走，哪会善罢甘休。他派大将王龁（音合）进攻上党。上党驻军抵挡不了秦军的凶猛进攻，被迫撤退到长平。
　　紧接着，秦军直扑长平。驻守长平的赵国老将廉颇，深知秦强赵弱，秦是攻赵是守，秦军利于速决战，赵军利于持久战，所以采取了筑垒固守，坚不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秦军面对固若金汤的赵军防御工事，硬攻不下；屡屡挑战，却又得不到理睬。如此双方相持3年，不分胜负。
　　秦王见战争旷日持久，于秦不利，就改换方法，使出惯用的离间计。秦国派出间谍以重金贿赂赵国的权臣，又散布流言说：“廉颇太老了，哪儿还敢和秦国打仗啊!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如果由赵括领兵，秦国这点兵马早就打散了。”
　　昏庸的赵王听了这些流言，信以为真，误以为廉颇坚守不出是因为畏惧秦军。他准备召回廉颇，让年轻的赵括替代作统帅。
　　赵括何许人?他是赵国著名将领、曾指挥赵军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的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跟随父亲读兵书，学了一整套兵法，理论上颇有造诣，有时连赵奢也辩不过他。他也因此自视很高。其实，赵括不过是一个空谈家。这一点，赵奢也早就看出来了。他曾对妻子说：“用兵，关系到生死存亡，赵括却说起来很容易，夸夸其谈。我看今后赵国不用他为将则已，如果用他为将，断送赵军的一定是他。”
　　现在赵王真的要起用赵括做大将了，知道底细的丞相蔺相如极力反对。他对赵王说：“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兵法，不可做大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也赶紧去见赵王，她对赵王说：“赵括与他父亲不同，赵奢作大将和部下相处得很融洽，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共同享用，接受了命令，就一心一意为公，顾不得家里的事。而赵括呢，一旦做了将领，就会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对下属毫不关心，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宝，都会被他拿回家里藏着，准备购买田地房屋。赵括哪比得上他父亲哪，请大王不要派他去领兵打仗，免得危害国家。”难得有如此识大体、明大义的母亲，可是偏偏赵王不理会，仍然固执己见。于是赵母只好请求说：“如果赵括出了差错，请不要牵连我们全家。”赵王应允了。
　　公元前260年，赵括走马上任。他一反廉颇原来的部署，更换将官，还撤除了防御工事，准备出城攻击秦军。
　　秦国听说赵括替代了廉颇，立即暗地里派武安君白起为将，以王龁为副将。白起是当时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而且作风凶狠，杀人不眨眼。秦廷同时命令全军：“如果谁泄露白起为将，斩首!”
　　白起针对赵括高傲轻敌的弱点，先用诱敌之计，故意打败仗。赵括自以为得意，出兵追击。这时白起派出两支精兵包抄赵军的后路，将赵军切成两段。白起又派5000骑兵进攻赵军的阵地，赵军被分割包围，粮道也被切断。赵军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
　　秦王为秦军包围赵军的捷报弄得兴奋异常。他亲自来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征召当地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组成军队，调到长平战场东北面的高地，切断赵国的援兵和粮道。
　　数十万赵军被困在壁垒中不敢出战。饥饿一天天夺取着赵军的生命。从七月至九月，赵军46日无粮，兵士互相残杀，拿人肉充饥。赵军企图突围，可秦军如铜墙铁壁般地将其团团围住，杀不出去。绝望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队精兵拼死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杀。
　　主帅一死，赵军迅即瓦解，40多万人向白起投降。白起嗜杀成性，他担心赵军的40万降卒不易统辖，会寻机造反，就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只留下240个小孩放回赵国。放回之前又将这些孩子割耳、截肢弄成残废，让他们回去宣扬秦军的“声威”!直到现在，在山西高平古战场上，还经常可以发现箭簇、戈头、枯骨等，它们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遗物。
　　四、窃符救赵与毛遂自荐：邯郸之战长平之战后的第二年，秦军乘胜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秦军在长平战役中的残暴行为，不仅没有吓倒赵国军民，反而激起了他们无比的义愤。他们展开英勇、顽强的抵抗，还不时派遣精锐部队袭击秦军。
　　秦国又增派力量，继续围攻邯郸，大有不灭赵国决不罢休之势。公元前258年，秦军一直打到邯郸城下，赵国异常危急，多次向魏、楚等国求救。公元前257年，魏王派将军晋鄙率10万大军救赵。
　　秦王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去威胁魏王，说：“邯郸很快就会攻下。谁若敢救赵，秦攻取邯郸后马上就灭掉它!”魏王听了心惊胆颤，连忙传令晋鄙停止前进，在赵、魏交界的汤阴（今河南汤阴）驻扎下来，以观察形势的变化。魏王还指使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通过赵相平原君见到赵王，想说服赵王和魏国共同侍奉秦国为帝，以换取秦军从邯郸撤兵。
　　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齐人鲁仲连正在赵国游说，他听说魏国让赵国尊秦为帝，就去找平原君。平原君受到鲁仲连指责，就介绍鲁仲连去见辛垣衍。
　　鲁仲连对辛垣衍说：“今日的秦国，不讲礼义，一味崇尚军功，奖励杀伐。对其士卒，玩弄欺诈的手段；对其民众，任意驱使。如果由秦放肆地称帝，必然大有害于天下。”鲁仲连还讲了殷纣王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切成肉条，把文王投入监狱的故事，将秦王比作殷纣，以此说服辛垣衍，最终打消了他尊秦为帝的念头。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举动，打消了当时一些人对秦国抱有的幻想，对后来赵、魏、楚联合击退秦兵、解救邯郸之围起了一定的作用。
　　平原君三番五次派人催促魏国救援，还写信向魏相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是魏王的弟弟，也是平原君的妹夫。平原君在信中责怪信陵君：“我以为你有高尚的情义，现在邯郸如此危急，魏国救兵却迟迟不来，你倒还无动于衷。纵然你可以轻易地抛弃我，你就不可怜你姐姐吗?”被平原君这么一说，信陵君的热血沸腾了起来。他去请求魏王火速发兵救赵。但是不管信陵君怎样说，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只好集合了100多辆战车，带领自己的1000多门客，准备去和秦军拼个死活。
　　信陵君去向老朋友侯嬴告辞。侯嬴大声地笑着说：“你这样去跟秦国拼命，正好比将肉投喂饿虎，是白白送死啊!”随后，他又支开旁人，悄声地对信陵君讲：“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的如姬可以随便进出这卧室。如果她能将兵符偷出来，把晋鄙的军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统率大军，那就能援救赵国了。”
　　以前，信陵君曾帮助如姬报过杀父之仇，所以这次信陵君去向如姬求助，如姬就爽快地答应了。信陵君窃得虎符，准备出发，侯嬴来送行，说道：“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现在你拿了这一半虎符去对合，即使没错，晋鄙也不一定会将兵权交给你。”侯嬴让信陵君把卖肉的大力士朱亥带上，必要时就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带着虎符来到汤阴，假传魏王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将虎符一合，确实不错。可是他总觉得事情来得有点蹊跷，还想派人面奏魏王。这时，朱亥猛地从袖子里抽出40斤重的铁锤，狠击过去，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接管了晋鄙的部队，下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同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当兵的，回家奉养父母。”经过整编，共得精兵8万，士兵的斗志也更旺了。信陵君率领这支精锐之师，连夜奔赴邯郸。
　　就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同时，赵王又派平原君赴楚求救。
　　平原君平时喜欢养士，手下门客有数千人。这次他准备在其中选择文武具备的20人一同前去。可是他选来选去，只选中19人，独缺1人。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见状就站出来，向平原君自荐。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回答有3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像锥处囊中，锥尖马上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3年了，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听人讲起你有什么本领。先生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答道：“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铁锥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
　　这下可令平原君无言以对了。对于毛遂的胆量和机敏，平原君也颇为欣赏，就准允毛遂一同前去。
　　到了楚国，毛遂与那19个门客畅谈天下大势，大家听了，都觉得毛遂见广识多，了不得。
　　那天，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楚王惧怕秦国，所以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同来的门客都急了，对毛遂说：“先生去。”毛遂按着剑把，急匆匆地走上殿去，一本正经地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有利，不联合有害，这两句话就可讲明白。可你们居然从早晨谈到中午还不能缔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大声呵斥：“快滚下去!我与你主人商讨国家大事，要你插进来做什么?”
　　毛遂仍然手握着剑，走到楚王面前，厉声说：“大王，你敢这样怒斥我，只是依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罢了。可现在在这10步之内，大王不能依恃楚国的人多势强，你的性命就握在我手里。”楚王见毛遂正义凛然，威武逼人，吓得一声不响。边上的侍卫也不敢鲁莽行动。毛遂又继续说：“当着我主君的面，你那样的呵斥我，太无礼了。我听说从前商汤只有70里的地方，后来有了天下，周文王也只有100里的疆土，后来也使诸侯都臣服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多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形势，发挥他们的威力。现在楚国方圆5000里，精兵百万，凭借这些本可称霸天下。可是，白起率领数万军队，兴师伐楚，一仗就攻取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再一仗就烧了夷陵（楚国祖先的陵墓），第三仗就烧毁了你祖先的宗庙。难道大王就没有耻辱感吗?赵、楚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而不单是赵国!”
　　毛遂的话句句击中楚王的要害，令他有所醒悟，就同意联合抗秦。毛遂立即安排与楚王歃（音煞，意谓宰杀牲畜，将其血涂在嘴唇上）血为盟。楚王即派兵前往赵国解救邯郸之围。
　　楚相春申君黄歇奉命领兵救赵，与魏国信陵君无忌所率部队会合，向秦军发起猛攻。赵相平原君赵胜见机也带着赵军敢死队3000人杀出城来。由于长期作战，秦军早已疲累，这下突遭内外夹攻，哪里招架得住?被杀得狼狈逃窜。其中郑安平的两万秦军被魏、楚联军包围，冲不出去，最后全部投降。
　　被围困一年多的邯郸城得救了。秦国的实力虽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毕竟遭到了挫折，还失去了已占领的魏国的河东和赵国的太原郡。
 第四章  历史进步的阴影与代价
　　从以上三次战役可以看到，战国之“战”既有兼并它国的战争，也有保卫家园的战争，还有援助别人的战争。交战中既有兵力和国力的抗衡，也有智谋和胆识的较量，还有精神、情意等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从列国之间平等的关系看，秦军东进确是“虎狼之师”；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看，秦国以开动战争机器、兼而使用阴谋诡计来吞并天下，确乎不讲“礼义”，毫无道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秦国又确实是顺应了潮流，以“当仁不让”的气概担当起了统一天下的重任，唱响了那一段历史的“主旋律”。
　　战争使生灵涂炭、家破人亡，但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增强实力，逼迫人们进行改革，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战争还使“士”得以一展身手，“脱颖而出”，而这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又不无联系。战国的历史是在希望与失望、胜利与痛苦、功利与道义的多重变奏中行进的，而战争所确立的基调，使这整部乐曲充满了“颤音”。
　　六、一个庞大的统计数字再回到历史事实本身，并用一种平实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话题。
　　战国之“战”究竟令多少人命归黄泉，这在当时已无法知晓，到了以后，更不可能搞清。只有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为后人留下一个局部的数字，那就是秦国自献公至嬴政灭六国，秦军在16次战役中杀死敌国士兵的数字。有关资料，条列如下：（1）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6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斩首6万；（2）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与魏战，斩首8万；（3）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秦败韩、赵、魏、燕、齐5国及匈奴兵，斩首8.2万；（4）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败韩于岸门，斩首1万；（5）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击楚于丹阳，斩首8万；（6）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韩，拔宜阳，斩首6万；（7）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伐楚斩首2万；（8）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9）昭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4万；（10）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破魏，斩首15万；（11）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斩首5万；（12）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40余万；（13）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攻三晋，斩首6000，晋军走死河中2万；（14）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攻赵，首虏9万；（15）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攻卷（魏地），斩首3万；（16）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攻赵，斩首10万。
　　以上总计杀死敌军近160万。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所著《史记志疑》中所作统计数字，与此略有出入。他加入了“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昭襄王……七年复伐楚，斩二万”，“二十七年击赵，斩三万”，“三十四年破魏将芒卯，斩十三万，沈（沉）河二万”四条，其余诸条在数目和时间上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也略有出入。如此得出秦军共杀灭“166.8万人”的结论（见卷四）。
　　这160万左右的死亡数字，仅是秦国一个世纪里在若干次（而非全部）战役中杀敌的人数。它并不包括秦军在这些战争中自身的死亡人数，至于其他国家之间战争的死亡数，就更不在其中。不过，这已经够令人震惊的了。
　　汉代贾谊《过秦论》说：“（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大盾牌）。”这话确实是对战国之“战”一个形象而有力的概括。试想，单单让这160万战争死亡者的鲜血汇聚成河，就可以载荷、漂浮起多少大盾牌!七、在“流血漂橹”的背后《尚书·武成》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从血流漂杵，到流血漂橹，先秦的战争好似经过了一次“升级换代”。升级的时间大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1.武器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有明显的改进，矛的锋部越来越坚硬。戈的刃部成弧线形，装柄的“内”部有锋刃。由矛和戈相结合的戟已很流行，可以兼起刺和钩的作用。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更具杀伤力。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又逐渐改用铁制。这些铁制武器的威力远超过铜制的。至于铁胄、铁甲的出现，又极大地加强了防卫功能。
　　由弓发展而来的、能够远射的弩，在春秋后期出现，到战国中期，更得到广泛的使用。像韩国的弩，可以射到600步以外。至战国晚期，又进一步发明了可用以连射的“连弩”。除弩以外，春秋战国间还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其中最著名的进攻武器，有用于攻城的云梯和用以舟战的钩拒。
　　2.战争形式的变化春秋时期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一经交战，失利的一方很快乱作一团，需重新整顿队伍，所以胜负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都在一天之内见胜负；鄢陵之战，也只不过2日。而到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整齐车阵的冲击战。所以，战争也就旷日持久，有的一拖就是几年。
　　由于战争变得错综复杂，兵法就更为讲究，战争指挥也变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将军”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以“将军”为代表的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说明贵族文武不分职的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各国相继推行征兵制度，作战时所有及龄农民都可能被编入军队。因而一场大战，双方往往动员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人。
　　3.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各诸侯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如秦穆公于公元前627年袭击郑国，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二崤山、环辕、伊阙，而后到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行程两千余里，所有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只是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始被发觉。而到战国，城邑一般都有军队驻守。壕池挖得深又广，城墙筑得厚又高。城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关塞平时也派兵驻扎，另外还设起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四方的土堆）上的建筑，属瞭望台性质，为国防线上最前沿的守望处所。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同时，边境线上也设置了报警的烽燧设备。
　　各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后来秦始皇征发百姓修筑长城，就是以赵、燕、秦3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以上战争方式和军事制度的变化，必然导致战国之“战”空前的激烈、残暴和规模宏大。
　　历史上曾有人对战国时候那么庞大的杀人数字表示怀疑，然而，了解一下上述事实，再想一想，战国之“战”多是兼并之战——它是以消灭敌国为目的的，所以不惜将战场变作屠宰场——应该是可以释然的。
　　最后，笔者想引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一则记载，来结束本篇的话题。这则记载，在笔者看来，是所有有关战国之“战”历史记录中，最为震撼人心的。
　　“吴起为将军，与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晚上睡觉不设席，行军时候不骑马，还亲自背着军粮，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兵中有人生毒疮，吴起为他用嘴吸出毒疮里的脓汁。那士兵的母亲听到此事就哭了。有人说：‘你的儿子是士兵，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吮脓汁，你为何还要哭?’母亲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从前，吴将军也曾为孩子他父亲吮吸过毒疮里的脓汁，为此，后来他父亲就不停地拼命作战，最后死于敌手。现今吴将军又为儿子吮脓。我不知道儿子将会在何处战死啊!’”一、“秦王之国危于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辩才，年轻时就投身政治活动。他本打算为魏昭王游说诸侯，对魏国的强盛有所作为，无奈出身贫寒，不能如愿，就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欣赏他的才干，就赏赐给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回到魏国后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范雎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王，所以齐王要奖赏他。
　　魏齐大怒，令人笞击范雎，将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齿打落了。范雎看情况不妙，就装死，被人卷在苇席里扔进厕所间。须贾上厕所见了，还向苇席上撒尿。
　　后来，范雎向看守求情，讲你放了我，将来一定重重地谢你。看守就去向魏齐报告，谎称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齐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帮助下逃了出去。一个叫郑安平的人，又建议范雎改姓换名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秦昭襄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混迹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有何人才，准备加以收罗。郑安平就推荐范雎。范雎夜见王稽。一接触，王稽就觉得范雎确实与众不同。范雎见与王稽谈得颇投机，也就放开了胆。他对王稽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秦王的国家正处于比鸡蛋相叠还要危险的境地。如果用我，就会转危为安。）这话更令王稽对范雎刮目相看。两人遂相约一起离开魏国。
　　王稽带着范雎向秦国进发。车到秦国边境湖关（今河南灵宝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东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厌恶其他国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车里不出来，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询问王稽是否带了外来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别关照一句：“外来政客对秦国毫无益处，只有扰乱的份儿。”
　　穰侯的车驾过去后，范雎对王稽说：“穰侯刚才未检查车内，想必还会回来搜索。”就下车独自行走。果然，行出十余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过来搜查车子。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敏，避过这场惊险，与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阳。
　　这一年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汇报范雎的到来，还特意将范雎所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这句话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对此未予以重视，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过了一段时间，穰侯要带兵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今山东东平南）、寿（今山东宁阳北）。范雎闻知，感到进说秦王的机会到了。他上书秦王，要求当面献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说：“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有一句没有用的话，就用斧子把我劈了。）这话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车接范雎进宫晤谈。
　　范雎进了宫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装出不认识昭王的样子，对宫中的侍从嚷嚷道：“秦国哪有什么王呀!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来引起昭王的注意。这话让昭王听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问候范雎。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
　　范雎和昭王将如何相待，他们又将谈些什么，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说。这里，先就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两个问题，即：范雎为何如此痛恨穰侯，又为什么说秦国“危于累卵”，做一些历史的回溯。
　　二、外戚擅权，“四贵”横行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称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将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扬威。武王看中了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其据为己有，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说举鼎时，不慎折断了胫骨，并竟因此死去。
　　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纷纷争夺王位。武王的亲生母亲惠文后早死，庶母芈（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为芈八子弟弟的魏冉，当时居官已久，在朝中权力最大，就将芈八子所生之子立为王，是为昭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后，昭王的诸兄弟不服，发动叛乱。魏冉杀了为首作乱的壮和其他诸公子、大臣，巩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于这些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魏冉确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际权力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后5次出任丞相，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昭王即位时，年已20岁，但实际上由他的母亲宣太后代为掌权，魏冉负责执行。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便在秦国形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还有被封为华阳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为高陵君与泾阳君的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冉与其他三个人，时称“四贵”。
　　作为昭王前期向东扩展的决策人物，穰侯魏冉颇有一番建树。他起用武将白起，派他率领秦军不断进攻韩、魏、赵以及楚国，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比如，在伊阙之战中，白起指挥秦军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令山东各国闻风丧胆。以后，魏冉又派白起率军攻入魏国河内地区，取得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再后，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这些军事活动，削弱了山东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生活骄奢淫靡，飞扬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贤妒能，一反秦国一贯吸纳外来人才的做法，拒斥外来的政客、游士。他们欺下蔽上，不把国王放在眼里。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响到对外的斗争，从而导致一系列军事活动的失利。比如，魏冉后来又被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一方领地，他竟不顾横越韩、魏两国，让秦军长途跋涉去进攻齐国。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国危于累卵”的议论。
　　三、昭王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
　　再说那天范雎进宫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声叫嚷秦国没有王。这话既道破了当时秦国的症结所在，又触及昭王心头的隐痛。昭王年少登基，无力左右政局，遂使母党势力日益膨胀，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对此并不甘心，他也绝非无能之辈，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亲信、干将。范雎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隐约感到某种时机的到来。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两腿跪在地上，挺着上身，请求范雎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雎只是说：“是，是。”过了片刻，昭王又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昭王如此反复了三遍。最后，范雎讲：“不是臣不说。臣听说从前吕尚遇文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也对文王谈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吕尚的辅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国的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什么交情，而臣所要说的事，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效愚忠进谏，却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这是王再三问臣，臣却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如果臣今天讲了明日就被害，臣并不害怕，因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对秦国有所好处，臣是心甘情愿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后，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为尽忠而身死，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对王进言了，也没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话语，使昭王不由得心头一热。他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先生有话尽管讲。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全部都说出来，以教导寡人。不要怀疑寡人。”
　　范雎连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于是，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强盛，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可以成就王业的地方。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这是有利于成就王业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业可成啊!可是，秦国至今已闭关15年，不敢积极地向东方拓展，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不忠，大王的计策有所失。”昭王忙讲：“寡人愿意听听计策失在什么地方。”
　　范雎害怕隔墙有耳，不敢说秦国内的事，就先讲对外的事，以此进一步了解、观察昭王。他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足损伤齐国，出兵多了则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并不亲善，跨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这在策略构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齐湣王南攻楚国，斩军杀将，辟地千里，可到最后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地吗?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呀!后来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王不如远交近攻，那样，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去远攻，不是太荒谬了吗?从前中山国方圆500里，赵国紧挨着它，将它吞并了，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要想称霸诸侯，就一定要征服韩、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并进而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昭王非常赞赏范雎这一“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采纳，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四、贬逐“四贵”，范雎为相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付诸实施后，秦国的军事行动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并逐步取得一些胜利，范雎也因此进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随着君臣关系的日益密切，范雎感到向昭王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到了。
　　一天，范雎对昭王讲：“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也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一国的王是一国的头脑，他要定夺国家大事，要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天，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报，华阳、泾阳、高陵可以自行决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秦国无王啊。‘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就可能倾覆，命令也不能从王出。臣听说善于治国者，就要树立威望、握紧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范雎又引证齐、赵两国权臣废君的教训，说道：“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王为他们所害。李兑是赵国的臣，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现在太后和‘四贵’就好比崔杼、淖齿、李兑。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您的子孙了。”
　　昭王听范雎如此一说，万分惊惧，决心铲除祸害。在范雎的帮助下，昭王采取周密部署与果断措施，一举废掉宣太后，同时将穰侯魏冉与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号和相印，让他去陶邑休养。当魏冉迁居时，满载珍宝的车辆有1000多乘。在离境出关检验时，有人发现，魏冉的宝器奇珍竟比王室还多。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紧接着，昭王拜范雎为相，并封他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对内，他对政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废止了贵族擅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积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并节节取胜。
　　五、远交近攻：秦加紧进攻三晋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开始按照范雎的主张，改变魏冉舍近求远攻打齐国的战略。范雎被拜为客卿的当年，秦国就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取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军占据魏的刑丘（今河南温县东）。范雎相秦后，将攻击的矛头又指向韩。
　　范雎去见昭王，主张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韩国就范，如果不成再出兵。韩国虽已趋衰弱，却并不肯将国土拱手相让。于是，自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连续不断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向韩发兵的当年，秦军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秦将白起攻韩，又拔5城，斩首5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又进兵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疆土就这样一块块被秦蚕食掉。
　　随着对韩扩张的一步步得手，秦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大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惨绝人寰；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
　　六、攻伐邯郸：范雎与白起的矛盾长平一战，秦国威势大震，同时也让白起声名远扬。这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辩士出身，靠游说起家，虽然干练、有谋略，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与他争锋。白起在魏冉为相时就已功勋卓著，现在长平一战更使他如日中天。范雎惟恐在这个崇尚武功的国度，因白起的功高，使自己身价跌落，从而不能独揽大权。
　　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非常有利。白起准备一鼓作气，乘势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度攻占上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韩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占领了赵国的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在上党，等待昭王发出向邯郸进攻的命令。可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
　　原来，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准允韩、赵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成了泡影，快到手的战功落了空。白起不免心生怨恨。从此，范雎与白起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国、韩国本来说好赔地，可秦兵退后，只有韩国献出了土地，而赵国却变了脸，拒不割地，并且派人去齐国，准备联合抗秦。昭王见赵国违约，还要联络别国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赵。这回轮到白起说：“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既有对范雎不满的因素在内，也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他指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君臣发愤图强，努力耕作，对外又与燕、魏结亲，与齐、楚连好，处心积虑，备战抗秦。所以，赵国现在是国内实、交外成，秦国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话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雎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赵。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进攻邯郸时受挫，秦军伤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请他出马。白起称病不出。
