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长春到台北直飞票价: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0全球经济危机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1:06:34
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全球经济危机史
最早的证券交易所
虽然还有很多人不认同把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投机泡沫看作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但我们认为，要想给读者一部全面完整的经济危机史，就有必要从这一次投机所引发的泡沫危机开始。
1566～1609年，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的独立战争。摆脱殖民统治后，荷兰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当时，荷兰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东印度公司的组建;二是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成立;三就是强大的商船。凭借这三大支柱，荷兰成为东方贸易的霸主、欧洲金融的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
由于地处西北欧的低地，临海的地理位置使荷兰很早就拥有相当的海上贸易规模。荷兰独立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商业、海洋运输业、金融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荷兰也一跃成为西欧的一大强国。
当时世界各国的商船普通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可以有效地防止海盗的袭击。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富有冒险精神的荷兰人对商船进行了改造，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输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在当时，由于海盗肆虐，这样做的风险显而易见。可以说，荷兰人把每一次的航行都变成了一次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但同时，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然的。通过丢弃火炮，荷兰人造船的成本降低了很多，价格仅有英国船只的一半，于是货物的运费也低了很多。即使这样，荷兰人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又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船只：一种船身很圆、肚子很大而甲板很小的船只。这样做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船只所缴纳的税款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无疑，荷兰人采用这种船利润也就越来越多。
当然，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仅仅依靠特殊的船形显然是不够的，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那些驾驶船只的人。在1596～1598年期间，一个名叫巴伦支的船长在航经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时，和17名水手全部被困冰封的海面。在其后漫长的8个月时间里，有8人死去，但他们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丝毫未动别人委托的货物，尽管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用于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终于，冬去春来，幸存的人们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了委托人手中。
荷兰人的冒险精神和这种信守商业承诺的行为，对荷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使荷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上贸易国。
由于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从1595～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为了避免过度的商业竞争，这14家公司进行了合并，组成了一家联合公司，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当时的国家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具有贸易垄断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位于阿姆斯特丹、泽兰省的密德堡市、恩克华生市、德夫特市、荷恩市、鹿特丹市六处的办公室所组成。其董事会由70多人组成，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只有17人，被称为17绅士，其中阿姆斯特丹8人、泽兰省4人，其他地区各1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权力之大，令人惊讶。它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优势使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了当时国际商业的中心。但是，1609年以前，内外硬币的混乱给荷兰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荷兰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体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欧洲的股票交易中心，其证券交易所已经类似于现代证券交易所，不仅存在着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直接股票转让，也存在着通过证券经纪人进行的间接股票转让。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贸易方式，每年买卖大量的白兰地，但从来不发生货物的移交，买方与卖方的盈利或亏损都取决于在约定的交货日子白兰地的价格。
与之前出现的银行相比，阿姆斯特丹银行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银行货币，其银行账户持有者可以随时处置自己在银行账户的结余，这使得它提供的银行货币和票据具有高度的安全性与便利性，从而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地区商业首要的清算银行。随着对荷兰货币日益增加的信心和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惊人的扩张，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具有国际性质。
在商船、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这三大支柱的支持下，荷兰在17世纪早期成为欧洲各国中经济最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荷兰人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股票、商品交易、保险还是公司管理办法--荷兰不是这些东西的发明者，就是把它们发展到新高度的革新者。
冒险与创新精神给荷兰带来了经济与金融的繁荣，但同时，危机也在悄悄逼近。经济的繁荣已经给荷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又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可以进行期货交易，牟取暴利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以及当时西欧各国的商人，都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寻求一切可以投机的事物。
富有让荷兰人不再对白兰地这样的实用物品产生投机兴趣，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美术品”。俗话说得好：“乱世存粮，盛世养花。”在如此殷实的社会大背景下，荷兰人选择了郁金香作为投机对象，于是危机就悄然来临了。
郁金香引发的热潮
1554年，一个名叫布斯贝克的人在土耳其的亚德里亚?诺泊尔看到了一种以前不认识的花，当他询问花名时，主人说了一个土耳其单词“头巾”(Turban)，因为这种花看起来与东方的头饰有些相像。后来郁金香被布斯贝克带到了中欧，在那里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但是几年以来，这种花也只是用于装点坐落在市内通航运河岸上的市民住宅的庭院。后来人们又培育了新的品种，但也只有喜爱庭院的人才对郁金香的鳞茎感兴趣。虽然人们对这种高贵的植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范围内。
1593年，法国植物学家克卢修斯受聘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植物园的主管，他随身携带了一些郁金香球茎来到荷兰。第二年春天，荷兰的第一朵郁金香盛开了。
一时间，高雅脱俗的郁金香成了莱顿上层社会谈论的焦点。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又或许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多王公伯爵开始陆续登门拜访，以求得一株郁金香，但克卢修斯一概拒绝。不过，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郁金香得以在市面上流通：一个窃贼趁克卢修斯不备盗窃了许多球茎，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这使得郁金香在荷兰各地流传开来。
与郁金香在荷兰流传开来的同时，还有这样一个浪漫的传说：古时候，在雄伟的城堡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少女，有三位勇士同时爱上了她。为表达爱意，他们一个送了顶皇冠，一个送了把宝剑，还有一个送了块金子。但少女对三人都不钟情，只好向花神祷告。花神深感爱情不能勉强，遂把皇冠变成鲜花，宝剑变成绿叶，金子变成球茎，美丽的郁金香就这么诞生了。
当然，这个浪漫的故事是荷兰的花商们为了推销郁金香编织出来的。但故事一经传开，更促使了人们对郁金香的钟爱。不久，具有浓郁外国情调的郁金香，就成为荷兰人见人爱的花卉品种。高贵、优美、鲜艳的郁金香，深深地吸引着好奇的荷兰人，尤其是那些带有美丽杂色花纹的稀有品种，更令他们爱慕之至。权贵豪富甚至专门派人去土耳其，以高价购买郁金香。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郁金香热”，人人都以拥有郁金香为荣，以欣赏郁金香为雅，以婚嫁时手捧郁金香最为时髦。郁金香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和财富地位的象征，由此价格也变得越来越昂贵。很快，对郁金香的狂热和追逐就成为一种时尚，流传到了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有人说，17世纪的欧洲属于一个充满炫耀、猎奇和好大喜功的时代，花园、鲜花是贵族和商人们奢华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无论什么时代，社会上层阶级总是渴望得到代表尊贵地位的标志，现在可能是法拉利跑车、游艇和私人飞机，而那时，豪宅、花园和鲜花，特别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郁金香，则是他们追逐的目标。
正是由于上流社会对郁金香的追捧，拥有和种植这种花卉逐渐成为享有极高声誉的象征。一般达官显贵家里都摆有郁金香，作为奢侈品向外人炫耀。一块豪华的郁金香贴片、一次用郁金香加以装点的聚会，甚至奢侈地装饰着郁金香的窗框，都成为昭示社会地位的手段。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郁金香的价格不断攀升，机敏的荷兰投机商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以待价格上涨。囤积进一步抬高了郁金香的价格，价格的不断攀升又反过来助长了荷兰人的投资热情。
在17世纪初的法国，人们就已经为品种稀有的郁金香开出了离谱的高价。据说在1608年，一名磨房主卖掉了自己的磨房，为的就是一只罕见的郁金香球茎。更有甚者竟然用价值3万法郎的珠宝去换取一只郁金香球茎。在当时，巴黎的时尚女子上街，如果能戴上一朵郁金香作为装饰，便会觉得身价倍增。另据记载，巴黎的一位富家小姐出嫁时，所有的嫁妆竟然就是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
相比之下，朴实、认真的荷兰人没有巴黎人那么时尚、浪漫。但人们的赌博和投机欲望是如此强烈，美丽迷人而又稀有的郁金香不免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在舆论的鼓吹之下，人们对郁金香的倾慕之情愈来愈浓，最后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倾慕与热忱。人们开始竞相效仿，疯狂地抢购郁金香球茎。起初，球茎商人只是大量囤积以期价格上涨抛出，随着投机行为的发展，一大批投机者趁机大炒郁金香。一时间，郁金香迅速膨胀为虚幻的价值符号，令千万人为之疯狂。
在这一过程中，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幕在惊人地上演着。譬如在郁金香培植过程中，经常会受到一种“花叶病”非致命病毒的侵袭。这种病毒使得郁金香花瓣呈现出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彩色条或“火焰”，荷兰人极其珍视这些被称之为“稀奇古怪”的受感染的球茎。“花叶病”非但没有动摇人们的投资热情，反而促使人们更疯狂地投机，甚至不久之后，公众一致的鉴别标准竟是“一个球茎越古怪其价格就越高”!
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多数郁金香的购买者是毫无种植或观赏意图可言的，郁金香只是他们眼中“低买高卖”这一游戏的代名词，他们甚至根本不再理会郁金香为何物。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原本定价就很高的郁金香获得了高达20倍的增值机会。也就是说，只要你参与进来投机，假设投资1000美元，一个月后，像吹气球一样，你的投资就可以变成2万美元!现在，你应该明白郁金香是如何让人不计代价、令人着迷、使人疯狂的了吧!
球茎越是昂贵，视之为明智投资的人就越多。苏格兰历史学家查尔斯?麦凯在其研究投机及脱离理智行为的经典著作《惊人的流行妄想回忆录》中，对荷兰的郁金香投机狂潮做了十分贴切的描述：
1636年，由于郁金香珍贵品种的需求量不断增长，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莱顿、哈莱姆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股票交易场所设置了定期的销售市场。人们围着小小的郁金香球茎团团转，一个个充满了自信……如同其他的期货交易一样，许多人转眼之间就成了巨富，这成为投机参与者的正当理由，促使他们进一步买进……一切就像一只悬挂着的金饵，诱惑着人们一个一个涌向郁金香交易场所。那种情形，犹如蜜蜂围着糖罐一般。
狂热很快唤起了最广泛的群众阶层对郁金香贸易的兴趣。据出版于1643年的《花朵的盛开和凋零》这本小册子的记载，贵族、市民、农民、商人、海员、足球运动员、女佣，甚至连烟囱清扫工和老裁缝们，都沉醉在郁金香的投机热潮中，他们都希望不用工作就能尽快致富。所有人都幻想人们对郁金香的热情会永远持续下去，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将会云集荷兰，无论开价多少，他们都会接受。此时连最愚钝迟缓的人都加入进来，体味一夜暴富的喜悦。而那些起初认定价格不会上涨的人，在看到亲戚朋友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溢时，无不捶胸顿足，后悔不迭。
失控
整个荷兰像是失去了控制。此时想要拒绝加入暴富行列的诱惑实在太难了，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抵御。郁金香狂热从1634年一直持续到1637年初，到了后期，人们开始不惜以土地、珠宝、家具这样的个人财产来交换小小的郁金香球茎。此刻，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已经变成天文数字。
1635年，有几十棵郁金香的价格高达1万英镑，居然仍供不应求，各大城市的银行、股票交易所每天挂出各地郁金香的牌价。奇怪的是，郁金香价格有涨无跌，这使那些欧洲(如邻近的德国)的巨富们也像着了魔似的投入买卖。阿姆斯特丹一条街上的漂亮房屋，出售价格是3棵郁金香。花农每培育一个新品种，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的价值可能是下列物品的价值总和：4吨小麦、8吨黑麦、4头公牛、8头壮猪、12只肥羊、2大桶优质葡萄酒、4吨啤酒、2吨黄油、1000磅奶酪、一套高级服装、一张附带全部床上用品的大床和一只银制的高脚酒杯。在今天，这些物件的价值应该可以超过4万美元!
