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中filegetcontents:芳华逝 : 读罗素《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艺术》

应该说，罗素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瑞典的社会主义制度，属于开明的社会主义，而非僵化的制度。中国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封建官僚（君主）专制。官僚（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都是围绕权力来运转，为权力服务的，说权力为人民服务，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状来看完全不靠谱。罗素在这篇幅篇不长的文章里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否与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它是否有可能造就一个使进步变成困难和缓慢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呢？

正常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以为并不存在上述的两个问题，但在专制制度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罗素认为，精神生活不只是由思想和知识组成，还有艺术，这两者构成了精神生活，它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艺术诞生于人性的原始和自由不羁的一面；在艺术家和官僚之间总是存在着深刻的彼此对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暨南大学的一篇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分析得很透彻，政治家要稳定要统一，文艺家不满于现状，所以文艺与政治就免不了对抗。鲁迅对此是悲观的，认为艺术家免不了被杀头，杀了头既不能开口也不能思想；即便是共了产，也还是要一头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罗素却是乐观的，罗素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来看，艺术家是失败的，但他们最终会赢得胜利，因为他们的艺术给人们带来了快乐。

我为何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对罗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给予肯定答案呢？在这接下来，罗素将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或较高级的创造性活动，都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繁荣兴旺：这种制度要求艺术家在获准去追求自己的冲动之前，先得向某些权力机构证明他的能力。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几乎都必定要被他们的上司们认为是无能的，不够格的，而这些上司们一般认为是最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不得不创作一些能取悦那些资历较深的人的作品——仅这一点就跟自由精神和大胆创新是格格不入的。此外，由资历较深的前辈们挑选作品也会导致相互嫉妒；阴谋捣鬼、暗地诽谤，从而制造了一种背后竞争的恶毒的有害的气氛。罗素认为，艺术只有依靠自由，而不是依靠任何形式的制度，才能得以繁荣兴旺。

的确，艺术的繁荣不能指望制度（为作家提供经济保障，使其不必为生计操心，从而获得创作自由），然而当这种制度变成压迫自由的东西，那么艺术必然失去生命力，艺术的繁荣更是无从谈起。中国各种作家、艺术家协会就像他说的这样，是一个政府授权的机构，因为这个组织本身要依附权力才能得以存在，所以它必然首先要取悦于权力。罗素给出了两种摆脱束缚的方案：首先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业余创作。这个办法目前看来是最可行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正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应该对所有的人免费供应，不管他们是否工作，都能得到一份仅能维持生活的“流浪汉的工资”。中国艺术家的情况是，靠纳税人供养，生活不致太拮据，但却是以牺牲创作自由为代价的，并不像罗素预料的那样乐观——社会主义下的自由将比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完全更普遍。罗素提出的解决方法只能解决一个经济问题，而无法解决在权力压迫下艺术家的创作自由问题。中国艺术家的丧失自由，并非纳税人的要求，而是权力的要求，哪怕这种权力的要求与纳税人的期望背道而驰。因为中国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无置喙政治的权利。所以即使艺术家创作出了作品，也很难找到买主。以作家为例，当他写出了违背权力的要求的东西，那么他便找不到人来出版他的作品，因为出版社也是依附权力而存在的，出版社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本质上就是官员。作为官员，他首先想到的是维护他所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便不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考虑，也该为自己的仕途打算。所以，罗素所说的，只能在“开明的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在中国这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实则是封建官僚专制的国度，要想摆脱权力的干预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创造性常因此被扼杀。

以“冰点事件”为例。2006年《中国青年报》下的“冰点周刊”刊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强烈不满，中宣部新闻局在内部发行的《新闻阅评》上严厉批评袁的文章“为早定结论的历史问题翻案，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对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随后，中宣部下令将“冰点周刊”停刊，并禁止该刊被停刊的一切报道。“冰点”主编李大同在《冰点》被停刊翌日晚上即在互联网上发表《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将相关事实放入公众视线下辩论。之后李被免职。3月1日，《冰点》复刊（人马已经换了一套），第一时间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文章，反驳袁伟时，袁伟时撰文《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反驳该文，投书《冰点》，该刊拒绝刊登。《中国青年报》总编李而亮在同年10月被调职。在中国，一切阵地都是“党的思想阵地”。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要是党早有定论的，就不容许别人说三道四。中国人的嘴巴此后就只剩生理功能，这也是自古“民以食为天”的原因。

罗素还说，一旦人性中原始的一面永久地屈服于仁慈的（即使是仁慈而非暴政）、令人难以理解的官僚的井井有条的统治，那么，生活的乐趣将从地球上消失，生命的冲动也将渐渐地萎缩、死去。中国人的口欲和性欲倒是不受限制（虽然黄色书刊及影视还无法公开露面，但地下道却还畅通），或者“以食为天”，或者“食色，性也”，但也只是生理功能，所以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信仰“强权即公理”的动物世界，或者前人类社会。

此外，罗素还谈到资本对艺术创造的压迫。他认为在一个完全商业化了的社会里，一个艺术家如果能赚取金钱，就会受到尊敬；他之所以得到尊敬，就因为他能赚取金钱，而那些使他挣得金钱的艺术作品，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尊敬。艺术也便成为一种赚钱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里，艺术家很难保持创作冲动的纯洁：要么他被环境所玷污，要么很少有人对他努力想达到的目标表达赏识而使他万般痛苦。所以，真正的艺术家常常是寂寞的。即使是成名的艺术家，生活在掌声和鲜花中，所能获得的也是“过于喧嚣的孤独”。

因此，中国或专制制度下的思想、艺术事业要想繁荣兴旺，必须摆脱权力与名利的双重奴役，才可望实现，否则就是万马齐喑或虚假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