　　然而，前线不断失利。消息传来，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亲自去劝说白起。范雎无奈，就装模作样地去请白起就职。白起依然推托有病，不肯出战，并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胜。他说：“现在赵国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国家。山东各国也都对秦国怀有怨恨，秦若攻赵，它们必然相救。秦国远离自己的国土攻打邯郸，赵国坚守，诸侯外援，秦军必受夹攻。”
　　范雎早就有意让自己的亲信郑安平替代白起，所以白起的拒绝，正合他意。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禀报，同时也免不了对白起数落一番。昭王听了，大发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于是昭王让王龁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围攻邯郸。
　　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恰如白起所预言的，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同时魏国、楚国的援军又赶来攻击秦军，秦军大批逃亡，处境危险。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于白起。这次，昭王本人亲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带兵伐赵，但白起还是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昭王火冒三丈，对白起说：“你虽有病，但还是要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挥。”生性孤傲的白起，心里有气，拒不从命，并继续向昭王陈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对昭王说：“愿大王接受臣之见，这回就放了赵国，让他们休养生息，同时伺机等待东方国家的变故。这样可以安抚东方国家的恐惧，攻伐、诛灭其中骄横和无道的，用道义的力量来命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对赵国开刀呢?”
　　昭王根本听不进去，谈话彻底崩裂。昭王当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并将他逐出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没有马上动身。
　　3个月后，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王又迁怒于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滞留咸阳。白起只得起程。
　　这时，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动对白起的不满情绪，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怏”，恐怕日后有变。昭王听范雎这么一说，也感到留着这位能攻善战又生性刻薄的人，很可能是一个祸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赶白起。在距咸阳以西10公里一个叫杜邮的地方，使者拦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而死。
　　七、“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在《史记》中为范雎作传的司马迁，曾详细地记述了范雎与须贾、魏齐之间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话说得好，“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事情，其实为人们深入了解范雎的为人以及为政，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范雎早年投在须贾的门下，却不幸受其污辱，幸亏得到王稽和郑安平的帮助，才得以逃到秦国。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对此，范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范雎为相后，恰巧有一次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闻知，就特意微服出行，并装模作样地在路上“巧遇”须贾。
　　须贾只知道秦相叫张禄——这是当年范雎接受郑安平建议而更换的姓名，入秦后一直沿用——却浑然不晓张禄就是范雎。须贾路遇范雎，两人难免一番寒叙。言谈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状，弄得须贾颇哀怜他。须贾此次身负重任，出使秦国，正需要人帮助，也就想与范雎拉拉关系，帮着走走门路。于是便留范雎吃饭，还送给他一件袍子。席间，须贾提起他那4匹马拉的大车坏了，不能去见秦相。范雎赶紧表示，愿为须贾去借，并陪同前往，代为通报。
　　范雎为须贾驾着马车来到相府门口，对须贾说：“你等着我，我为君先入内通报。”然后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须贾在门口等啊等，却不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看门的回答： “没有范叔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给我驾车的那位。”看门的一本正经地对须贾讲：“那可是我们的秦相张君。”
　　须贾大惊，随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经飞黄腾达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须贾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谢罪。
　　于是，范雎摆起架势，召见须贾。须贾连连叩头，声言自己该死。范雎当众历数须贾的3条罪状：1?郾当年从齐国归来，你向魏齐诬告我暗通齐国；2?郾魏齐令人打我，又将我扔在厕所间，你不制止；3?郾你还向我身上撒尿。接着，范雎又说，考虑到今日你对我尚有故人之意，还以袍子相赠，所以也就把你释放算了。但是，你要传话给魏王，迅即拿着魏齐的头来，不然的话，马上踏平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须贾回到魏国，并带回范雎的口信。魏齐知道后，慌忙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的家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谙范雎的脾气、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齐报仇的，就写信给平原君，要与平原君结“布衣之友”，并作“十日之饮”。
　　平原君怕秦，就入秦见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齐，却遭到拒绝。昭王就将平原君软禁，并致信赵王，进行恐吓。最后，魏齐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与秦国交恶，终将一死，就自刭而绝。赵王马上让人提着魏齐的首级，送到秦国，这才暂时免去一场劫难。
　　范雎在“以怨报怨”的同时，也不忘“以德报德”。对于救过他命的王稽、郑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还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时候给予过帮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报答。司马迁对此概括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睚眦，音牙自，指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八、辩士与政客：范雎的长与短昭王长期以来一直信任和重用范雎。白起之死，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雎；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范雎争宠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昭王曾将范雎尊为“叔父”，把他得到范雎比作周文王得到吕尚、齐桓公得到管仲。范雎相秦也确有显著功绩，并为日后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除了表现于倡议驱逐“四贵”，结束外戚专权，加强中央集权和明确地树立“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正确的治国政策上。比如在他当权期间，秦廷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迁移民、筑城市、修水利、治农业，使得当地经济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观。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范雎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在范雎为相期间，当时的大学者、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入秦考察。范雎以礼相待，并询问荀况到秦国后有何观感。荀况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雎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但是，范雎相秦也有不当之处。这主要是他心胸狭窄，又过分看重个人的恩怨。范雎与白起的矛盾，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与作风，使他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变成了一个市侩式的报复泄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产生问题。像他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郑安平、王稽，后来都给秦国造成损害。郑安平在邯郸之役中被赵国、魏国、楚国的军队内外夹击打得大败，后又被围，突围不出，就带着2万秦军投降了。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时，与东方诸国暗地沟通，结果被诛杀。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范雎也险些因王稽通敌而被诛。
　　太史公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范雎与须贾、魏齐、郑安平、王稽之间的恩怨、曲折，并借此告诉人们：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辈，奔走于各国，虽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国利民的志向，但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辩才取得荣宠，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称不上是有远见、有气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  第五章  贬逐“四贵”与远交近攻
　　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先秦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卫。这个地方最初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后来周朝建立，周公推行分封制，就将康叔封于此地，称“卫”。
　　卫国早先也算得上是个大国，可以后就逐渐衰微，地盘也越来越小。到战国中期，已沦为任人宰割的小国。国君的昏庸、无能，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使得优秀的人才纷纷外流。而人才流失越多，国家也就越没前途。其中代表人物有吴起、商鞅、吕不韦等。
　　吕不韦，出生于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交通十分便利：溯河而上，可抵达洛阳（今河南洛阳），那里曾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战国时，它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繁华都市之一；顺河而下，可通往盛产鱼盐粟帛豆麦的齐、鲁（今山东境内）富庶之乡；向北过黄河，可直驰北方的大都会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往南，黄河水与鸿沟水系、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商业都市。
　　吕不韦的父亲，就是濮阳的一个大商贾。
　　在吕不韦生活的年代，卫国已成为秦国和魏国、赵国、齐国争夺的要冲地带。卫国求助于魏国的保护，在魏的卵翼下苟延残喘。卫国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自夸、自傲，相反，它的风俗还常遭到别国的讥议，有人把卫国以及离它不远的郑国所流行的一种音乐，称为“郑卫之音”，把它归入淫邪的一类，属于糜糜之音。
　　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吕不韦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头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游刃有余。他继承父业，以经商为生，奔走于濮阳与邯郸、阳翟（韩国城市，在今河南禹县）之间，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
　　国运日衰、风雨飘摇的卫国，当然留不住吕不韦的心。他要到外面的世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二、邯郸城里“奇货可居”
　　邯郸远比濮阳繁华、昌盛。它既是赵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南通郑、卫，北接燕、涿（今北京、河北），东连齐、鲁的交通枢纽，是山东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这座建造于公元前386年的赵国首都，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北面和东面为市区和臣民住宅，西面为王城。王城长1475米，宽1387米，气势恢宏，为当时各国王城之最。据说，从这座大城市里走出来的男人，也像这座城市一样，别有一种气度。尤其是他们走路的姿势、步态令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竞相模仿。“邯郸学步”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个笑话。
　　在这座汇聚着四方宾客、八方风物的大城市里，吕不韦寻觅着一桩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日，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父亲回答：“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答：“百倍。”他再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让儿子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弄懵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儿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对老子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交换的人质，他们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孙。在本国背约时，人质就要受到惩处。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所以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由于异人在国内没有地位，加上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因而赵国也就不善待异人，弄得他处境十分困难。
　　吕不韦却以商人的敏锐嗅觉，意识到这正是“奇货可居”的。他决定，做一次冒险的但却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日，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喜出望外，当下就与吕不韦说好，如果事成，两人共有秦国。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让异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吕不韦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漂亮情人“送”给异人。潇洒、有钱的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个叫赵姬的姑娘相好。赵姬不仅容貌姣艳，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喜欢。可吕不韦并不是那种能让男女欢爱束缚住手脚的人。
　　一日，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光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赵姬后来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关于政的生身父亲，有的说是吕不韦，有的说是异人，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但不管怎样，由于吕不韦与异人、赵姬之间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吕不韦与嬴政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三、咸阳密谋：异人立为嫡子吕不韦决意从商业买卖转向政治投机。他对异人说：“我家里虽穷，但我想办法去搞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
　　吕不韦送给异人500金，要他在邯郸广结朋友，自己又用500金买了珍稀宝物去秦国活动。到了咸阳，他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送上厚礼，然后请他们将珍稀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又通过他们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
　　华阳夫人闻知，非常高兴。吕不韦继续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向华阳夫人传话：“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喜爱的，终难长久。等到人老色衰，就不会再招人喜爱了。今天夫人深得太子的宠爱，可是没有儿子，应该尽早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古代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清楚由于排行居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立他为嫡子，则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皆大欢喜。异人对夫人会更孝顺，夫人也能终身得宠于秦国。”
　　这话很有效，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就对安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却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意立他为嫡子。这样我以后也就有了依靠。”安国君答应了，还与华阳夫人郑重其事地刻玉符立约，以示不再反悔。
　　异人被立为嫡子，自然欣喜万分。他在赵国更频繁地开展社交活动，结交天下宾客，名声也就逐渐传扬开来。吕不韦则被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请做异人的老师，随时加以辅佐、提携。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秦、赵关系吃紧。吕不韦对异人说，赶快逃回秦国，以免留在赵国遭到不测。吕不韦和异人用600斤黄金打通关节，逃出邯郸。异人的妻子赵氏（即赵姬）带着儿子躲藏到赵国的富豪之家。
　　异人回到咸阳，吕不韦对他说：“华阳夫人是楚国女子，你既是她的儿子，就应穿着楚国服装去见她。”异人依从吕不韦的话，一身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到异人这一身穿戴，心中无比欢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你穿楚服，我非常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取名为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四、投资回报：吕不韦为相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国君的秦昭王驾崩，时年53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不知是由于熬白了头才等到即位这一天，因而过于兴奋所致，还是因为长期耽于安乐，一旦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孝文王登基不过3天，就猝然而死，魂归西天。
　　吕不韦正处在为子楚被立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兴头里，没料想，更惊人的喜讯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国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这么多年来，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般快，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新君没有食言，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专为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这道命令一下，秦国的文武大臣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朝的百官中，没有一人有此殊荣。即使在秦国的历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仅有2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吕不韦一介布衣，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云直上，并集官、爵、封地于一身?吕不韦心中自然一清二楚：这不过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郸所作投资的回报而已。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虽说这是历代国王上台后的一套惯例，作为执政者，吕不韦因新君登基，必须例行这套老办法，但是，这对吕不韦来讲，却还别有一番用意，或者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吕不韦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论政绩、武功，一无所有；论影响、地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义”来感召和笼络臣民，就十分紧要。不仅如此，从吕不韦以后的所言、所行看，“德”、“义”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确实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吕不韦给一贯倡导“严刑峻法”的秦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统治手法上，也有所变化。
　　庄襄王只做了3年国君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政即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岁亲政。在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长达12年的时间里，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五、出色的武功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扩展，并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
　　首先，秦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东周及西周，是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的两个小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可是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竟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版图。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这一措施，显示出吕不韦不同于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百余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国家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以“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凶残暴虐”。吕不韦此举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善举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吕不韦可谓是出手不凡。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秦国。秦在那里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扼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此时，秦国的东部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龁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3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六、卓有成就的文治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郾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郾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郾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下面，就着重地谈谈《吕氏春秋》。
　　七、《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吕氏春秋》的编纂缘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倾：向往，钦佩）。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以礼贤下士、豢养众多食客而著称于世。吕不韦任秦相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所以与东方诸侯国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广招宾客，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有必要补充两点：1?郾“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比如让其编撰《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论衡·效力》。意谓战国之时，士人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来自东方的吕不韦，当然明了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据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的准备（当然，吕不韦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2?郾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集的，却是第一回。而且，在理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3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它的原来面貌为：“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5篇文章；“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8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论文。可是，后来在流传中发生了夺佚错落的现象，所以，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也仅余残文。
　　八、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第六章  从投机商到政治家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
　　其一：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九、杂家的意义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竟又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汇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可惜，《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原因之一，是吕不韦的施政纲领与秦王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嬴政亲政与独治其民》一篇中论及）。
　　不过，正如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所指出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这固然属于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看，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显赫政治地位，并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惟一一位商人。因为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历来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和他的《吕氏春秋》看，他无疑是先秦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人所要清算的，反而应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一、谜一样的早年身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帝，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秦国与赵国互换的人质，被送到赵国，在那里，见到了吕不韦的姬，因十分喜爱就娶其为妻，生下始皇。始皇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出生后，取名为政，姓赵。政13岁那年，庄襄王死，政即位为秦王。其时，秦国已兼并了巴、蜀、汉中；越过宛地而占据郢，在那里设置南郡；又北上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大片土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郡；向东扩张至荥阳，灭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设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吕不韦招揽宾客游士，意欲兼并天下。李斯投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蒙骜、王龁、■公等为将军。秦王政年少，即位后就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大臣。”（白话今译）以上是司马迁对嬴政出生和即位时的情况所做的一个极其简略的记载。在这段164字的文字后面，司马迁又用了270字，依然十分简练地叙述了秦王政元年至八年的秦国大事；但是，只字未提秦王政。
　　因而，对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亦即嬴政亲政那年以前有关嬴政的情况，后世所知极少。
　　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早年身世，又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一段记录，而被搞得扑朔迷离。《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与邯郸城里一位姿色绝美而又善舞的姬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即庄襄王）跟吕不韦喝酒，见到那姬后十分喜爱……（吕不韦）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就将那姬献给子楚。那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过12个月，生下儿子嬴政。子楚遂立那姬为夫人。”（白话今译）这段可视为对《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出生情况所作的补充，似乎透露出一个极其惊人的消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对此，后世的研究者看法不一。于是，秦始皇的生身之父究竟是谁，就成为一个谜；秦始皇的早年身世亦被涂上神秘的色彩。
　　除以上所引，《史记》能为了解秦始皇早年身世提供线索的，还有《秦始皇本纪》中军事家尉缭对秦始皇的一段评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准：鼻子。膺：胸。末两句意谓：居俭约之时易以谦卑，而一旦得志，也容易啖食人。）据此，学医出身的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做如下分析：“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鸷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说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当然是有依据的：1?郾当年秦、赵两国交恶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
　　2?郾嬴政后来回国，并继承王位，但身为太后的母亲（即那位邯郸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嫪毐（音涝矮）私通，欲火炽盛的她，自然很少给予嬴政以母爱。
　　故而，郭沫若又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作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特别是秦始皇个性如何形成。
　　概而言之，幼年时的秦始皇，身处异国他乡，为人冷视，备受生活的艰辛，以至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感，往往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嬴政亲政后的表现和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必要联系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二、雍城加冠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21岁。按照秦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需经过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在古代中国是自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别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所以，在20岁时需举行隆重仪式，届时由长辈为其戴上特制的帽子，称为“冠礼”。而国王的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乃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为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比如，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冠礼以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在今陕西省风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人的发迹地。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至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已酉日，嬴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的典礼。
　　然而，仪式甫毕，悠扬的雅乐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回荡，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三、平定■■之乱有关嫪毐的来历，《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秦王政年少，太后时常悄悄地与吕不韦私通。……始皇帝一天天长大，太后依然淫荡不止。吕不韦恐怕祸及自己，就私下求大阴人嫪毐到自己门下作‘舍人’。……”（白话今译）嬴政母亲原为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庄襄王（子楚）死后，身为太后的她，独处后宫，寒衾孤枕，遂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嬴政一日日长大，吕不韦不能不对与太后私通产生顾忌。为了摆脱沉湎于淫乐的太后的纠缠，吕不韦想出一计：给太后献上“大阴人”（可能是指特别精于房中术的男子）嫪毐，以替代自己，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身。
　　吕不韦得到嫪毐后，就故意向太后说起此人。太后闻知，果然想要嫪毐来陪伴自己。
　　但嫪毐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可嫪毐有何理由出入后宫?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嫪毐受宫刑。又买通行刑者，仅拔去嫪毐的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样，假宦官嫪毐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而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出了身子。
　　太后与嫪毐恣意淫乐，并生下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经常徙居雍城。雍城，这座经过近300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来兴建的咸阳要大。据现代考古学家在雍城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断，雍城宫殿建筑远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为咸阳所无。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华热闹的“直市”（即商场），还有储藏冰块的“凌阴”，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阴”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190立方米。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在雍城，太后与嫪毐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
　　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今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嫪毐，更名毐国。
　　渐渐地，嫪毐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国修建了宫室、苑圃，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1000多个舍人。在宫中，“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
　　嫪毐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其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如今秦国全境上下都在说：‘某某是嫪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毐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呢?”子顺建议拉拢嫪毐，从而与秦联合（《战国策·魏策四》）。由此反映出嫪毐权势之盛、名声之大。这大概是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随着嬴政渐届成年，嫪毐与嬴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嫪毐知道，自己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嬴政和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篡夺秦国的最高权力。
