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欧美gv男星排行:1949-1959建国60周年汽车发展史——长城网汽车频道国庆特别奉献

　　旧上海，是世界各国汽车的展览场所，但满街上跑的车，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不过，客观的需要，使得旧上海汽车修理和零配件的制造业在国内发展较早，形成了一定基础。新中国建国伊始，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内于“一五”期间，在长春选址奠基建立了一汽，主要生产解放牌卡车。上海作为国家主要的老工业基地，也开始动作起来。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弄堂小厂”合并组建起来的上海汽车装配厂的干部职工敢想敢干，土法上马，在试制吉普车成功的基础上，仿波兰“华沙牌”和“顺风”牌轿车，试制成功了第一辆轿车，因为当时长春一汽也试制成了一辆“东风”轿车，车头装了一条龙，我们这边就在车头装了一只凤，起名叫“凤凰”。1959年1月，该厂在公司（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的前身，当时叫市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支持下又试制出仿苏联“吉姆”牌轿车的第二辆轿车档次稍高的轿车。当时的翼子板和车顶都是工人用榔头敲出来的，工人们敲得胳膊都肿得抬不起来。“凤凰”的出世，在中国汽车业界，也可算是一件大事了。不但向市委、市政报喜，还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周恩来总理坐上车在中南海转了一圈，慰勉大家继续努力试制改进。回来以后大家继续试制改进，1960年投入批量试生产，全年一共生产了12辆凤凰牌轿车，这是上海轿车工业，也是中国轿车工业起步时的实际情况。

　　第一辆"凤凰"轿车 后来改名"上海 " 

　　以后上海集全市之力，以德国1956年产奔驰220S为试制样板，几经曲折，几经努力，实现了“上海牌”（1964年由凤凰牌改名）轿车的定型。到1976年，年产达到2500辆，1980年产量突破5000辆，并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力量。车身能冲压成型了，六缸发动机也试制成功，有了几条自己制造的流水线。这一时期，上海还多次向全局出发，按国家指令，以“包建”或“内迁”的形式，集中人员、设备成龙配套，优先支援国家二汽和“三线”汽车拖拉机行业建设，总人数超过2000人次。那时，轿车在中国是配给品，通常一个局级机关才配备一辆上海牌轿车。从1956年到1982年的26年间，国家对上海汽车工业的投入一共只有8000多万元，还不及后来一个零部件企业投入得多。在国家投入很少的情况下，上海轿车业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已属不易，确实是上海工人阶级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的结晶，是上海汽车企业自主创新奋斗出来的成果，虽与同时期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先进水平相比有着巨大差距，但这是一个重要基础。也正因为有这个基础，才有后来上海汽拖公司率先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轿车的机遇。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家允许引进技术，扩大出口，搞补偿贸易。当时国内真正形成千辆级轿车批量生产能力并有装配线的只有上海，故拟将这个项目放在上海。以后经机械工业部主管汽车的副部长饶斌等同志建议，又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可以搞合营，这才有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第一个引进技术中外合资的项目。 

　　这也给了上海汽车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当时上海市及汽车（机电）行业的领导人立即敏锐迅捷地紧紧抓住并用好了这个机遇。

　　上海牌轿车容易“烂屁股”

　　 曾有一批日本人到上海汽车厂来参观考察，临出门时说了一句：“怎么汽车厂里到处是榔头声？”的确，那时我们的汽车制造工业，还没有真正脱离手工作坊式的阶段。上海牌汽车一年6000辆的产量，只抵得上日本人一个大厂干几天。批量小，性能差，工艺水平低。那时我们装配汽车，车门总是封闭不严，不是这头缝宽，就是那头缝窄，所以车间里到处都有榔头声。这说明我们的模具精度和工艺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太大。上海牌轿车还有个毛病，就是容易“烂屁股”，车漆下面的那层涂料里有酸离子，和尾气中的氧原子一化合就成水，两年一过，车屁股就烂了，总也解决不了。那时一汽的红旗轿车质量问题也很多，经常在关键时刻抛锚，后来关键部件都换成了进口件，才好一些。实际上这不是这一家或那一家企业的问题，当时中国国内的汽车制造业就这么个水平。当时任汽车公司领导的蒋涛、仇克等同志，具有长远的战略思路，作了全世界的汽车工业考察，也有不少国外汽车公司前来考察，外方认为以中国人那时的技术条件，离制造先进轿车还差得远。德国大众还比较有眼光，看好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素质，更看好中国未来广阔的轿车市场，所以才有了上海大众的诞生。