1636年，郁金香已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邻近欧洲国家的许多交易所也是如此，这些交易所还为投机者开设了郁金香期权合同交易。期权合同只是一种保证金信用交易，它可以让更多的低收入者有机会进入郁金香市场参与投机，而且保证金信用交易“以小搏大”的特点让郁金香投机更加疯狂。于是，郁金香价格更加无限制地持续上涨。现货交易的习惯被抛弃，球茎不进行货物交割之前不需要实际支付货款，这进一步加剧了投机。比如，过去1000美元投机郁金香现货，月收益可达2万美元，但现在通过期权的保证金信用交易，1000美元的投资可以变成月收益10万美元!
然而，期权又是一柄双刃剑。郁金香价格一旦下跌，甚至哪怕只是轻微下跌，期权购买者的投资都可能化为乌有，甚至还可能欠债。不过，此时在人们的头脑中，无不坚信郁金香的价格只会不断地上涨。
此时，人人只有一种信念：欧洲的财富将汇集于荷兰海岸。事实上，全欧洲人也为这样的疯狂所感染，金钱从四面八方滚滚流入荷兰。不但郁金香价格在持续上扬，生活必需品价格在外来资金的刺激下也随之上扬。荷兰简直成了财神爷的接待室……在一些没有交易所的小城镇里，酒店被选做临时“展销地”，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的需求。酒店里，常常举办几百人出席的宴会，一瓶瓶盛开的郁金香成行间隔地陈列于餐桌及餐柜上供人们欣赏和讨价还价……1636年，一种叫“Switser”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在一个月里上涨了485%!短短一年时间里，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郁金香市场似乎更加火爆了!
真是奇妙之至，荷兰在它最鼎盛的时期，以它最便利的交通条件、最全面的汇兑服务、最低的利率水平尚且不能吸引如此庞大的资金，一只只小小的郁金香球茎竟能使荷兰倍受世人的青睐。
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可以更加生动地说明那个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情：据说海牙有一个鞋匠，在一小块种植园上培育出了一株罕见的“黑色郁金香”。消息传开后，一伙来自哈勒姆的种植者拜访了他，说服他把花卖给他们。最后，鞋匠以1500荷兰盾(注：荷兰王国的货币名称，相当于100分)的高价把自己的宝贝卖给了他们。没想到，买家中有一人立即把黑色郁金香摔到地上，用脚踩成一滩烂泥。鞋匠惊呆了。买家们却轻松地解释说，他们也培育出了一株黑色郁金香，为了确保自己的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情愿付出一切代价，若有必要，上万荷兰盾也在所不惜。
在这样近似疯狂的氛围中，到1636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高度。以一种稀有品种“永远的奥古斯都”为例，在1623年时它的价格为1000荷兰盾，到1636年便已涨到5500荷兰盾。1637年2月，一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的售价更高达6700荷兰盾--这一价格，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或者购买27吨奶酪!相对于这种顶级郁金香来说，普通郁金香的涨幅更是“疯狂”。1637年1月，1.5磅重的普普通通的“维特克鲁嫩”球茎，市价还仅为64荷兰盾，但到同年2月5日就高达1668荷兰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在这股狂热到达巅峰时，也就是在1636至1637年的那个寒冬，人们不仅买卖已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
所有的投机狂热行为都有着同样的规律，价格的上扬促使众多的投机者介入，长时间的居高不下又促使众多的投机者谨慎行事。此时，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
沉浸在郁金香狂热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而这次崩溃的导火索，却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1637年，一艘从国外驶来的船只停靠在阿姆斯特丹，船上一位年轻的水手在下船时顺手拿走了一只郁金香球茎。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洋葱头，所以随便拿在手上把玩，却不知道那是船长花了3000金币(约合现在的3～5万美元)买来的极为名贵的郁金香球茎，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
当船长发现他的宝贝丢失后，发了疯一样地寻找。等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这个水手时，却发现水手正心满意足地就着熏鲱鱼将那名贵的“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吞下肚去……水手对郁金香球茎的价值一无所知，他认为球茎如同洋葱头一样，就应该作为鲱鱼的佐料一块儿吃……
价值几千金币的球茎竟然被水手吞到了肚子里，船长简直快要癫狂了。他怒气冲冲地将水手告上了法院。价值几千金币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在水手眼里竟如同洋葱头，是水手疯了，还是荷兰人太不理智了?法官一时难以决断。
在这样近似疯狂的氛围中，到1636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高度。以一种稀有品种“永远的奥古斯都”为例，在1623年时它的价格为1000荷兰盾，到1636年便已涨到5500荷兰盾。1637年2月，一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的售价更高达6700荷兰盾--这一价格，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或者购买27吨奶酪!相对于这种顶级郁金香来说，普通郁金香的涨幅更是“疯狂”。1637年1月，1.5磅重的普普通通的“维特克鲁嫩”球茎，市价还仅为64荷兰盾，但到同年2月5日就高达1668荷兰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在这股狂热到达巅峰时，也就是在1636至1637年的那个寒冬，人们不仅买卖已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
所有的投机狂热行为都有着同样的规律，价格的上扬促使众多的投机者介入，长时间的居高不下又促使众多的投机者谨慎行事。此时，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
沉浸在郁金香狂热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而这次崩溃的导火索，却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1637年，一艘从国外驶来的船只停靠在阿姆斯特丹，船上一位年轻的水手在下船时顺手拿走了一只郁金香球茎。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洋葱头，所以随便拿在手上把玩，却不知道那是船长花了3000金币(约合现在的3～5万美元)买来的极为名贵的郁金香球茎，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
当船长发现他的宝贝丢失后，发了疯一样地寻找。等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这个水手时，却发现水手正心满意足地就着熏鲱鱼将那名贵的“永远的奥古斯都”球茎吞下肚去……水手对郁金香球茎的价值一无所知，他认为球茎如同洋葱头一样，就应该作为鲱鱼的佐料一块儿吃……
价值几千金币的球茎竟然被水手吞到了肚子里，船长简直快要癫狂了。他怒气冲冲地将水手告上了法院。价值几千金币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在水手眼里竟如同洋葱头，是水手疯了，还是荷兰人太不理智了?法官一时难以决断。
很快，这个消息传开了。它好比一枚炸弹，引起了整个荷兰的恐慌。谨慎的投机者开始反思这种奇怪的现象，反思的结果无不例外地对郁金香球茎的价值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少数人觉得事情不妙，开始贱价卖出球茎，一些敏感的人立即开始效仿。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恐慌性抛售浪潮，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大国衰落
到1636年底，最后残存的理性都早已远离了荷兰的郁金香市场。郁金香的“狂热”与“疯狂”，已经使人们的灵魂与心态严重偏激，投机者与花价就像一个在酒吧喝得烂醉的疯子。不用说，此时的价格已不是郁金香价格的真实反映。虽然人们大都知道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早已远离其正常的价值，但是他们宁愿相信别人会比他们更“傻”，会心甘情愿地付出更高的价钱。但无论如何，投机狂潮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也的确如此。
郁金香狂热的终结，终于在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最大的“傻瓜”最终还是出现了。
市场突然崩溃：一时间，卖方大量抛售，市场陷入恐慌状态。这时的郁金香简直成了烫手的山芋，无人再敢接手。球茎的价格也犹如断崖上滚落的巨石，一泻千里，暴跌不止。荷兰政府发出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纠纷。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平均已经下跌了90%，那些普通品种的郁金香更是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还不如一只洋葱的售价。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富有的商人变成了乞丐，一些大贵族也陷入无法挽救的破产境地。受害者当中既有文化程度颇高的知识分子，也有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由此可看出，贪婪是没有任何阶层界限的。
那些为了购进昂贵的球茎而举借了巨额借款的人，现在没办法偿还。以前在过高的价格上签订了购买契约的人，现在只好违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动摇了，大家都争相抛售郁金香球茎。再没有地方可以借到贷款，反之，债主们都紧催着别人赶紧还债，普遍的信用危机由此爆发。
暴涨必有暴跌，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下跌的狂潮刚过，市民们怨声载道，极力搜寻替罪羊，却极力回避全国上下群体无理智的投机这一事实。他们把原因归结为那个冒失的水手，或埋怨政府调控手段不力，恳请政府将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恢复到暴跌以前的水平，显然这是自欺欺人!
人们纷纷涌向法院，把求援之手伸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兑现合同，挽回损失。那些原已签订合同要高价购买的商人全部拒绝履行承诺，只有法律才能督促他们依照合同办事。很快，法庭就淹没在郁金香的官司之中。然而，法律除了能干预某些具体的经济行为外，是绝不能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的。法官无可奈何地宣称，郁金香投机狂潮实为一次全国性的赌博活动，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于是，所有人在郁金香投机中的未偿债务均被荷兰法院认定为可以豁免。
事态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出面解决，但他们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也束手无策，最终所有的“苦果”只能由投机者自己咽下。1637年4月27日，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此时，人们彻底绝望了!从前那些因一夜暴富喜极而泣的人们，如今又在为突然降临的一贫如洗仰天悲哭。穷人还是穷人，乞丐照样一文不名，最可怜的是那些原本富有，现在则倾家荡产的人，一旦成了穷光蛋，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一时间，整个城市陷入了大混乱，一场由投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了。
宛如一场噩梦……世界投机狂潮的始作俑者为自己的狂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此昙花一现，从此走向衰落。
有意思的是，沉重的灾难虽然导致了人们对郁金香的无比痛恨，但画家们却得到了发挥才能的天地。在著名画家扬?勃鲁盖尔创作的一幅讽刺画中，一群愚蠢的猴子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郁金香交易。在这幅画中，无论是种花人、花商，还是参与其中的投机者，都受到了画家无情的嘲弄。
在这场郁金香的狂热中，几乎没有人不是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在1637年以高价买进郁金香球茎的人因投机的崩溃而遭到了毁灭，甚至那些提前抛售离市的人也遭受了随后经济大萧条的冲击。
郁金香狂热对荷兰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因为荷兰当时大多数的手工艺人和商人都为投机狂热所迷惑，放弃了他们的作坊和账房而去搞郁金香投机了。如果几天之中就可以发财致富，那为什么要在作坊里辛辛苦苦地劳累呢?如果能在隔壁的酒馆里欣赏着芬芳的郁金香的同时以转手之劳就可以赚上几千甚至上万荷兰盾，又何必整天劳碌奔波去从事贸易往来呢?于是，资本和储蓄从生产和商业方面撤退而转到投机领域。郁金香球茎的贸易愈火爆，真正用于商业和生产的资金就越少。
这一场郁金香泡沫所带来的经济灾难无可避免地殃及到金融领域，荷兰的金融信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货币信用制度也被动摇了。后来，荷兰金融信用的重建以及商业的恢复，又差不多花费了数十年的工夫。
与此同时，郁金香球茎大恐慌给荷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沉重打击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更使荷兰的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使之处于长期的经济大萧条，而这也加速了荷兰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的步伐。这一次狂热，其影响不仅限于荷兰，一直扩展到伦敦和巴黎。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7世纪后半期，荷兰在欧洲的地位受到英国有力的挑战，欧洲繁荣的中心随即向英吉利海峡彼岸转移。有趣的是，当世界经济中心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时候，泡沫也跟着去了英国。
从此，荷兰从世界头号帝国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一蹶不振。“郁金香现象”也成了经济活动，特别是股票市场上投机造成股价暴涨暴跌的代名词，被永远载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历史的重演
郁金香的“狂热”告诉我们：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投资者的行为是盲目的，甚至是丧失理智的。过分的贪婪致使人们无所畏惧或视死如归，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的投资行为的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要么血本无归，要么一夜暴富--这是一种纯粹的赌博行为。
如今，这起发生在17世纪的郁金香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起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已经被永久载入了经济发展史。而由郁金香导致的荷兰经济危机，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郁金香投机背后隐藏的经济理由，就是“巨额资金流入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击败当时海上贸易的强者西班牙，掌握了独占性的贸易地位。历史学者将此时期称为荷兰黄金时期，特别是1625～1628年，更是“黄金时期如日中天的正午”。说起荷兰当时的威势如何，只要看荷兰籍谷物船只驶入西班牙国港口，而西班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得知。掌握了当时重要货品贸易的荷兰，开始试着向印度方面扩张。而荷兰船只所到之处，金融机构也会随之而来。这就像现在只要道路贯通，出现地下铁或电车站，附近就会冒出银行一样。荷兰金融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通过掌握海上贸易，金钱源源不断涌入荷兰，“原来只是个小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因着交易量与船舶的激增，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市”。都市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提高，全国国民某种程度上都分享了海上贸易的成果。手中的钱一多，人们就开始关心投资方面的事情了。此时荷兰人最欢迎的投资标的之一，就是“美术品”。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富们，对自己的事业成就非常自豪。当时荷兰的画家们，常帮这些有钱人画肖像画，这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一个社会层面。人们开始对画作产生兴趣，造成美术品的需求急增，到后来连贫穷的人或者农夫，也会没事就跑去买幅画。
过剩的资金并不只引发郁金香投机潮，连房租与土地价格都水涨船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金钱的力量是可以全方位拉升资产价格的。依照变现的容易度，钱首先会流入股市，之后再进入房地产或美术品等实物资产的市场，把价格全面抬高。在房地产方面，也是从变现最容易的住宅开始，直到投资范围扩大至土地。荷兰人之所以会把投资的主意打到郁金香头上，很可能就是因为地狭人稠，甚至很多土地都是填海造出来的，海拔比海平面还要低，一般人不太容易插手房地产投资。要是该国土地广大，那么土地应该也会成为大众疯狂投资的对象。
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投机风潮与泡沫，几乎都是出现在经济景气的时候。
17世纪的荷兰以海上贸易为基础，拥有强大的金融支配力。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上述的例子中，国民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到一定程度。个人储蓄不断增加，也开始有空闲时间，从国家经济的主流获得收益后，开始寻找再投资的机会。然而并不是经济繁荣就一定会出现投机风潮。经济繁荣也是股市上涨、房地产与贵金属市场活跃的重要因素。(摘自《逆向思考投资的不变法则》)
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风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经济危机爆发的两个前提。
