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买花旗参:英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与不变

英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与不变新华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16日发表文章，题目是“银行家、奖金和市场：万变不离其宗”，文章摘要如下。     有什么不同吗？随着金融危机在记忆中逐渐淡化，一个经常被提出但很少得到回答的问题是，其印迹将会留存多久？笔者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一切都变了；但同时，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变。     先从答案的前半部分说起。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的一番话令我印象颇深。在研究美国金融业大规模国有化、华盛顿接手汽车业和联邦预算赤字激增等现象时，高西庆说，他看到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奥巴马总统在共和党内的很多对手会表示同意。 　　监管不再是骂人的词语     奉行干涉主义的并非美国政府一家。英国政府一度是自由放任金融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但如今也控制着该国4家大银行中的两家。英国政府打破了数十年来的货币主义正统做法，为维系金融体系而不停印刷钞票。不插手政策已遭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永远精力充沛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所谓的新“工业激进主义”。     诚然，市场经济已经对以下这种预测说了“不”字：未来属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专制资本主义。的确，中国人充满技巧地找到了一条渡过危机的道路，但中国让共产主义与逐利动机联姻的做法是一个特例。至于俄罗斯，要是没有能源资源带来的收入，普京牌的裙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崩溃了。     但华盛顿共识———自由放任经济在全球高歌猛进背后的指导思想———已被草草埋葬。此次危机是新兴世界的报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迫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开出的苦药后，亚洲各国政府发誓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在随后的岁月中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使金融泡沫日益膨胀———泡沫最终在去年破裂，并产生了毁灭性后果。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再也不会听西方国家对自由市场优越性的宣扬了。     危机恢复了政府的正统性：银行家头上的光环消失了，格林斯潘被赶下了神坛，经济学家们无处藏身；监管不再是一个骂人的词语；亚当·斯密让位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财政政策恢复了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地位；银行被告知必须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次级贷款和抵押债务证券已属于过去。     但是，且慢。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表面现象。与过去断然决绝了吗？答案的后半部分也是正确的：什么都没变。而且，为什么应该发生变化？还记得那些关于世界经济正迅速走向末日大决战的歇斯底里的预言吗？到最后，不过如此———歇斯底里而已。     左翼没有复活     全球经济遭遇了重大挫折，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但是，连向来谨慎的IM F也认为情况已开始好转。     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对自由市场的强烈反对本该见证左翼的复活。笔者猜想，你也许会说，危机借了奥巴马一臂之力，帮助他入主白宫。但在其他地方，我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长征重新开始的迹象。    中右派领袖默克尔已经赢得德国大选。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似乎要在英国复制默克尔的成功。面对分裂的社会党反对派，法国的萨科齐看起来坚不可摧；甚至连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可能战胜左派。    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有一两位已经拿着丰厚的养老金离开，大多数又开始数他们不计其数的奖金。如果像我一样听听高盛公司等机构经理人的讲话就会意识到，历史正在改写，甚至先前的草稿还墨迹未干。     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如果说谁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责，那显然不是高盛等主宰金融市场的公司。你我也许认为金融危机与被重新包装成某种复杂金融工具的信贷机制有关。错了。修正主义者说，这次危机的罪魁在于监管不足。至于那些过于丰厚的奖金，那有什么错？     现在所缺少的是对现状的根本挑战。当然，市场已经比以前变得安全了一点；至少政府和监管者可以比以前更直接地干预金融市场运作，对资本主义的兽性进行更多约束。但如果把这些称为新机制，那完全是一种夸大。     一两个人提出了如何令市场资本主义继续运转的聪明想法。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特纳是罕有的有勇气对金融现状提出质疑的决策者。他认为现在庞杂的金融交易没有带来任何效益，不过是为银行家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已经敦促决策者们不要只盯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还有其他关系到民生的举措。我的印象是几乎没有人听得进去。人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恢复以往的做法。我所遇到的银行家都非常自负。从这点来说，高盛不过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而政治家们通常只是耸耸肩屈从现实。     公平地说，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把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看作一个历史性时刻。但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是全球经济力量分配的变化。市场不再属于西方国家。 （编辑：刘瑞常）“中国模式”再被热议 美媒揣测中俄政党会议 学者赞同中国保持低调    "中国模式"是什么，它是一条可以被很多国家效仿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政府从未有人触碰这个话题，但从西方到东方，它被大量学者及媒体以不同态度和口吻谈论、争辩。经常主导西方媒体风向的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再刊长文，评论俄罗斯执政党到中国开会学习执政经验，称"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曾从苏联获得灵感，然后双方陷入漫长的不和，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模式"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大约始于2000年，随着中国经济数字的攀升几乎同比例增长，2008年以来，北京奥运会、世界金融危机加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使这个话题达到关注沸点。一些西方人怀着"狼来了"的心态谈"中国模式"，担心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增长可能导致世界权利转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从中国获得社会转型的经验。一位中国专家18日对《环球时报》说，西方模式的影响显然仍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对创造一个成熟政治经济模式还太短，因此中国现在低着头发展，不谈模式的做法是对的。    “历史性转变”？    《纽约时报》网站18日的这篇报道题目是"俄罗斯领导人视中国为执政楷模"。文章写道，俄罗斯统治者发现了一个未来成功的榜样，统一俄罗斯党越来越考虑如何能够效仿中国共产党，特别是相对顺利地挺过金融危机方面的技能。该党本月甚至与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亲耳聆听他们如何运用权力。报道评论说，俄罗斯人很在乎近几十年里两国走的不同道路，"他们十分清楚，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许多黑暗的日子，而中国似乎更为顺利地实施了十分相似的转型"。    《纽约时报》称，纵观近几个世纪，俄罗斯一直摇摆于东西方，其身份从未确定，在普京统治时，政治领导人逐渐不屑于俄罗斯必须拥抱西方式民主或政府的想法。美国《数字化日报》网站18日评论说中国成为"新美国"。文章写道，俄罗斯在复制中国的统治模式，这表明全球政治影响力正从美国转向中国。文章把这称为"里程碑事件"：以前从未有过一个超级大国转向中国寻求政治经验。中国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加强不会就此止步。很快它可能匹敌美国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无疑，中国是当今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巨人。