　"上海牌"轿车下线　

　　我的一生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七岁是学汽车驾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八路军山东分区担任汽车运输队长。南京解放时，我被任命为南京汽车修理厂（后改为南京汽车厂）厂长。上海解放后，我被调到华东公路局任运务科长，后改任上海汽车修理厂（后改称上海汽车装配厂，即上海汽车厂的前身）厂长，从此走上了由开车到造车的道路。1956年，上海邮电局要求我们改装一批铁皮封闭式运送邮件的汽车。当时得知成都有一批旧美式吉普汽车，就将该批车买了回来，经过拆修整理，改装成了20辆封闭式车厢货运车，交付该局使用，很受欢迎。从该批改装车中我了解了吉普车的构造和技术要求，开始设想根据本厂技术条件和借助兄弟单位协作，自己制造汽车，1957年初，我将自己造车的打算，先与有经验的职工商量，得到他们积极支持，然后向外单位借了参考样车，着手自行造车。鉴于本厂技术设备落后，试制时采用“土”法上马的办法，在厂内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先自制了20台“背包”车床和一批落锤锻打设备，用于自制件制造，大件整机采用协作的方式解决。为了打响第一炮，事关重大，我是既挂帅又出征。汽车主机等协作件如发动机、大梁，我亲自到南京等地组织落实。经过全厂职工共同努力，日夜奋战，第一辆越野汽车于1957年9月16日试制成功。在造吉普车期间，室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前身，我厂的上级公司——以下均简称公司）经理王公道经常来参观，他对我们自造汽车极为关注。吉普车的试制成功，激发起我们试制轿车的念头。 

　　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1958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进一步增强了我造轿车的信心和决心。我把要造轿车的想法同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们商量，取得他们的一致支持。于是我到锦江车队向他们借了华沙牌及顺风牌两辆轿车，成立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参加的三结合试制小组，开始了第一辆轿车试制工作。车身参考顺风牌的样式，底盘采取华沙牌的无大梁结构，动力采用南京汽车厂生产的M20型4缸50马力发动机，底盘上的金属零件在一般机床上加工而成，车身四门二盖，前后翼子板都依靠手工敲制，一只车顶工人师傅用榔头敲了10万次才敲成形，敲得工人师傅手都抬不起来，由此可见，工人师傅对自造汽车积极性之高和敲工技术之高。在全厂职工不怕疲劳、不计报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辆轿车于同年9月28日试制成功。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这是“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当时，公司领导王公道讲：“我们一起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报喜去！”，市委书记柯庆施接见我们，坐上轿车跑了一圈很高兴，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励。第一辆轿车造成功了，取一个什么名字呢？我们联想到长春一汽造的那辆轿车头上装的是一条龙，我们来个南北呼应，装一条凤，龙凤吉祥嘛，因此，定名为凤凰牌。这辆轿车经过道路试验，最高时速为105公里。当时我总感到华沙牌是一般轿车，让首长坐这种车与苏联吉姆牌轿车相比档次太低。经研究决定，试制第二辆类似吉姆档次的轿车，采用南京汽车厂的跃进牌嘎斯51型70马力发动机，后桥自己搞，用无缝钢管焊接而成。在试制过程中，王公道几次到厂看了试制情况，并听取我们汇报后，表示积极支持，并要求我们从关门搞试制走向开门搞试制。第二辆轿车于1959年1月初取得成功。当时我决定用试制成功的第二辆轿车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1959年2月15日，第一辆轿车驶进中南海。上午九时多，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办公厅人员陪同下，检阅了轿车，并坐上轿车在中南海兜了一圈，下车后语重心长地微笑着指出：“还是水平问题啊！”然后，总理和驾驶员及有关人员在轿车前合影留念。 总理的指示一针见血。其实去向中央领导报喜时的两辆轿车中的一辆开往中南海途中，在天安门前因发动机故障抛了锚，暴露了我们试制的轿车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上存在较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