首先，经济景气支撑出的繁荣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扬。投资上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景气、货币流通量以及利率，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其次，要产生大规模的投机热潮，绝对要有“多数大众的参与”这个前提。如果只有少数人活跃于市场中，是很难产生投机风潮的。不管郁金香还是美术品市场，开始过分活络的主因都是中产阶级的大举投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若说全国人民都在炒房地产，也不算夸张。韩国因为资讯科技产业革命，掀起纳斯达克热潮时，也可以说是“全民投资股市”。2001～2003年韩国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也是因为国民的大举投入。大部分群众在参与投机热潮期间，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不言而喻了。
现在，每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起“郁金香狂热”事件时，常会觉得非常可笑，毕竟郁金香这种植物成为投机对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人甚至认为，这起事件只是属于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偶发事件，以后绝不会再度发生，至少在荷兰不可能再度发生。
但令人震惊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就在郁金香狂热事件过后不到100年，还是在荷兰，人们又一次陷入到狂热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变成了另一种植物--洋水仙。从1720年左右开始，荷兰洋水仙的价格迅速上涨。鉴于对郁金香事件还记忆犹新，有人随即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警世性文章。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压住投机狂热的进一步升温。在这种情况下，洋水仙投机者迅速扩展到非专业栽培者，不再需要验看和拥有球茎，仅仅通过书面合同交易，就可以获得倒卖收益。交易价格开始游离于实体经济，先行独步上涨。这样的机制与先前的郁金香事件完全相同，至于事件结果，可想而知：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有人说，泡沫就像细菌一样，只要有它存在的土壤，就会蔓延开来，泡沫本身具有“只要投机继续就可以产生利益”的本质特征。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经济泡沫在它膨胀的时候，只有公众的追风心理才可能使其成为具有严重破坏力的投机浪潮。因贪婪而失去理智的人们，会为泡沫的吹起寻找各种“合理”的依据，不断提升对价格的预期，引起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此时，任何发出泡沫预警的观点都被看作另类，就像那个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一样。在泡沫面前，因为狂热，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而真相，只有在泡沫破灭时才能大白于天下。
第二章 1719：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
劳被那些信徒与野心家紧紧围绕着，有的人把他的屋门挤坏了，有的人从他的花园翻窗而入，还有一些人从他办公室的烟囱里爬了下来。
--圣?西蒙回忆录中的记载
劳成天被人追逐着，不分白天与黑夜，没有间歇。有一位公爵夫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了他的双手，而既然一位公爵夫人已经亲吻了他的双手，那些普通的女士又该亲吻他身上的什么地方呢?
--奥尔良大公夫人记载
要繁荣，发纸币
1661年3月，法国的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已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
由于当年法国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委任过首相。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
权力的集中让路易十四获得了极大的威严。但是，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为了让他和他统治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他在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在路易十四统治前期，他重用柯尔伯，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经济出现繁荣的局面，曾经空虚的国库也一度充实起来。然而，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国库再度变得空虚，法国人民也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1685年，决心统一法国人宗教信仰的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最重要的是，这个命令迫使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大多数移居荷兰、普鲁士、英国和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许多逃亡者是非常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技巧与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这给他们到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战争与手工业者的外逃使法国的经济陷入持续衰败状态。1707年，沃邦侯爵在《谈十一税》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穷困：“几乎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乞丐……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阶层(下层阶级)的人们因战争的需要和节省，如今已生活于衣衫褴褛和破旧草屋之中，任其田地荒芜。”
路易十四对沃邦侯爵的担忧不屑一顾，他耻笑说沃邦侯爵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会颠覆王国的经济，并让人们耻笑《谈十一税》这本书。很快，沃邦侯爵去世。法国的农工商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况，里昂大多数企业纷纷倒闭了，而税收和战争仍在继续。
到了1715年，法国为它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付出的代价是25亿里弗尔(注：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名称，相当于一磅白银)的巨债，而当时每年的税收不过1.45亿里弗尔，政府支出需1.4亿里弗尔。这一年，路易十四去世，法国的经济面临着破产的境地。
一些巴黎穷人用宗教文体写了控诉文：“我们在凡尔赛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为圣，您的国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行于地上和海上。”
这段话可以视为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终结，而法国此后经济危机的动荡乃至密西西比泡沫的出现都肇基于此。
路易十四去世后，掌管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的巨大窟窿而伤透脑筋。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使用传统伎俩，下令重铸货币，新货币的金属含量只有原来的4/5，货币贬值1/5，但流通时还按原面值交易。借助这个手段，政府的财政压力稍稍缓解，然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国家的经济困窘状况。
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劳(John Law)来到了法国。劳是一个苏格兰金匠(银行家)的儿子，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刚满14岁就被父亲带到会计室中工作了三年。劳对数字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很快就在算术上显示了非凡的才能。他后来还就学于英格兰银行的创办人威廉?帕特孙的门下，从而接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
但是，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E.Wilson)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生监禁。就在上诉期间，他冒险越狱逃至荷兰。约翰?劳在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和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流浪时期，仔细观察了各国的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从而更加充实了他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许多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一旦产出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跟上来。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货币扩张能够吸引外部资源，进一步增加产出。他认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纸币本位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给了发行货币的银行更多的运转空间和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
其实，纸币本位制的这个特点像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金融货币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只不过，信奉“要繁荣，发纸币”的约翰?劳坚持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应当提供生产信贷和足够的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他所说的货币供给中，包括了政府法定货币、银行发行的纸币、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不难看出，在约翰?劳的理论中，已经蕴藏了当代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
约翰?劳在欧洲大陆游历了多年，每到一个国家，他上午的时间一般都是用来研究该国的财政、贸易，以及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业务，晚上则是泡在当地的赌场里。大概在1700年，他在29岁的时候返回了故乡爱丁堡。在那里，他开始推销自己早在欧洲大陆游历期间就逐渐形成的理念：国家要繁荣，就要发行纸币。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相比传统的金币或银币，用纸币进行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705年，他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
当时苏格兰的经济正处于不景气时期，约翰?劳相信自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约翰?劳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而且，只要国家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行，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
●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
这个建议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嘲弄这是一个“沙滩银行”，将会破坏国家的命脉。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则支持劳的想法，最后，议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辩论。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部分议员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方案。约翰?劳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再加上他又得不到英格兰法庭对他过失杀人罪的赦免(当时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于是， 他又回到了欧洲大陆。
但是，雄心壮志的约翰?劳在向卢森堡大公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时再次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伟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您的计划感兴趣，您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没人知道卢森堡大公为什么要约翰?劳去法国碰运气，也许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谈，却把法国推向了经济破产的深渊。
约翰?劳来到了巴黎。奥尔良公爵是约翰?劳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多年以来在赌桌上结识的密友。心怀鬼胎的约翰?劳最终说服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不景气的现状，他还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劳氏想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型创办一个银行，以动员闲散的资本，而予实业家以低廉的信用。针对这些方案，马克思评价说劳氏“具有一种诈欺者和预言家的有趣的混合性格”。
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面对20多亿里弗尔的举债，只要能够弄到钱，就是建立10个银行对手握大权的他来说也不成问题。于是，在法国政府的特许下，1716年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也被称作“劳氏银行”。
这家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其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硬币和付税。“劳氏银行”用发行的纸币来支付国债，并根据特权可以随意购买和兑换，发行后价值也保持不变，这便使“劳氏纸币”被认为比经常因政府干预而贬值的金银更能保值。通用银行的股本为600万里弗尔，共分12000股，每股500里弗尔。当时因为财政混乱，利息一般高达20%～30%，劳氏对较可靠的期票，按6%予以贴现。通用银行建立后经营得非常成功，资产总额迅速增加，它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一年之中，通用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21.5%。这个对比对约翰?劳太有利了，他的信誉蒸蒸日上，他也逐渐成为法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
疯狂的“劳氏股票”
在约翰?劳声誉蒸蒸日上之时，一个叫安托尼?克罗扎特的商人得到了与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从事贸易的许可。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安托尼?克罗扎特不得不于1717年9月把许可证交还给法国政府。
得知此消息的约翰?劳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他迅速找到摄政王并说服他，取得了在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这样，约翰?劳于1717年8月成立的“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也就获得了为期25年的自由开发路易斯安那的权利。为了组织贸易，约翰?劳为新公司注入了1亿里弗尔的资本，并将公司改名为“密西西比公司”。
据麦克斯?韦特的记载，密西西比公司拥有整个路易斯安那已经发现的财产和统治权以及正在查明的地产，垄断了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贸易。“殖民地的全部政府财产、要塞、武器、生活资料和现金储备，一概无偿地转移给该公司。特权的有效期限为25年。”
新公司的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尔，但约翰?劳仍规定新公司的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使得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让人们坚信不疑。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须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就只有死路一条。
劳氏不断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黄金”，那里的山都满是金、银、铜、铅、水银，只是当地野人看不出它们的价值，所以他们拿金块和银块来交换欧洲的商品，如小刀、盆子、枪矛、一个小镜子或一小盏白兰地。公司还宣称在阿肯色河流域有一个纯绿宝石山，并已悬赏促其早日发现。从这样的宣传鼓噪看来，很明显，只要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谁都会分享到巨大的利润。
公众被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新股的人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股价暴涨又刺激了新股的发行。雪球越滚越大，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热中，经济似乎也真的繁荣起来。