而仅仅数十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常识是：一个有着中央指令经济的共产党国家，又有数百万人挨饿，怎能一跃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纽约时报》所说的特别会议是9日至10日在绥芬河举行的中俄政党论坛。美国一家媒体说，许多发展中国家钦慕中国，以及中国在过去20年来的快速发展，俄罗斯不属于那些国家之一，亲华通常限于新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亚洲国家，注定要跟欧洲发生冲突）和共产党等边缘运动组织，但这种情况可能要改变：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上周在位于俄中边界的绥芬河举行了一个会议，看上去俄罗斯人想要从中国那里学习经验。俄新社9日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杜马党团副主席瓦列里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主导作用很明显，我们有意关注中国在一党执政的框架内国民社会主要体系的发展、该党在国内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在危机条件下建立的经济模式与社会模式的经验。"俄罗斯《观点报》15日题为"我们有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的文章说，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实施价格自由化和全面的企业私有化。中国没有像我们那样出现畸形的价格飞涨。中国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中国的改革是缓慢和逐步进行的，而我们于1992年全面改变了经济体系。"俄新网10日称，俄共杜马代表瓦季姆认为，中国共产党稳定经济的经验不仅令俄罗斯产生兴趣，在欧洲、美国与亚洲也受到关注。不过他认为，这些经验并不适合当代俄罗斯土壤。    世界对“中国模式”反应不一    英国知名媒体人雅克斯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他1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方议论"中国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当时刚起步，所以关注有限：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大背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第三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议论几乎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比例增长。    英国《卫报》曾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中国模式不仅对该国的沿海新精英有吸引力，还成为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文章还说，中国的吸引力在西方也在增加。商人、媒体大亨和设计师都涌向中国。
本月初，《环球时报》记者在越南采访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所长说，"中国做对了，我们就对了"，"胡志明说过，中国的革命已经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中国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他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越南刚刚达到1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已经成功走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做法值得越南借鉴。一位柬埔寨的分析人士说，柬埔寨是多党制，但现在的政府在发展道路上在悄悄地学中国。执政的人民党希望做大做强，长期稳定执政，同时在民族和解上也学习中国。一位与尼泊尔政治家普拉昌达关系密切的华人18日对《环球时报》说，普拉昌达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表示，尼泊尔的秩序一旦平静下来，就会借鉴中国的发展道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国经济。    日本和韩国在政治上采纳了西方的模式，但记者发现日本的学术圈已经有人在做"中国模式"的课题研究，希望找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可共日本借鉴的方面。韩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报道很多，但谈论"中国模式"的不多，很多韩国人认为韩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韩国模式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应该推广。在泰国，很多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过一个传说：上帝给各国分配土地时忘记了泰国，最后只好把留给自己的那块最好的土地给了泰国。泰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本国最好，对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等都不太感兴趣。在非洲，很多媒体都谈论过中国模式，中非通讯社10月15日的文章称，中国模式对中非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自身的多元化色彩和从未被外来干涉打断而形成的独特传统，这给了中国发展的扎实根基和永恒动力。    英国《金融时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的文章给"中国模式"泼冷水。文章说，30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从委内瑞拉到越南，所谓的"中国模式"，吸引力随处可见。但是，是否过去30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怀疑。"中国模式"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该报另一篇文章说，"中国还是一个19世纪那种繁荣与箫条循环往复的经济体。"“踌躇的世界领袖”    《华盛顿邮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专家曾预测中国政府已穷途末路；接着，西方人认为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解放中国，"信息将捣毁竹幕"；后来，中国的稳定使西方领导人希望和预测富裕增加将改变该国的政治体制。但在中国，中产阶级支持或至少追随现在的政治秩序。文章说，当美国在世界各地遭遇民意和影响力打击时，中国却双获丰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有了不同于华盛顿的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成熟发展模式。当美国的模式褪色时，中国得到了新的光芒。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将"中国模式"称为"中国案例"更准确。针对近期"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之争，赵启正说，中国没有推广自己经验的意思。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称为"踌躇的全球领袖"。很多外国专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中国看上去是这场金融危机中的"强者"，但仍保持了谦逊的态度，在对美国华尔街的批评上，甚至不如美国的盟友欧洲那样激烈，公开谈论"中国模式"更多的反倒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法国一家媒体16日的文章称，中国在摆脱全球性经济衰退中所发挥的排头兵作用让许多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了一定兴趣，但中国可能会以一如既往的低姿态，对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不置可否，以规避可能招致的"树大招风"的消极影响。    英国专家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美国模式是“全球性的”，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经验，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有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而西方模式中又分为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强调渐进性，西方一些人强调政府作用甚至简化为权威政府、劳动力便宜、出口导向等，其实中国模式涉及方方面面，并非他们想象的这般简单。若说劳动力便宜，非洲和南亚的劳动力比中国还便宜；若说出口导向，拉美一直是出口导向型，但都没形成中国模式的影响。    一位中国专家对《环球时报》说，与苏联、美国都以强力推动自己的模式不同，中国是在踏实地走自己的道路，让其他国家自由地做出判断。另外，不能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    张维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复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给人以启发。（驻美国、英国、日本、泰国、韩国、加拿大、尼泊尔记者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