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洋滩涂面积:贪官前赴后继，为何拿它没辙？

丁咚 文

    7年前引起轰动的姜人杰案，经过马拉松式的调查和审理后，随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3月31日二审驳回姜人杰的上诉，维持死刑原判，终于接近于尾声。

    姜人杰在2001年上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间，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他人保留已被确定取消的土地开发项目、进行土地所有权置换、介绍工程业务及结算工程费用等，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857万元(其中单笔受贿8250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老实说，这件案子除了单笔受贿8250万元尚称破纪录，无论数额还是情节，相对于当今中国大量已经公开或者尚处在潜伏期的贪腐事件来说，并非特别显眼。但它花费时间之长堪称罕见，从“双规”到二审终结，整整七年时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认为，“姜人杰向办案机关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线索，经查证，不构成立功。”以此维持了一审死刑判决。

    以我们草民的妄测，像姜人杰这个级别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在危及自己的生命之时向办案机关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绝非泛泛而言，而是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绝地挣扎，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他的案子二审的同时，广东省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落马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交待出来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这种情形才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中国官场的状况，一个重大腐败案件往往串着若干相同规模、甚至更严重的腐败案件，至于在它之下又牵连无数小案件可谓稀松平常。而姜人杰案最终以这种孤家寡人顶罪的方式收场，难免让人疑窦丛生，对有关部门能否秉公执法打个大大的问号。

    姜人杰案和罗荫国案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结局，是中国现有反腐败模式的一个缩影，即一个案件如何审理、如何结案，其决定因素，并非涉案事实，而出于其他原因。至于什么原因，谙熟中国“国情”者，都懂的......

    这个问题不是笔者讨论的核心。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巨贪前赴后继，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归结为官员的个人主观因素，正像很多贪官忏悔录做所提到的“心中的反腐堤坝溃堤”导致腐败行为一发不可收拾。的确，人的主观意识中的贪念在他的腐败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绝非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全世界的人说到底都是一个德性，都有贪欲，只是程度不同，在一定的条件下“发作”不同而已。既然人的贪欲是普遍的，那么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腐败案件少之又少，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呈普发之势？前者主要是成熟的西方国家以及新加坡、香港等，后者也有一大串中国、越南、俄罗斯......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世界那些腐败案件少发国家和地区，曾经也是腐败丛生的，但今天与往日却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是为什么？

   追寻其原因，探索其根源，不少人给出了答案。比如权力缺少制衡，以致过于集中，纵容了官员的家长作风，其腐败行为缺少内部监控；比如对待腐败案件时，并非全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过多地考虑官场“稳定”，考虑社会影响，考虑政治因素，法治犹如门面；比如权力缺少监督，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面的情况不可能全盘掌握，而同级此类机关又又无权监督官员。权力缺少监督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号称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对官员的施政行为监督流于表面；新闻媒体犬儒化，在缺乏独立采访和报道权的情况下，媒体监督只能是空谈；公众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则缺少应有的上达机制和反馈机制。

   只要中国人还有一点思考能力，就不难分析出如上理由，但囿于某些众所皆知的原因，对那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探究，在很多人看来却“不合时宜”，为人所忌惮。

   中国人以聪明著称，难以想象，那些靠着聪明劲在台面上掌握权柄者会不明白这些不甚复杂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在反腐制度和机制建设上浅尝辄止，修修补补，而不见真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建设？

   说到反腐，官员们会唾沫四溅、头头是道地总结出若干经验，若干成绩，但腐败并未有效遏制，不仅没有刹车的迹象，反而有越来越盛的势头，只要眼睛不瞎，都能看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些在意面子的官儿们断然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谁说“越反越腐”？乱弹琴嘛，我们的官场总体是好的嘛，腐败和廉洁官员是一根指头和九根指头的关系嘛。不知道这样说的官员心底自己会不会笑，他敢不敢底气十足地把他说的这些个话，拿到大街上做现场民意测验，看看到底有几个人信他这番话！

    其实原因很简单，有心者会看到，我在前头已经说了，无非三个方面因素：考虑官场“稳定”，考虑社会影响（包括国际影响），考虑政治因素（影响高大全形象，对体制本身造成重大冲击等等）。正是这些，让有些人顾虑重重......

    笔者学识浅陋，在中国人中间敬忝末座，在这里也不怕人笑话，给开点药方，衮衮诸公别在背后指指戳戳就好。

    针对主观意识上腐败欲念强，预防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选人”上下功夫。选什么人，如何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败的重要环节。那些官员腐败多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持久战，在腐败的同时，官阶也随之上升。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选？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谁来选？选的过程如何做？有人会把公推公选拿出来说事，这还不是有效的制度，从实践中看，哪些人参与公推公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最终怎么做，全看领导怎么想。因此，所谓的公推公选也不过是句笑话。只要把选什么人、如何选这样的关键点把握住了，就可以从源头上降低腐败的可能性。

    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反腐败的根本之法。说到底还需要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作保障。

    权力内部制衡说纯属中国式反腐的典型扯淡。西方民主国家，其官员的权力很多是绝对的，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是民主党领袖，又是总统（总统不光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内阁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他手下的官员都是他提名的，即使他们反对，他也可以力排众议，独自决定国家重大事项，可谓彻底掌握了国家权柄，又比如市长，很多人觉得他们跟平民无异，并无特殊待遇，收入也不高，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却很大。但他们的腐败却很少，就足以说明权力的内部制衡并非关键要素。人家不搞权力内部制衡，而是外部制衡，这样做才靠谱......

    而外部制衡又形成了多层次的格局。从官员入口关来说，高级官员任命要议会把关，政府作为也全程受到议会监督；而低级官员的任命虽然由主要官员决定，但具有独立地位的贪污腐败调查机构的随时伺候，让他们不敢恣意而为。新闻媒体在腐败监督方面的特殊作用不可小觑，那些反腐得力的国家，其为数不多的腐败案件中很多最初就是由媒体捅出来的。

    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监督作用更是显而易见，民众或者向反腐调查机关，或者向新闻机构举报案情，都会受到迅速处置，而且其隐私权受到充分保护，而中国因举报受到打击报复者数不胜数，谁还敢，谁还愿意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做那样的事？而归根结底，老百姓的底气之所以足，是因为他们手上都掌握了一张沉甸甸、能够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体面人物起到震慑作用的“选票”......

法网恢恢，如何能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