　　被嫪毐网罗的死党，包括：卫尉竭 卫尉，官名，为负责宫廷守卫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嫪毐控制，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
　　内史肆 内史，官名，为掌管京畿行政和军事的长官。这也是可以对国王的人身安全起重大影响的官员。
　　佐弋竭 佐弋，武官名，主弋射。与卫尉竭同名。
　　中大夫令齐 中大夫，官名，掌议论，供国王顾问、咨询。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嫪毐并不是阉人，常与太后淫乱，还生有儿子，都藏匿着；嫪毐正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嫪毐及其阴谋。
　　嫪毐狗急跳墙，趁嬴政赴雍城行冠礼之际盗用秦王御玺，征调县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嬴政迅即派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赴咸阳。嫪毐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嫪毐等在混乱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拜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嫪毐的，赐钱五十万。”
　　到九月，嫪毐及其死党全部被捕。嫪毐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遭族灭。对于上述主犯的“舍人”（即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鬼薪”之刑（罚作劳役，为官府砍柴），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嬴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和刚毅果断的作风，彻底平定了嫪毐之乱。
　　四、清除吕不韦集团《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坐，即连坐。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受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
　　《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载：“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事连相国吕不韦。”
　　很清楚，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亦即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和种种劣迹，并牵连到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在史籍中很少留下事迹的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的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答案似乎不难寻找：1?郾假宦官嫪毐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2?郾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3?郾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兴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罢吕相的背后，实在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在下面再谈。这里，还是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将秦王政如何处置吕不韦继续说下去。
　　吕不韦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的10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租税的领地。拥有该领地的王侯贵族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政要吕不韦离开京城住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被逐出咸阳的吕不韦心绪如何，又有何作为，史乘无载。《史记》只提到一年多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纷纷不断地来往着东方各国的宾客。这自然让秦王政非常不满，于是给吕不韦下了一道诏令：“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仲父，意即叔父。春秋时期著名人物管仲相齐，桓公时曾称“仲父”，管仲辅佐桓公实现了霸业。吕不韦在年幼的嬴政面前加予自己这样一个称号，显然是以管仲自居，同时，又表露出他与嬴政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嬴政在诏书中会提到“君何亲于秦”）。现在，大权在握的秦王政给吕不韦做了一个全盘否定的结论：你对秦廷既“无功”又“无亲”。所以，应逐出河南，徙居到偏远的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饮鸩而死”。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至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葬”一事，系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还提到，参与“窃葬”的，有数千人之多。
　　秦王政被震怒了。他颁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其实是为了彻底清除吕不韦生前培植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发布的。不仅狠狠打击了参与窃葬的吕党分子的气焰，还严惩了其他没有参与窃葬的原吕不韦的属下。
　　五、千金悬赏为哪般说起秦王政罢免、处置吕不韦的深层原因，有必要追溯一下嬴政亲政前一年，秦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门上，公布了一部书。那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的给以千金的赏赐。城门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
　　吕相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里的人心，都给波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看，1镒（20两）金子为1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字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见，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门，又是怎样的人头攒动，争相阅读。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激动的人心逐渐归于平静，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某一个字。那堆金子仍在城门上放着，在太阳底下闪着金色的光芒。
　　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抑或是咸阳城里的人都不行，没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毛病?都不是。
　　事隔300年，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却有谁敢公开指出呢?王充之后100多年，有一个叫高诱的学者，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11处错误。它们有的是字、句和称谓的错，有的是事实上的出入。用现在的行话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六、从《吕氏春秋》看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更不想以此来结交什么文友，或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推测吕不韦的真实意图，不外乎两点：1?郾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2?郾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思想倾向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下缺】
 第七章 独治天下
　　在统治方式上——吕不韦既主张实行法治，又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并给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这种德、刑并用，礼、法兼施的思想理论，与秦始皇片面地强调严刑峻法，迥然有异。
　　在世界观方面——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则非常相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适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针对君王贪图享乐、浪费财物的行为，《吕氏春秋》还劝告他们应该“节欲”、“节葬”，并引用传说中黄帝的训诫，要求君主“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纪·去私》）。而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和个人作风方面——吕不韦既主张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的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吕氏春秋》还载录了有关“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等限制君权的一系列言论，明确反对君主“奋而好独”（《孝行览·本味》）。
　　在对君和民关系的认识上——《吕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主张“顺民”、“爱民”，以为“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它还要求君主能上下通达，否则，“国亦有郁，……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若要上下通达，就必须让人说话。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川壅而溃，败人必多”（《恃君览·达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钳语、禁学、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固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它们的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曾指出：“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这句意谓吕不韦想为新时代“制礼作乐”的话，诚乃卓见。《吕氏春秋》虽然有“杂”的特点，但它确是吕不韦精心制作的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一年，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颁布他的政纲，希望藉此为日后秦国的发展确立基本的政治路线。然而，这一纲领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时地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吕氏春秋》的总序《序意》篇有吕不韦的一段自白：“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颛顼，乃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颛顼为黄帝之孙。吕不韦这话，分明是在示意嬴政，应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对待“仲父”吕不韦；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则）”的《吕氏春秋》的教诲，才能“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还对“一国之主”提出了许多似乎专门针对未来的始皇帝而说的警言。“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恃君览·骄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仲春纪·功名》），结果将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纪·振乱》）。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
　　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事与愿违。
　　七、“独”字当头秦王与吕相的矛盾，牵涉到这样几方面：个人情感上的纠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切又因为吕不韦始终摆出一副“仲父”与导师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从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看，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即使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父，嬴政也必会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计地遮掩乃至抹杀这段血缘关系，因为，天子的血统应该是高贵而神圣的。所以，在解决嫪毐问题时，嬴政就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后又步步进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
　　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
　　不过要注意，这场权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习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述嬴政与嫪毐之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又徙蜀，最后自鸩，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之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争斗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性，那纸给吕不韦的诏书，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若发于吕不韦初为秦相时，是有道理的。可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说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
　　“君何亲于秦?”这样的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这么回事，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亲父，但若仅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份上（否则，秦王的宝座怎可能轮到你嬴政来坐），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与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和残忍、暴虐。
　　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诚如三国时候曹元首在《六代论》一文中所讲的，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想“与人共治之”（见《昭明文选·卷五二》）。不管这“人”是假宦官嫪毐，还是“仲父”吕不韦，嬴政都要将其除掉。
　　何况，吕不韦还明确提出了与帝王分权的主张。
　　正因此，当秦王政读到倡导君主极权的韩非的著作时，就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韩非以为：“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在韩非看来，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是不能与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须由皇帝单独控制的。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将这种君主独断的理论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的一个典型。
　　后来秦二世时，有一次李斯上书胡亥，陈述如何“治天下”，就曾反复强调一个“独”字：明君要独断，大权才不会旁落；君主要独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势力所牵制；要独操君主之术，以驾驭臣下；要独断并加强督责，从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并使自己独擅天下之利。
　　这既是给二世的劝辞，也是对嬴政独揽大权的真实写照。
 第八章  帝王师的功过
　　——韩非与他的法家理论太史公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音核）少恩。”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法家的“无情”与无情的历史。
　　一、韩非的生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以“帝王之师”自居、或实际上扮演“帝王之师”角色的人物。若以其对帝王、并进而对历史所产生影响的深巨，来对这些帝王师排一座次的话，这坐第一把交椅的，恐怕非韩非莫属了。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韩国贵族之后。青年时代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术”，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成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游说，于是就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建议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叫堂谿公，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因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
　　可是，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其时，秦王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他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秦王政遂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无二话，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乐意。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自己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他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乘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秦王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间。
　　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学说还是对秦王政和秦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订的。
　　二、《韩非子》：融合法、术、势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入，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
　　三、“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种国家体制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韩非子·扬权》）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擅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臣之间无非是“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即阳货，春秋时鲁国人，曾专鲁国之政）。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擅令违法之臣），甚至主母（即太后）、后妻（即妻后）、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的权力。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王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王要独操宰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柄”，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贵”、“至尊”，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上由韩非阐述的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中：1?郾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参阅本书《为万世开基业：秦始皇的梦想与构造》）。“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郾在名与实两方面加强帝王的“至尊”、“至贵”。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皇”、“帝”，制造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命令称之为“制”和“诏”），它们一经宣布即为法律。若诏令与现存成文法的具体规定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
　　3?郾绝对掌握宗室、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胡亥篡位后，与赵高勾结，就毫不费力地滥杀大臣和宗室成员。
　　五、顺应潮流的思想家韩非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时代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现时的君主，“如欲以宽缓之政（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也即乱世）之民”，是行不通的。只有“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去照搬古代的办法，不墨守成规，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法治，推行强权政治，才能达到强盛的目的。那些想袭用尧、舜、禹、汤、武的政治措施来进行统治的人，犹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正是针对了“急世”和“争于气力”这个时代特点，韩非通过吸取前辈法家以及道家、名家等的观点，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这套学说也确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书的“概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推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正由于韩非的思想顺乎时势，所以在他人亡以后，他的政治策略并未随之泯灭。李斯谗害韩非，然而仍不得不称他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和李斯都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
　　六、重要的资政学说韩非的理论不仅催化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而且在以后的2000年中，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略智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恕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丞相（指诸葛亮）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
　　近代的严复，因有感于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人头上，曾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白话今译。《学衡》七期《与熊纯如书》）七、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的危亡。在韩非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王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无限制地扩张君权。尤其是韩非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了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是所有先秦法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
　　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注：这其实是排斥了其他的教育内容）、“以吏为师”（直接以官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成为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倡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作用、负面的影响。
　　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及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覆亡，显然与以上列举的韩非学说的内在的理论缺陷存在关联。比如说，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无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而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所以，鉴于这样的事实，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就着手反思和调整统治的理论与策略。由此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他们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的做法。
　　当然，韩非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抛弃，它的许多内容仍不断地被人取用。不过，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学说，却确实变化了一种样式——比如，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
　　韩非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它始终是专制独裁论的重要思想渊薮；它不知哺育出了多少阴险诡诈的权奸……八、悲剧人物韩非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韩非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却拙于谋身；韩非一生为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为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韩非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
　　总之，这是一个“远见而明察”（《韩非子·五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命运不佳的人。
　　司马迁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感慨万千，以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了解得那么周详完备，以至写出了《说难》（进说的困难）这样周密细致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
　　人们常说法家“无情”，可历史更加无情。
　　先秦的法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呼唤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像吴起、商鞅，还有这位韩非……
 第九章  礼贤下士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朌（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食有鱼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去收债。临走时，冯■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烧了。冯■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湣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奭（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容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掉他!’“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吕不韦在秦养士，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1?郾他自己并非秦人，却官至丞相。这对秦以外希求功名之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郾吕不韦大权在握，既可为供养食客提供便利，又不致引起别人的嫉恨和反对。3?郾在兼并战争中，秦国正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秦国削平群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没过多久，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3000人之多。
　　这3000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被人所知。但有一个人，却在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他还时常被人提及，那就是李斯。
　　五、李斯的心愿：来自老鼠的启示李斯出生于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年轻时做过郡小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他，看够了人间的苦难，也看透了世态炎凉。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那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还要不时地受到人、狗的惊吓，又联想到仓库中见到过的老鼠，一个个肥肥硕硕，吃的是好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大房子，也没有人、狗来惊扰，两相比较，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叹：“人的命运，不就是和这些老鼠的命运一样吗?所谓‘贤’或者‘不肖’，就看各人所处的位置了!”
　　怀着爬上社会上层的强烈愿望，李斯去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学。和他一起做学生的，还有韩非。与韩非相比，李斯的理论修养就显得太差劲了。但是他对帝王之学却有着特别的感受，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可以将其融会贯通，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荀子那里学习结束后，李斯环顾当时的天下形势，觉得自己家乡楚国对自己不会重用，楚王也不足以成大事，其余的国家又都太贫弱，只有仕秦，才能施展抱负，才会有前途。于是他决心投奔秦国。
　　临行前，李斯去向老师告别。荀子劝李斯不要走的过于匆忙。李斯回答：“常言道，‘得时无怠’。遇到时机决不可错过，否则时不再来。当今各国争雄之时，充当智囊、实际起决策作用的都是士。学生决不可错过这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荀子又问李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秦国呢?”李斯直言相告：“形势已经很明朗，秦王有吞并天下的决心，称帝的条件也已具备，所以学生要入秦以求建功立业。”说到这里，多年压抑在心中的酸楚和愤懑也随之溢于言表：“处于卑贱之位而不设法改变自身状况的人，连野兽都不如。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如果久居卑贱的地位，长期生活于穷苦之中，而不图改变，还标榜什么‘无为’、不谋‘利’，这绝不是士的真情，是虚伪骗人的。所以，学生就要西去向秦王游说啦!”
　　就这样，李斯来到了秦国。其时庄襄王刚去世，吕不韦控制着朝野上下。善于观察风向的李斯毫不犹豫地投到吕不韦的门下。起先，他仅是一名最普通的宾客——“舍人”。没多久，吕不韦觉察到李斯是个人才，就任他为“郎”。这是一份围绕主人左右、帮助处理事务的差事。于是，李斯利用一切机会，在吕不韦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
　　一次，李斯随吕不韦晋见秦王。李斯不失时机地向秦王和吕不韦提出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秦国不断取胜已经有六代了，东方诸侯国已被秦打得服服帖帖，因此要趁势消灭东方各国，早日统一天下。他还提出使用反间计离间各国君臣，以加快统一步伐。
　　秦王政对李斯的谋略卓识深为赞赏，就任命他为长史。不久，秦王政又拜李斯为客卿。
　　六、客卿：戴有“光环”的宾客何谓“客卿”?客卿是那些头上戴有光环的宾客。“光环”何来?来自于被授予“卿”这个荣誉称号。所以，“客卿”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客+卿=客卿。
　　春秋战国时期，招徕和延聘宾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鲜见。而来自异国的宾客，在一些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引进、选用人才办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客卿和客卿制度。
　　“客卿”一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条。该条言及：“客卿张仪。”南宋鲍彪注：“（张仪）魏人，仕秦。惠五年为客卿。”这是说张仪在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国被拜为客卿。目前，虽然尚不能确考客卿究竟起于何时，又最先起于何国，但从现存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国。
　　秦国的客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1?郾客卿是一些具有荣誉头衔的高级宾客，有事时请出来，给以带兵、办外交、谋国政、决疑难的种种权力。但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也未作为一个等级列入秦国的爵秩。
　　2.客卿按需要而设，没有数额限制。像秦昭王时，在秦国做客卿的人，见之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穰侯列传》的，就有通、寿烛、错、胡伤、灶、司马梗、范雎、蔡泽、造9人。
　　3.给草介之士求仕提供一个阶梯。张仪、范雎、李斯之辈，大多布衣出身。他们以自己的才华或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客卿而加以擢用。秦王根据他们各人所建的功绩，再决定究竟何时授予何种官职，像张仪，惠文王五年拜为客卿，惠文王十年正式任相。范雎也在做客卿数年之后，转拜为相。也有快的，像蔡泽由客卿登相位时不逾年。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客卿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迁转为官。所以，国君任命客卿，带有试用的性质。
　　客卿制度是战国时期国君为选用异国人才而特定的一种制度。其中秦国的客卿制度，发育得最为完善，实施得也最有力，从而为广泛接纳四方睿俊超特之士、选用各色异国卓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国客卿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真正做到了不论门第选拔人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和甄别，将所识之才安排到最适当的位置上。
　　前面说过，一直到吕不韦出任秦相以前，秦国不流行养士。但是，秦国一直有任用异国人为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到战国中期又形成了客卿制度。这不仅吸引了六国人才源源入秦，也使秦国走出了一条与东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的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
　　七、“逐客令”与《谏逐客书》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向上攀登的时候，平地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葬送了李斯的远大前程，而且还差点毁弃了秦国几百年来招揽宾客的传统。
　　原来，秦国挖出了一个奸细。奸细名叫郑国，从韩国而来。他针对秦王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工程的心理，劝说秦国建造一条庞大的水渠，引泾水入洛河。韩王让郑国实施这一“阴谋”，是想用浩大的水利工程，消耗秦国的国力，滞缓秦军东进的脚步，从而可以给自己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
　　韩国“疲秦”计划一经识破，立即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不安。尤其是那些王室贵族，他们眼见东方各国的才俊之士纷至沓来，抢夺自己的饭碗，谋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早就嫉恨在心，这时更压抑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情，纷纷叫嚷：将外籍的宾客一律驱逐出去；他们都是奸细，是派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年轻的秦王政也按捺不住了，他生怕那些外来的宾客坏了他的统一大业。于是，一道“逐客令”从他手上签发了出去。此命令限期将秦国所有的外来宾客全部驱逐出境。
　　秦国的这次逐客，迫使不少山东的人才离秦而去。李斯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出发。可是，他思之再三，觉得不甘心。终于，他下定决心，为了秦王，也为了自己，他要站出来说上几句话。李斯拟了篇奏章《谏逐客书》。
　　在这篇奏文中，李斯从秦史上举出一系列典型事例，说明秦国历代由于能够信任、擢用非秦人才而使国家发展、昌盛。如秦穆公信用百里奚；秦孝公信用商鞅；秦惠文王信用张仪，秦昭王信用范雎。他说，如果这四位君主不任用外来的贤士、客卿，哪里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所以客卿没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
　　接着，李斯又用酣畅的笔墨，进一步劝说秦王：“现在，君王得到了昆山的美玉、随侯珠、和氏璧，挂着明月般的珍珠，佩着太阿的宝剑，骑着纤离的骏马，张着翠凤羽毛装饰的旗帜，支着灵鼍皮的大鼓，这些珍稀宝物都非秦国出产，但君王却十分珍爱。如果只有是秦国产的才能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在秦国的朝廷，犀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也不能成为玩赏的东西，郑、魏两国的美女也不能在后宫侍奉您了，外来的骏马也不能在您的马厩中供您使用了，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也都别运来了。还有那宛地的珠，阿地的绢帛，各地的锦缎，窕窈的赵国女子，也都不能为大王享用了。现在，秦国宫内流行的是极其好听的郑、卫之音，如果按照秦国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的原则，这些音乐也不能听了，还是演奏秦国的瓦器、竹筝拍大腿吧。可是大王还是喜欢听悦耳的郑、卫之声，不愿听敲击瓦器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为了称心、快意。然而，大王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才能如何，为人怎样，只要不是秦人，就一律驱逐出境，这岂不是把人看得比珠玉和声色都不如吗?这种做法哪里像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君主呢?”