随后， 1718年11月，约翰?劳又成立了塞内加尔公司负责对非洲的贸易。1719年他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改名为印度公司。至此约翰?劳拥有对好望角、非洲东岸、红海岸，对太平洋诸岛，对波斯、蒙古，对暹罗、中国、日本、南非洲等地的独占贸易权，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贸易。所以，整个法国殖民地贸易都归劳氏公司独占了，这种垄断性的海外贸易也为约翰?劳的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利润。
1718年，摄政王将劳的银行变为皇家银行，于是劳就把密西西比公司与已存在的东印度公司合并，新的印度公司首先发行了5万张股票。劳向法国人民展示了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尔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尔。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国库券一直在贬值，500里弗尔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尔的实际价值，因此，这样算下来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一直热情高涨的人们无法抵御如此看好的前景诱惑，劳的保证一发布，至少有30万人前来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
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申请人的需求，公司负责人宣布新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要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以探听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于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致邻近房租都以黄金来计算租价，那些房主都变成了富人。甚至游手好闲的人也都发了财，他们帮助抢购股票的人挤到办公桌旁边去。在整个国家金色梦想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不断。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陷入一片狂热的全国公众早就忘记了什么叫风险，对他们来说，即使三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也在所不惜。
此时，劳这位新财神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他的办公室;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但是此时的劳实在是太繁忙了，以至于申请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
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访问劳的希望。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这位女士在城中一连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快结束时，她终于看到了劳。她马上对车夫大声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以上帝的名义!”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这位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跑到出事地点救助，狡猾的女士向劳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女士的名字，并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布莎夫人。她得知劳在某个饭店吃饭后，就驱车前往，谎称饭店已经失火，于是人们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布莎夫人的狡计最终没能得逞。不是所有聪明人都能成功的，何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布莎夫人来说并不算坏事。
此时的劳已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
实际上，当时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经营得比较成功，所以人们认为只要公司每年派遣更多的贸易船只去东印度，加上路易斯安那的殖民开发，那么每年都可能得到250%的股息。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下，股票价格一时猛涨。以后，劳又发行了几次股票，到1720年共发行了3亿里弗尔的60万张股票。由于新股票的不断发行，旧股票的行市就不免稍稍跌落一些。1719年6月20日劳颁布新规定，要呈示四张旧股票才能购买一张新股票，由是被人们称为“母股”的旧股票又回涨起来。人们为了得到一张“女儿股”，必须持有四张“母股”。1719年7月27日发行“孙女股”即第三代的股票2.5万张，票面价值500里弗尔，认购时已提高到1000里弗尔。要购买一张“孙女股”，必须呈示四张“母股”和一张“女儿股”。
这样一来，疯狂的投机，即抢购股票的风潮，就掀动起来了。大家再也不问股票的实际价格如何，就是说，不是希望将来分到红利，也不是希冀密西西比的实际财富，每个人都只想趁着行市高涨，赚取价格的差额而致富。当约翰?劳的公司为包收捐税和筹集12亿里弗尔政府借款而发行第四代股票，即“曾孙女股”时，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竟达到5000里弗尔;这种股票，人人都可认购。现在只要稍有一点积蓄的人，都来参加股票投机了。人们的热情被再次点燃，他们不分昼夜地聚集到公司的办公处前，不怕饥，不怕渴，也不怕层出不穷的危险，甚至断肢折臂也不顾惜，拼命挤在那里，等待认购时刻的到来。
在三个星期中，劳氏共发行了股票30万张，计票面价值1.5亿里弗尔，由于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着这种纸片，使公司总共得到了15亿里弗尔，即额面价值的十倍。而在所谓黑市中，市价曾达到30亿!其疯狂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谁也不知道行市什么时候会暴落，所以最后大家都把股票囤积起来，直到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涨到1.8万里弗尔之高!
随着新的印度公司取得包税权、烟草专营权以及铸币权，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此时的约翰?劳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
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的股市行情，干脆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
但是，如此数目惊人的股票投机，自然要求流通手段。要使股票交易进展顺利，就需要大大增多货币的发行，而这又是由“劳氏银行”来执行。仅仅1719年，约翰?劳发行的货币数目如下：
年份 货币数(单位：里弗尔)
1719年7月10日 5000万
1719年7月25日 2.4亿
1719年9月 1.2亿
1719年10月 1.2亿
1719年12月 3.6亿
也就是说，约翰?劳在5个月中共发行了8.9亿里弗尔。
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约翰?劳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增发银行纸币→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甚至还有约5000万里弗尔的伪币在流通着，所以当时法国除股票投机盛极一时外，还存在着一种纸币膨胀。因而发生了这样奇特的情形：由于投机狂热的结果，纸币的行市反而高于金银。
不可否认，货币和股票的大量发行，确实一度活跃了整个经济，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似乎都注入了一种兴奋剂，各种交易量都大大增加了。但是，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这一切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第一次股灾
疯狂的投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1720年，法国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如果5亿里弗尔的纸币就有如此的优势，那么再发行5亿就能有更大的好处。对这种门外汉的认识，精通金融知识的约翰?劳竟然没有反对。人类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
第一次小小的警告发生在1720年初，孔蒂亲王由于没能买到新股，一怒之下把装满三辆马车的纸币拉到“劳氏银行”兑换硬币，此举被摄政王用行政手段压制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孔蒂此举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每个人都谴责孔蒂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直到此时，劳和摄政王还没有明白紧缩银根的紧迫性。但是，出于不信任，又有许多人模仿起孔蒂的举动来。精明的股票投机者都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对银行投资颇为精通的布尔东和拉?理查迭赫悄悄地、分批次地把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他们还买了许多金银器皿和昂贵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尔的金币和银币，将其装到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他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财富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渐渐地，流通中的硬币逐渐减少，贵重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普通群众见势不妙，也把身边仅存的少量硬币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最终，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更坏的情形随之而来，随着殖民地坏消息的传来，股东们的信心大受影响，加上一些投机家的阴谋活动，最终促成了一场抛售股票的浪潮。
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政大权，以便维持行市。因为在股票陡落中，大量发行了的货币也不免受到牵连。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学者们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
另外，为了维持货币的行市，劳禁止人们运输金属铸币和贵金属，压低铸币的价值，并实行住宅搜查，发现有价值500里弗尔以上的贵金属，一律没收，违者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他还鼓励人们寻找违规者;他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发现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自1717年冬到1720年12月，黄金铸币的名义价值改变28次，白银铸币的价值改变35次。在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下，摄政王和劳遭到人们雨点般的咒骂，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急剧下跌，再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
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大约六千多名街头地痞流氓像在战时那样被拘留，并由政府提供衣服和工具，装船驶向新奥尔良，据说要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一队队地穿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但是他们之中有2/3没有上船，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即使这样，这个策略还是造成了股票稍微的好转。
但一切措施似乎都于事无补，投机终归要有结束的一日。行市已高到再不能与所期待的利得相适应了--这种利得当然是很可疑的，因为公司专门搞股票投机，殖民地商业并没有大力进行。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并没有多少事业可以开发，因为那里不过散布着印第安人的一些聚居点而已，而东印度的贸易实际上由英国人和荷兰人垄断着，法国很难插入。即使有那样的情况，即名义资本真正分到了12%的红利，但按高行市实际筹集起来的资本也不过得到0.33%的利息而已。股票持有者一旦意识到这点，定会崩溃，每个人都会尽力把这种没用的纸片赶快卖掉。1719年9月30日，约翰?劳在印度公司年会上约许40%的红利，而非原先预定的12%，大概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七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000里弗尔降到5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指令马上导致民众的恐慌，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在1720年9月跌到2000里弗尔，到12月2日跌到1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到1721年10月10日，货币已根本没有行市了。
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法国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闻名。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
星期一，我买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家具;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尽管约翰?劳使出了全身解数希望能够恢复民众的信心，但是在人们愤怒的呼喊声中，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股票崩盘，众多的法国人倾家荡产，他们认定约翰?劳就是头号骗子，人们对他厌恶之极。下面的一个小故事就足以说明人们对他的态度如何了：
据说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一天乘坐马车前往圣安杜瓦纳大街，经过十字路口时，他的马车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的仆人不耐烦地要求那位出租马车车夫把道让开。马车夫正赶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断然回绝了仆人的要求。仆人年轻气盛，挥拳打在马车夫的脸上，吵闹声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这时，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马车夫认为他又是一个攻击者，于是干脆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想杀死我!”听到马车夫的叫喊，人们顿时都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冲出来，路边的人则收集起石块向想象中的“银行家”发起报复。幸运的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前方不远处的教堂大门敞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在人们冲过来之前赶紧跑了进去。暴怒的人们在牧师的再三劝说下才渐渐离去，当他们返回头来看见布尔赛的马车还留在大街上时，就把怒火发泄在了这上面，把马车毁得面目全非。
由此可见，原本风光无限的约翰?劳在此时声誉降到了极点，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720年10月，政府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在1000～10000里弗尔的钞票都将没有任何价值。印度公司被剥夺了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成了一个地道的私人公司。这个措施给整个纸币系统以致命的打击。约翰?劳已失去了对法国议会的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回天无力。印度公司股价一泻千里，创造了至今仍保持的跌幅一次达99%的世界股市最高纪录。
在四面楚歌中，约翰?劳只得连夜出走比利时，此刻的他身无分文。
在约翰?劳的一生中，他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但此时他却表现得非常慷慨，他不愿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来使自己变成富人。在人们对印度公司股票的痴迷达到顶峰之时，他毫不怀疑他的计划将要达到最后的成功：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他用自己全部所得购买了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可以证明他对自己计划稳定性的信心。他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送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他的所有收入都投资在了法国。
约翰?劳于1729年在威尼斯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下面就是当时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
被诅咒的银行
这次股票投机在当时被称作“密西西比泡沫”。密西西比泡沫以彻底的破产而告终结，它造成25亿里弗尔的亏空。在这场投机风潮中，只有少数及时抛出股票的投机家大获其利，而无数普通股民则赔得倾家荡产。此次财政危机，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一样，对生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把人们诱入歧途，使生产的劳动者不安所业，而只想到股票投机中去碰运气。作坊都停工了，因为它们的主人挤到印度公司办公处前面去了，以便把自己的名字列到“幸福谱”上去。劳氏“制度”的崩溃对于许多小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影响特别大，他们把钱赌掉了，现在再也找不到生产资金。投机及其崩溃使得贸易和运输都陷于紊乱，很久以后都还受着这个可怕的危机的影响。
