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吃奶女人有么感觉:试析中共八大能够制定正确路线的主要原因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p16-22

　　〔摘要〕八大时党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但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其原因主要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反思苏联模式，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谦虚谨慎的态度；当时党内高层的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等。

　　〔关键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制定

　　50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就是制定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①，「关于八大路线的具体内容，八大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本文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八大的概括和论断，把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界定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二、经济方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三、执政党建设方面，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这条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但很少有文章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什么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②？「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换句话说，党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制定出那样一条正确的路线？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对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是对八大召开50周年的一种很好的纪念。

　　一、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八大的筹备过程中，发生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引发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他们深刻反思苏联模式，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们既没有经验，也缺少资金和干部，因此，除了在外交上强调"一边倒"的政策外，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帮助的方针。这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苏联的帮助，也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苏联的做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打破了神化主义，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等深刻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表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主要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这种体制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发布命令，直接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严重束缚了地方与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措施和构想。针对我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31页。」刘少奇也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为此，"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3、249、250页。」

　　苏联模式的弊端，表现在政治体制上，主要是最高决策权往往集中于个人，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引以为鉴，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革措施。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鉴于苏联的教训，该文继续指出："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④「《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刘少奇在八大上也指出，"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9、253页。」

　　苏联模式的又一个弊端就是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特别是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①。「《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而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的关系。邓小平深刻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235页。」

　　上述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为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成为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工作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新中国成立6年多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次调查研究的序幕是由刘少奇拉开的。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1956年5月28日，他又听取了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座谈会一般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有时甚至开到深夜一点多钟。座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2页。」在薄一波等的组织安排下，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了他在建国后乃至一生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到4月11日，毛泽东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用了37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认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24日结束，共6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实际听取汇报时间为43天。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次都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邓小平、陈云有时也来参加。这样，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

　　这一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也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连续10天按行业听取私营商业改造的形式和办法的情况汇报。4月19日至5月13日，他离开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对资改造小组负责人的汇报会，后在武汉召集湖北、湖南两省和武汉市的汇报会，接着又在广州召集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汇报会。并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地分别同省、市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进行座谈，在上海还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胡厥文等座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5月13日，陈云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听取南方15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汇报；6月3日至9日，听取北方14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汇报。7月27日至8月7日，陈云又连续10天主持召开物价问题座谈会。70岁高龄的朱德也投入到了调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在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所有这些调查研究，都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次调查研究的突出成果，就是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回忆的："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1页。」而《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为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提出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10页。」

　　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11页。」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1956年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没有《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同样，没有《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就没有八大的正确指导思想的确立，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八大正确路线的形成。归根到底，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是1956年全面系统调查研究的结果。

　　三、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

　　八大在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但探索出了一条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正确的路线，这和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前，保持了谦虚的作风，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这个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使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鼓掌竟达32次之多，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事实。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面对辉煌的成就和人民的爱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因为他们清楚，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特别地小心谨慎，任何的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都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招致巨大的损失。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建设时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