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鼓浪屿自由行:被人遗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8:59:43


  被徐志摩赞为“刚毅木讷,强力努行”的他,曾经有一个梦想。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一栏写道:“要是有机会,我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并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1949年,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去留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的名字在大陆越来越黯淡,渐渐被人遗忘在时光的河里。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这样的评价:近六十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很多人反对将文物迁到台湾,李济也很矛盾。最后,他选择了去。他说:“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里都不重要。”在李济心里,没有什么比文物更重要了,文物的命运高于一切。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他是一个执着的人,为事业付出全心,至于余外的,都如鸿毛一般轻拂而过。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一代考古学者,离了自己的挖掘地,失去工具的手又能刨出多大的历史坑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