法国的支付方法又恢复到以硬币为基础的旧体制。密西西比泡沫的破产连累“银行”这个名词在法国被诅咒了一个世纪。
约翰?劳的伎俩来自他对货币和银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给货币的建议》中。约翰?劳有三句名言：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商品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如想和其他国家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劳其实是一个赤裸裸的货币至上论者，他以为货币和财富是一回事，创造货币就等于在创造财富，而没有想到货币其实只是财富的象征。
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和郁金香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荷兰郁金香泡沫基本上是民间的投机炒作，但是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郁金香泡沫所炒作的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牵涉到的人数有限，而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发生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把法国广大中下阶层的老百姓都卷入其中。从这一点来说，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更具有现代特色。
尽管约翰?劳的大胆实践彻底失败了，但是在他的经济理论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性的因素，他在金融理论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但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换的信用。可惜他后来违背了这个原则，以致酿成大祸。
在约翰?劳时代，他不可能对泡沫经济以及相关的理性预测学说有所了解。在他扩大货币供给的时候，没有料到会导致金融投机的热潮。他非但没能及时制止这种金融投机，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大局败坏，以致不可收拾。密西西比泡沫从此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三章1720：英国的“南海骗局”
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轨道，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
--在“南海骗局”中损失了2万英镑的牛顿感慨
如果我将我所知道的全盘揭露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观，而会令世人惊愕不已。
--南海公司会计 赖特
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
1688年，英国正面临一场危机。当时，国王詹姆士二世置大多数国民为新教徒的国情于不顾，企图重新将天主教定为国教，而且强行镇压反对派，解散议会，这使他处于众叛亲离的边缘。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看准时机，接受英国议会的邀请，亲率万余大军在英国登陆，英国人纷纷倒戈，使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伦敦，将岳父大人赶到了法国。威廉三世与其妻玛丽一起加冕为英国国王。
上台后的威廉三世在第二年，也就是1689年，就带领英国参与了欧洲殖民争霸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689年到1697年，共持续8年之久。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随国王参加战争转变为雇佣军)，使得英国的军费膨胀，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战争的巨大支出无疑消耗了财富，货币贬值成为必然。1696年，英格兰银行已经出现挤兑风潮。由于金价上升、银价降低增加了政府维持战争和军队的成本，政府被迫考虑货币重铸的问题了。
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英国皇家铸币局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这个时候，牛顿被调进英格兰皇家铸币局担任总监，并于1699年晋升为铸币局局长。但是由于铸币局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得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铸币局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忙于从国外进口金币。
由于大量白银流失，铸币局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因此，一方面在进行货币的重铸，一方面由于金银兑换率的不稳定，导致白银外流，黄金内流。牛顿也注意到，一个金路易在法国价值为17先令旧便士，而在英格兰为17先令6便士，这就使得金子大量流入伦敦。而银块的价格继续高于银币所代表的价格，货币重铸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在重铸期间投入到流通中的700万英镑银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17年。
重铸货币以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一直在持续的战争又需要英国政府拥有大量的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让英国陷入了庞大国债的困境。1691年，英国的国债还只是稍多于300万英镑，而从1692年到1713年，英国的国债竟然增加到了5370万英镑。
为了确定这种浮动不定的国债并炫耀将有较大固定利润来吸收资本，1711年，奥克斯福特伯爵注册创立了南海公司。公司全称是“大不列颠商人与南洋及其他美洲各地通商并促进渔业公司”，公司以认购政府债券的方式成为当时英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债务总额高达近1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是由国家债权人以公债券的形式缴付的，规定年息6%，政府则永久性地把酒类、醋、印度货物、精制丝绸、烟草、鱼翅以及其他一些商品所得的税收支付给南海公司。南海公司还获得英国政府所授予的专营当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贸易特权。之所以选择南美洲，特别是那里的西班牙殖民地--当时为“南洋”--作为南海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是为了使人感觉该公司预期的利润是很有希望的，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时尚很少探勘和开发。并且在公司的管辖范围内，英国政府还赋予了它拥有立法和惩罚的权力。为了防卫居留地，公司甚至可以募集军队。
为了进一步融资，南海公司对外宣称在这一地区拥有诸多开发项目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公司可以把英格兰的商品送到南美东部海岸，而秘鲁和墨西哥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金银矿藏，当地的土著会付给英国人价值百倍的金锭银锭。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金砖银石”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而且，西班牙还将允许南海公司在智利和秘鲁沿岸使用其四个港口。
但事实上，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并不允许这些殖民地和外国人交易，南海公司只是获得了亚细安托商业公司--即黑奴贸易的垄断组织--30年的特许权，并且必须向西班牙国王缴纳固定的租税。这样看来，从一开始，南海公司对股票购买者的大笔黄金和白银会从南美洲源源而来的许诺原本就是一个大骗局。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坚信这家公司定能赚大钱，而且又有政府的支持，应该是很好的投资对象。
在1711年至1712年，南海公司股票的行市还是停留于75%到80%之间。为了筹措营业资本，公司发行了20万英镑公债券。但即便如此，公司对“南洋”的商业还是没有起色，公司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受了损失。
营业上的失败更加迫使南海公司走上利用公债来从事投机的道路。1715年它借到一笔新的国家贷款，数目高达82.2万英镑，这样一来，它由国债券组成的资本便增加到1000万英镑了。1717年，政府同意将总数170万英镑的不可收回的国家奖券调换为南海公司股票。但是直至1717年止，所进行的国债调换还是非常不够，国库每年所须付出的利息，仍高达310万英镑，这种调换仅约减去30万英镑。由于有巨大数目的不可收回的年金，所以要从事更进一步的调换是有困难的。
在1717年的议会会议上，急于摆脱债务困境的英格兰国王发表演说，暗示公共信用需要改善，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减轻国内债务所造成的压力。5月20日，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这两家大型金融公司均向议会提出了建议。南海公司提议，以认购或其他方式将其资本金从100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每股收益率为5%。英格兰银行的提议也同样优厚，听起来对民众很有诱惑力。
议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通过了三项法案，分别是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南海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建议，准备发行200万英镑的股票，以清偿安妮女王执政的第九年和第十年分别发行的四批彩票基金的本息。
从此，南海公司的名号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虽然它与南美洲各国的贸易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收入，但作为一家金融公司来说，它的业务却是蒸蒸日上，尤其是股票分外的抢手。
此时，约翰?劳在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约翰?劳的成功传到英国，给南海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极大的鼓舞，他们抛掉了仅有的一点小心翼翼，愿意接受英国的全部债务。为此，南海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希望“通过购买、过户为公司股票或与持有者进行其他协商，而将其余一切不可收回的年金和可兑换的国债的未清偿部分，一起并入公司的创立资本中”。公司想用这样的方式，将全部确定公债(除对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以外)统一起来，而转成对南海公司的同一种债务。为了贯彻这一措施，公司愿提供350万英镑，而将此数与它的创立资本合并起来，公司的总资本便增为4270万英镑。
为实施这一措施，南海公司向国家要求给它的总资本5%的年息至1727年为止，以后减为4%。因为公司所接受的国债大部分都只有4%的年息，这一举便可得到约150万英镑的利益。
但是议会并没有采纳南海公司的这个“计划”，却听从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相反的提议。当英格兰银行将他们的提议提出并约许出价400万英镑后，南海公司又向当局陈述了一个新的提议，建议用南海公司的股票偿还英国国债的持有人，并建议全英国的国债都用南海公司的股票偿还。
1720年1月22日，下议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国王演讲中提到的关于公共债务的问题，以及南海公司就偿还债务所提的建议。不过，下议院里有很多议员都与英格兰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然希望银行从中大赚一笔，这样自己也可以受惠。于是，他们代表银行宣布，在英国此前经历过的诸多困难时期里，英格兰银行曾经做出过卓越的贡献，现在，如果这场即将发动的公共交易能够造福国民的话，那么英格兰银行至少也应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无端插了这么一杠子，南海公司的建议书在下议院搁置了5天，暗地里推波助澜的英格兰银行利用这一时机草拟了一份计划。南海公司怕英格兰银行开出的条件更优惠，就把原计划又做了一番修改，使它看起来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其中最大的改动是把原来七年的国债偿还期提前为四年。在这场独家拍卖中，英格兰银行也不甘示弱，重新对先前的计划做了更正，又给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
这样一来，两家公司均提出了两份建议书。下院议员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罗伯特?沃普勒先生代表银行一方发言，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则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支持者。最终，英国政府接受了南海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因为“南海公司的计划对国家更为有利”。这就是1720年被国王批准并实施的“南海计划”。
此时，议院里几乎只剩下沃普勒先生还在坚持己见。他以严肃而又激切的语气告诫议员们：
南海计划将是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英国的工商业精英们将会被股市所主宰。它就像魔鬼撒旦，施放出种种诱人的花样，令人们陷入对金钱的幻想中无力自拔。人们将变得越来越贪幕虚荣，以至于鄙薄用正当的劳动去赚钱。它会把人们引向一条毁灭之路。这个计划在实质上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起大众的癫狂，并把这种狂热持续不断地保持下去。股票的价值将被人随意操控，直到高到看不到顶，它那些口头承诺的红利，将永远不可能被兑现。
他还以一种先知般的预言补充说，如果这项计划取得了成功，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就会操控整个政府，变成大英帝国的新主人，这些股市新贵将可能因此控制立法，干预国家行政。而如果它失败了，结果将会激起全国人民最强烈的不满，甚至使国家彻底地崩溃。这是一场由幻觉主导的噩梦，当灾难降临时，人们才会如梦方醒，然后问自己：这一切竟然是真的么?
沃普勒的慷慨直言纯粹是对牛弹琴，得不到一丝回应。人们把他看成是个失败的预言家，再不就是一只嘎嘎叫的不祥的黑乌鸦。但是，只有他的挚友们才了解他高明的见解，把他比作《荷马史诗》中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能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而那些被贪欲冲昏了头的人，只有亲眼见到灾祸的发生才会恍然大悟，可这时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高高在上的议员们也是如此，刚开始他们还能认认真真地倾听沃普勒的发言，但是，当他们听到他疾言厉色地指斥南海公司的阴谋时，纷纷离席退场了。
“投机公司”的兴起
虽然英国政府拖欠了庞大的国债，但是长期的经济繁荣却使英国的私人资本不断集聚。当时的现状是，社会储蓄不断膨胀，但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迫切需要寻找出路，而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是一种特权。在这种情形下，南海公司接受整理公债的消息一经传开，股票价格就涨到了126%。此后股价犹如脱缰野马，狂升不已，原本每股126英镑的股票，一下子涨到500英镑，后来竟狂涨到2000英镑。在股票价格狂涨的形势下，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狂潮。这些投资者来自各个阶层，贵族、市民、商人、乡绅、法官、教士等都争购股票，连王室也被卷入这一大潮之中。当时的国王也禁不住诱惑，竟也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一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南海热”，涌现出“南海服饰”、“南海马车”、“南海钻石”，甚至“南海仆役”，各种时髦货无不冠以“南海”之名。民众的狂热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
于是，我们在巴黎曾经看到的事件，又在伦敦街头重新上演。甚至就是在议会还在为是否实行“南海计划”激烈辩论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已由300%涨到400%。
1720年4月12日，南海公司举行了第一次股票募集。本来是要按300%的股票行市募集100万英镑，但应募者异常踊跃，以致总数被提高到250万英镑。几日之内，行市涨到340%。
为了能够将公司股票的价格哄抬得更高，在4月21日的董事会上，南海公司宣布夏季发放的股利为10%，所有认股的股东都将享受到优厚的股利。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假想中公司无比光明的盈利前景。
4月30日，公司举行第二次募集。初尝了股利的甜头，人们的投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开来，投资者趋之若鹜。公司原本是要按400%的股票行市募集100万英镑，结果总数被提高为150万英镑。
5月中旬，南海公司股票行市被抬高到500%，到6月22日已涨到890%。
紧接着，公司第三次募集以1000%的股票行市募集500万英镑。结果也超额募集了，行市涨到1100%。
此时，伦敦的投机狂热继涨增高，一切社会阶层都参与进来。南海公司的经理、董事之类，摇身一变成了伦敦的一流人物。“正如劳氏在法国变成国家元首以下最有势力和最受尊敬的人物一样，南海公司的理事们和主管人员也是红得发紫，前者中有的甚至被提升到从男爵爵位。在交易所街(伦敦街名，当时的交易所即设此街)，各种身份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上下贵贱，都聚集到那里，拥挤得简直不成话。”
一夜横财的故事总是那么的吸引人，当时的社会风气甚至发展到不拥有南海股票就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地步。
在南海公司股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全英国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家庭妇女，甚至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漩涡。以至于在事后牛顿不由得感叹：“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轨迹，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
随着股票一天天地增值，许多人放弃了工作投身股市。还有什么比又容易又快速来钱更使人着迷的呢?
