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电影奶奶西瓜影音:世界共运要重新搞起才能重新振兴

　　高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无产者、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长期的发展历程。面对着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包围，世界共运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总是交织着高潮和低潮，成功和失败，跌宕起伏，曲折前进。

　　世界共运自19世纪40年代兴起以来，曾出现过四次大挫折，即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以及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20年代中期匈牙利革命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等等。每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者都非常注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便更有准备、更加成熟地投身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才能波浪式地不断把世界共运推向前进。这次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世界共运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第五次大挫折。这更便于人们多视角、多层次地深入进行总结，真正吸取教训，改弦更张，革故鼎新，重新搞起，重新振兴，避免世界共运跌人谷底。

　　目前，一些本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调整了研究方向，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并非不再研究世界共运了。例如，我国专门研究国际共运史的科研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去年改名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并人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室，都是为了扩展、拓宽研究层面，即不仅研究共运的历史，而且还研究各派社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前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不仅要研究与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关系，而且还在研究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去年还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组，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协调组，经常通报各单位研究动态。

　　至于高等院校文科专业早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的1987年就已经不再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而集中有限的学时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三门新课。在这三门课中都要涉及国际共运的主要历史经验。在高校的国际政治系或政治系、师范院校的政教系或政治系，至今一般都还在继续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只是学时有所减少，并且将重点转到十月革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需要大学生掌握大量有关现代化的新知识，因此这些调整看来是必要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萎缩或取消国际共运史这门重要学科。高等院校国际共运史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都一直在继续招生。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中也一直继续评审有关国际共运史的研究项目，并且给予资助。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的报刊资料，也一直保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专题。虽然有人曾经考虑过可否把它并人“世界史”或“社会主义研究”专题之中，作为中心的学术顾问，我一直坚持要单独保留这一专题。

　　林建华：过去，我们总是就世界共运研究世界共运，而不去深入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而研究中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把视野拓宽一些，把世界共运的发展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来研究，您认为应从哪里突破？要重点研究哪些问题？

　　高放：的确，过去单纯在世界共运狭窄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共运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来研究。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19年麦哲伦发现大洋洲，世界五大洲从此才开始有了联系，并逐步形成为统一的整体。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到19世纪英、法、德、美等国实现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开拓了世界市场之后，才有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在此之前，只有世界各洲、各国分别的历史。可以说，世界共运史与世界历史、世界近现代史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世界近现代史的主轴和主线是世界各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代”与“现代”在外文中是一个词，即“modernity”，“现代化”为“modern—izaiton”。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原指工业化，但又不止是工业化，还包括机械化、城市化、市场化、专业化、消费化、民主化、法治化、世俗化、知识化、公务化等等，当今还要加上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最终达到高度社会化、国际化、世界一体化或全球化。我们必须在高度现代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把世界共运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来研究，应从哪里突破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此我已经考虑了十几年。自1978年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留心粗读了较多介绍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的书刊资料，真是大开眼界，深感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主要原因在于不了解当代世界因实现新科技革命而发生的巨变。1985年，我指导5位博士生和进修教师研读了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并且合写了《评(第三次浪潮)》一书，尽力对西方带头掀起的新科技革命作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后来，我又写过几篇论述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影响的文稿。我认为，只有以科技革命与世界共运的关系为突破口，才能准确地把世界共运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真正找出世界共运兴衰成败的根由，全面掌握世界共运的发展规律。

　　正是科学革命一技术革命一产业革命一生产力革命的递嬗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得以展开。资本主义开创的近现代生产力革命产生了产业无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家阶级，同时要求冲破私人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桎梏，于是世界共运应运而生。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是自然革命，世界共运是社会革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前者是原动力，后者是推动力，两者要彼此配合、互相协调，才能使现代化达到更高水平，最终实现无产者、劳动者和全人类的解放。

　　以科技革命为突破口，当今要着重研究近现代三次科技革命与世界共运发展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18世纪末以蒸汽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如何促进了19世纪40年代世界共运的兴起？19世纪末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如何促进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电子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如何促使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又如何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当代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大变化？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世界共运的理论、纲领、战略、策略、路线、方针、政策等等要作哪些相应的新调整、新改变？共产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如此等等。只要对这些问题能够有真知灼见、正确对策，世界共运重新搞起就必将重新振兴。