　　最后，李斯向秦王政提出忠告：“土地没有国界，人民可以自由来去。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由于百姓都向他们投奔。现在君王却反而抛弃百姓，驱逐宾客，这不是资助敌国，让他们去为别的诸侯国建功立业吗?这样一来，使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西来，真所谓‘给寇借兵，给盗送粮’。要知道，不生于秦国却对秦国有用的物品不少，而不生于秦国却愿为秦国效力的士更多着呢!君王的‘逐客令’一下，势必将秦国的宾客赶走，这对内损害了百姓，对外结怨于诸侯。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危险啦!”
　　不久，《谏逐客书》送到了秦王政的案头。
　　八、与士人携手：秦王政的选择早年的嬴政，尚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还勇于纳谏。当他一口气读完《谏逐客书》后，不由得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既欣赏和佩服作者生动、形象而又富于韵致的语言，以及入情、入理而又精辟、透彻的分析，更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折服。他立即决定改变排斥客卿的政策，撤除“逐客令”。
　　同时，他下令召见李斯。这时，李斯已经启程，准备到别的诸侯国另谋出路，因为，秦王下令逐客的时限就要到了。秦王的专使骑着快马，在咸阳以东数十里的骊邑（今陕西省临潼境内），将李斯追上。秦王宣布，李斯官复原职。自此以后，秦王更加倚重李斯。
　　秦王政为秦国追回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个人才——李斯，则矫正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决定，这使得秦国能将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实现统一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逐客令”废止以后，东方国家的宾客源源不断地西向涌入秦国，其中不乏有才干、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后来为秦国统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尉缭（尉是官名，缭是他的名字）是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6年来到秦国。秦王政对他十分敬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菜，亲密得好比兄弟。然而尉缭对秦王政的性格有所认识后，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事业未成，肯屈居人下，但一旦得志，就极易吃人；假如哪天他统一天下，天下的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缭意识到不能与秦王政长期相处在一起，就设法逃跑。
　　秦王政发觉，力加劝阻，并任命缭为国尉，加以重用。
　　国尉是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辅助国君策划和指挥军事。在这个位置上，尉缭为秦国最后扫平群雄，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曾建议秦王政继承范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还进献了离间六国诸侯的计策。他指出，同强大的秦比，诸侯犹如郡县的臣；但是，如果他们实行合纵，出其不意地对付秦，秦就很可能招致危险。他要秦王政不吝惜财物，出重金贿赂各国的“豪臣”，阻止六国合纵，这样就可以灭掉六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尉缭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尉缭还著有《尉缭子》一书，这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尉缭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观点。
　　在嬴政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时代，被他委以重任的非秦人士，除了李斯、尉缭，还有一大批，其中包括：王■、茅焦、桓■、王翦、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赵婴、蒙恬等等。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奔走效劳，嬴政才能取天下、坐天下。一、西周国与东周国西周末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儿子平王即位，为躲避犬戎，迁都洛阳，由此揭开了东周史的篇章。
　　周王室在东迁后地盘一天天缩小，内部又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因而更趋衰落。到战国时期，周王室只占有都城洛阳及其附近相当于现在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并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7个大国根本瞧不起周王室，有时连一点面子也不给，周王室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小小周王室，又发生分裂，分成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
　　周考王（公元前440～前426年在位）时，考王封他的弟弟揭于洛阳，此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即位后，又封他的小儿子班于洛阳东面叫巩的地方（今河南巩县），号为东周惠公。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就冒出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又互相攻战，兵戎相见，并逐步占据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到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在位）时，周天子已无容身之地，或是寄住西周，或是寄住东周。
　　不过，象征周天子权威的九鼎却为西周拥有。
　　二、秦夺九鼎周王室的衰落史，恰与秦国的兴盛史相伴随，呈现出一反一正之势。
　　当年，犬戎肆虐，幽王被杀，是秦襄公挺身而出，率领骁勇的秦族儿女，顶住了犬戎的进扰攻掠，并护送平王一行顺利东往洛阳，重建国都。为此，周平王特地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昔日周族的聚居地沣、岐一带赐予秦族。秦由此立国，跻身于诸侯国的行列，并因平乱救周、力挽危局的壮举，令东方的那些老牌诸侯国刮目相看。
　　然而，不知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上苍所做的故意安排，400多年后，日益强大的秦襄公的子孙们，却绝灭了由周平王下传了22世的天子“龙种”。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攻伐赵国邯郸的秦军，继续向韩、赵发动攻势。秦将摎伐韩，取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4万；又伐赵取得30多个县，斩首9万。值此之际，东方各国又发动联合抗秦。在韩、赵等国的影响与胁迫下，不识时务的西周公也卷入了这次活动。联军打着周王的旗号，合纵抗秦。
　　昭王大怒。秦国早就想在地图上抹去西周，尽快扫除统一天下的一个障碍。西周参与反秦，正好给秦国出兵以口实。昭王命令秦将摎向西周进攻。大兵压境，西周公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秦军投降，叩头认罪，并将其所辖的36个城邑、3万人口全都献给秦国。
　　同一年，西周公和周赧王相继死去。赧王一死，挂名的天子从此就没有了。又过7年，即公元前249年，秦庄王又将东周灭亡。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姬姓周王朝，灰飞烟灭。
　　在西周覆亡的次年，秦将代表天下的九鼎，从西周搬到秦都咸阳。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时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即为天子。成汤灭夏桀，将九鼎迁到商邑。武王灭纣，又将九鼎迁于洛阳。这象征着天子权力的9只宝鼎，长期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周王室衰微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觊觎九鼎。他们以为，如果得到此物，就能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称霸、称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北上，饮马黄河。周定王派使者去慰劳，楚庄王竟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取而代之的意图。“问鼎”一词由此出现。
　　在此次夺得九鼎之前，秦国早就对这九只宝鼎梦寐以求了。一次，秦国兴师临周，想获得九鼎。周王室连忙向齐求救。齐兵出，秦兵退。可周王室没想到，前面赶走了虎豹，后面又来了豺狼。齐国也提出相同的要求：将九鼎给我。这可急坏了周天子。周遂派颜率到齐国劝说齐王。颜率说，齐国要九鼎，必然得经过魏国或楚国。魏国、楚国知道此事，怎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要将此劫去。颜率又哄骗道：这鼎可重啦。每鼎需要9万人牵引才能拉动，那九鼎就要81万人。这么多人可从哪里来呢?齐王只得作罢。
　　公元前255年九鼎迁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诸侯国。因九鼎入秦，公元前254年，各诸侯国相继派出专使到秦国祝贺。对这件大事，秦国史书上特别记载有“天下来宾”一条。
　　据说九鼎迁秦在过泗水时，其中一只飞入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8个，但习惯上仍称九鼎。
　　三、兼并战变为统一战秦夺九鼎，诸侯国竞相祝贺，这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为形势所迫、无可奈何，都反映了以秦代周已成为日趋明朗的天下大势。但大势归大势，东方诸侯国仍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
　　在九鼎迁秦以后的13年里，东方国家为了抵抗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之势，曾两度组织大规模的联军，合纵抗秦。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由魏国的信陵君发起，韩、赵、魏、燕、楚5国联合攻秦。五国联军打败秦将蒙骜，并追至函谷关而还。公元前241年，楚、赵、魏、燕、韩再度联手，由楚国春申君任指挥，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一直打到函谷关前。然后，由赵将庞煖当先锋，率领精锐部队，深入到秦国腹地。然而，当先锋部队打到蕞邑（今陕西临潼北）时，遇到了秦军大举反攻，奋勇冲杀，联军支撑不住，仓皇四逃，全线崩溃。
　　公元前241年这场喧闹一时的联合抗秦，终以溃败告终，它成了战国合纵反秦运动的最后一幕。自此以后，东方各国再也无力联合攻秦了。秦国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优势与主动的地位。
　　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秦王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强，是秦国走向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北方的匈奴不断向中原入侵，为了御守，赵国需花费很大的力量修筑长城。燕国就乘机向赵进攻，两国之间矛盾很大。秦国瞅准了时机，向赵国发起攻势。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秦将王翦率军顺利地攻取赵的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秦将桓■、杨端和又攻占赵的河间六城（在今河北、山东间）以及邺（今河北磁县东）、安阳（今河南安阳）。这时，赵国的军队正在庞煖率领下向燕进军，他们虽然掠取了一部分土地，但赵国的上党郡和河间地区却完全被秦占领。次年，桓■又攻取了赵国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武城（山东夏津西北），斩赵军首级10万。
　　但是，赵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当公元前233年秦将桓■率兵深入赵国后方试图包围邯郸时，赵国从北方边防调回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进行抵抗。双方在肥（今河北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桓■畏罪逃奔燕国。第二年秦军又兵分两路大举攻赵，再次被李牧击退。
　　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对韩采取了扶植亲秦势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攻韩。腾对韩国了如指掌，所以进展顺利，于公元前230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
　　公元前231年，魏景湣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秦献出丽邑，以求缓兵。此时，秦王政正调集兵力准备向赵国发起总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这使得魏国又维持了数年残局。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的机会，又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双方相持了一年。在紧要关头，秦国使出杀手锏——离间计。王翦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了他，同时还杀掉了司马尚。
　　杀死李牧，无疑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此后，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痛击赵军。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这座名城终于落入秦国之手。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献出赵国地图降秦。赵国实际上灭亡了。
　　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燕国君臣将士惶惶不安，眼见秦国扫平三晋，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
　　四、壮士西去不复还燕太子丹试图用刺杀秦王政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灭亡。于是，在历史的激流和涌浪中，闪现了一出悲壮的侠义之举：荆轲刺秦王。荆轲显然是逆流而上，且被汹涌而下的浪头击个粉碎，但他留下的故事，却又让千古流传。
　　荆轲，卫国人。卫国灭亡后，他先到赵国，然后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擅长击筑（音竹，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交了朋友，又和燕国的勇士田光经常来往，彼此间相处得很投机。
　　燕太子丹为暗杀秦王去找田光商量。田光表示已经年老，无法完成太子的重托，就荐举荆轲与太子丹共商大计。为激励荆轲刺杀秦王，田光在引荐后就拔剑自尽。
　　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太子丹把荆轲当作上宾，优礼相待。他希望荆轲代表燕国出使秦国，乘机劫持秦王，迫使其归还侵占的土地。若秦王不允，就将其刺死。再趁秦国无君内乱之际，联合诸侯一起攻秦。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
　　荆轲为人深沉，善于击剑。为这次冒险能够成功，他向太子丹建议：“我们首先要获得秦王的信任，否则就不可能接近他。听说秦王正悬金千斤、邑万户的重赏捉拿逃到本国的秦将樊于期，如果我能带着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地方（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的地图做礼物，献给秦王，想必秦王一定会亲自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见机行事了。”太子丹对这个计划很赞赏，却又觉得樊于期是得罪秦王后走投无路才来投靠燕国的，杀了他于心不忍。
　　荆轲见太子丹不忍下手，就私下去见樊于期。荆轲将他的来意向樊于期说明，又解释说谋杀秦王不只是为燕国，也是为将军报仇。樊于期听了悲愤地说：“秦国诛灭我父母和宗族，我痛恨得不知如何复仇。这件我日日夜夜把心都想碎了的事情，今天幸亏得到了你的指教。”说罢，拔剑自刎。
　　樊于期既死，太子丹便让人将他的头颅取下，盛放在匣子里封好。又出高价买到一把锋利的匕首，浸泡毒药后再加以淬火，使它一触及人就会致人于死地。他把这把匕首裹在督亢地图里。又找了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手。
　　出发的这一天，太子丹和他的门客都穿戴白衣白帽给荆轲送行。在燕国的南部国境易水边，荆轲和太子丹分手。好朋友高渐离为荆轲击起了筑，荆轲和着筑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激越悲壮的歌声和筑声，在易水上空飘荡，令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怒发冲冠。荆轲唱罢，带着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西去，连头也不回。
　　到达秦都咸阳，荆轲先用重金买通秦王的宠臣蒙嘉，要他禀报秦王。秦王政听说燕国派人送来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满心欢喜。他穿上朝服，以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
　　那天，荆轲捧着盛放樊于期头颅的盒子走在前面，秦舞阳捧着装有督亢地图的盒子跟在后面，两人依次而行，走上宫殿的台阶。这时，秦舞阳忽然脸色变白，浑身发抖，显出害怕的样子。边上秦国的大臣都奇怪起来。荆轲依然十分镇定，回头看了一眼秦舞阳，笑了一下，然后走上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偏僻地方未见过世面的人，从没有见到过大王，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对荆轲说：“把地图拿过来。”荆轲从舞阳手上接过地图，献给秦王。秦王拿着地图一边看，一边将地图展开。突然，“图穷匕首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出现在图卷里。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抢过匕首，向秦王捅去。秦王大惊，慌忙从座位上跳起，用力挣断衣袖。秦王想拔出佩剑，无奈剑太长，慌乱之间一时拔不出来。荆轲紧追秦王，秦王只得绕着殿上的柱子躲避、逃跑。
　　朝廷上的官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站立在殿下，没有秦王的命令不得随便上殿。这时，心急慌忙的秦王又忘了下令让卫士上殿，所以大家只是干着急。一些大臣只好赤手空拳与荆轲搏斗，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拿起药袋，朝荆轲击去。
　　秦王正绕着柱子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提醒他：“大王将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照着这话拔出了宝剑，挥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投去，没有击中。秦王又用剑乱刺荆轲。遍体鳞伤的荆轲知道事情已经失败，就倚着柱子笑了起来。然后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骂道：“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想要活捉你……”
　　秦王左右的人一拥而上，将荆轲杀死。
　　五、大江奔腾直向东荆轲的侠义壮举，令人荡气回肠。然而，时值公元前227年，此时，任何激情和义举，任何足智多谋之臣和慷慨悲歌之士，都已无法扭转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大江奔腾东流去，谁能阻拦?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国，立即增兵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
　　燕王喜逃到辽东以后，秦军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
　　南方大国楚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在秦加紧对三晋用兵的时候，它也不时伺机北上，攻城略地。公元前261年，正当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的时候，楚国攻取了鲁国的徐州，公元前256年，将鲁灭亡。
　　但是，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宗室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公元前228年，楚幽王死，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可这个楚哀王在位仅两个多月，就被异母兄负刍的门徒杀掉了。负刍成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离析。
　　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失时机地从北方伐燕前线抽调秦军，南下攻楚。秦军勇猛善战，一路挺进，连续夺得楚国10余个城邑。
　　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为了选择攻楚大军的统帅，秦王政先向青年将领李信询问，若你伐楚，需多少人马。李信十分自负地说：“不过20万吧。”秦王点点头，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回答：非60万不可。秦王认为年老的人到底是胆小，就派遣李信率领20万秦军南下伐楚。王翦见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又受到秦王的当面讥讽，就称病告老还乡。
　　秦、楚大战开始了。李信还真的打了几次胜仗。但楚军并不气馁，大将项燕为了奇袭因胜而骄的秦军，竟尾追了三天三夜，然后突然发动进攻。秦军大败，将领死了7个，士兵伤亡无数。秦王大怒，将李信革职。
　　秦王政亲自赶到王翦的故乡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登门向老将王翦承认错误。他对王翦说：“我没有采用将军的计划，李信果然使秦军丢丑，请将军出征吧!”王翦向秦王政提出，必须调足60万兵力，才能取得灭楚的胜利。秦王政当即表示可以满足。
　　60万，这占了当时秦国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秦王政将如此庞大的军队交到王翦的麾下，差不多是把自己的命根子交了出去。
　　临行前，王翦请求秦王政预先赏赐良田美宅。秦王政很诧异，因为王翦以前不是这样的。秦王政就问：“将军为何如此忧贫?”王翦回答：“为秦王率兵打江山，有功终不得封侯，这回要为子孙后代置下一点家业。”秦王政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翦率军出发行至边关，又派出信使要求秦王政履行诺言。如此反复数次。有人嘲笑他说，王将军带兵打仗还念念不忘田宅产业，一连多次请赏也太过分了。这时，王翦才悄悄地将自己的真正动机和盘托出：秦王疑心甚重，从不信赖臣下，现如今我拥军60万，谁知道大王会怎么想。我只有用这种办法表白自己没有叛心。
　　王翦率领60万大军进入楚境以后，并未马上发起攻势。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代劳的战略。楚军多次挑战，他都不予理睬，而是花费很大精力去改善士兵生活，让来自北方的秦兵适应南方楚地的气候、环境。他还教士兵跳高、跳远、扔石头，加强体力与战斗技巧的训练。秦王政又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
　　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秦军已对楚地的情况基本适应，士气高昂，体力充沛。同时，被调来抗击秦军的楚国部队，斗志渐渐松懈，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楚军一撤，王翦就抓住时机下令全军出击。秦军一举打垮了楚军的主力，并长驱直入，挺进内地，杀死楚军统帅项燕。接着，秦军攻占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时为公元前223年。
　　六、一统天下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楚的当口，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方法。
　　秦军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3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
　　公元前222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接着，王贲又回兵攻打代郡（今河北尉县）。当年秦军攻陷邯郸，赵王迁投降，但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那里，自立为王。秦军三下五除二，未大动干戈就将代王嘉俘虏了。至此，秦统一了北方。
　　同一年，刚在南方灭楚的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于是，长江流域全部并入秦的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贲挥戈南下，攻打东方六大诸侯国中的最后一个：齐。
　　从春秋到战国中期，齐是山东诸国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有人曾经说过：“齐地方圆2000里，甲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丘。”齐国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还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公元前284年燕、赵、韩、魏、秦5国攻齐，尤其是燕将乐毅横扫齐地，令齐国差点亡国，国都临淄城中的宝物重器都被搬到燕国去了。之后，齐国一直没有复强。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去世，其妻君王后扶助儿子齐王建执政。齐君王后相当干练，作风泼辣。她一方面小心地与秦国周旋，另一方面又不畏惧强秦的威胁。据说，秦昭王曾派专使给齐国送来一只玉连环，考一考齐王能否解开。齐君王后声色不动，将玉连环交予大臣们处理。可那些慑于秦国淫威的大臣们，想来想去不得其解。这时，齐君王后拿出一把铁锤，“砰”地一声将这只玉连环击个粉碎。她向秦国的使臣说：“非常抱歉，我们只好用这种办法解开玉连环。”
　　齐君王后刚毅不屈的举动，让秦昭王清楚地认识到齐国尚不可辱，也就不敢为所欲为。后来，秦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三晋和燕、楚，各国各自忙于自救，无暇它顾，所以，齐国也就40余年未遭兵燹。
　　但齐王建是个无能之辈。母亲健在时，他依赖母亲；母亲临终前，他还死皮赖脸地要母亲写下可以辅佐他的大臣人名。公元前249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逝世，后胜任宰相。秦国迅即展开收买内应的活动，向后胜馈赠大量的黄金、玉器。后胜得了秦国的好处，就派出大批宾客相继赴秦。秦国又对他们大肆贿赂，送给金钱、珍宝，让他们回齐充当秦的内应。这批人从秦国归来后，就积极地制造亲秦的舆论。他们说齐王建应西去朝秦，以表归顺，又说秦齐是姻亲，根本不用备战抗秦，也不要帮助三晋、燕、楚攻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贲南下伐齐，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王贲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临淄，齐王建与后胜马上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至此，秦国走完了削平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一程。
 第十章  天下“归”秦
　　《荀子·王霸》讲：“天下归之之谓王。”
　　意思是说，谁能做到天下归心，谁能完成统一的“王”业，就能为王。
　　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天下归一，秦王政成为天下之王。用荀子的话讲，秦国应该是做到了让天下归心。
　　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样推理出来的结论，实在是存在问题的。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军不“仁”、不“义”，跨过自己的国境，大肆攻伐杀戮，好比是“虎狼之师”。这当然不可能得人心。从秦国实施的战略看，它除了开足战争机器，用武力压服别国，长期以来，还大量使用挑拨离间、行贿收买等方法。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按常理来说，也是因为不得人心，所以需要“瓦解人心”，才会加以使用。至于使用的结果，能否赢得人心，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不仅如此，到秦始皇准备统一六国时，秦国还将离间、行贿等手段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看待和运用。军事家、时任国尉的缭，就向秦王政建议广泛开展间谍工作。他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用金钱收买六国的“豪臣”，扰乱六国原定的计谋策略。尉缭以为，这样做，只要耗费30万金，“则诸侯可尽”。
　　这个计划得到秦王政的采纳，并由李斯具体执行。李斯物色了所谓的谋士，让他们携金带银去贿赂六国官吏。这些充当间谍的谋士，对六国官吏威逼利诱，动之以“金”，晓之以“利”。若遭到拒绝，就加以杀害。若收买、离间成功，秦国就遣兵派将，用武力做最后的收拾，此时受贿的大臣，往往成为内应。齐国的灭亡，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齐相后胜大量收受秦国的贿赂。赵国名将李牧，也是因秦国的离间计，被陷害致死。
　　虽然说六国的官吏、大臣，在个人品质上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该关、该杀、该受人唾骂的，但秦国用这种方法取天下，毕竟不能硬气地说：这是天下归心的结果。
　　另外，尽管有一些东方人士比较早地看到秦国赢得最后胜利的必然趋势，并投奔到秦，然而，这也远远不足以说明，天下已归心于秦，归顺于秦。
　　所以，似乎应该这样讲：秦国是夺天下，抢天下，骗取天下，而不是什么天下“归”秦。
　　但是，秦至少有一点是顺从了民心——不仅是秦国的民心，而且是天下人的心。那就是：统一。
　　如果站在这一立场上，说天下“归”秦，一点没错。
 第十一章  四海之内若一家
　　——走向大一统从“尊王攘夷”到“用夏变夷”——华夏民族的新融合。
　　在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和统一国家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一、联结四方的交通贸易网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和对大一统的向往与构想，却早在战国即已出现。这些因素，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
　　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齿革、丹青，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来看一下支撑这个新格局的交通贸易网络的大致情况。
　　在齐国的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海阳一带，可能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海阳县小纪公社江各庄大队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关公社、两城公社又发现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
　　齐国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讲，临淄有7万户居民；若以每户5口计，就有35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华景象。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大小城门发现十多座。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西部、北部3个贸易网点，构成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南方，楚国的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在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蔡、下蔡、吴，是陈、蔡、吴3国的旧都。
　　考古发现的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
　　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酷肖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而全无楚风。这似乎又昭示着楚国与南亚有商旅往来。
　　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其中今日的朝阳地区，更属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当然与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据《史记·赵世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仑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其中宜阳地方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用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用夏变夷”。
　　“用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用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用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用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用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三、“胡服骑射”的启示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却也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急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铠甲，比较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鉴于此，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然而，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与他商议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问：“这事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才好?”肥义回答：“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若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若有疑虑，也就做不成。）肥义接着又说：“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
　　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要丢掉这些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可是万万行不得的。
　　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去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指出，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批驳道：“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人感到无理再反对，就同意改穿胡服。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于个别迟迟不肯着胡服的，赵武灵王就给予严厉的警告，吓得他们只得接受改革。
　　赵武灵王在胡服措施成功以后，就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致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中山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他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七雄”中的强大国家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用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2000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并永葆生机。正是借助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
　　四、“大一统”：一个口号的由来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该书隐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孔子手订的《春秋》一书做的传（即对《春秋》经义做的解说）。不过这些解说起先仅为口耳相传，到西汉方得成书。《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诠释和发挥。
　　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王正月”，做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于目前尚通行的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亦称“三统”（建子为“天统”，建丑为“地统”，建寅为“人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久废，各国所行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宋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历的正月。《春秋》记时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对此，公羊高以“大一统”做解说，意即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
　　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五、学者心中的大一统“大一统”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统，可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大而一统的一种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做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禹贡》的九州说《禹贡》是列入儒家“六经”的《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不过，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后，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此系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9个区域。它们是：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辽宁。
　　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
　　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
　　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
　　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也没有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曾这样充满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周礼》的建国之制《周礼》，一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有关《周礼》的作者和时代，历来聚讼不已。然而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认《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成书另当别论）。