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南海公司股票价格的一路狂涨，导致各种其他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上市来钱是如此容易，以至于在社会上引起了创办公司的热潮，到最后掀起一股公司滥设狂潮。按英国当时的制度，公司必须经国王特许才能成为独立法人，即成为“特许公司”。但无特许状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未被禁止，而政府却保有禁止权。若干年来的习惯做法是：企业创办人先成立公司，然后再设法取得特许，或干脆在没有特许状的情况下经营。
因此，在伦敦街头，数百家无奇不有的公司被创办起来，以此招募股份和发行股票或票签。这些莫名其妙的公司都试图将其股票向大众推销，然后拿去投机。人们此刻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在乎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只相信发起人所说的能获取巨大利润。而那些没能尽早买到南海公司股票的民众，生怕失去碰到下一个南海公司的机会，纷纷把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投入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实际上，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其公开业务也往往荒诞不经，但从只有几便士的穷汉到百万富翁，无不上当受骗。
麦克斯?韦特在他的危机史著作中把当时创设的公司罗列了出来，总共不少于202家。这些公司的骗局性质，往往在公司的招牌上就标明了。现在只略举几个，以见一斑，如：
永动车轮开发公司、专营人类头发买卖的公司、专营从西班牙进口翠鸟的公司、英国养马促进公司、利用锯末制造交易机械的公司、重振格林兰捕鲸事业的公司、马保险公司、庭院改良公司、孩童运气提升公司等等。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这些公司是绝没有任何营业利润可言的，然而还是有那么多的股份公司为它们而设立起来，并实行招募股份，成为投机的目的物。这些新成立的公司有的只持续一两个星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甚至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到就寿终正寝。但大家并不是为了公司本身，而是专为投机利润而来。一位伦敦的印刷工人登记了一家“正进行有潜力生意”的公司，他声称“他有一个新计划，要筹集200万英镑来从事一项利益非常优厚的企业，它的目的暂不宣布，日后大家都会知道”。 虽然没人明白该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人们仍然应募这种“企业”，并把他们的钱交出来，在六小时之内这家“公司”卖出了2000英镑的股票。要知道，2000英镑在当年可是笔巨款。不过很快这位印刷工人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类骗局公司的名义资本，通常都不少于100万英镑。但第一期交款数额很低，半先令、1先令，直到100英镑，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也能够参加到投机活动中去。
类似这类骗局公司的设立，都没有得到议会的准许，或者只是以过时的许可证为根据，都是不合法的。虽然如此，那些社会地位高贵的人也还是会去参加泡沫公司的投机。例如，英国皇太子威尔士亲王做了非法创立的“威尔士铜公司”的理事长，并由此而赚到据麦克斯?韦特所说的4万英镑，但据鲍尼香说是6万镑的利润。甚至英王自己也于1718年就任南海公司的行政长官，并称南海公司为他的“爱子”。
此时，整个英国社会只有一个要求：股票!
投机家们则用越来越大的股票发行，或者说用越来越广泛的股份募集来响应这一要求，行市越涨越高。在1720年夏，投机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所有这种股票价额，总计约5亿英镑，相当于那时大不列颠全部不动产价值的2倍和当时整个欧洲流动资金总数的5倍。
泡沫公司取缔法
在对巨大财富的憧憬中，公众的理性防线彻底崩溃，完全任由股份公司发布的消息牵引，迷失了方向。当公众不再考察股份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再辨别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只为股价的一时上涨而买入股票时，他们的投资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投机性行为。于是，那种尽人皆知的状况，在这里又重新上演：当股票行市上涨时，凡参加投机的人，个个都赚了钱。因此，被卷入漩涡的人愈来愈多，而行市也愈来愈高。一切股票行市都涨起来，连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也是如此。前者的股票行市在1720年1月为150%，6月便涨到260%，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行市在同一时期内由200%涨到440%。
但这种投机也绝不能永久继续下去。1720年7月底，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达到了它的最高点1100%，由此开始稍稍降落。8月4日，公司开始了一个新的募集，招收不可兑换的年金和可兑换的公债。然而，这次募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行市继续降落，8月中旬降至850%。
南海公司担心公众的钱是被众多的“泡沫公司”中途截走了，于是便鼓动政府于1720年7月间颁布了一个叫做“Scire facias”(《 泡沫公司取缔法》)的著名条例，规定凡非法举行募集或参加这种募集者，概由官厅法办。被检举的有四家公司，其中包括“威尔士铜公司”。南海公司原本希望把“泡沫公司”消除，这样就可将资本都吸引到自己的股票上来，借以阻止行市的跌落。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泡沫公司取缔法》引起了大众的恐慌，人们从对一些“泡沫”公司的怀疑逐渐扩展到南海公司身上。从7月份开始，首先是外国投资者抛售南海股票，紧接着国内投资者也纷纷跟进，南海股价很快一落千丈。股票行市到1720年8月22日再降为820%。
尽管如此，南海公司仍然于8月24日举行第四次资金募集，总数100万英镑，按行市1000%，在三个钟头就超额募集了。但南海公司股票行市继续降落着，到8月30日，降为750%。为了再次点燃人们的投资热情，理事会作了一个空想的分红约许：最近半年30%，半年以后的12个月至少50%。但这似乎毫无用处。
9月12日，南海公司董事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应对股市下跌的问题。由此，外界风传英格兰银行愿意为南海公司融通600万英镑的债务。但传言到当天下午就被证实为空穴来风，南海公司的股票应声而落，并一直跌到了每股400英镑。事态的发展引来了恐慌，英格兰银行被迫进场挽救大局。经过协商，英格兰银行同意预购南海公司300万的债券。然而，人们普遍对南海公司的债务缺乏信心，即使英格兰银行如此努力仍不能扭转大局。南海公司的股票继续滑落，甚至引发了大量的银行挤兑现象。英格兰银行抵住了挤兑风暴的冲击，但南海公司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股票价格跌落到了150英镑，几经动荡后跌到了135英镑。在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在恢复公众的信心，阻止毁灭性的股票抛售狂潮方面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理事会于9月23日举行了一次南海公司证券的登记，但恐慌已是再也阻挡不住了。9月29日，南海公司股票的行市落到120%，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行市落到170%，英格兰银行股票的行市落到185%。危机已经达到它的顶峰了。
这个于1720年上半年袭击英国投机狂热的情景，由南海公司股票行市的动态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该公司股票行市的涨落，有如下表：
年份 股价(英镑)
1711～1712年 80
1720年初 216
1720年4月初 400
1720年4月中 340
1720年5月中 500
1720年6月底 1100
1720年8月中 850
1720年8月22日 820
1720年8月30日 750
1720年9月19日 400
1720年9月29日 120
到1720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那些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许多财主、富商损失惨重，有的竟一贫如洗。只有那些懂得及时将股票抛售的人，才在这次投机中赚了钱。在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许多官员，如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在南海公司的内幕交易中，就赚取了90万英镑的巨额利润。丑闻败露之后，他被关进了著名的英国皇家监狱--伦敦塔。但是，比他更悲惨的却是那些不知情的投资者，那些盘算着在7、8月及以后行市还会上涨的人，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他在南海泡沫中的损失超过2万英镑。以他就任英格兰皇家铸币厂局长的2000 英镑年薪来算，他赔掉了整整10年的薪水。下面的两个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们代表了当时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的心态：
匡多兹侯爵投资30万英镑做股票交易，当他能赚到100%的利润时，纽加塞尔公爵曾劝他卖掉。侯爵贪心不足，希望要赚50万英镑，拒绝了这个好意的忠告，危机一爆发，他那全部投资都丧失了。
有一个商人，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投入到南海公司的股票中，当股票行市达到1000时，他特来城里想把它卖掉。当他到达城里，股票已跌到900，他想还是等一等吧，股票继续跌落，那商人也继续观望，终于活该成了一个倾家荡产的人。
南海泡沫事件令股民猝不及防，危机在几星期之内就把银行券和期票的流通破坏殆尽，因而引起很大的金融灾难。工商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于瘫痪，工人失业者数以千计。群众愤怒地要求判处南海公司的领导人以极刑，议会设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但调查结果却发现南海公司的总账簿中有整页整页的缺换，也有更改了或涂抹过的痕迹。公司的会计赖特逃走了，他临走前曾向一个理事声明：“如果我将我所知道的全盘揭露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观，而会令世人惊愕不已。”英国的统治阶层当然不会自揭伤疤，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1721年1月19日，议会下院宣布，为了股东的利益，将南海公司33个理事的财产予以没收。但据了解，主要责任者之一，公司理事、教友派教徒和公证人布朗特，用一笔钱就将案子了结了。而其他对这次恐慌负主要责任的人，也都不会比布朗特稍逊一筹。
南海公司直到19世纪中期还继续存在着。自捕鲸计划无效果和黑奴贸易取消(1748年)后，它只是作为国家债权人的联合会而存在着，它的任务只是管理一部分国债而已。
现在回过头想想，人们或许会嘲笑当年的英国民众真是疯了。事实上，当年不乏头脑清醒之人，但他们太早了一步，他们指出这个泡沫会破碎，但不断升高的股价证明他们论断的错误。开始还有人听听他们的警告，随后便开始嘲笑他们的短视。到了后期，骗案层出不穷，对那些行骗者来说，陷入疯狂状态的民众是行骗的最好目标--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警惕。
今天，当人们走进英国中央银行的博物馆时，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一幅充满了讽刺意味的绘画作品，它所描绘的正是当年的南海事件。这幅漫画是著名英国艺术家威廉?休加德于1727年公开发表的作品，反映的是：诚实女神的雕像被打碎，并且受到了酷刑折磨，荣誉女神遭到鞭打，象征着所有优良品质的毁灭，此外还有象征着这座城市堕落的纪念碑。而柱子上的一些人，就是南海公司愚蠢的投资者。在画的左下角，主教们正在赌博--赌博这种投机行为，也正是南海事件的实质所在。
大诗人蒲柏也曾发表过诗句讥讽、批判“南海泡沫”：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
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
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
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
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
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
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股份公司”被禁止
当大泡沫与大投机横行整个国家的时候，英格兰到处是相似的景象：公众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不健康，人们不再满足于从事平平常常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获得成功的工作。一眨眼间就能毫不费力地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这种不切实际的妄想令他们再也不顾及当下的生活，放肆地挥霍金钱，沉迷于奢华虚荣，从未有过的奢侈之风使人们的道德品质迅速滑向堕落的深渊。就连一个愚昧无知的粗汉也可以通过股票投机一夜暴富，看着这些暴发户骄肆妄为的行径，怎能不叫真正的君子、绅士们为之折腰!