　　林建华：世界共运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恰当的位置？应如何培养一支世界共运的研究队伍？高放：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共运丢失了大半壁河山。拥有12亿多人口、5000多万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共运中居于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无疑要大力加强对世界共运的研究，为重新搞好世界共运、重新振兴世界共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鉴于以往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沉疴宿疾长期难改导致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错误，我们主要应该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世界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榜样，同各国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友好往来并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在东欧、苏联发生剧变之后，有一些兄弟党曾经提出要中国来当世界共运中心。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已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989年，小平同志又进一步讲到：“总之，对于国家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对。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0”我们在做好自己的事的同时，当然也要加强对世界共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努力造就一支坚定、坚强的世界共运的研究队伍，尤其是要带好硕士生、博士生，精心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在造就、培养研究队伍方面，特别要注意端正学风的问题，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克服、纠正根深蒂固的“左”的、僵化的思想，同时又要防止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理论研究要善于排除各种障碍和阻力，真正探求真谛和真理，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不要随风转舵、随机应变，不要把严肃的科学研究当作个人追求名位、向上爬的阶梯，要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独立钻研，深入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清朝学者戴震所说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应该作为正直学人的座右铭。近几年来，我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大量文稿按不同内容与逻辑联系编辑了四大本文集：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二本，《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第三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第四本，《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共约300万字。前两本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8月和1993年9月出版。第二本文集最先出版，被东北师大、湖南师大、四川大学等校选作硕士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的教材，据说颇受欢迎。读者反映“这是大家手笔，站得高、看得远，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社会主义这样讲，我们信服了，有信心了。”“这部著作文采飞扬，引人人胜，可读性强，确实大有看头。”该书第一版售缺后，现已重印。第一本文集刚刚推出，第三本和第四本文集也将出版。这四本文集，虽然内容与名称各不相同，但主要都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政治与组织、外国与本国等方面来反映世界共运的情况并总结其经验教训的。我希望这些粗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繁荣学术研究，促进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我提出的一系列新论点和新见解，衷心期待学术界同仁给予评论和指正。

　　林建华：您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共产国际研究》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心，指导和支持，我们表示真诚谢意的同时请您就改刊后的《世界共运研究》杂志的工作提一些建议和希望。

　　高放：十年来你们坚持办好《共产国际研究》杂志很不容易，很有特色。记得在《共产国际研究》1987年第1期上曾经刊登了我的贺词。我认为你们能够集中力量做到学有所长、研有所长，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办好刊物，实在值得同行们学习。现在改为《世界共运研究》，便于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增添刊物内容，使其更加丰富多彩。新刊物取名《世界共运研究》是恰当的。一般来说，“世界共运”和“国际共运”的涵义是相同的；在特定情况下，两者又有某些区别。“世界共运”的提法更早出现。例如，在1919年3月4日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时，德意志奥地利的代表格鲁贝尔曾经用过“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提法。列宁于同年1o月写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也用过“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我还考证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提法是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才开始使用的，它不仅表明共产主义运动有广泛的国际联系，而且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统一的国际组织领导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提法，要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为宽广。在19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就已经使用“普遍的共产主义运动”。1850年4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曾同布朗基派和左翼宪章派达成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旨在开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在1979年10月9日，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同志就在《关于国际共运的一些问题》的一次讲话中提出：“60年代初期，中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关于苏联问题的大论战以前，是有一个国际共运的。但是，60年代初期中苏大论战以后，再加上6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形势就变了，现在还要提国际共运就很难说了。我认为，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以前的第三国际那样，或者说，像原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那样，那个时候可以说有这么一个国际共运。现在这两者都没有了。第三国际没有了，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现在我们一般还提国际共运，这只能是一个沿袭下来的提法，传下来的，真正说起来，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中联部有个内部刊物，原来也叫《国际共运》，现在改名为《世界共运》，因为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的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我们双边的来往是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三国联合在一块讨论国际共运的。”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我认为，“国际共运”和“世界共运”时常也是可以通用的，未必有严格的界限。例如，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决议和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部分就用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上所引，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也还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自1982年成立迄今，没有改过名。从1982年至1988年我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曾委托我主编过《国际共运》杂志，从1989年至1993年改而与中央编译局合办《国际共运史研究》，1994年起又改名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你们现在采用((fit界共运研究》这个刊名是很有新意的。

　　希望你们今后反映的面尽量宽广，包括世界共运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理论、方针、政策，事件、组织、人物与文献，以及与世界共运相关的世界科技发展、国际关系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也就是如上所说，真正把世界共运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研究。当然，不能面面俱到，每期可以选择二、三个重点问题。刊物要办得生动活泼，最重要之点在于要贯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非常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学术自由。虽然大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问题，实际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可能具体看法很不一样。孰是孰非，这就要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鸣，求同存异，或者存同争异，不可求同忌异，更不能求同伐异。例如，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意见分歧就很大，应该适当组织讨论。还要继续刊载国外有新意的文稿的译文，每期最好也选登一些国内刊物上有新意的文稿的摘要，这样就可以把文末的空白页都充分利用起来。

　　最后，希望杂志尽快申请到正式的公开刊号，以便在全国公开发行，增加订户，扩大影响，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