　　《周礼》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实录，而是勾画了一种希冀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冢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很显然，这个“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礼》六官之制，是设官分职的总框架，也是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6官，6官之下有360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齐整。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大一统”的浑然气象。
　　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期），确有道理。
　　六、统一王朝的求“同”去“异”
　　秦始皇消灭六国以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书同文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称大篆，系周代文字）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度同制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用，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谓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统一百越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很早就建立了越国，战国时期为楚所灭。秦灭楚后，它成为秦的一部分。瓯越也叫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乘势统一了瓯越和闽越，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着手统一岭南的事业。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领秦军向岭南进兵。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为此，秦始皇派史禄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经过几年的艰苦作战，秦军征服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迁徙中原几十万人去“戍五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与越杂处”，从此，两广地区和祖国其他部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岭南，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和百越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统一西南古代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和秦国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筰（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又派常■（音案）向南开通了一条“五尺道”（宽5尺的道路），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还在那里“置吏”，即设置行政机构。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以强悍和精于骑射著称。匈奴与华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内蒙古发掘的战国时期数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铁、铜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区的形状相仿，显然这是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赵国一度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设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战国末年，赵国与秦国忙于战争，匈奴参。乘机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秦王朝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了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重置九原郡，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战国时，各国为了割据称雄，在本国周围建筑了护卫性的长城。秦统一后，将中原地区的长城拆毁。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土地上。她是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第十二章  为万世开基业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这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夷去险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
　　秦朝的驰道，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是“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似乎可理解为：驰道有两条主干线，一条向东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驰道联结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且直达东海边。《贾邹枚路传》又说：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夯实，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棵树。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做一番粗略的巡视。
　　1．咸阳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进入山东半岛，登泰山，然后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县东南）、成山（今山东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又转而南临琅琊（今山东胶南），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即从咸阳到之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琊。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37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随后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琊。
　　从咸阳至云梦，先秦即已存在联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
　　从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琊，这一段线路的特点之一，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互相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今晋西北地区）、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的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攀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市北），沿泾水返回咸阳。
　　5．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崖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从云阳至九原。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蒙恬率卒从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筑交通线，“堑（斩）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后人称为“直道”。
　　7．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①从赣南跨过拦捕关（今梅关—大庾岭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广州）；②从湘南跨过阳山关（今骑田岭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经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的湟溪关，转入连江，南下番禺；④从湖南溯潇水而上，翻山到广西八步（今贺县），再沿贺江南下苍梧（今广西东南）；⑤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路交通线。
　　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好比是“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一、“皇帝”：人间的大神秦王政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天下初定，秦王政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自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通行。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以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帝号。
　　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还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时就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可见，“皇帝”的称号，乃是秦王政神化君权的一个产物。
　　二、始皇帝：“传之无穷”的梦想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但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像话，更没意义。他宣布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天子自称为“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
　　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
　　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以上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强调皇帝与众不同，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续下去。
　　三、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我们从官制入手，来看一下秦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大致情况：丞相 又分左、右，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 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 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习称“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奉常 负责宗庙礼仪。
　　郎中令 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
　　卫尉 掌管宫门警卫。
　　太仆 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 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 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 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 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
　　廷尉 掌管刑罚。
　　秦汉以降，人们常将秦代中央官制归纳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 “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 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 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 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四、集权与分权：良苦的用心为了使秦王朝的军政大权能操纵于一己之手，实行皇帝的个人独裁，同时又要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有效地运作起来，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秦始皇对如何集权、又如何分权，颇下了一番苦心。
　　其中，他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进行了独到的处置。于此，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的。
　　丞相，秦时或称相邦、相国，他的职责是“掌丞（丞：帮助、辅佐）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有“百官之首”之称。
　　秦国的丞相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在此之前，史籍中虽有“商鞅相秦”（《汉书·地理志》引孟康注）一类的记载，但此“相”并非官名，像商鞅担任的是“左庶长”、“大良造”。自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别为左、右丞相以后，丞相才在秦国成为正式的官职。
　　自设丞相以后，秦国的一些国君就将军国大事全部委于丞相，以至出现了像魏冉那样擅权的丞相。吕不韦为相国，也是总揽一切军政大权。所以，君权与相权之间既存在着互相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的一面：皇帝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权。
　　这一点，秦国在初置丞相时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它设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便于国君控制。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以这种方法分散相权，尚不能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秦始皇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缩小相权。
　　1．在统一后的秦王朝，丞相仅系文官之长，武事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其实此职并未委以任何人，见下）。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颁予“金印紫绶”（任官授印，免官时缴印。印及缚印的绶带，因官秩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2．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权。列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为秦国所无，系秦始皇参照六国官制在统一后所设。御史大夫地位低于丞相（“银印青绶”），但他掌监察，又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起到了牵制作用。
　　3．用博士侵削相权。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博士在秦的政治生活中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人物，经常活动在始皇的左右，发表各种议论。由于秦始皇特别迷信，所以对“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朝臣议帝号时，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才向上回奏。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时，博士是惟一有权读禁书的人。所以，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放谈各色言论，影响始皇，影响朝政，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
　　秦始皇不仅在官制上制约相权，在平日里也对丞相存有戒心。有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满。谁知道这话后来传到了李斯那里，李斯立刻削减车骑。当秦始皇再次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时，发觉已经减少了，马上意识到是有人向李斯泄露了自己说的话，就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秦王朝的兵权，理论上是交给太尉执掌的，然而事实上，秦的太尉形同虚设。据考核，秦代未发现有一人担任太尉之职，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从不见有太尉出场。秦始皇始终亲自控制着兵权。
　　此外，秦始皇又有意抬高廷尉的地位。廷尉为秦王朝最高司法官，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始皇，赋予廷尉很大的职权，以此威慑百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身为廷尉就能同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向秦始皇“上尊号”。由于地位显赫，所以后来当王绾提出分封皇子之议时，李斯能够站出来予以斥责。
　　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一种分权原则，比如，有人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但是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最后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权力之下。分权，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所以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
　　五、秦无尺土之封：全国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建立后，围绕地方政权究竟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大臣中间展开了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由于刚刚破灭六国诸侯，对那些辽阔而遥远的燕地、齐地、楚地等，中央无力统治，不如设置一些王，让他们到那里去加以镇服。王绾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
　　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而把王绾的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分封可行，支持王绾。但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反对封地立国。
　　李斯说：当初周王朝分封了那么多的子弟，可他们到后来视若仇敌，互相攻击。目前幸赖始皇帝领导统一战争获取胜利，因而对皇室公子与功臣不宜分地立国，以免生出后患。对他们可以多赏赐些金钱，分与部分的赋税收入，从而易于控制。秦始皇听后，十分赞同，并指出：“这么多年来天下征战不休，根源就在于有诸侯王。现在又要裂土封国，无疑是制造战争因素。如此而求安宁，岂不难上加难!”秦始皇果断地决定，不采取分封制。所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这话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利在后世。
　　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起先，秦分天下为36郡。这些郡大多是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就设置的，秦王朝加以沿袭。以后，随着疆界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郡的总数达到46个。它们是：巴郡（今四川阆中以东） 原为巴国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建郡。
　　蜀郡（四川阆中以西） 原为蜀国地，公元前285年秦在此设郡。
　　陇西郡（甘肃临夏以西） 公元前279年秦伐义渠（戎人），在此设郡。
　　北地郡（宁夏青铜峡以东） 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在此设郡。
　　以上4郡为秦国早先所置。
　　太原郡（今山西境内） 公元前245年，秦在占领的赵国地置此郡。
　　云中郡（内蒙古大青山以南） 战国时赵破林胡在此设郡。公元前234年秦取赵地，在原地重建郡。
　　邯郸郡（河北泜河南）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后设此郡。
　　巨鹿郡（河北白洋淀以南） 公元前222年秦置此郡。
　　雁门郡（山西省北部） 战国时赵破楼烦（北方少数族国名）置此郡。公元前234年前后，秦取其地重建郡。
　　代郡（山西东北部及河北一部） 原为代国地，后为赵所灭，赵武灵王时置郡。公元前222年秦占该地重建郡。
　　常山郡（河北正定南） 不见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的36郡郡名中，可能为秦末改置。
　　以上7郡置于赵国故地。
　　上郡（今陕北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审旗） 战国时魏国设此郡，后秦得其地，于公元前304年重置郡。
　　河东郡（山西沁水以西、黄河东） 战国时魏置此郡，公元前290年秦得魏地重置郡。
　　东郡（山东东河以西、河南延津东） 原为魏地，公元前242年秦得魏地建郡。后又将卫国旧都濮阳并入。
　　砀郡（安徽砀山西） 原为魏地，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建此郡。
　　河内郡（河南中部） 不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之中，以后置。
　　以上5郡置于魏国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灵宝东） 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34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上党郡（山西西北地区） 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46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颖川郡（河南登封以东） 原为韩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取其地置郡。
　　以上3郡置于韩国故地。
　　汉中郡（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 战国时楚国置此郡，公元前312年秦取汉中地重建郡。
　　南郡（湖北武汉以西、襄樊以南） 原为楚地，公元前278年秦取该地置郡。
　　黔中郡（湖南洞庭湖以西） 战国时楚国置郡，公元前277年秦取该地重建郡。
　　南阳郡（湖北北部、河南西峡以东） 原为韩、楚、魏交界地，公元前273年秦得该地，建此郡。
　　陈郡（河南淮阳、太康、西华等地） 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所置。
　　薛郡（山东新汶、枣庄、济宁之间） 原为薛国旧地，后归齐，秦取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设郡。
　　泗水郡（安徽淮河以北） 先后为宋、齐、魏地，秦得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置郡。
　　九江郡（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 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会稽郡（江苏长江以南、浙江金华以北） 原为吴、越、楚地，公元前222年秦灭取该地置郡。
　　长沙郡（湖南洞庭湖以南及江西西部） 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衡山郡（湖南衡山周围） 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始置郡。
　　以上11郡置于楚国故地。
　　东海郡（今山东费城以南） 原为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齐郡（山东境内） 原为齐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琅琊郡（山东沂源南、临沂北）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胶东郡（山东平度一带） 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济北郡（山东境内） 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以上5郡置于齐国故地。
　　广阳郡（今河北境内） 原为燕地，公元前226年秦灭燕后置郡。
　　上谷郡（河北张家口以东、北京昌平以北） 原为燕郡，秦灭燕后，于公元前222年重设郡。
　　渔县郡（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怀柔以东） 战国时燕设郡，秦于公元前224年重建郡。
　　右北平郡（河北蓟县东、辽宁大凌河上游以南） 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西郡（辽宁大凌河以西、河北迁西以东） 战国时燕建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东郡（辽宁大凌河东） 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2年重建郡。
　　以上6郡置于燕国故地。
　　闽中郡（今福建及浙江宁海以南） 原为闽越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占闽越后始置郡。
　　南海郡（广东珠江三角洲） 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桂林郡（广西境内） 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象郡（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 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以上4郡建于南越故地。
　　九原郡（今内蒙古河套至包头） 原为匈奴占领，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伐匈奴得“河南地”后置郡。
　　以上1郡置于匈奴故地。
　　秦王朝在郡下面设县或道。内地均设县，只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才设道。
　　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非常关键的一级组织，属于秦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整套国家机器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比如，人民的户籍、征收的粮食均以县为单位保管，地方的武装以县为单位编制，徭役也以县为单位征发。县的这种特点和职能，在秦代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秦代以降，中国整个基层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主要都是称县。仅有些朝代因政治需要出现了一些与县同级的其他行政区划名称，如汉代有侯国、邑、道，但它们过后即废，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少数。历史上县的数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秦代县数不太清楚，估计有好几百个，汉代达1500多个（除去侯国等外，县、邑有1300多个），以后历代几乎都在1100～1200个上下，仅唐代达1500多个，直到中华民国才增到2000个左右。
　　秦代至隋，郡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它远不如县那样稳定，变化较大。汉武帝时郡有一百零几个。东汉末年，在郡级之上又设“州”。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州、郡、县3级，郡为二级政区。到隋唐时期，郡作为一个政区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秦代推行的郡县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
　　六、强化地方与基层政权组织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郡一级的设守、尉、监等。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务。郡尉负责军事和治安，不干预民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夫。
　　县一级设令（或长）、丞、尉。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他们主要掌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县以下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
　　乡：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官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
　　里：乡以下是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政”之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系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于上可见，秦王朝构拟或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以强化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这套系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汉代也设乡，有“三老”、“有秩”（类似于秦代的“啬夫”）、“游徼”；也设亭，有亭长。汉代郡、县两级的官制，也明显地承袭于秦代。
　　七、中华帝国的基业秦始皇试图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的想法，不过是白日做梦。但是，秦始皇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对于“永远”的企求和理想，并没有全然落空。一、民本思想的凋弊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1．君权的根本在民；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郾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郾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下缺】  第十三章  绝对皇权下的暴君
　　二、“天下皆为虏”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诚使（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奴仆）矣”。不过，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就日益暴露出来。
　　秦始皇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的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他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少见，但以秦始皇所握有的高度绝对化的皇权和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将所有臣民都践踩于脚下而论，他可算是所有暴君中之“最”了。
　　这里选择秦始皇残暴统治的若干事例略述于后。
　　三、“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
　　大兴土木，这大约是帝王们共同的“嗜好”，而秦始皇在这方面更是极尽其能事。
　　早在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始皇就在咸阳大造宫殿。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据载，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很大，有各具特色的宫殿、楼阁145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它“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人又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鼓、美女安置其内。据《三辅旧事》载，那里有“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北阪仿佛变成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平定六国后，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急剧扩张。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劳民伤财地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比如：在平定六国的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下令在渭南建造信宫。信宫后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极的所在。
　　同年，下令修驰道。又筑“甬道”，联结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则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直道。
　　同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在渭南上林苑营建“朝宫”。据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按照朝宫建筑群的营建规划，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环绕。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这一构思，可能与秦始皇想便于和天上神仙沟通有关。还要筑一条“复道”（在楼阁之间架设的通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如此庞大的工程，没能在秦始皇生前完工。秦始皇甚至未及予以正式命名。后世根据其前殿叫阿房，就称之为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现知秦始皇时营造的宫殿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当时可供秦始皇享用的宫殿，关中有300，关外有400余。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可以随意地行幸、游乐。
　　除以上所及，秦始皇兴建的庞大工程还有骊山（始皇）陵墓和长城。
　　据说，修骊山墓和造阿房宫所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一说各70万人）。修建长城的劳动力达30万人（一说40万人）。
　　《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等著）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人力的数目，作过一番评论。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秦始皇是如何劳民伤财的，兹摘引如下：“……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工程……来说，蒙恬的30万人……决不是夸夸其谈。”（中译本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骊山始皇陵的规模也极其惊人。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和防洪水堤等的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7万立方米，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的石料，采自渭河北面的甘泉山。当时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的民谣（或作：“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工程之浩大、人力耗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今天，长城和骊山陵（特别是秦兵马俑）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千万别忘了，它们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饣甫”
　　古代国家都强制人民承担一定的无偿劳动，此称之为徭役。《汉书·食货志》说：秦时徭役“三十倍于古”。这话或许带有夸张，但从秦王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程看，其征发的徭役必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二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人民负担的徭役不仅重，而且受到的待遇极差。服役者往往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着。在清人杨廷烈所著《房县志》中有一则记载，反映了秦王朝的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了怎样可怕的灾难。文中说：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当有人遇见毛人时，毛人会先发问：“长城筑完了没有?秦皇还在么?”如果那人回答：“长城还没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会吓得立刻掉头就跑。
　　这当然只能视为一个传说。可是倘若历史上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它也就不会出现。
　　当时的残酷现实，还吓得老百姓不敢正常地生儿育女，以免使下一辈再遭痛苦。一首秦代民歌唱道：“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用饣甫 （饣甫，音不，一种糊状食物），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七一卷引）五、“收泰半之赋”
　　《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过半数，大多数）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音淡，满足）其欲也。”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大作大为”，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3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仍按古代通行的“十一之税”收取（荀悦《汉纪》），即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史籍称这种税收是“头会箕敛”，即每到征收口赋时，秦政府将居民召集一处，责令各户按人口交现钱，然后用簸箕敛集运走。如果不采取召集开会的形式，就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汉书·张耳陈余传》）劳动人民上交口赋、田租以后，所剩就不多了，一般只能勉强自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不能维持。然而，秦政府还时常摊派杂赋，这是口赋、田租以外的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
　　对广大穷苦农民来说，强行征收杂赋，好比是雪上加霜。
　　六、荒淫又残暴的“真人”