南海泡沫破灭了，神圣的政府信用也随之破灭，在英国再也没人敢问津股票，整个英格兰经济濒于崩溃。这给经济、政治、社会等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和极坏的影响，其沉重地打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度和近代金融体系。
南海泡沫的破灭，使成千上万的股民破产，支付危机几乎蔓延全国，挤兑和停止支付事件频频发生，英国经济一片萧条。这场大危机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对新兴股份企业和股票投机商的恐惧心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英国民众对于新兴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也心存疑虑。历经一个世纪，英国股票市场才走出“南海泡沫”的阴影。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罗勃特?沃波尔授命于危难之时，担任财政大臣，在他的倡导下，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即“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禁止股票投机活动。由于该法案还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提出了许多限制，从而也窒息了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
“南海泡沫”导致英国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使资本集中于投机领域，造成人为财富的扩大，而实体经济落后。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已达到顶峰，并开始出现颓势。经济发展要求资本向工业转移，但投机活动却阻碍了这种转移。由于投机活动的高盈利预期，引诱资金流向投机领域，真正生产性投资减少。直到泡沫破灭，人们才开始谨慎地从事投资活动，资本逐渐流向工业，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十二章 1929~1933：大萧条
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股市分析师罗杰?巴布森
1929年10月21日，美国人为爱迪生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庆典，但是爱迪生的生日并不是这一天。原来，这一天是爱迪生发明电灯的50周年纪念日。
美国人在为爱迪生的“生日”庆典高兴之余，也有一点担心。因为据说在致答谢词的时候，老人家由于过分激动引发了心脏病，突然昏厥过去，被送进了医院。
虽然这并没有对人们的好心情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今天看来，这更像是一个象征，随着电气时代开启者的倒下，一个曾无限风光和辉煌的时代即将结束。
随同爱迪生倒下的，还有长达数百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就在三天后，纽约股市上演了一次人类永难忘记的“黑色星期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由此爆发。两年后，爱迪生与世长辞，全美国熄灯以示哀悼，那一夜整个美国似乎丧失了光明。随着经济的崩溃和大萧条的蔓延，人类在悼念巨星陨落的同时，也在像渴望光明一样需要无形的爱迪生引领着走出恐惧，走出沉沦。
柯立芝繁荣
美国宪法规定，在任总统去职后，由副总统接任。但是纵观美国历届副总统，能有幸享用这个权利的只有少数几个，而柯立芝无疑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柯立芝后来还能成功连任，更是少之又少。
事实上，柯立芝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名或是一届政府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那就是“柯立芝繁荣”。
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从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列强，欧洲国家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唯独美国继续维持，世界金融中心于是从伦敦转到纽约。
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富裕、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物价平稳，社会安定，工业生产节节向上，资本家获利丰厚，工人就业充分，国民收入增长迅速，国民生活相当宽裕。美国人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总是称之为“兴旺的20年代”或是“柯立芝繁荣”，因为这段时间绝大部分在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任期内。
这一时期的美国由共和党连续执政，先后在任的三任总统哈定、柯立芝与胡佛都执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工商企业税赋很轻，企业经营自由，政府甚至对垄断也不再加以限制，原有反托拉斯法不再执行，股权公司体制不受法律限制。
与此相应，工业技术发明很多，十年内美国政府所颁发的专利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这些创造发明大多很快被用于发展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应用速度之快超乎以往任何时代。
从1920年至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3%，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8%，大大超过前一时期。
这一时期，带动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主要是汽车业、电气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与公用事业等部门。总体上看，工业情况比农业情况好，新兴工业情况比传统工业情况好。
汽车工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取得明显进展，到20年代进一步加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到1913年末，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已经是全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福特在工厂实行流水线生产。
福特推断，如果让每一位工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负责一件工作，而让汽车从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汽车会更快成形，同时可以节约无数的工时。为了验证这一理论，1913年的夏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制造厂，用绳子和绞盘将底盘在地板上进行传送。现代流水线生产由此诞生，最终每个工作日下线汽车的速度达到每10秒一辆。
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日薪为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震惊了全世界。福特认为，既然已能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能够买得起的话，就可以卖出更多的汽车。他相信每日5美元的报酬是他削减成本的最佳举措，他说：“我可以找到创造高工资的生产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顾客的数量。”5美元的日薪及其蕴含的哲学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而流动的装配线则引起了一场工业变革。自采取流水线装配方式后，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由他创造的流水线作业模式迅速风靡全球，很快在各个行业得到充分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美国由共和党连续执政，先后在任的三任总统哈定、柯立芝与胡佛都执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工商企业税赋很轻，企业经营自由，政府甚至对垄断也不再加以限制，原有反托拉斯法不再执行，股权公司体制不受法律限制。
与此相应，工业技术发明很多，十年内美国政府所颁发的专利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这些创造发明大多很快被用于发展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应用速度之快超乎以往任何时代。
从1920年至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3%，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8%，大大超过前一时期。
这一时期，带动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主要是汽车业、电气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与公用事业等部门。总体上看，工业情况比农业情况好，新兴工业情况比传统工业情况好。
汽车工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取得明显进展，到20年代进一步加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到1913年末，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已经是全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福特在工厂实行流水线生产。
福特推断，如果让每一位工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负责一件工作，而让汽车从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汽车会更快成形，同时可以节约无数的工时。为了验证这一理论，1913年的夏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制造厂，用绳子和绞盘将底盘在地板上进行传送。现代流水线生产由此诞生，最终每个工作日下线汽车的速度达到每10秒一辆。
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日薪为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震惊了全世界。福特认为，既然已能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能够买得起的话，就可以卖出更多的汽车。他相信每日5美元的报酬是他削减成本的最佳举措，他说：“我可以找到创造高工资的生产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顾客的数量。”5美元的日薪及其蕴含的哲学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而流动的装配线则引起了一场工业变革。自采取流水线装配方式后，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由他创造的流水线作业模式迅速风靡全球，很快在各个行业得到充分的发展。
美国汽车的年产量在1919年为150多万辆，到1929年时已增加三倍，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辆汽车。由于汽车销售在后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量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汽车业的蓬勃发展一时间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甚至后来上台的胡佛总统在竞选宣言中也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当选，将保证美国每家车库里都有一辆汽车。
这个时代的美国人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与欧洲不断的纷争和拖拖拉拉的战后重建不同，美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这个。他们的国家欣欣向荣，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可住大房子、开汽车，家里摆满了各式电器……对于他们来说，好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好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隐患。在美国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永久的稳定”的时候，在“繁荣”的背后，经济危机的萌芽正暗中滋长。
危机暗藏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不是偶然的。战后，由于大量固定资本急需更新以及住宅建筑市场的急剧扩大，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强劲拉动力量，而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的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准备了充足的资金。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为美国提供了经济繁荣的外部机遇，更为重要的是，新科技革命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推动，美国人很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个机遇。
但是，美国经济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是新旧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同时，许多传统产业停滞不前或在走下坡路，如采煤业、纺织业、造船、制鞋等部门在战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铁道运输业过去曾引领过多次经济高涨，是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战后它本身有很多改进，但营业仍然不振，就业人数由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十年中客运业务减少了1/3，这显然是受汽车排挤所致。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农业。美国农业战后需求突然减少，国外各方面竞争非常剧烈，输出出现了萎缩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逐步下跌，经营农业无利可图。
美国原是一个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国家，这时情况却大不一样。美国农业没有分享到20年代的繁荣，却在各业之前先呈萧条，农村的贫困在20年代一直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阴暗面。
其次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总统的一句话中看出，柯立芝总统说：“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把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功利性较强的美国人并不满足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把目光紧紧盯在了能一朝暴富的股市、金融上面，也就是说美国人空前地迷恋上了虚拟经济。
大企业的代理人们拼命宣传“人人都能致富”的口号，通用汽车公司则拼命鼓动大家都投资于股票，准保发财。当时一位观察家感叹地说：“做买卖几乎成了美国的国教。”
在华尔街掀起了强劲的证券投机狂热。20年代初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3亿股，1929年上升到11亿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每股票面价值85美元上涨到420美元，杜邦公司股票从310美元上涨到425美元。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反常的活跃造成了经济过分繁荣的假象。
在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许多问题。消费膨胀有很大部分是靠人为措施刺激起来的。广告在20年代广泛应用起来，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也开始盛行。1926年，汽车70%是用赊购办法销售出去的。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
再次就是美国人对当前的经济盲目乐观。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是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媒体和经济学家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一片乐观，以为美国经济已经逃脱了经济危机的周期，不断地宣扬起永久繁荣的言论;政府官员则向公众许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未来。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难道这还不值得他们骄傲吗?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却被忽略了：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6%，到20年代末的时候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其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由此大幅拉开。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处于温饱线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执行的其实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他们笃信那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他们没有想到，一旦时机来临，那只曾经托起美国繁荣的手也会把变成虚胖的山姆大叔扔进看不见底的深渊。
大灾难与警觉者
1929年初，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9月26日，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 6.5%;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人忽然卖掉了手中被高估的股票。惊惶和疯狂的抛售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天之内，超过300亿的市值蒸发殆尽，这就是历史上令人闻之色变的“黑色星期四”。
这一天，股票成交量达到了1289万股，股票价格下降之快，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也就在这一天，有11名证券市场投机的老手相继自杀。
当天下午，摩根财团联合其他银行业巨头，拿出2.4亿美元联合基金护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之后几天里，股票行情逐渐稳定，美国财政部和一些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大城市报纸纷纷向公众保证:股票价格的下跌问题不大，应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这样对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10月25日，胡佛总统也发表文告:“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
10月28日，也就是胡佛发表文告的第三天，美国股市再次惨跌。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美国股市又一次出现大幅度崩盘。据说，这一天，股市的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长达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这一切都意味着股市已经完全没有了挽救的可能，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据《纽约时报》统计，纽约股市50种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40个百分点。之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达100亿美元!
