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仟一会计师事务所:商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 １５ 世纪前后，长江流域各地的氏族部落集团已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进入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商王朝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之后，其势力逐渐向四方扩张，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上游一带，尤其是长江中游，已直接受到商王的管辖。《商颂?殷武》篇记载道：“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载：“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另据《吕氏春秋?异用篇》载：“汉南之国闻之矣，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这些记载都说明商汤立国之后，商族势力即长趋南下，长江中游的大小数十邦国皆臣服于商。
　　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必然为经济生产的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趋于同步。在长江中游考古发掘的收获也印证了文献的上述记载，表明当时长江中游和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与中原经济的密切关系。
　　长江中游一带的商代遗存，主要有湖北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遗址、江西清江县的吴越遗址和新干县大型墓葬、湖南省宁乡县的商代居住遗址及铜器群等等。这些发现包括城市、村落、墓地等，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长江流域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发掘的盘龙城遗址和几乎同时发掘的吴城遗址，清理出一批墓葬、居住址、窑址和宫殿，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遗物，从中可以看出商代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的发展情况。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 １５ 世纪前后。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茅茨土阶”的宫殿基址、墓葬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在出土的大批商代中期遗物中，包括许多刀、锛、锯、凿等青铜工具，有少量工具是手工业作坊中奴隶的随葬品，有些工具则发现在贵族墓中。
　　盘龙城考古发掘的遗迹表明，这座商代中期的城市之内仅有宫殿群，贵族墓群和平民墓群分别在城外，其中城东的李家嘴的大型贵族墓葬，在雕花木椁外有殉人，殉狗则置于棺底腰坑中，随葬品有鼎、■、■、鬲、圈足盘、小盘、罍、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 ２３ 件，还有铖、戈、矛、刀等青铜武器，戈、笄等玉器及有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尊、瓮等，此外还有一些其它陶器。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是一个方国的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与之相比，城西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规模就小得多，虽然也都有棺、椁和腰坑，有殉狗，但每个死者只有一件和几件青铜器随葬，并往往有戈、镞、斧、锛等青铜武器和工具，以及一些陶器、石器随葬。城北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墓圹窄小，仅容一人，有棺无椁，除了殉狗外，只有少量陶器随葬，个别墓中有 １ 件小型铜器如爵之类随葬。
　　吴城遗址是商代中晚期的城址，面积约 ４ 平方公里。在这个遗址中，清理出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残迹和一批窖穴、灰坑、陶窑，同时还发掘出 １３座墓葬。
　　遗址出土了不少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刀、铲、镰、网坠等，还有石戈、石矛、石镞及青铜制造的刀、斧、戈等武器和工具，也发现了陶刀、陶网坠等工具。
　　以这个城址考古发现命名的吴城文化，大部分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陶器中有鬲、■、罐、豆、盆、碗、尊等，还有一些陶塑装饰品。这批陶器表现出的地方特点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纹饰中大量盛行圈点纹。遗址中有的窖穴内周壁经过焙烧或粘附着铜渣，坑内出土石范，表明附近有铸铜的作坊。当时人们制造青铜器的方法与中原一带有较大差异，即用石范来铸造青铜器。遗址中出土石范很多，较大的就有３０ 多块，主要是工具范和武器范，少量是容器范。在部分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刻划的文字和符号。
　　吴城遗址发掘的 １３ 座墓葬，都是平民墓，长方形竖穴，随葬品为陶质的鬲、罐、豆等。
　　盘龙城和吴城遗址的发掘，证明商代中期以后江南的经济已经比夏代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取得突出进展的是手工业生产。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尊、瓮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时间不同的三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瓷器数量渐增，一些收割稻谷用的刀已经是原始瓷制作的了。从青铜器、印纹硬陶上刻划的茧纹、蚕纹、绞丝纹等来看，当地的纺织业也有相应的发展。以石范铸造青铜器则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经济生产特色。所有这些成就，说明商代的江南经济发展是独具一格的。
　　１９８９ 年发现的江西省新干县程家沙洲村商代大墓，进一步表明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这座商代中期偏晚的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计有青铜器 ４８０余件，玉器装饰品 １００ 余件，陶器近 ３００ 件。其中尤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品类之全、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不仅为江南地区所罕见，在整个商代社会中也是令人惊叹的。这批青铜器中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农具、手工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其中以兵器和各种生产工具数量最多，成为一个重要特色。
　　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一方面有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与中原商代遗址出土的相近或相同，说明这个方国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曾受到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很多器物的造型、纹饰特别是铸造工艺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诸如镈、短剑、单翼镞、镖、手斧、靴形器、犁、耜、裁刀和半圆凿等等，在全国商墓中前所未有。器物组合中也不见中原地区常有的爵、觚、斝等酒器。铜器纹样和玉器装饰上极普遍地盛行虎的雕塑性形象及独特的带状燕尾纹。这些特点，联系到吴城遗址的铸铜遗迹，清楚表明这批青铜器大部分是本地铸造的。赣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江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地方政权，可能承担着向中央政权进贡铜矿石的义务，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特殊的来往与交流。
　　江西瑞昌的铜矿资源，早在商代中期已被当地人们开采，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采掘技术。这处重要资源引起了商王朝的重视，成为获取铜矿的基地之一。从新干大型商墓出土的铜器来看，当地居民已引进了中原泥范铸铜技术，掌握了泥范的制坯、成形、刻花工艺，与吴城遗址的石范铸铜有明显区别。无论青铜礼器还是兵器、生产工具，都与中原地区有较多的联系。这里的青铜器表现出的地方特点也比较突出，如虎头形曲内戈、目雷纹大铖、短脊宽翼镂孔镞等，在北方商代墓葬中均未发现。由于商王朝已有效地控制了赣江流域，所以新干商墓中出土的许多青铜器有许多北方的风格，一些器物与陕西、河南出土的完全一致。
　　总的看来，商代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不如黄河流域那样发达，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也有社会政治、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了。