　　秦始皇在肆意地剥削和压榨天下百姓的同时，自己却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糜的腐朽生活。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充斥了数不尽的嫔妃和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她们都是秦始皇的玩赏之物。秦始皇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各宫殿内还都配备了豪华的设施，以供秦始皇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之需，史称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秦始皇的精力。加上他素来迷信，于是就一意想找寻长生不死的仙药。一些方士则投其所好，使出各种法子来骗他。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齐人徐巿（音福。一作徐福）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3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
　　秦始皇听后大喜，立即下令赶造一批航海大船，并征集男女儿童数千人。徐巿就带着这些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可他一去数年不归。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当秦始皇继续向北巡行到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卢生求见始皇，号称从大海中寻得鬼神图书而归。图书上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所谓“胡”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就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直未觅得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又编造了一套鬼话去哄骗秦始皇。卢生说：屡次寻求神奇的仙药而不得，是因为秦始皇经常被人臣看见，妨碍了神仙的降临。卢生要求秦始皇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胡诌什么“真人”可以“入水不濡（濡，音如，浸湿），入火不爇（爇，音弱，焚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信以为真，自称“真人”，并宣布从此不再称“朕”。
　　方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竟然也连连相信方士们的胡说，表现得愚蠢之极。
　　可是，神仙和长生药毕竟是不存在的，谎言也终有被戳穿的一天。按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士们变得惊恐起来。
　　一日，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说道：“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自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丞相诸大臣都不过是按他的旨意行事而已。始皇只信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而官员们惟恐得罪始皇而丢掉俸禄，因而没人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卢生、侯生虽然以行方术为生，行为荒诞，言语不经，但他们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批评，却又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卢生、侯生料定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听到这一消息后，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说：“吾召集了那么多的文学方术之士，想以此兴太平。而方士要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时到今日，韩终不告而辞，徐巿等耗费巨资，却始终得不到奇药。对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可他们却还诽谤我。吾派人调查，还得知在咸阳的诸生，常常散布妖言以乱民心。”秦始皇遂令御史把咸阳诸生全部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发，这样查出“犯禁者460余人，皆坑（活埋）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长子扶苏见父皇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天下初定，远方的庶民尚未和顺，诸生都诵习、效法孔子的言行，今父皇以重法予以惩罚，臣恐怕天下会不安。请父皇明察。”专横跋扈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这一番忠言，立即命令扶苏北赴上郡，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七、余论：秦亡之鉴与民本思想的重新提出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使自己坐稳江山，反而导致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无情的事实，令后人警醒。
　　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有力量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所以，“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贾谊重新张扬起“民本”的旗帜，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这就是说，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可以决定君主的威辱，还可以决定官吏的贵贱，一切都决定于民心的向背。
　　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任何统治者若想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就不能不对此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检点。这正如唐代李世民在教诫太子和诸王时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心 ，别让人民的水，翻了君主的舟。一、“庐山真面目”
　　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暴和酷烈，又导致秦王朝“奸邪并生，赭衣（指囚徒。赭，音者，赤褐色。古代囚徒穿红衣，因此称罪人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囹圄，音玲雨，牢狱。此句意谓牢狱里挤满了犯人，就像闹市一样），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因此，后世的统治者都耻于与“暴秦”为伍，而史家对秦的法律也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的法律，知之甚少。在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只留下极其零散的一些史料。
　　然而，秦法的“真面目”，由于现代的一项考古发现，得以显露出来。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的竹简，总计1155支（另有残简80片），其中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法律文书。它们是曾做过秦的地方司法官的墓主人生前抄录下来的，记载了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全国前后（公元前359～前217年）100多年间秦的部分法律条文，其中主要是战国末期的律书，总约4万余字。
　　云梦出土的法律条文，虽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系统的秦律，如实反映了秦律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云梦秦简看，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已具规模。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秦国原有的法律推行于全国，并以此作为制定统一秦律的基础，所以，它们又可看作是秦王朝通用的法律。云梦秦简为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二、秦的几种法律形式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的法律形式有如下几种：1?郾法律条文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编订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见《唐律疏议·序》）。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早已突破商鞅“六律”的格局，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十余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
　　见于云梦竹简的秦律有：《田律》 这是有关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税的法律规定；《厩苑律》 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金布律》 关于货币财物的管理的；《关市律》 关于关市（掌管关口集市的官吏）职务的；《仓律》 有关粮草仓库管理的；《工律》 有关官营手工业管理的；《工人程》 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均工》 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徭律》 关于徭役的；《司空律》 有关司空（掌管土地、水利和工程建设的官员。秦因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司空也兼管刑徒）职务的；《军爵律》 有关军功爵秩的；《置吏律》 关于官吏任命的；《除吏律》 关于免除官吏职务的；《效律》 关于检验官府物质财产的；《传食律》 有关驿传饮食供给的；《内史杂》 有关内史职掌的；《尉杂》 关于廷尉职掌的；《行书》 关于传送文书的；《属邦》 关于属邦（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职掌的；《游士律》 关于游说者的；《除弟子律》 关于任用弟子的；《中劳律》 关于从军劳绩的；《藏律》 关于府库收藏的；《公车司马猎律》 有关朝廷卫队田猎的；《牛羊课》 关于牛羊畜养管理的；《傅律》 有关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的；《屯表律》有关边防管理的；《捕盗律》 关于逮捕盗贼的；《戍律》 关于征发边防戍卒的；《■律》 关于财物管理的（■，音赍，财物，通“资”）；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第十四章 法治的成果与失误
　　这是以君主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它们一般又统称为“令”或“诏令”。见于云梦秦简的有“田令”等，见于历史文献的有“焚书令”等。君主的命令与其他法律条文并列使用，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简《语书》有“修法律令”、“今法律令已布”、“今法律令已具”等记载。这种以君主命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制度，反映了专制君主掌握着最高立法权。
　　3?郾对律文的解释即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刑罚、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制度的规定和说明。
　　秦国在商鞅时就在朝廷和地方郡县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员，他们有责任教导人们知法、守法。百姓和其他官吏有权向他们询问法令，而他们必须给以明确回答，同时，还要将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块1?郾6尺长的“符”上。符的左片给予询法者，右片封藏。如果主管官吏不肯回答，一旦询问者犯罪，并且所犯之罪正是所询问的，就要追究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云梦秦简中发现的《法律答问》，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文书。它们是律文的重要补充，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便于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
　　4?郾关于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就属此类形式。《封诊式》除了规定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规定了各种案件的现场勘验、法医检验和查封犯人产业、看守犯人家属、翻供、审讯问罪等方面的程式，以及“爰书”（案件记录）的格式等等。
　　从以上4种形式可以看出，秦的法律虽还不如汉代有“科”、“比”、“例”（《汉书·刑法志》）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整齐、明确的法律形式，但已初步孕育了后两者的雏形。
　　三、繁多而残酷的刑罚方法1．死刑根据执行方法的不同，秦的死刑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种：枭首：即将犯人斩首后，将其首级悬于木竿之上以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以腰斩为多。秦的腰斩适用于“不告奸”（不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等罪。
　　车裂：以车拴头和四肢，向5个方向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有时是在罪犯已被处死后，再施以车裂之刑。
　　磔：又称为■（音托）。以分裂肢体的方法将犯人处死。
　　戮：有两种：一是先斩首而后用其尸体示众；二是活着刑辱示众，而后再杀死。
　　定杀：即将犯人投入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是用活埋的方法将人处死。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除了以上9种处死方法以外，据说商鞅变法时还设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汉书·刑法志》）。所谓凿颠，可能是用钻凿头颅的方法将犯人杀死；抽胁，可能是用抽筋拔骨的方法将犯人杀死；镬（音霍，大锅）亨（通烹），可能是用大锅将犯人烹死。
　　2．肉刑肉刑主要有黥（音晴）、劓（音艺）、刖（音月）、宫4种。这些都是从夏、商、周3代流传下来的酷刑，在推崇重刑主义的秦国和秦王朝，它们被广泛地使用。
　　黥刑：又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汉代桓宽《盐铁论·诸圣》提到：“秦时，断足盈车。”
　　宫刑：即将男子去掉生殖器，女子幽闭于宫中（一说，去掉女子内生殖器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秦朝受过宫刑的犯人有“70余万”。
　　以上肉刑常与徒刑等并用。如秦简中提到“黥为城旦”（受黥刑后，还要去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
　　3．笞刑这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属于对轻微犯罪的一种常用刑罚。云梦秦简提到笞刑有多处，其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人百”的规定。
　　4．徒刑依照服刑时间的长短和所从事劳役的不同，秦设置了下列几种主要的徒刑：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主要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舂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被罚作舂米的劳役。城旦的刑期一般分为5年、4年两种。
　　鬼薪：适用于男犯人，是强迫他们进山采薪（柴），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刑期为3年。
　　白粲：这是强制女犯人择米（使之白粲）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的一种刑罚。刑期3年。
　　司寇：司同伺，司寇，即伺察寇盗。它是强制男犯人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的进攻。至于女犯人，则负担与司寇相类似的劳役。刑期都为两年。
　　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到边远地区戍边或劳作。复作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主要在官府服劳役。罚作复作的刑期是3个月至1年。
　　候：这是仅见于秦的一种徒刑。受刑人被罚去从事瞭望、防御的劳役。是轻于司寇 的一种刑罚。
　　下吏：适用于犯罪的官吏。受刑者被罚作劳役。这也是一种仅见于秦的刑罚。
　　隶臣妾：这是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官奴婢的刑罚，男受刑人称隶臣，女受刑人称隶妾。隶臣妾实际上属于无期徒刑，但是隶臣妾可以通过一定形式得到赎免或赦免。此刑罚又叫收孥或籍家。
　　5．迁刑这是将罪犯遣送到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准随意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对一些没有犯罪但统治者认为有犯罪可能的人，也常采取这一措施，以作预防。
　　6．髡刑，耐刑髡（音昆）刑，是剃光犯人的头发。耐刑，是剃去犯人的胡须和鬓毛。
　　7．罚金这是一种经济制裁方法，由执法机关强制犯罪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或有价物，使犯人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8．赎刑由犯人用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办法来赎免其被判处的刑罚。当然，有钱赎罪的主要是官僚和贵族。
　　9．连坐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人同受刑罚。
　　10．族刑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11．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夺爵，即剥夺爵位。废，即废弃罪犯的官职。削籍，即将罪犯之名从簿籍上除去。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还有将犯人驱逐出秦国国境的刑法。
　　12．谇刑此即申斥责骂罪犯的刑罚，广泛适用于犯有轻罪的官吏。
　　四、“缘法而治”的传统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这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有的买了牛做牺牲，在家为昭王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就兴冲冲进宫向昭王禀报。
　　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雎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入内拾蔬菜、橡果、黍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楛，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 。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惟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第十五章 思想的独尊与兼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人所说“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千万不要混淆。
　　一、“百家争鸣”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各逞胸臆，或议论政治，或阐述哲理，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百家”，表示家数很多。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6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但他们又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是将小说家排除在外。在余下的9家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尚农”和农业技术的农家，重要的也确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6家。
　　儒家 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儒家继承了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的遗风，重视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和道德修养。司马谈以为，“其（指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墨家 创始人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的“仁”；主张“非攻”，希望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尚贤”，反对旧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同”，希望有一个贤德的国君；还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儒家的“厚葬”、“三年之丧”和权贵们的铺张浪费。墨子及其门徒还是个科学团体，他们在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
　　道家 “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的本源等意思。先秦诸子中以“道”为思想核心的学派，被称为“道家”。老子、庄子以及杨朱、宋钘、尹文，均以此为自己学说的主旨。在道家看来，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道。所以他们讲求“无为”，主张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出要弃仁背义，废礼毁智。
　　名家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宋国人惠施和战国后期赵国人公孙龙。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旧有的名不能反映新的内容，新的名还需要社会的公认。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社会上很突出。不少思想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企图解决“名”、“实”问题。这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名辩思潮。名家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是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一个学派。他们对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法家 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他们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将蒙在社会秩序、人伦规范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然撕去，揭示出在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人际间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君主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
　　阴阳家 运用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的原理来论证社会人事，并把阴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两大创造。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为战国中期的邹衍。邹衍以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循环运转，并反映于朝代的盛衰更替。每一个朝代都有金、木、水、火、土5种德（神力）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接下去，周将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邹衍的这种循环论的历史发展观点，被称之为“五德终始说”。
　　二、惟我独尊：争鸣者反对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扞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目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
　　三、法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在战国七雄中，秦属于文化上的弱国。秦国本土从未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活跃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来自异邦。不过，由于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比较深厚的传统宗法文化的积淀，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反而具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
　　秦国统治者坚决地选择了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以解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商鞅在向秦孝公游说时，曾先说以“帝道”和“王道”，但引起孝公的反感。后来改讲“霸道”，即法家的学说，才赢得孝公的重视。此后，法家思想就在秦国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其他思想则被斥之为“治烦言生”的“六虱”。（《商君书·靳令》）“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法家强调用严刑峻法迫使人民努力耕战，这一理论对秦国的强盛和用武力征服它国，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所以它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青睐。荀子曾于秦昭王时入秦，声称“秦无儒”，并想为儒家传道，但秦昭王以为“儒无益于人之国”，使荀子抱憾而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嬴政在读韩非的《孤愤》、《五蠹》篇时，对韩非其人心向往之，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足见他对韩非法家理论的赞赏。后人评论秦代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汉书·董仲舒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重视，目的在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思想本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尊崇，与思想家的惟我独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实用，而后者突出的是思想本身（比如思想的纯粹性、完整性）。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喜爱韩非的著作，但是，为秦始皇欣赏和付诸实践的，仅是韩非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鼓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强调严刑峻法对治国的重要性的那部分。而不对秦始皇胃口的那些韩非思想，如反对“刑过”，主张刑罚要有限度；要求“赏”、“罚”并用，软硬两手缺一不可；以及强调君主不能“释法用私”等等，却被秦始皇弃之不理。
　　如此，作为秦王朝统治理论的法家学说，就像东汉班固所指出的，失去了先秦法家那种“信赏必罚”的积极含义，而只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了（《汉书·艺文志》）。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就范的统治手段。”
　　四、阴阳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统治阶级对思想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秦始皇在尊崇法家思想的同时，为了其现实政治的需要，还会吸纳、采用其他诸子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秦始皇利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神化皇权、促进统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传：次序），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意谓秦王朝以水德而兴，周不胜于秦）。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以上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1．秦始皇接过了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以为周为火德，而秦王朝以水德兴，是顺从了天意。这其实是将“五德终始说”当作秦帝国的神学基础，以此证明秦王朝的建立及其措施，都出自于神的意志。
　　2．在秦始皇眼里，秦王朝的诞生，就是水德之始，于是他便按照阴阳家的规定，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3．按邹衍的说法，凡是新朝代即将出现，上天必然会先显示出某一种德盛的现象，即所谓“符应”。比如，夏禹时先出现了草木秋冬不枯黄的木气盛的现象。这是“以木德王”的“ 符应”，预示着夏代的兴起。邹衍又根据某一朝代由某一种德支配，制定了相应崇尚的颜色。夏代属木，木色青，故尚青色。殷代属金，金色白，故尚白色。周代属火德，火色赤，故尚赤色。传说秦文公时，一次出猎，捕获了一条黑龙。此被视为水德之瑞，昭示着秦王朝的必然兴起。据此，秦王朝以黑色为正色，衣服等的颜色都尚黑。
　　4．秦王朝的事物都用“六”来记数。除了符（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制成）、法冠（秦御史等所戴之冠）为“六寸”和“舆（车子）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还有：秦始皇在泰山、之罘、东观、峄山所作刻石，都是十二韵，144字，皆为6的倍数；会稽刻石二十四韵，288字，亦为6的倍 数；全国划为36郡，也是6的倍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秦之遗物，殆无一不用六之倍数。”（《观堂集林·秦郡考》） 这种以“六”来计数而造成形式上的划一，能给人留下“统一”的印象。用“六”记数，与在全国一律以十月为岁首和以黑为正色，都明显带有促进统一的意图。
　　5．因秦为水德之故，将黄河改称“德水”。
　　6．秦始皇又进一步将“五德终始说”变成法家专制独裁思想的一种补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上引一段话时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这是讲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秦始皇滥用苛刑严法，又多了一条理论根据。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阴阳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渗透、混合，助长了秦王朝“专任刑罚”的做法，其后果极其严重。
　　五、儒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秦国一直没有什么市场，统治阶级在制定其政治策略时，更是一贯摈斥儒家的那套主张。至吕不韦执政，情况有所变化。在吕氏的门下，召集了不少儒家的信徒；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反映出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吕不韦的为政方略，也采纳了儒家的某些主张。但吕不韦不能为嬴政所容，吕不韦兼采儒、法的施政纲领，也未被嬴政所接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秦始皇，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其统治有所“用”。
　　例如，先秦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的说法。他们将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封”；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祭山川，叫“禅”，合起来叫作“封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至泰山，就从齐、鲁故地召来儒生和博士70余人，“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由于儒生们拟议的祭礼“乖异”，难以施用，秦始皇遂采用了自己早先祭祀上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所拟议的祭礼，可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如同他是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一样。
　　在秦始皇巡游时的几次刻石中，也反映出儒家的思想。如《琅琊刻石》所说“皆务贞良”，“专务肃庄，端直敦忠”；《泰山刻石》所说“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会稽刻石》所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寄豭：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此处借喻入别人家中淫乱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等等，都是典型的儒家伦常观念。
　　自然，为秦王朝统治思想所吸纳的，仅是儒家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也极有限。为秦代统治者所服膺和实践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学说。
　　六、独尊与兼容：对历史的一些反思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论。然而，即使是汉武帝本人，在他表示要对儒术“独尊”的同时，对法家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仍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汉武帝不仅儒法并用，而且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思想，都予以采纳。这样，中国古代的统治理论，就形成了一种“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
　　“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离不开思想上的专断；而“兼容”也是为专制统治服务，因为它可以使君主的统治手段多样化，并且使专制制度具有一种灵活性。总之，“独尊”与“兼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实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这与上述“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恐怕有着很大的关联。
　　再回到秦代。
　　从本文前面的论述看，“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其实在秦代已露出端倪。所不同的是，汉代独尊儒术，而秦代独尊法术。
　　秦代可视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立相应的统治理论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们朦胧地、不很自觉地开始采用“独尊”与“兼容”并用的两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更不懂得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儒家，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它对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有所作用，然而却没有真正领悟其意义和功效所在，仅把它作为点缀太平、树立君权君威的装饰，或仅用于整饬风俗。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独尊法术到独尊儒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一、从都江堰和郑国渠说起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在今四川省境内）守。他利用岷江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李冰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今都江堰市西北的江边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离“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这个“分鱼嘴”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这边，在今都江堰市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在“分鱼嘴 ”和“宝瓶口”之间，修筑一条叫“飞砂”的堤坝，当江水上涨时，内江过多的水，翻过此堤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地区的水患。外江属于岷江正道，在那里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这就是千古传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免除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而且使约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成都平原逐渐变成全国著名的粮仓，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唐代诗人岑参，曾将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认为其功劳超过远古时候平治水土、划定九州的大禹。
　　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前，还兴建了另外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原是战国后期韩国的一位“水工”，即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专家。韩国眼见强秦日益扩张，自己又无力抵抗，就想出“疲秦”一计。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游说，提议凿一条渠道引泾水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渠水可用于灌溉土地。韩国的意图，是想用这一庞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向东扩张。
　　在建造此渠过程中，秦王政识破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韩国奸细郑国。郑国临死前请求能面见秦王一次。见到秦王，郑国竟然从容镇定，不仅不隐讳“阴谋”，反而侃侃而谈，力陈此“阴谋”对秦国并无不利，反而会带来好处。他说：“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时间。可是，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他又建议：“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工程完成呢?”