此后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疯狂的势头直到这一年的11月份才勉强稳住，这轮空前绝后的熊市算是耗尽了气数，此前数年中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付之东流。
当然，当时的美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灾难正在慢慢袭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中，而这个梦由来已久。
1929年夏天，华尔街以及数百万股票客户对形势的认识与经济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人们整天做着发财的美梦。交易所挤满了关注股票价格走势的人，甚至那些平时理智、有知识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疯狂的活动当中。如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就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一个似乎永不会落的高度。”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把美国人震懵了，也把世界震懵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恐慌与无助之中，这次危机之惨重，以至于大西洋两岸的人们不约而同-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恐惧。
美国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产量缩水大半，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
大危机不仅是无比惨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也是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从而引起了欧洲的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紧随其后，接着，德国的所有银行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了两个月之久。而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到1932年为止下降了三成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
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已达到1400多万，这意味着美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失业者。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在情况更为恶劣的德国，所有这些则最终促使希特勒上台。
但是，当我们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并非都如费雪那样癫狂、梅隆那样盲目、胡佛那样麻木。事实上，危机之前，还是不乏智者警告的声音。
就在股市崩溃前夕，即1929年9月5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股市分析师罗杰?巴布森在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位多年来的悲观主义者不止一次地预警股市大灾难即将到来，但是只想听乐观预测的华尔街市场根本无视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这一天没有说别的，只是强调：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富豪因为一件小事突然惊醒，从而成功脱身，这个人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一次在街边与一个擦鞋匠闲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鞋匠对股市竟然是侃侃而谈，手舞足蹈。他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立即决定抛空手中的股票，他的理由是：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待在里面了。
顽固的胡佛
胡佛对这场大危机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否认危机的严重性，继续奉行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确信市场自行调节、自由放任政策可以使美国安然度过危机，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在他看来，1929年10月的证券市场崩溃“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危机发生后不久，胡佛即宣称：“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的力量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10月25日，他说：“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稳固和繁荣的基础上的。”胡佛把大危机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挑选了“萧条”这个词，“因为它看上去不像‘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
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部分垄断资产阶级为解救濒临崩溃的困境，要求调整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胡佛也被迫逐步采取了局部的反危机措施，从1931年开始，美国推行了以维护自由放任原则为前提的、倡导地方和民间团体自愿联合的政策。
1929年11月15日起，胡佛召开了一系列有实业界人士和劳工领袖参加的白宫会议，要求工商界、各社团劳工领袖和地方政府尽可能用正常建设的办法来协助政府改善局势。12月，胡佛要求国会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法令。这项法令的规定和实行，实际上只对富有企业主有利。胡佛还推行农产品销售法，联邦农业局将以5亿美元的周转金贷款给销售主要农产品的合作社，来维持不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项措施只是暂时解决了大农场主的一些燃眉之急，无助于抑制每况愈下的农业危机的蔓延。
1930年，胡佛推动国会通过了提高多达近千种工业品关税率的方案，但是却引来各国的以牙还牙，报以高关税壁垒，加剧了世界性危机的恶化。
胡佛政府最重要的反危机措施是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它于1932年1月16日由国会通过，1月22日由胡佛勉强签署。该公司拥有5亿美元的资金，有权借贷三倍于资金的15亿美元的免税证券，以挽救银行、铁路、建筑与贷款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1932年7月通过的紧急救济与工程法，使复兴金融公司的借贷能力增加到33亿美元，并且把职能扩大到借给各州救济失业的机构和自负盈亏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的这个机构被人们评论为是大企业救济所，它所要帮助的对象都是一些大企业。事实上，复兴金融公司并没有解决主要的经济问题，更没有制止危机的恶化，因此，这个胡佛政府最有代表性的反危机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很小。
其实，纵观胡佛的一系列措施，其核心无非是顽固地推行自愿联合政策。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他一再声称政府可以做出的最佳贡献在于鼓励地方上的相互合作。
为此，胡佛政府于1931年成立了失业救济局，不过，胡佛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来解决失业救济问题。胡佛还批准了摩根支持的所谓“邻居互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帮助他的四邻中生活困难者。这样，摩根就只须帮助住在他的大厦四周的四五十家不幸人家，而一般每星期只有一两天工作的人也同样有责任去照顾他所住的贫民区中没有收入的人家。因此这个计划就不可避免地维护了富人的利益。
面对一千多万失业队伍的强大压力，单靠地方和私人团体自愿互助根本无法缓解，何况各州地方政府同样财源枯竭无力自救，这种杯水车薪的措施无法阻止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和他坚持反对政府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否决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计划，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他一再近乎天真地认为危机能够通过市场和美国人民的自由互助来消除。他曾说：“联邦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持这样的平衡，而不允许任何的个人或集团享有特权。它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他坚定地认为任何政府干预行为都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1932年6月21日，胡佛写信给一位倡导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
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已经不同于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但与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还相差甚远。它只是一种基本上不脱离自由放任原则，鼓励地方、团体积极干预的尝试。他仍然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强化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对危机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但对于空前强大的危机而言，还是远远不能抵御的，因此，胡佛在其整个任期内并没有实质性地挽救危机。面对1929～1933年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反对国家干预，鼓吹绝对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彻底破产。
与危机前的盲目乐观和自信相对应，在期望和幻想都破灭以后，胡佛又陷入了茫然的绝望之中。他在罗斯福就职的第二天说道：“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罗斯福新政
相对于胡佛反危机政策的黯然收场，即将开始的“罗斯福新政”简直是史诗般的壮举。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只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回避地要研究这段历史。
1933年2月15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在佛罗里达州乘敞篷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是他明白，贫民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这意味着什么。
如何生存，出路在哪里?一脸茫然的美国人举目四望，此时的世界也已是风起云涌，处于大动荡的前夜。
1933年1月，德国17个工业巨头联名上书给老迈的兴登堡总统，将一名叫希特勒的人推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他准备用经济军事化来摆脱危机。
同样是1933年，在中国，日本大举进攻长城要隘，逼近古都北京。这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主张，他们企图用血腥的政府来转嫁经济危机。
而老牌工业大国的英国、法国则企图继续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度过危机。
还有往日一枝独秀的苏联，它正信心百倍地进一步全面规划社会经济的生活方式。
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来摆脱危机?美利坚到底何去何从?美国人在拭目以待，全世界人民也在拭目以待。
1933年罗斯福上任之初，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困境：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1700万人、国民生产总值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
3月4日，星期六，新总统就职之日。千百万美国人民从收音机听到了一个陌生而富有激情的声音：“我们唯一该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业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罗斯福的讲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美利坚再一次被激情所感染，而新总统却在激情之后陷入了沉思。
3月5日，星期天，早餐后，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来到空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计划援用一战时期通过的《对敌贸易法》给予总统的特权，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以阻止银行倒闭。文件起草后，他立即要求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
经过昼夜奋战，草拟法案的工作在星期四这天如期完成。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在众人的一片嘈杂声中法案通过了，这就是《紧急银行法》。这部法案不仅批准了总统关于关闭银行的决定，而且授予总统以更大的权力来处理信贷和货币问题。此外国会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当天晚上，罗斯福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由财政部检查各银行资产状况，凡资产足以偿付存款的银行发给执照，准许重新营业，处于困难的则进行改组。同时政府拨款30亿美元支持大银行开业。不出一周，约有50%的银行恢复营业。并且在这个月，罗斯福先后命令居民和私人银行的黄金全部交售给联邦储备银行，禁止黄金出口。为防止投机，禁止银行进行外汇交易。紧接着又规定禁止以黄金偿还债务，这就使美国在实质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取消金本位，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明显的好处，它隔断了国外经济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得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自由行动。
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国会在这一年的5月和6月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并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取得大企业的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指出中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业复兴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的中小企业。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公共工程和建筑规划”，它融建设与救济工作于一体。救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工代赈”，1933年至1937年，美国政府共拨出120亿美元兴办诸如兴水利、筑桥梁、办监狱、修公路、修机场等项目，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兴建公共建筑等等，其中最宏伟的公共工程是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力发电工程。各种工程启动起来后，整个美国的面貌终于发生了改变。
从3月9日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在这100天当中，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一个彻底的计划给美国的商业和农业带来了复苏，救助了大量失业人员和即将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新总统日益显示出他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他共发表了10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两次的惯例、宣布废止了金本位制、向国会发表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充分运用媒介的力量。他决定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去做民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为此，在上台后第5天，他就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据资料记载，他在任职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多达998次。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了华盛顿。他还下令在白宫装上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这就是著名的“炉边谈话”。
上任伊始的罗斯福除了在经济上厉行改革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别样的魅力，通过树立勤勉、节俭、乐观的形象来鼓励处在绝望中的美国民众。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量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占有最出色地位。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
“新政”只是在“百日”之内铺就思路，但方案实施却是一个长期工程。1933～1934年，新政着重“复兴”;1935～1939年，新政则着重“救济”和“改革”，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新政的实质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和调节渡过危机，发展经济，稳定政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人攻击罗斯福搞社会主义化，罗斯福回答说：“在美国，没有人比我对私人企业有着更坚强的信念。客观地说，正是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大危机，强化了联邦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在危机后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弱势群体相当数量的成员首次享有法定的经济保护。罗斯福新政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国家保障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责任固定下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事实上，这种干预使美国经济从此进入一种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体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制度上的这种变化，对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林肯以来最受美国人爱戴的总统。
全球同萧条
由于此时世界各国经济的关联性极其紧密，美国的大萧条几乎在同时传染到了其他国家。
危机爆发后，本来一直处于慢性萧条的英国经济雪上加霜。加上这一时期英国政府连续更迭，各界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萧条，英国在危机面前显得手足无措。
为了应付严重的农业危机，英国政府大力协调农业，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英国对海外粮食的依赖。要刺激国内农业生产，必然要限制农产品进口。英国为保护国内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市场，放弃了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进口税法”，规定除少量商品外，对一切进口商品征10%的关税，而且对那些对英国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在工业方面，英国各工业部门发展极不平衡。由于纺织、煤、钢、造船等部门是19世纪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工业生产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英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调整政策，一是扩展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控制，如对公路、铁路、电力的管理;二是国家在企业的支持下进行调整，诸如在煤、钢、棉、造船等部门协商产品价格、产品数量、工资等问题。193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石油国有化的议案。
到1934年底，英国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有了较大改善，但失业问题一直严重存在，并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直到实行征兵和重整军备才有较大改善。失业者的悲惨状况和绝望情绪很容易为法西斯分子利用，连英国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很深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摆脱法西斯主义的魔影。1932年10月，原工党大臣小组的一个成员，奥斯瓦尔德?摩斯莱爵士，组织了一个包括形形色色法西斯团体在内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各地建立起地方组织。它得到《每日邮报》的支持，并从意大利得到一部分津贴，企图效仿意大利和德国建立专制政体。但是该组织的影响和作用相对较小，未能对英国政治形成威胁。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德国。危机爆发后，德国全国惊恐不安，大有经济全面崩溃之势。
纳粹党于1933年初已取得政权，但它面临的重大考验是能否将德国从大萧条中抢救过来，特别是能否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德国的失业人数在1932年高达610万。这个问题的解决，纳粹政权采取了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国家兴办工程吸收失业者。纳粹政权在1933年先后颁布两道减少失业者的法令，由国家拨款十亿帝国马克，大兴土木，修建铁道，兴筑高速公路，疏通运河，并建筑公共房屋，且规定这些工作只用手工操作。同时对广大政府机关雇员用种种方法加以安置。经过一番努力，德国的失业问题在一年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失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资助私人企业扩充工厂设备来吸收劳动力。包括工作半天制的企业在内，规定非有政治原因不得解雇员工。纳粹政权又用强迫劳动、服役的办法强制闲散的人工作。它严禁雇用女工，认为女人应回到厨房中去，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样可减少对男工的竞争。
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发展军事工业来解决，这一措施在当时增加了大批就业人数。到1936年，德国已基本做到了充分就业。到1938年，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平均失业率，美国为18.9%，加拿大为11.4%，荷兰为9.9%，英国为8.1%，德国则只有1.3%。
纳粹德国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经济完全受政治控制，经济被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府设置了许多管理与监督机构，私人没有自由可言，一切须服从政府管制，毫无例外。纳粹一直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从其执政政策看，突出的只是国家主义，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它所做的一切实际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他们混淆视听的动听口号罢了。因此，德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就是世界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日。
自由经济的终结
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场亘古未有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损失财富达到2500亿美元，要远远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物质损失。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多达四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则倒退到战后初期的水平。此时世界失业人数近五千万人，最为严重的美国仅在1932年失业率就达到25%，这表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失业者，而且是长期失业。随处可见为领取救济品而排成的长龙，许多人则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而被迫流离失所。雪上加霜的是，资本家为了摆脱危机，千方百计把损失转嫁到本已濒临绝境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断削减工资、提高捐税，从而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了不断高涨的罢工运动、示威游行以及农民斗争，这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之中。危机期间，仅法国就更换了十四届政府，德国政府更迭了四次，意大利在战后初期就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日本则是针对政府的刺杀事件一再发生。所有国家的政局都变幻莫测，以至于有人一再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
其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并未来临，只不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已。美国、英国、法国为挽救危机都先后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从而改良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采用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更为直接和极端。用国家的直接干预和管理代替自由放任体制，实质上是用专制和战争代替了民主与和平。这种统治不仅戕害了本国的人民和经济，更把整个世界直接置于战争的阴影之下。
大萧条还对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国为了转移和摆脱危机，无不加紧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政治经济战争。如美国在1930年5月通过了一个对多达890种商品提高征税额的法案，此举立即遭到同在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的报复，各国纷纷效仿，提高关税，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又如在1931年，曾于1916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英国，首先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任由英镑贬值，紧跟其后的是20多个国家的被迫效仿，而在危机前，大多数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并且这一制度还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比较有利的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但是，老牌金融强国并不甘于坐视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沦落，更不愿伦敦丧失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依靠庞大的殖民帝国和金融影响力，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在1931年11月联合起来组成了英镑集团，与之相抗的，是欧洲大陆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波兰等组成的维持金本位制的集团。作为危机的最大受害国，美国也在1939年联合了一些国家组成美元集团。至此，世界经济大体上已经分为五个货币集团，它们是以英国为首的英镑区、以美国为首的美元区、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区、以日本为首的日元区和以德国为首的外汇控制区。
整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总危机。经过这场规模空前的危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大清算。这种清算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内矛盾的范畴，更大意义上是国际经济矛盾的总清算;它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内部因素矛盾的清算，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的清算。这次经济危机结束了自由放任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