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利事业: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门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①的功德。

    ①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从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时传入，一直到德宗时期，其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大多时候受到皇家礼遇，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后的情况碑文虽未能载及，但有其他史料说明，直到文宗李昂时，请代皇帝一般也还是优容景门的，该教仍颇为兴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贞观初叶，历时约二百一十载，此间，对景门来说，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运色彩所辉映。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为景净（Adam）的着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罗本的来华，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带来的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特别是坚持有悖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二位二性”说，在公元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

    他们道镇压向东逃亡的过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护而得以立足发展。所谓“大秦国”的阿罗本，便是以波斯为基地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所以，就当时这一教派与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来说，不论是在波斯还是中国，都属于“政治避难”的性质。其入华，可以说是当时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带

    波斯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纽带。着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在景教入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东突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