　　一番富于理智的话语，打动了秦王的心。秦王决意将计就计，使韩王“疲秦”之计，变成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渠的工程中。渠道修成后，人们称之为“郑国渠”。
　　这条人工长河，使秦国关中的4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200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此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引水灌溉，发挥了洗除盐碱的作用，同时，水中含有的大量沙土，积淀下来使贫瘠的土地得以改良。从此，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亩产粟可达一“钟”（约合今32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从而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甽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子能使〔吾土〕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子能使雚（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雚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子粒饱满而皮薄吗?）“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三、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的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1．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
　　4．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 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四、何以抑商：思想与措施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在抑商理论提出以前，中国人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轻视乃至歧视，即已存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54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4类，规定他们分区而居，不得杂处，也不许改变身份。4类人中，“商”居于末位。管仲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他对“商”尚且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待言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有学生子贡经商致富，从现有材料也看不出他对此举以及商业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否定意见，但是，他所一贯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着实地将商人身上习见的投机取巧、追逐利润的行径，给彻底否定了。
　　最早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乃是商鞅。他认为商人对国家依赖性小，而且有钱，不容易听使唤；农民被土地束缚，对国家依附性大，一旦国家有战事，只有农民才肯积极出力；同时国家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发展农业，才会强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又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乐业、不生奸心，并听从官方的命令。商鞅清楚地体察到，农民辛苦而所得少，商贾安逸却得利多，如果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国家必然失去立国之本。据此，他主张用提高粮食价格、加税等办法让经商无利，从而限制商人势力的发展，让农民安心务农。商鞅还提出不准贩运可以牟取暴利的奢侈品，不许商、农直接买卖粮食；对农民则少征徭役，以利他们多垦荒田，多种粮食。这样，农民致力于农，国家实力增强，便可称雄天下。
　　听听这些有关农与商、“本”与“末”关系的议论，再看看由此而产生出的种种措施，对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思的。这“意思”主要的不在于我们需要就这种抑商的主张和做法，对秦国或秦王朝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有多少对、多少错作出评价，从而“以史为鉴”，而在于这类主张和做法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已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因此，听一听、看一看，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顺着商鞅所开的头，我们再听下去，看下去。
　　战国末期的韩非进一步阐述了“本”、“末”关系及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关联。他将“本”解释为农，并将其等同于粮食生产。又将“末”指为工商，把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叫作“游食之民”。韩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本”、“末”作出如此明确界说的人。他提出要对一切“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的行业予以限制，批评商人和手工业者剥削、掠夺农民，是“五蠹”（音度，蛀木之虫）之一，应该让这些人少而地位卑下。韩非提出只有农业才算是生产劳动，而工商业皆不是。显然，韩非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
　　由商业投机而发迹的吕不韦，在他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秦国时，也张扬起重农抑商的大旗。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收入《上农》等4篇代表农家观点的论著。和法家一样，《上农》也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而且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对此，《上农》着重谈了3点：1．农民朴实而易于驱使，这可以依靠他们守卫和作战；2．农民稳重而不发表私见，这能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3．农民因财产累赘而难于迁徙，这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上农》还指出，人民如果抛弃农业而从事工商“末”业，则会变得巧诈多变，不守法令，没有是非。这当然就会对统治者带来不利。从这番对重农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阐述看，吕不韦是将重农抑商提到统治之“术”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的。
　　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进一步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不仅实施于秦的本土，还贯彻在连绵的兼并、统一战争之中。每当攻城掠地成功，秦的统治者往往就将被判罪的“罪人”赦免，将其迁到新夺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时，又不断地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将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基础，流放到外地，以加强管理。留意读史的人会发现，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像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卓氏，其祖先是赵人，本来在赵已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临邛的另一位巨富程郑，也是被从它处迁来。南阳宛地（今河南南阳市）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原本在魏也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至南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使黔首（庶民、平民）自实田”，让平民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这使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个体农户，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秦始皇又采取李斯的建议，将先前的“重本抑末”政策改为“上农除末”。不过要注意，这时的“末”仅限指“商”。“商”被放到了“农”的对立面，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应予去除。
　　秦王朝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十多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及其后代。同时，又奖励农垦。秦始皇用免除徭役等方法，先后将大量人口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如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迁3万户去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给爵一级。这些措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从理论上讲，似和韩非的思想一样，过于偏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政府、什么社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在中国，中央集权制下的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故而，“除末”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又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秦始皇的“除末”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推行到何种程度?这些看来尚需做进一步分析。
　　五、 在“抑商”与“重商”之间：问题的实质其实，不管是“除末”还是“抑末”，都不是要完全取消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而只是想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发展水平。抑商者也好，除末者也好，往往都还有“重商”的一面：肯定商业活动的某些积极作用。商鞅说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即务农、经商、从政是国家的3种主要而且合理合法的职业。他强调：“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意谓农、商、官3种人如果都穷，国力便会削弱。显而易见，商鞅将商业和农、官同样视作国家所必需的。他要求抑商，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稳定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就是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吕氏春秋·上农》也说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意谓：治）粟，工攻器，贾攻货。”承认农、工、贾各有所属，各治其业，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抑商思想非常偏激的韩非，也曾对商业互通有无的作用做过肯定（见《韩非子·难二》）。
　　因此，抑商政策与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谁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许多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重农，一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为了储备和随时提供军事力量，第三还有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因为农民朴实，而商人“奸巧”。这些经《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阐述，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它告诉人们，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和武力，还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相辅相承。明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商品经济不损害甚至还有利于统治时，统治者就完全会从“抑商”变为“重商”。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看来是颇为灵活地加以运用、贯彻的。对东方六国的大工商业主，他视之如韩非所说的“蠹虫”，坚决、无情地予以驱逐、流放。像前面提到过的赵国的卓氏，这位昔日的大富商在秦始皇灭赵国后，被强制迁徙。那时，夫妻俩是推着一辆车子，步行离开原住地。
　　然而在原秦国本土，并不一概地“除末”。相反，不断地有开发丹穴和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巴地有位名清的寡妇，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氧化汞），得到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于是就获得秦始皇的称赞，并为她造了“女怀清台”，从而名扬天下。还有一位叫倮（音裸）的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赠还他大量家畜。倮后来就致力于畜牧业，并成为巨富，也得到秦始皇的褒奖。可见，如何抑商，对统治者而言，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在于如何能够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像清、倮之辈，既不触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又能得到秦始皇的欢心，或许还有助于粉饰升平，所以不但不遭贬抑，反而获得称誉。
　　六、作用与评价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看，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限制工商业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的投机取巧行为而调动人民务农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巩固君主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在兼并战争中及统一六国后，又用贬黜、流放六国豪富的手段，来达到消除社会动荡因素的目的……这一切，使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并最终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在先秦，坚定而持久不懈地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惟有秦国。然而到头来，秦笑在最后，而那些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一度远胜秦国、并老是耻笑秦国的国家，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思索。
　　秦王朝在度过20来个年头以后便覆亡了，但是，从商鞅到秦始皇所发展、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跨越、保存、影响了整整2000年。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奉行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政策，虽然各自特点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从汉迄清各代重农抑商的作用及其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还是想指出一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统治者老改不掉的“重本抑末”的思路，和因长期纠缠、固执于“本”、“末”之辩而积久形成的社会心理，存在关联。
　　一种政策，从成功，到失败，不同样值得深思吗？一、始皇之死与沙丘之变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长期操劳国事且又纵欲过度的秦始皇，时常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侵扰。笃信神祇的他，让人为他占卜，结果得了“游徙吉”一卦，意思是只有外出游历才会吉利。
　　秦始皇决定外出巡游。在这之前，秦始皇已4次巡行全国。所以，这是第五次巡游，然而，也是最后一次。
　　随同秦始皇此次出巡的，有已升至丞相的李斯，职掌始皇车骑和符玺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临行前少子胡亥请求同行。胡亥聪明伶俐，深得始皇钟爱，立刻得到应允。
　　出发之前，秦始皇对军国大事做了一番安排，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总理朝政。至于长子扶苏，早已派往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东南一带），与大将蒙恬一起率兵防御匈奴。
　　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从咸阳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沿丹水、汉水至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一带湖泊区），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又顺水道和运河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按原计划准备在这里渡水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但因水势凶猛，不宜渡舟，只得西行20里，改由狭中（今浙江富阳县附近）渡水。秦始皇上会稽山，祭大禹，并在那里刻石留念。
　　从会稽返回后，秦始皇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琅琊（今山东胶南）。秦始皇曾数度到达琅琊。琅琊地处东海之滨，而传说中的仙人就住在东海的蓬莱山上，这大概就是琅琊对秦始皇的吸引力所在。当听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一直打着为秦始皇求神药幌子而行骗的方士徐巿等，又跑来说了一通瞎话：蓬莱山上的神药是有的，只是海中有大鱼阻挡了通路，不得前去，所以请派人先把这些大鱼除掉。
　　秦始皇一心想着长生不死，以至对这些荒诞不经之言深信不疑，他立即派人乘船入海射鱼。求药心切的他，居然自己也拿起连弩（一种可以连发的由弓箭发展而来的射器），等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琊向北行至劳成山（即崂山，在今山东省东端），一路上始终没见到大鱼。到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北）后，才射杀一条大鱼。然而这个时候，方士徐巿早已不知去向。秦始皇遂取道临淄西归。
　　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秦始皇，加上旅途的颠簸、劳累，患上了重病。这位被长生的梦想搞得神魂颠倒的暴君，一向忌讳说“死”，所以这个时候，群臣也都“莫敢言死事”。然而事实无情，秦始皇的病情日甚一日。生命垂危之际，他终于意识到死亡之神已经向他伸出双手。
　　秦始皇开始安排后事。他口授了一封给公子扶苏的信，让他速回咸阳办理丧事，并继承帝位。然而，未等这封信送出，更未挨到返回咸阳，当这行人马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时，秦始皇就撒手人寰，魂归西天。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只活了49岁，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恐怕贸然宣布丧事会引起大乱，决定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辌（始皇的卧车）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饭送水，以掩人耳目。只有胡亥、赵高及五六个宦者知道底细。车驾日夜兼程向着咸阳赶路。
　　这时，早就觊觎高位的赵高，开始盘算如何篡权。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秦律，深得胡亥的宠幸。而胡亥的哥哥扶苏则信任蒙恬。所以，赵高就策划让胡亥即位，从而使自己可以攫取大权。他向胡亥暗示，秦始皇在给扶苏的信中要立扶苏为皇帝，而未封胡亥以尺寸之地，企图挑唆胡亥销毁遗书。
　　谁知在胡亥的心目中，父皇有着极高的地位，他根本不敢抗逆父亲的旨意而有什么非分之念。胡亥反而向赵高表示，父亲遗书中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赵高见胡亥不开窍，就单刀直入地要胡亥篡夺皇位。他开导说：“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诛殷纣，都是替天行道，不是不忠。”然后又晓之以利害：“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让别人做自己的臣子与自己做别人的臣子，管制别人与被别人管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岂可同日而语啊!）经赵高反复劝说，胡亥终于答应篡位。
　　但是，胡亥能否即位，李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赵高就去串通李斯参与阴谋。李斯也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然而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故不置可否。见此，赵高就对李斯施展了挑拨离间的伎俩。他对李斯说：“扶苏最器重蒙恬，如果扶苏做了皇帝，势必用蒙恬为相。到那时，你想回乡做老百姓恐怕都不可能了。现在决定谁为太子全凭你我。我做胡亥的老师好多年了，深知他是一个慈仁笃厚，轻财重士，心里明辨而又拙于口舌的人，最适合做皇帝。你听我的话，让胡亥即位，定能长保富贵。否则，就要祸及子孙。”
　　经过一番权衡，李斯同意了赵高的谋划。
　　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了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捏造罪名，斥责扶苏在边疆十几年，“无尺寸之功”；还对未被立为太子有怨气，上书诽谤父皇，是为“不孝”；而蒙恬知道扶苏的言行而不加以纠正，表现“不忠”。所以，要他们两人自杀。赵高与李斯又假造了立胡亥为太子以继承皇位的诏书。伪造的书、信，由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的上郡。
　　秦始皇晚年极少会见公卿大臣，所以除赵高等亲信外，其余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因此，赵高、李斯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扶苏接到伪造的书信，不知其中有诈，深知父命难违，便欲拔剑自杀。蒙恬感到事情蹊跷，劝他调查一下原委，核实诏书是否属实，但扶苏不听，丝毫没有疑心，表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做父亲的要赐儿子以死，儿子还需要再请示吗）就乖乖地自杀了。
　　此时，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已从井陉（今河北井泾北）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他们故意从北边绕一大圈，一是为了掩人耳目，二是等使臣回报扶苏的消息。载尸的车已散发出臭气，内中的尸体腐烂不堪。赵高下令装一车鲍鱼同行，以鱼腥气掩盖臭气。
　　当车驾由九原沿直道快要抵达咸阳时，终于传回了扶苏自杀的消息。赵高一伙欣喜若狂，立刻代表朝廷公开发丧，然后宣布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皇帝。那一年，胡亥21岁。
　　赵高因此当上了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掌握宫廷戍卫大权。
　　二、诛杀宗室、大臣胡亥、赵高的篡权行为引起了诸公子和大臣们的疑虑。奸诈的赵高感觉到危机四伏，就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有所怀疑，愤愤不平，很可能发生事变。为今之计，要用严法酷刑，将先帝（指秦始皇）的旧臣以及诸公子消灭干净，然后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建立自己的班底。”胡亥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开始密谋诛杀那些对他们心怀不满的大臣、公子。
　　胡亥有兄弟姐妹数十人。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胡亥罗织罪名，首先将6位公子杀戮于宫，随后又在咸阳的市上，公开处死12个公子。公子将闾等3人，自知二世不会放过他们，被迫含恨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却又怕牵连家属，满门被斩，因而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胡亥大喜，准其请求，并“赐钱十万以葬”。
　　胡亥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她们残酷杀害。
　　对胡亥、赵高来讲，大臣中的心腹之患，是蒙恬。当时接到伪诏，扶苏拔剑自刎，而蒙恬不肯，被使者逮捕，囚禁于上郡阳周（今陕西子洲西部）。自蒙骜起，蒙民家族世代为秦名将。蒙恬本人为秦国扫平群雄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统一六国后，蒙恬率兵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负责构筑长城，声威赫赫。所以，胡亥、赵高必欲置蒙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派使者手持诏书，前去诛杀蒙恬。蒙恬表示要申诉，可哪得允许，最后只得服毒自尽。
　　蒙恬有个弟弟叫蒙毅，过去深得秦始皇的赏识，常跟随在秦始皇的左右。有一次赵高触犯秦法，秦始皇将他交给蒙毅处治。蒙毅秉公执法，依秦律判其死罪。可当蒙毅将判刑结果上奏秦始皇，秦始皇却因宠爱赵高，下了赦免令。此后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雪恨。如今大权在握，他自然要除掉蒙毅。
　　但赵高不愿亲自出面，以免朝臣们说他打击报复。赵高要借二世的手来除去这个心头之恨。赵高编造了一套谎言，对二世说：“先帝在位时，曾打算立你为太子，然因蒙毅一再从中作梗，所以使得先帝终于改变了主意。”二世听罢，对蒙毅顿时产生反感，遂下令诛杀蒙毅。
　　胡亥、赵高还捏造罪名杀死了其他一批大臣。中央郎官以上、地方郡县守、尉也被杀掉和撤换了一大批，并换上自己的亲信。二世又“更为法律”（对法律进行修改），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这一切，使得“群臣人人自危”，“黔首（平民百姓）振恐”。
　　秦二世的残暴行径，为天下人所不耻。那些幸免于难的大臣、官吏，“持禄取容”，表面上唯唯诺诺，看胡亥、赵高的脸色行事，实际上貌合神离。胡亥的侄儿子婴，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反对胡亥、赵高如此残杀宗室大臣。他用战国时候赵王迁杀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害忠良而用后胜，都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子婴指出：“诛杀功臣而起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将使群臣失信、斗士离意，对内、对外都不利。”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不放在心上，仍然肆意妄为。
　　三、空前的葬礼秦始皇死后3个月，二世葬始皇于骊山北侧。
　　秦始皇的陵墓，是秦始皇在他亲政后就着手兴建的。它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部一带，北临渭水，南依骊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墓的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70多万人。墓中设施复杂，棺椁皆用铜汁浇铸而成。墓室规模宏大，犹如地下宫殿。其中不仅仿照秦廷议事秩序安置了百官位次，而且到处摆满了奇珍异玩、金银宝器，以及供君主享用的物品。墓室上方绘有日月星辰，地上塑有川河江海，并灌入象征流水的水银。在墓道和棺椁周围，布置了弩矢机关，若有谁靠近，即会自动射杀。墓中还用人鱼（可能是指鲵鱼）膏制成的烛照明，长年不熄。
　　由于陵墓过于庞大和精致，秦始皇生前未能看到它竣工。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加以突击修建。始皇下葬后，工程还在继续，直到反秦大起义的队伍打进关中，才被迫中止。
　　秦始皇陵的规模以及奢华、精致的程度，不仅超过了秦国历史上所有先公、先王的陵墓，而且在中国历代帝王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秦始皇葬礼的细节，史书记载不多。但是从秦始皇陵的规模，可以想见当时治丧的“盛况”，一定是空前的。
　　当时，秦二世下令，凡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始皇后妃以及大批宫女，全部为始皇殉葬。这是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二世又生怕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露墓室中的机密，竟下令在始皇灵柩下葬后，迅速关闭出口，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活埋在里面。不仅如此，二世还在秦始皇陵墓外围埋下大量的殉葬物。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人们已对秦始皇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关情况，撮述如下。
　　整个秦始皇陵园区占地56.25平方公里，主要包括5个部分：封土，地宫，城垣，寝殿等附属建筑，陪葬坑。封土，即坟丘。它是用黄土堆积、夯筑，呈上小下大的方锥体状。据载，秦始皇陵原来“坟高五十余丈（115米），周回（周边长）五里余”。经考古工作者研究，确定原封土的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总面积24?郾9775万平方米。由于历经2000年的风雨侵蚀，现存封土已比原来小了很多，但高度仍在50米以上，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面积为12?郾075万平方米。高大的封冢似一座山峦，林木葱郁，与南面的骊山遥遥相对。
　　利用遥感技术、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现已确认，地宫位于封土堆地平面下30米左右，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呈矩形。地宫内存在明显的汞异常。物探过程中发现了大范围、含量较高的汞，且东南、西南强，东北、西北弱，从而验证了《史记》中有关秦始皇陵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的真实性。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墓室周围有一层细夯土质地的巨大宫墙，夯层厚约6—8厘米，宫墙高度为30米，顶端比秦代当时的地面要高。地宫内有东西两条墓道，还有十分发达的排水系统，以保证内部的干燥。
　　封土四周有内外两道城垣。城垣已倾圮，目前仅存墙基。经勘测，内城和外城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内外城四面都有门，门上有阙楼。
　　城垣以内、封土的北侧和西侧，发现大片地表建筑遗址。经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得知封土北侧的建筑是陵园的寝殿，西侧的建筑是供奉寝内墓主灵魂饮食的■（音四）官的住处。这是模仿人间宫殿“前朝后寝”制度而来的，反映了事死如生的观念。
　　在城垣内外，有数不尽的陪葬坑。比如，在封土西侧出土了大型彩绘铜车马两组，它们应是供墓主灵魂乘坐巡行用的车马仪仗中的副车。西边的内、外城之间，发现珍禽异兽坑及跪坐俑（古时殉葬用的陶制或木制的偶人）坑31座，出土有鹿麂及其他珍贵动物的骨骼及跪坐陶俑，象征着宫廷的苑囿。在外城东边的上焦村。发现了马厩坑及跪坐俑坑。它们象征着宫廷的厩苑，跪坐俑是古代叫作“圉（音雨）人”的负责饲养马的人员。此外还相继发掘出百戏俑、文官俑、乐手俑和青铜水禽等等。
　　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有一组大型陪葬坑，从中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群（将在下面介绍）。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模拟了始皇生前居住的京城的格局，是将地上王国搬到了地下。例如，那高大的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皇宫，内外两城象征着京城的宫城和外廓城。内城里有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还有供皇帝出行用的乘舆，游猎用的苑囿。外城外边的厩苑内有供驾车和骑乘用的骏马。再加上地宫内具有的百官位次以及无数奇器珍怪，构成一幅“千古一帝”的理想宫城图。
　　至于兵马俑，应是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即守卫京城的宿卫军。
　　就这样，秦始皇被葬入、掩埋在雄伟的地下“宫城”中，身旁还有浩荡的“大军”守卫着。
　　四、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我们专门来谈一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
　　1974年3月，几位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外打井时，偶然发现几片陶俑的碎片。聪明的他们立刻意识到地下一定埋有重要的文物，就向文物部门报告。于是，引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经发掘，那里有以军阵形式排列的兵马俑坑3个。一号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郾426万平方米。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端北侧，为曲尺形，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为98米，深约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三号坑位于一号坑的西端北侧，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4．8米，面积约520平方米。
　　3个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态逼真。它们的排列是按照当时的军阵编组的。一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组合排列的长方阵；二号坑为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的曲尺形军阵；三号坑的陶俑做仪卫式的夹道排列，是统帅一、二号坑军队的指挥部。一、二、三号坑构成了秦国强大军队的一个缩影。
　　古代军队的编列一般分为左、中、右三军。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称作“壁垒”。因而，一号俑坑可视为右军的“壁垒”；二号俑坑为左军的“壁垒”，三号俑坑是指挥部。那么，中军呢?在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即二、三号俑坑之间，有一个面积为4608平方米（96×48米）的未建成的俑坑。其位置正处于中军部位，当是拟建的中军俑坑。这个坑之所以没建成，估计是由于公元前209年周文率领的起义军，打到了骊山北麓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俑坑的工程被迫停工。
　　俑坑工程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根据俑坑出土兵器上刻的纪年看，最早的是始皇“三年”，最晚的为始皇“十九年”。这说明兵器放进俑坑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此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7年。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大规模修筑是从统一后开始的。结合兵器刻辞分析，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很可能始于统一后不久。工程持续到公元前209年，大约费时10年左右。
　　上述三处从葬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共出土陶俑、陶马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兵马俑坑不但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也是一个雕塑艺术的宝库。数以千计的高大的兵马俑群，其规模的宏伟、气势的磅礴，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十分罕见。多姿多彩、形态逼真、充满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具有经久的感人魅力。具有中国民族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才能。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生动地再现了秦王朝军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情景；显示了秦王朝横扫六合、威镇天下的军事力量及其雄伟的气势。
　　人们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五、“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奇迹是以天下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用无数建造者的尸骨堆出来的。
　　研究显示：秦始皇陵园外的这一组兵马俑坑，占地面积总计约为2万平方米。仅挖坑一项的土方工程量就达10万余立方米。所用木料均为巨大的松柏。根据遗留的木槽看，有的棚木直径为68厘米、长达10余米。初步计算，一、二、三号俑坑共用木料8000余立方米，棚木上铺的苇席和竹席1800余平方米，铺地用砖25万余块。加上7000余件大型陶俑、陶马（此为估算的数字，包括了尚未发掘出来的）的制作，其工程量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十分惊人的。
　　可这还仅仅是一个陪葬坑而已。
　　所以，司马迁记载的秦始皇派发70万人修建陵墓，不会是一个非常失实的数字。
　　也因此，当时被榨干血汗的老百姓，要诅咒暴君秦始皇不得好死：“秦始皇，夺俺粮，开吾户（门），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太平御览》卷八六）秦始皇真的暴死了。
　　但是，继秦始皇坐天下的二世胡亥，在大兴土木、榨取劳动人民血汗和恣肆挥霍、穷奢极欲方面，丝毫不比乃父逊色。他除了继续建造秦始皇陵，还不停地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及竣工的阿房宫，并不断修直道、驰道。
　　为了自己的游猎享乐，胡亥又以防卫京城为名，征调5万步兵，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他练习射猎。他甚至还下令，一般人不得食用咸阳周围300里内的粮食，以专门供给射猎士兵和禽兽。同时，他又向各郡县征发粮草，并规定输送人员要自备干粮。由于路途艰难，加上饥饿、劳累，役夫伤亡不可胜数。
　　胡亥公然说过：“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比喻时间过得快，人生短促）。吾既已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种极端腐朽的世界观，同他手中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给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样的统治，能不覆亡吗?千余年后，元代张养浩作了《山坡羊》小曲一首。他在慨叹世事沧桑时，特别提到了秦朝统治者的暴戾恣睢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辛酸和痛苦：“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六、李斯的“督责之术”
　　比起昏庸而贪婪的二世胡亥，丞相李斯还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他见二世骄奢无度、秦王朝岌岌可危，几次劝谏，可二世从来不听。一次，二世反过来责问李斯：“听说古代的尧、禹等君王都是很辛苦的，难道君王就是为了如此苦形劳神而拥有天下的吗?我可不希望当这样的君王。”二世又继续发问：“我想随心所欲，尽情享受，又要永远保有天下，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李斯向来看重爵禄，惟恐丢官，听到二世责问，就谄媚取容，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的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曲从）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势必“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真是受罪。
　　李斯所说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李斯主张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君主还要独揽大权，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这样，君主的位置坐稳了，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法”、“术”、“势”本为先秦法家所提倡和强调的东西，并不新鲜。但先秦法家在肯定严刑峻法的同时，还注重“奖赏”，倡导的是“赏罚并用”；在突出君主权威的同时，还力主对君权有所节制。而李斯的“督责”说，显然对先秦法家学说做了不合理的扬弃，尤其是对其中一些致命的弱点做了大肆发挥。
　　联系李斯一生的言行看，“督责”说并不符合李斯的真实思想。所以汉代即已有人指出，李斯属于“阿意督责”（《法言·重黎》），即用“督责”说去迎合二世。慑于宫廷政治的险恶和专制君主的淫威，李斯不仅参与了权奸的篡国阴谋，还堕落为一个无耻的马屁精。
　　秦二世对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却深以为然。“于是行督责益严。”凡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嘉许为“明吏”；杀人多者，就称之以“忠臣”。结果使“刑者相半（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
　　这当然激起了全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七、勾心斗角：李斯丧生秦二世、赵高和李斯3人，因互相利用而联合起来。由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上的不平均，他们之间常常勾心斗角。
　　赵高原是赵国王族的远亲。秦灭赵时，他父母都做了俘虏，被迁到秦。入秦后赵高父亲因触犯秦法，被施以宫刑，母亲也沦为宫奴，在宫中服役。赵高母亲在宫中服役时曾与人“野合”，生下赵高。后来，她的不轨行为被人揭露，受到刑罚。此祸殃及赵高，也被处以宫刑，罚做宫中奴仆。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一日，秦始皇在宫中遇到赵高，见赵高身材高大，力量过人，很是喜欢，就叫他做中车府令，为始皇管理车马。在服侍始皇的过程中，赵高学了点“狱法”，于是始皇又叫他做公子胡亥的老师。以后，赵高平步青云，及至沙丘之变，成为执掌秦王朝大权的几个要人之一。
　　但赵高知道自己出身卑贱，在朝中又结怨甚广，十分惧怕大臣们在秦二世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他对秦二世说：“现在陛下年少即位，若与大臣议事出点差错，朝臣们就会轻视您。陛下不如深居宫中，由我在廷上与朝臣们议事，然后报告给您。这样您就不会在大臣面前有什么过失，他们也就会把您当作英明圣主了。”
　　秦二世本来就耽于享乐，厌于理事，听这么一说，正好乘机偷懒，从此常居宫中，一意寻欢作乐，大臣再也难以见到。而赵高则攫取了大权，政事皆由他决定。
　　赵高控制着秦二世，独揽了朝政，作为丞相的李斯当然不满。李斯时常与赵高过不去。于是赵高也将李斯视为眼中钉，决心彻底制服李斯。
　　一天，赵高一本正经地对李斯讲：“现在关东形势很紧张（当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取得节节胜利），皇上却还屡屡征发人力大修阿房宫，无休止地搜集天下玩好之物。我想进谏，但我地位卑贱，实在有些不方便。你为什么不进谏呢?”
　　李斯早就对秦二世终日深处宫中、骄奢淫逸而不问政事，感到忧心忡忡。现在赵高邀他进谏，李斯不知是计，就说：“我早想进谏，可是皇上不上朝，得不到进言的机会啊!”赵高说：“你若真想进谏的话，我给你寻找机会，到时通知你。”
　　两人约定后，诡诈的赵高就每当秦二世在宫中与嫔妃们淫乐时，派人通知李斯来求见上谏。如此连续3次，惹得秦二世大怒，怀疑李斯是故意给他难堪，就对李斯产生怨恨。
　　赵高乘机对二世诬陷李斯，说：“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所以他想裂土封王。”赵高看一下二世的脸色，又接着讲：“李斯长子李由任三川郡（今河南境内，灵宝以东一带）守，陈胜的军队过三川，李由不肯出击。听说李斯父子与陈胜之间还有文书往来，我因为还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报。再说，丞相在外边的权力可比陛下还要大啊!”
　　秦二世听罢立即派人去调查李由与陈胜起义军的关系，李斯意识到大祸将至，立即上书秦二世，揭发赵高的劣迹，建议除掉赵高。
　　秦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以为李斯是诬告赵高，离间君臣关系，他还把李斯上书的内容告诉了赵高。赵高立即先发制人，说李斯要除掉自己是为了篡位。二世遂下令逮捕李斯。与李斯一起下狱的，还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
　　冯去疾、冯劫在狱中愤然自杀，李斯还想等待皇上的裁决。
　　二世令赵高审讯李斯。赵高刑讯逼供，逼迫李斯承认谋反罪行，并将其宗族宾客收捕殆尽。李斯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承认了赵高的指控。可他仍存一丝侥幸的心理，在狱中向二世上书，希望得到宽赦。
　　然而，赵高扣下了李斯所上之书。赵高又令人假扮御史等官员，反复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稍有翻案的念头，就加以严刑拷打，迫使李斯维持承认谋反的口供。最后，在二世派来的审讯人员面前，李斯承认有谋反之罪。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在咸阳市被当众腰斩，其宗族也被全部诛灭。
　　李斯的一生，颇能发人深思：他在辅佐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作出一定的贡献，是秦始皇身边的几个具有政治见解的大臣之一。但他贪图禄位，缺乏气节，在专制政治的漩涡中，不敢坚持自己的见解，甘愿与昏君佞臣沆瀣一气。最后，不仅毁掉了自己前半生的功业，还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
　　李斯既是被专制政治和昏君、奸佞所杀，也是为自己丧失节操所害。
　　八、赵高指鹿为马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死后，秦二世即拜赵高为丞相。由于他是阉人，可以出入内宫，故被称为“中丞相”。昏聩的秦二世终日沉溺于享乐，将整个朝政全部交给了赵高。
　　但赵高欲壑难填。他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想有朝一日坐上皇位。
　　赵高首先派亲信控制中央的要害部门。他任命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握了京师和皇宫的卫队。随后，开始试探群臣的意向。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的一天，赵高当着群臣的面，献给秦二世一头鹿，却说那是马。二世一看，笑着说：“丞相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但赵高坚持说是马。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大臣究竟是鹿还是马。结果，有的回答是鹿，有的为了阿谀奉承赵高，回答是马，还有的则沉默不语。
　　事后，赵高对言鹿者一一加以陷害。从此，群臣都箝口不语，免得因与赵高唱反调而被治罪。
　　显然，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是要看一看他的威势究竟有多大。这是企图篡秦的一次预演。
　　就在赵高忙于做篡位准备时，刘邦、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已席卷关东，并向关中进军。当刘邦部队攻至武关的消息传到咸阳宫内，秦二世如梦初醒。他急忙派人去找赵高，商量对策。赵高当机立断，下令动手除掉二世。
　　赵高让弟弟赵成做内应，女婿阎乐率领属部攻打二世居住的望夷宫。行动之前，狡诈而又心狠手辣的赵高怕女婿有变，悄悄地将阎乐之母扣为人质。
　　阎乐很顺利地打进了望夷宫，抓获秦二世。糊涂的二世竟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求面见赵高。阎乐不答应，而要他死。见此，秦二世就请求封给他一个郡，让他做一个郡王。阎乐也不答应。二世又表示自己只要当一个万户侯，阎乐仍不准。无奈之下，二世最后请求让他与皇后去当普通的老百姓，阎乐再次予以拒绝。
　　走投无路的秦二世，只得被迫自尽。
　　九、子婴投降秦二世一死，赵高就把皇帝的玉玺佩戴在身上。文武百官见赵高居然佩戴帝印，按捺不住心头的不满，一时朝廷上议论纷纷。赵高见状，知道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公卿大臣们是决不会答应的，就只好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
　　但是，赵高仅让子婴称王，不称帝。理由是，“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当时，在席卷而来的秦末大起义浪潮中，一些人纷纷打出原六国的旗号而自立。二世自杀时，秦廷已完全丧失了对关东的控制。
　　赵高要子婴斋戒，然后去宗庙举行授玺仪式。子婴早就痛恨赵高窃取秦王朝的权柄，这时又听说赵高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想在关中自立为王，就决心除掉赵高。子婴与儿子商议，准备不去宗庙，从而诱使赵高上门，然后将其杀死。
　　果然，赵高见子婴迟迟不去宗庙，就亲自前往子婴住宅催促。子婴早已在家中设好了伏兵，等赵高一进门，立刻下令动手。伏兵一拥而上，将赵高乱剑刺死。子婴又诛灭赵高三族(何为“三族”，说法不一。有一说指父族、母族、妻族)，并将他们暴尸于咸阳街头示众。
　　然而，面对反秦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子婴毫无抵抗能力。子婴称王仅仅46天，刘邦就突破武关，攻下山尧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兵临咸阳，屯军灞上(地处咸阳郊外)。子婴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脖子上系上白绫，坐着白马、白车，捧着秦的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
　　秦王朝彻底垮台了。
　　这是公元前206年冬天。此时距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仅仅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